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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海外背景与跨境电商企业...不确定性和经济激励动因视角_李琳.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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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描述

1、研究与探索2023 年第 14 期高管海外背景与跨境电商企业经济效益李琳(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100091)摘要:文章将结合权变理论和高阶梯队理论,探究高管海外背景对跨境电商上市企业的经济效益影响。研究发现:高管海外背景对跨境电商企业经济效益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同时在区分高管海外教育背景和工作背景后,发现高管海外教育背景起到主要的作用。进一步的,基于权变理论,考虑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研究发现在外部经济形势、政策环境更加不稳定时,高管海外背景对跨境电商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当企业内部高管持股比例更高时,即高管的经济激励动机更强时,高管海外背景对跨境电商企业经济效益的

2、提升作用更显著。关键词:高管海外背景 企业经济效益 经济激励动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一、引言跨境电商快速崛起、高速发展,突破了时空限制,满足了消费者日趋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以独有的优势推动着国际贸易形态的急速转型。跨境电商等贸易新形态对于我国发展转型,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据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1.98万亿元,增长15%;其中出口1.44万亿元,增长24.5%。早在2013年就有相关立法来推动跨境电商的发展,201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启动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的立法进程,上海自贸区成为指定外贸跨境电商试点区域,使得跨境电商的发展有了更好的依托。

3、跨境电商是指不同关境的交易主体,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达成交易、进行支付结算,并通过跨境物流送达商品、完成交易的一种国际贸易活动。跨境电商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其发展机遇表现为拓展了市场边界,其面向的是全球市场;也存在一些挑战,比如通关服务的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完善、结汇方式的优化等。已有大量研究主要从跨境电商的商业模式方面进行研究,例如解决物流困境、优化运作模式、商务信用评价体系建立等。少部分研究关注到了跨境电商企业经济效益的表现,但主要侧重于整体评价,而对跨境电商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因素探究不足,并且更多是对跨境电商贸易的不同环节来进行分析。张永1从分析性的角度强调了人才在跨境电商中的重要性。从公司治

4、理理论出发,大量研究表明高管在企业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影响。从对文献的梳理来看,目前比较缺乏探究高管对跨境电商企业经济效益影响的研究。本文将从权变理论和高阶梯队理论出发,分析高管海外背景是否能够对跨境电商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影响。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海外背景一般指海外教育背景或海外工作背景,其反映了高管受环境影响后的差异性,也体现了在海外学习和工作的知识、经验积累2。从高阶梯队理论认为,高管个体的特质和背景会对企业经营决策和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因此高管的海外经历会对其认知、价值观、文化认同、思维模式等产生塑造和影响,进而可能会影响企业经济效益。从知识积累的角度而言,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或董事由于

5、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或培训,对其个人能力的提高有积极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能够做出更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决策3。跨境电商这种商业模式与传统商业模式对比,其可能需要更多的智力投入,此时高管个人能力直接影响企业发展。海外背景又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其在企业经营中能够产生价值创造。从社会关系积累而言,高管的海外经历能够帮助企业建立更宽广的业务网络,对企业发展具有重要帮助。Giannetti et al.4从海外背景董事出发,发现了海外背景对企业绩效存在重要作用。跨境电商模式面临着多国市场,需要对不同类型市场进行拓展。高管海外背景所积累下的社会关系,可能对于跨境电商企业的业务拓展具有重要

6、帮助,因而可能提升企业经济效益。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经济激励动因视角29DOI:10.16144/ki.issn1002-8072.2023.14.0232023 年第 14 期李 琳:高管海外背景与跨境电商企业经济效益从文化积累角度而言,海外留学或工作是一个接触、学习与适应当地文化的过程,进而高管个体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认知模式可能表现出与西方文化更多一致性5。跨境电商模式所面临的消费者是多元的,其可能有不同文化背景。对于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而言,其有更强的文化认同,这对于其拓展海外市场,制定差异化的经营策略具有重要帮助。因此可能有助于提升企业经济效益。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假设1:在跨境

7、电商企业中,高管海外背景有助于提高企业经济效益高管的努力程度以及其利益与企业的一致性会受到经济激励程度差异的影响,股权激励一种重要的经济激励方式,其会影响高管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现有研究指出,由于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引发了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当管理者与股东经济利益更加不一致时,其可能会提高在职消费、过度投资等方式来实现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6。机会主义行为反映了高管损害企业利益而追求个人经济利益。当管理者与股东经济利益更加一致时,此时高管就会更努力地工作,使得高管个人经济利益和企业经济效益更加一致7。股权激励作为一种有效解决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长期激励机制,其实现了高管经济利益与股东经济利益绑定。

8、叶建芳和陈潇8的研究表明,当高管持股更多的情况下,有助于缓解企业代理问题,进而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根据此前的分析,跨境电商企业的经济效益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高管决策的影响,并且高管的海外背景特质能够发挥对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作用。不仅如此,高管的努力意愿和才能发挥是存在差异的,当高管经济利益与股东经济利益实现绑定时,高管有更强的动机努力工作7。因此高管经济激励能够强化海外背景对跨境电商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作用。为此本文提出假设:假设2:高管经济激励能够强化海外背景对跨境电商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作用,即高管持股比例在两者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包括政策预期、政策执行、政策变更等的不确定性9

9、。企业的经营活动会受到内部治理水平的影响,也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时,在短期内提高企业行为决策的难度,增加企业的运营风险。邓美薇10的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经济效益产生冲击。相比于一般行业,跨境电商贸易会受到更大的政策影响,同时也会受到更强的政策监管11。企业无法改变外部环境和影响外部经济政策的制度,当面临更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企业需要更多地从内部管理、内部决策等做出调整和适应12。因此在企业面临更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高管的个人才能和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更高时,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更显著。为此本文提出假设

10、:假设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够强化海外背景对跨境电商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作用。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两者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三、研究设计(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探究高管海外背景对跨境电商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本文选取48家跨境电商上市企业作为样本,期间为20072020年。中国跨境电商上市企业主要分为三类:(1)利用互联网或移动通信进行产品展示、信息发布及价格指导等商务活动,并部分或全部实现在线撮合、网上交易、在线或移动支付等服务功能的第三方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企业;(2)通过第三方跨境电子商务平台或自有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进行网上交易的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企业;(3)以硬件、软件和网络为基础,向跨境贸易

11、电子商务企业或个人提供全面而有针对性服务支持的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企业。在实证分析中将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财务数据和高管背景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二)变量定义(1)企业经济效益(EB)。企业绩效增长很大程度能够反映其经济效益情况。本文借鉴陈超等13等研究的做法,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营业收入增长率来衡量企业经济效益。具体计算方法为:(当年的营业收入-上一年的营业收入)/上一年的营业收入。企业经济效益(EB)值越大代表经济效益越好。(2)高管海外背景(FB)。代昀昊和孔东民2将海外背景定义为海外工作背景和教育背景。为此本文界定海外教育背景和海外工作背景:当高管拥有海外教育背景时,赋值为1,否

12、则为0;当高管拥有海外工作背景时,赋值为1,否则为0。当高管拥有任意一背景(海外工作背景或教育背景)时,高管海外背景定义为1,否则为0。最后将整个高管团队中海外背景成员占比,来刻画高管海外背景(FB)、高管海外教育背景(FBedu)、高管海外工作背景(FBwork)。(3)高管经济激励(MAGS)。股权激励是一种新型经济激励方式,高管持股越多反映了其受到的经济激励程度越高,这一因为在高管持股比例更高时,其享有的企30研究与探索2023 年第 14 期表2描述性统计变量符号EBFBFBeduFBworkMAGSEPUSIZELEVOUTRBSIEZDUALTOPBANOLDAGEMGender样

13、本数量587587587587587587587587587587587587587587587587均值0.2230.0430.0180.0300.079295.44122.3800.5110.3798.5180.2570.3650.4742.90845.6900.179标准差0.5330.1000.0590.0880.158222.0241.3470.2130.0711.5670.4370.1560.5000.3174.1820.173最小值-0.7270.0000.0000.0000.00082.24518.9780.0530.2864.0000.0000.0650.0001.79229

14、.5000.000最大值3.8941.0000.4001.0000.681791.87426.1911.1910.75015.0001.0000.7241.0003.61159.2501.000中位数0.1380.0000.0000.0000.002181.28722.4210.5130.3339.0000.0000.3540.0002.94446.0000.167表1变量定义名称企业经济效益高管海外背景海外教育背景海外工作背景高管持股比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两职合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企业年龄高管年龄性别比例年度行业符号EBFBFBeduFBwor

15、kMAGSEPUSIZELEVOUTRBSIEZDUALTOPBANOLDAGEMGenderYEARIND变量定义企业当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高管团队中海外背景成员占比高管团队中海外教育背景成员占比高管团队中海外工作背景成员占比高管持股总数除以公司流通股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总负债/总资产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人数比例董事会人数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取 1,否则为 0第一大股东持股数占总股数比例第 2-5 大股东持股数/第 1 大股东持股数企业上市年限高管团队平均年龄高管团队女性占比控制年度控制行业业经济收益分成也更高。当高管持股比例越高时,公司业绩增长所带来的收益与高管收益将会更相关

16、,也意味着高管的努力与自身收益更相关。因此,本文选取高管持股比例来反映其受到的经济激励差异程度,借鉴梅世强和位豪强7的做法,高管持股比例等于高管持股总数除以公司流通股数。(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借鉴饶品贵等12的研究,采用Baker et al.14有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来衡量。Baker et al.14编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应用,其值越大代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本文还对以下变量进行控制,如下表1所示,同时本文还对行业和年度进行控制。(三)模型构建为了检验本文的假设,构造如下模型:EBi,t=0+1FBi,t+2SIZEi,t+3LEVi,t+4OUTRi,

17、t+5BSIZEi,t+6DUALi,t+7TOPi,t+8BANi,t+9OLDi,t+10AGEMi,t+11Genderi,t+YEAR+IND+i,t模型1EBi,t=0+1FBi,t+2MAGSi,t+3MAGSi,tFBi,t+4SIZEi,t+5LEVi,t+6OUTRi,t+7BSIZEi,t+8DUALi,t+9TOPi,t+10BANi,t+11OLDi,t+12AGEMi,t+13Genderi,t+YEAR+IND+i,t模型2EBi,t=0+1FBi,t+2EPUi,t+3EPUi,tFBi,t+4SIZEi,t+5LEVi,t+6OUTRi,t+7BSIZEi,t+

18、8DUALi,t+9TOPi,t+10BANi,t+11OLDi,t+12AGEMi,t+13Genderi,t+YEAR+IND+i,t模型3四、实证分析(一)描述性统计本文实证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对48家跨境电商上市企业的数据整理后一共获得了587个观测值,根据描述性统计结果,企业经济效益(EB)的均值为0.223,平均而言营业收入增长率为22.3%,整体来看跨境电商企业的业绩增长较快。高管海外背景(FB)的均值为0.043,说明海外背景高管平均占比为4.3%。海外教育背景(FBedu)和海外工作背景(FBwork)的均值分别为0.018、0.030。其他相关指标均在合理范

19、围内。(二)回归分析在跨境电商上市企业中,探究高管海外背景这一特质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表3是回归分析结果,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经济效益(EB),解释变量为高管海外背景(FB)。在表3的第(2)和第(3)列分别是高管海外教育背景、高管海外工作背景作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在第(1)列中高管海外背景(FB)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经济效益能够产生提升作用。在对海外背景细分后发现,海外教育背景(FBedu)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海外工作背景(FBwork)的系数虽然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对于跨境电商企业而言,高管的海外教育背景能够起到经济效益的改善作用,而工作背景并不显著。可能是由于相比

20、于工作经历而言,在教育经历相对更加完善以及具有连续性,同时也更加集中,这对于高管知识的积累和认知的塑造可能影响更深,因而教育背景能够在企业效益中发挥更显著的作用。(三)经济激励动因分析:高管持股比例股权激励是一种通过经营者获得公司股权形式给予企业经营者一定的经济权利,使他们能够以股东的身份参与企业决策 分享利润 承担风险,从而勤勉尽责地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服务的一种激励方法。李从军15的研究指出,股权激励是一种新型经济激励方式,它可以将312023 年第 14 期李 琳:高管海外背景与跨境电商企业经济效益表5高管海外背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经济效益变量FBEPUEPU*FB常数项YEARIND

21、N调整的 R2(1)EB0.738*(2.009)-0.0002(-1.159)0.00786*(1.903)-0.162(-0.302)是是5870.072员工报酬与公司股价紧密联系,有助于培养员工忠诚度、加强公司的内部管理与监督。高管持股反映了对高管的经济激励差异,当持股比例较高时,高管会享有企业更高比例分成的经济收益,那么这种经济激励会促使高管更加努力地工作,更大限度地发挥其聪明才智。高管海外经历是管理者更高知识、技能、管理能力等的体现,在更高激励动因下,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会更显著。为了考察经济激励动因在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经济效益两者之间的作用,将以高管持股比例来刻画其受到

22、的经济激励程度,运用模型2来进行检验(见表4)。在模型2中,解释变量为企业经济效益(EB),主要解释变量为高管海外背景(FB)以及高管持股变量(MAGS),重点观察高管海外背景(FB)与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表4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高管海外背景(FB)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此时高管海外背景(FB)与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正。这一结论表明高管的经济激励会显著影响其努力程度,具体表现为在经济激励强化了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作用。(四)外部经济环境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经济效益和外部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当外部的经济环境、政策环境更加不稳定时,企业的经营决策难度更大,此时对管理者的考验

23、更高。高管海外经历是企业核心人力资本的重要体现,其反映了高管的决策智力、经验、能力等,当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更高时,此时更需要发挥高管的才能,使企业做出一定的投融资调整决策来适应和应对外部经济政策不确性。本文认为当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更高时,高管的海外背景这一特质更有助于帮助企业做出更有效的决策,进而提升企业经济效益。本文借鉴饶品贵等12研究,采用Baker et al.14有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来衡量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主要通过模型3来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发挥调节作用,在模型3中,重点观察高管海外背景(FB)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PEU)交互项的回归系数。表5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

24、到高管海外背景(FB)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高管海外背景能够提升跨境电商企业经济效益。此时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正,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发挥了正向的调节作用。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强化了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作用。(五)稳健性检验(1)采用CEO海外背景重新检验。本文此前对高管表3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经济效益变量FB FBedu FBworkSIZELEVOUTRBSIEZDUALTOPBANOLDAGEMGender常数项YEARINDNAdj-R2(1)海外背景EB0.409*(2.067)0.0377*(1.966)0.106(0.657)-0.178(-0.405)0.0150

25、(0.861)0.120(1.540)-0.357(-1.640)-0.0328(-0.504)-0.128(-1.094)-0.001(-0.0522)-0.128(-0.962)-0.173(-0.319)是是5870.071(2)海外教育背景EB1.324*(2.651)0.0341*(1.812)0.153(0.968)-0.386(-0.866)0.0153(0.882)0.135*(1.793)-0.370*(-1.681)-0.0314(-0.484)-0.102(-0.895)-0.001(-0.177)-0.205(-1.519)0.00752(0.0136)是是5870.0

26、83(3)海外工作背景EB0.0568(0.296)0.0435*(2.174)0.0640(0.388)-0.159(-0.355)0.0166(0.945)0.133*(1.665)-0.334(-1.546)-0.0286(-0.442)-0.147(-1.231)-0.001(-0.115)-0.0887(-0.653)-0.236(-0.433)是是5870.066表4高管海外背景、高管经济激励与企业经济效益变量FBMAGSMAGS*FB常数项YEARINDNAdj-R2(1)EB0.336*(1.894)0.0324(0.247)0.679*(2.194)-0.259(-0.466

27、)是是5870.07232研究与探索2023 年第 14 期海外背景(FB)是基于整个高管团队,即海外背景高管成员在团队中的总占比。已有相关文献指出CEO是高管团队中的核心成员,其主要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决策。因此将以CEO是否具有海外背景来对此前的研究结论进行检验。当CEO具有海外背景时,则对应变量值取1,否则为0。因此产生CEO海外背景变量,FBCEO、FBeduCEO、FBworkCEO,分别代表CEO海外背景、CEO海外教育背景、CEO海外工作背景。在替换成CEO海外背景后,依然发现FBCEO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跨境电商企业中,CEO海外背景能够提升企业经济效益。在区分海外教育背景

28、和工作背景后,依然发现CEO海外教育背景与企业经济效益显著正相关,而CEO海外工作背景不显著。这与前文的研究结论一致,说明本文的研究结果是稳健的。(2)剔除2007年金融危机的影响。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致使世界上很多国家产生了流动性限制,并使整个全球宏观经济大环境陷入低迷状态,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外贸投资也受到的巨大的影响。韦永贵和李红16在研究外贸投资时对2007年金额危机的影响进行了剔除。本文参考其做法,用剔除金融危机时段(2007年、2008年、2009年)后的数据进行重新回归。在剔除金融危机时段数据及控制相关变量后,依然发现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经济效益正相关,同时高管

29、海外教育背景的回归系数限制为正,而高管海外工作背景则不显著,说明相比于工作背景,高管海外教育背景对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更显著。因此,再次验证了前文结论的稳健性。五、研究结论本文基于跨境电商商业模式,探究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通过选取48家跨境电商企业为样本,基于多元回归检验具有如下发现:第一,高阶梯队理论认为高管的背景特质会显著影响其决策,进而影响企业价值,在跨境电商样本中,发现高管海外背景能够提升企业经济效益,并且这一结论在替换为CEO高管后依然成立。第二,相比于海外工作背景,海外教育背景对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更显著。第三,从企业内外部经济因素检验发现,高管经济激励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30、均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强化高管海外背景对跨境电商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作用。参考文献:1 张永.适应区域经济的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绩效评价 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2,44(S1):184-186.2 代昀昊,孔东民.高管海外经历是否能提升企业投资效率 J.世界经济,2017,40(01):168-192.3 Shane S,Khurana R.Bringing Individuals Back in:The Effects of Career Experience on New Firm Founding J.Industrial and CorporateChange,2003,12(3),pp

31、.519-543.4 GiannettiM,LiaoG,YuX.TheBrainGainofCorporate Boards:Evidence from China J.The Journal ofFinance,2015,70(4),pp.1629-1682.5 淦未宇,刘曼.海归高管与企业创新:基于文化趋同的视角 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2,24(1):92-106.6 翟胜宝,徐亚琴,杨德明.媒体能监督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么?J.会计研究,2015(5):57-63+95.7 梅世强,位豪强.高管持股:利益趋同效应还是壕沟防御效应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J.科研管理,2014,

32、35(07):116-123.8 叶建芳,陈潇.我国高管持股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一项来自高科技行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J.财经问题研究,2008(03):101-108.9 Feng Y.Political Freedom,Political Instability,andPolicy Uncertainty:A Study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Private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InternationalStudies Quarterly,2010,45(2):271-294.10 邓美薇.经济政策不确定

33、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来自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J.工业技术经济,2019,38(2):97-106.11 徐磊.后政策红利时代海关监管制度对跨境进口电商的影响及建议 J.中国流通经济,2018,32(3):52-61.12 饶品贵,岳衡,姜国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研究 J.世界经济,2017,40(2):27-51.13 陈超,赵武阳,潘晶晶.研发投入、融资能力与公司业绩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大样本证据 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4,26(3):1-11.14 Baker S.R Bloom N,Davis S.J.Measuring EconomicPolicy Uncertainty 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16.15 李从军.我国推广股权激励制度的约束条件与完善建议 J.投资研究,2007(9):11-13.16 韦永贵,李红.信仰的力量:东道国宗教信仰会影响中国OFDI吗?J.南方经济,2019(2):108-128.(编辑 彭文喜)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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