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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前沿与动态164国家语言安全多人谈沈骑周燕郑咏滟张四红耿静静孙雨主持人（沈骑）按语：语言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在新时代，国家语言安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同时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亟待深入探究的重要新领域。国家语言安全需要从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等多方面进行探索，为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国家语言安全治理体系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为此，当前国家语言安全研究需要着力研究以下几个问题：重视国家语言安全理论体系的构建，包括厘定国家语言安全的概念内涵和基本问题；重视国别和区域语言安全理论与方法的国际比较研究，包括汲取和借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安全学术体系和方法体系，为构建中国语言安全学提供参考；关注国家语言安全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研究，包括涉及不同领域、地域和空间（网络）的语言资源安全、语言政治安全和语言文化安全等三个层面问题的探究，构成了从语言本体到语言应用，从微观社会语言学到宏观语言社会学的研究图景。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了国内多位学者分享他们的真知灼见，同时也真诚地期待更多学界同仁可以关注并投身到国家语言安全这一研究领域中来。关键词：语言安全；语言规划；总体国家安全观；语言文化安全；语言政治安全；语言资源安全中图分类号H002 DOI：10.12002/j.bisu.46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39（2023）03-0164-13一、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语言安全研究的基本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的任务。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安全能力建设任务复杂而艰巨，一些以往并不被关注甚或是被忽视的基础性问题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国家语言安全就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在现实主义视域下，物质化的竞争与冲突是国家安全研究的重点，而语言通常处于国家安全研究的边缘地位，即使偶尔受到关注，也仅被视作外交或是军事斗争的工具。冷战结束后，人们在不断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球治理视域下国家语言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BYY06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一带一路核心区尼泊尔境内缅藏语的深度调查和类型学研究”（项目编号：19AYY019）以及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点科研项目“语言安全关键问题研究”（项目编号：ZDI145-11）的资助成果之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3 期（总第293期）165探索影响国家安全的决定因素时，发现很多非物质因素正在成为引起冲突与战争、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新来源。进入全球化时代，随着世界科技与经济活动的快速发展，人的流动性和文化的混杂性随之成为全球问题，并逐渐成为当今全球治理亟需解决的两大挑战。语言是人际沟通与文化交流中不可或缺的纽带。在全球风险治理中，语言看似无形，实则关键。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语言安全问题是一个现实世界的真实问题，亟待深入探究。国家语言安全研究应全面回答以下 3 个基本问题。1.语言资源安全语言资源的多样性体现了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契合性，也凸显出语言资源对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价值与意义。语言资源安全构成国家语言安全的核心语言层。国家语言资源安全指如果国家语言资源匮乏或开发利用不足，可能会导致国家语言能力不足，进而可以对国家安全产生危害。语言资源安全问题体现在多个国家安全领域之中，本文主要探讨语种资源安全问题和濒危语言资源保护问题。（1）语种资源安全问题在“911”事件发生之后，基于“关键语言战略”和“国家安全语言计划”，美国着力构建了国家处于“守”和“攻”两种状态时的语言资源安全政策体系，为维护美国语言资源安全提供了支持，但也暴露出美国将语言问题“安全化”的本质与冷战思维。当前，我国正处于从本土型大国向国际型强国转型的过程中，国家语种资源安全研究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2）濒危语言资源保护问题语言濒危与语言生态危机是全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语言安全问题。国内外学界长期致力于发展语言资源保护的理念与实践，探索技术与方法，归纳分析相关影响因素，并预判濒危语言保护面临的挑战。我们认为，濒危语言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问题对于国家语言本体资源安全具有现实意义，功在当代、利在千秋。2.语言政治安全语言政治安全是国家语言安全研究的关键领域之一。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角度来看，语言是国家维护政治利益的工具，语言政治安全关注语言和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国家语言身份认同事关国家语言政治安全，是国家语言安全体系中的组织结构层，涉及多语社会的语言态度、语言身份认同、语言意识形态、语言冲突以及政治话语等热点领域。语言政治安全问题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研究学术前沿与动态166的学科交叉特性。（1）语言政治安全与政治认同的研究传统的安全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都缺乏对语言安全问题的深入研究，但是近年来，美国政治学研究者开始关注国家语言政治安全问题。研究发现，在东欧剧变后，斯洛伐克在国家统一、与欧洲整合过程中遇到了诸多语言问题，尤其是在语言文字立法方面困难重重，引发了由语言不安全带来的一系列国家政治安全问题。（2）语言政治安全与语言规划研究语言安全是推动语言规划和完善语言政策的重要动机之一。例如，在语言规划时，语言身份的维护与保持、语言形象和语言声誉的构建与维持都与语言安全这一驱动性动机相关。总体而言，国外对语言政治安全研究开展得较早，问题聚焦程度高；在对语言政治安全进行实证研究时，注重问题导向，结合一定的理论视角。这对我们拓展语言安全研究的领域和方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3.语言文化安全语言文化安全是语言安全理论范畴的外延拓展。美国语言学家 Schiff man（1996）提出了“语言文化”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与一种特定语言相关联的行为模式、预设、文化形式、偏见、民间信念系统、态度、刻板印象、看待语言的方式以及宗教历史条件”。语言文化安全指与语言相关联的行为模式、预设偏见、态度信念、看待语言的方式以及文化形式等方面能够满足国家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需要，不出现影响国家和社会安全的语言问题。国家语言文化安全的表现形式主要有 4 个方面。一是语言作为文化资本驱动下的语言文化安全问题。例如，由于多语社会语言市场的客观存在，如果过度强调外来语言文化附带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本价值，就会给国家文化安全带来安全隐患。二是语言生态安全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欧美国家的文化霸权问题势必牵涉到语言霸权问题以及由此衍生的语言生态安全问题。三是语言文化多样性的安全问题。语言是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重要媒介，人类的知识以语言的形式凝结和传播，因此，语言安全也与文化生态安全息息相关。四是教育领域的语言文化安全问题。教育在国家意识构建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也是国家机器“软件系统”平稳运行的保障。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语言安全成为教育领域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沈骑/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3 期（总第293期）167二、法国语言安全理论的 3 个维度近年来，国家语言安全开始受到国内学界重视，但相关研究在概念与内涵方面的讨论还不充分。为此，我们应适当汲取和吸收其他国家在国家语言安全研究方面的理论成果，在此基础上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语言安全理论体系。语言安全最早是作为一种语言变量的社会分层现象进入美国研究者威廉拉波夫（Willian Labov）视野的。1973 年，语言安全话题开始受到法国学者的关注，但视角有所不同，他们以语言行为与语言表征（reprsentaiton linguistique）的关联为切入点。语言表征指说话人对语言的一系列态度、情感和看法，会对语言行为产生影响，其中产生的不适、恐慌和纠正均属于所谓的语言不安全感。法国学者不断探索研究方法和范式，在 3 个维度上对语言安全理论进行了拓展。1.规范维度规范是语言（不）安全的核心概念之一。语言规范规定了语言结构，使其相对标准与稳定，从而形成了一套对语言的保护系统。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表达与规范产生差距时，就会产生语言不安全感。法国著名词典学家阿兰雷伊（Alain Rey）提出了 3 种规范：规定性规范（由权威机构规定，如字典）、客观性规范（现实使用中公认“说得好”）和主观性规范（说话人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所以强调主观评判，是因为语言不是中性的交际工具，个体对（多）语言的态度、情感和信仰很可能改变其语言行为。法国社会语言学家尼古拉格乌涅尔（Nicole Gueunier）通过计算说话者的表现和语言行为评判（pilinguistique）以及他们对标准语的表征（reprsentation）之间的差距，得出了语言不安全指数，同时结合定性研究方法，对个性化访谈中收集到的话语进行了阐释（Gueunier，1978）。此研究将雷伊提出的理论付诸实践，聚焦法国不同城市居民对母语口语使用及其表现形式在语言规范方面的态度，发现图尔人的语言安全感指数最高，一直以“美丽语言”而闻名的当地居民对自身的语言行为持相当积极的看法，认为其符合规范标准（实际上是有一定差距的）；而其他几个城市居民的语言安全指数较低，他们明显意识到自己的语言行为与规定性或客观性的语言规范不符，研究者将此归因于当地双言（diglossie）的冲突。相比客观性规范，主观性规范与规定性规范的关系更为密切，语言不安全感正是从语言表征中产生的，因此在研究方法上融入了新的维度，即考虑说话人作为主体对自己语言行为的评判。然而，随着语言（不）安全理论研究的深入，研究学术前沿与动态168人员仅研究个体心理意识对规范的感知已略显不足，更需要将语言社区作为一个集体的社会语言表征来加以考察。2.社会维度20 世纪 90 年代初，比利时、加拿大、瑞士等国家的许多学者开始关注法语与法语国家和地区语言及语言变体之间的冲突，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当地居民对法语变体的使用情况和态度取向。1993 年，比利时学者米歇尔弗兰卡（M.Francard）认为，应从地理和社会两个维度来考察语言不安全中的“支配模式”。他在田野调查中对社群的集体（社会）语言意识表征进行了细化和阐释，并首次给出了语言不安全的定义：追求合法语言不成功的表现（Francard，1993）。基于对 Ardenne 地区（比利时法语区）的调研，他证明了规定性规范的相对性，发现这种相对性不仅仅取决于社会等级，且这种“等级”层状态并不会随着所处语言社区的变化而变化。法国语言学家迪迪尔德罗比拉德（Didier de Robillard）也指出，与其说语言上的不安全感与语言熟练程度本身有关，不如说与语言使用者的社会归属感有关。这说明语言（不）安全感是社会分层和交流情景的双重产物，与语言在不同社区的地位和功能相关（de Robillard，1994）。因此，法国社会语言学家路易-让卡尔韦（Louis-Jean Calvet）将语言安全理论应用于多语语境，提出语言表征可分为 3 类：语言形式、地位和身份不安全（Calvet，1999）。其中，后两者是对拉波夫研究的补充，引入了一个以前被忽视的维度，即以社区或社会规范为特征的多语间研究。3.市场维度在全球化背景下，语言不安全的根源在于语言的冲突。1982 年，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r）提出“语言市场”和“象征支配”两个核心概念，用以解释不同语言之间的力量抗争，强调各种语言与使用者之间的主导与被主导的社会关系（Bourdieu，1982）。当今英语的强势地位造就了英语的语言霸权，对其他语言的生态安全带来了较大冲击。卡尔韦提出的“语言市场”概念（Calvet，1996/2002），正是对语言生态安全的思考。一方面，他通过在非洲部分国家以及中国广东等地进行实地调研，揭示了多语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语言生活现状，进而指出可以将实体市场分析作为语言交际的风向标，解释全球化的态势。但语言并非只是交流的工具，若为了另一种语言的利益而放弃自己国家的语言，最终只会自受其害。这种注重语言生态的文化思想为非洲国家的语言安全规划指引了方向。另一方面，卡尔韦突破了阶层和国家的边界，以基于引力模型的“星系”模式构造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3 期（总第293期）169一个多语互动的语言生态系统（Calvet，1999）。他通过构建世界语言“晴雨表”，观测各语言的权重以及变化态势，为国家语言安全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研究工具。基于大数据的采集与分析，卡尔韦构建了一个涉及 563 种语言和 11 个影响因子的语言生态系统。总之，他不仅拓展了语言（不）安全理论与实践的领域，也为动态的世界语言格局提供了更宏观的评价指标。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新时代中国语言生活在语言规范、社会与市场维度都存在诸多语言安全风险和隐患，这些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法国语言安全的理论视角对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安全理论体系大有裨益。（周燕/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三、警惕国家语言文化安全隐患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文化安全问题带来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显现，如由文化价值不同而导致的跨国恐怖主义活动、传统文化传承危机等，不一而足。文化安全具有非传统安全的特性，如果运用传统安全思维来应对非传统的文化安全问题，难免会力有不逮。语言既是思维的载体和交际的工具，也承载着人类的意识、心灵和情感，传递着民族的精神和国家的灵魂。人类社会不可能脱离语言而存在，对“人的安全”的研究自然也无法脱离语言而展开。语言的工具性强调语言作为符号系统和规则系统需要履行社会交际与承载信息的功能，语言的文化性则强调语言是文化的重要构成元素，是国家和民族的标志。“语言文化”概念强调的是“作为文化的语言”，聚焦的是语言的精神范畴功能。语言在人类文化系统形成和文明传承过程中具有双重作用：它既是文化表现的对象，又是人类各种经验碰撞、讨论和记录的中介。一方面，语言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通过使用语言进行交谈和书写，文化集团内部成员得以表达和组织个体经验，通过对话、协商、共同讨论等密切互动，个体经验逐渐凝结为特定的思想和行为的模板。这些模板逐渐形成了心理图式、知识范畴和概念隐喻，进而在社会文化互动中催生出了群体共有的心智结构。因此，文化概念化从分布式的个体认知中逐渐浮现。换言之，文化概念并非属于个人，而是共享的、集体性的，依赖于语言沟通，存在于文化集团的整体层面。另一方面，通过语言中介，文化概念以语言的形式存储下来。人类的记忆通过语言代代相传，无论是民间传说、睡前故事，还是格言、谚语等民间智慧学术前沿与动态170的结晶，都包含着一个民族（或文化集团）长久积累下来的对世界的认识。因此，语言具有时间性，通过实践某种语言，便可以和自身所继承的文化遗产产生联系。例如，现代人在诵读唐诗时也能切实体会到先贤的各种情怀。不仅如此，通过使用继承下来的语言，人们还可以完成当下的沟通任务，想象和塑造未来。因此，语言在定义经验、廓清内容方面也起到了核心作用。由此可见，语言既是文化的中介，又是文化表现的对象，具有双重性，两方面同等重要。基于以往对语言安全的论述，我们提出“语言文化安全”的概念：与语言相关联的行为模式、预设偏见、态度信念、看待语言的方式以及文化形式等，应该能够满足国家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需要，而不出现影响国家、社会安全的语言问题。语言文化安全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具体包括如下 4 个方面。第一，语言文化安全可以表现为个体语言使用的行为模式。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发现，纽约城市的中下层语言使用者对自己的语言形式是否符合标准英语规范表现出极度不安，他将之解读为中下层社会阶级拥有的语言资本在语言市场中遭遇贬值后给个体带来的主观不安定感（Labov，2006）。第二，美国的文化霸权可能会导致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化日益边缘化。文化扩张伴随着语言扩张，这体现了语言文化安全的内嵌性。英语“内圈”国家逐渐在世界秩序中占据了“核心”地位，而其他国家则被排挤到“边缘”地位。英语的强势地位缘于英国、美国等国家的殖民史和国际影响力，而作为国际通用语的英语对现有社会结构层面和文化层面的不平等进行了加固，以维持英语“内圈”国家在现有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第三，语言文化安全涉及语言多样性和文化生态多样性的安全问题。人类知识通过语言的形式进行凝结和传播，因此，保持语言生态系统内交流方式的结构多样性对维护当今世界的文化多样性和思想多样性意义重大。语言多样性缺乏带来的沟通问题会对其他领域的安全带来潜在威胁。例如，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国际大都市中的多语服务需求不容忽视，危机沟通中语言管理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都是由英语单语霸权和外语语种结构失衡导致的，是城市语言治理需要正视的现实问题。此外，英语作为多语翻译中介对信息的过滤作用也是语言不平等现象的直观反映。第四，教育是保障语言文化安全的主要手段。首先，个人语言能力的欠缺会带来个体的不安全感，因此，需要通过教育和学习提升个人语言能力。其次，高端多语种人才的缺乏也会造成语言安全问题。当前，我国非通用语的专业设置存在整体规划缺乏、培养模式及培养目标不够科学明确、人才出口与市场需求不匹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3 期（总第293期）171配、师资匮乏等问题，如果不及时予以解决，势必会阻碍高端多语种人才的培养以及国际交往的开展（例如，“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便需要大量的高质量多语种人才）。最后，语言文化安全还涉及教学媒介语的选择，不仅关乎教育效率，也关系到社会参与和社会公平。近年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教育语言政策十分盛行，但该政策实际上蕴含着母语者和非母语者之间的不平等，甚至藏匿着以英语及其背后附着的西方为中心的认识论等级，亟待引起重视。综上所述，语言文化安全是国家语言安全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层次。但是，语言文化安全具有隐蔽性和复杂性，其内嵌的文化结构根植于社会团体的语言信仰体系和语言意识形态。政策主体在宏观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影响之下，往往会采取措施促使个体在日常使用中就某种语言使用达成共识，形成语言实践的机制和政策话语，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演变成显性的政策文本或规章制度。由于显性的语言政策和隐性的语言政策并非一分为二，而是处于连续统之中，具有渐变性，因此，语言文化安全也应从由隐性到显性的连续统角度进行全面考察。（郑咏滟/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四、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边疆和谐语言生活构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国必治边”。我国边疆地域辽阔，战略地位特殊而又重要，边疆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语言生活丰富多样，复杂敏感，因此，构建边疆和谐语言生活不仅有助于边疆治理，也有助于维护总体国家安全。在此，笔者将扼要描述边疆语言生活的主要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构建边疆和谐语言生活的主要途径。1.边疆语言生活的主要特点（1）多样性我国境内有 140 余种语言，绝大部分是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同时还拥有数量众多、通解度较低且外界知之甚少的方言和土语。我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类型丰富多样，如西南边陲很多少数民族的语言声调系统和辅音系统十分发达，而西北边疆地区很多少数民族语言有着非常成熟的名词代词格系统和动词时体态系统。多姿多彩的边疆语言既是我国国家语言资源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构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基础。（2）交错性我国边疆少数民族一直都有大杂居、小聚居的传统，形成了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都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这一特色使边疆语言呈现学术前沿与动态172出交错使用的特点。在同一民族内部通常使用本民族母语，而在族际交际时则通常使用汉语或者占主导地位、人口占大多数的当地少数民族语言。边疆语言生活的交错性决定了在对其治理时，必须积极而又审慎，一旦处理不当，极有可能引发民族矛盾，进而影响总体国家安全。（3）复杂性边疆语言生活除具有多样性和交错性之外，还兼具复杂性。例如，很多边疆语言呈现出跨境特征。由于国界隔离、国情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界两侧居民的语言生活可能会产生一些差异，但是，总体而言，这些居民在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等方面仍然比较相似，相互之间的来往也相对密切。而这容易给境外反华势力制造可乘之机，他们可能通过各种手段挑起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给我国边疆地区的繁荣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带来不同程度的威胁。2.构建边疆和谐语言生活的主要途径（1）深入进行边疆语言生活情况调查，掌握关键语言数据首先，要作好语种分布情况的调查。在我国边境线上，尚有大量少数民族语言的方言和土语不为外界所熟知，迫切需要对这些语言的状况作进一步调查。其次，要作好语言本体特征的调查。要对不同年龄阶段母语者的音系、词汇、语法等语言结构特征进行记录、描写和比较，尽可能地揭示语言的真实面貌。再次，要作好语言使用状况的调查，包括语言的使用人口、使用场景、代际差异、传承能力以及母语者的语言态度等。最后，要作好言语社区语言关系的调查。我国边疆地区常见双语区、兼语区和多语区，语言接触和语言竞争等语言关系错综复杂，对言语社区的语言关系进行深入调查尤为重要。对边疆语言生活状况开展全方位的调查，可以为制定边疆语言治理政策和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有助于构建和谐的边疆语言生活，维护总体国家安全。（2）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目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的程度和质量均有大幅提升，但是，边疆地区仍然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的重点地区，边疆少数民族群众依然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工作关注的重点人群。要加大宣传力度，让边疆少数民族群众切身感受到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个人、家庭乃至整个民族发展和进步的促进作用，从而愿学、乐学、想学、好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国家治理的核心纽带，要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加强其在边疆语言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以强化边疆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总体国家安全。（3）大力保护边疆少数民族语言，避免多语资源流失由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边疆地区经济条件和地理环境等因素的综合作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3 期（总第293期）173用，边疆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程度相应加剧。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保护，否则将会导致这些语言加速消亡，其所承载的文化也将随之消失，从而影响国家文化安全。此外，丰富的语种资源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资源，加大对边疆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力度，有助于保持我国的语言生态多样性，避免我国语种资源的流失。（4）着力规范境外语言文字信息输入，构筑语言防护屏障当前，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秩序也正处于转型过渡期，一些西方国家以及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往往利用英语等主要外语语种，通过各种渠道向我国散布不良信息，此外，他们还会利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有针对性地进行蛊惑和侵入。为有效地应对这种局面，需要培养边疆语言治理人才，建立常态化语言治理机制，规范境外语言文字信息的输入渠道，构筑语言信息防护屏障，以保持边疆语言生活的和谐与纯净，维护国家安全。综上，我国边疆语言生活与总体国家安全密切相关。边疆语言生活具有多样性、交错性和复杂性等特点，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入调查边疆语言生活状况，巩固和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边疆语言生活中的主体地位，采取有效措施对边疆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保护，规范境外不良语言文字信息向我国边疆输入，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边疆和谐语言生活格局，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总体国家安全。（张四红 耿静静/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五、亟需关注网络语言安全网络语言作为新的语言变体，是网络语境下网民社会心理以及社会现实的切实反映。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新媒体时代，网络语言安全对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网络语言安全是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网络语境具有复杂性、动态性、匿名性和开放性等特点，网络语言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语言安全问题在网络语境下往往会引起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进而危害国家总体安全。一方面，作为一种非传统的安全形式，语言安全在网络交际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另一方面，网络语境中的不安全因素往往会转化为语言安全问题在网络中迅速传播，进而对国家文化安全产生不利影响。其次，网络语言安全关乎社会公共安全。网络空间的语言安全问题极易引发连锁反应，进而危害国家的外交利益，破坏国家的形象。网络信息传播具有学术前沿与动态174超时空性，因而会扩大语言安全事件波及的深度和广度。例如，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网络上产生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污名化”事件，这些事件在互联网上进行传播，对我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极大损害，进而升级为国家之间的外交事件，影响我国国家总体安全。最后，网络语言的使用与语言身份安全和语言地位安全紧密相关。从国家角度来看，一方面，汉语在信息技术方面的使用率低，话语的受众较小，这就导致汉语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国际影响力不足；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公共话语受到世界范围内多语实践的挑战，在公共话语空间中，国家话语形象的信度与效度一时难以掌控，同时影响新的公民的语言身份认同，进一步产生新的语言身份安全问题。从网民角度来看，在网络空间中存在诸多不良的语言行为，如网络语言暴力、网络谣言以及网络低俗词语的滥用等，都对语言系统的词汇和语法使用产生了不利影响，进而可能会带来语言本体安全问题。网络语言安全治理离不开国家主体的正向引导。当前，世界正在逐步形成一个信息共同体，由语言引发的社会安全问题在网络与媒体中具有传播速度快、波及范围广等特点。语言问题还往往与民族、政治问题紧密相关，处理不当就会给国家安全带来危害。此外，在网络语境下，语言安全引发的社会安全问题还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以网络语言暴力问题为例，部分网民可能会使用毁谤性言语攻讦当事人，对当事人的经济权益、精神健康以及个人名誉造成损害，在这种压力下，受害人甚至可能做出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极端行为，进而影响社会的公共安全秩序。由此可见，网络语言安全与参与网络活动的个体息息相关。目前，我国已经开始关注网络语言暴力的不良社会影响，并于 202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进一步引导网民在网络平台上使用文明用语，打造绿色、和谐、文明的网络环境，推动国家总体安全的贯彻落实。此外，网络语言安全的治理离不开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的支持。在 5G 时代，人们善于在网络交际中将语言与多模态符号相组合，这种“语言嬉戏”给网络语言安全治理带来一定的挑战。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也给网络语言安全治理带来新的机遇。人工智能可以通过训练模型和算法来识别和过滤不良言论和信息，减少恶意攻击和虚假信息传播；信息技术可以实现对不良言论和信息的自动监测与过滤，从而提高过滤效率和准确性。同时，人工智能还可以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帮助我们了解网络上的言论趋势、关注点和用户行为等信息，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网络社区，及时发现和处理网络语言安全问题。总之，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是网络语言安全治理的重要支撑，其应用可以提高网络安全水平，保护用户权益，促进网络社区的健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3 期（总第293期）175发展。因此，维护网络语言安全需要加大对信息科技的投入力度，以网络语言安全治理促进多学科的深入融合发展，以最新的信息技术成果反哺网络语言安全治理，形成网络语言安全各要素的良性互动。同时，还需关注网络语言这种新兴的语言变体，运用科学的方法与手段对网络语言进行全面合理的评估，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网络语言安全评价体系，完善网络语言安全分级制度，规避由网络语言安全引发的社会安全风险。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和开放性决定了网络语言安全问题需要国家、社会和网络交际个体协力推进解决。在国家层面，应当进一步完善网络交际的规章制度，努力打造绿色安全的网络交际环境；在社会层面，应普及网络语言安全知识教育，提高全社会的网络语言安全素养；作为网络交际的个体，要自觉遵守国家语言安全的规章制度，提高网络交际的语言安全意识。同时，网络平台为国家话语传播提供了便利的途径。在新媒体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离不开网络传播媒介。为了不断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能力，需要对影响网络语言传播的各种要素进行科学分析，坚持国家总体安全观的基本价值立场，合理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传播中国话语，塑造可亲、可敬、可爱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促进人类网络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综上所述，语言安全对于维护国家总体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针对网络语言安全问题，需要通过发展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建立健全语言安全风险分级管理制度、提升国民语言安全素养、构建国家网络话语传播体系、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等方式来推进国家总体安全的全面协调发展。（孙雨/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参考文献：1 BOURDIEU P.Ce Que Veut Dire ParlerM.Paris：Fayard，1982.2 CALVET J L.La SociolinguistiqueM.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6.3 CALVET J L.Pour Une Ecologie Des Langues Du MondeM.Paris：Plon，1999.4 CALVET J L.Le March Aux Langues:Les Eff ets Linguistiques de la MondialisationM.Pairs：Plon，2002.5 DE ROBILLARD D.Linscurit linguistique en franais lIle Maurice:Quand le chat nest pas l，les souris parlent Franais?J.Cahiers de lInstitut de Linguistique de Louvain，1994（1-2）：109-121.6 FRANCARD M.Linscurit Linguistique en Communaut Franaise de Belgique M.学术前沿与动态176Brussel：Service de la Langue Franaise，1993.7 GUEUNIER N.Les Franais Devant la NormeM.Pairs：Champion，1978.8 LABOV W.The Social Stratifi 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9 SCHIFFMAN H.Linguistic Culture and Language PolicyM.London：Routledge，1996.收稿日期：2022-04-26作者信息：沈骑，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092，研究方向：语言安全与语言规划研究。电子邮箱： 周燕，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211100，研究方向：法语国家与地区语言与文化、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电子邮箱：paris_郑咏滟，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433，研究方向：二语习得、复杂动态系统理论、双语及多语发展、语言教育规划。电子邮箱：张四红，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230009，研究方向：语言类型学、语言政策与规划等。电子邮箱：耿静静，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230009，研究方向：语言政策与规划。电子邮箱：孙雨，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200092，研究方向：语言政策与规划。电子邮箱：sfl Prospects for National Language SecurityShen Qi 1/Zhou Yan 2/Zheng Yongyan 3/Zhang Sihong 4/Geng Jingjing 4/Sun Yu 1(1.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92,China;2.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1100,China;3.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4.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efei 230009,China)Abstract:Languages are linked closely to national security,and national language security has assumed a pivotal role in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the current era.Consequently,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rea of research within the broader framework of the holistic view of national security.We argue that a comprehensive exploration of national language security is essential,and encompasses various dimensions such as the academic system,the disciplinary system,and the discourse system.This exploration serves to establish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to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governance system to address national language security within the context of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Accordingly,current investigations into national language security should prioritize the construction of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national language security,which includes defi ning 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