竞争公共选择与制度变迁.doc

No. C1999025 1999-10

竞争、公共选择与制度变迁* 本课题为世界银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客座项目，在此深表谢意，并要特别感谢中心的各位老师，林毅夫、易纲、海闻、周其仁、梁能等，他们给予了笔者宝贵的指导和丰富的启迪。当然文中错误纯由笔者个人负责。

――从“抓大放小”看体制转轨中政策效率改善的因素
赵 晓

一、引言及假说
对于中国经济所发生的一切特别是“中国的奇迹” 所谓奇迹，指的是作为一个大国连续2023的高速增长（克鲁格曼，1999），以及作为一个趋于衰落的文明重新崛起。谈论“中国的奇迹”，并不否认其中的问题甚至潜伏的危机，如治乱循环（林毅夫，1993）；货币增长过快潜伏的危机（宋国青，1999；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非国有经济增速回落的危机以及社会危机（何清琏，1998；杨帆，1998）
（林毅夫，1994），由于“难以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原理加以说明，好象也不符合正统经济学的逻辑”（张军，1997）而让许多人感到迷惑不解。国际上许多经济学家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都把中国的非凡经济表现视为一个谜（张维迎，1998），剑桥大学的彼得·诺兰（Nolan，1993）称之为“中国之谜”，布坎南（J. Buchanan）对中国学者说：“中国是个谜。看上去不合理，可是却管用。”“ China is a puzzle to me . But, but it works.”―― J. Buchanan
（汪丁丁，1998）
对于“中国经济的奇迹”以及中国的制度变迁的解析，中国经济学家已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林毅夫，1995盛洪，1994；张军，1997，张维迎，1998；等等），中国经济学家们甚至提出了“中国过渡经济学”的概念（盛洪，1994）。
但是“中国的经验表白，我们对制度变迁的真谛仍然知之有限”（张维迎，1998），许多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对于笔者而言，一个悬之已久的问题便是：“中国经济的奇迹”是否包具有政府决策效率改善的因素，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要问的是：“它是如何发生的，在多大限度上影响着中国的制度变迁？”
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讨论中国经济增长、制度变迁的文献，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都不被作为分析的中心，其决策过程更是置于名符其实的“黑箱” 梁能（1996）曾经指出，对于政府干预能力的分析，显然超过了经济学的范畴，因此，在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中，对产业政策的制订，实行的过程，都是作为“黑箱”来解决的，没有做出正面的明确分析。
。似乎中国经济的增长、制度变迁与政府作用无关。不仅如此，“在体制改革过程中，还一直存在着一种观点，认为市场化改革就是削弱政府，就是政府放权，就是政府管得事越少越好，似乎市场真是的‘无政府’。”（樊纲，1995）对此，笔者当然不敢苟同。正如张宇燕等（1998） 张宇燕和何帆（1998）是少有的强调政府对于改革的作用的人。他们在在文中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观点，即改革的实质是国家主导型的制度变迁，但并没有说明国家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是否是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效率。
曾援引的希克斯1969年所写的《经济史理论》所谈到的那样，市场经济的演化自始至终都离不开国家的介入。在向市场经济缓慢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只有在国家认同并出面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两大基石（即法律和货币制度）之后，被哈耶克称为“自发秩序”的扩展过程才也许连续不断。事实上，假如缺少“有效的政府”，世界的有效的变革也许主线就无法形成。这一点已被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实践所证明（世界银行，1998）。
然而，想要从现有理论中直接找出中国这样一个体制转轨中的政府是否会有效的判断也许是徒劳的。唐寿宁（1996）曾对的地指出，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布坎南的“整个分析都是以个人具有完全的选择权利作为前提的”，西方大家们抱负中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亚当.斯密，1864），是平衡与制衡的代议制民主（诺斯，1973），一致批准被认为公共选择的最高效率。但在中国，个人完全选择的权利显然并不存在，在个人缺少完全的选择权利时，又何以想象“一致批准”情形的出现的也许呢？因此，正如标准的产权理论只看到产权明晰才干有效率同样，标准的公共选择理论看到在西方式代议制民主下，公共选择才也许有效率 诺斯的研究表白，在历史的大部分的时间里，国家并没有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很好的结构，与其说国家是一个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机构，还不如说它的性质更象黑手党。国家开始关注经济是一个现代的现象。确切地说，代议制政府出现时，这种现象才出现（诺斯，中文版1998）。
。果真如此，对于中国转轨经济的结论就是：或者不也许出现有效率的公共选择，或者有效率的公共选择的出现仅仅是偶尔的而不会是长期的，特别不可设想公共选择效率连续改善的结果的出现。然而，假如“政府失败”必然，公共政策效率的连续改善为不也许的话，中国经济怎么可以连续2023高速增长（“中国的奇迹”），怎么能出现深刻的，越来越快的制度变迁（如民营化）？显然，虽然有其他因素进行分析，缺少对转轨经济中公共政策效率的有理有据的分析，也许并局限性以完全解释“中国之谜”。
本文采用了“制度变迁的案例分析”方法（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1996），选择近几年中国政府的“抓大放小”政策作为案例，希望能对上面提出的问题作一探讨。鉴于本课题的难度以及笔者自身学识水平所即，笔者并不奢望可以拿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但希望能抛砖引玉。
笔者曾参与过“抓大”工作的全过程，具有一定的“信息优势”，这是笔者之所以选此作案例的一个不太重要的因素。选择“抓大放小”为论题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是笔者相信，“抓大放小”是一项具有较为典型的意义的公共选择，并且导致了更有效率的制度变迁。
为使对转轨中的公共选择的分析成为也许，本文提出的一个基本假说是，即在缺少西方式代议制民主制度的情况下，公共选择仍然也许是有效率的，甚至也许出现连续的效率改善，条件是存在足够的“竞争”，竞争不仅是产权变革从而经济效率改善的基本因素，也是公共选择变革从而（公共政策）效率改善的基本因素。因此，中国经济的奇迹不仅在于发挥了“比较优势”等因素（林毅夫，1994），或者说之所以可以发挥比较优势，还在于内生性的公共政策效率的改善。由此可以导出的一个推论便是，只要竞争的因素不断加强，不仅产权制度的变迁，公共选择也会向更有效率的方向变革，从而最终保证中国“渐进改革”的成功。
这一假说成立的重要理由是：引进、加强以及不断完善经济领域的竞争是中国转轨经济的一个核心，然而竞争具有自我实现和不断加剧的过程，这导致了竞争从经济领域到公共决策领域的扩展，公共决策越来越趋向于为提高经济效率服务；经济效率的竞争使一大批懂经济善管理的职业官僚充实到权力机关，提拨到关键岗位，决策能力因此大大提高；此外，竞争改善了有效决策信息的供应，使决策信息变得更加多样化、公开化，制度变迁更具选择性，成为公共决策效率提高的重要条件。
本文将在第一部分回顾“抓大放小”政策出台的背景、历程，分析其政策效应；第二部分通过对文献的解读和评述，给合案例对理论假说进行阐释与分析；第三部分给出本文的重要结论及政策含意。

二、“抓大放小”：公共决策的背景与过程
（一）90年代以来竞争加剧所导致的国有公司经济效益的下滑是“抓大放小”的重要背景
中国的国有公司目前已成为效益低下的代名词。但是，在改革开放2023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国有公司也曾有过良好的绩效（姑且不管取得绩效的因素），并曾带动过国民经济的复苏高涨。只是到了80年代后期以后，乡镇公司和私营、外资公司才后来居上，逐渐替代了国有公司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带动者地位 世界银行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国有公司为主导、乡镇公司为主导和外资、民营公司为主导的三个不同时期（世界银行，1996）
。
从表1可以看出，国有公司曾在相称一段时期里保持较高的赚钱水平。“六五”期间，平均每年发明利润总额652.54亿元，利税总额1083.6亿元，分别比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增长28.25%和36.97%；“七五”期间，平均每年发明的利润总额699.98亿元，利税总额1581.32亿元，分别比“六五”增长7.27%和46％；“八五”期间，平均每年发明利润总额649.84亿元，利税总额2362.1亿元，尽管该时期利润总额相比“七五”出现负增长，利税总额却仍然比“七五”时期增长了49.38％。

表1 乡及乡以上所有独立核算工业公司赚钱与亏损趋势
年份
利润总额(亿元)
利润增长率(%)
利税总额(亿元)
利税增长率(%)
亏损额(亿元)
亏损额增长率(%)
利润总额/亏损额
利税总额/亏损额
亏损面1（％）
亏损率2（％）
1978
508.80

790.70

42.06

12.10
18.80
19.30
7.63
1979
562.80
10.61
864.40
9.32
36.38
-13.50
15.47
23.76
17.64
6.07
1980
585.40
4.02
907.10
4.94
34.30
-5.72
17.07
26.45
19.17
5.53
三年平均
552.33

854.07

37.58

14.70
22.73
18.70
6.41
1981
579.70
4.95
923.30
1.79
45.96
33.99
12.61
20.09
22.90
7.34
1982
597.70
3.11
972.30
5.31
47.57
3.50
12.56
20.44
20.78
7.37
1983
640.90
7.23
1032.80
6.22
32.11
-32.50
19.96
32.16
12.75
4.77
1984
706.20
10.19
1152.80
11.62
26.67
-16.94
26.48
43.22
10.20
3.63
1985
738.20
4.53
1334.10
15.73
32.44
21.63
22.76
41.13
9.66
4.21
“六五”平均
652.54

1083.06

36.95

17.66
29.31
76.29
27.32
1986
689.90
5.73
1341.40
0.55
54.49
67.97
12.66
24.62
13.07
7.32
1987
787.00
14.07
1514.10
12.87
61.04
12.02
12.89
24.81
13.00
7.20
1988
891.90
13.33
1774.90
17.22
81.92
34.21
10.89
21.67
10.91
8.41
1989
743.00
-16.69
1773.10
-0.10
180.19
119.96
4.12
9.84
16.03
19.52
1990
388.10
-47.77
1503.10
-15.23
348.76
93.55
1.11
4.31
27.55
47.33
“七五”平均
699.98
7.27
1581.32
46.00
145.28
-21.36
4.82
10.88
16.11
17.96
1991
402.20
-42.54
1661.20
10.52
367.00
5.23
1.10
4.53
25.84
47.71
1992
535.10
33.04
1944.10
17.03
369.27
0.62
1.45
5.26
23.36
40.83
1993
817.30
52.74
2454.70
26.26
452.64
22.58
1.81
5.42
28.78
35.64
1994
829.00
1.43
2876.30
17.18
482.59
6.62
1.72
5.96
30.89
36.79
1995
665.60
-19.71
2874.20
-0.07
639.57
32.53
1.04
4.49
35.53
43.87
“八五”平均
649.84
-7.16
2362.10
49.38
462.21
218.15
1.41
5.11
28.88
40.97
1996
412.60
-38.01
2737.10
-4.77
726.69
13.62
0.57
3.77
37.70
63.5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记录年鉴》各期、重新计算所得，亏损面与亏损率的数据来自（郑海航，1997）
1、 亏损面＝（亏损公司个数/所有公司个数）×100％
2、 亏损率＝（亏损公司的亏损总额/赚钱公司的赚钱总额）×100％

赚钱增长的同时，国有亏损公司亏损额曾长期控制在低位水平。结合表1和图1、图2可直观地看出，1989年以前，亏损额基本上控制在100亿元以内，绝大部分年份低于50亿元。“六五”期间与改革1978年相比，亏损额甚至出现了平缓的下降，“六五”三年亏损额的平均数相比1978年，下降了12％。亏损面和亏损率也基本上控制在20％和10％以内，“六五”期间并有所下降。

只是到了1989年，国有公司的亏损才第一次超过100亿元，亏损额忽然比上年剧增180％。因素何在？虽然国有公司被认为天生具有体制、机制等问题，但效益大滑坡的因素却并非来自这些由来已久的“体制性”问题，而是市场形势的变化，即随着宏观经济政策由扩张走向治理整顿，国内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所谓“疲软” 现象，国有公司与非国有经济的真正的正面交锋由此开始。国有公司显然不适应急剧变化的市场形势，在与非国有经济的竞争中市场份额越失越多，经济效益越来越差。一方面是在1989年亏损失控，然后是1990年亏损公司亏损额继续大幅攀升，一举突破300亿元大关，在上年剧增的基础上又增长了94％。从此以后，哪怕有1992年邓公南巡带来的大好形势，国有公司的亏损额却再也无法回复到以前的低位水平，而是以不可遏止的趋势向400亿元、500亿元乃至800亿元的高位攀升，亏损面和亏损率也随之节节上升至30％和40％以上（图3）。

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相比的“相对贬值”可以从这一时期两者在一些重要经济指标的此消彼涨上看出来（表2）：
表2 国有经济“相对贬值”表

工业总产值
利润总额
利税总额
财政收入
新增职工人数
国有工业
非国有工业
国有工业
非国有工业
国有工业
非国有工业
国有经济
非国有经济
国有经济
非国有经济
1978
77.6
22.4
84.9
15.1
86.3
13.7
87.0
13.0
72.0
28.0
1979
78.5
21.5
86.0
14.0
87.0
13.0
87.4
12.6

1980
76.0
24.0
84.6
15.4
85.5
14.5
86.8
13.2
63.6
36.4
1981
74.8
25.2
85.0
15.0
85.4
14.6
86.5
13.5

1982
74.4
25.6
84.9
15.1
85.2
14.8
85.2
16.1

1983
73.3
26.7
83.0
17.0
83.6
16.4
83.9
24.4

1984
69.1
30.9
82.8
17.2
83.2
16.8
82.8
30.2

1985
64.9
35.1
78.2
21.8
80.2
19.8
77.6
32.1
61.3
38.7
1986
62.3
37.7
78.6
21.4
80.6
19.4
78.3
26.7

1987
59.7
40.3
78.3
21.7
80.0
20.0
73.7
24.4

1988
56.8
43.2
75.0
25.0
77.5
22.5
71.6
31.2

1989
56.1
43.9
74.3
25.7
77.9
22.1
70.4
36.7

1990
54.6
45.4
69.3
30.7
77.2
22.8
71.3
36.1
60.5
39.5
1991
56.2
43.8
62.6
37.4
74.4
25.6
71.3
33.5
47.5
52.5
1992
51.5
48.5
55.0
45.0
69.4
30.6
71.3
35.5
49.9
50.1
1993
47.0
53.0
51.0
49.0
62.6
37.4
71.6
28.4
44.0
56.0
1994
37.3
62.7
46.1
53.9
58.3
41.7
71.4
28.6
41.1
58.9
1995
34.0
66.0
40.7
59.3
56.9
43.1
71.1
28.9
36.1
63.9
1996
28.5
71.5
27.7
72.3
53.2
46.8

34.5
65.5
注：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在各项指标中所占的比重（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记录年鉴》各期，《中国工业经济记录年鉴》1998

工业总产值：国有经济的工业总产值占总的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逐年下降，90年代以来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从1978年的77.6%下降为1996年的28.5%；而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从1978年的22.4%上升到1996年的71.5%；
利润总额：国有工业在利润总额中的比重逐年下降，1978年国有工业对工业利润总额的奉献为84.9%，到1990年下降到69.3%，但在90年代中加速下降，到1996年这一比重为27.7%，工业中近3/4的利润是由非国有工业发明的。
利税总额：国有工业在利税总额中的比重也是逐年下降的，这一趋势在80年代还不是很明显，从1978年到1990年，国有工业的利税比重下降了9.1个百分点，年平均下降不到1个百分点，但在90年代，其对利税的奉献能力显著下降，从1991年的74.4%下降到1996年的53.2%，年平均下降约3.5个百分点。
财政收入：从对财政收入的奉献来看，国有经济尚保持较高比重，但相对地位下降。1980年国有经济对财政收入的奉献率为86.8%，1995年下降为71.1%。
新增就业：国有经济吸纳新增就业的能力下降重要是在90年代，其对新增就业的奉献从1990年的60.5%下降到1996年的34.5%，年平均下降约4个百分点。非国有经济对新增就业的奉献越来越大，1978年，非国有经济对新增就业的奉献仅为28％,到1996年这一比重上升到65.5%，非国有经济已经成为增长就业的主力军。
实行“抓大放小”的国有公司改革，也许起源有国有公司相对贬值的因素（刘伟，1998），但在更大限度上，却要归因于国有公司的“绝对贬值”，即国有经济的效益逐步进入无法挽回的衰退阶段，对国家财政的奉献越来越低，并开始出现净亏损。将国有经济实现的利润总额与亏损公司亏损额两者结合起来看，1978年以来国有公司的盈亏消长比较可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
一是经济效益全面提高的阶段：时间是改革开放至1988年以前。其特点是利润、利税增长迅猛、亏损额下降较多，导致亏损面和亏损率两个指标均出现下降，利润总额和利税总额与亏损额的比率一般在15：1和20：1以上，整个国有经济可以说是在向上走。
二是经济效益急剧下滑的阶段：时间是1989年至1991年。这一时期国有公司的利润、利税总额连年出现二位数的负增长、亏损额则以三位数的速度增长，导致亏损面上升到近30％，亏损率上升至近50％，也就是说亏损差不多足以侵蚀掉近一半的利润，利润总额、利税总额与亏损额的比率急剧地回落到1：1和4：1的水平。
三是经济效益的短暂的恢复性回升阶段：时间是1992至1993年短暂的两年间。利润回升较快的同时，亏损也继续高速增长，利润与亏损形成拉锯之势。最终结果，利润总额、利税总额与亏损额的比率与前三年相比未有大的改观，亏损面、亏损率稍有回落，分别稳定于近30％和35％的区域。
四是经济效益无可挽回的衰退阶段：时间是1994年宏观“软着陆”以来。这一时期最明显的特点是亏损日益加剧和漫延 一是向由小公司向大中型公司漫延；二是由中央公司向地方公司漫延；三是由部分行业向更多的行业漫延（郑海航，1998）。
，利润再度急剧下滑。特别是，1996年上半年国有经济出现了130亿元的净亏损，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出现了整个国有经济赚钱抵补不了亏损的严峻局面，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意味着国有公司有也许成为财政的“净包袱”。该年下半年，虽然在宏观经济政策适度放松和对国有大中型公司实行倾斜性贷款措施以后，国有公司状况才略有好转，但总体经济效益仍不容乐观。1996年全年工业实现利润比上年下降42．5％，增亏37．5％。1995年在所有工业实现利润总额中，国有公司所占比重从1994年50．5％下降到1995年的41．2％，1996年进一步下降为29.3％。并一度出现了全国震惊的净亏损的情况。这一时期利税总额虽然由于税制改革的因素而出现政策性回升，但最终由于国有公司效益不佳而出现负增长。到1996年，利润总额仅相称于亏损额的57％，利税总额与亏损的比率进一步下滑到3.77:1。

以上情况表白，从第四个阶段开始，国有公司进入了无法挽回的衰退阶段，从而意味着国有公司的“绝对贬值”的开始――所谓“绝对贬值”，指的是其净亏损的绩效表现所导致的地位下降的绝对评价，与此相相应，国有公司绩效相比非国有公司的低下所导致的地位下降则可称之为“相对贬值”。
国有公司出现净亏损的深层因素仍然是在于市场竞争的加剧，而市场竞争的日益剧烈将越来越成为中国经社会经济中的常态，从这个意义上讲，90年代以来国有公司的经济效益的下滑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即它是国有公司无法赢得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国有公司整体性“绝对贬值”的时代已经来临。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经显示、被认为宏观政策所致因而是特殊现象的“市场疲软”，至90年代中期已成为常态，国内市场由“短缺经济”走向了买方市场历史性转折已经完毕 1998年，人们开始谈论起“过剩经济”以及“中国经济大调整”的问题（张曙光等，1998；陈淮，1998）。
。当宽松的市场环境不复出现时，以乡镇公司为代表的集体公司、民营公司等“老对手”却日趋成熟，竞争能力升级；与此同时，外资更是大举进入，来自跨国公司的“国际级”竞争令国有公司与生俱来的各种矛盾至此暴露无疑（陈清泰，1995） 对于市场竞争的描述，可参见（林毅夫，1997；刘伟，1998）。
。
这一时期，国有公司的发展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即使还能凭借国家财力和国家银行支持（后面将指出这一点已越来越不也许），其所习惯的粗放型生产和数量取胜的战略，也因受制于“消费者主权”而难以施展，“速度经济”的威力可以说丧失殆尽。
国有经济以往曾被称为是“速度经济”，即有速度就有效益，效益下滑往往是由于速度下降。然而，90年代的情形却并非如此。中国工业生产从1991年步入正常增长阶段后，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增长速度。1991－1995年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公司产品销售收入分别增长22.65%、25.58%、47.23%、25.58%和24.58%。但即使在这样高的增长速度下，国有公司就是增产不增收（吴邦国，1995），亏损状况并没有象以前那样趋于好转，反而日趋严重。事实证明，“速度经济”是有前提的，就是只有在存在着总需求大于总供应的市场状态时才干有效，当市场短缺成为历史时，速度经济也就成了过往云烟。

表3 独立核算国有工业公司重要财务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固定资产原价
增长％
固定资产净值
增长％
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产值(元)
增长％
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利税(元)
增长％
资金利润率(%)
资金利税率(%)
产值利税率(%)
1978
3193.4

2225.7

99.3

24.8

15.5
24.2
24.9
1979
3466.7
8.6
2378.6
6.9
101.7
2.4
24.9
0.4
16.1
24.8
24.5
1980
3730.1
7.6
2528.0
6.3
100.8
-0.9
24.3
-2.4
16.0
24.8
24.1
1981
4032.3
8.1
2709.3
7.2
95.7
-5.1
22.9
-5.8
15.0
23.8
23.9
1982
4375.0
8.5
2914.0
7.6
94.5
-1.3
22.2
-3.1
14.4
23.4
23.5
1983
4767.8
9.0
3161.0
8.5
94.9
0.4
21.7
-2.3
14.4
23.2
22.8
1984
5170.0
8.4
3395.5
7.4
97.8
3.1
22.3
2.8
14.9
24.2
22.8
1985
5956.2
15.2
3980.8
17.2
102.7
5.0
22.4
0.4
13.2
23.8
21.8
1986
6744.8
13.2
4543.8
14.1
100.2
-2.4
19.9
-11.2
10.6
20.7
19.9
1987
7677.9
13.8
5242.4
15.4
104.2
4.0
19.7
-1.0
10.6
20.3
18.9
1988
8795.2
14.6
6040.4
15.2
113.1
8.5
20.2
2.5
10.4
20.6
17.8
1989
10160.8
15.5
7033.2
16.4
116.9
3.4
17.5
-13.4
7.2
17.2
14.9
1990
11610.3
14.3
8088.3
15.0
108.3
-7.4
12.9
-26.3
3.2
12.4
12.0
1991
13556.8
16.8
9507.2
17.5
106.0
-2.1
12.3
-4.7
2.9
11.8
11.6
1992
15699.8
15.8
10982.7
15.5
109.1
2.9
12.4
0.8
2.7
9.7
11.4
1993
19066.4
21.4
13304.4
21.1
115.8
6.1
12.9
4.0
3.2
9.7
11.1
1994
23101.9
21.2
15677.5
17.8
109.5
-5.4
12.5
-3.1
2.6
9.8
11.4
1995
30935.7
33.9
21363.9
36.3
83.7
-23.6
9.3
-25.6
1.7
7.2
11.1
1996
34765.0
12.4
23860.7
11.7
78.5
-6.2
7.9
-15.1
1.0
6.5
10.0

从表3及图5、图6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国有公司的投资效益的下降趋势。虽然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一直处在增长的状态，甚至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的产值和利税却处呈下降趋势，到1996年，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的产值仅78.5元，形成的利税仅7.9元。资金利润率从1978年的15.5%，下降到1997年的0.9%，资金利税率从1978年的24.2%下降到1997年的6.3%，产值利税率从1978年的24.9%下降到1996年的10.4%。
随着国有经济效益的的下滑，国有经济的资金利润率、资金利税率已经不抵银行利率。这意味着即使纯粹从投资的成本－收益角度讲，国有公司也已经失去投资价值，从而从另一个角度表白它无容置疑地进入了“绝对贬值”时代。从表4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国有工业公司资金利润率和资金利税率分别为16.1%和24.8%。相比之下，当时的名义利率（一年期定期储蓄存款利率）仅3.96%，利率与资金利润率、资金利税率的比例分别是1:4.06和1:6.26。国有公司的资金利润率、资金利税率都远远超过银行的名义利率，但随着国有经济效益的下滑，以及80年代以来银行名义利率的上升，国有经济的资金利润率和资金利税率开始落在银行利率之后。1989年，一年期银行名义利率第一次超过国有经济的资金利润率；1993年，一年期银行名义利润率又超过了国有经济的资金利税率。此后国有公司的资金利润率和资金利税率不断下降，银行名义利率却不断上升。1996年，利率与资金利润率、资金利税率的比例分别是1:0.15和1:0.71。

表4 国有工业公司利润率和银行利率的变化情况 单位:%
年份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
16.1
16
15
14.4
14.9
13.2
10.6
10.6
10.6
10.4
7.2
3.2
2.9
2.7
3.2
2.6
1.9
1.0
­
24.8
24.8
23.8
23.4
23.2
24.2
23.8
20.7
20.3
20.6
17.2
12.4
11.8
9.7
9.7
9.8
6.01
6.54
®
3.96
5.4
5.4
5.76
5.76
5.76
6.84
7.2
7.2
8.64
11.34
10.08
7.56
7.56
10.98
10.98
10.98
9.18
¬:国有工业公司资金利润率; ­国有工业公司资金利税率;®: 银行名义利率
资料来源：《中国记录年鉴1998》

国有公司不景气，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
1、 资产负债率上升、导致金融风险加剧、银行改革难以进行
国有资产负债率上升的直接因素是80年代中期 “拨改贷”政策的全面推行，深层因素是国企效益不佳。，国有公司负债率迅速上升。据国有资产管理局对30万户国有公司资产负债率的记录， 1980年为38.7%,1995年达69.3％，上升了30.6个百分点，年均上升2个百分点，其中账面资不抵债的公司占17％，扣除损失挂帐后为37．2％。另据国家记录局记录，1996年，在50.6万户各种类型工业公司中，国有公司资产负债率为65.1%，高出股份制公司和外商投资公司8个百分点。1997年，6.6万户国有独立核算工业公司资产总计57028亿元，负债总计37118亿元，资产负债率65.1％，高于世界重要工业化国家的负债水平，也高于公认的安全负债水平。有关记录还表白，1993年时所有国有公司尚有自有流动资金500多亿元，但1994年不久下降为90多亿元，1995年进一步变为负19亿元。
高负债率一个必然结果是利息挤压利润。吴邦国副总理曾援引国家经贸委的见解，认为利息支出上升太快是导致国有公司利润下降、亏损增长的第一位的因素（吴邦国，1995）。国家记录局的记录结果（1998）证明了这一点。1993年，国有工业公司利息支出532亿元，为当年利润总额的41.4%；1994年利息支出946亿元，比上年增长414亿元，增长78％，为当年利润总额的114％；1995年利息支出1169亿元，比上年增长223亿元，增长24％，为当年利润额的169％；1996年利息支出1342亿元，比上年增长173亿元，为当年利润额的321％。 从国有大中型公司情况看，1984年利息支出为当年利润的4.4%，1988年为15.9%，1989年为36.7%，1992年为72.2%，1995年为136％（利息931亿元，比上年增长24％），1996年为235％（利息1095亿元，比上年增长14％），1997年为208％（利息1076亿元，比上年减少2％）。
在高负债率的期况下，银行利率的变动也已成为国企利润升降的最为关键的因素。1997年公司因国家两次调低利率以及对呆坏帐的冲销，利息支出大为减少，全年利息少支出额约为新增利润的119％，其中国有公司利息少支出额约为新增利润的2.9倍。也就是说国有公司新增利润重要来自银行减息。但在这种情况下，512户重点公司（实际记录数507户）利息净支出仍达610亿元，增长10.7%，高于这些公司实现利润9.4%的增长和利税总额8.4%的增长。
由此，国有公司对银行如此依赖，对利润如此敏感，银行改革特别是利率市场化就越受制约，宏观政策环境的扭曲就越难治理，导致银行金融风险加大。考察高负债率是否导致银行风险加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偿债能力。从信用状况看，国有公司负债水平已远远超过公司偿债能力。经验表白，公司的流动比大于2时，才有偿债能力。然而，1994年，对国有工业39个行业的分析表白，所有行业的流动比均未达成经验值。最高流动比1．15，最低0．78，在1－1．5之间的行业18个，占行业数的46％；低于1的行业21个，占行业数的53％。另据清产核资结果，30．2万户国有公司流动比率1.04，比经验值低0．96，流动比小于经验值的公司占总数的78％；国有公司流动比率小于经验值l的公司占总数的70％。国有公司已欠国家税收几百亿元，无法交纳，欠银行几千亿元呆、坏账贷款和利息不能偿还。无奈之下，1996年国家只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拿出200亿元准备金来作为冲销银行呆坏账。
2、国有公司的困境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员陷于困苦之中
据记录，国有公司离退休职工占职工总数的20－25％，支付离退休职工工资相称于国有公司产品销售成本的2．6％，利润总额的56％。此外，国有公司冗员占职工人数的25－30％左右，面临破产淘汰的国有公司估计至少在10～l5％左右，国有公司的困难导致这些人员的生活和福利得不到保障。国有公司还承担着许多社会功能，如公司办学校、办医院等，这方面的费用相称于国有独立核算工业公司产品销售成本的1％，相称于产品销售利润的4．6％，相称于利润总额的21％，国有公司的困难导致职工及其家属的上学、医疗等基本社会需要越来越得不到保障。
3、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影响到整体经济发展
一是十分稀缺的资金继续流向低效的国有公司。林毅夫（1997）曾经指出，只要国有公司的社会包袱、“政策性任务”一天不消除，利润就不也许成为充足信息的显示指标，哪怕国有公司亏损再大，它也会找各种借口向国家索取各种优惠政策，譬如说，获取稀缺的资金就是这样。从表3可以看出，1978－1996年，一方面，尽管国有公司在整个产值、利润以及财政收入中的比例不断下降；但另一方面，大量的资金仍然连续不断地流向国有经济。
二是大量的存量资源得不到高效、合理的配置。国有公司的生产能力、产品严重过剩、设备闲置，导致资源的浪费。国有公司机电工业的开工率普遍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