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命之副”——魏晋南北朝的起居注编纂与政务运行_陈爽.pdf

第 60 卷 第 4 期2023 年 7 月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Vol60，No4Jul 2023史 书 编 纂 与 制 度 运 作主持人语中古正史文本的生成过程，有一套从文书制作、档案整理到文献编纂的制度流程，政务运作围绕文书完成，历史档案成为现实政务处置的文书模板和决策参考。正史文本的生成不仅凭藉史官的撰述与纂修，而是以原始行政文书为源头。有鉴于此，需要重新定位并深入探究中古时期的起居注、仪注等所谓“记注之史”。三篇论文分别从起居注的编纂与政务运行、魏晋“侍臣”的身份地位与记注书写、仪注文书与礼典编纂等角度，对汉魏南北朝所谓记注体史书的生成进行了探讨。以政务运行、决策参考、精英造作等问题为切入点，从文献梳理进入制度史乃至政治史的视域，尝试跳出以往单一的史学史或文献学的叙述模式，更为全面地阐释中古记注之史的生成过程与特定历史作用。陈爽“王命之副”魏晋南北朝的起居注编纂与政务运行陈爽(中国社会科学院 古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摘要:起居注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著述的重要体裁，学界的相关研究大多基于史学史的视角。从文本考察入手，从史志编纂与政务运行关系的角度，尝试对起居注重新做出探讨:这种文本兼有历史记述和档案汇编的双重性质，“君举必书”的历史传统为十六国北朝所承袭，“秘为注记”至唐代形成定制，起居注成为秘而不宣的政府机密文档;与此相较，“王命之副”则是东晋南朝起居注的主要特征，是君主诏令、群臣奏议等政府行政文书的汇编。东晋南朝的起居注的撰录并不完全是政府行为，在“遭离丧乱，旧典不存”的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除作为史志编纂素材之外，东晋南朝起居注是政府日常政务处置提供参考和借鉴的公开文本，成为士人中广泛传抄的“官场教科书”。南朝起居注中“人君言行动止”记述的缺失，则间接催生了“实录”这一中古史著新体裁的诞生。关键词:起居注;魏晋南北朝;行政文书中图分类号:K 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23)04-0047-12起居注是中国古代官方史学的一种重要体裁，其名发端于两汉，其制萌发于魏晋南北朝，在唐代成为定制，延续至明清，虽兴废不时，却历经千年而不绝。关于汉唐间起居注的发展历程，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乔治中、刘文英 中国古代“起居注”记史体制的形成 对汉唐间起居注“名”与“实”转化的过程做出了深入细致的疏理和归纳;乔治中的 晋起居注综考、陈一梅的 汉魏六朝起居注考略、唐夑收稿日期:20220831作者简介:陈爽，男，北京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48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军的 南朝编年史述略 等文章，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多种起居注的作者、时代和内容进行了细致的考辨。此外，诸多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研究著述也从史官建置的角度对起居的形成和发展有所论及。检试以往的魏晋南朝北朝起居研究，尚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多数研究聚焦于起居官的职责与职掌，而对起居注文本自身内容和义例的考察则较为粗略;多数研究都将起居注发展理解为一条单一的线性发展线索，缺乏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王朝的比较和分析;多数都是基于史学史的视角，从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来探讨起居注的发展，对起居注制度在王朝行政运行中的特定功能没有引起特别重视。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这一时期起居注的文本考察入手，从政务运行和史志编纂的关系着眼，对两晋南北朝时期起居注修纂制度和起居注的功能做出分析和探讨。一、“王命之副”:两晋南朝起居注的文本考察关于起居注的概念，隋书经籍志 史部“起居注”类小序有着明确界定:“起居注者，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春秋 传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周官，内史掌王之命，遂书其副而藏之，是其职也”“盖周时内史所记王命之副也”。这一表述，源自班固 汉书艺文志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尽管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对上古史学的表述有理想化和简单化的成分，却一直是贯穿汉唐间的主流史学意识。隋志 明确界定了起居注包含两方面重要内容，即“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和“书王命之副而藏之”，包括记述史实和保存文书两方面的内容，前者为历史撰述，而后者则属于文献保存与整理的范畴，二者从内容、形式到相应的职官设置都有一定差别。隋志 所阐释的完整意义上的起居注，事实上只出现在这种史学体裁成熟定型后的唐代，而在此前漫长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起居注之名虽由来已久且撰述众多，其形式和内容却并未完全发展成熟。起居注起源于汉代，所谓“汉之旧典，世有注记”。根据当代学者的研究结论，东汉的起居注乃记载后宫日常起居杂务，并不包括朝廷大政和大事，且不一定是随时记录。现存有文本可考的起居注是刘隆有:汉隋之际的“起居注”，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 1987 年第 5 期，第 100102 页;乔治中、刘文英:中国古代“起居注”记史体制的形成 ，史学史研究 2010 年第 2 期，第 6067 页;乔治中:晋起居注综考，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21225 页;陈一梅 汉魏六朝起居注考略 ，中国史研究 1996 年第 4 期，第 126135 页;唐夑军:南朝编年史述略 ，河北学刊 2002 年第 3 期，第128131 页。相关论文有张承宗:南朝史官制度述论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2 期，第 7884 页;牛润珍:北魏史官制度与国史纂修 ，史学史研究 2009 年第 2 期，第 1629 页;唐燮军:南朝编年史述略，河北学刊 2002 年第 3 期，第 127131 页。相关论著见牛润珍 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陈识仁:水经注 与北魏史学，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公司 2008 年版;聂溦萌: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 年版。魏徵等:隋书 卷三三 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966 页。班固:汉书 卷三 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715 页。章学诚在 文史通义书教篇 中对此有所质疑，当代学者对这一问题也有诸多讨论，详参金景芳:“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讏言发覆 ，史学集刊 复刊号，1981 年 10 月，第 57 页;吴淑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考辨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2 期，第 5456 页;宁登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考辨 ，古籍整理学刊 2011 年第 5 期，第 7883 页;胡大雷:“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与文体生成 关于叙事诸文体录入总集的讨论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4 期，第 19 页。范晔:后汉书 卷十上 皇后纪，北京: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426 页。详参乔治忠、刘文英:中国古代“起居注”记史体制的形成 ，史学史研究 2010 年第 2 期，第 816 页。第 4 期陈爽:“王命之副”49汉魏之际所撰 献帝起居注，徐冲在辑佚的基础上对此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得出以下认识:是书为编年体，基本围绕汉献帝皇帝权力的确立、展开与结束进行叙述，记事始于灵帝驾崩的中平六年(189)，终结于建安二十一年(216)的立春宽缓诏书不复行”。从现存佚文内容看，其主要内容侧重“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曹魏时期，“中书著作郎专修国史，而起居注无闻焉”。至西晋时期，著作郎掌起居注才开始成为定制。隋书 卷二六 百官志 :“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掌国史，集注起居。”所谓“集起居注”，主要是收集、整理和编纂君主诏令文书等文档。史通 卷十一 史官建置 引晋令:“著作郎掌集起居注，撰录诸言行勋伐旧载史籍者。”据 晋书 卷三 武帝纪 :“城阳王景度薨。诏曰:自泰始以来，大事皆撰录，秘书写副。后有其事，辄宜缀集以为常。”这种“写副”，即是隋志 所述的“书王命之副而藏之”，亦如唐代“凡制诏宣传，文章献纳，皆授之于记事之官”。至于“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的方面，尚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从残存佚文文本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起居注的主要内容是“书王命之副而藏之”。这一时期的起居注已经全部亡佚，较为完整和权威的著录见于隋书经籍志。在史部 13 部类中，起居注别为一类，录著述 44 部，其中除 穆天子传 献帝起居注 外，余皆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起居注，共 1189 卷。魏晋南北朝起居注的佚文散见于多种六朝古注或唐宋类书当中，清代学者汤球曾辑有刘道荟晋起居注及李轨晋各朝起居注多种，黃奭亦辑西晋 咸宁起居注 至东晋义熙起居注 十余种，但囿于文献条件和作者学识，辑佚粗疏，多有缺漏。在现有研究条件下，通过对古籍的数字化检索和清理，我们可以获得更为完备的魏晋南北朝起居注佚文。传世典籍中所保存的魏晋南北朝起居注佚文分布很不平衡，现存全部佚文均集中在两晋南朝，而十六国北朝系统的起居注则全部逸失，无一条佚文存世;两晋南朝佚文，又多集中在晋宋时期。隋志 著录的数十种起居注，文本性质不完全相同，是在数百年间经过不同编撰者的反复撰集、删削和编排而成。起居注名称大致分为四类:一是以年号为名，如 晋太元起居注 宋大明起居注 等;二是以帝王为名，如 惠帝起居注 晋愍帝起居注 等;三是以朝代为名，如 晋起居注 宋起居注 等;四是以钞本为名，如 晋起居注钞 流别起居注 等。唐宋类书征引的起居注文本，有些以年号为名，有些以朝代标引，实际内容互有交叉重叠，如 宋书 征引宋起居注，多不书年号，径称 宋起居注。由于类书引用的文本来源不同，摘录和编排的标准不同，存世的起居注佚文的文本保存情况复杂。如刘宋元嘉年间御史中丞刘损风闻奏弹广州刺史韦朗的奏文，近十条佚文散见于 初学记 太平御览等唐宋类书的多个条目之下，虽内容互异，在起居注的原始记录当中应当是一段完整的奏弹文本，因类书编纂的分类需要，经节录、改写之后，被编入了不同的类目。与此相反，类书中引用的某些起居注，亦非起居注的原始记录文本，恐是某种节本或钞本。如 太平御览 卷一四五 皇亲部十一 嫔 引 晋起居注 佚文，完整记述了晋武帝泰始三年(267)、泰始九年(273)、十年(274)，咸宁三年(277)十年间 4 次徐冲:献帝起居注 辑考 ，中古中国研究 第二卷，上海:中西书局 2018 年版，第 191209 页;献帝起居注 与献帝朝廷的历史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4 期，第 4049 页。王钦若等:册府元龟 卷五五四 国史部总序，北京: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6644 页上栏。魏徵等:隋书 卷二六 百官志，北京: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723 页。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7 页。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60 页。刘昫等:旧唐书 卷四三 职官志，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849 页。陈爽:两晋南朝起居注辑存，待刊。50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对后妃的册封，不符合起居注“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文本格式，显然不是起居注的原始文本，而是后世某种分门别类的起居注摘编本。中古类书所征引的起居注内容，与原始文本存在着多对一 或一对多的复杂关系，复原难度较大。从现存起居注佚文判断，较为规范起居注的内容大体包含以下几方面:1王朝重大政策的诏令文本。如 太平御览 卷二五九职官部五七太守 引晋起居注:“太康八年诏曰:昔先王御俗，以兴至治，未有不先成民事者也。汉宣识其如此，是以叹息良二千石。今欲皆先外郡，治民著绩，然后入为常伯、纳言及典兵宿卫、黄门散骑、中书郎。”2重要礼典的议定过程。如 太平御览 卷五二七礼仪部六郊丘 引晋起居注:“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太常诸葛绪上言，知士祭酒刘喜等议:帝王各尊其祖所自出。大晋礼，天郊当以宣皇帝配地郊，宣皇后配明堂，以景皇帝、文皇帝配博士。孔晁议:礼:王者郊天，以其祖配周公，以后稷配天于南郊，以文王配五精，上帝于明堂经典无配地。文魏以先妃配不合礼制，周配祭不及武王，礼制有断。今晋郊天，宜以宣皇帝配，明堂宜以文皇帝配。有司奏:大晋初建，庶事未定，且如魏。诏:郊祀大事，速议为定。”3重要朝会的概況及藩国朝贡的记述。如 艺文类聚 卷三九礼部中朝会 引晋起居注:“武帝太康元年，诏曰:江表初平，天下同其欢豫，王公卿士各奉礼称庆。其于东堂小会。设乐，使加于常。五月庚寅，御临轩，大会于太极殿前，四方贺，使国子太学生、司徒吏副将以上、及吴降将吏皆与会。诏引归命侯孙皓上殿，稽颡陈恩谢罪，称万岁。”4高级官吏的除授、颁赐文本。有些文本虽未出现诏、令等字样，其内容文体形式显然是出自诏令。如 初学记 卷十一 职官部上 引 宋泰始起居注 :“王言之职，总司清要。中将军丹阳尹王景文，夙尚弘简，情度淹粹，忠规茂绩，实宣国道。宜兼管内枢，以重其任，可中书令。”5针对高级官吏奏弹文本。如 初学记 卷二六 器物部九衫 引 宋起居注 :“太始二年，御史中丞羊希奏:山阴令谢沈，亲忧未除，常着青绛纳两裆衫，请免沈前所居官也。”6地方长吏有关祥瑞与灾疫上奏文本。如太平御览 卷九七五果部十二莲 引宋起居注:“元嘉十八年，有司奏:杨州刺史王浚解称州，治后池有两莲骈生双房，分体。”7地方长吏、将帅对重要政事或战事处置的上奏文书。太平御览 卷三三六兵部六七攻具 上引 宋起居注 :“刘道符露板曰:七月二十日，部率众车虎士攻城，钩车至城东南楼下，逆贼程天祚等道穷数迫，仍乞降附。”从传世佚文考察，较为规范的两晋南北朝起居注具备两个突出的文本特征:首先，除部分被类书所离析的佚文之外，大部分起居注文本都有明确时间标注，在原始文本中应是按年月系统编排的;其次，起居注的核心内容是官方行政文书，是诏令、表奏的抄录或节录，前后加入简单的事由和政务处置结果。与“规范”的起居注文本相异，存世佚文中少量“不规范”的内容，如世说新语 刘孝标注引惠帝起居注 载:“裴頠字逸民，河东闻喜人，司空秀之少子也”;“頠注二论以规虚诞之弊，文词精富，为世名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706 页。刘昫等:旧唐书 卷四三 职官志，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845 页。李昉等:太平御览，第 1215 页。李昉等:太平御览，第 2395 页。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711 页。徐坚: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272 页。徐坚:初学记，第 632 页。李昉等:太平御览，第 4454 页。李昉等:太平御览，第 1673 页。第 4 期陈爽:“王命之副”51论”“頠理甚渊博，赡于论难”。太平御览 引 晋惠帝起居注 :“帝还洛阳至陵，下谒无履，取左右履著下拜”“帝至朝歌，无被，中黄门以两幅布被给帝”。这类文字无明确纪年，不载文书，行文与纪传体史著相近，且出现了对君主的私密行止的记述。但这种特例只出现在惠帝起居注，据李建华考证，晋惠帝起居注 实有二种，一为陆机所撰，另一种记事在陆机卒后，作者不可考。按以前引诸条佚文与 宋书 通典 所引以 陆士衡起居注 或惠帝起居注 为名的佚文比较，行文有很大差别。初步推测，陆机所撰起居注应是依照晋制编纂整理的官方文本，以收录诏令奏议为主要内容;而另一种体例与献帝起居注 相近，为近臣私撰，记录帝王行迹，行文较为随意，并非标准规范的官方文本。作为官方原始档案，两晋南北朝起居注与史志编纂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成为本纪撰述的重要素材。史通 卷十一 史官建置 :“夫起居注者，编次甲子之书，至于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随事记录，言惟详审，凡欲撰帝纪者，皆称之以成功。”正史本纪中诸多诏令或节录的基本来源即为起居注。史通 卷五 载文 :“而世之作者，恒不之察，聚彼虚说，编而次之，创自起居，成于国史;连章疏录，一字无废，非复史书，更成文集。”“夫国之不造，史有哀册。自晋、宋已还，多载于起居注，词皆虚饰，义不足观”。“凡此文诰，本不施行，必也载之起居，编之国史，岂所谓撮其机要，翦截浮辞者哉?”刘知幾从史学编纂的角度对国史编纂中大量无节制地引用诏令奏议等文本提出批评，但也从侧面透露出中古正史中本纪编纂与起居注文本的密切关系。不仅本纪的编纂依赖于起居注的记述，正史中的志书编纂同样需要参照起居注的记述。宋书律历志 总序:“今以班固、马彪二志，晋、宋起居，凡诸记注，悉加推讨，随条辨析，使悉该详。”宋书州郡志 总序称:“今以班固马彪二志、太康元康定户、王隐地道、晋世起居、永初郡国、何徐 州郡 及地理杂书，互相考覆。”在 宋书地理志 中，多有直接引用起居注记述的实例。在正史编纂的过程中，需要对起居注内容进行适当的节选和改编。以残存的起居注佚文与正史中史事对照，可见改编、删削之迹。对于官修史书而言，起居注是史志修撰的重要的素材，起居注与正史文本存在密切关联。二、“密为记注”:十六国北朝隋唐的起居注修纂永嘉之乱后，古代中国进入了长期分裂和南北对峙状态，南北社会环境的差异、族群关系与政权属性的差异，深刻影响了典章制度的发展趋向。具体到国史编纂与史官建置，十六国北朝最突出的特点是王朝对于国史编纂严格控制，官修史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由于基础文本的缺失，我们对十六国北朝的起居注内容无法获得如两晋南朝那样的具体认识，但仍然可从这一时期史官职掌等方面对起居注的内容做出一些侧面推断。十六国北朝时期，西晋形成的起居注制度得到沿用，如后赵以“中大夫傅彪、贾蒲、江轨撰大将军分见 世说新语 卷上之上 言语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条、世说新语 卷上之下 文学 “裴成公作崇有论条”、世说新语 卷中之下 赏誉 “裴仆射时人谓为言谈之林薮”条注引 惠帝起居注，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100、238、510 页。李昉等:太平御览 卷六九七 服章部十四履 引 晋惠帝起居注，第 3109 页下左栏;卷七七 服用部九被 引 晋惠帝起居注，第 3152 页上左栏。详参李建华:晋惠帝起居注 二种考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3 年第 11 期，第 6467、76 页。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7 页。浦起龙:史通通释，第 117 页。浦起龙:史通通释 卷十八 杂说下诸史，第 479 页。沈约:宋书 卷十一 律历志，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05 页。沈约:宋书 卷三五 州郡志，第 1028 页。52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起居注”，隋志 载 南燕起居注，聂溦萌详细梳理了十六国诸国的修史过程，认为:“有关诸国起居注 的记载很少，可确认者仅后赵、前燕、前秦、南燕，前凉也有类似机制，其他政权限于资料无法讨论，但十六国诸国的起居注之制应当比今日所知更普遍。”种种迹象表明，十六国时期虽沿用了西晋的起居注之名，内容却有所不同，并非是单纯君主诏令和朝臣奏议的汇编，而应有较多“记人君言行动止之事”的叙事功能，更接近于国史的初稿。晋书苻坚载记 :“坚母少寡，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史官载之”“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其事，惭怒，乃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将加其罪。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乃止”。苻坚所见的起居注内容，显然超出了一般诏令奏议，而是史官的历史记述。刘知幾称“前燕有起居注，杜辅全录以为 燕纪 ”“有赵郡王景晖，尝事德、超，撰二主起居注。超亡，仕于冯氏，官至中书令，仍撰南燕录 六卷”。能够实现起居注与编年史的这样便利的转换，也说明起居注的原始文本应包含大量叙事内容。十六国时期的起居注应与西晋官方的“规范文本”有很大差别，体例更多地仿效了类似 献帝起居注 惠帝起居注 这样“不规范”的近臣私撰起居注行文。也正是因为起居注中含有很多涉及君主行止的内容，因而成为国家的机密文书。北魏时期，国史的撰述是关乎“国化”的政治行为。关于北魏的史官建置，既往学界已经有较为系统的梳理。大体而言，献文帝以前不置起居注官，皇帝言行及朝政活动的记录由掌文书簿记的侍官兼管或任以著作官。邓渊撰 国记 “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近于起居注。神二年(429)，拓跋焘“始命史职，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北魏前期，反复出现国史之狱，政府对国史严加管控。北魏皇兴中置著作局，太和中置集书省，形成了著作与记注两套机构和较为完善的史官制度。“国史案”之前，著作官不常置，有撰事则设。和平元年(460)复置史官，著作官常态化。北魏太和十四年(490)二月，“初诏定起居注制”。十五年春正月“初分置左右史官”。所谓“起居注制”，是指将日常对皇帝行止、国家大事的撰录制度化，其制如 史通 卷十一 史官建置 所载:“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燕会，则在御左右，记录帝言及宾客酬对。”一些迹象表明，这种史官即时记录的起居注制在孝文帝时期曾经得到具体实施，魏书 卷五六 郑道昭传 曾详细记述孝文帝与彭城王勰、郑道昭、郑懿、宋弁等侍臣在后庭“乐作酒酣”后的唱和之辞?10，历史场景生动具体，若无当值史官的详尽记录，不可能被完整保存下来。将日常撰录的起居注编定为正式的某一朝起居注，还需帝王临事特命:李伯尚孝文帝时“敕撰太和起居注”。?11宣武帝“命邢峦追撰孝文起居注，书至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鸿、王遵业补续焉，下讫孝明，事甚委?10?11房玄龄等:晋书 卷一五 石勒载记，第 2735 页。魏徵等:隋书 卷三三 经籍志，第 965 页。关于十六国北朝时期起居注的编纂，详参聂溦萌:十六国霸史与十六国时期的官修史运作 ，西北民族论丛第 3 辑，第 4164 页。房玄龄等:晋书 卷一一三 苻坚载记，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904 页。太平御览 卷一二二偏霸部 引 十六国春秋:“(建元十七年)八月，坚收 起居注 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苟太后、李威之事，惭怒，乃焚其书。著作郎董朏虽更书时事，然十不留一。”第 590 页。浦起龙:史通通释 卷一二 古今正史，第 333 页。牛润珍:北魏史官制度与国史纂修 ，史学史研究 2009 年第 2 期，第 134 页;娄权鑫:北朝史官考，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 年。魏收:魏书 卷三五 崔浩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823 页。魏收:魏书 卷七下 高祖纪，第 165、167 页。浦起龙:史通通释，第 296 页。魏收:魏书，第 1240 页。魏收:魏书 卷三九 李宝传，第 893 页。第 4 期陈爽:“王命之副”53悉”。也正是因为以详实原始记录为基础，正史魏书 中孝文帝之后短短几十年历史记述远较此前百余年的北魏历史更为详尽和具体。北朝后期，北魏的史官制度中史官当值以为注记的传统得到承袭。北史温子升传:“及孝庄即位，以子升为南主客郎中，修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党王天穆时录尚书事，将加捶挞，子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至东西魏和北齐北周时期，制度进一步细化:“北齐有起居省。后周有外史，掌书王言及动作之事，以为国志，即起居之职。又有著作二人，掌缀国录，则起居注、著作之任，自此而分也。”起居、著作之分，实际上是区分了即时的历史记录与历史撰述。北周时，柳虬“以史官密书善恶，未足惩劝”，乃上疏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为监诫也。而汉魏已还，密为记注，徒闻后世，无益当时，非所谓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者也。且著述之人，密书其事，纵能直笔，人莫之知”。柳虬上言的主要目的，是请求“诸史官记事者，请皆当朝显言其状，然后付之史阁”。但也直接反映出十六国北朝的史官撰述的主要特征是“秘为注记”。这种史官当职、“秘为注记”的史官建置，在实际实施中会产生若干难以克服的具体问题:首先，史官当值需要耗费一定的行政成本和人力成本，在承平之世尚可正常运转，遇有变乱则难以为继;其次，“秘为注记”制度涉及朝政机密和君王的私生活，能否顺利实施往往取决与君主个人的好恶。魏郑公谏录 卷四对隋大业起居注 曾记录了一段唐太宗问侍臣关于隋代起居注的编纂的一段生动问答:太宗问侍臣:“隋 大业起居注 今有在者否?”公对曰:“在者极少。”太宗曰:“起居注既无，何因今得成史?”公对曰:“隋家旧史，遗落甚多。比其撰录，皆是采访。或是其子孙自通家传参校。三人所传者，从二人为实。”又问:“隋代谁作起居舍人?”公对曰:“崔祖浚、杜之松、蔡允恭、虞南等。臣每见虞南说，祖浚作舍人时，大欲记录。但隋主意不在此，每须书手纸笔，所司多不即供。为此私将笔抄录，非唯经乱零落，当时亦不悉具。”由此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得到君王的认可和支持，尽管有史官当值，却连“手书纸笔”这样最基本的办公条件都得不到保证。这种记录历史和保守机密的内在冲突，直至后世各朝一直没有彻底平衡和解决，也导致了古代起居注的时兴时废。唐代的起居注制度直接来源于北朝系统，且更为成熟和完善，史官当值，秘为注记，虽天子不得随意观阅。旧唐书 卷四三 职官志 :“起居郎掌起居注，录天子之言动法度，以修记事之史。凡记事之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迁拜旌赏以劝善，诛伐黜免以惩恶。季终则授之国史焉。”“凡制诏宣传，文章献纳，皆授之于记事之官”。“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恶必记，戒人主不为非法，未闻天子自观史也”。唐会要 卷五六起居郎起居舍人条 载:“苏氏曰:贞观中，每日仗退后，太宗与宰臣参议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执简记录，由是贞观注记故事，称为毕备。及高宗朝会，端拱无言，有司唯奏辞见二事。其后，许敬宗、李义府用权，多妄论奏，恐史官直书其短，遂奏令随仗便出，不得备闻机务，因为故事。”起居注甚至承载了“记注兼书善恶，所以儆戒人君”的教化功能。?10?10魏收:魏书 卷一四 自序，第 2326 页。李延寿:北史 卷八三 文苑温子升传，第 2784 页。杜佑:通典 卷二一 职官三门下省侍中起居，第 556 页。令狐德棻:周书 卷三八 柳虬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1 年版，第 681 页。王方庆:魏郑公谏录 ，丛书集成 据 畿辅丛书 排印本，北京:中华书局 1939 年版，第 38 页。刘昫等:旧唐书，第 1845 页。刘昫等:旧唐书，第 1849 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 卷一五 褚遂良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4025 页。王溥: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 1955 年版，第 961 页。司马光:资治通鉴 卷二四六唐文宗开成四年冬十月乙卯条，北京: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7941 页。54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总结十六国北朝直至隋唐的起居注撰修，具有如下特征:1 突出“君举必书”的历史传统，在诏令奏议之外，有大量围绕君主行止的叙事内容;2 起居注的编纂是政府垄断性职能，有一套严密行政体制作为保障，由政府特许的官员官员负责，掌管记录，无君主明诏，私人无权编纂;3 起居注的主要功能是为修纂国史提供权威素材，是一种封闭性很强官方的机密文档，甚至帝王亦不能随意观阅。三、“谙练故实”:东晋南朝起居注编纂与政务运行唐代的起居注制度直接源自十六国北朝，并在贞观年间形成了一套成熟完善的制度。无论是隋书经籍志 隋书百官制 等正史，还是 唐六典 通典 政书，乃至刘知幾的 史通，均是以北朝隋唐制度为框架追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起居注的演变，但若以这些特性比照东晋南朝的起居注编纂与起居官的建置，就会发现一些难以解释的问题:1 东晋南朝的起居注多为帝王诏令和群臣奏议的行政公文，罕有帝王行止的记录;2 东晋南朝起居官职掌不明，著作郎徒有修史之名，无著述之实，诸多起居注是起居郎之外的其他官吏所修，且多为私撰;3 起居注在东晋南朝并非政府的机密文档，而是士人中公开传抄的普通书籍。典籍所见的东晋南朝百余条起居注佚文，绝大部分都是帝王诏令和群臣奏议的行政公文，罕有帝王行止的记录，其文本特征已见于前文。如果说仅凭残存佚文的内容对起居注文本做出判断尚有失武断，那么当世之人对于起居注的认识则更具说服力，齐崔思上书称“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即只是简单机械地编纂整理公文;梁何之元梁典序 引臧荣绪语，亦称“史无裁断，犹起居注耳”，说明东晋南朝起居注中不包含叙事内容，更无“儆戒人君”的教化功能。东晋南朝著作郎在名义上有掌修起居注的职任。如沈约宋书 自序称:“永明二年，又忝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东晋南朝著作郎位高职闲，成为士族子弟的起家之选，“职闲廪重，贵势多争之，不暇求其才”。梁代乃有“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的世谚。关于东晋著作郎掌起居注，学界引证的一条直接的证据是初学记 卷二一文部 引晋虞预请秘府纸表:“秘府中有布纸三万余枚，不任写御书，而无所给。愚欲请四百枚，付著作吏，书写起居注。”这条记载表面上证明著作郎负责修起居注，但考诸史传，另有原委，牵涉虞预抄袭王隐晋书 的一段公案。求纸一事反证著作之职并无日常性著史职任，因而无法获得常规的纸张供应，需要特旨批准。从起居注的作者身份考察，东晋南朝的大部分起居注是由起居郎之外的官员编纂的。在隋志 著录的二十余种起居注中，署名李轨者数量最多，撰晋泰始起居注 晋咸宁起居注 晋泰(太)康起居注 晋永平起居注 晋愍帝起居注 晋咸和起居注 晋咸康起居注 7 种，几乎包含了西晋至东晋初年所有帝王的起居注，时间跨度大，内容繁多，显然不是原始记录，应是李轨根据残存的晋起居注整理编纂而成。李轨，生平不详，据 隋书经籍志 晋中兴书，李轨为“东晋尚书郎”。世说新语 卷下萧子显:南齐书 卷二八 崔祖思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2 年版，第 520 页。姚思廉:陈书 卷三四 文学何之元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2 年版，第 467 页。沈约:宋书 卷一 自序，第 2466 页。房玄龄等:晋书 卷四八 阎缵传，第 1350 页。魏徵等:隋书，第 992 页。徐坚:初学记 卷二一 文部，第 518 页。房玄龄等:晋书 卷八二 王隐传，第 2142 页。按东晋之初，尚在简纸使用的过渡时期，纸的供应尚不能满足大量行政需求，时虞预与王隐、郭璞俱为著作郎，虞预“而生长东南，不知中朝事，数访于隐，并借隐所著书窃写之，所闻渐广”。晋书王隐传 特别提到王隐后依权臣庾亮，“供其纸笔，书乃得成”，颇疑虞预之请纸与窃写王隐 晋书 有关联。魏徵等:隋书 卷三二 经籍志，第 1066 页。第 4 期陈爽:“王命之副”55俭啬 “卫江州在寻阳”条刘孝标注引 中兴书 :“李轨，字弘范，江夏人，仕至尚书郎。”另据经典释文序录 :“李轨，字宏范。东晋祠部郎中、都亭侯。”与李轨情况相近，东晋刘宋时期，起居注的编纂者很多都非史官:隋志 载 晋起居注 三百一十七卷，题“宋北徐州主簿刘道荟”;晋宋起居注钞，题宋何始真撰。另据 隋书经籍志 :“春秋左氏区别 三十卷，宋尚书功论郎何始真撰。”宋书沈文秀传 :“太宗先遣尚书功论郎何如真选青州文武，亦为虏所杀。”宋书 所载何如真与隋志 中的何始真当为一人，宋文帝时为尚书论功郎，典选事。齐王逡之撰 永明起居注，“以著作郎兼尚书左丞，参定齐国仪礼”。王思远“迁为侍中，掌优策及起居注”。东晋初年，“草创务殷，未遑史官”，这一时期出现的多部 晋起居注，撰修者大都不以史学见长，其编纂的主要目的不是为史志修纂提供素材，而是为政务运作提供参考文本。永嘉南渡之后，东晋王朝所面临的急迫的现实状况是“遭离丧乱，旧典不存”?10，“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11“于时朝廷草创，宪章未立，朝臣无习旧仪者”。?12在这种背景下，对于“旧典”和“故实”的搜集和整理成为当务之急。而起居注作为“王命之副”，包括了大量前朝诏令、奏议文本、礼仪程式等内容、对于东晋恢复旧典有不可替代的现实作用。东晋与南朝前期，起居注的编纂者大多出自尚书省这一政务实行的枢要部门，如李轨为掌庙祧之礼的祠部尚书郎?13、何始真为尚书论功郎、王逡之为尚书左丞。东晋南朝大量私撰起居注的出现的另一个社会背景，是这一时期官方史学衰微，私家史学繁盛。王朝对于国史编纂的管控相对松弛，私家著史成为一时成风。一些低级官吏不仅可以编纂前朝史，亦可“私录”当朝表奏，晋王隐之父王父铨仅为历阳令，“有著述之志，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14宋王韶之父王伟之为谢琰行参军，“当世诏命表奏，辄自书写，太元、隆安时事，小大悉撰录之，韶之因此私撰晋安帝阳秋”。这类私人撰录，虽未冠以起居注之名，体例与内容大体相近。而王韶之则凭藉这一著述，“时人谓宜居史职，即除著作佐郞，使续后事”，并因谙熟表奏，参与了晋宋交替时的废立密谋，深为刘裕所重，“迁黄门侍郎，领著作郎，西省如故。凡诸诏黄，皆其辞也”。?15梁陈时期，起居注一个显著的变化是编纂者多是在王朝行政中执掌诏诰、位居枢要的重臣。如梁裴子野，“为著作郎，掌国史及起居注。顷之，兼中书通事舍人，寻除通直正员郎，著作、舍人如故。又敕掌?10?11?12?13?14?1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 1026 页。陆德明撰，吴承仕疏证: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北京: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48 页。魏徵等:隋书 卷三三 经籍志，第 965 页。按 隋书经籍志 载 晋起居注钞 51 卷，而 通志艺文略 作“晋宋起居注钞”(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1545 页)，因 隋志 下文另有 晋起居注钞 24 卷，此处似应为“晋宋起居注钞”。魏徵等:隋书 卷三二 经籍志，第 929 页。沈约:宋书 卷八八 沈文秀传，第 2224 页。萧子显:南齐书 卷五二 文学王逡之传，第 902 页。萧子显:南齐书 卷四三 王思远传，第 766 页。房玄龄等:晋书 卷八二 王隐传，第 2143 页。房玄龄等:晋书 卷二三 乐志，第 697 页。魏徵等:隋书 卷三二 经籍志，第 906 页。房玄龄等:晋书 卷六九 刁协传，第 1842 页。通典 卷二三 职官五尚书下礼部尚书 :“及晋江左，有祠部尚书，掌庙祧之礼。”第 638 页。房玄龄等:晋书 卷八二 王隐传，第 2142 页。沈约:宋书 卷六 王韶之传，第 1625 页。56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中书诏诰”。梁王僧孺“拜中书郎、领著作，复直文德省，撰中表簿及起居注。迁尚书左丞，领著作如故”。梁周捨“所撰皇帝实录、皇德记、起居注、职仪等百余卷，文集十卷”。“时天下草创，礼仪损益，多自捨出”“虽居职屡徙，而常留省内，罕得休下，国史诏诰，仪体法律，军旅谋谟，皆兼掌之”。陈刘师知是东晋南朝史传所见唯一一例受天子明诏编纂起居注的事例，史载“师知好学，有当世才。博涉书史，工文笔，善仪体，台阁故事，多所详悉。梁世历王府参军。绍泰初，高祖入辅，以师知为中书舍人，掌诏诰。是时兵乱之后，礼仪多阙，高祖为丞相及加九锡并受禅，其仪注并师知所定焉。高祖受命，仍为舍人。寻迁鸿胪卿，舍人如故。天嘉元年，坐事免。初，世祖敕师知撰起居注，自永定二年秋至天嘉元年冬，为十卷。起为中书舍人，复掌诏诰”。刘师知的主要职任并非著作郎，而是掌诏诰的中书舍人，编纂起居注的主要目的也并非修史，而是梁陈乱离、礼仪多缺的背景下，为起草诏诰提供参考的行政文书的参考文本。关于“谙练故实”，另一个较为典型的事例是 梁书 卷三六 孔休源传:高祖尝问吏部尚书徐勉曰:“今帝业初基，须一人有学艺解朝仪者，为尚书仪曹郞。为朕思之，谁堪其选?”勉对曰:“孔休源识具清通，谙练故实，自晋、宋起居注诵略上口。”高祖亦素闻之，即日除兼尚书仪曹郞中。是时多所改作，每逮访前事，休源郎以所诵记随机断决，曾无疑滞。吏部郎任昉常谓之为“孔独诵”。所谓“故实”，是前朝行政处置的惯例，能够熟练引用，甚至背诵起居注，已经成为尚书省官员行政能力的评判和选拔标准。类似孔修源这样通过熟知起居注所载故实的官员尚有很多，东晋干宝搜神记序中曾把“国家不废注记之官”与“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并举。从存世南朝正史中，尚可见一些朝臣引起居注处置政务的实例。刘宋初，佐命功臣傅亮为中书令，“朝廷仪典，皆取定于亮”，傅亮与蔡廓议扬州刺史庐陵王义真朝堂班次，即引陆士衡起居注 为故实，“抄疏如别”，即将起居注原文另纸抄录，附于疏后。宋明帝泰豫元年，以丧制“至尊谅闇之内，为亲奉与不”为事由“使下礼官通议”，群臣商议，分别引 礼记王制、谯周 祭志 和(晋武帝)起居注 为“典例”。东晋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