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欧洲殖民扩张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pdf

-129-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可以追溯至 16 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打破了中世纪各区域间的地理隔绝，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欧洲国家葡萄牙率先开始了海外冒险事业，随后，西班牙、荷兰、法国、英格兰等国家也相继加入这一行列之中。在海外拓殖的过程中，为深入了解所到之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和语言文化，以便更好地实施殖民政策，最早踏上这一征程的西方国家开始对“他者”进行记录和研究，这一行为催生了欧洲最早的区域国别研究。因此，欧洲的区域国别研究的早期发展与其殖民扩张进程密切相关。欧洲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特征，主要服务于推动殖民扩张，将非道德的海外拓殖行为合法化。随着殖民扩张的深入，欧洲区域国别研究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储备了大量关于欧洲之外广大区域与众多国家的政治经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风俗礼仪、宗教信仰、人口种族等方面的一手信息。这些文本资料和记录赋能于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并为其披上了合法与神圣的外衣。一、大航海时代的欧洲区域国别研究大航海时代开启了欧洲国家对海外殖民地的探索与认知之旅。在早期的欧洲区域国别研究发展过程中，这些国家的海外殖民扩张进程与之紧密相连。地理学、博物学、生物学和人文学科等相关知识体系的构建，本质上是为了加深对被殖民国家的认知，从而为欧洲国家的海外殖民和统治提供知识支持。16 世纪地理大发现初期，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荷兰等最早进行海外殖民贸易和扩张探索的西方国家成为欧洲区域国别研究的发源地。除却武力征服，欧洲国家也十分重视利用知识服务于殖民扩张，推进海外殖民。亚洲和非洲是欧洲国家早期拓殖的主要目标地区。它们通过对这两个区域的深入研究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关于殖民地的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不仅涵盖了地理、文化和社会生活多个领2023 年第 12 期摘 要 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与近代欧洲的殖民扩张进程密不可分。近代欧洲国家的海外冒险与考察激发了其向外探索和拓殖的野心，这些国家倾力推动下的殖民扩张进程为其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提供了原动力。而近代欧洲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也服务于自身的海外扩张，呈现出强烈的功利性特征，其知识成果为本国的海外扩张充当辩护者，为后者提供合法性与神圣性的外衣。关键词 欧洲 殖民扩张 区域国别研究 大航海时代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23）12-0129-08柴 彬 陈谦悦近代欧洲殖民扩张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英国海外贸易冲突史（1419 世纪初）”（19ASS003）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 柴彬，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陈谦悦，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生（上海，200444）。-130-域，还涉及到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欧洲国家的对外殖民进程是一个随着它们对亚非地区的认识和理解而逐渐深化的动态发展过程。大航海时代之初，葡萄牙和西班牙在欧洲各国中率先开启了航海探险。15 世纪末，葡萄牙国王开始对外探索。1498 年，葡萄牙探险家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在航海探险的过程中发现了非洲的好望角，并成功抵达了印度，在那里建立了葡萄牙在亚洲的第一个殖民地。不久，葡萄牙人约于 1513 年抵达中国，成为最早与中国人接触的西方国家之一。早期的欧洲区域国别研究主要依赖于传记和旅行记述。1513 年，航海家和地理学家罗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igus）根据收集到的关于印度半岛和中国沿海的航海资料和地图，撰写成东方地理志，这本书成为中国海域航行的重要指南。1516 年，葡萄牙占领马六甲后，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Manuel）决定派遣使团前往中国，皮列士（Tom Pires）系其中随行人员。在游历期间，皮列士撰写了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有关亚洲贸易的著作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Suma Oriental）。东方志内容丰富、涵盖多学科，包括历史学、地理学、人种学、植物学、经济学和商业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其重点是东方的贸易，皮列士探讨了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皮列士的记录也暴露了西方视角下的傲慢与偏见。他认为中国人落后，无法理解他们的文化习惯，“他们左手的瓷碗或陶器靠近嘴，用两根棍子吮吸饭菜人民非常软弱，很容易被征服，只要有十艘船，占领马六甲的印度总督就可以沿着海岸占领整个中国”。a皮列士的文本在体现纪实性的同时充满了民族偏见，其观察主要集中在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上，而没有深入到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之中。葡萄牙迅速崛起，从一个欧洲边缘小国成长为享誉欧洲的富裕王国，这激发了其邻国西班牙的野心，也促使其投身于大航海探险的事业。1580 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命令门多萨（Juan Gonsales de Mendoza）率领使团从墨西哥横渡太平洋，经菲律宾出使中国，虽然最后因政治形势未能出行，但门多萨与使团成员赫罗尼莫马林（Geronimo Marin）和米格尔奥尔加b在朝夕相处中，了解到诸多关于中国的知识，这些知识为后来门多萨撰写中华大帝国史奠定了资料基础。1583 年，罗马教廷面临着在东方扩大天主教影响力的需求，因此迫切需要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状况，于是门多萨开始着手撰写有关中国的通识性著作，以期满足教会的需求。1585 年，门多萨出版了中华大帝国史，这部著作涵盖了中国的国情概要，它详尽而全面地描述了中国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风俗礼仪、宗教信仰以及政治商业等方面的情况，对彼时的大明帝国作出了客观的分析。根据门多萨的记载，中华帝国幅员辽阔、气候多样、物产富饶、山川秀美、人民淳朴善良、勤劳诚实。“这里的人个个都好吃、好喝、好穿、好打扮，喜欢把自己的家园装饰得漂漂亮亮，这样便有了竞争，竞争鼓励人们勤奋劳动，争做优秀的农场主。这一切加上土地的肥沃，坦率地讲，这就是为什么它配得上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称号的原因”。c中华大帝国史的问世在 16 世纪的欧洲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该书成为欧洲贵族和知识界了解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通识性文本，以至于有人评价道：“门多萨的著作的权威性是如此之高，以致它可以为 18 世纪以前所有有关中国的著作提供比较的起点和基础。”d虽然大航海早期，英国尚未开展系统性大规模的海外殖民和扩张活动，但是在殖民理论的探索a Tom Pires,Francisco Rodrigues and Armando Corteso,The Suma oriental of Tome Pires,The Haklyut Society,1944,p.116,p.123.b 1575 年，西班牙人马丁德拉达（Martin de Rada）率队抵达中国福建地区考察。该次考察收获颇丰，拉达撰写了大明帝国奇闻录（Relaion Verdadera delascosas del Reyno de Taibin）一书。赫罗尼莫马林和米格尔奥尔加为使团成员，也不乏收获与见闻。这两位学者的口述内容与记录文本成为门多萨撰写中华大帝国史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c 西班牙 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孙家堃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年，第 5 页。d Donald F.Lach,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Century of Discove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vol.I,book two,1965,p.744.-131-方面，哈克卢伊特（Richard Hakluyt）a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有关海洋世界的殖民性和商业性的观点为英帝国乃至欧洲帝国的殖民扩张事业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和动员。哈克卢伊特不赞成仅仅为了商人阶级的利益而开辟新的贸易路线。b他目光超前，已经开始考虑拓展海外殖民地以安置增长过剩的国内人口。1582 年，哈克卢伊特撰写了有关美洲发现的几次航行（Divers Voyages Touching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and the Islands Adjacent），旨在巩固英国在北美扩张计划的合法性和可行性。在哈克卢伊特看来，英帝国迫切需要开发美洲，建立殖民地以推进海外贸易和改善国民生活。同时，将多余的人口移民到海外可以解决人口增长过快问题，实现就业和发展，降低因贫困导致的犯罪问题。哈克卢伊特认为，无论是出于争夺国家利益还是解决国内社会矛盾，英国都迫切需要“把一些我们人口过剩的殖民地迁移到美洲那些气候温和并且土地肥沃的地区”。c该时期的英国旅行文本书写具有强烈的现实色彩。“从哈克卢伊特开始的扩张主义作家们淡化了神圣的海洋，转而支持安全和有利可图的咸水通道，通往新的土地和市场”。d1589 年，英吉利民族的主要航海、航行、贸易和发现（The Principall Navigations,Voyag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的出版标志着哈克卢伊特的帝国海洋战略的成熟。该著作记述了欧洲、非洲、亚洲和美国的人文地理和资源，列举了东印度群岛的财富，包括珍贵商品的来源，诸如肉桂、丁香、麝香、檀香等。这一著作引起了英国对北美的重视和探索，海权的重要性和海洋的价值成为英国国家战略的重要关切之一。二、17 世纪以来的欧洲区域国别研究随着欧洲国家航海事业的蓬勃发展，海上交通要道的开拓加速了欧洲国家向外扩张的步伐。这时海外探索的主体不再仅仅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以英法为主要代表的新崛起国家扩大了海外探索领域，同时需要更多专门性知识服务于拓殖进程。因此，自 17 世纪起，欧洲各国开始深化对外认知，它们不再满足于对人文地理和民俗文化的初步了解，而是进一步加深政治、经济和国情等方面的研究。传教士和探险家群体在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进程中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为西方国家殖民扩张的手段之一，传教士通过传播西方思想和文化，不仅加深了欧洲国家对殖民地的影响，同时也为殖民扩张提供了必要的知识支持和文化同化。传教士在殖民地传教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成为欧洲国家深入了解殖民地国情的重要媒介，也为殖民扩张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依据。有学者指出：“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史是法国传教士一手写成的”。e的确，传教士曾在法国对东南亚的殖民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7 世纪，法国传教士开始在东南亚区域活动。耶稣会士罗德（Alexandre de Rhodes）的足迹遍布越南各地，他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资源进行了广泛调查后认为，“占有这个地区，欧洲的商人将获得丰富的利润和充足的财源”。f同时，罗德绘制了一份极为详尽的越南地图，为法国后期殖民越南提供了交通向导。路易十四时期，为了进行天文观测和地理考察，法国政府组建了一支以传教士为主体的科学考察团队。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编纂了中法字典，马若瑟（Joseph de Premare）编著了汉语札记，杜赫德（du Halde）则创作了中华帝国全志等著作，这些作品从中国语言文字和国情概览等多方面为欧洲国家提供了关于中国的详尽知识。a里查德哈克卢伊特（Richard Hakluyt，1552-1616），英国地理学家，出版了大量地理考察和探险著作。哈克卢伊特在英国海外拓殖事业方面具有极高的影响力，其推动了伊丽莎白时代的海外扩张，尤其是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化。参见 Gerald Roe Crone,“Richard Hakluyt”,Encyclopedia Britannica,19 Nov.2022,https:/ 16 October 2023.b Taylor,E.G.R.,“Richard Hakluyt”,The Geographical Journal,vol.109,no.4/6,1947,p.168.c Richard Hakluyt,et al.Divers voyages touching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and the islands adjacent,London:Printed for the Hakluyt Society,1850,p.9.d Claire Jowitt,Daniel Carey,ed.,Richard Hakluyt and Travel Writing in Early Modern Europe,p.293.e 泰 姆耳马尼奇琼赛：泰国与柬埔寨史，厦门大学外文系翻译小组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6 年，第 154 页。f梁志明主编：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214 页。-132-利玛窦中国札记 山海舆地图 坤舆万国全图等著作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早期传教士的海外游历对欧洲知识界和贵族深入了解被殖民地区起了重要作用，为欧洲国家的地理学、天文学、历史学等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除了传教士，法国开展的海外探索活动中，也不乏学者身份的探险家的身影。1735 年，在法国皇家科学院的支持下，拉孔达明（La Condamine）率领一小批测量团队前往秘鲁探险。“这一批探险团队的成员包括数学家皮埃尔布格（Pierre Bouguer）、天文学家路易戈丁（Louis Godin）以及随行的助手和外科医生。”a探险团队成员的职业多样性与知识丰富性完善了法兰西帝国的知识体系，为法国的海外拓殖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撑。17 世纪末期，法国商人、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股东韦利（Verret）前往越南开展贸易并设立商埠，东印度公司开始涉足越南商业。1795 年，法国成立东方语言专院（colespciale des languesorientales），b专门研究各大洲文明，研究范围涉及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学等，为法国当局的海外殖民统治提供了智力支持。19 世纪以来，随着法国在东南亚的殖民扩张，法国的国别研究日渐成熟完善。1898 年，为研究西贡市，c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成立了法国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会，1900 年更名为法国远东学院（EFEO），1901 年开始出版法国远东学院学刊（Bulletin de lEcole Franaise dExtrme-Orient），该学院成为法国研究越南的主要学术机构。在专门性研究机构的推动下，法国知识界出版了大量介绍被殖民国家的政治军事和历史文化的书籍。例如出征中国和交趾支那来信（1864）、交趾支那：安南人、摩西人与柬埔寨人（1870)、当代法国印度支那（1885）。更为详尽的是法国于 1867 年出版的安南书目（Bibliographie Annamite），d其涵盖 1619 世纪关于越南的书籍、期刊文章、手稿和地图的参考书目，为法国的越南研究提供了充足可靠的参考文献和一手材料。18 世纪中期，俄国也参与到海外探索活动中。17251741 年间，丹麦航海家维图斯白令（Vitus Jonassen Bering）奉彼得大帝的命令开始远征。在第一次远航中，白令团队发现了连接美洲和亚洲的海峡，并将其命名为“白令海峡”。在第二次探险中，他们发现了北美大陆的阿拉斯加。白令率领的科考团队绘制了一幅精确的地图，其对库克船长随后的 3 次探险提供了重要的地理支持，有助于后者进行更为精确的观测和记录。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的 3 次探险对欧洲国家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库克的第三次航行（17761780）是为了寻找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的西北或东北航道。“根据英国海军部给库克的秘密指令，他被要求在他发现的所有国家插上英国国旗。”e由于得到英国皇家海军的支持，库克的远征充满了浓厚的官方殖民色彩。他的队伍中不乏植物学家和自然学家，这使得他的探险成果对于推动欧洲的博物学和植物学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中国新疆，俄国曾开展过系统性的探险和侦测活动以搜集情报。17 世纪中叶，俄国先后派遣巴伊科夫使团（16541658）和佩尔菲利耶夫使团（16581662）访华，俄皇授意其搜集有关中国的军事、商贸、文化资料，同时与中国建立商贸关系。为加紧对新疆的考察和地理探测，俄国分别于1845 年和 1846 年成立了帝国地理学会（Imperial Russian Geographical Society）与考古协会（Russian Archaeological Society），这两个研究机构的学术成果服务于俄国政府，在地理探险、资源考察、拓展疆域方面做出了贡献。在帝国地理学会的组织下，18561857 年，谢苗诺夫（p p-a）率领考察队侦测天山。谢苗诺夫认为，富饶的天山地带将会为俄国的殖民统治提供便利。他说：“当俄国十分强大的殖民化运动，在这一极为富饶的地区站住脚后，这个地区立刻会成为我国统a Charles-Marie de La Condamine,A Succinct Abridgment of a Voyage Made Within the Inland Parts of South America,London:E.Withers and G.Woodfall,1747,p.VII.b后发展为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该学院致力于研究东欧、非洲、南亚、东南亚和东亚的语言与文明。c今胡志明市。dBarbi Du Bocage,V.-A.,Compiler,Annamite Bibliography,Paris:Challamelan,1867.eJohn Beaglehole,The Journals of Captain James Cook,3vols,Cambridge:The Hakluyt Society,1955-67,III,Part one,ccxxiii.-133-治中亚的一个牢固据点。”a18581859 年间，军人出身的瓦利哈诺夫（C.Valikhanov）考察新疆喀什地区，他记录了新疆的地貌环境和天山的黄金和财富，包括河流走向、历史遗迹和交通路线。b上述考察和侦测活动不仅为俄国储备了有关中国的专业资料，而且掀起了一股中国探险和考察热潮。欧洲探险家的参与极大丰富了欧洲国家的区域国别知识储备，官方和贵族对殖民地的认知从人文地理拓展到宗教和政治层面。正是凭借传教士和探险家最初的观察、研究和记录，为欧洲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18 世纪末，欧洲海洋霸权的竞争逐渐走向了尾声。欧洲各大帝国的权力结构发生剧变，英国成功夺得了海上霸主地位，殖民扩张需求迅速膨胀。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亟需向外扩张，以寻求资源丰富、物料充足的殖民地。这一时期欧洲国家对亚洲等地区的考察和了解不再仅仅停留在地理与人文考察的层面，而是进一步拓展到侦测和占领层面。这一时期欧洲帝国扩张的目标决定了其派遣至海外的考察使团的主要任务。这些海外使者对他者的认知结果和带回国的反馈报告，对于欧洲国家殖民扩张的战略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对他者的了解，帝国可以更好地制定扩张策略，避免盲目行动带来的风险。同时，这些报告也为帝国提供了有关他者的详细信息，有助于帝国拓殖取得优势地位。作为后起之秀，英国在掌握海上霸权之后，开始迅速向东进行殖民扩张。1793 年（清乾隆五十八年），英国首次以官方名义派出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访华使团与中国进行外交往来。马戛尔尼使团在肩负与清廷达成商贸协定重任的同时，还需打探中国的军事、社会和地理方面的情报。访华期间，使团基于自身的观察和亲身经历，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考察报告和书籍。马戛尔尼日记和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分别由马戛尔尼本人和他的副手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执笔，详细记载了清乾隆时期的中国人文、宗教、政府、商贸以及科学技艺等方面的情况。斯当东的著述讨论了英国派遣访华使节的缘起、途经路线和国家，以及使团与当地居民的交流。马戛尔尼的记述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彼时清廷的弊端，他认为，清帝国好似老树，外强中干，“庞大的上层建筑根基空虚事实上帝国已发展到不堪重负，失去平衡”。c更为重要的是，马戛尔尼获得了关于清廷武器装备的大量第一手情报。当时，清廷的军事装备相对落后，“每省的军械库储存有五百燧发枪。其他的武器是火绳枪、弓矢、刀和盾”。d军械主要以冷兵器为主，火炮和枪支的使用尚不普遍。这些翔实具体的数据为英国政府带来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可靠的战略情报，为后期殖民征服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可靠的数据支持。18 世纪晚期，欧洲国家的海上探险活动已足够成熟，各国将视野投射至内陆探险。法国是近代以来最早以殖民征服为目的对非洲展开探险考察的欧洲国家，人们通常将拿破仑远征看作埃及学研究的起源。17981801 年，拿破仑（Napolon Bonaparte）远征埃及，有 100 多位来自各研究领域的学者随军，负责探索埃及并绘图记录，远征虽以失败告终，但随行科考团在推动区域国别研究方面成就斐然，“罗塞塔石碑”的出土为商博良（Jean Franois Champollion）等人解开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谜提供了重要的古迹史料。1802 年，科考团在埃及的科考成果被整理出版为埃及志，德农（Dominique Vivant Denon）出版了上下埃及游记，描绘了自己在埃及的所见所闻。这些埃及研究的丰硕成果向世人揭开了古埃及的神秘面纱，促进了埃及学研究的兴起。除了法国的埃及远征，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英国掀起了一股非洲探险之风。促进非a 俄 彼彼谢苗诺夫：天山游记，李步月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66-67 页。b参见 VALIKHANOV C,VENIUKOF M,et al.,The Russians in Central Asia:Their Occupation of the Kirghiz Steppe and the Line of the Syr-Daria:Their Political Relations with Khiva,Bokhara,and Kokan:Also Descriptions of Chinese Turkestan and Dzungaria,London,1865,pp.109-161.c 英 乔治马戛尔尼：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马戛尔尼勋爵私人日志，何高济、何毓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 29 页。d 英 乔治马戛尔尼：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马戛尔尼勋爵私人日志，第 50-51 页。-134-洲内陆发现协会（African Association）a和英国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b的发展壮大对英国的非洲探险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尤其是利文斯顿的非洲探险之旅。18411873 年间，在皇家学会、皇家地理学会、大英博物馆、皇家植物园等一系列科学机构的赞助下，大卫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三次前往非洲地区开展考察调研，并于 1857 年出版了在南非的传教旅行与研究一书。该书详细描绘非洲的水文地理、科学技术，以相对客观真实的视角呈现了非洲大陆的真实面貌。总之，从大航海时代初期直至启蒙运动兴起，乃至 19 世纪以来，欧洲的传教士、探险家和官方使团对海外国家和内陆地区的考察目标和所获得的知识，都具有明显的服务于殖民扩张的功利性特征。欧洲各帝国对外考察中的信息收集与知识整合进程与其殖民战略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二者相辅相成。一方面，早期探险团队发现了新大陆，为欧洲国家对世界地理的认知注入了新的活力。尽管最初这些探险家可能并没有明确的目的，他们考察的主要目标在于记录更易于探索的风土人情和环境地貌。然而，正是由于这些考察记录展示的新大陆上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以及丰富的物质资源，激发了帝国扩张的野心。另一方面，随着欧洲文明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帝国对外扩张的需求逐渐增强。它们渴望寻找新的原料市场和领土，以满足自身经济和军事需求。因此，后期的欧洲帝国海外探险将目标转向研究他国的军事政治、社会宗教、国家发展状况等深层次的内容，由此构建而成的知识体系为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进程提供了知识支持。三、欧洲区域国别研究建构殖民主义的正当性欧洲区域国别研究作为帝国知识体系的一部分，是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推动下逐渐形成的，其通过研究并定义他者构建帝国殖民合法话语。西方价值观主导的殖民话语为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行为提供了正当性解释，欧洲国家通过将其他地区和人种划分优劣，将自己的优越性合法化与正当化，从而为自身的拓殖行为辩护。欧洲国家对他者身份的建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涵盖了最初的生物学定义区分人种优劣、西方文化入侵扩大差异以及采用西方价值观同化殖民国认知三个层面。在此过程中，欧洲国家通过对他者的身份建构，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殖民文化和价值认同体系。掌握生物系统的划分权意味着掌握了最初的知识创造与传播的权力，17 世纪至 18 世纪的欧洲，生物学和博物学研究的蓬勃发展正是这种权力形成的原始动力。1735 年，瑞典博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对自然界中的植物、动物和矿物进行命名与分类，并出版了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一书。作为自然秩序的构建者，林奈设立了人属（Homo），他根据地理和肤色将智人划分为四个种类，分别是欧洲人（H.s.europaeus）、美洲人（H.s.americanus）、亚洲人（H.s.asiaticus）和非洲人（H.s.africanus）。c人属分类系统是林奈基于个人观察和理解建立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林奈描述了不同人种的外貌特征和性格特点，他给予欧洲人极高的赞誉，认为他们是白皙且强壮的种族。然而，林奈使用了具有强烈主观色彩的贬义词语描述美洲人、亚洲人和非洲人，诸如“易怒、忧郁僵硬、迟钝放荡”等。继林奈之后，法国的屈维叶（Georges Cuvier）、瑞士的阿加西（Louis Agassiz）和德国的布卢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进一步以生理特征为依据细分人种。人种分类法被广泛接受并应用于殖民扩张，它强调了不同人种间的差异，并将这些差异视为天生的特征，成为种族优越论的知识a促进非洲内陆发现协会成立于 1788 年，成员包括约瑟夫班克斯爵士、亨利博弗伊、康威将军、罗顿勋爵、苏格兰地主约翰辛克莱等人。参见 C.Macrae,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Promoting the Discovery of the Interior Parts of Africa,List of Members,May 1792.该协会致力于开展非洲内陆的先行探险活动，填补了 19 世纪英国人对非洲的认识空白。1831 年，协会与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合并后，得到其赞助和支持，开展了更多个人及团队探险。b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成立于 1830 年，前身为雷利旅行者协会（Raleigh Travelers Club）。1831 年，该学会与促进非洲内陆发现协会（African Association）合并，进一步壮大了其影响力和学术地位。作为西方地理学发展的先驱，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宗旨是推动和普及地理学知识，主要任务是支持和资助英国科学家在世界范围内的考察探险活动。参见T.Freeman,“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eography”,in E.Browned.,Geography:Yesterday and Tomorrow,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5.c参见CaroliLinnaei,SystemaNaturae:A Photographic Facsimile of the First Volume of the Tenth Edition(1758),London:Printed by Order of the Trustees,1956.-135-依据。生物学与博物学研究主要服务于地理大发现背景下的帝国殖民扩张，因此，林奈提出的人属分类为种族优越论增添了理论的原始性和天生性的依据，肤色和外貌成为判断人类道德、智力和品德的标准，迎合了欧洲帝国向外扩张的需求，从而为殖民者提供了理论支持。林奈的人属分类赋予不同地域的人群以新的世俗定义，反映了当时欧洲学界对世界地理区域的认知和划分，西方知识界获得了人种命名和定义种族优劣的权利。一方面，欧洲文化和知识成为众多学科的起源，并被赋予“正统”地位。“人属”的提出意味着人种有了优劣之分，这为欧洲国家在世界知识话语体系中确立了主导地位和解释权。种族主义理论以人类生物学特征的差异区分人种优劣，种族优劣被用来支持欧洲国家对其他区域的歧视和压迫行为，从而服务于欧洲帝国的利益。种族之分助长了种族歧视主义，为欧洲帝国的强制占领和侵略剥削披上了正当性、合法化的外衣，为欧洲帝国的殖民扩张提供了冠冕堂皇的托词。另一方面，林奈的族群分类从生物学的角度将西方国家定义为生而优越的高贵族群，塑造了欧洲人的智慧形象，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文化观和价值观。由于西方国家掌握了叙事话语权，因此，西方人被定义为生而优越的族群，在科教文化和思想等方面具有文明性和先进性，他们天生肩负教化愚昧落后种族的责任。欧洲的区域国别研究，通过知识传播的方式向外输出帝国的文化、思想和制度。这种研究试图进行语言和文化的殖民化，以在价值体系层面同化其他地域。它不仅开展实质性帝国殖民扩张，还建立文化帝国主义，用文化和价值体系支持西方统治的正当性。在欧洲知识界的认知中，美洲、亚洲和非洲种族常被视为野蛮和愚昧的代表。欧洲对外殖民行为被解释为一种消除原始状态、向外界传播先进文化和知识的行为，被认为是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的重要手段。这种殖民主义理论充斥着对其他种族身份的贬低和污名化。18 世纪末期，随着欧洲的经济和科技繁荣，特别是殖民掠夺进程的加快，带给欧洲人无尽的优越感，他们更加确信自身的优越性。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在西方的形象逐渐被构建为野蛮、落后、尚未开化的专制国度。亚当斯密认为，中国“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穷国民的贫困程度”。a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英国学术界通过文字和观念塑造了一个抽鸦片的中华帝国形象，并将这个形象置于东方主义背景中，定义中国文明为半野蛮的文明，塑造出当时英方对于中国的主流认识“鸦片帝国”，文明教化愚昧，先进取代落后的观念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提供了合法性话语解释。在欧洲区域国别研究的早期阶段，其理论成就和灵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殖民扩张的历史。在拓殖过程中，欧洲国家建立了广泛的海外势力范围，通过深入研究这些地区，欧洲国家能够更加明确地认识和把握自身利益所在，为其对外战略提供有力支持，并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丰富的研究对象。海外探险团队的口述见闻和游历记录是西方知识界了解东方的主要途径。通过研究文本资料，西方国家构建起区域国别研究知识体系，作为研究他者的理论工具。欧洲的区域国别研究存在偏见，这种偏见源于殖民阶级对他者身份的轻视和污名化，随着殖民进程的发展和殖民性理论的演变得以强化。为服务欧洲国家的殖民进程，东方学应运而生。最初，欧洲的商人、探险家和传教士基于自身的海外游览经历，记录下他们在东方的所见所闻。这些个人的经历和观察形成了他们眼中的东方形象，此类文本成为西方世界最早接触东方文化的窗口。但他们对东方的记录并非纯粹客观。一方面，由于认知的局限性，记录往往会出现偏颇。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传教士、军人、商人受限于西方人的身份和观察视角，他们关于东方的思考、塑造出的东方形象充满了个人的加工和想象。这些个人化的文化产物成为西方人研究东方的有限的知识来源。这些关于东方的偏见性描述逐渐成为西方塑造东方形象的一部分，并由此衍生出一门西方有关东方的专门性研究学科，即东方学。b关于东方的系统研究理论的诞生，标志着西方知识界的东方研究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这一转变使得区域国别研究发展呈现出理论a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65-66页。b东方学是西方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描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通知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东方学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参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年。-136-化、体系化的特征。东方学并非是基于客观存在而产生的学科知识，而是在欧洲国家殖民扩张过程中，拓殖参与者以研究东方的客观事物为前提，在个人主观认知的推动下，对东方的话语、思想、物质进行解读和重构的过程。东方学家包括了所有研究东方知识的学者，东方学研究范围广泛，涵盖一切有关东方的研究。譬如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治水社会理论”认为，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人们要利用治水的方法进行劳作生产，因此产生了治水社会。控制“治水社会”网络的掌权者总是巧妙地准备行使最高政治权力”，于是便产生了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主义。a同样地，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停滞论、西方中心论、丝绸之路理论等也被囊括于东方学的研究中。由于欧洲列强的拓殖掠夺，大量的亚洲、非洲、中东等地区的文化遗产、历史文献和艺术品被带到了欧洲，这为东方学的研究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欧洲的东方学者通过旅行和探险等途径，亲身体验了这些地区的文化，这进一步促进了东方学的发展。就英国而言，“1784 年，威廉琼斯创建的加尔各答亚洲学会（Asiatic Society,Calcutta）是英国在海外的第一个亚洲学会，标志着英国东方学的兴起”。b由于东印度公司是加尔各答学会的主要赞助机构，因此早期的英国东方学研究基本上围绕着东印度公司的需求展开。1823 年，科尔布鲁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推动创建皇家亚洲学会，该学会成员大多具有官方背景。科尔布鲁克认为，“加尔各答亚洲学会虽然已经有了研究成果，但是那些关于东方的知识并未运用到英帝国殖民中”。c因此，以印度研究为始，英国的东方学研究偏向于构建知识理论，更加注重学科知识的实用性，致力于让英帝国掌握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殖民话语。法国东方学与亚洲研究在同时期也得到发展，1822 年亚洲协会（The Socit Asiatique）的成立标志着法国东方学研究的成熟，其出版的亚洲期刊（Journal Asiatique）一直发行至今。欧洲帝国的迅速扩张需要更加全面和科学的知识体系作为支撑。为了全方位、多角度深入理解殖民地，跨学科的知识融合尤为重要。欧洲的殖民活动推动了诸多学科的兴起与发展，包括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等。殖民时期，欧洲国家对殖民地的统治带来了文化的交融碰撞，殖民地逐渐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交汇点。不同地区的文化传统和宗教哲学在殖民地相互交融碰撞，促进了地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和地理特征之间的关系。随着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世界体系理论、依附论等理论的兴起为进一步定义东西方地位提供了地缘政治方面的论据。四、结语欧洲的殖民扩张活动推动了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和发展，而区域国别研究的成熟亦为欧洲的拓殖活动提供了助推力。一方面，欧洲拓殖过程中带来的跨地域联系和文化交流，激发了欧洲人对欧洲之外地区和国家的研究和认识的兴趣，这种兴趣成为推动近代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重要推手。而欧洲近代的拓殖行为在改变世界地理格局的同时也促进了全球贸易和文化交流，这也为近代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同时，欧洲殖民扩张暴露出国家之间的差距和矛盾，促使欧洲学者关注并思考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异与特点，进而推动了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近代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是为了服务欧洲国家的拓殖进程，因此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区域国别研究学科通过研究殖民地的统治方式、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为欧洲国家提供了殖民扩张的理论支持和策略指导。近代区域国别研究通过以西方视角定义外部世界，建立帝国殖民语境，赋予殖民扩张行为合法且神圣的内核，所以被打上了深深的殖民扩张的烙印。责任编辑：郭秀文a参见 美 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徐式谷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b李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