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的中美关系.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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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的中美关系50多年来，在国际舞台的大背景和两国自身现实的影响下，中美关系起伏跌宕、阴晴变幻，走过了极不平常的道路。大致分为四个时期：（一）隔绝与对峙19491971第一个时期，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1年，这是中美战略对抗阶段。在这一阶段中，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是中美两国战略对抗的标志性事件。这期间中国先是一边倒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抗击美国后对美苏两面出击，美国则对中国进行封锁、包围和直接干涉，中美关系经历了残酷的热战和尖锐的冷战，是全面对抗的敌对关系。一、中美五十年代的对抗：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前后，应该说美国存在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的苗头，美国已经放弃了对台湾蒋介石集团的支持，甚至已经开始考虑在台湾被解放军攻陷后为蒋氏及其臣僚们寻找政治避难所。美国政府重申了开罗宣言的精神，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1949年2月23日，为澄清美国对台政策上的混乱，美国国务院发出了题为关于台湾的政策指示的第28号密令，以统一在台湾问题上的宣传口径。其中的2要求是强调台湾从历史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纯属中国的责任范围，与美国无关。这实质上就是在默认解放军的对台湾的攻击占领。1949年前后，中国发生巨变时，美国开始以现实主义态度审视新的对华关系，在解放军攻陷南京的时候，美国大使馆并没有随国民政府南迁广州，而是与共产党进行了接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美国新的对华关系实际并未确定，而是在观望。应该说当时的美国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外交关系的愿望。二战后期是美苏主导世界的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受美苏对抗的影响和制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美国观望的就是中国的外交取向问题，是亲苏反美，还是亲美反苏，或者其他。年上半年，美国政府主要从促进中苏矛盾出发，留有承认新中国的余地，制订了比较宽松的对华贸易政策文件；年下半年，视中共恪守苏联路线的看法逐渐加强，但分化中苏关系的考虑仍使美国政府规避对新中国采取公开敌对态度。在“一边倒”方针的政策框架下，中国与苏联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了全面发展，相反与美国的关系则越来越敌对。美国对新中国采取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和军事上威胁的全面遏制政策，并从日本、韩国、台湾至东南亚对我构筑了一个新月形包围圈。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并企图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并同时还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与蒋介石签定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从而严重威胁到了中国的生存和安全。中苏结成社会主义阵营共同支持北朝鲜，随后美国迅速改变其对华政策，美国认为中苏结盟是对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的巨大威胁应该采取措施遏制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蔓延。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总统下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止解放军攻台，进而抛出台湾问题未定论，全面否定了开罗宣言和美国国务院1949年3月28日发出的关于台湾的政策指示的第28号密令的精神；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1951年11月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中美的直接较量拉开了序幕。朝鲜战争是中美两个大国面对面的直接交锋，从战场上的枪炮到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在双方都经历了巨大牺牲和损失后双方达成妥协，朝鲜战争结束，中美冷战正式开始。1953年以后的主要对抗表现就是在外交上不接触，不谈判，在经济上美国对华实行了严密的禁运、制裁、封锁，在政治上阻挠中国统一，支持蒋介石与大陆武装对峙，阻挠中国加入联合国。1、在朝鲜的较量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领导人在考虑美苏两大国关系与自身的安全压力下明确表现出“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特别是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美国彻底放弃了在中共大陆的幻想。进而在强权政治的习惯与朝野国民党支持者的压力下，使他不时流露出敌视新中国态度，这便是中美对峙最初的由来。政治气候已经无法回旋。此举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反对。中共在权衡台海和朝鲜问题上毅然选择将自身的注意力防在东北亚。但是美国未越过三八线以前，中国政府的态度都是克制的。直到美军跨过三八线的第二天（1951年10月8日），中国政府决定出兵朝鲜。在彭德怀司令的指挥下，中国军队与北朝军联合发起五次大规模的战役。1951年12月，大规模的军事接触停止。随后进入边打仗边谈判的阶段。在经历了诸多战场内外的斗争下，双方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于板门店签订朝鲜停战协定。朝鲜战争是中美两国之间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面的军事冲突。它使两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尖锐独立的状态达到了顶峰。中国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战斗。从而巩固了新生的政权。从此也奠定了中美双方近二十年不正常的对抗状态。2、两次台海危机朝鲜停战以后，远东局势有所缓和。中国政府开始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美国仍然继续介入台湾事务，这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严重关注。随着台湾海峡政治，军事风浪的时起时伏，中美两国在五十年代围绕台湾问题展开了一场复杂微妙的较量。第一次台海危机1953年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上台后推行“放蒋出笼”的政策并频频与台湾进行军事联合演习。1954年上半年，美台开始磋商签订旨在针对中国大陆的共同防御条约，但由于对条约的适用范围产生一些分歧，一时还未达成协议。在获悉这一消息后，为表明解放台湾的坚定立场，毛泽东当即作出决策，由中国政府对外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从1954年9月3日起，对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实行“惩罚性打击”，第一次台海危机随之爆发。1955年1月28日，美国策动新西兰出面，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讨论台湾海峡“停火问题”，目的是通过联合国安排海峡两岸停火，使台湾问题国际化。台湾当局虽然迫于美国的压力，同意了新西兰的提案，但对美国企图使“台湾问题国际化”是持反对态度的。2月14日，蒋介石答中外记者时说：“在四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上，虽间有卖国贼勾结敌寇叛乱之事，但中华民族不久终归于一统。汉贼不两立，为中国人立身报国的基本立场。”鉴于美国插手台湾事务，台湾问题出现复杂化、国际化的形势，毛泽东及时调整了对美台的政策，决定通过谈判缓和台湾海峡的局势。1956年1月30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了“力争和平解放台湾”的新方针。3月16日，周恩来在会见即将赴台的有关人士时请传话给蒋介石：“我们从来没有把和谈的门关死，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我们是主张和谈的，既然我们说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明确表示：“台湾只要与美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就这个问题，周恩来还对蒋氏父子等人的人事安排作了具体说明。在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下，台湾海峡局势开始有所缓和，美国企图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图谋被挫败。第二次台海危机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断在大陆沿海岛屿骚扰和破坏，也为了配合中东地区反美侵略斗争，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大小金门实行猛烈的炮击，第二次台海危机从此爆发。当时美国试图劝蒋介石放弃金门和马祖以求得台湾与流球两岛。9月30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放出风说，如果中国愿意在台湾海峡地区停火，美国可劝说蒋介石撤出金马。显然，美国政府企图以抛出金马来换取中国大陆让步，以分割台湾与大陆的最后一点联系，在台湾海峡划出一条永久停火线，从而达到“划峡而治”分裂中国的目的。然而美蒋在此问题上有严重的分歧，蒋介石还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中共觉察后，马上改变策略，毛泽东以高瞻远瞩的战略家眼光，敏锐地觉察出了美国“划峡而治”的阴谋，指出台湾当局若放弃金马，势必造成台湾与大陆相隔得更远，扩大台湾与祖国分裂的状态，将更为不利于统一祖国，并表明无意让蒋介石退出台湾。这样一样就离间了美台，也使得美国想分裂中国的幻想落空。二、中美六十年代的对抗：进入60年代以后，有几件重大事件影响着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一是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二是美国侵略越南；三是中国国内极“左”思潮恶性发展最后导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苏关系的破裂本来应当成为中美关系改善的契机，当时美国政界曾有人提出利用中苏矛盾调整对华关系的设想，如1966年3月13日，美国副总统汉弗莱在公开讲话中赞同对中国实行“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但是，遗憾地是，由于受到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对华仍然奉行孤立、遏制和封锁的政策，甚至把中国视为比苏联更“好战”、更具“威胁性”的国家。1965年，美国公然派遣地面部队进入越南南方，把战火再次烧到了中国的家门口，并扬言对中国开战。美国还与苏联相勾结，企图延缓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进程。同时，美国还以秘密军事援助支持西藏叛乱，并挑动一些亚洲国家与中国发生冲突和边界纠纷，1962年，中印爆发边界战争，1965年，印尼发生“九三0事件”，中国与缅甸、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也发生了龃龉。一时形成所谓“帝、修、反”反华大合唱的局面。当时中国领导人不仅对美国的可能入侵，而且对美苏联合入侵中国都做了准备。1965年9月29日，陈毅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称：“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美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不会准许他们的领导做出这样的决定”。这一宣告，是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即把事情放在最坏的估计上，极而言之，四面八方的反动派都来进攻中国，中国人民也有这样的胆量和志气来对付。同时，从中国方面考虑，由于极左思潮泛滥和国际环境的恶化，中国的对外政策比50年代更加强硬和缺乏理性，中国的对外战略已从“一边倒”转变为“反帝、反修”的“两条线”战略，对美政策则以对抗为主。印度支那三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原是法国的殖民地，1940年6月又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日本投降以后，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领导人民举行武装起义。1945年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诞生。但是，法国殖民者却不甘心失去印支，不久又卷土重来，印支人民不得不进行艰苦的抗法战争。1954年，日内瓦会议就印支问题达成了协议，该协议规定在印度支那实现停战，结束法国发动的殖民战争，确认印度支那三国的民族权利。在越南，交战双方以北纬17度线为界，越南北半部获得完全解放，从而为越南人民在全国范围内赢得独立斗争的胜利，建立了一个可靠的基地。日内瓦会议之后，美国逐渐取代法国殖民者成为越南南方的主人，其手段就是培植代理人建立傀儡政权。为了扑灭越南南方人民的武装斗争，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直接卷入越南战争。1961年，美国派遣特种部队进入越南南方开展“特种战争”。1965年2月，美国在越南进行的“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同年3月，美国正式派遣35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在越南南方的岘港登陆，迈出了美国地面部队大规模卷入越战的第一步。7月，美国军队参加地面作战，越南战争迅速“美国化”。对于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行动，作为邻国的中国政府当然不能坐视。还在1965年2月9日，中国政府即发表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6亿5千万中国人民绝不会置之不理，而且是作了准备的。”中国给予了越南人民以巨大支持，这些支持除了物质的援助外，还包括总数约30万人的防空、工程、铁道和后勤等军事力量的援助。中国军队驻在北方，使美帝国主义不敢直接出兵侵入越南北方，而越南军民能集中力量为争取南方解放而斗争。中国支持越南抗美战争，无疑是巩固中国安全的重大地缘举措，是义不容辞的。正如陈毅同志指出：“乡邻有火，要披发撄冠而往救之。乡邻有火，我们站在侧边不救，那我们还谈什么国际主义呢?”但是，中国支持越南抗美，当时是冒着美国入侵的危险的。1965年，美国国防部长宣称：今天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敌人，并说存在着同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此后中美的小规模海、空军冲突不断发生。美国还支持蒋介石骚扰大陆。对于美国的战争边缘政策，中国政府提出了严正警告。1965年，周恩来通过外交渠道由巴基斯坦向美国政府传去四句话：“1.中国不会主动调起对美国的战争。2.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那就是，如果亚洲、非洲或世界上任何国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给以支持和援助的。如果由于这种正义行动引起美国侵犯中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奋起抵抗，战斗到底。3.中国是作了准备的。如果美国将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它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将进得来，出不去。4.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同年9月29日，陈毅外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又对美国提出公开警告：“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中，愿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今天美国是否要同中国进行大战，这要由美国总统和五角大楼来决定。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不存任何幻想。为了反对美国侵略，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了越南的抗美斗争取得彻底胜利，中国还拒绝了来自国际上的所有和谈建议。三、冰冻下的大使级会谈1954年4月在日内瓦召开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国际会议。中美虽在朝鲜和印支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但是提供了一种接触的可能。这种接触源于美对中国扣留美在华人员等问题。中国也表现出一种灵活而积极的态度。至此中美开始了一种定期的会谈机制。1954年第一次台海危机使得官方非正式会谈变成了一种大使级的会谈。在长达十几年的会谈中，中美就最开始的侨民，留学生和政治间谍以及台湾问题和越南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会谈。虽然十五年中中美共进行了135次会谈，会谈的固定地点也由日内瓦迁到了波兰首都华沙。但是双方很少能在大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性的意见。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怀疑冷战期间这种会谈的作用。在近乎隔绝和充满敌意的年代，这是两国进行官方接触的唯一渠道。双方在会谈中都让对方直到了自己的意见和态度。它对限制和缓解两国紧张关系起了积极的作用。更长远的来说，这种大使级的会谈对中美的解冻也有一定的影响。以下是曾担任中美华沙谈判中方首席代表王国权先生关于谈判的一些回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加强了我方的谈判地位1964年10月16日，传来了祖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声。不久，莫斯科传来消息：赫鲁晓夫下台。这也增强了我方谈判的地位。难怪助手们开玩笑地说：“大使吉人自有天助！”他们还说，前任王炳南大使9年120次谈判也没碰到这么有利的谈判形势。以后的谈判进展颇为顺利，可以说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威力不无关系。果然，11月25日第123次谈判气氛显然不同以往，我感到柯约翰的姿态都有些异样。我自己也意识到，我已经是能够发射核弹的东方大国的代表了，美苏核垄断地位已经被打破。柯约翰也意识到了这点。在谈判桌上的这场心理战，我明显地胜过了我的对手。会谈开始，我先向柯约翰转递了周恩来总理11月19日致美国总统约翰逊的信和我国政府11月16日向世界各国建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声明副本。美方代表对此毫无思想准备，柯约翰一遍一遍地盯着我方文件细细翻看，不时向身旁助手和翻译问什么，一直未作表态。最后，他被动地说了一句：“大使先生，我将向我的政府转达王大使的文件，慎重地考虑贵方的建议。”可以看出，美方代表对我方的称呼，刻意使用了“王大使的文件”和“贵方”等字眼，而执意不用“贵国政府的文件”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这种正常称呼，其顽固和敌视态度不言而喻。但是，中国代表团在123次会谈中打了一场漂亮仗和主动仗是有目共睹的。美方承认新中国的第一次暗示不久，第128次会谈开始了。这时的美方首席代表是美驻波兰大使格罗诺斯基。他接着说：“我方希望建立美中双方更广泛的联系。例如，美国政府欢迎贵国官方通讯社记者到美国采访，沟通中美之间的联系和友谊。”他还建议中美医生、科学家互访，交换园林植物标本。我敏感地意识到，美国愿“沟通美中之间的联系和友谊”的姿态表现出把中美会谈推向新的领域，以获得进展的意向。事情发展正如我预料的，1966年3月，第129次会谈出现了飞跃。会谈开始，格罗诺斯基抢先发言说：“我荣幸地通知贵大使，我国驻肯尼亚大使阿德伍先生在内罗毕会见了贵国驻肯尼亚大使王雨田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格罗诺斯基发言中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字样，这是前面128次谈判当中从未出现的用语。这是美方走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第一次暗示。它意味着美国国内外政策发生了明显的转向，强大繁荣的新中国已经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和初步承认。它预示着美国政府敌视新中国的时代即将结束，两国处于隔绝的时代也将成为历史。我想，如果不是我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进一步调整，中美关系正常化也许不会拖到1972年，一个新的世界格局可能会出现。但是，我把美方这一变化报告国内后，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和及时研究，我们错过了一个及时推动中美关系的有利时机，不能不说是外交史上的一件憾事。（二）打破坚冰走向建交19711978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取代美国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和直接的威胁。它不仅在我边境陈兵百万，挑起流血冲突，并派兵进驻蒙古，而且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包围中国。1969年2月，苏联当局在中苏边境东段制造了珍宝岛流血事件;同年8月13日，苏军又在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了新的边界流血事件；1978年，苏联支持越南地区霸权主义反华排华，并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1979年，苏联又亲自出兵阿富汗，妄图拼凑南北夹击态势的“钳形”包围圈。1969年，苏联甚至向美国试探袭击中国核基地的可能性。据美国人回忆，苏联在1969-1970年苏美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中，曾向美国建议：联合对付“来自一个拥有核武器的第三国的挑衅性进攻问题”，后为美国婉拒。对于苏联的核威胁，中国政府在1969年10月7日采取了严正立场，声明表示中国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的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七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抵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六十年代以后国际形势以及中美的国内外形势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从而也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向前发展。就国际形势而言，这个时代美国的国际地位相对衰落，日本与欧洲经济起飞，美国的经济霸权受到了挑战。同时，美国由于在越南战争中越陷越深，国内政治和经济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此时的美苏对抗的冷战局面中，美国已经处在了不利的地位。最有利于中美关系变动的就是中苏在六十年代的对抗已经走向公开化。在中苏爆发珍宝岛小规模冲突以后，刚上任的尼克松政府就有意试探中共的反映。中美在共同对抗苏联的问题上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尼克松政府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行动，如减少第七舰队在台海的活动，并且有意取消一些对中国的禁令，在尼克松访问巴基斯坦中还说愿意派一位高级代表访问中国。此时中国领导人在客观分析了国际形势后，也认为中美的缓和有助于缓解来自北方边境苏联的压力。中国对美缓和也采取了主动行动，1969年恢复中断的大使级会谈，1970年2月明确表示同意美国使节来华。1971年在日本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开始了“小球带动大球”的活动。至此中美双方人员的交往实现了零的突破。一系列的缓和终于导致了1971年7月7日至7月11日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它为尼克松的访华奠定了基础。1971年10月25日，中国在美国采取弃权下恢复联合国的一些权利。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正式访华，宣告了二十二年的对峙结束。中美在六十年代的局势的缓和，是彼此源于对苏联的考虑。这种利益的重叠即大三角战略共识的出现使得中美跨越隔阂有了可能性。从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的访华到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关系经历了六年的徘徊时间。这样的局面的出现与当时国际形势以及中美两国内部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所至。七十年代初，美国借打中国牌在与苏联的对抗中获得了相对主动的地位，这时尼克松对在全球的战略认识又出现了一些不同于六十年代末期。政府内部也认为应在中苏之间保持一条不偏不倚的姿态。同时在中美关系中还有一些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如台湾问题，美国以什么样的方式撤出台湾。中美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长时间的较量。尼克松原先允诺在第二任内建立中美关系由于水门事件的发生而宣告破产。福特上台后，政治的被动也限制了共和党在对华关系上难做出大的突破。1975年的蒋介石的逝世，使得美台之间还是表现出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美国对中国的双轨政策表现的比较明显。同时国内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时的政治变动也推迟了中美建交的历史契机。六年的解冻和徘徊时可以被理解的，因为毕竟这是两个曾经充满敌意与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两个大国。在徘徊期间，双方还都能把握中美关系的主流方向，一步一步的扫清中美建交前的障碍。（三）中美建交，双边关系全面发展1979年1月至1989年6月）在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公报”发表近七年之后，卡特政府接受了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在台湾问题上“断交、撤军、废约”，中美建交的障碍得以排除。1979年1月1日双方正式建交。中美建交公报指出，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紧接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访问美国。中美建交和邓小平先生成功访美，揭开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1977年卡特政府执政以后，中美关系在福特政府的徘徊期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卡特政府的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国务卿万斯等人在权衡了美苏矛盾过后，明显的加快了拉拢中国的步伐。这首先表现在台湾问题上，美台出现了一定的疏远。美国的此举博得了中国政府的好感。中美的关系终于经过数年的解冻而宣告正式建交。1978年12月中美联合建交公报的订立为中美关系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中美的建交大大改变了七十年代末期的国际形势。在中国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中美关系经受了苏越同盟的挑战。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个蜜月期。但是中美之间的台湾问题却一致未得到妥善处理，为中美关系留下了后遗症。里根总统执政初期，中美以台湾问题上有过激烈交锋。经过艰苦谈判，两国政府于1982年发表了著名的“八一七”公报，就分步解决售台武器问题达成协议。美方表示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美国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将逐步减少售台武器，并经过一段时间最后解决这一问题。至此中美之间的三个公报最后订立，中美三个公报是中美关系的基石，它是中美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必须牢牢守住的底线。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共同构成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值得一提的是，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启动的，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为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增添了强大动力。80年代，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日益活跃，两国关系得到全面发展。然而认真贯彻公报精神并不是很顺利的。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在参议院外委会作证时强调：“我们今后在向台湾出售武器方面采取的行动中以中国在解决它与台湾的分歧方面继续执行和平政策为前提。”“我们没有同意为结束向台湾出售武器确定一个肯定的日期”。“美国的声明是同与台湾关系法完全一致的。1983年2月里根总统在一次同记者谈话时称：“我们要履行与台湾关系法的条款，如果有朝一日这两方认为他们能够以和平方式合起来成为一个中国，那就没有任何必要向台湾出售武器了。美国国务院为澄清里根的谈话，发表声明称：“总统已经明确表示，我们将既完全遵守包括与台湾关系法在内的本国的有关法律，也完全遵守去年8月17日发表的公报条款，我们认为这两个事件并不互相矛盾。”对此，我方作出了明确的反应，指出：“美方在公开声明中经常歪曲公报的含义，硬说只要台湾同大陆没有实现统一，美国就将继续执行它目前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所有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不能接受的。”邓小平同志还深刻指出了当时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错误判断：“美国领导人的指导思想大概是，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有求于美国，或者认为中国方面的要求大。因此，他们可能认为即使有损于中国的立场，中国也只能接受。中国绝不能接受关系到中国主权的美国对台政策，强加于中国是不会有好结果的。”1983年11月18日，中国政府就11月15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的所谓关于“台湾前途”的决议案提出强烈抗议，该议案称：“台湾前途的解决应是和平的，不受强制的；其方式为台湾人民所能接受，并符合国会通过的法律和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达成的公报。”这个决议显然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国政府郑重声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和实现祖国统一纯属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决议案所说台湾问题的解决要符合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也就是要符合严重违背中美建交公报的原则的与台湾关系法。这更是极端荒谬的。”1984年4月26日至5月1日，里根总统访华，显示了美国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姿态，这是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在任总统的首次访华。4月28日，邓小平在同里根举行会谈时说：“希望美国不要做妨碍中国大陆同台湾统一的事。”“希望今后加强两国领导人和政府人员的交往，更多地交换意见，以便继续发展我们之间的关系。”里根在华期间以向前看的姿态发表了友好的讲话。他说：“我们两国几乎处在地球的两头，我们的语言、风俗和政治信仰可能很不相同，但是就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关键的问题来说，美中两国人民之间没有什么距离。我们两国可以本着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的精神携手合作。”“我们认为双方在贸易、技术、投资和交流科学与管理技术这四个方面特别有希望取得进展。”他还说：“美中两国都拥有大量的人力资源和人才。只要我们通力合作，什么样的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其后两国高级领导人频繁互访，加深了彼此相互的了解。1987年1月里根在提交国会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称：“美国谋求同中国建立一种密切的、友好的与合作的关系，但不缔结任何联盟”。1987年3月舒尔茨国务卿在上海谈及中美关系时说：“尽管我们两国经历了数届领导人，尽管形势在不断变化，但上海公报的基本论点没有过时；中国和美国的正常合作关系是互利的；这种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促进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共同利益的；它有利于地区稳定，有助于为我们大家建设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到1989年初中美建交10周年时，美中关系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外国贸易伙伴”，美国对华私人投资协议金额名列外国对华投资的首位。在这以前的1983年6月21日，里根政府承认中国是一个“友好的不结盟的国家”“并宣布将把中国列入有关出口控制的V组国家，使其得到与其他亚洲、非洲和欧洲友好国家同样的待遇。”1985年12月达成的一项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协议，又规定“使巴黎统筹委员会有关对华出口的事项数目减少了一半以上。”1986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访华，美方称：“中国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和美国的国防部长、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以及其他官员的互访，增进了双方军界的相互了解。”“美国向中国转让武器和技术有助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至于中美之间的教育文化交流更是达到了新的高峰。1989年2月25-26日，布什总统访华，他强调：“美国坚决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继续遵守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巨大的潜力。在美国，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支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可以说，1989年春，是中美关系史上“蜜月”时期的顶峰。在整个八十年代的中前期中美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交流中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两国的贸易额节节攀升。八十年代后期中美关系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的变化，无论是七十年代初两国关系的和解以及两国关系的正常化都是以对付苏联威胁的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然而随着八十年代美苏关系的缓和以及中苏正常化的加快，中美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正在减少，两国关系的基础开始动摇。八十年代末，美国便开始在人权与军控以及西藏问题上开始干涉中国内政。此时美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的幽灵又闪现出来。1989年前后，苏联和东欧形势发生的剧变从根本上动摇了二战以来以美苏对抗的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此时中美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最不稳定最为困难的前景最不明朗的时期。89年的六四风波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极为消极的作用，它使原本已经开始动摇的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个大的倒退。六四后，美国带头联合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八九十年代之际的中美关系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它也基本奠定了冷战后中美关系基调。（四）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前进1989年6月至今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力量出现了新的分化与重组。中国加快了改革与迈向世界的步伐，随着自身实力的上升，美国又对华政策出现了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在冷战初期，美国利用人权、贸易、台湾、西藏、军售和中国加入WTO问题频频向中国施压，竭力改变和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克林顿在就任总统初期还采取了将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的政策。1995年5月，美方不顾国际信义公然允许李登辉访美，使两国关系降到建交来的最低点。后经过双方的努力又有所修复。如1997年1998年江泽民和克林顿总统实现了互访，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美。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破坏了中美两国元首互访后所形成的积极态势，严重损坏了两国关系。2000年两国关系又有所恢复，美国在中国加入WTO问题上与中国达成一致，加快了中国入世的进程。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试图在对华政策上大做文章，但是911后，各大国关系出现了缓解，中美也不例外。2001年秋的上海的APEC会议以及布什的两度访华后，中美加强了在全球事务与周边事务的对话。有学者概括198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是：“经历了对立缓解摩擦妥协再摩擦合作趋势”。在整个冷战后的十年里，美中关系经历了一波三折式的发展，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都是基本贯彻遏制加接触的政策。每当中美关系想前发展的时候，一股强大的反华势力总要凸现出来，把中美关系往后拉。中美关系不断遭到毒化，从而中美形成了进两步退一步的基本局面。1989年以来中美关系中的摩擦不断。1990年5月28日，我外交部发言人就布什总统决定向国会建议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发表谈话说：“妥善解决中美最惠国待遇问题对中美双方都有利，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也有助于保持和促进香港乃至亚太地区的繁荣。”钱其琛外长1990年10月在纽约发表谈话时针对美国的对华制裁和孤立政策强调：“制裁固然给中国带来了一些暂时的困难，但它同时也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他说，把中美关系放到国际范围来看，孤立中国未必合乎美国的利益。”“美国继续保持对中国的制裁等于限制了自己，对美国并不利。”关于无条件延长给予中国一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问题，虽然它作为美国对华有限制裁的一种手段，但是它关系到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实际上其后每年都差不多经过辩论都由美国总统宣布决定给予长。在老布什任期内，三次批准延长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尤其是克林顿上台后的1994年，美国政府试图改变对华的遏制战略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宣布宣布延1994-1995年度对华最惠国待遇，使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的决定，它意味着美中关系事实上有所松动。克林顿在宣布决定时说：“我要使人权问题同每年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我们的那项政策(引者按：即于与人权挂钩政策)已不再有用处，现在是采取新的途径来实现我们的一贯目标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关系置于更大和更有成效的框架之内。”“我所选择的方针使我们最有可能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成功。我们将进行更多的接触。我们将进行更多的贸易。我们将进行更多的国际对话，我们将在人权问题上进行更深入和更经常的对话-我们将在一种气氛中对话，即这种气氛将使我们有机会看到中美演变成为一个不仅经济上不断发展壮大而且政治上越来越成熟的负责任的强国，以便人权能够得到遵守。在中国复关和参加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美国的态度至关重要。由于美方漫天要价，提出我方难以接受的要求，使我国未能在1994年内入关。随后关于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也旷日持久，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连年经济的高速增长，越来越成为亚太经济发展的稳定因素并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近年来美国领导人表示支持中国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认为中国需要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离不开中国的参与。中国国家领导人认为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如果没有中国这样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参加是不完整的;中国应该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参加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参加是以全力和义务的平衡为原则的。克林顿总统1998年访华期间，在上海和香港一再表示支持中国尽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人权问题是美国每年借此向中国发难的一张牌，但是每次都因不得人心而遭到失败。直到1998年3月14日，美国宣布不再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出针对中国人权的议案。事实上，我们尊重国际社会关于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它的正确原则对于人类发展与进步具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强调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必须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我们认为人权表现为历史过程，各国的人权状况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同时又都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人权的认识深化而不断改善，因而都有进一步提高人民亨有人权程度的任务，都不能置身事外；中国人民警惕有的国家借口人权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国政府愿意参与国际领域的国际性对话。1992年美国布什政府批准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成为1979年中美建交到1992年之间美台最大的一起军售。在台湾，分裂势力开始暂露头角，玩弄两面的李登辉开始露出了他分裂的真面目。1995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批准李登辉访问美国，突破了中美建交以来的又一个敏感禁区，李登辉在访美期间进行了大量的分裂活动，并引起了中国的愤怒。中国的东山岛军事演习从1996年开始成为了解放军针对台海的例行军事演习，在当时中国大陆集结了大量的兵力和火力，并向台湾附近海域进行了导弹试射。有消息说，当时大陆进行了实战准备，意在借演习一举攻入台湾，但是由于当时大陆军方发生严重的军事间谍案，军事计划被泄露，在加上美国航母与台湾附近海域集结，攻台计划放弃。1996年曾经是台海两岸与中美关系最危险的时期。1995年春节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有关海峡两岸关系问题的重要讲话。然而1995年6月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美却使中美关系降到新低点。如一位台湾学者所论：“从1994年春天以来，两岸关系紧张，以及1995年6月发生北京-华府关系的严重倒退，都是围绕著一个中国的主轴而运转。为了修补李登辉访美的后遗症，柯林顿政府不断宣示美国将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并且公开呼吁两岸进行和平谈判，还明言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一个中国的共识正是三角关系能不能维持稳定与缓和的主要关键。”1995年10月24日，江泽民主席在出席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特别纪念会议期间再次会晤克林顿总统。江泽民说：“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是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政策。我们主张：一、两国领导人应当从战略高度看待中美关系，排除各种阻力和干扰，使中美关系的航程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得到遵守，中美关系就发展，相反，就遭挫折。三、中美两国能走到一起，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利益。为了发展和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我们需要尊重各自的国情与选择，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距，以一种平等、协商和合作的精神，处理相互间的一切问题。”他同时强调：“影响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提是台湾问题，构成中美关系基础的三个联合公报的核心问题也是台湾问题。我们不希望再发生两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