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集聚与科技创新协同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pdf

西部金融 2023年第8期金融集聚与科技创新协同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郭贝贝（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天津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天津300191）摘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推动产业-科技-金融的良性循环是助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基于200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探究了金融集聚、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1）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呈现正向效应，但也存在结构性、区域性、维度性差异。尤其是银行集聚与产业结构质量化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2）科技创新在金融集聚、股市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正向中介效应，而在银行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中介效应呈现“倒U型”异质性特质。（3）金融集聚、银行集聚、股市集聚与科技创新交互项的效应系数均呈现正向效应；但相较之下，股市集聚与科技创新的协同效应尚不明显，尤其是在产业结构质量化上更加薄弱。关键词：金融集聚；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协同驱动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0017-2023（8）-0023-09一、引言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遭遇世纪疫情的冲击和逆全球化思潮的挑战，也面临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对我国产业发展与结构升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时代，产业发展的质量高低及其结构转型的成效好坏，关系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否形成，关系着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强弱。然而，我国产业发展长期处于价值链中低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亟需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三链”跃迁。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强化创新链和产业链、创新链和服务链、创新链和资金链对接”。这一重要论述明确阐释了资金链、创新链、产业链的内在传导机制。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金融业承载着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定位，是新时代推动科技创新、产业转型的重要保障。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与空间布局的不断演进，金融集聚已成为现代金融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现代金融产业组织的重要形式。目前，我国金融资产虽已初具规模，但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仍不高、非均衡化集聚现象明显，期限错配、结构错配与方向错配导致金融资源配置扭曲，造成大量不良资产、闲置资产与沉没资产的积淀（易信等，2015）。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究金融集聚、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逻辑，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重要的理论与实证支持。二、理论机理与研究假设金融与实体的良性循环关系是现代经济体系的基本关系。现有文献也已证明，金融发展有助于提升要素效率、驱动经济增长（刘殿国等，2022）。随着金融产业发展的区域性不均衡分布现象日益显现，金融集聚收稿日期：2023-08作者简介：郭贝贝（1991-），山东枣庄人，博士，现供职于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天津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驱动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结构优化路径研究以天津市为例”(TJLJ2100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双循环 背景下中国经济安全风险预警与防控机制研究”(21ZDA115)；2023年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级一般项目“防范化解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研究”（项目编号：2023YB025）阶段性成果。注：本文为作者观点，文责自负。理论探讨23DOI:10.16395/ki.61-1462/f.2023.08.011西部金融 2023年第8期问题得到广泛关注，尤其是在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开展积极研究。产业结构升级的本质在于要素禀赋更新、转移与重聚的动态过程（杨力等，2022），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遵循配第-克拉克定律，呈现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的演变趋势；二是产业结构质量化过程，遵循“微笑曲线”价值规律，呈现由低技术、低附加值产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不断转移的过程（李爱真等，2022）。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金融集聚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龙云安等，2019），主要体现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协同效应。从直接效应来看，金融部门通过金融资源的区域性集聚直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王文静等，2019）。金融资源的区域性集聚，能够提高特定地区的金融资本供给，极大缓解了产业的外部融资约束。一是金融集聚能够有效发挥金融机构规模经济的正外部性，提升支付体系效率与节约资金周转成本；二是金融集聚也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专业化服务水平，如项目风险评估与规避、企业制度与管理优化（钱水土等，2018）和市场价格发现功能、信息透明化服务等（龚强等，2014）。具体来看，银行体系通过利率与信贷的传导机制，向市场投放资金并引导其流向，缓解产业转型的融资约束；而资本市场通过资产价格与市场预期的传导机制影响着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状况和信用能力以及引导其投资行为，进而助力产业结构升级。故做以下假设：假设1：金融集聚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间接效应来看，金融集聚通过影响其他要素资源流动与集中，助力科技创新，进而间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周南南等，2020）。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无论是三次产业调整还是产业附加值增加，均离不开科技创新的驱动。熊彼特在 经济发展理论 中提出创新的过程伴随着旧产业的毁灭和新产业的缔造。在这一过程中，科技创新通过产业技术变革、培育产业发展集群、形成新的产品市场、提升企业管理效率，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付宏等，2013）。同时，科技创新呈现投资周期长、风险性较高的特征，需要大量的资金、人才的投入。然而，金融集聚具有资源配置作用，吸引更多劳动力等要素资源向特定区域流动与集中（曲昳，2022），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创新激励效应、知识溢出效应（王丹等，2015）及风险管理效应，提升该地区产业资源禀赋优势，助力科技创新的发展，进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故做以下假设：假设2：金融集聚通过助力科技创新，进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从协同效应来看，金融与科技等要素资源共同集聚，协同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的要素资源是多元化的，并非是单单依靠金融集聚就可以实现的，还需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要素资源的集聚，发挥要素资源的协同作用。金融是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科技是社会第一生产力，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二者之间必然呈现相辅相成的协同发展关系。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会催生资本需求的膨胀，金融集聚则会形成充裕的金融资本与功能供给，流向科技创新企业与产业，为科技创新企业缓解外部融资约束（卢亚娟等，2018）。同时，由于外部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等问题的存在，金融集聚为实现投资效益最大化，前期会识别、评估产业的发展前景、科技水平及风险高低，使得资本能够流向具有支持价值的项目或企业，以降低金融资源的集聚风险（粟勤等，2017）。故做以下假设：假设3：金融集聚与科技创新协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综合来看，现有文献多关注于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研究，部分探究科技创新在其中的中介效应，但是对于金融集聚与科技创新的协同效应研究较少。同时，对于金融集聚的度量，多从单一维度来展开研究，鲜有从产出端与投入端的多维度进行探析；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度量，也多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主，鲜有针对产业结构质量化的探析。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在探析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边际效应和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的基础上，剖析金融集聚与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协同效应。拓展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度量维度，综合考虑产业结构高级化和质量化；和金融集聚的度量维度，涉及产出端的金融集聚与投入端的银行集聚和股市集聚；从资金链-创新链-产业链的畅通循环视角，结合中国发展的现实困境，提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科技创新与金融集聚的协同措施。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一）模型构建根据以上文献梳理可知，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影响，并通过科技创新这一中介变量来实现机制传导。针对模型的分析方法，主要采用Hansen&Singleton（1982）提出的系统高斯混合模型（即系统GMM模型）进行检验。相对于固定效应模型，系统GMM模型具有可提高评估的效率以及评估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系数的优势。为考察金融集聚、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首先构建一个基准回归模型，如公理论探讨24西部金融 2023年第8期式（1）所示：Industryi,t=1+2*Financei,t+3*Controlsi,t+i,t（1）为进一步检验科技创新在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中介效应，借鉴温忠麟等（2004）的中介检验法，在公式（1）的基础上设定了公式（2）与（3），共同来实现中介效应检验过程：Innovationi,t=i,t+i,t*Financei,t+3*Controlsi,t+i,t（2）Industryi,t=1+2*Financei,t+3*Innovationi,t+4*Controlsi,t+i,t（3）为更好地检验金融集聚与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协同效应，借鉴闫翠翠等（2022）的交互项方法来设定公式（4）。引入这一交互项，具有解决其他未知因素的异质性影响以及遗漏变量偏误的问题的重要作用，也可以有效检验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传导机制的作用。Industryi,t=1+2*Financei,t*Innovationi,t+5*Controlsi,t+i,t（4）其中，i代表区域省份，t代表时间年份，Financei,t为金融集聚，Innovationi,t为科技创新，Controlsi,t为控制变量。（二）变量选择1、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Industry）。针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测度，现有研究多根据配第-克拉克定律以产业间相对规模来衡量，如产业结构高级化（Indu-gjh），忽略了产业优化下的生产质量的评估。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反映了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演变趋势，选用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来测度，其公式为：Indu-gjhi,t=m=13m yi,t,m，yi,t,m为产业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i为地区，t为时间，m为产业。同时，借鉴杨力等（2022）的方法，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引入高科技产业1主营业务收入占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之比，作为产业结构质量化（Indu-zlh）的衡量指标。2、解释变量：金融集聚（Finance）。借鉴余泳泽等(2013)的区位熵法来计算金融集聚程度，公式为Fini,t=(Fi,t/Yi,t)/(Ft/Yt)，其中，i为地区，t为时间，Ft表示为t时间的全国金融业增加值，Yt表示为t时间的国内生产总值。金融业增加值是产出值，是银行机构与资本市场两大融资渠道共同作用所实现的。因此，针对金融集聚的细分领域，可划分为银行集聚（Bank）与股市集聚（Capital）两大类，计算公式同上。其中，银行集聚采用地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地区生产总值的区位熵来衡量；股市集聚采用地区股市市值/地区生产总值的区位熵来衡量。3、中介变量：科技创新（ST-innovation）。采用投入范畴的资金规模比重来衡量：一是企业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与企业资产规模的比值，二是政府端：政府科技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二者权重采用熵值法计算，分别为44.53%和55.47%。4、控制变量：政府干预程度（Gov）：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且必要的，过多或过少的干预程度则会对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故采用政府支出规模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来衡量政府干预程度。城镇化水平（Urban）：城镇化是指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人口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移的内生过程，故以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来衡量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Open）：对外开放虽然有助于国家或地区在更大范围内吸纳整合各类要素资源，但也会对区域产业的空间分布形成扰动，由此成为产业结构优化相关研究中存在争议的影响因素，故以进出口贸易规模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来衡量对外开放水平；人力资本水平（Labor）：人力资本的生产功能决定了其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演化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更是经济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故以在校大学生人数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三）数据统计与检验本文使用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不包含港澳台）2008-2020年的面板数据，来源于EPS、国家统计局以及各地区的历年统计年鉴。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造成模型估计失真和单位根造成的伪回归，故对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VIF）与单位根检验。表1数据显示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5，可见模型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使用同质面板假设的LLC和异质面板假设的ADF方法判断数据的平稳性，数据结果均1 本文分类规定的高技术产业（制造业）是指国民经济行业中R&D投入强度相对高的制造业行业，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信息化学品制造等6大类。理论探讨25西部金融 2023年第8期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所有变量原值均不存在单位根。表1描述性统计与单位根检验VariableIndu-gjhIndu-zlhFinBankCapitalST-innoGovUrbanOpenLaborObs403403403403403403403403403403Mean39.2570.3010.9121.0201.0511.43328.47156.08028.19513.314Std.2.190.2820.3940.3262.0140.93920.2613.9531.400.960Dev.35.030.0050.330.490.110.1849.9821.920.7610.29Min47.271.262.432.2818.194.49135.3889.58159.7314.73VIF值-3.873.713.713.412.982.521.923.87LLC-9.64*-1.92*-5.45*-2.26*-4.35*-4.72*-4.17*-7.46*-9.89*-4.49*Fisher-ADF4.42*5.53*8.17*5.59*7.96*3.86*7.05*2.46*7.11*9.43*检验结果稳定稳定稳定稳定稳定稳定稳定稳定稳定稳定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下同）。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一）基准回归本文借鉴张浩然和魏琳(2015)、李春涛等(2020)的思路，采用系统GMM模型，先从产出端的金融集聚，检验其助力产业结构升级的边际效应及区域性差异。由表2的回归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质量化的回归系数依次为4.262和0.237，且均通过1%显著性检验，表明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验证了假设1。随着金融资源在特定地区的不断集聚，意味着该地区产业在向第二三产业转型和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可以获取更多的外部融资支持。同时，金融集聚也进一步增强金融机构间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和提升金融市场的投融资活跃度，进而强化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引导更多资源由落后产业部门向新兴产业部门流动。但是也要清晰认识到，我国金融集聚助力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即过度服务于产业结构高级化，而对产业结构质量化提升效果较弱。如模型结果所示，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系数为4.262，而对产业结构质量化的影响系数仅为0.237，存在明显差异，前者是后者的约18倍。从地区差异来看，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系数基本相同，分别为2.674和2.595；而对产业结构质量化的影响系数差别较大，分别为0.221和0.105，东部地区是中西部地区的2倍之多。可见，金融集聚在助力产业结构质量化提升中存在区域结构性失衡问题，金融资源多集中在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显得较为薄弱。以高质量发展为特征的新发展格局建设，相较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更需要提升产业结构质量化水平，推动产业的创新发展，对金融集聚的空间分布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控制变量方面，政府投资水平、城镇化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促进效应，但存在区域性差异。相较于东部地区，政府投资水平对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更加明显。相较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对产业结构质量化的影响较弱，系数仅为0.001，甚至在东部地区出现负向影响。对外开放程度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产业结构质量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可能原因在于我国仍过度依赖外贸加工型产业，集中在农业和中低端工业的相关产品，影响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转型，但对外开放仍然能够激励各产业部门扩大生产规模，并借助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提升产业部门的生产经营效率，促进产业结构质量化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无论是高级化还是质量化均具有显著促进效应。人力资本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产业转换的效率与效果，是产业结构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不断演化的重要因素。理论探讨26西部金融 2023年第8期表2金融集聚（产出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边际效应模型FinGovUrbanOpenLaborConsAR(1)AR(2)Sargan-P样本Indu-gjh全国样本a14.262*（19.69）0.049*（30.67）0.05*（8.66）-0.005*（-5.33）1.011*（11.36）17.818*（14.69）2.091.550.00403东部地区a22.674*（2.98）0.027（1.03）0.118*（3.30）-0.006*（-2.35）1.152*（4.50）13.782*（4.50）1.200.380.00143中西部地区a32.595*（4.57）0.051*（13.62）0.058*（8.13）-0.052*（-7.22）0.813*（8.42）21.795*（14.44）1.931.990.00247Indu-zlh全国样本a40.237*（26.39）0.002*（23.47）0.001*（2.23）0.005*（53.94）0.128*（30.89）-1.878*（-38.07）3.23-1.520.00403东部地区a50.221*（1.99）0.009（1.28）-0.0004（-0.09）0.006*（10.67）0.134*（1.93）-2.036*（-2.05）2.50-1.250.00143中西部地区a60.105*（3.52）0.002*（5.24）0.001*（1.67）0.003*（3.34）0.099*（6.62）-1.383*（-6.50）1.88-0.280.00247（二）维度异质性进一步拓展投入端的银行集聚和股市集聚，分别作为衡量银行体系与资本市场的金融服务集聚水平，既可作为金融集聚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也可进一步探究金融集聚两个细分维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由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银行集聚与股市集聚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现出显著的正向效应。但相比于股市集聚，银行集聚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效应更加明显。以模型b3为例，银行集聚的影响系数为1.183，明显高于股市集聚的影响系数0.256。这也说明我国仍是过度依赖银行体系的金融模式，而资本市场的发展仍需进一步强化，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对于产业结构质量化，银行集聚与股市集聚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二者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差异性。以模型b6为例，银行集聚的影响系数为-0.029，表现出显著负向效应；而股市集聚的影响系数为0.010，表现出显著正向效应。事实上，这一结果与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功能定位有所关系。相比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产业结构质量化对创新发展的要求更高，由此带来的资本投入的风险度也更高。对于银行体系来说，凭借银企长期合作关系，发挥有效的外部监督和内控治理，其更加倾向于对低风险的项目与企业投资，以规避高创新、高风险下的不良信贷的形成，进而影响银行机构的稳健运营。而对于资本市场来说，为项目投资、企业治理提供了“多元审查”监督机制，如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机制、信息披露机制以及外部兼并与收购机制等，可以有效规避创新发展的风险积累。可见，针对以创新发展为核心特征的产业结构质量化，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机制、创新支持功能要优越于银行体系。另外，通过金融集聚分维度的检验结果对比，我们也不难发现，依然存在银行集聚与股市集聚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对产业结构质量化的影响程度。这一结果与产出端的金融集聚检验结果相一致。表3银行集聚、股市集聚（投入端）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模型BankCapitalGovIndu-gjhb12.130*（9.93）0.058*（31.28）b20.286*（20.84）0.063*（16.01）b31.183*（2.41）0.256*（13.09）0.060*（21.21）Indu-zlhb4-0.086*（-9.09）0.003*（21.67）b50.008*（31.52）0.003*（21.66）b6-0.029*（-1.82）0.010*（24.74）0.003*（11.49）理论探讨27西部金融 2023年第8期UrbanOpenLaborConsAR(1)AR(2)Sargan-P样本0.108*（26.41）0.005*（2.97）0.850*（11.76）17.908*（19.06）2.281.990.004030.123*（30.65）0.002（1.58）0.669*（6.38）21.372*（13.73）2.982.370.004030.113*（18.98）-0.0005（-0.27）0.854*（6.34）18.391*（8.94）2.782.180.004030.006*（19.00）0.006*（40.49）0.089*（12.01）-1.425*（-14.75）3.00-1.360.004030.006*（45.34）0.005*（107.0）0.098*（12.97）-1.589*（-16.92）2.94-1.020.004030.006*（11.79）0.005*（112.54）0.104*（11.29）-1.617*-13.16）2.96-1.070.00403表4银行集聚与产业结构质量化的非线性关系b7Bank0.66*（8.55）Labor0.126*（11.89）Bank2-0.28*（-9.89）Cons-2.29*（-15.43）Gov0.004*（26.80）AR(1)/AR(2)3.16-1.03Urban0.005*（7.85）Sargan-P0.00Open0.006*（37.43）样本403为进一步验证银行集聚对产业结构质量化是否具有正向影响，故引入银行集聚的二次项来探析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由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银行集聚与产业结构质量化之间呈现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可见对于产业结构质量化的影响上，银行集聚存在一个临界值：当其低于该临界值时，银行集聚会促进产业结构质量化；而当其高于该临界值时，银行集聚水平的提升反而会抑制产业结构质量化。在识别、扶持高技术产业发展及信贷资源的有效配置上，亟需要进一步规范与引导信贷资本向高新技术产业的流转，推进银行体系与实体产业的良性循环。（三）中介效应分析为进一步考察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传导机制，通过引入科技创新（ST-inno）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表5展示了由产业端的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传导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集聚显著促进科技创新发展，影响系数为0.148，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科技创新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质量化，均通过1%显著性检验，影响系数分别为0.743和0.094，呈现出明显差异，在促进三次产业转移上效果俱佳，但促进产业链价值攀升动力上明显不足。金融集聚显著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影响系数为3.967，与模型a1的系数4.262相比有所降低。表明金融集聚的部分服务与资金通过助力科技创新，进而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金融集聚显著促进产业结构质量化，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影响系数为0.153，与模型a4的系数0.237相比有所降低。表明金融集聚的部分服务与资金也通过助力科技创新，进而促进产业结构质量化。由此可见，实证结果验证了假设2，即金融集聚通过助力科技创新，间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表明科技创新在金融集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中介效应。表5科技创新在金融集聚（产出端）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中介效应FinST-innoGovST-innoc10.148*（2.20）0.002*（2.16）Indu-gjhc23.967*（16.49）0.743*（7.19）0.048*（12.25）Indu-zlhc40.153*（8.77）0.094*（15.55）0.002*（2.42）理论探讨28西部金融 2023年第8期UrbanOpenLaborConsAR(1)AR(2)Sargan-P样本0.020*（7.09）0.015*（27.65）0.290*（14.25）-4.158*（-17.01）-0.52-1.250.004030.037*（6.22）-0.015*（-6.79）0.798*（6.49）20.953*（12.55）1.531.220.004030.001*（2.42）0.004*（41.96）0.093*（10.33）-1.436*（-12.14）2.76-2.230.00403进一步检验科技创新在投入端的银行集聚、股市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由表6实证结果显示，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均通过1%显著性检验；但在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程度（系数为0.949和0.787），明显高于对产业结构质量化的影响（系数为0.116和0.102），与产出端的金融集聚实证结果相一致。然而，银行集聚与股市集聚的影响作用存在显著的差异性。（1）银行集聚对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质量化存在显著负向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44和-0.03；对产业结构高级化起到显著正向效应，均通过1%显著性检验。在模型d3中，银行集聚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系数为2.331，略高于未加入科技创新要素下的模型b1系数2.130。这一实证结果未能验证假设2，须作进一步的关系检验，见下文表7实证结果剖析。但也表明当前，我国银行体系存在区域性集中过度问题或“脱实向虚”现象，从而抑制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质量化。（2）股市集聚对科技创新、产业结构高级化和质量化存在显著正向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007、0.298和0.008，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与未加入科技创新要素的模型b2和b5系数（0.286和0.008）相比，略降低或基本保持稳定。这表明股市集聚的部分服务与资金通过助力科技创新，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再次验证假设2。表6科技创新在银行集聚、股市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中介效应BankCapitalST-innoGovUrbanOpenLaborConsAR(1)AR(2)Sargan-P样本ST-innod1-0.44*（-6.43）0.003*（3.75）0.025*（17.17）0.017*（27.92）0.184*（6.81）-2.55*（-6.64）-0.61-1.290.00403d20.007*（1.94）0.004*（3.85）0.021*（20.20）0.015*（32.49）0.296*（12.01）-4.28*（-12.3）-0.49-1.220.00403d32.331*（6.82）0.949*（13.41）0.055*（21.12）0.087*（20.09）-0.01*（-6.82）0.620*（8.67）21.10*（17.74）1.781.250.00403Indu-gjhd40.298*（9.82）0.787*（9.69）0.061*（27.34）0.103*（16.69）-0.01*（-8.58）0.453*（6.31）24.52*（22.37）2.241.710.00403Indu-zlhd7-0.03*（-2.74）0.116*（25.17）0.003*（12.79）0.004*（7.68）0.004*（44.47）0.071*（9,48）-1.19*（-11.9）2.61-2.210.00403d80.008*（10.12）0.102*（17.05）0.002*（8.07）0.004*（6.65）0.004*（22.36）0.065*（7.84）-1.11*（-10.0）2.64-1.980.00403为进一步分析银行集聚、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传导机制，引入银行集聚的二次项，探析三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表7实证结果显示，银行集聚对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质量化均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关理论探讨29西部金融 2023年第8期系，也表明科技创新在银行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中介效应也存在“倒U型”的临界值。换言之，在低于临界值时，银行集聚对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均呈现正向效应，表明银行集聚可通过助力科技创新，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在超过临界值时，银行集聚对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质量化均呈现负向效应，不存在三者之间的正向传导机制。究其根源来看，银行体系基于风险规避的考量，在投放产业信贷时，会更加偏好低创新性、高抵押资产性的稳健大企业，而对高创新性、低抵押资产性的小企业支持的积极性不高；同时，也存在对科技创新支持的风险与收益不对称问题，即银行无法分享市场主体科技创新的成功收益，却要承担其科技创新的失败风险。目前，我国仍是以银行体系为主导的融资机制，企业等市场主体在创新活动中普遍不得不选择信贷融资而非股权融资；而资本市场尚处于发展转型阶段，对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动支持存在功能性“淤点”、政策性“堵点”、规模性“弱点”等问题，亟需进一步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表7银行集聚与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质量化的非线性关系（1）（2）被解释变量ST-innoIndu-zlhBank0.966*（3.15）0.298*（3.89）Bank2-0.492*（-4.34）-0.127*（-4.90）ST-inno-0.116*（15.21）controls控制控制AR(1)/AR(2)-0.43-1.282.60-2.04Sargan-P0.000.00样本403403（四）协同效应分析为进一步探究金融集聚与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协同效应，故引入金融集聚与科技创新的交叉项加以检验。由表8的实证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及各维度与科技创新交互项的效应系数均显著为正，均通过1%显著性检验，表明金融集聚、银行集聚和股市集聚与科技创新协同对产业结构高级化、质量化的促进作用，验证了假设3。与前文的理论与实证相结合，该结果意味着金融集聚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须统筹与科技创新相互协同的发展策略，构建相辅相成的金融、科技、产业良性循环的协同机制。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在产业结构无论是高级化还是质量化上，相较于银行集聚与科技创新的协同效应，股市集聚与科技创新的协同效应尚不明显，尤其是在产业结构质量化上更加薄弱，如模型e8中影响系数仅分别为0.029和0.004。事实上，这一情况相关部门也已关注到，如中国证监会2023年2月召开的系统工作会议指出，“稳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聚焦支持科技创新这个关键，畅通 科技-产业-金融 良性循环”。表8金融集聚及其分维度与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协同效应FinST-innoBankST-innoCapitalST-innoGovUrbanOpenLaborConsIndu-gjhe10.997*（19.67）0.059*（19.23）0.071*（9.93）-0.02*（-19.8）0.613*（8.12）24.39*（22.74）e21.081*（23.15）0.064*（20.47）0.087*（15.56）-0.02*（-20.8）0.593*（7.67）23.49*（22.30）e30.088*（23.93）0.065*（17.86）0.120*（34.38）0.002*（2.57）0.638*（6.12）21.98*（14.38）e40.584*（22.20）0.053*（25.19）0.064*（23.78）0.101*（21.01）-0.01*（-47.0）0.621*（8.63）22.78*（22.15）Indu-zlhe50.047*（40.50）0.003*（16.22）0.004*（9.61）0.004*（103.5）0.099*（15.78）-1.49*（-19.2）e60.027*（9.48）0.003*（8.71）0.005*（9.34）0.005*（59.09）0.101*（9.86）-1.59*（-11.9）e70.002*（47.25）0.003*（25.58）0.006*（48.91）0.005*（280.1）0.103*（18.91）-1.64*（-22.5）e80.029*（76.47）0.0004*（7.65）0.003*（7.58）0.005*（24.80）0.005*（60.90）0.092*（9.23）-1.46*（-11.22）理论探讨30西部金融 2023年第8期AR(1)AR(2)Sargan-P样本0.440.010.004031.05-0.290.004032.462.320.004031.701.210.004033.06-1.480.004033.04-1.090.004032.97-1.060.004032.98-1.180.00403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本文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视角，基于200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将产业结构升级划分为高级化、质量化两个维度，统筹金融集聚的产出端与投入端，探究了金融集聚、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1）从边际检验来看，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也存在结构性、区域性差异。一是结构性差异：金融集聚过度服务于产业结构高级化，而对产业结构质量化提升效果较弱；二是区域性差异：金融集聚对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质量化的影响效应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分维度来看，对产业结构高级化，银行集聚与股市集聚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对产业结构质量化，银行集聚呈现负向效应，且存在非线性“倒U型”关系；而股市集聚呈现正向效应。（2）从中介检验来看，科技创新在金融集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正向中介效应，但存在维度异质性。一是股市集聚可通过助力科技创新，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二是银行集聚对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质量化具有显著负向效应，且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正向效应。表明科技创新在银行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中介效应存在“倒U型”的临界值。（3）从协同检验来看，金融集聚及各维度与科技创新交互项的效应系数对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显著正向效应。这意味着金融集聚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须统筹与科技创新相互协同的发展策略，构建相辅相成的金融、科技、产业良性循环的协同机制。同时也要注意到，在产业结构升级中，股市集聚与科技创新的协同效应尚不明显，尤其是在产业结构质量化上更加薄弱。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强化资金链-创新链-产业链融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转型。政府应积极探索“三链”融合新模式，以改善金融配置效率、实现科技创新目标为原则，充分发挥金融集聚、金融科技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推动作用，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创造良好条件。同时，要注意金融过度集聚造成的推动效应下降甚至抑制效应的情况，保持银行、股市等金融领域在合理发展区间内集聚，以实现产业效益的最大化。二是提升银行体系对科技创新的关注度，推动政策性银行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银行体系作为市场主体科技创新的主要资金来源渠道，由于风险和收益的不对称性，极易造成金融-科技协同发展路径的堵塞。政府如果简单通过行政手段强制要求银行机构为主体创新提供信贷支持，反而会造成信贷的“市场失灵”。而政策性银行具有非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