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收入群体与消费结构研究.DOC

我国居民收入群体与消费结构研究
国家统计局　严先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居民消费情况也有明显变化。在居民总体收入逐渐增加的同时,居民的收入差距也有所扩大,形成了高、中、低不同阶层的收入与消费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资料显示,不同消费群体之间的消费与投资倾向已有很大差异,受此影响,社会消费结构也已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了解目前各收入与消费阶层的构成、消费心理和行为以及投资去向如何,对于把握国内不同群体消费需求的变化、指导生产、引导消费、开拓市场,有很大的意义1、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状况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者家庭年人均收入一般在5000到25000元之间,这部分消费者的收入基本稳定,在满足日常消费之外略有结余,但是受近几年体制改革的影响,消费倾向下降很快。而且这一层次消费群体的家庭占到城镇家庭总数的60.98%,收入占到居民收入总数的58%,是我国消费的主体部分,他们的消费行为对我国整体消费状况的影响是最大的,对这一层次居民消费的启动将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启动的成败。据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调查结果的资料显示,目前中等收入消费群体占据较大比重,处于"多收少支"和金融资产积累阶段。这部分居民属温饱型消费群体,其基本的消费需求已经满足,正积聚资金向更高一层的消费提升。但由于住房、医疗、教育等各项改革的集中推进,使这些居民预期支出大增,有钱也不敢花。这一消费群体的消费特征表现为对未来收入与支出不良预期的影响,消费者的即期消费变得缩手缩脚。造成居民消费行为谨慎的原因,一是居民对未来预期收入增加缺乏信心。二是居民对未来因相关改革引起的预期支出增加比较担心。此外,传统消费仍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一群体居民的消费行为起着很大的支配作用。人们崇尚"收支相抵、略有结余",忌讳"寅吃卯粮",因而即期收入成为当前消费的最大极限。他们极少"负债"消费或"超前消费",不愿意把明天的钱提前到今天来用。上述因素导致不少居民消费心理趋于保守,消费行为更加谨慎。大量的购买力沉淀下来,以获得"未来安全"需要。2、高收入群体消费状况如今生活宽裕的高收入居民,十分关注生活质量的提高,消费倾向也出现明显变化,投资意识日益高涨。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高收入居民,在消费时追求精神消费和服务消费,教育、文化、通信、保健、住宅等成为消费热点,追求时尚化与个性化日趋明显。吃: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高收入群体的饮食观念发生了转变,消费档次也逐年提高,粮食消费比重继续走低,副食品消费比重逐年上升,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为36%,比城市居民平均水平41%低5个百分点。在饮食方面,讲究营养和风味,讲吃"精"、吃"怪"。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和消费观念的更新,高收入居民在外用餐支出明显增加,支出占食品支出的32.2%。如果扣除在外就餐支出,高收入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就会更低。穿:穿着上崇尚名牌,讲究款式、品质和个性。在色彩方面,更注重纯色、浅色及各种柔和的中间色调。选购衣着追求自然、舒适、浪漫。皮装、休闲装则更受欢迎。穿的消费档次也逐年提高,面料讲究柔软、精细大方,穿着讲究简洁明快,以表现与众不同的文化层次和气质。用:主要青睐一些科技含量高、时代感强的高档家电产品,如无氟环保电冰箱、数码纯平彩电、高保真超重低音音响及家庭影院、制冷量大和噪音低的变频式空调、具有夜视功能的微型摄像机、代表当今科技新水平的数码照相机等。移动电话拥有量增速加快,每百户中的中高档乐器、电炊具等拥有量也有不同程度增长。住:调查显示,高收入家庭平均每户住房建筑面积111.3平方米。居住样式为单元房一居室的占4.2%;,单元房二居室的占38.3%,单元房三居室的占41.9%,单元房四居室及以上的占11%。高收入家庭平均每户装修支出金额5.2万元,平均每户购房总金额为21.8万元。行:调查显示,高收入家庭百户拥有轿车22辆。其中有车家庭平均每户购车支出19.95万元。在有车家庭中,拥有桑塔纳的占26.4%,奥拓占12.9%,富康占9%,夏利占6.9%,捷达占3.9%,别克占2%,奥迪占1.9%,红旗占1.4%,其它国产车占19%,进口车占16.7%。通讯:网络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电话普及率逐年提高,手机拥有量逐年增长,使居民家庭移动电话百户拥有量比上年增长1倍以上。现代化的通讯服务已形成巨大的消费市场,涵盖面逐步扩大,对中低收入居民消费起到示范作用。投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居民的个人投资渠道呈现日益拓展的发展趋势,居民对购买有价证券依然"情有独钟"。居民购买有价证券支出继续上扬,人均年增长15%。调查结果显示:有26.2%的高收入家庭已投资于股票；投资于商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占16.1%；国库券占8.4%。高收入家庭的投资是社会民间投资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不可低估。高收入家庭今年新增投资意向也显示:有16%的高收入家庭准备向股票投资,向商业和服务业投资的比重为6.1%。高收入家庭在购买保险教育方面舍得花钱。1999年所有高收入家庭平均寿险支出2065元,财险支出1185元。其中,购买保险的家庭占总样本的49.3%。教育:投资教育已成为居民消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就业竞争日趋加剧,人们越来越感受到就业的压力和竞争的压力,体会到投资教育的重要性,用于教育方面的投入逐年加大。据统计,高收入家庭子女教育年人均消费11301元。其中生活费用支出4183元,学习费用支出为3193元,择校费用支出为3925元。在国有学校就学的比例占89.1%,在国外学校就学的比例占3.4%,在国内民办(私立)学校就学的比例占7.5%。这一变化说明,高收入居民在文教类的消费中,已转向重视子女智力开发和自身素质的提高。旅游:除了满足物质生活需求外,旅游消费成了"假日消费"热点,外出游览名胜古迹,出境领略异国风情,成为高收入居民假日消费的重要内容。从消费倾向看,高收入居民消费意向仍较高。调查结果显示,2002年,25.6%的高收入家庭准备购买通讯设备(包括电脑),19.9%的高收入家庭准备购买贵重家电,14.4%的高收入家庭准备购买住宅(包括装修、家具),12.8%的高收入家庭准备购车。3、低收入群体消费状况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状况,已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低收入水平消费者的家庭年人均收入为2500-5000元,其消费以基本生活消费为主,影响这一层次居民消费的主要原因是收入水平低且增加缓慢,所以增加其收入是最有效的启动手段。由于收入水平越低,消费倾向就越高,所以增加低收入水平居民的收入将对促进整体消费带来较大效用。政府可以考虑以税收和补贴方式调整收入分配增加对低收入水平居民的补贴,如加强社会保障建设,增加对失业(下岗)工人的补贴,完善最低生活保障体系等等。从某种程度上说,目前低收入群体也就是指贫困人口。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城镇地区的贫困人口主要是指那些无工作能力、无储蓄或其它收入来源和无亲友抚养赡养的"三无人员"。城镇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小。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社会的高就业、低工资、收入平均化造成的。直到九十年代初,受"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中国的贫困问题一直都集中在农村地区。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城市贫困已逐步成为一个对城市居民构成潜在影响的社会问题。4、农村消费群体消费特征有关部门组成的中国农村家电市场联合调查研究课题组,在全国14个省(市)的50个县(市)300多个乡(镇)开展了专项调研。据调查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农村除个别的仍十分贫困地区以外,经济水平大体可分为三个消费层次。一是温饱型消费,人均年收入在1000到2000元家庭,占调查家庭总数的30%左右(1998年统计)。这部分家庭整体生活已进入温饱阶段,消费以生活必需品为主,边际消费倾向强烈,对各类消费品的消费需求呈数量扩张,但由于购买力有限,有效需求明显不足。这一部分地区主要集中在我国西部大部分地区、中部小部分地区以及东部少数地区。二是温饱向小康过渡型消费,人均年收入在2000到3000元的家庭比重为50%左右,整体生活水平处于温饱向小康过渡阶段。这个类型家庭的消费特征是对消费品的需求已由数量扩张过渡到质量提高阶段,具有一定购买实力,消费观念处于由农村向城镇转化阶段,对日常消费品、生产资料以及家电产品的需求上,已开始对品种、质量、品牌、档次表现出明显的关注,但要实现消费能力的升级,还需要一定时期的积累,在预期收入不高的情况下,即期消费能力受到抑制,这部分地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大部分地区、东部和西部部分地区。三是小康型消费,人均年收入在3000元以上的家庭占调查家庭总数的20%左右。小康型家庭多分布在东部大部分地区、中部小部分地区、西部少数地区,这部分家庭整体生活已步入小康。由于其手持现金和存款已具有满足消费意愿的能力,因此传统的生产生活消费品基本饱和,特别是住房消费大多已经完成,消费热点已开始向家电产品转移,消费结构的升级愿望强烈,消费观念明显趋向城市化。而占农村家庭总数5%左右、年收入超过30000元的富裕家庭已开始消费大屏幕彩电、家庭影院、电话、空调、微波炉等高档商品。决定农村家电市场购买意向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和家电产品拥有率水平的高低,收入水平越高购买意向越强,而拥有率越高则购买意向越低。这两个因素在实际购买中常是反向作用的,这势必造成不同的家电产品在不同地区细分市场上的购买意向强弱分明。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尽管农村居民普遍收入较高,购买力较强,但由于某些家电如彩电、电风扇、洗衣机、冰箱拥有率相对较高,居民购买意向反而有所下降。通过调查显示,农村居民家庭中,家电产品的拥有率以及对家电产品、品牌、家电企业的认知度与城市市场相比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地区之间家电产品拥有率差异较为明显,华东、华南等东部沿海地区家电拥有率较高,中西部地区家电市场发展潜力巨大。消费政策建议:分层次促进居民消费从总体上判断,目前国内消费需求基本平稳、大体正常,居民购买力实现程度稳中有升。但由于收入分布不均,使不同阶层实现购买力程度不同,突出表现为收入高的群体实现程度低,收入低的阶层实现程度高。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一方面低收入阶层有旺盛消费需求但购买力不足,消费潜力难以得到释放；另一方面拥有强盛购买力的高收入群体,其消费需求已基本实现,购买力大量以储蓄和金融资产的形式沉淀下来。这一反差是形成目前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扩大内需,启动消费应根据不同消费群体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消费政策和税收政策,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以达到预期的目标。1、引导高收入群体,创造投资环境,促进大额消费针对目前民间资本难以启动的特点,应加大政策力度,在投资和保险领域出台一些优惠政策,提高高收入群体的投资倾向,增加社会消费需求。在消费领域,也要有一个好的消费环境,尽量促进他们在旅游、文化以及大件物品上的消费,关键是丰富其消费内容、提升消费品位、引导其消费方向。比如开发适合这一群体的文化和旅游消费项目,减少对汽车和住房等消费的行政性干预,同时积极改善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最终达到促进消费的目的。2、改善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预期,增加即期消费对中等收入群体,刺激其消费主要应以稳定收入,增加和改变其心理预期为主。其一是要给他们以收入将会持续稳定增长的信心。其二是要尽快出台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改革的明确方案,让他们对未来的支出状况更加明朗,从而改善心理预期,增加当期消费。对于中等偏上收入者可以以消费信贷等方式引导一部分中高收入者首先购房买车,对于中等收入者可以增加其文化娱乐消费,对于中等偏下收入者可以增加其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与换代。3、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提高购买力低收入者的消费以基本生活消费为主,影响这一层次居民消费的主要原因是收入水平低且增加缓慢,增加其收入是最有效的启动手段。由于收入水平越低,消费倾向就越高,所以增加低收入水平居民的收入将对促进整体消费带来较大效用。可以考虑以税收和补贴方式调整收入分配增加对低收入水平居民的补贴,如加强社会保障建设,增加对失业(下岗)工人的补贴,完善最低生活保障体系等等。4、减轻低收入农民负担,增加农村居民消费对大部分农民而言,收入水平低是制约其消费的主要原因。要增加消费,增加收入是关键。在当前的情况下,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其他产业吸收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使农民在农副业之外的收入有较大的增长。通过改善农民的收入状况,从而使居民的各种需求转变为现实的消费以带动经济发展。同时要坚持并加快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5、促使商品消费从自我积累型向信用支持型转变目前我国消费信用与生产信用不对称,既影响了消费结构升级,也影响到产业结构升级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发展信用消费,使购买高价值商品有提前实现的可能,能够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购上不足,购下有余"的消费断层问题,使有稳定收入、有一定支付能力的居民可以通过分期付款提前实现消费愿望。在市场需求约束强化的情况下,消费者持币观望将严重影响产业的发展,信用消费对消费需求的刺激作用将激活相关产业,进而带动经济的回升。6、转变"重城市、轻农村"的思想,大力启动农村消费农村在消费层次和消费时间上的滞后性,可以使同一种商品在城市滞销时却在农村走俏。但城乡居民在消费时间上的阶段性,以及在商品种类、性能等方面的消费差异性,并不等于说在城市质次价高的商品在农村就有销路,在城市一些冷、次、呆、背商品,在农村同样也难以找到市场。农民收入较低且来之不易,购买行为较之城市居民更加精细和慎重,常常是货比三家,分厘必争。现阶段,我国农村市场所潜在的巨大商机与难以启动的种种现实说明,要想迅速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就必须贴近农民、贴近实际,有的放矢。要克服"一切从城市出发的毛病",深入农村搞好市场调研,结合农民消费特点,开发研制适销对路的产品。居民收入调查:谁站在收入的塔尖上一、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目前,我国居民总体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从总体上看,绝对收入都增加了,同时人们的收入差距也拉开了,城乡居民的收入结构已呈现多层次化趋向。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意味着一部分人绝对收入可能并没有下降,但相对收入下降了。收入差距的扩大,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收入阶层,也因此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消费阶层。据初步测算,处于金字塔顶端的高收入阶层,人口接近4500万,占城市人口的10%左右,占全体人口的3.5%左右。他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接近20000元,这个阶层的消费倾向最低,恩格尔系数已降至15%以下,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其所进行的消费是一种富裕型消费。处于金字塔中部的中等收入阶层,总人口在4.5亿左右。其人均可支配收入或人均纯收入在6000至7000元之间,这个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居中,恩格尔系数在35%左右,其消费正在从小康型向富裕型、从数量追求型向质量追求型转变。处于收入"金字塔"底部的低收入阶层,总人口在7亿上下。他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或纯收入低于2000元,这个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但收入增长缓慢,恩格尔系数在50%左右,其消费尚处于温饱有余的阶段。在这个阶层中,还有8000万左右人均纯收入低于700元的农村人口,其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二、城镇居民间收入差距住户调查资料显示,我国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近年来也有所扩大,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16上升至2000年的0.32,占城镇居民10%的最高收入户的户均年收入13311元,占10%的最低收入户年收入只有2653元,增幅是最低收入组增幅的7.8倍,差距已由1992年的3.26倍扩大为2000年的5.02倍,比1999年的4.6倍又有所扩大。从收入增速看,不同收入阶层收入增速呈阶梯式格局,即收入越高的群体收入增长越快,中等偏上收入的群体收入增长均快于全国平均增速。这意味着社会财富越来越向高收入的居民集中。不同收入群体分布形态不理想,低收入群体所占比重很大。从1994年和1999年的分布看,中等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群体,合计只占总人数的28.62%；而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体占总人数的64.15%。三、农村居民间收入差距不同收入水平、不同经营类型的农民,收入差距也有所拉大。少数高收入农户的收入在增长,多数低收入农户的收入增长不多甚至减收。1996-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在500元以下的户数占农户总数的比例,由2.53%扩大到2.64%,人均纯收入在2500元以上的高收入户比例,则从24.67%上升到35.45%。将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按纯收入进行5等份分组(每组各占总户数的20%),2000年最低收入组农户和较低收入组农户人均纯收入分别是802元和1442元,分别比上年下降了6%和0.6%。中等收入组农户、较高收入组农户和高收入组农户人均纯收入分别是2005元、2768元和5198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6%、3.3%和6%。收入越低,增长越难。农村居民家庭的基尼系数由1996年的0.32扩大到2000年的0.35,表明农户间收入差距拉大。四、高收入群体基本构成为了解高收入群体的基本情况,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对10个省市抽取了12000户高收入家庭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城市高收入群体平均收入在25000元以上,其基本构成在不断变化。1、从岗位角度看,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在城市高收入群体中的比例最大,占31%,其次为专业技术人员,占城市高收入群体的25.2%。知识与高新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出现了高素质人才供不应求的局面,其收入也大幅度提高。2、从性别角度看,男性在收入分配中的优势地位依然未被动摇,占城市高收入群体的73%,而女性占27%。3、从年龄角度看,30-50岁的人成为城市高收入群体的主体。高收入群体中比例最高的是30-40岁的人,占城市高收入群体的37%。其次为40-50岁的人,占城市高收入群体的31.3%。4、从学历角度看,硕士及硕士以上学历的人平均收入最高,年人均月收入12000元左右。5、从具体职业来看,私营企业经营者的平均收入最高。收入前10名中的另外8种职业是:社会中介服务人员、导游、股份制企业负责人、三资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IT行业从业人员、个体经营者、工艺美术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等。

長三角五大城市居民收入差異成因分析

中國統計信息網 2003-06-03 08:40:32

　　長江三角洲15個城市，位于我國沿海開放帶和長江經濟帶的T型結合部，構成了“外通大洋、內聯腹地”的戰略樞紐點，在領頭雁──上海這個國際大都市的引領下，呈現出持續蓬勃發展態勢，其經濟在中國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成為全國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綜合經濟實力最強的地區之一，也成為世界上最具有活力和發展前景的經濟區域之一，被公認為中國第一、世界第六大都市群。2002年，長江三角洲地區15個城市國內生產總值達19101億元，占全國的18.7%，比上年提高1個百分點﹔財政收入達4041.9億元，占全國的21.4%，比上年提高1個百分點﹔外貿出口額達928.9億美元，占全國的28.5%，比上年提高0.7個百分點﹔實際利用外資達203.4億美元，占全國的38.6%，比上年提高6.3個百分點。
　　按經濟總量及綜合實力，長江三角洲地區各城市大致可划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次是上海，其人口不足長三角地區的20%，而經濟總量、外貿出口、利用外資等卻占30%左右，財政收入更是超過50%，是當之無愧的龍頭老大﹔第二層次包括蘇州、杭州、無錫、寧波和南京，2002年，這5個城市國內生產總值均已超過1000億元、財政收入均已超過200億元﹔第三層次包括常州、南通、紹興和嘉興，這4個城市2002年國內生產總值均在700億元以上、財政收入均在70億元以上﹔第四層次包括鎮江、揚州、泰州、湖州和舟山，這5個城市2002年國內生產總值在700億元以下、財政收入在70億元。為了更好地研究無錫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進程中，實現富民強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無錫在長江三角洲區域經濟發展中的地位，把握新世紀頭十年重要戰略機遇，加快實現“兩個率先”目標，對提高居民收入進行探討分析。發展的目光應與強的比、高的攀，本文城市對比中特選擇15個城市中兩個省會城市、一個副省級城市、一個國家級高新開發區城市，且經濟總量同屬第二層次、產業結構相對接近的杭州、寧波、蘇州、無錫和南京等5市的經濟總量、利潤指標、發展速度、財政實力以及經濟效益等進行了比較分析，探索和研究各市經濟發展的特點和趨勢，進行城市居民收入差異成因分析。
　　一、城市居民收入情況對比
　　從2002年長江三角洲地區15個城市調查資料顯示:2002年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快速發展,城市居民收入穩定增長，可支配收入平均突破1萬元大關,達到10361元，平均同比增長12.7%。
　　（一）無錫居民收入絕對額排名第九，增速排名第三
　　2002年無錫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9988元，位居十五城市中第九位。各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排序依次是：上海市13250元、寧波市12970元、紹興市12133元、杭州市11778元、湖州市11388元、舟山市10985元、嘉興市10757元、蘇州市10617元、無錫市9988元、常州市9933元、南京市9154元、南通市8640元、鎮江市8202元、揚州市7833元和泰州市7788元。無錫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低于長三角平均水平，在5個中心城市中，寧波市高于無錫2982元、杭州市高于無錫1790元、蘇州市高于無錫629元、南京市低于無錫834元。
　　從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幅度看，呈現齊頭并進，同步增長的態勢。其中浙江地區平均增長13.8%，江蘇地區平均增長11.9%。長三角15個城市中增幅最高為湖州市19.5%，依次是寧波市18.8%、無錫市14.9%(位居第三位)、常州市14.4%、鎮江市14.2%、紹興市13.7%、舟山市13.5%、揚州市12.6%、上海市11.5%、南京市11.0%、蘇州市10.2%、嘉興市9.7%、泰州市9.5%、南通市8.6%和杭州市8.1%。在5個中心城市中除寧波的增長速度高于無錫外，其余都低于無錫。
　　（二）城鎮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及其構成
　　2002年無錫市居民人均家庭總收入為10840元，低于寧波3596元、低于杭州2110元、低于蘇州670元、高于南京984元。按收入來源分析差距主要存在于以下几個方面：人均工薪收入無錫為6798元、杭州為8373元、寧波為11000元、蘇州為6960元、南京為6617元，分別占總收入的比重為62.7%、64.6%、76.2%、60.46%、67.1%，人均工薪收入低于杭州市1575元、寧波4202元、蘇州162元,高于南京181元﹔人均經營淨收入無錫為106元,低于杭州247元、寧波500元、南京46元、高于蘇州2元﹔人均轉移性收入無錫為3791元，高于杭州922元、寧波1234元、南京733元，低于蘇州530元。
　　按從業人員分經濟類型的人均收入水平分析，2002年，國有經濟單位從業人員人均收入無錫、杭州、寧波、蘇州、南京分別為16393元、21671元、29134元、16390元、14184元，無錫分別低于杭州、寧波5278元、12741元，分別高于蘇州、南京3元、2209元﹔集體經濟單位從業人員人均收入無錫為9735元，分別低于杭州、寧波、蘇州7550元、6039元、45元，高于南京1688元﹔其它經濟類型單位從業人員人均收入(主要是三資企業)無錫為13142元，分別低于杭州、寧波、蘇州3921元、3331元、2966元，高于南京2859元﹔個體被雇從業人員人均收入無錫為9988元，無錫分別低于杭州、寧波8539元、6223元，分別高于蘇州、南京1411元、1543元。
　　從上述資料可以看出，無錫居民人均家庭總收入中的62.7%的人均工薪收入來自于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其它經濟及個體被雇者從業人員的單位收入。按不同經濟類型分的國有經濟單位從業人員人均收入卻分別低于杭州、寧波32.2和77.7個百分點﹔集體經濟單位從業人員人均收入分別低于杭州、寧波77.6和62.0個百分點﹔其它經濟類型單位從業人員的收入分別低于杭州、寧波29.8和253個百分點﹔而個體被雇從業人員的人均收入低于杭州、寧波近1倍。與蘇州相比主要是來自于其它經濟類型單位的從業人員的人均收入高出無錫22.6個百分點。以上情況分析，杭州、寧波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其它經濟類型（主要是三資企業）單位從業人員及個體被雇者從業人員的人均收入均比無錫高，蘇州的其它經濟類型（主要是三資企業）單位從業人員人均收入比無錫高，這就注定了無錫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杭州、寧波和蘇州。
　　（三）家庭結構及從業人員結構
　　從5大城市的城鎮住戶調查資料反映，無錫的家庭戶均人口數為2.89，比蘇州高0.17，比杭州、寧波、南京分別低0.04、0.12、0.01﹔無錫的戶均就業人口數為1.40，僅比蘇州高0.02，比杭州、寧波、南京分別少0.13、0.34、0.13﹔無錫的戶均就業面為48.4%，均比杭州、寧波、蘇州、南京低，分別低3.8、9.4、2.3、7.1個百分點﹔無錫的每一就業者負擔系數為1.48,除低于杭州0.07外，其余均比其它城市高﹔從不同經濟類型從業人員結構情況分析，無錫國有經濟單位從業人員的構成比杭州、寧波、蘇州高﹔其它經濟類型單位從業人員及個體經營從業人員的構成均比杭州、寧波、蘇州低。
　　從以上住戶調查資料所反映的家庭結構及從業人員結構數據分析，我市的戶均就業人口數較低，平均每戶就業面水平在5大城市中最低，從業人員在各經濟類型的構成比例分布不盡合理，特別是其它經濟類型和個體經營和個體被雇從業人員的構成比例低于杭州和寧波等原因，造成了我市居民因就業不充分，從業人員在單位獲取的人均工薪收入和人均經營性淨收入比杭州和寧波低，這成為無錫乃至江蘇地區居民收入低于浙江的主要原因。
　　二、主要經濟效益指標對比分析
　　作為長江三角洲地區15個城市中的第二層次，杭州、寧波、蘇州、無錫、南京5市整體實力處于上游，國內生產總值、財政收入及工業經濟效益等大多數指標在15個城市名列前位。5市的平均指標和產業層次高于長三角地區的整體水平。而從5市的現狀特點來看，經濟發展的實力有著明顯差距，但同時各有其自身經濟發展的特點，同樣也存在著各自的優勢。
　　從5大城市經濟效益指標分析，杭州、寧波、蘇州三市好于無錫。城市經濟效益總量的高低既有著歷史的因素也有城市規模的大小，但人民生活的提高既和城市經濟總量有關，更重要的是占居民可支配收入60%以上的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其它經濟類型單位職工收入的高低。從2002年五個城市的經濟效益及增幅來分析5個城市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兩者有著必然的聯系。
　　從上述指標可以看出，無錫市的同期財政收入增長幅度均低于杭州、寧波、蘇州和南京﹔產品銷售收入增長低于杭州、寧波和蘇州，僅高于南京﹔與單位經濟效益最密切的利潤總額的增幅分別低于杭州、寧波和南京,與蘇州相比無明顯優勢。在其它效益指標的增幅上與杭州、寧波、蘇州、南京等城市的優勢不大，從反映的工業企業效益，綜合經濟實力方面杭州、寧波、蘇州比無錫有明顯的優勢，這是形成我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杭州、寧波、蘇州存在差距的真正原因。
　　從反映區域經濟發展整體水平綜合實力方面的GDP總量看，5個城市中最高的是蘇州市，達2060億元，名列長三角15個城市第二位，其次為杭州市，達1780元，列15個城市第三位，無錫位居第四，達1602億，寧波和南京分別為1500億元和1295億元，居15個城市中第5、第6位。從5個城市國內生產總值增量分析，蘇州位居5城市之首，增量為299.72億元，無錫緊隨其后，增量為241.59億元，超過杭州，杭州增量211.99億元，寧波和南京增量分別為187.31億元和144.7億元。國內生產總值增速無錫排在5個城市中的第4位。從江蘇、浙江兩省情況看，江蘇省國內生產總值可比價增速11.6%，而浙江省增速為12.3%，高出江蘇省0.7個百分點。從15個城市情況看，浙江省6個城市增速都排在前10名，其中前5名有4個。黨的“十六大”在分配理論上提出了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確立勞動、資本、技朮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宏觀收入分配，是指國民收入在居民、企業和政府三者之間分配的比例及其相互關系。全面反映經濟活動最終成果的增加值總和即國內生產總值視為收入分配的初始總量。從宏觀上看，總收入在政府、企業和居民之間的要素收入分配和國民可支配在三者之間分配三個階段的完整過程，分配的收入總量隨著各個階段的推進而有所變化。根據國家統計局有關報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企業、居民分配關系變動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分配比例在1999年已達到三者宏觀收入分配中的68.5%。從而可以說明各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高低與各城市國內生產總值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財政收入的增長從一個側面反映經濟運行的質量，同時也可以通過財政支出來調節擴大居民的收入。增加財政收入，提高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同時提高地方財政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再通過擴大財政轉移性支出中對低收入群體的救助和財政供養人員工資收入水平，是提高城市居民收入的渠道之一。2002年5大城市的財政收入增長均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幅度，無錫財政收入為200.85億元，在5個城市中排名最后，占GDP的比重也最低﹔地方財政收入為106.4億元，在5個城市中排名最后，增幅也低于其它各城市。根據國家統計局有關研究報告，1997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八分之一來自財政，1998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后，這一比重更高。因而財政收入的高低，特別是地方財政收入的高低，影響著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長。
　　加快發展第三產業，提高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是各地政府著重研究并花大力氣來抓的主要工作之一。資料中反映，江蘇8個城市三次產業比例關系由上年的7.7:52.9:39.4調整為7.0:53.5:39.5，浙江6個城市三次產業比例關系由上年的9.1:53.4:37.5調整為8.2:53.7:38.1。應該說都呈現一產比重下降，二產、三產比重上升的格局，江蘇第二產業的比重提高高于第三產業0.5個百分點，而浙江第三產業的比重提高高于第二產業0.3個百分點，浙江的第三產業的發展要快于江蘇。從長三角5大城市情況看，2002年，南京市首次第三產業在經濟中的比重超過第二產業，三次產業比例關系為4.8:47.3:47.9，其余4個城市三次產業比重均呈現二、三、一格局分布，蘇州三次產業比例關系為4.5:58.1:37.4、杭州三次產業比重為6.3:50.7:43.0、寧波三次產業比重為7.0:52.2:37.8、無錫三次產業比重為3.6:54.9:41.5。從產業結構分析，無錫第一產業的比重最低，第二產業的比重僅比蘇州低，第三產業的比重比寧波和蘇州高，但由于總量及工業經濟效益的差距，與杭州、寧波、蘇州相比仍存在差距。要提高城鎮居民收入，一方面是要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另一主要方面是增加就業面，第三產業的加快發展對吸納勞動力至關重要。因此要繼續推進經濟結構調整，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積極發展第三產業，使產業結構逐漸調整為“三二一”，實現產業的協調發展。
　　綜上所述，無錫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2年在長三角15城市排名第九，5個城市中排名第四，我市除總體經濟發展和經濟運行質量和浙江兩市有一定的差距外，產業結構、城市規模、城市文化底蘊、人文精神和生活方式也有一定差別。目前，在長江三角洲15城市中江蘇8個城市與浙江6個城市的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相比，江蘇城鎮居民收入低于浙江已成不爭的事實。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江蘇和浙江在上海的輻射帶動下迅速崛起，展開了新一輪的經濟騰飛，回顧近20年來江浙兩省經濟發展的軌跡，江浙兩省在改革初期創造了聞名的兩種經濟模式，經過20多年的不斷探索，蘇南經濟模式在90年代后經過成功轉型煥發出了新的活力，而浙江經濟模式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斷地釋放出能量，造就了兩省經濟發展的各自特點及優勢，但也造成了兩省經濟發展的明顯差距，也使得江浙兩省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形成差異。
（江蘇省統計局內部信息網 提供）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成因及调控措施研究
　　[摘要] 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加速扩大趋势，其差距不仅反映在基尼系数上，而且也体现在城乡、地区、行业、阶层等各个方面，这种差距状况主要是由分配原则改革，国家政策效应、市场自发倾向、竞争起点不公平和社会保障面狭窄所致。当前应运用财税手段、法律手段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来调节高收入，反贫困，规范分配行为和兼顾收入公平，对再分配关系进行调整，以缓解和缩小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很大提高。从1978年到1999年，人均年生活费收入农村居民家庭由134元增长到2210元，增长了15.5倍；城镇居民家庭从316元增长到5854元，增长了17.5倍，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总额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增长了近4倍。在城乡居民收入增加，生活质量大大改善的同时，储蓄存款也大幅度提高。1978年城乡居民储蓄额为210.6亿元，人均不到22元，1999年底已达59622亿元，人均约5000元，尤其是近几年居民储蓄增长越来越快，1999年存储款与1993年的l5203亿元相比增长了近3倍。然而从整体上看，全国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同时，个人收入的差距也在进一步扩大，并且呈继续加速扩大趋势，这种状况正影响到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对此必须予以高度关注。以下拟对收入差距的现状、差距过大的原因及缩小差距的宏观调控措施予以分析和探讨。
　　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
　　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可从多个方面、不同角度体现出来，它不仅反映在基尼系数这个总量指标上，而且也体现在收入分配的各个结构方面。
　　1．从基尼系数看收入差距
　　衡量居民收入差距有多个指标，而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公认的判断收入平均程度的最基本指标。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根据美国统计学家洛伦兹发明的洛伦兹曲线而提出来的。根据基尼的测算，基尼系数的取值范围为0-l间，其数值越小，表明收入分配状态越趋于平均。一般经验认为，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明收入分配处于高度平均状态；基尼系数在0.2-0.3时，为相比平均；基尼系数在0.3-0.4时，为比较合理；基尼系数超过0.4时，即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比例超过40%时，收入差距偏大；基尼系数超过0.5时，表明收分配出现两极分化，它会引起众多的社会问题。根据世界银行测算，1978年我国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3，这说明当时我国属于个人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而到1995年基尼系数已达0.445，1998年上升到0.456，不仅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而且已超过了美国1990年家庭收入0.43的基尼系数，由此可见，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相当快。
　　2．从城乡收入看差距水平
　　根据国家统计部门调查，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为2.36:1，1985年为1.72：1，1999年为2.65：1，从这3个比值上可以看出，1978年至199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又扩大的趋势，1985年和1978年相比，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1985年和1978年相比，农副产品提价幅度达166.8%，农副产品大幅度提价增加了农民收入；二是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和农村组织结构的根本变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村的综合生产力，而在这一阶段，城镇职工工资提高幅度较小。1985年以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重新扩大，主要是由于自1985年开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镇，企业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在分配上实行了灵活多样的工资奖金制度，城镇经济快速发展，而在同一时期，农业制度变迁的作用逐渐减弱，农业的增长速度相对放慢，这种工农业增长速度的差异，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增速不同，从而使收入差距随之又逐渐扩大。
　　3．从地区收入看差距水平
　　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分析，可从3个层面上考察：一是东中西部之间的收入差距；二是不同省份之间的差距；三是某一省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而且每一层面又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