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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的历史贡献 摘要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与继承，在文化的深层机制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有机融合。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种崭新的民族文化形式，同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 关键词 毛泽东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 中图分类号A841 )A 1001 - 8999( 2009) 01 - 0046 - 04 如何处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关系，是中国近代以来一切哲学探索必须回答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的发展除了受经济和政治的制约外，还有其自身发展的固有规律。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各民族哲学的交流与融合规律于中国，并结合中国哲学发展的实际，提出了“向外国学习”、“洋为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方法论原则，解决了哲学发展中的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矛盾问题，实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毛泽东在“洋为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引导下，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完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民族的哲学必须与世界其他民族异质哲学进行交流，通过吸收和借鉴外民族的进步哲学，来促进本民族自身哲学的发展，这是哲学自身要获得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时代性差异：前者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产生的科学理论体系；后者主要是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里形成的前现代性观念、习惯与规范的系统。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然是一个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国传统哲学）向现代转型的过程。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有机结合的过程中，一方面，从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了改造，使中国古老文化焕发新的活力；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融人中国文化之中，使之具有中国哲学的思维特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从而完成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第一，毛泽东创造性地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终结了中国传统哲学关于行知关系的争论，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在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上，中国传统哲学表现为“知”和“行”的关系。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的思想主要表现为对知行关系的争论。关于行知关系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墨子讲了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但电没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王船山、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关于知行关系的问题，中国哲学家们争论了两千多年，主要是“知”和“行”孰先孰后、孰轻孰重，是以“知”鉴“行”，还是以“行”鉴“知”的问题。中国的先验论者主张“知”先“行”后。孔子日：“生而知之者上也。”（论语季氏）唯物论者则主张“行”先“知”后。墨子说：“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莫闻之，莫见之，谓之亡。”（墨子非命中）综观古人的观点，无论是先验论还是唯物论，对这一问题都没有解释清楚，至多是一种带有浓厚的经验论色彩的直观意向。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对这一争论进行了科学的批判和总结。首先，他明确地否定了人的认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以及是“人的头脑中固有的”等各种主客观唯心主义观点。其次，毛泽东肯定地提出了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也即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来。在实践论中，他指出：“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他还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实践既是知，也是行，是知和行的统一。以“知”鉴“行”还是以“行”鉴“知”的问题，实际涉及的是认识的真理性标准是什么。中国古代的唯心主义者主张以“知”鉴“行”，最为典型的是墨子的“三表法”，认为要以“古者圣王之事”、“百姓耳目之实”和“观其中国家人民之利”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毛泽东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对这一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解答，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也就是说，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论的结尾，毛泽东做出了这样的概括：“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对传统哲学争论了两千余年的知行关系给予了科学总结，在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论基础上将其发展为科学的认识与实践统一的关系，使“知”和“行”具有了现代哲学的形式。第二，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改造中国传统哲学朴素辩证法，使之成为现代哲学辩证法。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法的思想源远流长，内容深刻。在起源于殷周时期的易经中就列举了若干对立统一的矛盾范畴，如吉凶、乾坤、泰否、损益等。春秋时期的道德经更是一部富有辩证法思想的著作，不仅矛盾范畴比比皆是，而且还广泛揭示各类对立现象之间相互转化的关系，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道德经二章）。而易传则明确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系辞上）的观点，表明当时的古人已充分认识到对立现象的普遍性。进入封建社会以后，辩证法思想更加丰富，特别是在宋明时期，例如张载提出：“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此天之所以参也。”（正蒙参两）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生动而直观，对事物所包含的对立、转化及发展等辩证关系理解准确。但这些思想使用的概念还不够科学、明确，思想本身缺乏科学的论证，也缺少系统性，还只是一些素朴的想法。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在于认识到了古代矛盾观的不足，也就是阴阳概念始终无法摆脱实体性的局限，始终停留在直观思维阶段，而未上升到理性思维层次，从而认识不到事物的本质属性对立统一关系。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础上，毛泽东完成对中国古代矛盾观的改造，使中国传统哲学从古代直观形态进入到现代的理性思维形态。一是毛泽东引入了辩证矛盾的概念来改造传统实体矛盾思想。辩证矛盾与实体矛盾思想的结合，表明毛泽东“矛盾”概念撞击中西、兼采百家的思想特色。他的矛盾概念从事物之间的动态关系，到一事物两重性、两种性质之间的关系都可适用；而且既可用于哲学思辨，又可用于具体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从而使他的“矛盾”概念具有使用上的灵活性、内涵的丰富性，既包含了他人的成果，又胜于他人的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辩证矛盾概念的引入，无疑是中国矛盾学说史上的一次哲学革命。二是在事物发展的动因问题上，中国传统辩证法思想始终承认事物的内部矛盾性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如老子说“物壮则老”，易传中讲“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毛泽东继承了这一辩证的思想，并把是否承认“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看作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种发展观的最根本的分歧。更为重要的是，他强调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把内因和外因结合起来，同时作用，缺一不可：“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样，就把中国传统哲学关于内因的论述建立在全面而科学的辩证基础之上了。三是对辩证法的基本范畴进行了改造。关于矛盾的共性与个性，即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中国传统哲学没有直接概括出一般与个别这样的哲学范畴，但相关的思想却非常丰富。如后期墨家提出“同异交得放有无”（墨子经说上）的观点；程朱用“理一分殊”来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则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个性与共性的联结和转化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说：“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他还特别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还针对中国传统哲学对特殊性研究不够的缺陷，专门对矛盾特殊性做了着重分析，区分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关于运动与静止。庄子天下篇引惠施的一个命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它的含义是说，事物的运动和静止是相对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点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关于动静的观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毛泽东在论述研究认识问题要有辩证观点时说：“看电影，银幕上那些人净是那么活动，但是拿电影拷贝一看，每一小片都是不动的。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这里，毛泽东把中国古代哲学的命题和看电影揉合在一起，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动静观，既深入又浅出，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中国古代哲学的朴素辩证法很自然地衔接起来，做得恰到好处。在说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方面，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到，“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相成也。”也就是说，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联结。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改造和发挥：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这样，就使传统哲学的“相反相成”具有了现代哲学的明确规定性。关于分析与综合。对北宋著名文学家苏东坡在又答王库书一文中所谈的研究学问的方法，毛泽东十分赞赏。他在论述研究问题必须使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时说：“古人说：文章之道，有开有合，这个说法是对的。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来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11)说明毛泽东既精通中国古代学者研究问题的方法，又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研究问题的方法，所以他能够把握两者的本质特征加以论述和发挥，使两者相互印证、相互补充。这样既使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法的遗产重放异彩，又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具有了中国的气息。关于原因与结果。墨子经上中说：“故，所得而后成也。”经说上中说：“故，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然。若见之成见也。”对于墨经的这一命题，常都是用因果律来解释。“故”指事物构成的原因，“故”有大小之分。“大故”是事物或现象构成的各种条件的总和；有了“大故”，事物或现象就必定发生。“小故”是事物或现象构成的一部分条件，只有一部分条件，事物或现象不一定会发生，所以说“有之不必然”；没有这一部分条件，事物或现象肯定不会发生，所以说“无之必不然”。毛泽东认为墨经的这一命题指的不仅是因果性，“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也是偶然性的关系”。“大故”指的是必然性；“小故”指的是偶然性，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他说，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譬如， “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发，并经过无数偶然性（小故）而完成”。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与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本来是互为表里的，有某种“因”，必定结某种“果”，这里面就包含着某种必然性和某种偶然性。毛泽东通过对墨经这一命题的探讨，鲜明地指出了这一点，这是十分深刻的。第三，否定英雄史观，确立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存在着唯心主义英雄史观。这种观点抽象地夸大少数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贬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如孔子曾说：“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又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视周公为圣人，后人又尊崇孔子为圣人。朱熹认为孔子无所不知、无德不备，所说的话都是万世不易的绝对真理。他说：“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孑L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141这些理论经历代御用文人不断注释、强化，影响深远。毛泽东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出发，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他认为，是人民群众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他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室以及国家官吏和军队都依靠剥削农民来过活。而且，“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16。他认为，是人民群众变革着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的内容和形式。他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旧唯心主义英雄史观轻视人民群众，将人民群众比作“小人”、“野人”，毛泽东却给予人民群众以极高的赞誉。他多次说过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是打不破的铜墙铁壁，是成千上万的“诸葛亮”。在愚公移山一文中，毛泽东甚至把人民群众比成上帝。他说：“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18毛泽东科学地概括和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二、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成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改造，使中国传统哲学在理论形态上完成现代化的质变，形成一种崭新的哲学形态，其创造性的贡献体现在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和理论内容的现代化1实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直观整体思维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发展思维质的转变中国传统哲学注重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生的整体性、和谐性的把握，但这种整体把握，实质上是一种笼统的直观，而不是精确化分析基础上的综合。毛泽东哲学属于现代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类思维发展阶段，它以对客体的逻辑化的实证分析以及对事物矛盾的系统分析，并进而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重新诠释整理中国传统哲学，使传统哲学中模糊含混的概念范畴以及思想逻辑得到规范化、科学化，把古代朴素的整体思维发展到现代的辩证、系统思维的水平，实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直观整体思维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发展思维质的转变。2把非逻辑思维的传统哲学提升到严格的逻辑思维的现代哲学水平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过程，往往不是遵循从感觉到经验，经过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形式而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逻辑思维过程，而是直接诉诸直观和直觉。中国思想家都把直觉当做认识把握宇宙本源的最重要最高级的思维形式，而对于严格的逻辑思维程序并无多大的兴趣。重视直觉思维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一大特长，但过于执迷于直觉顿悟，排斥逻辑思维，却不能不是传统哲学的一大缺陷。毛泽东哲学并不排斥直觉作为一重要思维形式的意义，但它在本质上却是一种建立在近代科学文化基础上、注重严格的逻辑思维的现代哲学。它强调科学的理性认识起始于广泛的调查研究，起始于对事物的感性经验，并经过对感性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这样一个具体的逻辑思维过程，这样就摒弃了传统哲学思维那种玄而莫测的神秘色彩。3实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理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哲学的转变以往的哲学至多是解释世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认识世界，更要改造世界。传统儒家哲学虽有孟、苟两大支流，即注重心性之学与注重外在事功的两大流派，但在历史上推崇内圣之功的一派始终被奉为正宗，其自身的发展及社会影响远远超过注重外在事功的一派。而外在事功的一派又往往局限于道德跋履方面。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哲学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客观实践活动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集中体现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其中所强调的观点和问题完全是中国革命实践的反映。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变革，体现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对传统哲学的全面改造，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一种文化转换中介，并借此使马克思主义由一种哲学理论转化为一种现实的价值理想，一种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模式，一种人生境界，一种工作方法等等，最终构成当代中国文化的灵魂。这就是毛泽东哲学在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参考文献】(1)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90.234567810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86 - 287，287，284, 296 -297, 302, 319 -320, 320, 333.(9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313.(II)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4.(12)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入民出版社，1983. 141.(13)论语(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 60.(14)杨天石朱熹及其哲学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 69.(1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25.1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60.1718毛泽东选集：第3卷 Ml.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31，1102.（责任编辑：单孝虹）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