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居住郊区化研究述评.docx

近年来我国居住郊区化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1980年代中期，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中出现了郊区化现象。到了1990年代，南京、杭州、武汉、深圳、沈阳、大连等城市也开始了郊区化进程。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日趋成熟，特别是1998年推行的住宅制度市场化改革，促使城市郊区住宅开发建设迅速启动，极大地改变了城市的居住空间和居住形态，人们的居住观念与择居行为开始转变，越来越多的人们向郊区迁居，引发的居住郊区化热潮至今方兴未艾，并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近年来，在居住郊区化的研究中，居住郊区化的基本特征、动力机制、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相应对策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一、居住郊区化的现状与特征研究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居住郊区化的现状与特征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学者们都认为目前中国居住郊区化进程仍然在快速推进，并呈现出以下特征。1.远、近郊区的迁居差异近些年学术界的研究表明，远、近郊区在人口迁移速度与规模、居住业态等方面存在差异。冯健、周一星对北京市的研究发现，北京城市居民存在较高的迁移流动性，而且以近郊区为最高、中心区次之、远郊区最低，反映出典型的“近域郊区化”发展特征。不仅北京如此，张文新的研究表明，上海、广州、杭州、苏州；沈阳、大连等大城市的远郊区人口增长远远低于各城市人口平均增长率，而各城市近郊区人口均有较大程度的增长，且人口增长率远远高于各城市平均人口增长率，这意味着我国务大城市中心区人口外迁的目的地主要是近郊区而不是远郊区。造成远、近郊区迁居差异的一个基本原因是郊区化过程中离心扩散占据主导，从近郊到远郊人口规模与住宅开发强度呈现逐渐减弱的特征。2.居住郊区化的人口结构特征卢为民经对上海市统计局2000年做的“万户调查”资料分析，发现上海市民的家庭生命周期与迁居行为的关系呈以下特征：25-35岁之间的人可能已经结婚或生育，开始向外环线以外迁移，但并不愿意远离外环线；3550岁的一些人有了积蓄或更高的收入，便逐渐选择到外环以外，甚至到郊区的县城、乡镇或农村居住；60岁以上选择郊区的人又大为增加。总之，在上海真正愿意到郊区甚至远郊居住的主要有两种人：有钱的中青年和退休人员。分析居住郊区化形成的人口结构，不仅有助于郊区住宅产品的市场定位，更为制定科学的居住郊区化政策提供依据。目前，学术界对郊区化人口的聚居结构与收入水平、社会地位、家庭周期(或年龄周期)、居住偏好等关系的研究逐渐深入，但对郊区居住人口的社会心理、生活方式等更深层次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3.郊区居住分化研究1990年代至今，居住郊区化迅速推进，中国郊区化在社会分化以及由其引起的居住观念变化的作用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居住分化现象。王宏伟对北京市人口郊区化过程中居住分化现象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从宏观角度上看，随着城市居民收入的分层化日益明显，不同阶层人群在居住空间的分布上出现了分化。各阶层居住社区在物质设施，社区管理服务、社群互动、社区文化、住房价格和空间布局等方面体现出梯度差异。顾翠红等学者进一步探讨了郊区内部居住业态与人口的不同特征。近郊区是外来流动人口的主要聚居带，各种类型住区混合分布。政府重大工程动拆迁安置房也分布在近郊区。因此近郊区也成为城市中低收入人群的聚集区。远郊区则往往是独立型、经济型等高、中档别墅的分布区。随着私家车的增加，部分中高收入阶层从中心城区外迁，生活在生态环境优良的远郊区。从近年来的研究看，对郊区居住空间分化现象的研究成果依然很少，尤其是对郊区内部的居住格局与形态的分化、居住群体的聚居与分化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探讨十分不够。面对城市郊区化快速发展的形势，有必要用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郊区化及其居住分化问题。4.居住郊区化进程中的城、郊关系研究城市化过程中的城、郊关系是学术界研究热点之一。理想状态下的城、郊关系应表现为城市(中心区)与郊区之间的有效衔接与充分交流，郊区既作为城市(中心区)结构与功能的合理延伸和补充而对城市起到重要的完型作用，同时又作为相对独立的一部分而具备比较完整的内部结构与功能要素。陈建华认为，我国郊区化并不是中心城区向外的自然延伸，而是某种单一因素作用下的结果。郊区的重要性远不如西方国家城市郊区化能够起到分担中心城区功能与作用的目的。郊区并不具有中心城区的综合功能，郊区的发展明显依赖于中心城区的教育、医疗和娱乐等综合功能，郊区功能的综合化有待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二、居住郊区化的影响及问题对策研究(一)居住郊区化的影响国内学术界一致认为居住郊区化具有积极与消极的双重影响。就积极影响而言，主要体现在居住郊区化对城市中心区、郊区以及二者关系的改进状况。张群等学者认为，合理的居住郊区化进程将带来以下积极影响：首先，居住环境的明显改善。居住郊迁可以疏散中心城区过多的人口，缓解城内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弊病，改善居住环境质量。其次，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提供可能。开辟新区，逐步拉开城市布局，减轻旧城的压力，是当前协调名城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一种有效手段。最后，促进中心城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一方面，居住郊区化引导着大型购物中心等大规模的商业服务落户郊区。另一方面，由于郊区与中心城区之间存在土地差价，许多城内的工业生产机构迁往郊区。在此过程中，中心城市的居住、生产职能逐步削弱，而其流通、信息等服务性功能趋于强化，成为信息交换和经济决策的中心。张文新也认为，居住郊区化降低了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密度，使人口分布趋于合理；改善了城区人居环境；有利于城市中心区土地利用效益的提高；带动了郊区的发展。在二十余年的居住郊区化进程中，规划问题、土地问题、社会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日益显露并趋向严重。因此，国内学术界一直十分关注居住郊区化造成的消极影响，近年来学术研究所论述的问题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郊区的无序蔓延张新颖、张志宏认为，一方面，开发商对地价和环境的过度追求，使得住区布局过度向外扩张，有的甚至已扩展到远郊区，住区之间留下大片空地。居住郊区化过程中伴随着住房面积的盲目扩大和别墅区的大量兴建，由此形成了一种以开发强度低、土地浪费和耕地侵占为特征的低密度住区现象，郊区住区的低密度化空间布局必然要占用后代人发展所需的土地资源。另一方面，住区选址过分依赖交通干线，造成郊区化过程中住区用地呈“摊大饼”式向外蔓延。马清裕、张文尝针对北京的研究发现，北京郊区居住区发展规模普遍偏小，分布分散。这种郊区化过度蔓延造成土地、能源严重浪费和环境污染，也不利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和公共交通的组织运营。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紧缺，能源不足，城市交通拥堵，因此郊区无序蔓延带来的危害更大。2.空间失配与职住分离近些年，快速的居住郊区化带来的空间失配问题日益突出，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孟繁瑜、房文斌的研究表明，对于北京市这样的单中心城市，在居住郊区化过程中发生空间失配问题的机率较大同时问题也更为严重。目前，北京市存在双重的城市空间失配现象一一城市郊区社区居民的主要工作岗位集中于市区内部和城市市区社区居民的工作岗位郊区化，即职住分离现象。他们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因是城市规划和新建房地产项目选址过程中未考虑到潜在居民群体的就业空间分布情况，仅仅依靠对潜在居民的收入定位和学历水平、地块的区位、基础设施、一般交通条件等因素决定住区规划和房地产建设。宋金平等人针对北京市的研究发现了相近的问题：外来打工人员多集中居住在城郊的出租屋中，在城市改造过程中低收入阶层不得不到比较偏远的城郊购买新房。很多居住在偏远郊区的低收入居民不得不到较远的地方就业，增加了时间成本、交通成本，并造成了交通拥挤、就业成本增加、就业信息不畅、失业率上升等社会问题。他们认为由于郊区新开发的住宅区功能单一，主要的商业、金融服务、政府机关、娱乐设施、医院、学校、公园等仍集中在市区，人们必须到城里就业或者寻求各种服务，从而形成了居住与就业的空间错位。张群等人研究发现，有些城市保留原有道路交通系统，交通容量远不能满足城市发展需要，只能不停外扩修建环路，但与从市中心放射出来的交通干道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即使将住区疏散至郊区，上下班人流仍会引发有规律的高峰期交通拥挤。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居住郊区化造成的空间失配问题在北京、上海、南京、长春、广州以及许多二线城市都已经出现，亟需国内学术界给予更多关注。3.空间分化与社会隔离张新颖、张志宏认为，不同档次的交通干道和产业开发区有可能加快居住空间分化，在相邻行政区之间造成人为的住区建设分割，影响了住区功能配置上的完善和景观构造上的协调，不仅会使城市郊区土地在空间上更加零散，而且也会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高玲和李亚珍研究发现，在不少城市郊区出现了大量的棚户区，认为如果没有相应的对策加以引导，在这些棚户区可能会转变成贫民窟。李远行等人认为，居住空间分化形成的“门禁社区”将不同阶层的人分隔到不同社区，这不仅是阶层分化的一个缩影，更是“断裂社会”的一种象征，尤其是通过“门禁”和“围合”的方式形成居住区空间上隔离和交往行动上隔绝。中低档与低档社区的居民在居住空间上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并有被逐渐边缘化的趋向。4.社会与生态安全问题随着居住郊区化的快速推进，郊区住宅建设占用了越来越多的土地并对耕地资源与郊区生态环境造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张群等人认为，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耕地的后备资源不足。居住郊区化带来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耕地被蚕食，这必然造成城市郊区发展与耕地保护的困境，甚至可能威胁到我国的耕地安全。马清裕和张文尝发现，由于北京在各环路间实施绿化隔离带措施较晚，且对绿带实施监督不力，以致在居住郊区化过程中绿地不断被侵占，使北京中心城不断向外延伸，出现摊大饼现象。向外辐射的各条居住带、居住区之间也缺乏绿带隔离。与发达国家城市郊区不同的是，我国城市郊区的人口构成更加复杂，汇聚着各种社会阶层地位的人群，使得郊区往往成为社会矛盾比较集中的地带。张群等人指出，在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下，城乡壁垒被打破，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郊地区，这些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处于不稳定状态。另外郊区人口有相当一部分是在郊区从事副业的农业人口，多数收入低微、居住条件恶劣。随着收入较高的城市阶层迁往郊外，贫富差距拉大，容易激化矛盾，助长犯罪行为。(二)相关对策研究随着城市居住郊区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带来的问题更加普遍和突出。学者们针对这些问题，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展开讨论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1.居住郊区化的宏观规划有些学者对居住郊区化的宏观总体规划问题进行了探讨。学者们均认为必须将郊区与城市看作一个综合体，在城、郊之间互动互补的关系架构中推进居住郊区化。高玲和李亚珍主张借鉴国外城市郊区开发和卫星城镇建设的经验，我国郊区住宅建设需要落实“统一规划、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基本方针，以提高郊区住宅在社会、经济、生态等方面的综合效益。邹卓君从空间规划角度出发提出构建大城市居住圈的构想，主张居住郊区化的视野必须超越市区行政区划界限，应主要体现市场和经济活动所形成的范围，充分考虑城镇体系发展和城市功能调整的方向与趋势，并依托城郊现有的居民点，使城郊住区建设与新区开发和卫星城镇建设紧密结合。同时，应形成多样化类型住区、多中心结构的居住圈。通过发展便捷的综合交通系统，维护和完善连片贯通的开敞生态空间系统，将居住圈内务住区整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以保证其良性运行。2.居住郊区化的开发模式与具体对策更多学者热衷于中、微观层面的对策讨论。马庆国、黄瑞认为，一是郊区住宅在发展规模上不宜大力提倡，只能作为缓解城区居住压力的一种补充形式；二是在布局上要结合交通和产业发展，沿交通干线进行组团式安排，在规划上严格控制其无节制性蔓延，同时考虑距中心城市主要工业区的距离问题；三是在开发模式上宜采取“新市镇开发模式”，把纯“卧城”建成具有可持续发展功能的卫星城。张群等人认为，别墅、TOwnhouse不可能成为我国郊区住宅开发的重点模式，在居住郊区化的进程中，政策的调整应使土地和资金都能获得高效的利用。“面上低密度，点上高密度”才是适合我国郊区现实的规划措施。王宏伟将北京市郊区住宅的购买人群分为中低层次和高层次两类。他认为，前者的经济实力有限，非常看重与城区便捷的交通联系特别是轨道交通联系，因此对这类人群的居住区应推行轨道交通居住模式。后者的经济实力雄厚，交通主要依赖私家车，对其居住区则宜推行高速公路居住模式。刘玉军、白芳认为要避免出现功能单一的郊区居住区必须改变市政配套设施滞后的状况。对于市政条件较差的郊区，需要开发商对基础设施方面的先期投入。因此郊区的发展需要开发商与政府之间的协调。政府应该规划市场，简化土地手续，引导开发商在有限的土地上进行开发。李远行等人指出应将可及性、适宜性、可控性和可感知性作为优化郊区居住空间的具体目标，并提出了优化和整合的相关建议。上述对策建议主要围绕郊区住宅开发从外延向内涵、无序向有序、单一向综合的多元转变与可持续发展的主题而展开，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可操作性。三、简评总而言之，国内学术界对居住郊区化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尤其是对居住郊区化过程中出现的居住空间分异、空间失配等问题的研究进展比较迅速。更重要的是，学者们已经自觉地将郊区化研究置放于区域城市化乃至城郊乡连续系统的研究框架之中，在这种有机的和动态的研究视角的观照下，居住郊区化研究正在持续深入，但是仍存在诸多有待进一步探讨和解决的问题。首先，核心概念的界定模糊。有些学者将郊区化界定为人口、就业岗位和服务业等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迁移的一种分散化过程。相应地，居住郊区化则是人口与住宅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迁移的一种分散化过程。但另一些学者认为郊区化和居住郊区化应是城市郊区化与乡村城市化的交叉运动，而不仅是由城到郊的单向运动，因为郊区居住区的现实是既有来自城市中心区郊迁而来的“市民”，也有旧居于此的“原住民”，还有临时安身在棚户中的流动人口等等，复杂多样的人口与居住业态是前一种界定无法包含的。后一种界定虽试图兼顾城、乡双向运动，但却无法与国外学术界的相关界定接轨，其自身也有概念泛化之嫌。总之，目前国内学术界尚未就郊区化、居住郊区化等概念取得更加深入和一致的认识，这很容易引发诸多不必要的误解和争论，也势必影响到相关研究的后续进展。其次，社会空间的解读不够。从近年来郊区化研究的成果看，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城市规划学等学科的参与十分积极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学科进入较晚且进展相对缓慢，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居住郊区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地理空间层面，尽管吴启焰等地理学者尝试从空间社会辩证视角展开郊区化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地理现象的居住郊区化的研究，只有从地理与社会空间的双重视角切入探讨才有可能获得科学的认知，特别是聚居在郊区的各类居住群体及其生活方式等问题更需要持续深入的探究，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十分不够。其三，研究范围过于狭窄。尽管国内学者充分利用人口普查数据、问卷调查、访谈等第一手资料对居住郊区化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但研究的范围过于狭窄，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的几个特大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其中针对北京市的个案研究占很大比重，这就使得研究成果缺乏普遍性，也无益于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构建相应的理论体系。随着东部地区二线、三线城市以及中西部很多大城市居住郊区化现象的日益凸显，应该引起更多学者研究的关注。居住郊区化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很早就已出现，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国内的居住郊区化出现较晚，学术研究比较滞后，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引介国外有关成果，同时结合我国居住郊区化现状，形成“本土化”的理论与实践模式。在此过程中，如何打通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视角、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与层次等方面的限界，形成有机融合与整合的状态，共同推进居住郊区化研究将是今后国内学术界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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