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藏”到“读”：民国古籍出版的转向--以《四部备要》为例.pdf

出版史研究097*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沈知方年谱”（项目编号：22FTQB018）的成果之一。1吴永贵.学习民国时期的古籍出版J.出版广角，2007（4）：21-23.2 根据邱崇丙民国时期图书出版调查一文公布的数据，民国时期总书目收录的中文图书124040种。参见：吴永贵.民国出版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77.从“藏”到“读”：民国古籍出版的转向以四部备要为例*李贝贝摘要：民国时期的古籍出版经历了从为藏置而出版到为阅读而出版的转变，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既是转变的典型案例，也是重要推动力量。四部备要的生产逻辑和技术路径，涵盖了民国古籍出版转向的主要范式。第一，出版观念的革新。中华书局提出新的善本观，将善本的认定从传统对年代久远的强调，转移至对校勘和印刷的偏重，并将之运用于四部备要的具体出版实践中。第二，古籍内容的重编。标点符号是文本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传统古籍向来不加句读，阅读困难。鉴于此，四部备要选取阅读最广泛的古籍，邀请名家点句，排版印刷，降低阅读难度，推动了古籍的普及。第三，古籍丛书营销的创新。中华书局将四部备要化整为零，或单行本，或数本一组，分别销售，既符合一般读者的购买能力，又为不同需求的读者提供了购书指导，将古籍真正送到读者手中。关键词：四部备要 古籍阅读 新善本观 古籍句读 古籍营销中图分类号：G239.29古籍即古代典籍，广义上包括历代流传下来的一切书籍，狭义上主要指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据统计，民国时期共出版古籍 26859 种，1以出版总量 10 万种计，2古籍几乎占据三分之一份额。虽然数量和占比不算少，但民国古籍在出版活动中的地位却发生了变化，从旧书坊中唯一的出版门类，逐渐成为现代书局中的众多出版门类之一。为适应外来知识引入促成了新知识生态和近代教育发展培育的新知识群体，古籍出版在理念和实践上多有转变。古籍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与一般图书相比，除具备阅读价值之外，还具备较高的收藏价值。对于中国古代的传统士大夫而言，古籍收藏和阅读是并行不悖的两种使用方式，但近代以来随着阅读群体的扩大，收藏逐渐成为精英知识分子的专属，阅读也转变为扩大了的普通读者的唯一诉求。这种分化造就了民国古籍出版的两个选项：侧重服务高知群体的古籍收藏和侧重满足普通读者的古籍阅读。知识的凝滞与流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种知识类型的寿命，进入流通领域的知识，往往能够在接受者身上获得新的生命活力，故相较收藏，阅读对于古籍的传承至关重要。那么，在民国特定的政治文化生态下，古籍出版如何从面向精英的“藏”“读”并重，转变为面向平民的重“读”轻“藏”？四部备要作为民国时期的一部重要大型古籍丛书，不仅规模宏大、编校审慎、印刷精良、传播广泛，且其中蕴含着民国古籍出版从“藏”到“读”的具体实践。作为典型案例，其编辑出版中采取了哪些方法？这些方法从怎样的编撰思想中产生？其编纂思想又是从怎样的古籍观念和传统知识重建思路中生发？最终形成了怎样的0982023年第3期古籍出版样态？以下将围绕这些问题，就四部备要的出版理念、内容编辑、图书营销等进行探讨。一、“寻找”与“制造”：面向大众阅读的新善本观民国时期的古籍阅读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是不知道读什么，第二是没有好的版本，几乎所有的古籍出版都在尝试解决这两个问题，其中，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和中华书局的 四部备要 提供了不同的路径。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皆出自四库全书，该书成于清乾隆年间，全书共七部，著录书籍 3461 种，79309 卷；存目书籍 6793 种，93551 卷，总计 10254 种，172860 卷。3四库全书作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古籍丛书，民国时期多次出现重新刊印它的讨论和尝试，但限于战乱、版本、技术等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实现。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分别择选四库全书内容的十分之一左右，先后刊印出版了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四部丛刊于 1919 年 2 月开始正式印行，1922 年 12 月全部面市，1930 年代又出了续编和三编，1926 年重印 1922年的版本，并加上“初编”二字。1934 年已印刷三次，前两次的印数超过 5000 部，供不应求。四部备要从1920 年着手筹备，1923 年开始发售预约，至 1927 年全部出版，1934 年重印五开大本、洋装本，1937 年五开大本第十期准期出书，同年洋装本第三期出版，前后历时17年，是中华书局规模最大的几个出版工程之一。四部丛刊与四部备要的选本和印刷，折射出民国古籍出版的两种典型路径。总体而言，四部丛刊择珍本影印，注重“藏书”；四部备要选善本排印，注重“读书”。从表 1 可知，中华书局的选书种类，比商务印书馆多出 100 余种。二者最大的一个不同，是四部丛刊没有收录“二十四史”，四部备要 收有完备的“二十四史”。“二十四史”包括了“我国四千年来之政治史、外交史、社会史、风俗史、经济史、实业史、教育史、学术史、思想史以及货币、赋税、水利、备荒、并历代伟人传记”4，读者可根据个人所需，分别阅读研究，是治国学者最有用之要籍也。如此重要的“二十四史”，为何四部丛刊没有收入？其实并非商务印书馆将其忽略，而是限于版本问题，商务印书馆在影印 四部丛刊 时“因正史未得善本，故暂从缺”5。“从缺”处理背后的原因，是商务印书馆注重珍本的古籍出版观念。早在商务印书馆部署四部丛刊时，以张元济为代表的“善本派”和以王云五为代表的“实用派”就产生过争论。6最终“善本派”获胜，四部丛刊 专收珍本，成就了中国近代古籍影印的重要成果。后来商务印书馆在1930年专门出版了百衲本“二十四史”。由此可见，商务印书馆“书贵初刻”的古籍出版思路限制了其内容选择的自由度，若无初刻珍本，宁愿从缺。与商务印书馆强调年代久远不同，中华书局对“善本”有自己的一套认知：“何谓善本？内容完全，雕刻精美，校对审慎，印刷明晰，是为善本。”8中华书局在四部备要出版之际，登报对比四部丛刊的善本选本，进一步明确了其善本观：“（甲）四部丛刊，专重古刻，及旧抄研究版本之学者，四部备要专求善本，便利读者。（乙）四部丛刊只求版本之佳，所选各书，大多数为好古者参考之需，吾人不必尽行诵读也。四部备要均为吾人求习国文者不可不读之书，故种数虽少，而要已备矣。”9诚然，3王余光，吴永贵，阮阳.中国新图书出版业的文化贡献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228.4每月储蓄五元四角便可于二年半得一部聚珍仿宋版五开本二十四史N.申报，1930-01-01.5古本二十四史将发售预约N.申报，1930-03-27.6“当权的一派主张四部丛刊应该尽量采用宋、元、明的刊本而精工影印。这一派可称为善本派，也有人讥讽地称之为制作假古董者。另一派主张注重实用，例如庄子，便应该采用郭庆藩的庄子集释或王先谦的庄子集解；墨子就应该采用孙诒让的墨子间诂；等等。这是实用派。”参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50.7经史子集种数为初编本，合计种数为初编、续编、三编总数。8空前之精刻万卷善本古籍四部备要N.申报，1926-10-08.9通讯：汇录四部备要意见之答复J.中华书局月报，1922（3）：4-5.表 1 四部丛刊与四部备要品种对比表版本 品种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合计四部丛刊725种22种61种22种214种/8000余卷四部备要56种/1685卷74种/4851卷79种/1152卷140种/3656卷349种/11000余卷出版史研究099四部备要“共计二千余册；经、史、子、集最要之书，大略备矣”10。这则宣传四部备要的广告，虽然存在拉高自身、贬低四部丛刊的意味，但也客观陈述了二者的差异。中华书局站在现代知识强调实用性、社会性和学习效率的角度，从内容、校对、字体、印刷等方面，在古籍出版实践中，发展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认知的新善本观，并进一步推进到认为善本的获得不仅可以靠“寻找”，还可以“制造”。中华书局新善本观的实践，贯穿于选本、校勘、印刷各个环节。首先，选本以“通行”为要。第一，选择内容精校而舍弃刊刻精良。从形制上看，宋元旧刻优于清刻，但因年代久远，常常不是印本模糊，就是卷页残缺，用于收藏研究，并无影响，但用于阅读，则诸多不便。相比之下，清代校勘学兴盛，该时期的精校本，多是由术业专攻的学者，汇聚宋元以来的善本重新整理，内容完善，故四部备要采用清代精校本居多。11第二，以“人人阅读”为目的和导向。“所选之书，均系诵读参考所必备，既不抱残守阙，更不畸轻畸重，与从来刻丛书者，其趣迥异也。”12第三，偏爱流传度、认可度较高的版本。“例如十三经古注，以相台本永怀堂本为最，十三经注疏，以阮刻本为最，昔人早有定论，梁任公国学最低限度书目，亦举相台本。为读书而刻书，非如讲骨董者以抱残守阙为职志也。”13其次，内容精编精校，以求准确无误。“本局力求审慎，每排一书，先由印刷所校三遍，继由校勘部覆校三次，每次由三人轮阅，各一遍，共计九遍，再由总校覆勘一二遍，总计校至十三四遍，力求免鲁鱼之讹。”14相比之下，四部丛刊 的主要精力花费在珍本搜寻，加之采用影印方式，注重留存文本之原貌，故客观来看校勘上的耗费和可发挥空间均不大。最后，舍石印影印，用铅印排印，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古籍的影印和排印各有优长，“石印法不改变原书行列款式，不会有什么错字，这是其便利、妥善处。然卷帙过于繁重，费工费时过多，售价过高，非一般人所能有，此实其弊。铅印法，比较的省篇幅纸张，定价可以便宜些，此是其利。然其弊，则在校对疏忽，错字太多”15。四部丛刊的影印，一方面是存其原貌，一方面是减少校勘的工作量，但书价无法兼顾。四部备要“何不影印而排校？尝试影古书，然印本漫漶或纸张黑暗，摄影之后竟同没字，其勉强可用者，亦复不甚明晰，本局不惮烦而为此植校之大工程，期善本流传于不朽”16。综上，四部丛刊的善本影印固然有助于保存珍贵版本，但从流通上看，主要是面向精英知识分子的收藏和研究，四部备要则另辟蹊径，旨在满足和引领大众阅读市场的需求和成长。随着现代教育理念、制度和方法等的引入和推广，中国近代的阅读活动，从士人阶层和文化精英下沉到了更为广泛和一般的普通知识群体，与之相对应，古籍阅读群体也大为扩展。新善本观指导下的选本、校勘、印刷等，正是针对这一新的阅读群体。除此之外，在具体的阅读实践中，文本形态特别是句读，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二、增加句读：服务大众读者的新编辑观就读者群体而言，长期以来，古籍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受过教育的传统士人，到了民国，现代教育的推行扩大了读书人口。但这批受惠于现代教育、学习白话或半白话的读者，在进行古籍阅读时依然困难重重。这就导致浩瀚的中国典籍需由知识阶层进行再处理，才能被知识水平不高的新兴普通读者所接受。再处理除了善本的选择之外，内容编辑也是重要一环。对民国古籍出版而言，句读或者说标点符号进入古籍出版，是内容重编最常用的方式。句读是传统的标点方式，主要包括圈和点两种，圈为句，标注话语的结束，点为读，标注话语的停顿。我国古书无论是经史子集的鸿篇巨制，还是武侠演绎、明清小说等，向来没有句读，故学习句读是传统文化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句读是学习传统知识的基础，也是进入文本世界的一个门槛，增加了从非知识阶层向知识阶层跃升的难10 辞海编印缘起M/俞筱尧，刘彦捷.陆费逵与中华书局.北京：中华书局，2002：444.11 参见：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五集预约N.申报，1926-12-11.12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五集预约N.申报，1926-12-11.131416空前之精刻万卷善本古书四部备要N.申报，1926-10-08.15 郑振铎.向翻印“古书”者提议M/郑振铎.郑振铎作品精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205.1002023年第3期度。没有句读使那些即使略识文字的人也无法阅读，不知如何断句，无法获取文本的意义，从而在实际上造成了古籍阅读的障碍。故胡适提出整理古书的简略方法，第一项便是增加标点符号。17民国时期，国家和社会对知识国民的需求日益迫切，这就需要降低文化的准入门槛。现代标点符号的引入，即是其中的重要技术手段。新式标点符号最早出现在新思潮杂志 1911 年 1 卷 1 期的附录中。该附录列举了句号、分号、冒号、点号、问号、惊叹号、引号、破折号、删节号、夹句号、私名号、书名号、句与段的分断，共十三种标点符号的用法及例句。18同年，各地纷纷主张颁行国语统一筹备会的新式标点符号议案，提案人包括：马裕藻、周作人、刘复、朱希祖、钱玄同、胡适。次年，教育部颁行新式标点符号令，称“据国语统一筹备会函送新式标点符号全案。请予颁行等。因前来查原案内容。远仿古昔之成规。近采世界之通则。足资文字上辨析义蕴。辅助理解之用”19。新式标点符号的提案，将标点符号区分为点的符号和标的符号，“点的符号”又叫做“句读符号”，类似中国传统的句读，“标”的符号用来标记词句的性质种类，包括问号、引号等，类似西文标点。20标点符号囊括了传统的句读，又加入了西文的新式标点。然新式标点符号既是与白话文配套的一种书面语言构成，其本身也是一种现代性的象征，想走进传统，并不容易。1919 年刊载于东方杂志第 16 卷第 2 期上的文章新句读法（项衡方）呈现了这种交锋。质疑者的观点主要有三：其一，古籍可以接受句读，因句读为古籍本来所有，然标点符号是外来事物，参入古籍势必会影响国粹的保存；其二，凡是对国学粗有研究的人，都完全能够借助句读很好地获取古籍内容，加标点符号既无必要，也影响版面的整洁；其三，不曾学习西文者，如何能够掌握西文中的新式句读的使用法？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应是，我国的文字没有句读法，这是不完整的，而在古籍中增加句读，是对国粹进行改良以更好地保存。对于第二个问题，增加了句读的古籍，可以更好地被小学生掌握用来学习国学。对于第三个问题，标点符号虽然借鉴了西文，但标点符号与西文是两套系统、两种事物，不必一定学习懂得西文，才能掌握和使用标点符号。实践层面，就句读版古籍向前追溯则会发现，率先加入新式标点符号的古籍是古代的小说，如 1920 年 8 月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西厢等。明清小说内容、场景丰富，人物对话频繁，各种语态、体态多样，这些都与新式标点符号的功能相契合，故新式标点符号的介入，能够帮助文本更为清晰生动地传达意义。此外，1920 年左右，沈知方推出“新体广注”系列古书读本，内容多为文集、别集等，在版式变革中，亦增加了句读。21之后，中华书局的多种古籍读本，也出版过增加标点符号的版本，如 1929 年的学生古书读本，1936 年的袖珍古书读本、点句本“二十四史”、加注新式标点的中华文学精华等。若将考察的范围扩展至整个民国出版，1939 年有报刊文章称，“在目前：不但报纸杂志上以及一切刊物上文言文上，大多数已经采用；就是商务、中华等几家大书局里所出的古籍如古文辞类篆等，也多在那里预备新式标符的版本了”22。四部备要在出版过程中，同样遇到了增加句读的呼吁。1935 年 2 月，洋装本预约展期，原因之一是读者反映缺少句读，阅读存在困难。“各书句读无圈点，非国学研究有素者，阅读颇感困难，请加句圈。”23中华书局给出的反馈是：“至于添加句读圈点一节，研究之下：初学诵习之书，确以加圈点为便。兹择经部之四书集注及17 胡适提出整理古书的7种方法：加标点符号；分段；删去重复的、迂谬的、不必要的旧注；酌量加入必不可少的新注；校勘用古本善本校勘异同，订正讹脱；考订真伪；作介绍及批评的序跋。参见：胡适.再论中学国文的教授M/欧阳哲生.胡适文集（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01.18 附录：新式标点符号J.新思潮，1911（1）：46-51.19 教育部令：颁行新式标点符号令（训令第五三号二月二日）J.中华教育界，1920（4）：1.20 参见：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等.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修正案）J.教育丛刊，1920（2）：1-8.21 王鹏飞.中国出版家.沈知方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97.22 黄金.征求讨论 文言文的句读问题应否加用新式标点符号？N.总汇报，1939-11-09.23 洋装聚珍仿宋版四部备要预约展期至四月底截止N.申报，1935-02-09.出版史研究101十三经古注，史部之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国语、国策，子部之周秦诸子四十种，以及浅近性理书，集部之楚词、诗文词总集，特请名宿加点句读。如此办法，谅为海内读者所赞同。”24句读是对文本知识的有效标识，是印刷文化中知识表示的重要手段。加注句读的古籍提高了知识传达的效率和准确度，降低知识准入门槛。虽然在功能上，新式标点符号比传统的句读更为有效和丰富，然而四部备要中也只是加入了句读，而未采取新式标点，这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四部备要承续了四库全书的文化资本，也部分继承了它的权威性，大型权威古籍排印，始终需要维持正统严肃，这与充满现代气息的标点符号不易融洽。其二，四部备要经史子集的知识性质，对功能多样、丰富的新式标点符号系统，并没有特别强烈的需求。与明清小说、话本不同，小说和话本需强调文字中的语调、语态等内容，能够将新式标点符号的优势充分发挥，达到对文本意义的更好传达，但对于四部备要来说，陈述、断句等已足够。总体而言，将从前文人批注的句读，直接纳入印刷出版范畴的句读本古籍图书，实际上形成了现代知识要素对传统的介入和重构。同样的逻辑之下，一些古籍还出版注音版，这与增加句读有异曲同工之妙，将天人之书变为庶民之书，共同建构了一种强可读性的古籍文本。同时，能够对出自四库全书的四部备要增加句读，其所彰显的意义和传递出的信号与一般古籍有所不同。此举意味着中国古代典籍中最严肃、庄重的出版物都接纳了句读，更加显示和推动了古籍出版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这样一种转变，正是以阅读为重要指向。三、化整为零：贴近大众市场的新营销观民国时期古籍出版从藏置到阅读的转变，与大众阅读市场的形成不无关系。相比精英阅读，大众阅读无论在知识需求，还是在图书购买力方面，都呈现出新的特征。句读和标点符号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众进行古籍阅读的知识性障碍，但若想真正将古籍引入大众阅读市场，还需要解决另一个障碍，即图书价格。四部备要达 2700册之多，作为一部规模宏大的古籍丛书，将其作为文化装饰品摆在书架上，或是作为藏书以备随时查阅研究，自然也是它的重要功用。但若以阅读考量，整套购买不仅价格昂贵，而且逐本阅读的可能性也不大。故四部备要出版了多种版本，在大型古籍的藏书功能之外，强调其作为阅读文本的性质。卷帙浩繁的古籍丛书若想真正走进普通人的日常阅读世界，就不得不将庞大的体积拆解为较小的知识单元，以对应大众读者的知识和经济接受限度。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 都注意到了庞大知识体积的不便，四部丛刊在 1922 年发售单行本预约，有 210 多种，此后还有四开本单行本的印制和发售。但除此之外，四部丛刊再也没有其他出售方式，要么单行本，要么整套出售。与之相比，四部备要 的预约售卖方式则丰富得多。四部备要共出版了四个版本：一是最初的六开本；二是 1927 年预约的单行本；三是 1934 年的重印五开大本；四是 1934 年的洋装本。五开大本共有 12 种预约购买方式，洋装本有8 种预约购买方式，再加上单行本出售，四部备要共有 21 种销售方式。这种多样化的售卖模式，不仅免去了整套购买的昂贵价格，同时还提供了一定的古籍阅读指导，分门别类，帮助入门读者进行选购。读者可根据自身的经济条件和阅读需求，购买到真正用于阅读的古籍。1924 年 7 月 12 日，中华书局刊登了四部备要单行本的预约广告，内容如下：“敝局以聚珍仿宋版印行四部备要，出版以来，风行国内外。是书选辑之谨严，校对之谨慎，印刷之精良，为艺林所共赏，故历次预约均逾定额。兹循各界来函要求，将前出之六开本及已出版之五开本，发售单行本，俾希世珍本，普及于大众。”25发售单行本的原因，据称是为了回应读者的要求，“本局用聚珍仿宋精印四部备要，字体秀美，印刷精良，审无鲁鱼亥豕之讹。发售预约早已额满截止，各处来函要求印单行本，以便分购”26。如果说单行本出售更多的是追随读者意志和需要而进行的图书销售，那么五开大本和洋装本四部备要的24 洋装聚珍仿宋版四部备要预约展期至四月底截止N.申报，1935-02-09.25 聚珍仿宋版四部备要单行本N.申报，1935-01-23.26 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四部备要单行本发售预约N.申报，1924-07-12.1022023年第3期多种预约购买方式，则明确体现出中华书局在推动古籍阅读中所采取的拆分、组合策略。1934 年，聚珍仿宋版五大开本四部备要重印，“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种，俾顾客可就财力与需要选择购置焉”27。12种预约方式具体如表 2 所示。洋装本四部备要与之类似，分 3 种装订方式，即布面金字、布面印字和纸面并装，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8 种预约出售方式，具体如表 3 所示。通过上面两个表格呈现出的预约出售方式，可以看出四部备要的营销，是在传统知识的浩瀚海洋中努力标识出不同的坐标，指出哪些知识是入门所需，哪些知识处于中心位置，打破了经、史、子、集的笼统划分，拆解出国学研究者初步所需之书，摘选出周秦诸子、理学要书等。同时，不同的预约购买方式，对应不同的书目内容以及不同的价格，读者可任意选购，无需耗费巨资整套购买，此举大大推动了古籍的销售和普及。民国时期出版的众多大小不一的古籍丛书，也遵循着大致相同的逻辑，基本都是将传统古籍作为一个资源库，根据不同的需求和目的，进行选题策划，如学生古书读本、高级古文读本、袖珍古书读本等。这些化整为零的古书编撰、出版和营销，既保存了传统知识和文化，也切实推动了普通知识民众的古籍阅读实践。四、结语借助对民国时期大型古籍丛书四部备要的剖析，可以看出民国古籍出版借助新善本观、新编辑观、新营销观的思路，完成了该时期古籍出版从“藏”到“读”的转变。民国时期出版业的兴盛，现代教育的建立，客观上为古籍阅读提供了外在条件，古籍出版中的阅读偏向，直接推动了古籍从精英藏书到大众读书的转变。这个转向，看似只是一个出版模式之变，是民国书业实践的一小步，但对于绵延已久的古籍出版，尤其是千年以来的古典文化传承来说，却完成了从内容到营销的全方位变革，是古籍出版的一大步。在这个转变的基础上，我国的传统文化，开始从精英阶层玩味吟诵的阳春白雪，进入到千家万户的日常阅读。这种发生在出版领域的转变，也反映出民国时期对传统知识从“泥古不化”到“化古为今”的态度转变，更进一步深化了重审传统的文化理念之变，关涉中华文化中崇古与尚今的调和。对于当下的古籍整理、古籍数字化而言，这种对传统知识认知的变化，以及古籍出版中对读者群体的关注，或可成为思考和创新的起点。（作者单位：河南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 河南大学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27 中华书局发售预约 重印四部备要 聚珍仿宋版 五开大本N.申报，1934-01-11.28 参见：中华书局发售预约 重印四部备要 聚珍仿宋版 五开大本N.申报，1934-01-11.29 中华书局发售预约聚珍仿宋版洋装四部备要N.申报，1934-10-26.表 3 洋装本四部备要8种预约方式一览表 2 9 预约方式内容种数天字四部备要全书351种地字四部备要（除二十四史）327种玄字四部备要二十四史24种黄字四部备要经部55种宇字四部备要史部（除二十四史）47种宙字四部备要子部82种洪字四部备要別集109种荒字四部备要总集诗文评34种表 2 五开本四部备要1 2种预约方式一览表 2 8 预约方式内容内容概要册数/定价子种四部备要全书2500册，1200元丑种四部备要全书除廿四史2000册，920元寅种四部备要选一百五十种四部要籍中尤要之书籍。1259册，570元卯种四部备要选七十种研究国学者初步必读之书。665册，288元辰种十三经注疏111册，46元巳种清十三经注疏黎锦熙先生于清人解经数百种内选出代表作十三部。129册，60元午种二十四史500册，280元未种正续资治通鉴附通鉴目录及明纪194册，80元申种子书四十种附子略周秦诸子大体已备，汉晋著述采其尤要者数种。95册，36元酉种理学书十四种宋明大师专集、宋元明清学案、以及初学入门之书。169册，72元戌种别集一百零八种于汉魏六朝辑十三家，于唐五代辑二十五家，于宋辑廿九家，于金元辑六家，于明辑四家，于清辑三十一家，皆荦荦最著者，骈散诗词源流派别，无不毕具。570册，272元亥种总集及诗文评三十三种本书总集全体，自楚词以降及文选李善注至元曲，选共二十三种；文心雕龙辑注至词林韵释，共十种；凡汉魏六朝唐宋元明清各大家古文诗词之著名总集，以及诗韵词律等。208册，104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