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话语研究的历时变迁.doc

精选文档媒介话语研究的历时变迁刘立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内容提要：从学科起源来看，媒介话语研究仍然是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分支。媒介话语研究兼顾话语分析与媒体研究两个传统，涉及语言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从媒介话语的发展脉络来看，它与临近学科或是研究范式的融合越来越明显，其研究方法也呈多样化的趋势。在当今宏观的社会实践中，这种由符号或是意义流转所产生的不同价值和身份的表述构成了不同文化、不同地区相互争夺的对象，作为意义栖息最重要载体的媒介话语也因此变成了各种利益争斗的战场。以上两种路径形成了媒介话语研究的主要动因。关键词：媒介话语，研究传统，研究方法A Diachronic Review of Media Discourse StudiesLiu Lihua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Abstract: As one important research paradigm in discourse analysis, media discourse studies straddles across the different traditions in discourse analysis and media studies and involves in linguistics,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other disciplines. The development trace for media discourse analysis indicates a trend along which media discourse analysis has been combining itself with its neighboring disciplines and subjects and the methodology it employs has been enriched. From a macro social practice perspective, media discourse, as representation of values and identities, and being composed of various signs and meanings, has naturally become the target or pursuit and thus in turn, a battlefield of different groups and cultures. With the above two motives, one theoretical assumption and one macro social practice, media discourse studies in turn evolves robustly. Key words: media discourse; research tradition; research methodology作者简介：刘立华（Liu Lihua），男，山东省滨州市人，山东大学文学硕士，清华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后，现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话语分析、跨文化传播。近年来在Discourse Studies、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当代传播、外语学刊、国际新闻界等语言学、新闻学期刊发表论文三十多篇，其中SSCI检索8篇。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通讯地址：北京朝阳区惠新东街10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 100029电子邮件：llihua08 电话：64493104；13426094428话语分析起源于西方的语言学研究，近几十年来在语言学等领域得到很大的发展（van Dijk 1985a，1985b；Schiffin，Tanne & Tamilton 2003；Mills 2003；Bhatia，Flowerdew & Jones 2008；Wodak and Mayer 2009；Coffin，Lills & OHalloran 2010）。从历史的角度看,话语分析最初是对西方传统的语言学,特别是句法理论的一种挑战和补充,即语言研究应把语言的具体使用纳入进来，同时，在以语言学为背景的话语研究传统之外，还有与哲学、历史、文化、社会研究交叉的话语研究传统。这两种传统有着相互结合的趋势,形成反思和批判西方现实生活问题的社会学科。语言学家通常把话语（discourse）与语篇（text）看作是对等的两个术语，前者多指口语形式，后者则多指书面形式。在这一研究范式下，我国专家学者也从多个角度对话语分析或是语篇分析这一研究领域做了多层次的探讨（黄国文1988，2006；徐赳赳1995，1997；朱永生2003；张德禄2009）。“（话语分析）目前已在社会科学领域和高等教育中被普遍接受。它给中国的社科界带来了新的概念和思路、价值观和工具，其核心思想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运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在西方也只有几十年历史的话语分析已成为国家间社会科学发展最为迅速、活跃的前沿学科之一”（施旭2008：132）。在这一大的发展背景下，也出现了媒介研究和话语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和方法（van Dijk 1985b；Fairclough1992；曾庆香2003；胡春阳2007；赵为学2007；刘立华2011a，2011b）。国内外学者对媒介话语的研究既具有语言学的研究痕迹，同时又兼顾了新闻传播的学科特色。本文在回顾这一研究范式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试图回答下列问题：媒介话语研究的历史渊源是什么？媒介话语分析在研究方法上有什么特点，目前媒介话语分析研究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2.话语与话语分析2.1 话语话语分析这一学科或是研究范式内涵和外延的确定与话语的定义密切相连。话语的定义决定了话语分析的研究取向和研究方法。语言学意义上的话语是指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研究侧重话语的语言特征，例如衔接与连贯、话语结构、会话结构等。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批评语言学进而是批评话语分析通常认为，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是同一个概念。70年代后半期，文体学研究开始由对文学语篇的结构特征研究转向对其与社会历史语境之间关系的研究，进而促进了语言批评运动的兴起，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关注非文学语篇的社会结构特征，从而扩展了语言批评的对象，促进了批评语言学的产生。Wodak（2001：12）指出，“批评语言学（CL）和批评话语分析（CDA）是独立产生的两个术语，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的实践者可能会发现两者在一些观点上不同，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又具有相同的研究范式。” Fairclough在其话语与社会变迁（1992）一书中，提出“话语的批评性研究方法（critical approaches to discourse）”，在同年其主编的论文集批评语言意识中，首次使用了“批评话语分析”这一术语，但是并没有将其缩略为CDA，“批评话语分析”及其缩略语“CDA”在Fairclough的批评话语分析（1995）一书中正式出现，这样Cadas-Coulthard和Malcolm Coulthard1996年合编的Texts and Practices: Reading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很可能是首次以CDA为标记的论文集。发展了话语这一概念。这一学派的话语观大多都受到法国思想家福柯的影响。福柯首先把话语描述为所有的陈述。也就是说，所有有意义的言语或是文本，进而能够对现实世界产生效果的言语实践都被认为是话语；福柯有关话语的第二个定义则是指某一族群的陈述，也就是言语的某一群体特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规律性，而且具有共同的连贯和力量，据此，可以有女性话语、官僚话语、帝国主义话语等区分；福柯有关话语的第三个定义认为话语是用来解释以上陈述的有规律的实践。他的这一定义关注的是能够产生特定文本或是言语的规则和结构，也就是话语背后的规则，即话语背后的文化模型和意识形态。如果把以上福柯有关话语的定义综合起来，那么话语则是具有一定规律特征，受制于一定文化机构，且能对社会实践起到建构作用的一种语言的具体使用。同时，批评话语分析有关话语的定义也受到了文化地理学家Harvey（1990，1996）社会实践观的影响。Fairclough认为，社会实践是社会生活成份中的一种构型，那些进入到社会实践的元素被称为社会实践的环节，话语与社会实践中其他环节进而构成了一种辨证实现关系，即话语在受到社会实践其他环节制约、影响的同时也在影响，形塑着其他环节（Fairclough 2000）。正如文化理论家Edgar等人（1997：117）指出的那样，“由于各种社会实践和机构（如政治、教育、宗教和法律）既是由话语形式组成，同时也是话语形式之内的东西，因而话语就成为了在社会语境之中意义产生和组成的方式。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话语构成了一种论述的建构，即话语是用语言系统构建人类体验社会生活的能指方式，因而也构成了知识样式”。Mills也指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并不将语言仅仅视为一种清晰的、透明的、交流的载体以及再现的形式，而是将其视为拥有自身规则和限制因素，拥有自身决定性效果的系统，这些规则、因素和效果影响到个体的思考和言说方式。” 2.2 话语分析话语分析作为一个术语至今已有六十年的历史。在这六十年中，话语分析的范式与传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话语分析主要以语言的形式为分析对象，侧重分析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话语分析主要包括以下课题：衔接与连贯、话语（语篇）结构、语境与话语、及物性分析、态度分析、功能分析、礼貌原则、会话隐含、会话分析、关联理论等。随着认知科学、心理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社会语言学、美国功能语言学以及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话语分析这一学科不断壮大。同时，随着“话语”这一概念的不断外延，话语分析的研究范围也逐步扩大。话语分析所包括的课题也越来越庞杂。Blommaert（2005：26）曾对话语分析所涉及的领域做了分类。这些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对话语中言语特征的研究，而是包括了对话语中所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的模式，或是话语中的权力关系的研究，进而试图发现话语在建构社会群体，形塑社会文化，呈现意识形态方面的策略或是模式。3.话语研究与新闻传播研究的结合3.1话语分析的学科延展作为当代话语分析典型代表的批评话语分析，它将语言的文本分析与社会实践分析结合，考察社会变迁过程中语言扮演的角色，注重从社会制度和社会构成这一较高的层次来寻求解释话语的原因，强调社会制度、社会变革与话语的互动关系与过程。该学派吸收了语言学话语分析的成果以及巴赫金、阿尔都塞、葛兰西、福柯等人的社会分析理论。在这种分析中，所有文学话语、新闻话语、历史话语、法律条文、身份表达、各种写作乃至科学报告都被看作是社会地和历史地建构的文本，它们都是一种话语和意义的游戏，是权力建制资源的配置和再生产。毋庸置疑，正是在这一研究趋势下，由于媒体在社会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批评话语分析对话语中意识形态模式和权力关系的偏好，以媒体为具体语料或是观察对象的话语分析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起来。该研究涉及的媒体话语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所有媒介类型；从研究的层次上来说，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领域都集中了一批研究者；从研究的总体思路来看，对新闻语言的特征及其结构、新闻标题和用语如何再现与建构社会，如何巩固歧视与偏见，如何建构不同种群的身份都做了细致入微的研究，这种研究还关注媒体如何呈现那些严重影响当代政治走势和人类生活的事件与现象。目前有关传播学和话语研究结合的大量成果主要出现在国际知名的专门研究话语的杂志上, 如：语篇与会话（Text & Talk）、话语过程（Discourse Processes）、话语与社会（Discourse & Society）、话语研究（Discourse Studies）、话语与传播（Discourse & Communication）、语言与传播（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等。目前，传播学和话语分析结合的具体研究领域包括：视觉传播、新闻和媒介话语、跨文化传播、社论、修辞、劝服、科学传播、政治话语分析等。3.2话语分析在传播学领域的发展语言学意义上的文本分析和典型的传播学研究迫切需要多元方法和多视角的介入和整合。超越语言学意义上的话语分析在帮助对文本的细节进行透视以外，还能以更清晰、更系统的方式研究媒介话语，例如，可以借用话语分析中的“对话性”这一概念，对新闻话语中理想读者的建构做出细致的分析（刘立华 2012）。当不知道媒介话语是如何被阅读、理解和记忆,以及社会认知个体是如何形成话语和行为时，就很难把效果研究深入下去。例如，van Dijk在话语分析的基础上，对媒介话语中的不平等现象做了细致的分析，堪称话语分析与媒介研究的典范。近年来，有关媒介话语研究的文献越来越多，作者曾以“media discourse”在EBSCO数据库检索（检索时间为2012年1月5日，下同），共得到有效文献240条之多，使用同样关键词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外文文献库检索到25条，其中最早的一条则是van Dijk1985年的著作。中国的话语分析研究虽然起步晚，但是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绩。目前已经有全国性的语篇研究协会，一些学者已经开始不满足于语言学意义上的话语分析，开始关注传播学、文化研究等相关学科与话语分析的结合，譬如，南开大学与兰卡斯特大学的中国当代新话语研究项目，浙江大学的话语与多元文化研究所。我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话语分析还停留于语言学单学科领域里。学科融合还仅仅处于萌芽阶段。90年代以后，两者结合的步伐逐步加快。在理论方面，1993年中华书局翻译出版了van Dijk的心理、认知、话语，这是我国第一本跨学科的话语分析理论的译著。2003年，华夏出版社翻译出版了van Dijk的作为话语的新闻以及Fairclough的话语与社会变迁。2007年余志鸿的传播符号学出版，该著作的试图从符号学的角度对传播理论进行整合。4.媒介话语研究的主要传统4.1意识形态为导向媒介话语研究大体遵循了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研究传统。这一研究传统起源于霍尔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霍尔等人的研究主要揭示媒体在当代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取向以及媒体对社会的影响，特别是媒体作为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工具性特征（Hall 1980）。同时期的Fowler等人（1979）也开始注意到所有的语言选择都是某种意识形态的表现。随后，在一些语言学家的努力下（例如，Kress and Hodge 1979; van Dijk 1985a，1985b; Fairclough 1989; Wodak 1989），批评话语分析应运而生（Blommaert 2005: 22）。正如Bell和Garrett（1998：6）指出的那样，批评话语分析旨在揭示隐含在话语方式之中的权力不平等关系并试图发掘话语在挑战和重塑社会政治权威时的作用。媒介话语的意识形态特征也使得其成了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的重要对象（Fiske1987；van Dijk 1988，1991，2009；Fairclough 1989，1992，1998，2003；Fowler 1991；Allan1998；Bekalu 2006）。以上研究传统实际上坚持了一种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媒介话语绝不是客观地反映现实，而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带有意识形态倾向性的建构。4.2媒介话语研究的语用传统Scannell（1998：256-257）指出，在坚持媒介话语研究怀疑阐释学（Hermeutics of suspicion）视角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媒介话语的“忠实”的地方，即媒介话语研究的信任阐释学传统（Hermeutics of trust）。后者被称为一种“语用”（Pragmatic）的研究传统，即在关注广播电视和报纸新闻话语特征的同时也关注媒介话语产生的具体机构特征（Gans 1966；Shlesinger 1978；Schudson 1978；Tuchman 1978；Jensen 1988；Bell 1991；Allan 1999；Zelizer and Allan 2002；Allan and Zelizer 2004）。在语言学领域，则有电视新闻话语研究（Hartley 1982; Montgomery 2007；Tolson 2006），使用会话分析模式的政治访谈和谈话节目研究（Clayman 1992；Hutchby 2006；Lauerbach 2006；Thornborrow 2000，2007；Haarman 1999a，1999b），语用学视角下有关媒介话语中“分歧”的研究（例如，Liebes 2000；Blum Kulka et al 2002），以及对媒介话语体裁和形式的研究（Richardson and Meinhof 1999；Marriott 2007）。值得注意的是，以系统功能语言学，包括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评价分析模式（刘世生，刘立华2012）和多模态话语分析模式为基础的分析模式在近年来也呈逐步发展之势（Iedema et al 1994；White 1997，2003；Martin and White 2005；Coffin，Lills & OHalloran 2010）。以上研究则常见于国家期刊Text &Talk、Journal of Pragmatics、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Linguis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中。5.媒介话语研究的主要方法5.1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就研究方法来讲，媒介话语研究的研究方法呈现出一种多样性的特点。Fairclough（1992，2003）对媒介话语的分析借鉴了系统功能语言学，所关注的语言特征主要有施事者、时间、时态、情态和及物性分析等；Wodak（2001）则借助于语用学的观点和方法，提出用“话语策略”这一概念来具体考察话语模式，其中包含以下的内容：指称策略或是名词化策略、断言策略、辩论策略、观点、框架策略、强化策略等。Bell（1991）则从体裁（genre）的角度对报纸中除广告以外的类型进行了研究，提出并发展了他的媒介话语的结构分析（Bell 1998）；在van Dijk（1988a，1988b）对新闻话语的起初研究中，起先讨论的也是新闻的结构特征，随后他提出了话语研究的社会认知模式：话语被界定为一个交际事件，话语、认知与社会构成了其话语分析的三角模式（1991，1996，1999，2001，2003，2005，2008a，2008b，2009）。以以上分析框架为基础，van Dijk进而提出了媒介话语中的自我积极呈现模式（positive self-presentation）和他者否定呈现模式（negative other-presentation）。5.2 语料库结合传统近十几年来，媒介话语研究呈现出与语料库相结合的方法。国外的研究主要包括Hardt-Mauntner（1995）、Stubbs100101（1996，2001，2006）、Partington102103104（1998，2004，2006）等 。其他一些借助语料库与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还包括Flowerdew105（1997）对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的话语策略研究，Teubert106（2001）有关“反亲欧派话语”的研究，Partington（2003）对克林顿执政早期白宫幕僚和狼群记者团的话语研究，Baker107（2008）对英国报纸上有关难民和寻求避难人员话语的研究，Lombardo108（2009）对意大利Canale 5频道中“否定表达”的语料库研究等。6.媒介话语研究的主要问题6.1理论基础偏见纵观国外媒介话语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媒介话语本身的语言特征，结构特征、意识形态取向、媒介话语的机构特征以及媒介话语与具体生产机构之间的关系等课题都是专家所关注的对象，只是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从研究的理论基础来看，则多借用了社会学理论、语言学理论、新闻传播学等理论；研究方法也是在注重少量文本精确解读的同时开始注重借助当代技术的大规模的语料分析。然而，正如Blommaert109（2005: 34-38）在评价媒介话语研究的主要传统批评话语分析时提到的那样，批评话语分析存在语言学偏见、社会偏见和时间偏见，所谓社会偏见是指过多地关注发达国家的话语；时间偏见指过多地关注当前话语，缺乏对话语的历史批评研究；而语言学偏见则指批评话语分析过多地借鉴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观点。Wodak（2001: 8）曾经指出“无论这种批评性方法是偏好语言微观层面上的特征、宏观语言特征、文本/话语或是语境特征，无论其角度是哲学的、社会学或是历史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借鉴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6.2媒介话语分析的主观性偏见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观性也遭到了许多语言学家的批评110111112113114115（Widdowson 1995: 169，2000：166；Schegloff 1997，1998 ；Stubbs 1997；Slembrouck 2001）。此外，Widdowson116117118（1995，1996，1998）还认为批评话语分析存在术语定义和分析模糊的问题，“（在批评话语分析内部），大家都在谈论话语一词，但对其确切定义却无从知晓：流行的都是模糊的”。许多语言学家还认为，批评话语分析所界定的语境过于宽泛，没有考虑会话局部的、序列的上下文语境119（Hutchby and Wooffitt 1998: 164）；分析框架往往不适合对语料的分析，缺乏大规模的语料分析120（Stubbs，1997）以及对比研究和文本受众研究不足等。批评话语分析发展过程中的欧洲传统过分强调也因此受到了美国社会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的批评。正如Majid121（2004：433-437）在评价现代性后期话语：批评话语分析的重新思考一书时指出，该书作者虽然对各种各样与话语有关的社会学理论进行了总结，但是完全忽视了其他关于现代性和社会解释的话语传统，明显对人类语言学、符号学、社会语言学和以行为为指向的民俗研究关注不够，忽视了语法描述的形式和符号视角。7. 国内的媒介话语研究现状相比国外较发达的媒介话语研究思路和传统，国内媒介话语研究虽然起步较晚，却呈现一派欣欣向荣之势。以施旭教授为代表的浙江大学话语与多元文化研究所，南开大学和天津商业大学与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合作开展的“中国当代新话语研究”项目中都有一些学者关注中国的新闻话语研究。同时，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和分析框架的媒介话语研究也呈现出多发之势，例如，王振华对硬新闻的态度研究122（2004），辛斌123对（2006）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中转述动词的研究），杨采英对新闻访谈的连贯研究124（2006），刘立华对中国日报社论话语的态度意义研究125（2010）等。除此以外，国内学者从也修辞学角度对新闻话语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126127（例如陈丽江2007；王海2008）。在语料库语言学领域则有顾曰国对语料库语言学与话语分析的结合研究和开创性工作128（例如2010）；钱毓芳129（2008）对人民日报和太阳报911前后恐怖主义话语建构的研究；唐丽萍130（2011）的批评话语分析与语料库相结合研究等。除此以外，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一些学者开始试图把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框架借鉴到新闻和传播研究中，例如曾庆香 131（2003）、胡春阳132（2007）赵为学133（ 2007）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国内虽然对媒介话语进行了多层面、多视角的研究，但是补充研究还不够，国内对媒介话语研究的整体实力在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研究的系统性方面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8.结束语过去几十年中，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特征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福特式的批量生产逐渐被具有灵活特征的经济体制和制度所取代，全球范围内政治新自由主义逐渐抬头。整个世界每天所面临的问题全球变暖、经济衰退、极端主义行为让人类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但是有一点却是相通的，即解决以上问题不能再使用常规的方法。美国前总统布什鼓吹的“恐怖主义”战争之所以不能通过常规武器取得胜利，就在于这根本就不是一场常规战争，这是一场有关价值和身份的战争，其战场是媒体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战场134（Anholt 2007）。当今世界真正的战场是观点、价值、信仰、行为和个体头脑中的感知。据此，一个国家的进步和繁荣不再是在多大程度上它可以利用它的经济、军事或是政治力量，而是对许多国家来讲，其命运控制在世界的公共舆论中。同时，从学术实践来看，以文化转型或是转变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被一些理论学家看作是以上经济、政治变迁的具体表现。后现代主义视角下的话语研究侧重那些从特定地理位置分离出来而又穿越不同时空的符号意义的流转过程，现实也因此被这些不断旅行的符号所构成的幻觉所取代，现实进而在一定意义上变成了符号建构的产物。这种由符号或是意义流转所产生的“表征”构成了不同文化、不同地区相互误解的根源。以某种意义模式存在为前提的不同国家和文化对意义的争夺又加剧了这一误解，作为意义栖息最重要载体的媒体话语也因此变成了各种利益争斗的战场。所有的文本形式，所有的话语实践形式无一不是社会的、历史的建构，是各种社会资源的再生产和配置过程，是各种意识形态、利益、欲望的重新编码和斗争。以上构成了媒介话语研究的实践意义和这一研究范式不断发展的主要动因。注释与参考文献：vanDijk,T.A.(ed.)1985a.HandbookofDiscourseAnalysis C.NewYork:Academic Press.van Dijk,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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