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一个人类学社会学地标的再考察.pdf

江村：一个人类学社会学地标的再考察任 远江村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圣地，这自然是由于对费孝通先生江村经济著作的纪念。虽然费老自己评价这是一本并不成熟的博士论文（费孝通，），但是这一研究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一位著名的社会学人类学家学术生涯的开端。这本著作是利用人类学方法研究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研究范例，而且这本著作对于了解 世纪 年代中国长三角地区的农村生活，并进而理解中国乡村社会和社会变迁具有重要价值。从江村出发，费老的研究视野扩展到中国不同地区的农村，理解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透过观察传统小农社会在工业化和世界市场中发生的变化，发现传统文化制度在社会变迁中仍然具有独立作用，并内嵌在其道路发展的过程中，因此费老提出在现代化的实践道路上需要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态度；同时，江村的研究有助于展现长三角区域发展的整体关联。费老也通过“行行重行行”，开展不同地区 区域发展模式的比较，探讨城镇化和区域经济的关系，思考全国一盘棋的发展格局。因此，从学术脉络的角度看，江村（而非其在燕京大学或在大瑶山）的调查构成了费老学术研究的起点。一、且行且思：我的江村“考察史”从费老的江村经济面世，特别是 世纪 年代随着社会学恢复重建和费老重访江村，并重新展开其第二波的学术工作以来，我国学界对于江村的访问调查和相关研究已经非常丰富，开始形成一个成长中的“江村学”。这使江村这个普通的江南乡村成为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地标。然而，从社会研究 任远，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角度看，这也导致江村日益成为“被污染的田野”，即更加成为一个被外部世界聚焦和干预过后的发展样本，被一些宣传、设计、改造和注解之后的乡镇发展案例。其因此似乎更具有的是纪念的意义、宣传的意义，而不是作为发展案例的意义。但是即使如此，拨开文化地标的外衣，通过对江村和其所在的乡镇地区的深入调查，也仍然可以从中看到我国（特别是长三角地区）城乡生活和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与变化。正如生命科学家仍然可以从被污染的样本中观察发现有机体演化的内在规律，而且有的时候作为污染的样本本身，还帮助展现出生命过程中新的机制和未被认识的规律，例如青霉素的发现。那么在江村成为文化地标、宣传样本而影响了城乡居民生活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也有助于发现文化的力量正在构成新的因素参与到城乡发展过程中。费孝通和江村已经构成了一种文化力量的资本，嵌套在江村和七都的发展过程中，并为城乡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源，同时也影响着地区发展路径的选择。在费孝通光环笼罩下的江村虽然可能并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分析样本，但如果能综合考虑这些不普通的外在因素和普遍性的内在机理，开展整体性的深入观察，还是可以使学者从现实生活中发现社会变迁的规律和机制。我第一次来到江村是在 世纪 年代，那时我还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本科生，同长期开展江村研究的刘豪兴教授来到江村开展调研。刘老师是我们本科班级的学术导师，带领学生去江村“朝圣”是其经典做法。现在看来，这样的调查实践，能够帮助学生学习社会调查的方法，有助于他们了解中国社会学史并培养对现实民生福祉的社会关怀。在此以后的数十年里，我在城乡发展和城镇化研究领域继续开展着学术工作。上海和长三角地区是我研究较多的地区，对当地的工业化经济发展和城镇区域发展演化总体上是熟悉的，对城乡发展和城镇化也在进行不断的积累和思考。但尽管我在长三角地区也调研了不少地方，却并没有再去过江村。第二次来到江村，也是因为向费先生致敬的学术活动。年中国社会学界在江村召开纪念费孝通江村经济调查工作 周年的会议，我在这次会议上以一篇“城镇化过程中小城镇的新发展”为题的文章进行了会议交流。会议之后，我很高兴地陪同刘豪兴教授一起再去了江村的村落，参观了介绍费孝通和江村关系的专题纪念馆。对于费先生的人生历程，我总体是熟悉的，在参观纪念馆的过程中，我进一步感受到一代学术大家成长的不易。各地学人对于江村的持续关注和研究，也在总体上展现出长三角地区和中国社会发展变江村：一个人类学社会学地标的再考察迁的一个侧影。第三次访问江村仍然是和刘豪兴教授结伴而来，仍然有着向费孝通先生学术致敬的部分目的。在 年的夏天，刘老师找到我，提到其为了纪念费老诞辰 周年，计划开展一次七都再调查的研究工作。刘老师可以说是江村的荣誉公民了，最近还刚刚主编完成了江村志。作为一个“八零后一代”，刘老师仍然宝刀不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精神令人敬佩。我在 年左右，也曾参与了刘老师对七都调查研究的一部著作，当时结合着自己对江南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研究，和刘豪兴教授合作了一篇“因地制宜和随势应变：论苏南模式和苏南农村发展道路”的论文，该文也收录在七都调查项目的著作乡镇社区的当代变迁：苏南七都（刘豪兴、冯月根等，）中。因 年前开始和江村与七都研究结缘，我也很想看看当前在长三角城市群框架下和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工作实践中，东部地区城镇化和城乡发展发生的新变化，所以欣然参加这个对七都继续跟踪研究的项目，希望更新和深化自己对城乡发展的思考，并以此向费先生的学术成就致敬。本次陪同刘豪兴教授再来江村，我希望对这个研究工作开展调查，收集一些资料，也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深化对此相关问题的认识。正如刘老师对我说：“从实求知，力求在基层中走走，观察，感受老乡生活，也能长知识。”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多接触社会实际，我从来深以为然。当前的社会学及人口学研究有一个倾向，重视围绕着数据开展分析。特别是随着定量数据越来越多，这自然为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资源和便利，但是很多情况下简单地从数据到结论，却是“不识数据真面目，只缘身在模型中”。学术研究仍然需要回到真实的现实世界，才能增强对社会运行机制的理解和把握。基于这种从实求知的探索，以及不断提高研究方法的运用分析能力来增强研究发现，并用研究发现贡献于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幸福，以及在此过程中培养新一代的社会实践人才和学术人才，大约才是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完整的学术态度。二、市场深化和乡村的农业在当前七都的地方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的比重是，第二产业占。近年来，工业经济的增长速度在下降，占地方经济的比重也在下降。中国研究 第 期第三产业的比重在提高，这主要是由于房地产业的发展。农业主要包括农林牧副渔。七都的农业以渔业和种植业为主。渔业自然是当地具有突出优势和较大利益的产业，例如在调研的这几天，我们在湖边品尝了太湖白鱼、刀鱼、鳜鱼、湖虾和银鱼等，还有六月黄的螃蟹，味道都非常鲜美。对于农业发展来说，苏州市在 年编定了四个百万亩的农业产业布局规划，包括百万亩优质水稻、百万亩特色水产、百万亩高效园艺、百万亩生态林地。分解到七都，规划要求维护一万亩的基本农田。而七都的农田耕地面积实际上并不足一万亩，大约还差了数千亩，因此实行了退渔复耕的工作，将部分陆地养殖的鱼塘重新填埋成为耕地。在这个农地规划重新调整的过程中，由于农地和渔业用地的收益差别，会出现对农民利益的损害，政府需要通过财政资金来补贴农户退渔还田的损失。这不禁令我想到，如果鱼塘相对于耕地是具有更高收益的，渔业活动的收入高于耕地，退渔还田的农地调整就不仅仅会带来经济利益的损失，而且也会增加填埋复垦的成本。这样的农地利用调整，从市场的角度看可能未必是最优的。农业在地方经济中已经占不到 的比重。这使我产生出另一个疑问：如果一个地区的农业已经可有可无，那么是否有必要坚持这个一万亩的耕地？类似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地区的城镇建设用地非常短缺，在另一些地区建设用地指标却相对富余甚至出现大片空城，这都说明土地资源的配置并非最优的。当前国家已经在推动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进行跨地区交易和调剂，通过地区内、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土地市场交易，来促进土地资源配置优化。同样，农业用地的结构如果能够更加尊重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遵循市场规律，实现宜鱼而渔、宜耕而农、宜果而林，在土地利用上，通过更大范围内的市场交易开展用地结构的调整，以及更多地听取农民的用地需求来进行用地调整，那么应该能够更有利于优化农地利用的结构，并促进农业经济的结构调整，更好地挖掘地方农业经济的发展潜力。渔业用地调整的另一个原因，是出于生态环境整治的要求。七都有 万亩左右的农业用地，主要用于水产养殖。基于生态环境整治的要求，七都已经退出太湖围网养殖，并将部分水质不能达标、农户有意愿退出、规模较小的鱼塘退渔还田。地方政府通过地力保护费、生态补偿费弥补农户农地转换的经济损失。年代以来，乡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发展的基本经验是，通过“无工不富”江村：一个人类学社会学地标的再考察以及“以工补农”，构成地方经济发展和协调城乡、工农关系的基本准则。在这个关系中，一个基本现状是，农业被认为是弱势经济部门和弱势产业。七都镇作为长三角经济繁荣地区的乡镇，不仅农业活动在整个经济总产值的比例已经非常低，现实生活中农民通过农业获得的经济收益也是相对微薄的。小农农业已经在发生改变。农民将粮食种植广泛地流转给种植大户或者公司，农民通过土地租赁获得部分租金。农地租赁每年的租金大约每亩 元，由于农户家庭土地面积本身不多（亩左右），所以农地租金的年收益实际上并不高。实际上，即使是种植大户和家庭农场的收益也不高，种植 亩已经达到当地种植能力的上限，一般是 亩。除去农业生产的投入和人工，粗算下来，家庭农场的每年农业收入也就是数万元，仍然远低于当地工业部门的从业人员工资。这也说明，要么将农业的规模化和机械化水平达到更高的程度，否则，在当前情况下农业的经济收益仍然远低于工业和服务业部门。但是，农业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可以赚钱的产业，似乎也已经有迹可循。例如，通过农业产业园区的模式，发展当地农业特色品种的种植。七都农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告诉我们，当地正在建设大头菜和香青菜的种植基地，通过农业服务中心和大学合作，建设种植基地。经济作物农业的盈利能力相对更高。关于农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农业经营方式转变，将小农转变为农业工人，同时需要农业技术创新。在当地，我们了解到有农户在进行盆栽水稻和金县水蛭的混合种养，当然这与其说是在提高耕地种植，不如说是一个养殖业项目，是种植业和养殖业的生态农业的模式。虽然已经有全国各地的人来此学习和举行培训班，但是在当地农村，这些项目却没有加以推广。我询问了一下原因，因为开展这些项目本身需要较大投入，其他农户很难学习。这也说明，农业发展同样需要相关金融体系的支持。农业的发展需要构造更加丰富的农业产业链。例如，粮食加工的利润比粮食生产高，更加丰富的农业产业链能够提高农业部门收益。产业链的构造需要对农业部门投资及发展相关农业关联企业。当地的农业特色产品是大头菜和香青菜，因为是季节性产品，所以很容易腐坏而造成浪费。如果切片晾干、加工存储，其经济利益就能够得到提高。农业产业链建设还包括更强的物流服务。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丰富的农业产业链，分散的小农经济并不具备这个条件。因此，农业发展需要农业组织化的合作，通过发展电商，或者帮助农业产品进入超市，能够帮助农业进入市场。中国研究 第 期农业产业链越丰富，就越能够增强产业链相关环节的经济收益。以当地的草莓种植来看，草莓的收购价是 元，而市场价最高是 元，农业产品商业流通利润远高于种植业的利润。我们对当地一个草莓种植大户作了调研。建设个人家庭农场开展草莓种植的创业，投资每年在 万元左右，加上人工的投入，每年成本在 万元左右。家庭农场每年产出 斤草莓，每斤平均 元，那么应该有 万左右的收入。在目前的经营中，草莓种植户每年约有数十万的利润。因此，通过扩展农业经济的产业链，构造更完整的城乡市场联系，能够增加农业利益，以及使农户得到农业经济活动和农业关联产业的更大价值增值。同时，农业的发展还需要发挥企业家的作用。仍然以刚才提到的草莓种植项目为例，该公司的沈老板已经可以利用麦肯锡人力资源管理方法来管理农业企业中雇佣的劳动力，其对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和未来发展也有积极的憧憬。企业家精神不仅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创新非常重要，对于农业经济部门的创业活动也具有价值。农业企业家可以说是农村经济的塑造者，是农村市场网络的构建者。这也进一步说明，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资源仍然是人才，企业家对于农村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人们往往先验地认为农业是弱势，因此要“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在当地农村经济的经济产值中，农业在总量上也似乎可有可无，成为补贴性的经济部门。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农业可以通过发展进步，转成能够盈利的现代农业。通过市场的力量，可以发展出具有特色优势的农业，带动农业结构调整和土地利用优化配置，发展出丰富的产业链和经济利益，从而带动投资，以及通过市场来实现农业创业活动，等等。市场的力量构成了农业发展进步的基础。在刘易斯城乡两部类的经济模型中，农业作为传统经济部门的弱势是其相对更低的劳动生产率和大规模农业剩余劳动力决定的。但是，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吸纳干净以后，农业却未必必然是弱势产业。农业的发展进步，需要其从远离市场的传统农村经济，嵌入到市场体系中，通过城乡紧密互动的市场深化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通过深化市场、发展现代农业，扩展农业产业链，才能增强农业收益、实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进行农地资源优化配置。通过农业市场体系的构造，农业发展才能具有出路。在一个相当发达的城镇化地区，虽然农业只占整体经济产值的极小部分，但也说明，通过依托市场和实现市场的深化，农业仍然能够走出增长和壮大的道路。江村：一个人类学社会学地标的再考察三、小城镇，新发展从民国时期开始，江南就是市镇密集、具有较高城镇化程度的地区。镇是传统社会的市场服务中心，为相对自给自足的农村社会提供基本生活需要的商品服务，城市部门中的借贷资本也通过小城镇进入乡村。对江南农村来说，改革开放以后的小城镇建设伴随着乡村工业化的过程，并以乡村工业化为动力得到发展。这个过程实际上从 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了，当时是基于社队工业的发展，利用上山下乡的技术人员和上海等城市“星期六工程师”的力量，通过城市的工业及人才转移逐步成长起来的。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苏南地区农村工业化模式，被总结为著名的“苏南模式”，即通过社队工业和镇办工业开展工业生产，吸纳农村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通过农村工业化扩展市场联系，推动小城镇建设，并带动农村地区的商贸服务、生活服务和文化服务等。为了进一步带动小城镇化发展，地方政府在 世纪 年代取消了乡镇分治，实行“镇管村”的体制，从而增强了小城镇发展地方工业经济的能力。费孝通于 年 月 日在“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讨论会”上发言，提出“小城镇，大问题”（费孝通，），正是看到了社队工业和乡镇发展成为地方经济中充满活力的力量。这样的一种“苏南模式”，以及在我国其他地区乡村和小城镇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因地制宜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以后启动了我国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形成了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城镇化模式。这样一条从实践中来的发展道路，构成了我国城镇化整体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纪 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乡镇经济开始进入国际市场，国际直接投资有巨大增长。更重要的变化在于，在 世纪 年代以后企业经历了普遍的股份化改革和民营化，政府和企业关系发生改变，以乡镇企业为基础的“地方法团主义”的发展模式结束了。随着政企分开、产权明确，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转变为生产者和管理服务者的关系。农村工业化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后城镇化也进入新的阶段。工业化的发展通过股份制为地方 中国研究 第 期后来，费孝通先生据此写成小城镇 大问题一文，并收录于费孝通文集（第九卷）（北京：群言出版社 年版）。财政提供积累，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来源，例如在七都镇形成了包括亨通、德尔、凯伦建材等在内的大型股份制企业，它们成为上市企业，成为地方经济、就业和产业发展的支柱，为小城镇发展提供经济支持。在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小城镇的建设空间则显得不够用了。因此到了 年以后，农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发展又进一步升级。从 年初开始，苏南地区积极推动小城镇的合并，提高镇的功能。同时，推动镇和开发区的合并，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提高镇的资源配置能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逐步强化了“增长机器”的发展模式，也就是以土地为杠杆，通过建设用地扩张来增强建设用地面积，通过土地抵押贷款和土地批转以积累资金，通过建设用地扩展来招商引资、吸纳产业和扩充就业，形成了地方小城镇经济发展“螺旋式的扩张”。在调查中了解到，进入本世纪以后，七都进入了快速城镇化的阶段，在小城镇建设中建设安置房，一些镇边上的村庄逐步消失，农村城镇化得到发展。这种以土地城镇化驱动的，通过土地财政来推动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的模式并不特别。这最先是在上海等大城市率先推行，然后成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基本模式。这种城镇化发展模式显得非常成功。这一时期，城镇建立投资融资机构，以土地道路等公共资产为抵押，向银行贷款。然后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得到巨大提升，可以投资建设公共设施、发展公共事业。城镇化发展以土地为杠杆，形成了以经营土地为核心的地方增长模式，通过土地整备来获取土地租金，然后招商引资，通过分级地租获得财富利益，并招商引资发展产业。正是在土地财政基础上，不同地区的城镇化速度推进很快。在很多时候，城镇建设的发展规划是相当科学理性的。例如在整个吴江区，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具有相当完整的规划，吴江规划发展了松陵、盛泽、震泽等不同中心，在空间规划的基础上发展产城融合（梁一波，）。我们所调查的七都小城镇也制订了从 年小城镇发展的总体规划。基于乡镇财政能力得到的极大提升，小城镇建设能够进行更大投入，小城镇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通过较大规模的道路建设，形成了城镇的基本骨架，完成了小城镇和城乡发展的基本形态建设。但是显然，这样的基于建设用地扩张和土地抵押债务基础上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如果和工业化经济有良好的共同促进关系，将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积极发展；但是在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开始出现产业发展放缓的趋势，这种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模式则会越来越会引发风险。产业发展放缓会恶化地方债务的危机。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这种基于土地财政的工业化和城镇江村：一个人类学社会学地标的再考察化模式所隐藏的危机，开始着手进行防止地方债产生风险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调整，例如要求地方必须通过财政资金来开展城镇建设，不允许银行借贷。年以后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计划下城镇化发展方式得到了相关调整。在七都的调研中，我们也看到地方政府采取了一些办法来缓解或者拖延这种债务危机，例如通过扩大分期支付以减少财政的压力，通过削减三公经费来减少公共财政的其他支出，等等。这些都说明，传统城镇化的发展道路已经显得越来越不能持续，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越来越需要实践一条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通过对当地发展发展部门的调研，对于近年来的七都小城镇建设和发展（具体说大约是 年以后的小城镇发展），我们也了解到一些新的变化：第一，相对于在 年的小城镇建设重视形态建设，如基础设施和道路等，年以后的小城镇发展更加重视功能建设。例如，七都镇建设了 平方米的文体中心，主要具备教育、培训和体育健身的功能，这样的大型民生性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标志着城镇的建设更加重视人民的生活和需求。另外，小城镇建立了为民服务中心，提供一站式的行政事务服务；建设养老中心、卫生院，开展老旧小区的改造和有关自来水、燃气、绿化、雨污分流、外立面与家装电梯等方面的改造。可以看到，小城镇发展在住房、道路、交通等基本骨架建立以后，出现了更加重视人民生活、更加重视民生的转变。第二，七都小城镇发展的第二项突出工作是发展特色小镇。年，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七都镇列为国家第二批特色小镇。七都镇的定位是“太湖国学音乐小镇”。在特色小镇建设的背景下，七都镇的地方政府提出建设“从容七都，精致小镇”，努力打造和工业化乡镇不同的未来发展。近年来，对于费孝通和江村的文化资源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位于七都的江村是费孝通先生于 年调查江村经济的地点，在此基础上费先生完成了其享誉世界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从 世纪 年代以后，费孝通也 次访问江村，对江村的和对吴江乡镇的研究，构成了费先生提出小城镇发展重大发展战略的实践起点。费老在、年两次访问七都，对七都镇以电信电缆为支柱产业，形成的“一镇一品”的特色工业化给予了高度关注和评价。七都也是我国民国时期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的祖居地。因此，七都拥有的社会学文化历史特色本身构成了一个显著的地方发展资源。第三，接轨长三角一体化。七都及其所在的吴江是正在开展的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示范区建设将强烈影响七都镇的发展定位和未来发展路径。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中，七都的生态环境功能得到强调。七 中国研究 第 期都临靠太湖，拥有太湖岸线 公里，太湖也是长三角的水源地。为了生态绿色一体化的目标，规划已经规定离开太湖岸线 米，未来基本不能发展任何经济产业；一公里以内不允许任何工业。当地政府感到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规划下，七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很大限制。但是，从积极的方面看，长三角一体化要求七都产业的布局、产业的层级进一步提高。作为太湖边的小城镇，七都的未来不是工业城镇，而是需要开展生态城镇的建设。长三角一体化总是带来挑战和机遇，生态城镇建设可能预示着地方发展新的发展机遇和更美好的未来。第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如果说以前的小城镇建设更加重视城镇建设，近年来，七都小城镇的发展更加重视在城乡一体化的框架中开展城乡整体规划，提供覆盖城乡的公共服务。沿着城乡统筹发展的建设思路，特别是 年以后，通过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七都镇强调城乡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意味着要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为主要目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进公共资源合理配置，重塑新型城乡关系。作为长三角地区小城镇发展的一个案例，七都镇的发展成就，证明了“小城镇，大问题”的本质是以农村工业化为动力的小城镇化发展。这构成了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起步，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典型模式。七都镇的发展历史证明，江南地区发展的经验是“无工不富”，工业化带动的经济发展和公共积累的提高，是城镇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民生幸福的根本保证。在工业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其资源配置具有不同方式，小城镇发展和建设表现出不同特征，并在随势应变中展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这种随势应变，也说明了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随着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江南地区的小城镇也在不断探索和应对解决这些新的问题。经济产业的升级、生态环境的维护、城乡发展的整合、长三角一体化的实现，这些都对七都发展带来新的要求。如何在更高的层面实现“小城镇，新发展”，推动乡镇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基于地方具体实际，探索实践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四、工农互补，城乡整体发展小城镇位于城市体系的底端，而广大的乡村地区构成城镇服务的腹地，因此小城镇具有城乡发展枢纽的地位。在费孝通的理想中，通过农村工业化带江村：一个人类学社会学地标的再考察动小城镇发展，使农民离土不离乡地进入小城镇，然后通过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发挥小城镇对乡村经济的商业流通、政治和文化辐射作用，从而实现城乡共同的发展（费孝通，）。现实状况是令人乐观的。江南地区城乡一体化和城乡整体发展水平较高，可以说，这里是全国城乡差别最小的地区之一。农村居民的生活已经相当城镇化了，公共交通将镇村沟通起来，农村中有自来水和各类公共设施，农村的生活条件和在城市中的并没有显著不同。一些城市居民具有的福利，农村居民也正逐步拥有。而且，令农民颇为自得的是，农村居民还有着城市居民所不具有的宅基地和农地产权利益。一些成功的乡村企业家在农地上盖建了豪华别墅。这些深宅大院有的颇有欧洲风格，气派豪华；有的古色古香，类似传统社会中贵族的田园居所。这令我这个在城市中蜗居的读书人到此一看，不觉心生羡慕。“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推窗见古木，漫卷读圣贤。古人有“田园将芜胡不归”之叹，现在的城市居民却已经是“不见田园无归处”了。乡村中的宅基地和农地是农村居民切实的利益，以至于不少大学在读的学生不愿意将户口迁出，迁出的人口还希望将户口迁回乡村。这在相当大程度上说明，在江南地区的城乡差别正逐步减少，城乡一体化已取得显著进展。我们应该客观认识到，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教育水平仍然相对较低，城市和城镇的生活条件和服务能力仍然是农村地区无法具备的，如商业、餐饮、教育、医疗等。但是在硬件环境、居住条件、制度保障等方面，城乡生活已经渐渐接近，逐步在实现相互交织的一体化。这说明，通过农村工业化带动小城镇建设，推动城镇化和城乡发展，这样一条具体的实践道路是利民富民的。基于农村工业化的经济驱动和镇村集体财力的积累，实现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支持了乡村发展。最近几年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具体抓手，是持续不断地加强对乡村发展的投入和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年以后，七都镇对乡村发展有较大投入，主要体现在加强了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建设。这些建设投入包括：（）乡村生活污水治理，即厕所革命。这些费用需要一年投入 亿左右，其中 由乡镇财政投资，区里补助；（）人居环境整治，包括 个自然村上百万的基础环境建设，由镇村共同投入；（）农村自来水全部进行改造，自来水厂出一半的投入，另一半由镇村承担；（）生态环境建设，包括太湖水源地沿线围网清除，对 万多亩池塘开展标准化改造，对太湖周围的生活污水纳管处理等。中国研究 第 期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是三星级康居村建设。该项工作覆盖所有行政村，估计要 万的建设费用，吴江区和苏州市提供政府财政支持 万左右，镇村两级提供另外的 万资金投入。经过建设，村庄内建起了公共厕所、停车位等公共设施，村庄内还建有健身场地，如篮球场、乒乓球台等，村庄环境得到改善，建设起游园、驳岸，进行道路硬化，开展屋前屋后的整治，一些村庄的绿化已经做得比很多城镇小区更好。七都镇美丽乡村建设的重点是开展江村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这个项目先是申请了区级的特色田园乡村项目，然后又获得市级的特色田园乡村项目，年还获批了省里的特色田园乡村项目。因此由区长挂帅，成立了六个部门支持的建设委员会。江村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的内容，首先是发展特色产业，包括太湖大闸蟹养殖园区、香青菜的种植基地；其次，是发展江村文化，建设“美美江村”，包括建设费孝通纪念馆、发展江村旅游、建立农贸市场，以及建设乡村礼堂、民宿，构成了“农文旅融合”的综合发展模式；再次，是建设特色生态，包括小金河、三角荡，发展农村绿化，建设村庄内的观景平台等。这些都说明，由于当地市县和乡镇的工业化能力和财政能力比较强，使“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得以可能，有利于当地乡村的建设和发展。我在乡镇城市建设部门的调研中了解到，镇的工作重点正转向农村。原来城镇的城建工作不下农村，现在有一半的力量在农村。农村原来的基本面貌是“脏乱差”，现在乡镇发展已经有更大的力量向农村扩展，带来乡村面貌的具体改善。这种“工作重点的转向”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觉得这意味着城乡发展发生了一项有意义的改变，即从 年以后，小城镇的发展不是单纯重视以镇为中心强化小城镇的工业化能力和集聚能力，不仅关注城镇本身的建设，而且开始从集聚到扩散，将城乡整体发展构成城镇建设的内容。具体来说，是将城乡整体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城乡经济产业的链接，以及将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建设、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纳入乡镇发展的整体工作。其结果是，基层的乡镇发展从城乡二元的、更加以城镇为中心的“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阶段，日益过渡到一个更加城乡一体化的“工农互补、城乡整体发展”阶段。关于实现城乡一体的发展，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相对属于硬件的投入，其改善是外在的，也容易被观察到。城乡一体发展更为核心的内容，则是城乡市场体系、城乡公共服务、城乡管理制度和体制机制建设，这些改善并不明显，却标志着更深层次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在城乡发展中日益实现城乡一体化，这在近年来的基层社会经济发展中江村：一个人类学社会学地标的再考察有明显表现。从 年前后开始，当地加强了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工作。从工作内容来看，主要包括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生活富裕。这个表述本身，就说明当前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已经超越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城乡发展已经不同于旧有的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二元体系，而是展现出城乡整体发展的内容，更加重视城乡产业的联动，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制度的衔接，以及城乡社会治理的整合。关于城乡产业的联动，我们已经可以从乡村的农业发展中发现，农业要实现现代化，需要以城镇为枢纽的市场深化，对接更大的市场体系，增强城乡间更加紧密的产业合作。城乡经济的发展，不是城镇发展工业、农村发展农业的二元性关系，而是通过密切的农业产业链、工业产业链和服务业产业链，将城市和乡村密切交织在一起，通过产业链依托的市场扩展，将城乡经济整合在区域经济、国民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中。因此，对于工农关系，已经不是“以工补农”，而是“工农互补”，通过多种产业相互嵌套构成产业网络，共同支持城乡发展。城乡整体发展包括城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及相关制度体系的一体化建设。例如，现在虽然仍然存在城保、农保和失地保险等不同保障计划，但是这些保障计划在逐步整合，城市居民社会保障计划和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计划在日益整合为覆盖城乡的保障体系。在江村，我们了解到当地的老人也有长期护理保险，农村居民也能得到照料和护理服务。农村保障似乎就是一个低版本的城镇保障服务体系，城乡之间不是“有”和“无”的差别，或者是“系统”和“系统”的差别，而更加类似于同一个系统中“”和“”不同水平的差别，因此可以通过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更多的财政支持，实现社会服务体系的衔接。城乡整体发展也包括城乡治理体系的一体化。村庄有乡规民约、乡村议事会制度。通过自治、德治、法治、政治和智治，乡村治理的内容在不断深化，如通过乡贤议事会来推动地方发展，通过法官驿站推进法治建设，通过党建引领加强基层队伍建设，培养乡村发展的带头人。这表现出城市不仅将现代生活方式逐步外溢到农村，也将社会治理模式逐步外溢进入农村，改造农村公共事务的治理。在此过程中，逐步实现城乡治理体系的日益整合。通过城乡之间的紧密联系和整体发展的制度机制构建，乡村的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制度结构和治理体系在逐步转变，城乡二元性结构正逐步过渡为城乡一体化的结构。中国研究 第 期在江南地区的七都，城乡之间的差别仍是客观存在的。但是通过以小城镇为核心、农村的“乡脚”为腹地，通过工农互补和城乡整体发展，为实现城乡一体化提供了发展的路径。可以预见，现代化的乡村、现代化的小城镇将会共同得到发展，最终实现城乡发展的一体化，并逐步迈上区域整体现代化的道路。基于这种功能整体论的观点来看待小城镇和乡村，费孝通曾认为，小城镇构成了乡镇地方社区的细胞核，而农村地区是整个细胞核的外围，即表现为传统定义的“乡脚”（费孝通，）。在乡镇地方社区发展的初期，工业化和乡镇建设构成了基层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小城镇通过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带动农村发展；而在乡镇地方社区发展的后期，则能够过渡到工农互补、城乡整体发展，地方社区的发展从城镇为中心的发展过渡到城乡整体的发展，从而使城乡二元结构逐步被打破，通过城乡整体发展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从这种城乡整体观的视野来看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不简单是二元经济部类之间的关系，城乡关系也并不是二元制度结构的对立产物。工农之间具有相互渗透的产业链关系，城乡之间具有紧密联系的制度衔接，从而能够在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形成相辅相助的经济配合，形成资源要素的流动和循环。同时，通过良好的城乡整体规划、城乡整体性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以及城乡整体性的治理体系的建设，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在此过程中，长三角地区基层社会的变迁，正从小城镇为驱动的发展，逐步过渡到城乡整体的发展和治理。在现代国家的建设发展过程中，只有实现基层细胞的良好整合，城乡二元结构才能得到破解。城乡整体发展逐步扩展开来，区域整体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才能得以实现。参考文献费孝通，小城镇大问题，费孝通文集（第九卷），北京：群言出版社。，江村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梁一波，新型城镇化的吴江实践，苏州：古吴轩出版社。江村：一个人类学社会学地标的再考察刘豪兴、冯月根等，乡镇社区的当代变迁：苏南七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七都镇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周晓虹、张静、乐江主编，江村调查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研究 第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