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国际传播的困境与应对.pdf

170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国际传播的困境与应对张金秋摘要：在中华文明中淬炼而成的家风文化，凝汇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与实践经验，涵育了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心理结构，既充分彰显着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也蕴含着永恒的时代价值。相较于“我有他无”的文化符号而言，一方面，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以中西文明共有之“家”为基础展开叙事，其家及其文化现实功用的同质性建构议题，易于引发中西共情；另一方面，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对“个体与群体”秩序的深层设计，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与人类贡献。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作为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在其展示的过程中面临着出圈不足、文化折扣、传播损耗等困境，因而要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上，优化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传播的内容，创新中华优秀家风文化有效传播的实现途径。关键词：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国际传播中图分类号：J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691（2024）02017009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a在中华文明中淬炼而成的家风文化，凝汇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与实践经验，涵育了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心理结构，既充分彰显着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也蕴含着永恒的时代价值。相较于“我有他无”的文化符号而言，一方面，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以中西文明共有之“家”为基础展开叙事，以家及其文化现实功用的同质性建构议题，易引发中西共情；另一方面，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对个体与群体秩序的深层设计，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与人类贡献。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可以作为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中华文明重要精神标识。当理论上讲清楚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精神标识何以可能时，实践上推动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国际传播的意义便不言而喻。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国际传播是建立在中西共情基础上的文明交流互鉴，是对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生动呈现，是对全人类共同价值在社会细胞单元领域的中国式表达。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作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家风文化研究”（项目号：23CKS063）、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风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视域与实践维度研究”（项目号：22KSC302）、“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话语阐释力提升研究”（项目号：22KSC300）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张金秋，女，法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a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45 页。2024 年第 2 期171一、家风文化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精神标识何以可能家风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独具特色的精神标识。一方面，家及其文化是世界文明历史演进在日常生活世界的具象化表现，具有人类文明进程中各类精神标识的共性特征，因此，在中华文明中淬炼而成的家风文化具备作为精神标识的出场条件；另一方面，家风文化在中华文明中产生、存续与发展，既具有鲜明的中华文明特色，也具有广泛的世界意义与重要的人类贡献，因此家风文化具备作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价值可能。（一）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符合人类文明精神标识提炼的一般规律精神标识是一个民族在世界文明图谱中得以被广泛、有效辨别的意义符号，这一符号在该民族的文化演进中积淀，在该民族的历史实践中淬炼，承载着民族的核心价值。系统梳理人类文明史，任何时代、任何文明都有用于自我展示与他者辨别的精神标识，或是“仁、义、礼、智、信”“自由、平等、博爱”“责任”“民主”等价值理念，或是“自省”“认识你自己”“因信称义”“救赎”“禅定”等行为方法，或是“儒本术生”“斯巴达式”“战斗民族”等文化标签。相较于可被感官的物质符号而言，一方面，这些精神标识属上层建筑中的文化范畴，源自于特定的物质生产活动，既可以依靠又可以脱离物质载体传承发展，纵使时代风云变幻，仍能焕发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另一方面，这些精神标识既要充分彰显该民族的核心价值，也要指引该民族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值得注意的是，任何精神标识的提炼都是“一个漫长的、不断凝练、不断积累、不断改进的、由外而内、由浅入深、由粗到精的过程，需要反复的检验、反复调整和修正”a。就此种意义而言，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符合人类文明精神标识提炼的一般规律，具备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精神标识的出场条件。首先，“家”在中华文明中的独特地位是家风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前提。“中华文明植根于农耕文明”b，以“家”为单位的生产模式与经营方式是农耕文明的显著特征，这构筑了家风文化产生的物质基础与形成的基本场域；其次，从文化传承与发展来看，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可以以物质的、非物质的形态传承发展，家训、家书、家谱、家法族规、宗祠、祖庙等，均是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传承发展的有效形式。传统家风、红色家风、新时代家风便彰显了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历史特性与时代特质，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推陈出新、守正创新展现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基于以上阐释可知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符合作为人类文明精神标识的传承逻辑。再次，在自我扬弃中，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内核，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家庭（族）观念中的集体意识，是对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充分彰显，体现了我们民族的特质和精神风貌，符合作为人类文明精神标识的价值逻辑。最后，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中凝汇的鲜明的伦理限度、适时的道德规范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因此，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符合作为人类文明精神标识的实践逻辑。（二）家及其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本质共通性“家”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基本场域，随文明进步演化而生的“家文化”凝汇了不同文明的突出特性与核心价值，这也使得家及其文化在不同的文明中有了不同的发展走向，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即家及其文化在中华文明中孕育发展而来的。但究其本质，“家”在中西文明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发挥的现实功能仍具有本质共通性，这是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作为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重要原因和独特优势，以“家”为切口展开叙事，易于引发中西共情。一方面，中西文明都有重视“家”的传统。“家”的产生，使得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意识、实践、本质得到了充分彰显，标志着严格的伦理边界的形成，是人类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家”始终是中西文明中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既“具有生活的空间性，也包含着a 万俊人：核心价值作为中华现代文明的精神标识，湖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b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年，第 224 页。172生存的世代性”a。可以说，“家”始终是中西文明具象化的基础场域，也是中西文明发展进程中不可规避的重要议题。就中华文明而言，“从儒家生生到亲亲的根本性观念，从家风家训到修齐治平的抱负，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谊到天下一家的隐喻，可以看到家文化在中国有着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源”b。就西方文明而言，从古希腊神话混乱的家庭关系，到基督教要超越家庭才能领会生命的终极意义，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家庭作为经济细胞和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之一受到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再到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将家庭形态及其道德演化置于社会结构形态的变迁中，指出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会导致道德的变化等，也可以看出家庭在西方文明中的重要性。基于此，不难发现，在中西文明发展历程中，“家”与社会、国家紧密相连，是联系世界的窗口，以家风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易于在建构共同议题的基础上引发中西共情。另一方面，中西文明中家及其文化的现实功用具有同质性。美国学者安乐哲指出，理解世界文明的不同可以从共享共同中获得启示，而家庭观、亲情观恰好可以提供这一“共情”的基础。c关于家及其文化的功能，在学界已然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认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之本在家”“积家而成国”等观念，“宗法制”“家法族规”等制度，“家庭生产”“通财与共财”等行为都充分彰显了“家”丰富的社会功能与现实功用。然而，传统社会的瓦解并未消解“家”的独特地位及其文化的现实作用。中华优秀家风文化所形成的以血缘为纽带的人伦关系、以亲疏关系为联结的伦理情感、关于“家”演化而来的符号情节仍然存续。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重要论述中多次阐释“家”的重要功用，并深刻指出家风对于民风、社风、党风的重要作用与深刻影响。从事“家及其文化”研究的相关学者多次阐明“家庭生活”于中国人而言的重要性，强调“家风文化”是中华文明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现实表征。在西方社会，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功能单位，通过进行社会化、提供情感支持等方式，对社会和个体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法国人类学家列维 斯特劳斯认为家庭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对文化和社会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基于以上论述可知，相较于“我有他无”的精神标识而言，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以中西共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家”为基础，以同质性的现实功用为纽带，更易于引发中西共情。（三）中西文明中的家及其文化具有异质性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作为重要精神标识出场，易于彰显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一方面，家及其文化产生的社会母体结构的异质性，即“家国同构”与“家国异构”。“家国同构”是中国传统社会不容割裂的母体结构，家风文化以“家”为基础场域，以伦理关系为核心，是个体与群体关系的软回应，是对个人生命秩序、家族生存秩序、社会生活秩序以及国家运行秩序的深层设计，具有区别于以个人本位、原子化倾向为表征的西方社会家及其文化的本质特性。在历史进程中，家风文化因时代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化、家庭（族）社会角色的变迁而不断细化、分化、转化，但其所彰显的道德功用、伦理功能、核心精神等仍建构着区别于西方文明的文化心理结构。反观西方文明中家及其文化的发展走向，古希腊社会出现了短暂的“家国同构”现象，但在柏拉图对于理想国最高的“善”的探讨，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观的形成后，西方社会便开启了与“家国同构”相对的治理模式的探索。随罗马法“对自由权力的系统规定”d，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等，逐步宣告着“家国异构”在西方文明中出场，这也意味着与之相伴的个人本位、个性解放、平等关系等逐渐成为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并逐步融入家庭生活之中。尤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们不再接受家在伦理观念与价值传统上的束缚，逐渐“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a 孙向晨：家：厚的文化与薄的哲学对李勇教授一文的回应，哲学动态2022 年第 6 期。b 孙向晨：在现代世界中拯救“家”关于“家”哲学讨论的回应，探索与争鸣2021 年第 10 期。c 陶思远：儒家亲情哲学为不同文明提供共情基础专访美国汉学家安乐哲，北京：中国新闻网，https:/ 年 2 月 10 日。d 顾肃：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年，第 192 页。2024 年第 2 期173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a。需要注意的是，伴随着资本逻辑的“家国异构”的社会母体结构与个人本位、个性解放、平等关系等价值观念，必然带领着西方社会走向个体生活的原子化、诉求发展的私欲化、关系权衡利益化的发展道路。这也意味着伴随着西方现代化程中过产生的那些关于道德与伦理的现代病，已经成为西方社会持续关注、亟待破解的难题。从这一视角来观测，孕育于中华文明的家风文化或能够为其提供可资借鉴的中国智慧。比如，家风文化的存续与发展，将个体紧密相连，并不断延展至社会生活。在家风文化的辐射下，邻里、亲友、前辈晚辈等关系的重塑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社会冷漠的个体关系、极端的利益关系、森严的科层关系等温情的弥合；家风文化中所孕育的伦理观念、和合理念等在一定程度上是应对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个体焦虑、婚姻焦虑、发展焦虑等症候的良方妙药。另一方面，家及其文化形成的伦理基础的异质性，即“家本位”与“个人本位”。中华文明“家本位”与西方文明“个人本位”，构筑了两种文明的伦理基础，决定了两种文明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梁漱溟指出“中国人的家”是中国文化的“要领所在”b。在中华文明中，“亲亲”“尊尊”“和合”等是“家本位”的内在要求，集体主义、家国天下等是“家本位”的外延。在中华文明的语境中，“家不是个体，也不止于个体的集合，因为它包含了、生养了、保护了但又超出了人类个体，具有其本身的历时存在，绝不止于某一种社会契约”c。费孝通先生论证的“差序格局”、卢作孚先生论述的“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要的社会生活”，也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家风文化是对中华文明文化素材的有序有意编码，凝汇了中华文明共有的精神意向，是中华文明的具象缩影。而在西方文明中，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等是个人本位的必然选择，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普世价值等是个人本位的外化表现。众所周知，如果说西方近现代思想只有一套学说，那就是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的底色是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就是在处理群体和个人的关系时更加强调个人的至上性，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点的。毋庸讳言，这一思想离不开西方哲学将形而上的世界和形而下的世界分割对立的基本建制，因此，西方文明在谈论人本身的时候往往指抽象的人。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d，无论西方哲学如何强调个人的至上性优先性、如何谈论非社会的抽象的人，都不能抹去社会关系对人本身存在的塑造。比如，当我们谈论一个“人”的时候，在其现实性上，不是指这个人的血肉、躯体等生物属性，而是在家庭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等社会关系中定义这个“人”。从这一点，大可尝试借助中华优秀家风文化，进一步推动世界理解个体与群体间不容忽视的、必然存在的联系，推动世界跳出“个人本位”理解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认识人类未来发展走向。二、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精神标识的家风文化的传播困境从文明特色上看，在中华文明中孕育而生的家风文化，是文明时空的文化绵延，历久弥新，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从世界意义上看，中华优秀家风文化是认识中西文明差异的有力抓手，是展现中华文明独特样态的有效形式，是促进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具象载体。从人类贡献上看，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为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伦理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凝练提供了中国智慧。当前，学界关于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学理阐释日益清晰，关于中华优秀家风文化活态传承问题的理论探索日渐深入，关于以家为场域的文艺创作成果颇丰。然而，在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国际传播中，还存在如下困境亟待破解。a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4 页。b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47 页。c 张祥龙：代际时间：家的哲学身份与孙向晨教授商榷，探索与争鸣2021 年第 10 期。d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01 页。174（一）本元困境：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在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系统中“出圈”不足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在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系统中出圈不足，尚未从自发走向自觉，因而未能成为叙事主体构思文艺作品时的逻辑起点是其传播面临的本元困境。在此尝试以文艺传播为例来说明这一困境，在作为中国视听节目国际贸易主要产品的电视剧领域，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发布的中国电视剧国际传播报告（2022）中显示，以中国式家庭关系为主线、以中国式家文化展开叙事的电视剧作品数量颇丰，如生活启示录父母爱情小别离等。这些作品虽然勾勒了中国当代个体人物性格、透视社会现实样态、描绘复杂伦理关系等，但对中华文明的文明特色彰显还需要提升。而在以西方主流电视台为重要传播渠道的中国纪录片领域，第一财经研究院 2023 年发布的影像中国|中国纪录片海外传播报告中指出，在国际纪录片市场上，三类中国纪录片题材普遍受到海外观众的关注，分别为自然动物类、人文历史类以及社会热点现实类，这些纪录片一方面回应了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展示了中国的鲜活形象。近年来 Chinese culture、Culture festival 等已然成为了海外新闻媒体报导中国纪录片的关键词，这说明西方社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如节日、历史等主题较为关注，但这些主题中还缺少中华优秀家风这一重要题材。伴随着翻译工具与传播软件的技术迭代，网络文学逐渐搭建起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海外读者之间的桥梁，但相关作品的创作题材和资源主要聚焦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经典名著、传统神话、历史传说等，关于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作品还有待开发。以上情况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风文化在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系统中“出圈”不足这一本元困境。产生这一困境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对中华文明重要精神标识的提炼存在认识偏差。首先，对于精神标识的提炼，学界往往从标识的一般语言意义出发，认为精神标识理应是一种固态载体，如文字符号、人物形象、文学艺术、价值观念等。然而，这些具有较强辨识度的固态标识，还需进行活态叙事，才能更好地呈现文明发展的动态过程。事实上，研究者可以在固态标识的基础上，尝试提炼如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一般的动态标识。其次，在精神标识的提炼过程中，部分学者往往因过度注重个性，而忽视了共性，因而着力提炼“我有他无”的精神标识，虽然这些标识在对内传播的向度上易于凝聚本民族的共同意识，但在对外传播的向度上，则可能会因存在文化区隔，难以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第二，对中华文明重要精神标识的展示存在刻板印象。首先，通常情况下，人们往往认为看到了祭祖仪式，参观了宗祠、牌坊，阅读了家训、家规，就了解了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理解了中华文明，就是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出圈”。然而，“出圈”不仅是被看到、被听到，更要被理解，当然不能忽视文化的“前见”。即如果不系统地讲清楚、呈现好所展示的精神标识与中华文明精神间的内在逻辑关系，那么展示就会失去意义，很难发挥作用。其次，部分人总是将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展示寄希望于技术的进步，认为“Tiktok 热”就能够带动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出圈”，但作为技术的资本与作为资本的技术间的嵌套逻辑、计算与推送背后的深层目的、自媒体人与文明展示之间的技术鸿沟，都难以将家风文化的国际传播推向真正广阔的空间。（二）原生困境：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中存在文化折扣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精神标识的家风文化在国际传播中的文化折扣是其有效传播面临的原生困境。所谓“文化折扣”，是霍斯金斯（Colin Hoskins）和米卢斯（R.Mirus）针对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区域流动过程中出现的兴趣、理解能力等大打折扣的现象首次提出的概念。中华文明中的家风文化作为一种以家国同构和家本位为基础的文化样态，在向以“家国异构”和“个人本位”为基础的西方文明的传播互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文化折扣现象，即基于哲学假定、基本价值、伦理基础以及社会关系等底层认知差异，以及传播过程中的主客观因素，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精神标识的家风文化在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吸引力下降、理解存在偏差等困境，导致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从深层次的哲学思维来看，西方哲学的“基本建制立足于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分割与对立”，2024 年第 2 期175而中国传统哲学“植根于 道器不割 体用不二 的独特建制”a。依此两种建制展开，西方以“分有”和“超越”来解释万物，而中国将事物彼此间看作是相互依存的。如果把哲学基本假定当作文明的文化主干，那么，文化主干相异，文明间的基本价值、伦理基础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社会关系等也必然存在明显的认知差异。比如，基于中西哲学基本假定分别延伸出相互依存互利共赢、二元对立零和博弈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尽管人类具有家庭这种共同的基本组织形式，中西文明中家及其文化的现实功用具有同质性，但是，受底层认知差异影响，西方受众面对中华优秀家风文化这个字面上看似熟悉但是实质内里并不熟悉的文化产品时，其兴趣和理解认同等方面可能会打折扣。第二，传播者立场偏颇等主观因素以及传播载体不适配等客观因素，也是造成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存在文化折扣的原因。首先，由于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精神标识这一定位还未被大众所熟知，部分人还未了解家风文化在对外传播中华文明的独特优势，因此对外传播程度和立场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偏颇。其次，由于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历史传承载体极具特殊性，为了更好地与时俱进，就需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统传播载体如家谱、族谱、家训、家书以及祭祀仪程等，在对其进行传承的同时，还要根据时代特点，尤其是短视频传播特征，创出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以期更好提升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国际传播的接受度与影响力。（三）发展困境：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在世界领域的价值洞见中存在传播损耗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在世界领域价值洞见中的传播损耗是其实现质性传播面临的发展困境。所谓“传播损耗”（Propagation losses）指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传播进程中由于信息源、传播者、受传者、讯息、媒介等传播要素存在的客观因素与不确定性因素所引起的价值损失。事实上，“传播损耗”始终是文明对外传播的发展困境。正如亨廷顿所阐释的，“如果不涉及全面的文明，它们的任何构成单位都不能被充分理解”b，如语言文字的排列组合差异与引申意义的转换等，都可能在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形成信息误差，而这些误差的集合必然导致传播损耗。如中国传统家风文化的代表性作品颜氏家训，1966 年便在英国 E.J.Brill 出版社出版，后来的多本英译版均将之译为 Family Introductions for the Yen Clan,而这里Introduction 与“训”字间的转译使得“训”字本身所蕴含的教导、规范等方面的引申义被无意间损耗。从总体看，导致家风文化出现传播损耗的原因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前文提及中华优秀家风文化是建立在“中西共情”基础上的精神标识，但过度追求共情，可能会使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传播不伦不类，进而弱化家风文化中的中华文明特色；而绝对本真地还原家风文化忽视共情，又可能会使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传播无人问津，反而会给别有用心者制造丑化、虚化、弱化中华文明的空间。因而，应妥善平衡共情与特色间的关系与尺度。第二，当前关于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成点状分布，缺少有效联结，这也导致了家风文化的传播损耗。如盛大的祭祖仪式在海外的盛行，如果没有对于这一文化进行全面的学理阐释，可能会导致西方人用宗教仪式加以对比，错误地认为这些只是一场“上帝的旨意”；又如，媳妇儿的美好时代向非洲人民呈现了中国式的家庭关系，虽然这对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传播大有益处，但要注意的是影视作品的小切口与艺术加工，能够完整地展现一个故事，但未必能完整地展现一种文化，这对于世界人民全面认识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影响甚大。第三，关于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世界意义与人类贡献的认识不够充分导致传播损耗。当前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传播主要依托于家训、家书、宗祠等物质载体的推广，以家庭关系特定场域为叙述对象的文艺作品的传播，以及家庭教育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的交流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在世界领域的传播力，建构了关于中国人的家文化形象，但这些碎片化的方式难以展现中华优秀家风文化所承载的大历史观与国际视野，从而导致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独有的世界意义与人类贡献展示不到a 吴晓明：再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中国社会科学2023 年第 5 期。b 美 塞缪尔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 年，第 27 页。176位、影响力不足。事实上，以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为切口透视中华文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西方世界深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根基，深刻认识中华文明为解决全人类问题提供的中国方案。三、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精神标识的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传播策略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是全面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题中之义。相较于其他文化的国际传播而言，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精神标识的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国际传播，首先，要保持其文化主体性，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在充分展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基础上实现文明交流互鉴；其次，要注重传播内容的高质量生产，要在国际受众共情的基础上，完整呈现中华优秀家风文化这一生命体；最后，要丰富传播载体，强化技术赋能，传播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从而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一）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传播的基本遵循推动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有效传播，既要始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又要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第一，要坚守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a。家风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形成的重要基础，又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生动体现，这意味着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天然具备在世界文化的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前提条件。然而，要推动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行稳致远，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坚守这一前提条件，即坚守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只有脚踏实地始终坚守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中国特色，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传播才有坚实根基。第二，要突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坚持文明交流互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离不开家国同构的社会治理模式，而家国同构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形成，离不开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以家为核心、以包容性为内在特质。正是因为其内在的包容性，将个人、家庭、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将家庭、家教、家风和社会风气的形成环环相扣。当前，推动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传播，需要继续突出这种包容性，不断丰富家风文化内涵，拓展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外延，使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实现传承与创新，在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实现汇通融合。（二）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传播的内容生产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家庭的家风内容不尽相同，但并不影响它们具有中华文明的共性特征，为了回应如何在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庞大的体系中甄别、遴选可资传播的内容，进而解决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在国际传播中存在的原生困境，必须优化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精神标识的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内容生产。第一，要在“中西共情”的基础上深化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学理阐释。当前，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学理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华文明的域内阐释，着重强调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及其如何实现其当代的育人功能。然而，这些阐释一旦离开乡土、离开民族，其理论的吸引力与感召力就可能会有所下降。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国际传播，首先，必须注重“家”这一“血缘情感”纽带的阐释，当世界人民共情于人类在家这一基础场域中的共有关系时，就意味着打开了世界人民认识中华文明的窗口。其次，要深度论证在中华文明中淬炼而成的家风文化可被西方感知的独特魅力，如温情的血缘伦理、和合的家庭关系、向善的道德追求、舒适的生活空间、稳定的生存秩序等。最后，要在个体感知的基础上整体呈现中华优秀家风文化这一动态的生命体，既要讲清楚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生成逻辑、核心价值等文化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也要讲清楚产生于传统社会的家风文化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所形成a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 年第 17 期。2024 年第 2 期177的现代适用性，更要讲清楚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与中华民族历史选择、未来发展间的内在逻辑。第二，要在中西融通的框架下构建家风文化的标识系统。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传播如何在保持自身主体性的同时又能兼顾西方社会的认识逻辑，运用西方的分析工具，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至这一目标。可以尝试在符号表象、符号意象和符号意指层次中勾勒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符号，既包括在家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打造世界认同的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实体形象的物质符号，也包括在时代价值、世界价值、人类价值融通中凝练具有广泛认同度的中华优秀家风文化非物质符号，还包括代表家庭（家族）身份、传统的特定符号或者徽章，凝汇中华文明核心精神且代表家庭（家族）生活准则的价值观念，彰显中华文明特质的家庭（家族）特有礼仪、仪式活动、节日等。这些符号要原原本本地彰显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也要符合西方社会的语言逻辑、认识逻辑、审美逻辑，方可构建中西融通的家风文化标识系统。（三）创新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传播的现实途径增强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传播力与影响力是破解其国际传播发展困境的题中之义，将中西融通下的优质家风文化内容最大限度地传播并增强其接受度，就需要强化叙事张力、丰富传播载体、注重技术赋能。首先，巧用西方叙事逻辑，增强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叙事的国际适用性。一方面，类比西方英雄叙事，尝试开展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典型人物叙事，增强家风叙事的吸引力。以文艺作品的家风叙事为例，个人英雄主义是好莱坞的主要叙事之一，英雄之旅的套路是好莱坞的主流叙事模式，深受西方追捧。为增强西方受众在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中的代入感，可尝试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基础上，在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叙事中，突出英雄（典型）人物，以其个人成长之旅为叙事线索，讲述贯穿其成长经历的中华优秀家风文化故事，增加叙事吸引力，扩大传播影响力。浙江海宁的查氏家风、父子双宰相的张氏家风等均可以为此类故事提供原型。另一方面，借鉴西方社会广受追捧的历史叙事手法，尝试开展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世界历史叙事，在展现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历史厚重感的同时，深化家风文化对于人类共同关注的包括道德、利益以及人类命运的追问。传记类影片奥本海默就是运用了从“二战”到“冷战”的历史叙事手法，升华了对世界共同体问题的追问，从而引发了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样地，也可将中华优秀家风文化放置于世界历史之中加以叙事，以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展现国家命运、家族命运与个体命运间的内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引申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休戚与共。其次，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丰富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精神标识的传播载体。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作为动态的生命体，在中华文明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创新、发展，其形成的较为稳定的价值系统需要通过外在的、可被感知的形式加以表达，因此丰富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精神标识的传播载体意义重大。一是，应深化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的运用，活化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传承。将记录家庭（家族）成员生平、贡献等的家谱、族谱，记录家庭（家族）价值观念的家法族规、家训、家书等进行编纂、集结推广，从姓氏文化的历史探源中深化认同。二是，应当深入阐释和推广适用于时代、吸引各民族的中华优秀家风文化风俗，增强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亲和力。比如，以传统祭祀、以“家”为纽带的传统节日等为代表的民风民俗，在海外唐人街上屡见不鲜，引发了很多西方人的关注，这些传统民风民俗就成了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载体。三是，注重家风文化场馆建设，提升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吸引力。红色家风场馆在对内的传播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其传播效能有待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应利用传统的宗庙祠堂、红色家风文化场馆等地标建筑的互动与联动，呼唤历史记忆，强化视觉体验。四是，创建以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为理念的文化产品，强化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标识度。比如，创建以“王家大院”“乔家大院”为题材的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的系列榫卯积木，并配以相应的文字解说，宣扬中华优秀家风旨趣。五是，鼓励创作弘扬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文艺作品。包括统筹拍摄中华家风纪录片，既要展现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文化、红色家风文化、新时代家风文化的历史脉络，也要真实呈现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要鼓励拍摄能够彰显中华优秀家风在个体与群体、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人类命运中独特价值的影视作品与微剧、短剧、短视频；鼓励撰写以家风叙事为题材的轻松活泼、直击“爽点”的网络文学。六是，要开展以中华优秀家178风文化为主题的相关展览、论坛、讲座等。最后，注重技术赋能，创新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传播媒介。一是，要运用传统平面传播媒介，借助新闻报道、专题节目等形式将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传播至受众，提升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知名度；二是，要运用现代媒体技术，如网络直播、VR技术等描绘中华文明中的家风形象、家族建筑群像、家庭生活影像；三是，要运用数字偏好设置技术，在社交媒体平台精准传播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分享中华优秀家风故事，提升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关注度；四是，要运用人工智能，输送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五是，要搭建专门的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在线平台，提供家风文化相关资讯和资源，提升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传播交流的参与度和讨论度；六是，加强国际合作推广，与相关的国际机构、国际企业等合作推广中华优秀家风文化，扩大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影响范围等。综上所述，中华优秀家风文化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体，其产生于中国传统社会并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推陈出新、守正创新。家风文化在中华文明淬炼中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核心价值，彰显了中华文明的鲜明特色，具有广泛的世界意义与重要的人类贡献，是建基于中西共情基础上的中华文明重要精神标识。在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国际传播的进程中，要不断深化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文明特色叙事、世界意义阐释、人类价值诠释，从而推动中华优秀家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走向未来。The Dilemma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Family CultureZHANG Jin-qiu(School of Marxism,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Harbin,150001)Abstract:The family culture,refined within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embodies the traditional wisdom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It nurtures a cultural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passed down through generations,showcasing the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hile containing eternal values relevant to all ages.Compared to the cultural symbols which are unique to a nation,on the one hand,the Chinese excellent family culture of family narrates its stories based on the common concept of“home”shared by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It constructs issues of homogeneity in the practical utility of“home and its culture”,which easily evoke empath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On the other hand,the profound design of the“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order in Chinese excellent family culture has important global significance and human contribution.The Chinese excellent family culture,as a symbol of 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at integrates ancient and modern,and bridges East and West,face challenges such as“insufficient outrea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