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同学录》考释_韩春平.pdf

2023 年第 5 期1 引言兰州大学图书馆收藏有一部 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同学录（简称 同学录），共一册，线装，表格匡高 21.0 厘米，宽 12.4 厘米，无鱼尾，半叶四周单边，1916 年铅印本，书名页有刊识“中华民国五年八月”。本书核心内容是兰州大学前身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13-1928 年，文中省称法专、法政专门学校或甘肃法政专门学校）于 1916 年为本年度应届毕业生、备取生及当时在校学生编印的 姓名录，书中兼收了就读于原甘肃官立法政学堂（法专前身，文中省称法政学堂或甘肃法政学堂）、已于 1913 年法政学堂改组为法专前夕毕业的最后两个往届班学生 姓名录，并附法专职员、教员 姓名录 各一份。各师生 姓名录 均为表格形式，全书主体内容实为当时学校师生员工个人信息的汇总。书中收录法专教员陈大炉所撰 同学录序 一篇、法专校长蔡大愚所撰 学校成立记 一篇。该 同学录 无疑是后人探究甘肃法政专门学校和甘肃法政学堂历史、人物的重要参考文献，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之前学界对 同学录 虽曾有过相应考察和研究，但既有工作都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在资料考察方面主要体现为：一、版本有误。如 兰州大学校史（2009 年版）称所据引甘肃省图书馆藏本为石印本。1二、录文欠佳。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曾迻录 学校成立记 内容，但系节录，且有脱讹2。一些论述曾转载 教员姓名录，但录文多有删节。345 在内容研究方面主要体现为：一、力度不足。既有研究主要基于学校成立记 及 教员姓名录，且相关引用、分析颇欠全面、深入。二、存在遗漏。对正文各班各类学生 姓名录 及所附 职员姓名录 内容鲜有提及，更乏深入探究；至于陈氏 同学录序，迄未见到任何介绍和研究。综上可知，对 同学录 的考察、研究仍有较大的开拓余地。限于体例和篇幅，本文只对 同学录序 及 学校成立记 进行校录、阐释，并对学生 姓名录 中重要信息作必要解析，末附学生代表人物生平简介。那些篇幅较长的师生员工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同学录 考释韩春平（兰州大学图书馆甘肃兰州730000）摘要：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同学录 是兰州大学前身甘肃法政专门学校于 1916 年编印的一部学生名册，核心内容为本年度应届毕业生、备取生及当时在校学生的 姓名录，书中兼收了就读于学校改组前原甘肃法政学堂的两班往届毕业生 姓名录，另附职员、教员 姓名录 各一份，以及 同学录序 学校成立记 各一篇。全书颇具史料价值，是探究甘肃法政专门学校及甘肃法政学堂历史、人物的重要文献。虽然以往学界对该 同学录 有所考察和研究，但既有工作尚存在不足。本文在考察全书并重新整理、诠释相关内容的基础上，重点对原先考察和研究的薄弱领域进行了开拓，旨在为学界提供新的参考。关键词：甘肃法政专门学校；甘肃法政学堂；同学录；陈大炉；蔡大愚中图分类号：G25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733（2023）05-0023-11史料研究232023 年第 5 期姓名录 录文，只好付诸阙如；至于原书版本形式，经考察鉴定，兰大、甘图藏本均为铅印本。2 陈大炉 同学录序 释录兰省节制七十余县，而钻研政法者，仅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一所，先后学子才百数十人，何寂寂也！於戏，余有以知历来守斯土者之所以扶掖治教矣！余近以冷宦入校主讲，适别科将毕业，校长蔡冰吾先生及诸同事议以 同学录 付梓，而嘱余为之序。盖惧此百数十人将涣散而不可固结矣，宁弗有负数年来敬业乐群之志。故于退校时，俾人手 同学录 一编，虽离群索居，而姓氏、住址有可得而考；如欲质疑辩难，时相砥砺，声气尚不难于频通，散犹聚耳。学问之道，惟能群者乃能研深而极几；事功非群，则无以奋发而有为；且古今以执拗不晓事误天下者众矣，其拘虚不情之见，群然后能化。今此百数十人群之久矣，幸勿因一朝之去而自弃于群也。余冀此百数十人谨宝此 同学录，勿自弃于群，更出所学所志以群人，则不难集小群，以至于大群，进而以群策群力，扶维兰省之政，兰省之政必不至流于浇滥而不可以澄汰，再进而规恢全国之政，全国之政必因是益张而不弛，则此百数十人者，以数年来退藏于密之功，一放舒之间，弥六合而有余。行见兰省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以寂寂始者，未尝不可以赫赫终。猗欤休哉，斯旨也，愿与诸同学共镂于骨而勿忘！是为序。民国五年七月，益州陈大炉识。从内容可知，本序是陈大炉应法专校长蔡冰吾（即蔡大愚，详后）之邀为 同学录 所作。陈大炉（1885-？），字育生，成都人。四川法政学校及高等巡警学校毕业。作序时任甘肃法政专门学校教员，主讲 民法概论 亲属法 及 商法 等课程。陈氏在序中自称“以冷宦入校主讲”，按“冷宦”即所谓“末秩冷宦”，本意为冷门仕途，通常代指学官，如梁启超就曾有“今之府州县学官，号称冷宦”6之说。经考陈大炉于作序前一年（1915 年）被分配到甘肃7，他是否曾做过学官尚难考详，文中“冷宦”似应指教师，或笼统代指教育工作者。陈氏与蔡大愚有同乡之谊，这可能是他受邀撰写 同学录序 的原因之一。序言中“兰省”即甘肃省，系用省城兰州代指全省。文中所称“别科”则是指将于本年 9 月毕业的法专法律别科班学生，他们是法专建立后的第一届毕业生（1913 年入学），因此毕业之际校方慎重其事，专门编印了便于相互联络的 同学录。文中“百数十人”之说不无可商。依同学录 名册所列，全部往届、应届、在校及备取等各班各类学生共计 280 人，为何此处有“百数十人”之说？经统计、分析相关数据（见“表1”），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解释：如果严格按陈氏“法政专门学校”/“先后学子”的表述，则1913 年毕业的讲习科、法政别科两班往届生因均系清宣统年间招录，且又完全是在法政学堂完成学业8，其时法政专门学校尚未创建，因此这两班共 100 名往届生理应排除在外，属于法专的学生只有 180 人，无论是否扣除其中 15 名备取生（扣除后应届、在校生共有 165 人），均符合“百数十人”的说法。因陈氏在序中提到：当时校方“惧此百数十人将涣散而不可固结”，这又似乎仅指已经毕业的法政学堂往届生及本年毕业的法专法律别科班应届生，如此则当时在校及备取诸生均应予以排除，而前两班往届生与当年应届生合计共有 137人，仍然符合“百数十人”的说法。总之，由于序文中对人数的界定不甚清晰，以致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不过“百数十人”也未必不是一种粗略概指，可以不必过事分辨和解读。表 1.同学录 各班各类学生人数统计表序班级/类别毕业/肄业时间（1-5 汉字为原文）状态人数1法政别科班民国二年七月毕业（1913/7）往届100842讲习科班同前（1913/7）163法律别科班民国五年九月毕业（1916/9）应届37374政治经济本科一班应于民国六年九月毕业（1917/9）在校128355政治经济本科二班应于民国八年二月毕业（1919/2）406政治经济（三班）预科班537预科备取生备取1515人 数 合 计280史料研究242023 年第 5 期陈氏本序要义在于他有关“群”的理念，他要求学子们通过 同学录 来予以践行。在当时条件下，群的功能可以、也几乎只能通过 同学录来实现。尽管“群”不是一个新概念，但由于技术、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其方式和功能会有很大区别。与今天花样繁多、功能齐全且偏重娱乐的各种群不同，陈氏提出的群有其鲜明的社会政治意涵：“学问之道，惟能群者乃能研深而极几；事功非群，则无以奋发而有为；拘虚不情之见，群然后能化。”为此他希望学生们即便脱离历时数年的同窗之群，也不应“因一朝之去而自弃于群”，并嘱咐他们珍视手中的 同学录，使之发挥强大的群功能，不仅维持好原有旧群，而且应“更出所学所志以群人”，进而集小群以成大群，最终实现以群策群力扶维甘肃之政、乃至规恢全国之政的宏愿，以便为社会、国家作出最大的贡献，同时最大限度地实现学生自己的人生价值，并为母校增光添彩。陈氏此序言简意深，它因小而见大，以 同学录 为基点，以群功能为关键，以勖勉学子贡献社会、国家为指归，从而很好地点醒了题目，为法专学子描绘了一个宏大的愿景，其立意颇堪称道。3 蔡大愚 学校成立记 释录甘肃之有法政专门学校，盖自民国二年经部准予备案始。其未改组专门以前，经过之迹可得而论次者：先是光绪十五年，兰州府发审局有附设学吏局之名。二十六年，改为学律馆，移臬署西花厅。凡发审局、学吏局正佐各员，均一律入馆，学习吏治。二十九年，改为课吏馆，行月试，分别等第，依次给奖，尚未具有学校规模。三十三年，改课吏馆为法政馆，添派提调及管教各员，始有讲堂之设。宣统元年，复奉部文改为法政学堂，移于城内西大街。时有讲习科一班。二年，复招别科生一班，本省士绅始得入堂肄业。故一班之中，有官籍、绅籍、客籍之别，给奖优薄，亦以是为差。职教员由长官遴委，校务皆奉命而行，无重大责任。其教授也，学科不分难易，时间亦无多寡，由教员平均分任。其试验也，学生各录试题以归，辄三日或五日始交卷。民国元年冬，湖南马君邻翼提学兹土，一切学务悉加整理，学生之禀讦该堂职教员者，又时有之。以故二年正月委大愚主任教务，始将教授、试验等事按部令规定。三月，复委任为校长。当是时，政党之竞争既烈，省内外之见又深，他校皆相继起风潮，本校学子素称好事，人皆隐以为虑。大愚既奉命，未敢畏难而事敷衍，亦未敢铺张以糜经费，仅竭绵力之所能，严功课，除积弊，遇学款不足，或捐己俸以为弥补。学子亦知争上游以自勉，故除勤课事、守规则外，他无所闻。舆论以此多之，自视殊歉然也！七月，别科毕业，乃规画改组专门，移校舍于贡院以前农矿、巡警两学堂为校址。房屋破烂，户牖残缺，亲督修治，凡两阅月，始蒇事。分招政治经济本科、预科及法律别科生各一班。九月，开始授课。至是乃呈请报部立案，而法政专门学校始披露于河源、陇坂间矣。自改组以来，政治经济本科、预科已继续招至第三班，学校又于去年经部正式认可，校长亦由部直接委任。本年秋，法律别科届毕业，有 同学录 之刊，爰记学校成立之源流如此。嗟乎，教育之难，不难于启新知，而难于养特性。自清废科举，兴学校，计将二十年于斯矣，新知非不日有所闻，而能特立独行以挽浇俗之颓风者，盖未多见。所谓难于养特性者非耶？虽然，知其难而不畏难，以为教，是在善教者；知教者之难，不负教而力行其难，是在善学者；而学校之组织，又何有于其间耶？民国五年七月，蔡大愚记于校长室。该 学校成立记 作者并非他人，而是时任法专校长蔡大愚。蔡大愚（1874-约 1945 年），字冰吾，又字冰若，成都人，祖籍湖南，回族。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同盟会会员，“具有民主思想、热衷于教育救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9，与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等关系密切，大概还曾宣传过马克思主义10。早年曾任四川嘉定中学教务长、上海中国公学教员，并曾创办北京清真第五小学。1912 年，被国民党总部任命为甘肃党务特派员，至兰州筹建国民党甘肃支部。1913 年，出任甘肃法政学堂校长。在蔡氏主持下，法政学堂史料研究252023 年第 5 期完成改组，成立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蔡本人出任校长并兼任教员。由于他“重视学生思想教育，提倡新思想，因此法专学生思想活跃，关心时事”11。1917 年，因与本校师生联合策动甘肃护法运动（临洮事变），曾一度亲赴河州（今甘肃临夏）联络地方声援部队12，事败被通缉，旋潜回四川。嗣后前往广东追随孙中山继续革命，并曾担任北伐大本营咨议13，又曾在南京政府任职。晚年闲居成都，死于贫困14。学校成立记 是 1916 年 7 月法专法律别科应届生毕业前夕，蔡大愚借 同学录 编印之机撰写的一篇校史文献，也可视同为 同学录 代序。文章旨在梳理甘肃法政专门学校的成立源流，并申述作者的教育思想。尽管法专成立情况前人已有陈述，但相关背景还需要根据蔡文线索重加勾勒，同时文中部分史实也需要订正，相关蔡氏教育思想一向较少被关注，也不可不稍事阐发。关于法专之前的历史，可以分为前后衔接的两个时期，一是官员培训机构时期，二是法政学堂时期。蔡文对这两个时期的事迹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官员培训机构时期（1889-1909 年）。这一时期历时长达 20 年之久：先是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兰州府发审局附设了学吏局。发审局是清后期各地督抚委派候补官员审理地方疑难要案的非正式机构。因业务所需，相关专门人才的培养势在必行，以故有此举措。二十六年（1900 年），受陕甘总督之命，学吏局改为学律馆（亦称法官养成所），并移址臬署西花厅。入学者为发审局、学吏局各正副职员，旨在学习吏治。二十九年（1903 年），再改为课吏馆，负责对省内候补、候选官员培训法律等知识。三十三年（1907 年），又更名法政馆（亦称法政讲习所），由于添派了提调（负责总理教务）及管理、教务各类人员，并开始“修建讲堂，正轨上课，从而使法政馆粗具学校规模”15。可见从学吏局到法政馆，无不为培训官员而设，实质都是官员培训机构而非学校，至多只算是学校（学堂）的萌芽。法政学堂时期（1909-1913 年）。清代末年，“为实行新政、预备立宪，急需造就足资任用的法政裁判人才”，于是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开始，在清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不数年间“各省纷纷设立法政学堂”16。1908 年，陕甘总督升允先期札饬法政馆改为法政学堂，后又专折奏请朝廷。宣统元年（1909 年），法政馆奉学部之命改为甘肃官立法政学堂，并搬迁至城内西大街（亦称侯府街，在今市区张掖路一带）。蔡文介绍了法政学堂成立后的招生、教学等情况，并描述了“教授”、“试验”两方面存在的弊病。法政学堂不仅是随后法专的前身，也是兰州大学的发端。后来兰大追本最早的建校时间，无不上溯至法政学堂创建的 1909 年。至于“兰州大学”之名，迟至 1946 年国立兰州大学成立时才正式出现。文中有一项重要内容，是描述甫入民国时期、特别是马邻翼提学甘肃后学校的变革之举。马邻翼（1865-1938 年），字振吾，号盛唐，湖南宝庆（今邵阳）人，回族。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伊斯兰教学者。曾赴日本留学，回国后任清学部普通教育司主事、甘肃提学使。民国初年，历任教育部参事、甘肃教育司司长、实业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国税厅筹备处处长、财政厅厅长、甘凉道尹、安徽教育厅厅长、直隶教育厅厅长等职。1921 年，任教育部次长。之后又历任蒙藏委员会驻北平办事处处长、蒙藏委员会委员、公民大学校长兼华北学院院长等职。蔡文所称马氏“提学兹土”，当指 1912 出任甘肃教育司司长一事。马氏上任后对甘肃教育大加整顿，并于 1913 年初委蔡大愚主持法政学堂教务。蔡氏受命后，着手将原先问题丛生的“教授”“试验”诸端依教育部规定进行规范。当年3 月，又奉命出任校长。其间他不为当时激烈党争所动，致力于严功课、除积弊、捐学款等事，颇获时论称誉。7 月，蔡氏借别科毕业之机，遵教育部之前所颁 专门学校令 法政专门学校令 等文件精神，着手改组法政学堂，筹办甘肃法政专门学校。文中所记工作大要有二：迁移史料研究262023 年第 5 期校舍。新校舍选在前清甘肃贡院旧址，这里原有三所学堂，因旧建筑残破不堪，蔡氏躬亲督察维修。按文中“两学堂”之说有误，实为农林、矿务及高等巡警三所学堂，均系清末“新政”产物。当初由陕甘总督升允主持，“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闰四月，在省城设立农工商矿局，檄委商部议员兰州道彭英甲为总办。十月，创办矿务学堂。十一月，创办农业试验场，并设农林学堂。”17两学堂都只招收了一届五年制学生，于 1911 年学生毕业后均告停办。高等巡警学堂创办于 1910 年18，可能于 1913 年法专移至贡院前停办或迁出。招收学员。改组之后，法专首期招收政治经济本科、预科及法律别科各一班，并于当年 9 月开始授课。至此，才呈请报部立案，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正式成立，主要面向本省招生。“河源”泛指今青海境内黄河上游地带。“陇坂”本意为陇山之坡，这里代指陇山地区。陇山又名大陇山、六盘山等，位于今甘肃东端、陕西西部及宁夏一带。由于青海、宁夏当时隶属甘肃（至 1929 年才独立建省），所谓“法政专门学校始披露于河源、陇坂间”，意思是才在全省公布。至 1915 年，法专已招收政治经济本科第一、第二两班和第三班预科，各班学生名录俱见 同学录，其时学校已被教育部正式认可，校长由部里直接委任。总之，当时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蔡大愚的艰辛努力和法专创立初期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学校后来的发展，为以后学校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优良传统和风气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19在 学校成立记 篇末，蔡大愚不忘申述其教育思想，提出了“教育之难，不难于启新知，而难于养特性”的卓见。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之际，“启新知”一度成为引进西学特别是西方科学的口号。如 1903 年在蔡大愚家乡成都创刊的蜀报，其宗旨便是“输入文明，导进社会，集众异以备思察，濯旧见以启新知”20。在蔡大愚撰写本文前一年，倡导“科学救国论”、把科学当作“救国之本计”的蓝兆乾也曾撰文力陈：“科学者，日新月异，随时代而进步者也。故西土工师之大会议，赶赴不遑；书报之新发明，精进无已。所以启新知，敦旧闻也。”在此之前，身为民国农商总长的张謇还一度向袁世凯密呈：“为商民立划一之准绳，贵乎启新知而蜕旧习。”21可见这一观念的深入影响，无怪乎蔡大愚声称“新知非不日有所闻”。在举国言必“启新知”的形势下，蔡大愚却给教育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这就是“养特性”。这一迥出新知之上的特性，应该是指兼具超迈识见、鲜明个性和坚强践行力等各种优异素质的特殊能力。蔡大愚并未否认新知的重要性，不过在他看来，仅有新知还远远不够，只有培养出有个性的特立独行者，才能挽救当时的颓风浇俗。鉴于这种人才当时还非常罕见，因此“养特性”无疑成了蔡氏对法专教育寄寓的厚望，他希望学校能够涌现出知其难而不畏难的善教者，以及知教者之难而不负于教、且能力行其难的善学者，而学校自身的职责则在于能够为这些善教者和善学者提供良好的场所，别无其他。学校成立记 中阐述教育思想的文字虽然不多，但吉光片羽，弥足珍贵，至今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不过需要辨明的是，文中“自清废科举，兴学校，计将二十年于斯”的表述并不准确。清末废科举是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至此才仅 10 年时间，并非蔡氏所说的将近 20 年。4 学生 姓名录 重要信息解析关于 同学录 正文部分各班各类学生 姓名录 ，依次为 法政别科生姓名录 讲习科生姓名录 法律别科生姓名录 政治经济第一本科生姓名录 政治经济本科二班生姓名录 政治经济预科生姓名录 和 预科备取生姓名录 共 7 份表格，每份格式完全相同，表头含姓名、号、年龄、籍贯、住所和通信处共 6 项内容。通过全面考察、统计表中数据，可以得出许多新的信息，其中最富研究旨趣者为年龄、籍贯 2 项，相关信息对探究当时学生年龄结构和学校生源分布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以下试作具体解析。史料研究272023 年第 5 期4.1 学生年龄结构关于学生年龄情况，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存在一定比例的大龄学生。经统计，在所有学生年龄一栏，最小者为 18 岁，与现今大学入学年龄大致相当。但由于不同年龄的学生一起同学，且彼此年龄相去悬殊，最大者竟达 47 岁。全部学生年龄结构的整体特征是中间大、两头小（见“表2”）。具体来说，在 20-29 岁之间共有 180 人，占比 64，将近 2/3，是学生中的主体。30-39岁之间共有 57 人，占比 20，比例也不算小。18-19 岁、40-47 岁的学生分居两头，共有 43人，占比均为 8，合计尚不及 30-39 岁的学生多。由此可见，尽管出现了 30 多岁的大龄学生，更有 40 岁以上的超大龄学生，但这些年龄段的学生毕竟只占少数，后者为数尤少，而 18-29 岁的学生总计逾 200 人，占到 7 成以上，其中主体为 20 多岁的青年人。这样的年龄结构，与当时国内同类学校的情况基本相同。综合而言，当时学生大都属于适龄青年。表2.学生年龄情况统计表（占比依四舍五入法计算）4.2 学校生源分布关于当时学校的生源分布情况，可以从省际、省内两个层面来探讨。4.2.1 省际生源分布统计显示（见“表 3”），当时学校（含法政学堂）的生源范围涉及 12 个省份，其中最大的生源地为甘肃本省。在全部 7 份学生 姓名录 登记的 280 人中，甘肃籍为 244 人，占比高达87，几近全部外省籍学生数量的 7 倍，为全体学生的绝大多数，而来自湖南、河南、陕西、湖北和安徽等 11 省的学生共计才 36 人，占比13，数量可谓极少。外省生源的分布存在着一个显著的特征：在所有 36 人当中，湖南籍人数遥遥领先，多达 11人，几乎占外省籍学生总数的 1/3。湖南籍人数何以远超他省之上，这与清末湘人主政西北和甘肃大有关联。研究认为：“（清代）汉人陕甘总督共 26 人，其中湖南籍 7 人，江苏籍 4 人，浙江籍 4 人，山东籍 2 人，汉人总督的籍贯分布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这就是分布十分广泛，各省总督数量相差悬殊。湖南籍明显偏多，其原因主要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过程中，湘军成为重要的武装力量，湘军将领后来多数成为封疆大吏，因此出身乡勇的湘籍汉族官僚占有绝对优势。”22湘人总督陕甘前后长达数十年之久，且主要集中在 19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初，其间左宗棠任期最长，影响最为显著。陕甘总督署衙原驻西安，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移驻兰州，直至清末。除总督以外，还有不少湘人在甘担任其他要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湘人来甘就职、求学者远较他省为多。即如在本同学录 中，不仅湖南籍学生数量居外省籍之首，而且在 职员姓名录 所有 12 人中，湖南籍、甘肃籍各有 5 人，同时在 教员姓名录 所有 35人中，湖南籍有 10 人，仅次于居首的甘肃籍（11人）。数量居湖南籍之后者，依次为河南、陕西、四川等其他省籍学生，每省均远不及湖南。安徽、福建等 4 省各有 1 人，占比均不及 1。当然，在 同学录 编印之前，像北京、直隶，以及东北黑龙江、吉林、奉天，西南云南、贵州、西藏，东南两广，西北新疆等很多其他省份，都还年龄段18-19 岁20-29 岁30-39 岁40-47 岁合计人 数211805722280占 比0.080.640.200.081生源省份甘肃湖南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浙江山西安徽福建江苏江西合计人数244115443321111280占比0.87 0.04 0.02 0.01 0.01 0.01 0.01 0.01 0.00 0.00 0.00 0.001表 3.省际生源分布情况统计表（占比依四舍五入法计算）史料研究282023 年第 5 期没有学生列名 姓名录。综上可知，当时学校（含法政学堂）的生源分布在国内多个省份，但主要集中在甘肃本省境内，外省籍学生不仅数量极少，而且分布极为不均，还有很多省份没有生源。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甘肃僻处一隅，经济、文化、交通等条件均较落后，难以吸引更多外省学生前来求学。4.2.2 省内生源分布在甘肃省境内，生源分布不均的状况同样存在。通过统计学生籍贯（见“表 4”）可以发现，各地学生人数相差悬殊，并且主要是随各地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差异而不同。人数最多的是皋兰，亦即省城兰州（旧治在今兰州市区），共有 38人，占甘肃籍总人数的 16，这与皋兰当时的经济文化乃至政治中心地位相一致。10 人以上的地方共有 6 处，合计有 127 人，占全省总数一半以上（52），这些地方也是历来甘肃经济文化繁荣之区，至今如此。如狄道（临洮）、定西两地均因毗邻兰州，颇得近水楼台之便，且都属于文化名区，学生人数分居第 2、第 3 位，其中狄道更是直逼皋兰（兰州），多达 30 名，占比 12。10 人以下的地方，以会宁、金县（榆中）、秦安等地为数较多，其中会宁后来一跃成为甘肃高考状元县，旧有成绩说明新的成就渊源有自，至于金县，因与兰州接壤，无疑颇借力于后者。当然也有特殊的例子，比如天水、张掖、庆阳等几处地方自来都是甘肃文化名区，对于天水而言，6人这一数量颇嫌于少，庆阳、张掖分别为 2 人、1 人，落差无疑更大。此外西宁在 1929 年青海建省之前，还只是一个县级建置，经济文化远非后来可比，同学录 在册学生只有 3 人，连循化（5人）都有所不如，而只与碾伯（乐都）相当。其他如清水、贵德、海原、合水等多数地方，经济文化水平普遍低下，学生人数也与之大致相符，只有 1-2 人。总之，甘肃省内各地学生人数多寡与当地经济文化水平密切相关，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前者；当然，两者之间并非绝对的一一对应关系。4.2.3 甘肃版图、地名变更与生源情况由于历史的变迁，清代至民国初年的甘肃版图与后来大不相同，同时很多地名也有变更，因此今天梳理当时的生源情况，就必须厘清相关版图、地名的变更情况，否则无法把相关问题交代清楚。清代至民国初年的甘肃版图之所以与后来大不相同，主要原因是 1929 年青海、宁夏同时建省，原甘肃辖区中有不少地方被分别划入青海和宁夏。“表 5”是后来划入青海、宁夏的各辖区地名及当地学生人数统计。从中可以看出，青海、宁夏建省后，同学录 中属于原甘肃籍的学生，有 18 人也属于后来新建行省省籍，其中 14生源地皋兰狄道定西武威导河通渭会宁金县秦安镇番洮沙天水人数383019171310877766占比0.16 0.12 0.08 0.07 0.05 0.04 0.03 0.03 0.03 0.03 0.02 0.02生源地渭源靖远平番循化伏羌镇原静宁陇西岷县碾伯山丹文县人数655544333333占比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1 0.01 0.01 0.01 0.01 0.01生源地西宁清水庆阳武都成县大通东乐贵德海原合水华亭湟源人数322211111111占比0.01 0.01 0.01 0.0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生源地徽县临潭灵台宁朔宁县宁远平罗武山西和张掖漳县中卫人数111111111111占比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表 4.省内生源分布情况统计表（占比依四舍五入法计算）史料研究292023 年第 5 期人属于青海省籍，4 人属于宁夏省（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籍，合计约占原甘肃籍总人数（244 人）的 7，比例非常小。即使扣除这 18 人，属于今甘肃省籍的学生仍然有 226 人，占全部学生总数的 81。表 5.划归青海、宁夏的原甘肃辖区地名及学生人数统计表自民国以来，甘肃省有多处地名被更改，或名称未变而辖区地域有大幅调整。在本 同学录中，除划入青海、宁夏的地方外，甘肃辖地名称变更者仍有 10 处之多，考察甘肃籍生源分布时，尚需揭明新旧地名的对应关系。“表 6”是相关新旧地名对照表（人数详“表 4”，本表从省），其中有三点需要说明：与其他地名变更情况不同，皋兰、兰州两个地名早已有之，并沿用至今，只是两地名所对应地域调整幅度巨大，新旧辖区亦大相径庭。洮沙县系民国初年新建，县治在太石铺（位于今临洮境内），1950 年裁撤，原属地并入临洮县（按原狄道州于 1913 年降为狄道县，1929 年改为临洮县）。宁远、武山一县两名何以并存？原因是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鉴于甘肃、湖南两省均辖有宁远县，遂于 1913 年改甘肃宁远为武山县。法政別科班李模因系 1913 年毕业，其籍贯仍作宁远，而政治经济本科一班郭乔因系 1917 届在校生，所填籍贯已改为武山。5 学生 姓名录 中代表人物生平简介如前所述，同学录 中各班各类学生 姓名录 在册者共有 280 人，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数目。由于相关文献资料缺乏，其中多数人生平事迹现已很难了解。从目前可资参考的文献来看，不少人从事过审判、律师、狱管等对口专业的工作，比如有担任过审判官的凌文滨（浙江归安人，亦曾任县秘书）2324，有担任过审判厅推事的田必嘉（湖南乾县人），以及担任过律师公会会长的段绍棠（今青海西宁人）25等。还有不少人曾涉足政界、军界、文化界及教育界等多个领域，其中担任县长者最为多见，有些人甚至在多地担任县长，且政声卓著，如有被誉为全力效命的効维国（甘肃定西人）26，以及两袖清风的苟希圣（甘肃狄道人）27等。在文化、教育领域，黄文渊（湖南湘乡人）曾担任过兰州中山大学（兰州大学前身）图书馆主任28。一些少数民族学生毕业后也较为出色，如回族学生崔济南（甘肃清水人）就曾出任过重要军职29。当然，一生从事一种职业者毕竟少见，很多人都有跨界从业经历。如陶鼎（今青海大通人）开始任审判厅长、县知事等职，后改行从事地方教育事业30。又如杨遇霖（甘肃皋兰人）早期曾担任管狱员，后来也改行从事地方教育事业31。另外，也有个别人后来成了反面角色，如抗战期间郭荩颐（山西汾阳人）就曾担任过日伪县长。以下是几位著名人物（甘肃籍，外省籍人物资料极为稀缺）的生平简况。聂守仁（1878-1936 年），字景阳，甘肃镇番（今民勤）新河乡人。法政学堂别科毕业（1913 年）。由于生当清末季世，聂守仁蒿目时艰，忧心国事，颇立报效之志。早年曾赴京求学，探求济世之道。鉴于清王室腐败无能，于是投身新兴民主革命。后返回兰州考入法政学堂，并加入同盟会。1912 年 2 月，尚未毕业的聂守仁成为甘肃临时省议会议员，旋于 3 月通电承认共和，后于 8 月出任国民党甘肃支部理事长。1913行政区省 份青 海 省宁 夏 省地名旧名循化碾伯西宁大通贵德湟源海原宁朔平罗中卫新名乐都青铜峡市人 数小 计5331111111合计41418旧名皋兰金县平番狄道洮沙导河宁远伏羌东乐镇番合计今名兰州榆中永登临洮临洮临夏武山甘谷民乐民勤10史料研究表 6.甘肃辖区地名变更对应表302023 年第 5 期年，他又出任新生 大河日报 主笔，其间因力倡民权，一度被捕入狱，获释后入甘肃第一中学、甘肃第一师范执教。1925 年出任大通县知事，其间他“力持公道，不畏权势，立志改革，倡导民权”32，尤其重视教育事业，以求“育才养士，开通民智”。他还以亲身考察所得编纂 甘肃大通县风土调查录，备述当地文化、教育、民族、宗教等情况。后回兰州中山大学从教，又历任甘肃民国日报 新陇日报 主编。1931 年任甘肃省出版局局长，并参与编修 甘肃通志 。平生著述颇丰，作品主要有 甘肃近三十年事略 西北壮游记 景阳诗文集 劲草武技见闻录 旅雁声诗草 等。33师世昌（1882-1942 年），字仲五（仲吾），甘肃狄道（今临洮）新添铺人。法专法律別科毕业（1916 年），在学期间曾积极追随民主思潮。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后，师世昌在甘肃及时响应。在法专校长蔡大愚、教员赵学普（狄道人）等支持下，曾于 1917 年春前往拜谒孙中山，要求参加革命，获得孙中山嘉许。回甘后迅速联络党人，并筹组以新建右军（驻扎临洮）为主，河州、循化两地部分少数民族武装为辅的甘肃护国军，计划在临洮发动起义并进攻兰州，以配合北伐战争34。其间被任命为广州孙中山海陆军大元帅府参议。临洮起义因机事不密告败，师氏南下投奔孙中山，后于 1924 年返甘。1925 年，任民乐县知事35，又一度代理玉门县知事，并出任金塔县县长。1931 年，前往新疆。1933 年，出任新疆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1934 年，任新疆省政府委员。1936 年，兼任新疆建设厅厅长、汽车技术检查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后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36陈鸿模（1891-1943 年），字范卿，甘肃定西（今安定区）西巩驿人。法专法律別科毕业（1916年）。陈氏性豪爽，重义气。1917 年，赴日本明治大学学习，后于 1919 年毕业回国。历任甘肃省立第一中学、甘肃法政专门学校教员，执教期间颇著声誉。1930 年，出任平凉县县长。371931年，任庆阳司法公署审判官。后绝意仕途，返乡行医，屡次为贫困者义务诊治，并曾受聘为甘肃国医馆医师。1937 年，陈氏一度与同邑郭杰三等在省城华林山医治患病壮丁 400 余人。38薛达（1893-1958 年），字上之，甘肃金县（今榆中）清水镇人。法专政治经济本科毕业（1919 年）。民国初年曾入甘肃省立第一中学就读，因率众抗议庸师被校方开除。1913 年，入西北大学学习政法，后转赴北京求学。1921 年，任职于兰州市政筹备处。1930 年，出任甘肃省公报局局长兼 新陇日报 社长。1932 年，出任清水县县长，同年又任甘肃省教育厅第一科科长。1937年，任临潭县县长。后又相继出任洮岷路保安副司令、卓尼设治局局长，因与当局抵牾被革职，嗣后回兰州赋闲。在兰期间，与中共地下党员张一悟等时相过从，并对中共人士多有帮助。1942年，受榆中乡贤之邀，回县筹办中学，之后穷数年之力，创立榆中县立中学，自己亲任校长，并从省内外多所大学延聘良师任教。1947 年，离校筹组县文献委员会，着手编纂 榆中新志，并出任国民党榆中县党部监察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受聘为甘肃省文史馆馆员。39韩国士（1894-1939 年），字志先，甘肃会宁韩家集人。法专政治经济本科毕业（1919 年）。早年曾因上书弹劾贪官一度被捕，后潜往北京考入中国大学读书，深受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影响，曾加入平民教育演讲团，又曾参加五四运动。1920 年，回甘出任兰山道自治讲习所筹备主任。1929 年，赴开封报考陕甘豫政训学院，被录为甲等第一名县执事，因与军界政见不合辞不赴职。此后辗转回甘，赴平凉任上校参谋，并以甘肃省政府参议名义参与地方事务，因遭兵变离职。1933 年，出任兰州中学教务长，因与校方意见不合辞职。1934 年，出任甘肃省民政厅政务处处长，又因痛恨官场之弊，且变革不遂，出任隆德行政检察兼禁烟委员，并曾任县司法审判长，最终因痛恨官场奸巧弃官归农。40史料研究312023 年第 5 期注释：以上信息源于 同学录教员姓名录，其中出生之年据年龄推算。又，职员姓名录 无陈氏资料。甘肃法政专门学校成立记 录文脱“二年，复招别科生一班”两句，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4 页。甘肃法政专门学校成立记 录文于“嗟乎”以下直至正文之末“又何有于其间耶”全部从略，见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第 5 页。蔡大愚生卒年各家记述颇多出入：甲 邵延淼主编辛亥以来人物年里录（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年，第1039 页）、周新民主编 中国近现代名人生平暨生卒年录1840-2000（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 年，第 183 页）均作“（1873-1945）”；乙 马明晖 一生致力于民族教育的蔡大愚（政协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成都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成都市伊斯兰教协会、成都市满蒙人民学习委员会编 成都文史资料第三十辑 成都少数民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99 页）又称“生于 1879 年于 1930年殁于南京”；丙 王希隆 孙中山与蔡冰若（回族研究，2000 年第 4 期，第 37-38 页）认为“1874 年出生在成都皇城坝据说，大约于 1945 年前后去世”；丁 李玉民主编百年萃英门（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214 页）又作“（1874-约 1945 年）”。考 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同学录所记蔡氏年龄为四十三岁（1916 年统计），则其生年当在1873 年或 1874 年，如依虚岁计，应为 1874 年，可知王希隆所述最为严谨。今综合各家记述，权作如上结论。蓝兆乾：科学救国论 留美学生季报，1915 年夏季第 2 号；转引自张世保 从西化到全球化20 世纪前50 年西化思潮研究，东方出版社，2004 年，第 183 页。白寿彝总主编、龚书铎分卷主编：中国通史（第二版）第十一卷 近代前编（1840-1919）：“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以兴学校。清廷诏准，自翌年始，所有乡试、会试及各省岁考一律停止，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结束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2013 年，第 1148 页。）表头未列性别项，所有学生无疑均属男性（职教员也均为男性），这也是当时国内高等教育的大背景所决定，因为直到 1919 年，循化进步女士邓春兰争取大学男女同校和妇女解放的呼吁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纷纷撰写文章，就此类问题与守旧势力展开论战（孟国芳 邓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