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建构与主体询唤_新主流电影的伦理共情_田鹏.pdf

2023年第2期第41卷（总第223期）NO.2，2023Vol.41General No.223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GUIZHOU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崇高建构与主体询唤崇高建构与主体询唤：新主流电影的伦理共情新主流电影的伦理共情田鹏（重庆对外经贸学院影视融媒体学院，重庆401520）收稿日期：2023-02-02基金项目：重庆对外经贸学院2020年度科研项目（博士科研启动专项）“学派视域下主流电影伦理思想内涵与大国形象塑造研究”，项目编号：KYBS202002；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主流电影的道德伦理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BC033；2023年度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项目“以人民为中心：新主流电影的人民美学精神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3SKGH396。作者简介：田鹏（1993-），男，湖南凤凰人，重庆对外经贸学院影视融媒体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影视伦理、艺术美学。摘要：新主流电影通过“仪式化造型”实现了崇高精神的建构与营造，即通过人物主人公与意象的交相辉映造就了一幕幕经典仪式，平民在成长蜕变为英雄的过程中生发震撼人心的“另类”崇高精神。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与银幕中的“你、我、他”从平民成长为英雄的经历同频共振，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来自崇高个体的询唤。崇高的价值在小人物的微观叙事中直抵观众的心灵，实现了情感共鸣、人性升华和道德滋养。观众在确立自我主体性身份后，将崇高精神转化为现实的动力，建构起了崇高个体与观众之间的“共同体”，指向了电影创作者、电影作品与电影观众和谐统一的电影共同体美学追求。关键词：新主流电影；崇高精神；询唤；伦理共情中图分类号：J90-02，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0239（2023）02-0101-06崇高，是与优美相对的审美范畴和审美形态。从文化内涵上看，它追求对有限人生的精神超越。崇高意味着“在审美主体内激发一种摆脱日常的平凡上升到更高的或无限的精神境界的豪壮与激情，也就是主体达到一种生命的超越境界”1，这也使得崇高具有了道德意义：或成为精神人格的不断超越与实现；或成为崇高的人类社会理想的不断超越与实现空间的无限成为时间的无限，成为命运、历史、生命的无限历程。在崇高的意象世界中，也有高尚、震撼的心灵美，使得审美主体在精神境界提升与超越的过程中感受道德的召唤与心灵的震撼。当代美学家王朝闻说，崇高就是时代精神和先进生产力的体现。我国电影在崇高精神的建构中，人们以往所联想到的是宏大叙事对典型人物与典型事件的极致表达，如主旋律电影中为救亡图存而英勇就义的英雄赞歌所生发出的具有悲壮感的崇高精神，成为主旋律电影的经典范式。承载崇高精神的主体往往是一种“高大全”式的形象塑造。作为道德完人在崇高叙事的进程中，由于本身的人物设定，导致其与普通观众的距离遥远。但观众更需要的崇高主体是从一个普通人物成长为具有健全人格的人，在实现个体成长与自我主体性身份的确认时生发崇高精神，体现现实主义对人的关怀。这正是近年来包括 中国合伙人（2013）、战狼2（2017）、我不是药神（2018）、我和我的家乡（2020）、万里归途（2022）、流浪地球2（2023）、望道（2023）等新主流电影的典型特征。新主流电影从微观到宏观、从个体到集体的叙事手法为崇高美的表现形态提供了新的实践样本，进一步展现了电影崇高审美形态的多元尝试，并以此迎来了文化价值观上崇高主体身份的新变。新主流电影在“小人小事”的编排中，“以小见大”所指向的是伟大的崇高精神。但新主流电影中的这种崇高并非“高大全”式的先天性崇高，更多的是主人公在成 101长历程中生发出来的后天性崇高，反差感的营造使得影片的“另类”崇高更具魅力。在主人公背后的爱国、救援、无畏、勇为、救赎等符码编排中，观众接受信仰、德性或精神境界的崇高之美感召，从而实现主体性身份的体认、情感的共鸣、心灵的震撼与升华。一、仪式化造型：崇高的“人化”与“物化”电影作为使用视听语言进行表意的符号系统，具有造型的功能。“每一部影片的内容和意蕴，都必须通过画面造型表现出来，即使是人物内在的心理活动和情感世界，也只有通过可见的人物造型、环境造型和摄影造型在银幕上体现出来。”2当更具象征意义的仪式与电影的造型功能相结合时，便有了仪式化造型。所谓仪式化造型，是电影中的一种特殊的造型方式，其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日常社会生活中把约定俗成的仪式移植至电影银幕中，如升旗仪式、阅兵仪式、民间祭祀仪式等；二是在人物、场景、道具等的造型中所构造出来的银幕仪式，如 董存瑞（1955）、上甘岭（1956）、邱少云 2010）等作品中主人公的英雄壮举构成了一幕幕经典画面，在革命英雄形象的塑造中实现了与邪恶力量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不怕牺牲的悲壮崇高精神的传递，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仪式化造型的巨大能量来自仪式本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伊芙特 皮洛指出：“仪式是一种社会约束，是一套共同使用的语言，是一条纽带。当我们在影片中重新发现我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的反复呈现的特征时，我们就会感到社会存在的一体化和规范化要求。我们将意识到在通常情况下未曾察觉的现实，并且被它吸引，这不是由于冷冰冰的客观性，而是由于一种充满生机和令人信服的感染力。”3电影的仪式化造型往往具有放大和聚焦效应，通过对人物、道具、场景等元素的合理设计与呈现，使得人物或景物具有了某种“雕塑”感，成为观众口口相传的经典形象。新主流电影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载体，在建构仪式化造型的过程中，把意识形态对象化为一个个银幕场景，达成了主流意识形态与个体间的缝合，观众在仪式的移情力量中，主动接受意识形态的询唤，从而实现精神的升华。同时，意识形态既然不是以直接说教的方式呈现，那么承载意识形态表达的电影人物形象就成了崇高的形象大使。纵观近年来的新主流电影，承载意识形态传递任务的人物形象包括创业青年、司机、医生、军人、飞行员、消防员等，具有平民化、草根化特征。这些人物形象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召唤下，完成了个体的成长与蜕变，往往在影片高潮部分由平民逆袭为英雄，“平民英雄”便由此诞生。“平民英雄”的塑造提升了角色的感染力与吸引力，在主人公的成长经历中实现崇高精神的建构，“使影片的华彩段落洋溢着雄壮的、振奋人心的英雄主义精神，以难得一见的雄壮场面去唤起观众观影的快感”4。新主流电影在历史的再现与现实的观照中，通过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和成长经历造就了诸多经典的仪式化造型，在仪式的美感中实现了崇高的询唤。建党伟业（2011）动用170多位明星形成了视觉化和符号化的历史镜像，完成了仪式的“特写”；我不是药神（2018）摘口罩和 革命者（2021）脱帽、目送主角的仪式场景富有深意；金刚川（2020）中被炮火烧成焦炭的士兵群像“雕塑”等经典仪式化造型中的平凡个体成为崇高的化身，在面对敌对势力、外来压迫时，迸发出超越自我的力量，自觉肩负起引领历史潮流、推动社会发展变革的重任。由此可见，仪式化造型主要是通过人物主人公及其相关的物所塑造出来的，即电影的常用表意客体人与意象的功能体现。人与意象相叠加的仪式化造型中传达出鲜明的崇高精神。影片的主人公在银幕中成为一种“具身性”呈现，不仅个体自身能够生发出崇高精神，同时与之相关的、重要的物件也为仪式化造型与崇高精神建构服务。物作为一种意象存在，本身在电影中就承担着重要的意指功能，进一步升华崇高的内涵与意境。如 战狼2（2017）中一行人过交战区时，冷锋手中所擎的五星红旗强化了冷锋这一个体作为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综合实力强大的形象代表。冷锋的硬汉形象、中国军人钢铁形象和手擎的五星红旗共同构成银幕中的一幅雕塑，挺立向前的姿态使得五星红旗随风飘扬，瞬间点燃观众的爱国热情。正如在天安门观看升旗仪式的群众一般，内心生发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这一仪式化造型既来源于现实生活中五星红旗所带来的情感体验，同时又通过冷锋这一人物形象升华了其崇高内涵，在仪式化造型的感召下达成了影片旨意与观众的情感共鸣。当然，万里归途（2022）中 102面对摄像头、手持护照的宗大伟不顾个人生命危险，在叛军首领穆夫塔的威胁中没有退缩，坚毅地说出“如果你杀了我们，我们的国家一定会让你们血债血偿”的悲壮豪言，展现出外交官的鲜活血肉与坚毅性格，其所传递出来的崇高精神亦是如此。新主流电影在人物、场景、道具等交相辉映中生发出伟大的崇高精神，“仪式化影像可以丰富和提升影像的思想性，从而凸显其伦理思想内涵，催生经典影像文本”5，它唤起观众的集体记忆，引发伦理思考，产生道德共情。观众在观看或重温这些造型时生发出一种肃然起敬的崇高感，在被“物化”与“人化”所凝固的瞬间完成意识形态的体认与传输，因此，影像仪式化造型的建构至关重要。二、崇高性询唤：人民主体身份体认与伦理共情阿尔都塞提出“意识形态的首要功能意义就是能够将个体询唤为主体”6。新主流电影作为意识形态的传递者具有教化作用，力图使观众在观看电影的同时，完成了集体认同与自我认同的心理建设。但其教化意义的实现并非“宣教”，而是由新主流电影中平民英雄的生动再造，普通个体成为崇高主体，强化每一个个体都是历史创造者的“人民至上”“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在个体的道德成长路径中凸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崇高情感，达成影片主题旨意与观众的共情，实现其教化作用。新主流电影的崇高精神建构具有鲜明的后天性，个体一开始通常并不突出，甚至凸显出反英雄特质。如 智取威虎山（2014）中杨子荣颇具“匪气”的人物形象、我不是药神（2018）中的印度神油店老板程勇、一点就到家（2020）中的快递小哥彭秀兵、万里归途（2022）中“油嘴滑舌”的外交官宗大伟等，在喜剧等类型元素的加持下，平民英雄的塑造使得新主流电影更具亲和力，某种程度上刷新了人们对于英雄的认知。观众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带入主流意识形态的场域之中，从平民英雄中获取崇高体验与主流价值观洗礼。具体而言，在崇高精神的确立过程中，观众在由崇高个体所承载的主流意识形态询唤下产生共情，实现了主体性身份的确认。其过程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的，崇高精神在不经意间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新主流电影的崇高是一种“另类”崇高，承载崇高的人物形象是作为大众的人民而非先天英雄，这使得崇高个体更具备普通人的情感和性格特征。影片强化普通人的道德感召力，突破原有对于人的禁锢，增强普通观众的代入感。如 我和我的祖国（2019）中的 夺冠 一篇，承载中国女排夺冠这一历史记忆的并不是奥运赛场上作为中国体育精英的女排的直接表现，而是由上海石库门弄堂的普通老百姓、普通观众完成了这一历史瞬间的重塑和崇高精神的传达。20世纪80年代物资缺乏，小主人公东东把电视机搬到巷子中心供大家观看决赛，恰逢东东心仪的女生小美一家出国，但突然电视信号出现问题，东东只能做起电视天线与信号的守护者。随着为中国女排加油鼓劲的声音穿破天际，在红旗飘扬的瞬间，东东被爱国情怀召唤成坚定的爱国主义者，身披床单仿佛超人一般成为街坊邻里的英雄。东东由徘徊不定到自觉承担起维护电视信号的重任，最后被众人当做英雄抛了起来，以此庆祝中国队夺冠，却错过了与小美最后当面告别的机会。历史瞬间与全民记忆由小男孩东东与小女孩小美的离别故事再造了出来，观众在观影过程中，跟随东东回到了那个年代，仿佛置身其中共同参与到庆祝的仪式当中。影片带给观众感同身受的体验，在接受东东这个另类崇高形象的询唤中，完成了观众的集体认同与自我认同。这种“认同-移情”机制正是在视听符码的编排中完成个体崇高形象的塑造，由此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体现出“以人为本”的人民美学追求。追求“人本性”成为新主流电影的重要美学特征，其“将视点进一步转入对普通人物的关注，使得主流价值观和国家情怀寄于普通个体表达出来，为作品赋予了更强的人本性主题”7。万里归途（2022）中的外交官等人物形象，凸显出鲜明的“普通人”特征。他们既是肩负着撤离我国同胞的重要使命担当的外交官，又是具有鲜明个体情感，甚至性格缺陷的普通人。在撤侨过程中，以宗大伟和成朗为首的外交官，面临护照丢失、恐怖袭击、生命危险等难题时，也会犹豫、恐慌、害怕和痛苦，甚至两人产生矛盾、爆发冲突。同时，影片还将人性的拷问和情感的抉择呈现出来。宗大伟起初在完成自己的任务后并不打算接受撤侨任务，因为家中还有即将生产的妻子等待着他，作为一个丈夫理应在临产之时陪伴在妻子身边。但是，当意外发生，自己亲眼目睹曾经的“战友”章 103宁离去时，巨大的心理冲击使得宗大伟改变原来的想法，决定与成朗一同前往战区完成撤侨任务。宗大伟的心一头连着自己的妻子，另一头连着“战友”和侨胞，努力寻求其间的平衡，将宗大伟这一人物形象塑造得真实、立体。在这种情况下，换作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个体，都会陷入抉择与挣扎之中。观众从宗大伟的身上深刻地体会到作为一个普通个体的无奈、痛苦和作为一名外交官身上肩负的责任，便自然与其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新主流电影不再以干瘪的说教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传达，而是在电影市场高速发展、大众文化兴起的背景下，选择更为平民化、娱乐化、接地气的言说方式，将中国伦理精神、家国情怀内蕴在小人物、小事件之中，达成个体伦理与家国伦理的缝合，既具有普通人的真情实感，又内在地包含了家国伦理的崇高精神，影片的影响力与感染力大为提升，实现主流价值观与主流市场的双赢。观众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接受意识形态效果却感觉不到这个符码的作用，从而缝合了观众与影像世界的想象关系中的裂隙。同时缝合系统也支配着意义的生产”8。由此，影片的崇高精神也进一步得到延伸，崇高的价值在小人物的微观叙事与道德情感共鸣中直抵观众的心灵，观众在确立自我身份后将崇高精神转化为现实的动力，影片的崇高精神也就实现了其询唤作用与“教化”意义。三、崇高精神与共同体美学指向新主流电影中的崇高精神作为一种“另类”崇高，强调平民英雄的再造以寻求更为广泛的市场，在泛情化、奇观化、明星化、类型耦合等策略加持下的小人物、小事件的故事叙述吸引了观众的广泛关注，包括 战狼2（2017）、我和我的祖国（2019）、流浪地球（2019）、我和我的家乡（2020）、长津湖（2021）、长津湖之水门桥（2022）屡创中国票房新高。通过银幕中的“你我他”的平民英雄塑造实现崇高精神的传达，实现了观众与影片主题旨要的共鸣、共情与共振，建构起了电影与观众之间的“共同体”。新主流电影的崇高精神建构与主体询唤机制与近年来电影学界所提出的“电影共同体美学”追求电影创作者、电影作品与电影受众的和谐关系不谋而合，“它是面向观众的，通过 共同体叙事 与观众产生情感共鸣、共鸣和共振；它是面向世界的，以包容和开放的态度来增加与世界共同的意义空间”9。作为一种受众导向的电影创作观念，电影共同体美学对于当前继续推进和提升新主流电影的美学表现具有重要意义。学者饶曙光在对电影共同体美学进行理论总结时，提到“共同体美学追求的正是主客体的统一和结合，其核心也是相互联系、相互限制、相互理解和彼此相通，电影创作主体与观众客体之间需保持互动对应关系”10。新主流电影通过利用“另类”崇高的建构实现了对观众的询唤，从而实现情感的共鸣，这本身就是影片与观众进行互动交流的体现。正如饶曙光评价 流浪地球 获得成功的原因正是在于其所建立起来的、为当代电影受众所接受的话语体系，即“永远也都不止是技术、不止是高科技、不止是视听奇观，而必须有好的故事、饱满的人物、温暖的情怀、幽默的语言，尤其是能够与观众建立起对话沟通互动交流的渠道，并且最终形成 共同体美学”11。可以看出，科技的发展能够丰富电影的表现形式，但一部影片想要打动人心，引发观众情感上的共鸣，必须依靠影片主题思想本身所蕴含的深刻意蕴，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有超越个体生命的精神体验，这种精神体验便有了崇高的价值与意义。电影共同体美学注重情感上的共鸣，与我国关系型社会结构存在密切联系，对应着人伦意识中的人情主义观念。伦理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规范，其目的就是为了达成人与人的关系和谐与情感共鸣，最终形成一个和谐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伦意识体现在天下大同的“同”，为了得到共同体中他人的认同，个体首先必须“与人同”，即“讲求共同参与、共情、共理，与人为善，与人沟通交流”12，这一观念自然而然地体现在了电影中。实际上，作为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中国电影一直强调与观众间的道德共情，包括 难夫难妻（1913）、孤儿救祖记（1923）、牧马人（1982）等家庭伦理片彰显了中华民族家国一体、天下为公、仁爱孝悌等伦理意识，成为中国电影史上口口相传的经典作品，其内蕴的伦理意识与民族情感如同文化基因一般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影片强调对家庭成员的责任和对家庭的回归成为一种伦理共识，博得一代又一代观众的青睐。而这种家庭伦理又逐步扩大为家国伦理，104强调个体对于整个民族、国家的责任，即在修身、齐家的基础上，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大同理想。在传统人情本位的伦理意识影响下，新主流电影特别讲求人伦关系的和谐。当然，这种和谐关系已经超出了传统家庭的范畴，转向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甚至是人与宇宙间的和谐关系，呈现出更为丰富的伦理内涵。传统伦理强调人伦关系的和谐，决定了个体必须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而这种基于个体的伦理道德品质而实现的关系和谐与情感共鸣，成为中国电影的一种“泛情化”叙事策略。所谓泛情化策略，是指“使主人公的性格、动作、命运和他行动的环境、他所得到的社会评价以及影片叙事的情节、节奏和高潮都以伦理感情为中心而被感情化，不仅使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英雄形象对政权与民众的血肉联系这一主流思想做了有效的证明，而且它对观影者伦理感情的成功调用，使它打开了一条 主旋律电影一直希望的面向大众的传播渠道”13。易言之，就是要真正有效发挥伦理、情感内涵在电影中塑造人物、深入主题的艺术构造作用，并由此引发观众的道德共情。这种“泛情化”叙事机制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叙事传统，流传至今。这正是 超强台风（2008）、中国医生（2019）、万里归途（2022）、流浪地球2（2023）等新主流电影中为人、待人、治人的与人之道。如此一来，如何塑造人物形象引发观众的共情成为新主流电影的重要课题。共情的达成必须由影片中具体的对象承担，且这个对象与观众保持亲密距离，能让观众体验到其与自身具有同构性（如前文提到的，在社会身份上，新主流电影的普通人设定，包括创业青年、司机、医生、军人、飞行员、消防员等），观众便更能设身处境地与影片人物对象同呼吸、共命运，共情机制便有了基础。但是，仅仅是“平民”的同构性设定并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观众通常都是带着欲望去观影，期盼影片能够带来超越个体自身局限性的某些异质性。那么“平民”就必须在影片中超越自我、升华自我，蜕变为“英雄”方能化身为观众的欲望对象。“平民”在成长蜕变为“英雄”的过程中总会经历种种痛感，最后在自我觉醒的仪式中实现个体的升华，这个过程便具有了崇高的精神价值。同时，观众在感动、共情之余也生发出超越自我的崇高力量。如 中国机长（2019）在飞机遭遇极端险情的高潮部分，乘客失去理智妄图冲进驾驶舱，但乘务长毕男动情的劝说稳住了大家的心。包括“我们也是儿子、女儿、爸爸、妈妈”“我们的家人也在等着我们”“我们会一起回去”等台词将家庭伦理的伟大情感力量彰显出来。而机长脑中闪回女儿过生日等镜头，危急时刻不断告诉自己不仅自己的女儿等着自己回家，飞机上所有乘客的家人都盼望着他们能够平安归来。在强大的信念支持下，机长最终带着全体人员平安落地，其背后正是蕴含着对生命的敬畏与仁爱和崇高的中国精神，引发观众的共鸣。新主流电影经过多年的探索，已经摸索出一套借助于叙事策略强化审美体验、建构崇高精神、实现情感共鸣的修辞手法。新主流电影的崇高精神建构与人民主体性询唤机制促成了电影共同体美学的产生。总体而言，电影共同体美学所强调的共鸣至少应该包括创作主体与观众、市场的“同”。这体现在新主流电影的叙述机制上，即为通过选择微观视角寻求道德共情，抛却“卡里斯马”的人物塑造和重大事件的“鸿篇巨制”般呈现，通过小人物在成长进程中的一言一行彰显“家国一体”的国家伦理意志。如 一点就到家（2020）以三人创业的个体梦想为起点，最后指向了脱贫攻坚、共同致富的共同体旨归，这样的切入视角更加贴近观众，使其有“感同身受”之观影体验，达成共情、共鸣效果，这正是对电影共同体美学的绝佳实践。总之，“崇高感作为一种审美体验，源于对人的内心可以产生强烈刺激的情感，如恐惧、痛苦、悲壮等，而情感的产生与视听语言的设计密不可分”14。新主流电影伦理共情的达成，首先在于充沛着丰富崇高精神的符号文本的建构，即在承继人民美学观念的基础上，始终保持着对生生不息的现实的流动的照应，通过对普通人物与现实生活的挖掘，彰显出直抵人心的人文关怀。通过与小人物、小事件讲述伦理故事、寻求道德共情，造就了一幅幅经典的仪式化银幕造型，为崇高美的表现形态提供了新的实践样本。其次，伦理共情通过“认知-移情”机制实现了电影文本情感到观众情感的传递。影片通过呈现平民到英雄的道德成长进路，实现崇高主体身份的自我指认，观众在移情中接受崇高精神的询唤，转化为心灵的能量，彰显出新主流电影强大的美学感染力，与电影共同体美学的核心观念不谋而合。影片 105从个体成长呈现到集体主义彰显的叙事路径，在缝合个体价值和国家意志的努力中实现了新主流电影的美学新变，并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效应和观众口碑。最后，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人在主流意识形态与类型化糅合的电影文本接受中不断提升自我审美需求，寻求视觉奇观的刺激已成为常态。新主流电影唯有在不断超越自我的道路上寻求更具感召力的崇高美学精神形态，才能具备比肩好莱坞的底气与力量。参考文献：1邢之美.中国壮美与西方崇高之比较J.小说评论,2010(S1):201-204.2彭吉象.艺术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74.3（匈）伊芙特 皮洛.世俗神话电影的野性思维M.崔君衍，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51-52.4李镇.当历史被消费论国产革命史诗巨片的类型化探索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1(1):135-139+152.5袁智忠,杨璟.文化人类学视野下仪式化影像的伦理性J.民族学刊,2022(3):84-91+147.6路易 阿尔都塞,李迅.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J.当代电影,1987(3):100-112.7赵卫防.人本性 中国性 叙事性论 万里归途 对“新主流大片”的美学提升J.当代电影,2022,(11):10-13+184.8杨远婴.电影理论读本（修订版）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5609饶曙光.观察与阐释：“共同体美学”的理念、路径与价值J.艺术评论,2021(3):24-33.10饶曙光,刘婧.“共同体美学”再思考：作为思维、创作、产业和传播的方法论J.艺术学研究,2023(1):81-92.11饶曙光.流浪地球与“共同体美学”EB/OL.(2019-02-20)2023-01-04.https:/ and Interrogation:Ethical Empathy in New Mainstream FilmsTIAN Peng(Chongqing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Hechuan,Chongqing401520,China)Abstract:The new mainstream films realize the construction and creation of the noble spirit throughritualized modeling,that is,they create scenes of classic rituals through the mutual beauty of the protagonistsand images,and the shocking alternative noble spirit of ordinary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growing andtransforming into heroes.In the process of watching the film,the audience resonates with the experience of you,me and him on the screen growing from ordinary people to heroes,and receives the inquiry from loftyindividuals imperceptibly.The lofty value reaches the audiences heart in the micro narration of the littlepeople,realizing the emotional resonance,human sublimation and moral nourishment.After the audienceestablishes the identity of self-subjectivity,they transform the noble spirit into the power of reality,andconstruct the community between the noble individual and the audience,which points to the aesthetic pursuitof the harmonious unity of the film community between the film creator,the film works and the film audience.Key words:New Mainstream Movies;Lofty Spirit;Interpellation;Ethical Empathy（责编：谭本龙）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