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牙藏毯的传承生态与文化记忆.pdf

089加牙藏毯的传承生态与文化记忆一、加牙藏族织毯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加牙藏毯因主要产自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的加牙村而得名，属手工栽绒毯。2006年，加牙藏族织毯技艺被列入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次年，杨永良被评为该遗产项目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杨氏祖辈会织粗布，祖上杨正泰弟兄4人于明末清初之际由南京随军迁居加牙村，自杨正泰之孙杨喜章开始，以织作毛席、褐衫、马褥毯为生，家族织毯技艺传承至今已有7代。加牙藏族织毯技艺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历了诸多转变。例如，手工艺人在对经、纬纺线原料的选用上，经历了毛质线向棉质线的转变，但绒线的材质却始终延续着选用藏系羊毛的特点；在对纺线加工方式的改进上，先后经历了从手工纺线向木质纺车（半手工）纺线再向纯机器纺线转变的过程；染料、染色方法以及编织工具的取舍也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但编织工艺却始终延续着以“8”字扣为代表的手工技法的精髓。笔者把加牙藏族织毯技艺中纺线工具的转变大致划分为3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前的手工阶段，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之间的半手工（或称转型）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的机器阶段。由此概括其工艺流程各环节的发展脉络如下（表1）。加牙藏毯起初主要用于满足塔尔寺及周边各农牧区的日常需求，其产品类型主要为实用性较强的生活用具及宗教用品。受社会生产力及生产工具的限制，无论是原材料的准备还是藏毯的编织都处于手工制作阶段。20世纪50年代80年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市场供需关系的转变，加牙藏族织毯技艺进入转型阶段，例如手工纺线转变为纺车纺线，瓷缸染转变为铁锅染等，大大提升了生产与制作效率。20世纪80年代以后，加牙藏毯随中国手工地毯产业一起打开国际市场，现代工业技术的革新，为加牙藏毯的生产提供动能，极大程度上带动周边经济迅速发展，但新技术在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为传统加牙藏族织毯技艺的传承与保护带来挑战。以青海圣源地毯【摘要】2006年，有着数百年发展历史的加牙藏族织毯技艺被列入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牙藏毯曾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国际贸易舞台上大放异彩，但进入21世纪以来，其发展却进入瓶颈期，结合技艺传统与当下需求进行创造性转化迫在眉睫。梳理加牙藏族织毯技艺的历史脉络、工艺流程、织毯技艺（原料、工艺等）与文化记忆（色彩、图案等）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能够发现“双旧式”“旧技新样式”“双新式”“新技旧样式”四种创新方式。应通过平衡传统技艺、文化记忆与经济效益三者之间的关系，实现传统技艺类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关键词】加牙藏毯；传统技艺；文化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发展张 超加牙藏毯的传承生态与文化记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2024年第2期090集团有限公司的发展为例，藏毯制作从原料加工到编织已形成的机械化生产模式，不断冲击着手工织毯技艺的生存与发展。杨永良作为该厂的技术顾问曾表示：“就拿织毯子的纱线来说，现在纱线厂机器纺的纱线，品质好颜色也正，大工厂更用不上这门手艺，可是传统的捻线（纺线）不能放弃。”加牙藏毯的工业化生产需要依托加牙藏毯技艺在数百年传承中保留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因此，加牙藏毯的制作在20世纪80年代后，实际形成了全流程机械化生产、半机械化生产（染色、纺线等原料加工机械化但仍采用人工的编织技术）和全流程手工生产三种模式。工厂普遍采用前两种，特别是全流程机械化生产模式已实现规模性生产。而以杨永良为代表的加牙藏族织毯技艺的传习者则普遍采用后两种，特别是半机械化的生产模式，以平衡技艺传承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全流程手工生产模式因制作时间、精力、成本等要素的投入与产出比较低，仅在个别客户提出明确要求时才会采用。笔者将加牙藏族织毯技艺从开始制作到完成需要的三个主要步骤，即原料加工准备、编织和平修的具体工艺流程梳理如下。（一）原料加工准备原料加工是加牙藏族织毯技艺最初的准备阶段，分为选毛、撕羊毛、纺线、洗线、染色等步骤。1.选毛加牙藏毯的纺线分为经线、纬线和绒线三种，其材质有毛线和棉线两种。毛线原料全部来自青海出产的藏系羊毛，毛质纤长柔软，色泽光亮，不仅具有较强的弹性，而且油脂含量较低，出线率较高。最初加牙藏毯的经线、纬线与绒线均就地取材，使用羊毛制作，但毛质经线的成品质量较为粗糙，织出的图案存在变形的情况；20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使用棉质经线，改善图案质量；20世纪80年代前后，经线与纬线均换为棉质，韧性增强，加牙藏毯的整体精细程度得以提升。随着工艺进步及顾客需求的变化，约从工艺 时间20世纪50年代前20世纪50年代80年代20世纪80年代后原料纺线毛经、毛纬、毛绒棉经、毛纬、毛绒棉经、棉纬、毛绒染料矿植物染料矿植物染料、工业染料工业染料工艺工具纺线手工纺线（打拨吊石、线杆）木质纺车纺线（半手工）机器纺线染色缸染法锅染法工厂独立加工编织木机梁木机梁、铁机梁铁机梁织法重叠连环扣、“8”字扣“8”字扣、马蹄扣“8”字扣、马蹄扣成品功能突出实用性兼具实用性与装饰性兼具实用、装饰、收藏等多重特性样式生活和宗教用品，如炕毯、坐垫、马褥毯、柱毯等日用品、装饰品，如汽车坐垫、沙发椅垫、仿古毯等表1 加牙藏族织毯技艺的发展脉络091加牙藏毯的传承生态与文化记忆20世纪90年代开始，加牙藏毯的绒线中也会加入棉丝等材料，当地称这种材质的绒线为“毛加丝”。这类材质的绒线可以织出更加精细的毯子，但因“毛加丝”质毯面相较于纯毛质毯面而言更易磨损且修复难度和制作成本都比较高，所以产品整体数量较少，仅限客户定制，并不量产。2.撕羊毛加牙藏毯开始编织前首先需要通过撕羊毛的方式将羊毛打散，清除掉其中掺杂的大量碎石、沙子等杂物后在太阳下进行晾晒。20世纪80年代后，这一环节由人工处理过渡为机器生产。但在纺线的需求量较小或羊毛整体数量较少时，传习者仍会通过人工撕羊毛的方式对原材料进行初步处理。3.纺线纺线工艺先后经历了从手工纺线、木质纺车纺线向机器纺线的转变。手工纺线阶段主要采用打拨吊石和线杆纺线的方法。所谓打拨吊石，即选取牛前腿小腿部的主骨，在骨杆中间钻孔后插入短木杆，使木杆与骨头形成“丁”字形，纺线时，拨转牛骨，以此反复。这种纺线速度较慢，但纺出的线比较结实。线杆纺线的原理同打拨吊石类似，但整体纺线速度却在原基础上提升近一倍左右。随着加牙藏毯产品需求量的增加，手工纺线的出线率不能满足加牙藏毯编织过程中对于纺线数量的要求，加牙藏毯的纺线方式逐渐由手工纺线过渡到木质纺车纺线的半手工阶段，通过双手配合脚踩踏脚板的纺线方式，纺线速度得以加快。20世纪80年代后，各大地毯厂开始逐步进入机器纺线阶段，从松散羊毛转化为毛线的纺线过程全部由机器取代人工，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据杨永良介绍，手工纺线阶段一人一天平均只能纺出12斤毛线，而机器纺线则将效率提升了近百倍，极大程度节省了人力物力资源。虽然采用机器纺线所纺出的毛线较为松散，但质量在使用的标准范围之内，较手工纺线区别不大。自20世纪80年代经纬线全部替换为成品棉线后，加牙藏毯成品所用的棉质经纬线和毛质绒线绝大部分都为机器纺织。4.洗线将纺好的毛线以四根为一股缠绕在工字拐上，每百圈为一把，缠好后进行清洗。待毛线中所存的油脂污渍清洗干净，放在太阳下晒至七分干，才能进行染色。5.染色染色仅染绒线，染色时需注意染料和染色方法两方面。染制前需按绒线毛色的深浅区分把数，色深的染成黑色，白色的根据需要染成其他颜色。20世纪50年代前，加牙藏毯多用植物作为染色原料，如当地核桃皮染黑色，大黄染黄色等（图1）。80年代后，杨永良在大多数情况下会直接在五金店购买天津化工厂染料包（图2），不仅丰富了染料的色彩选择，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植物染料掉色率偏高等问题。染料准备妥当后放入瓷缸或铁锅（铁锅温度较瓷缸更图1 植物染色原料（作者拍摄，2020年）图2 天津化工厂染料包（作者拍摄，2020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2024年第2期092高，染色速度能提升3倍左右）中，将毛线由深至浅进行煮染。6.二次洗线上色成功后，经过清洗去除毛线表面的浮色，静置晾干即算完成基本的原料加工和准备工作。（二）编织编织阶段是加牙藏族织毯技艺最重要的环节，涉及工具的选用和特色工艺的传承。1.工具包括剪刀、刀子、耙子、机梁。加牙藏毯编织时所需用到的织机称为机梁，一般由把柱、梁、坎和橧棍几部分组成。据统计，加牙村在20世纪80年代前，均使用木机梁，大小不一，通常高约2.5米，宽约1.7米（图3）。1985年前后，开始出现铁机梁，它相比木机梁来说更加灵活方便，无须频繁转动，省时省工，根据织毯需求也会有大小区分（图4）。2.编织加牙藏毯的编织工艺主要有重叠连环扣、“8”字扣和马蹄扣三种。重叠连环扣的工艺编织速度较快，但毯面精度较低，现在已不再使用（图5）。“8”字扣工艺需要经历上经线、挽橧、锁边、打虚、编织绒线、打纬线等步骤，是从重叠连环扣工艺演变而来（图6）。编织时在机梁上放好经线、橧棍，编织时左手拿线头，右手握刀，将线头围绕着前后两根经线环绕一个“8”字扣后便割断线头，以此反复，形成毯面。这一工艺的改进为加牙藏毯的编织创造了更多操作空间，无论是毯面图案的呈现还是毯子整体的精细程度都较之先前有了很大提升。马蹄扣工艺较重叠连环扣和“8”字扣来说更为紧密结实，但耗时较长（图7）。现代加牙藏族的制作主要采用“8”字扣编织，但边缘处会用马蹄扣的工艺增加立体感。（三）平修平修是加牙藏族织毯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即待藏毯编织完成后，用剪刀将毯面剪平，除去杂色线，旋出花纹，使花样呈现出立体感。平修完成后下架即算一件藏毯正式完成。平修工艺还延伸出了加牙藏毯的修补技术，即藏毯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出现破损，可进行后期修补。修补工艺的难度较大，不仅需要熟练掌握编织工艺，还要有丰富的修补经验。杨氏家族的修毯技艺堪称一绝，不论是磨损还是火烧等损伤，都能修制如初。但由于修毯技艺的操作难度较大，而实际修补机会相对较少，这一技艺面临失传的危险。二、加牙藏毯的文化记忆加牙藏族织毯技艺作为一种活态传承至今的手工技艺，其发展在顺应历史潮流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加牙村乃至青海省历史文化的发展轨迹。考虑到保护当地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青海省相关部门通过对非遗技艺的认定和保护，及对拥有高超技艺的传承人的扶持，在政府层面引导和保障非遗项目的活态传承。2009年由青海省文化图4 杨永良在铁机梁上织毯（作者拍摄，2020年）图3 小型木机梁（作者拍摄、绘制，2020年）093图7 马蹄扣（作者绘制）图6“8”字扣（作者绘制）图5 重叠连环扣（作者绘制）指在三蓝色中加入红绿色等。在艺术领域，人们通常认为色彩艺术是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而产生的，生活在不同地域、浸润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对于色彩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各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本民族对于色彩的认识，并赋予其丰富独特的精神内涵，使之成为一种反映民族信仰与情感的艺术符号。一个民族对于色彩关系的规律性运用，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成为本民族自身文化记忆与情感表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加牙藏毯中的色彩运用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各消费群体的民族审美和文化追求。以藏族的藏毯订单为例，藏族色彩审美中的色彩明度较高，惯用红绿、黑白、黄紫等色彩作为搭配，其配色规律的形成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有学者指出，藏族早期色彩审美是本民族在明朗大气的生活环境下加牙藏毯的传承生态与文化记忆厅支持、湟中县文化局投资，杨永良为主要负责人，在西宁市湟中区加牙村成立“加牙藏族织毯技艺传习所”。杨永良也在总结多年实践和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编写了加牙藏毯传承培训教案，每年无偿培训学员数十人。青海省各级人民政府还通过给予专项扶持资金、扩大宣传与交流等方式积极推动加牙藏族织毯技艺的传承和发展。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是对非遗项目文化属性的保护，也为进一步激活其经济属性奠定了基础。加牙藏毯作为藏毯的一种产品形式，可以为从业者及周边地区带来一定经济效益，其生产与制作也会随着现实需求与时代发展而演变。作为充分参与民众生产生活实践的藏毯产品，其外在形态必然受到消费群体审美需求的直接影响，而审美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消费群体的文化记忆与情感表述。加牙藏毯毯面所呈现出来的色彩、图案、构图等设计要素，受到当地以藏族、回族和汉族为主要消费群体的需求影响。加牙藏毯图案与色彩的选择是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具有独特民族情感的思维定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加牙藏毯的发展历程也成为这一类传统技艺乃至当地社会、文化发展史的缩影。本文以传习所内存藏的加牙藏毯作为考察对象，并依据杨永良讲述的以往订单要求和制作经验，分别从色彩与图案两方面对消费者审美需求与文化记忆之间的关系进行阐释。（一）色彩藏族藏毯订单的色彩较为艳丽，多以红绿色系为主。回族消费者偏好的藏毯则较为素雅，多为蓝色系，如以深蓝、中蓝和浅蓝为主体的三蓝色，或三蓝加白而成的白三蓝色。汉族消费者所订藏毯的色彩较为自由，多为驼色系或石青带彩色系。所谓石青带彩，即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2024年第2期094对于大自然中色彩的模仿和再现，以红色象征太阳，白色象征白云雪域，蓝色象征天空，绿色象征大地，而后色彩在自然崇拜的模式下被赋予不同的表征意义，并逐渐形成固定的色彩偏好，之后又随着民族文化交流与宗教文化的发展进一步演化，成为民族文化象征和民族心理认同的艺术载体。由于感官长期处于高纯度的色彩下会引起视觉的疲劳与视神经的紧张感，因此，藏民的色彩运用区别于简单的纯色并列排布，在纯色之间巧妙运用无彩色或复色作为色彩间的过度和间隔，或运用同类色形成色梯排比分布，以寻求视觉上的平衡。久而久之，在千百年来的视觉经验与色彩感知的积累下，逐渐形成一种固定的色彩搭配方式，并将其运用至生活的方方面面。加牙藏毯中藏族订单的色彩需求正是本民族文化记忆与情感表述的直接体现。回族受本民族历史发展及伊斯兰文化影响形成以白色、蓝色或绿色为主体的色彩习惯。汉族受五行思想的影响形成五色体系，将时空体悟同色彩相连，亦把人伦尊卑同色彩相连。历代根据五行轮回的观念性、阐释的伦理性和象征的神秘性而又有各自不同的主题色彩。五行色彩体系不仅深入宫廷，也深入民间，成为民众的一般知识背景和思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图案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图案艺术同色彩艺术一样，与人类文化的起源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而后通过图与物的结合延伸至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各民族文化记忆和情感表达的直观映射。加牙藏毯中的传统图案根据其消费群体可分为三大类：一是以藏传佛教文化为主体的藏族订单，通常含藏八宝、万字纹等元素；二是以伊斯兰文化为主体的回族订单，通常突出山水花木，而不能出现人物或动物形象；三是受儒释道文化影响，展现多元吉祥文化信仰的汉族订单，通常会突出龙凤、琴棋书画、牡丹团花等元素（表2）。传统图案艺术作为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具有强烈表现性的艺术符号，在注入本民族价值观念的同时，又积极吸收和消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从而成为反映本民族心理、地理和生理特征的文化瑰宝。加牙藏毯中藏八宝的形象最初是印度早期的供物和国王加冕时获赠的礼物，随着佛教的传入与藏族本土文化相融合，成为藏传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先民将其形象进行艺术处理，凝练为各式图案，并通过与物的结合，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追求。与此相类似的还包括藏族图案中日、月、“卐”等形象，都是苯教与佛教相融合的结果。湟中地区作为多民族聚居区，区域内各民族在频繁的交往中逐渐形成共生共存的格局，所产加牙藏毯的形制除了具有各民族鲜明的文化特点，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多民族文化交融带来的创造力和创新性。如在色彩搭配方面，回族订单同样会选用驼色系地毯，汉族订单也会考虑红色系地毯；在图案选用方面，汉文化中的“蝙蝠”“团花”等吉祥图案被加牙村周边的少数民族纳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汉族也会将“卐”字纹等藏文化元素融入本民族传统图案中加以运用。位于加牙村附近的塔尔寺是中国西北地区藏传佛教的活动中心，寺中大量使用“龙包柱”，无声记录着汉、藏两族文化交融的历史。杨永良在1992年和1993年为青海省海东市树尔湾清真大寺编织的20多条团花藏毯，成为回、汉两族文化相融合的见证。加牙藏毯中色彩、图案的灵活组合和运用不仅成为各消费群体民族精神与思维定式的直观反映，还承载着这一地区民族交融与发展的历史记忆。最终，地域及民族文化相关的记忆、情感通过与加牙藏族织毯技艺的结合，得以延续和呈现。杨永良曾表示：“虽然现在织毯子织得少了，但是以前经常织的那些个花纹、手法，现在闭着眼睛也能织出来，这些东西就像印在我的心里，一辈子也忘不掉。”对于杨永良来说，加牙藏族织毯技艺蕴含着他的许多情感，包括对藏毯的，也包括对祖辈的。村庄的历史与时代记忆以加牙藏毯作为物质载体得以世代传承。藏毯上的图案和绚丽的色彩，通过织毯人的手艺，呈现出当地居民对于历史与文化的深刻记忆和对于美好生活的永恒追求。这种记忆与追求是祖辈对于晚辈们的殷切期许，也是当代095加牙藏毯的传承生态与文化记忆图案名称实物照片藏八宝：法轮、宝伞、莲花、白盖、金鱼、法螺、宝瓶、盘长（绘制时可呈偶数出现，也可单独出现）龙凤呈祥松鹤延年 琴棋书画 团花 桃榴寿柿 轱辘景、八瓣梅、尖瓣景、毛细景 玫瑰景、海棠景、满天星 回纹、拐子纹、氆氇纹、寿字纹 表2 传习所展示的加牙藏毯代表性图案（作者拍摄，2020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2024年第2期096人对于后代人的殷切祝愿。传统技艺所蕴含的工艺演变和设计元素已逐渐成为某一民族与地域历史文化的载有者。传统技艺作为一种活态传承的文化形式，其技艺流传范围内的受众群体都是这一文化形式的参与者，共享着文化记忆，同时也成为相关历史的讲述者以及民族文化基因的继承者。加牙藏族织毯技艺不仅是杨永良个人的情感记忆或是杨氏一族的家族记忆，更是加牙村乃至西宁地区对于青藏高原各民族繁衍生息的文化记忆与时代记忆。这种情感上的记忆与表述通过杨氏家族的织毯技艺得以物化展现，并随着技艺的活态传承世代服务于大众，在满足一定区域内消费群体物质精神双重需求的同时也为技艺从业者带来一定经济效益。三、加牙藏毯的创新发展“姑娘嫁到加牙里，不捻线着做啥哩”，加牙村因加牙藏毯而远近闻名。仅1983年，加牙村就有533户人家从事地毯编织，占总户数的83%，有自制木机梁761架，年加工藏毯10660条，折合18122平方米，产值达435万元，利润为80万元，平均每户产量34平方米，获利1500元。市场的旺盛需求从家庭作坊式的生产经营模式中催生出了现代企业，改革开放之初，加牙村开办了村办的加牙地毯厂，他们的产品经省外贸公司出口到国外，深受外商的欢迎。然而，21世纪以后，加牙藏毯的产业发展却逐渐走向衰落，大量家庭生产作坊和地毯厂处于倒闭或停产状态。加牙藏毯产业衰落的原因可大致归结为短视的利益观和手工的局限性两方面。部分工厂为在短期内迅速获得大量经济收益，通过一系列方式压缩制作成本，进行大批量生产，导致加牙藏毯质和量之间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对加牙藏毯的产品信誉及品牌形象造成损害；传统织毯技艺学艺周期较长，从零基础到完全掌握织毯流程至少需要两年时间，而从会织毯到织好毯又需要更多的时间与历练。本地市场基本处于饱和状态，而外地市场竞争压力较大，这导致从业者学习织毯技艺、具体织毯时长和织毯收益之间存在不对等的关系。加牙藏毯作为兼具文化和经济属性的传统手工艺产品，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也曾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国际市场大放异彩，如今发展面临瓶颈，需进一步思考传统技艺、文化记忆与经济效益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或许是解决好统技艺创新发展的关键。首先，加牙藏毯传统技艺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加牙藏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是产品数量提升后质量却大幅下降，加牙藏毯产品的市场口碑受损，出现供需关系中“质”与“量”的不平衡。在供给侧，从“量”的转变来看，其根源是由于传统手工制作无法适应大规模现代工业与市场经济的转变，那么提升生产与制作效率，满足市场供需关系，从而获取更多经济效益无疑成为从业者的首选。上文所述染料、纺线工具，乃至机械式编织地毯的转变大都出于此目的。这是传统技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自我发展，也是从业者为满足自身经济需求而进行的自我探索与实践。从“质”的转变来看，现代工业的介入是时代发展下的必然选择，但人仍是掌握技术的主体。产品“质”的保障，应考虑其中人的因素，如制作环节中原料选用与染制时间的相关标准及考核制度应进一步完善等。在需求侧，产品的生产数量与制作方式应该根据市场受众群体的具体需求灵活调整。传统技艺传承最大特点在于其以人为本的活态性，以加牙藏族织毯技艺为代表的传统技艺若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然要解决从业者的经济需求。而由于传统技艺学习周期较长，难度较大，目前普遍存在从业者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的情况，继而出现后继无人、原手工从业者因生计转行等现象。要想在最大范围内实现从业者付出与收入的平衡，就必然使传统工艺的生产与制作随时代和生活而演进。也就是说，无论是规模化生产追求“质”与“量”的平衡，抑或是保障从业者付出与收入的平衡，都导向传统技艺创新发展这条路径，也是对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具体践行。其次，传统技艺与文化记忆之间的关系。加牙藏族织毯技艺浓缩着当地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产品的装饰元素及搭配规律也已经成为相关社区、群体文化记忆与情感表述的直观映射。因此，加牙藏097毯的外在表现形式及其实际销售量受到消费群体物质及精神层面双重需求的影响。能否适应、如何适应这双重需求的时代变化，是加牙藏毯技艺传承和产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难题。通过对加牙藏毯传承生态的梳理，可拆分出技艺演变过程中的两条路径，即工艺流程和设计理念。从工艺流程的发展来看，加牙藏毯织毯工具从简单的手作工具、木质纺车向机械生产转型，产品样式由最初的坐垫、炕毯演变为汽车坐垫、沙发椅垫等现代日常生活消耗品，与时代的变化密切相关。但在产品设计环节，各民族有其特定的色彩与图案选择，这种选择背后蕴含了各族人民在各自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对本民族的文化的记忆与情感。随着销售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市场受众及其需求有所转变。而从业者自身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已于脑海中形成一种特定生活区域内的文化定式，仅凭其一己之力很难快速且准确地适应市场的转变，因此需要多方介入，协同发展。笔者认为在传统技艺创新发展的要求下，工艺的创新与色彩、图案的创新应分开来看。工艺当随时代进一步发展，而色彩、图案等承载地域文化记忆的文化资源则应做进一步的挖掘和梳理。当然，工艺与时俱进的前提也是历史脉络的梳理。以加牙藏族织毯技艺为代表的传统技艺类项目，应该在做好抢救性记录工作的基础上，厘清技艺流程及脉络，进一步挖掘其背后所蕴含的区域文化内涵，以确保这一项目所具有的文化属性得以活态延续。随后，当人们以礼赞的态度对待这类文化资源的再生利用时，可进一步激活非遗项目的经济属性，以求达到传统技艺、经济属性与文化属性的平衡统一。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根据藏毯传习所现有订单情况，从加牙藏族织毯技艺的工艺制作和产品设计两方面切入，将该非遗项目的创新形式分为以下四种：双旧式、旧技新样式、双新式、新技旧样式。1.双旧式具体是指工艺制作过程中的材料、工具、织法、样式及产品设计中色彩图案的运用均采用当地历史上最常见、最传统的样式。其中，传统工艺流程的具体复原程度也可根据消费者需求进行灵活调整，如绒线染料的选择、纺线材质的选择等。“双旧式”产品是对地方历史文化记忆的再现，于文化享有群体而言，是对共同体认同感的维系；于其他消费者而言，是对历史人文情怀的追求，具有极高的文化与收藏价值。同时，传统工艺的复原与再现也是非遗历史性与活态性特征的具体表现，对同类型文物的鉴定与修复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2012年，杨永良加入藏毯协会，对青海省博物馆内出土的毛纺织物进行种类和年代鉴定，会同相关专家确立了当地毛纺织物出土文物的判断标准，以传统技艺活态传承的形式为该区域内的文物收藏、鉴定和修复提出了宝贵意见。但从经济角度来说，这类产品的制作周期较长，难度较大，成本及实际销售价格较高，实用性较弱，仅适用于定制或极少量的生产制作。2.旧技新样式具体是指采用传统的工艺制作流程，但产品设计中的色彩与图案可根据时代及受众群体的需求进行转化。一般表现为对传统色彩与图案的再设计，或完全采用现代装饰效果。“旧技新样式”的产品形式从工艺制作层面来说，同“双旧式”产品的制作周期与难度类似，均属于传统工艺的历史再现。这类产品对于研究技艺本身具有重要价值，兼具实用性、装饰性与收藏性。但其制作成本及实际售价较高，受众市场较小，同样较适用于高端产品的定制。相比“双旧式”产品来说，“旧技新样式”更具时代审美特征，是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一种大胆尝试。3.双新式具体是指完全采用现代化工艺与现代设计，在降低工艺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迎合消费者的时代审美和生活需求。其优势在于，制作周期较短、成本和实际售价较低、能够大批量生产、图像设计更具时代性，比较易于被市场接受。但批量生产也会导致前文所述“质”的下降。不过，由于实用性与时代性的突出展现，虽然产品使用寿命相对较短，但整体性价比较高，是时代发展下传统技艺演进的现实选择。4.新技旧样式具体是指材料、工具、织法等流程均采用现代工艺以实现效率最优化，但产品设计中色彩与图案等带加牙藏毯的传承生态与文化记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2024年第2期098有文化记忆的设计元素保留传统形式。由于现代工艺的介入，这类产品的整体制作成本会有所下降，其实际售价也会相应降低，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消费者对于性价比的追求，在突出实用性的基础上实现精神消费与物质消费的双重统一。需要强调的是，无论工艺制作还是产品设计，二者创新的前提均在于“守正”，即在保证传统技艺流程与其历史文化记忆有序传承的基础上，再进行时代性的转化。对加牙藏族织毯技艺的保护，应在确保日常传承教学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抢救性记录工作。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寻求社会各界的协同合作，如设计环节的具体创新程度需要专家、学者与设计师的多方介入，挖掘并呈现其所蕴藏的历史文化内涵。在保护利用和融入现代生活时需要把握好尺度和分寸，也就是“介入的尺度”，以便设计师在不损害其文化属性的前提下进行设计元素的提取与重组，以应对当下社会发展的不同需求。小 结2021年6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调研时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加牙藏族织毯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杨永良说：“你这个手艺很珍贵、很有意义，一定要传承弘扬好。”起源于明末清初的加牙藏族织毯技艺，在原料、工艺、工具等方面都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历着不同程度的改变。该遗产项目在当下仍然服务于加牙村及其周边区域民众的日常生活，它的传承与发展承载着相关社区、群体的文化记忆，在展现各民族情感表述的同时，也成为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相互交融发展的现实见证。世代相传的编织工艺既是过去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当下历史的经历者与书写者，兼具历史性与时代性特征。加牙藏毯的市场发展与文化记忆通过活态传承得以串联，实现了技艺本身经济属性与文化属性的双重统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将非遗的特征表述为“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以加牙藏族织毯技艺为代表的传统 注 释】西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典Z.内部资料.2014：68.陈羽，任一林.杨永良：守正创新是传统技艺保持活力的良方EB/OL.（2022-08-01）2024-02-19.ht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