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结合”视域下儒家“圣王分流”的内在逻辑.pdf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2 年山东中医药大学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课题“立德树人的文化渊源与实践路径研究”(编号:ESD2023005)的研究成果“两个结合”视域下儒家“圣王分流”的内在逻辑王 宾1 王海波2(山东中医药大学 1.马克思主义学院;2.体育教学部,济南 250300)摘要:儒家“内圣外王”由二者相合走向分流运行,是在“两个结合”时代背景下,儒家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的时代成果。在此过程中,“圣”“王”分流的内在逻辑表现为:坚持实事求是,遵循历史实际而放弃“圣王合一”的理想追求;坚持系统观念,全面审视发展道路而打破“圣王”相通的衡量思维;坚持辩证关系,正确认识二者联系而立足“内圣”“外王”并重观;坚持问题导向,以发挥“圣、王”的时代价值为最终旨归。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新形态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两个结合;内圣外王;分流运行;内在逻辑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4)02-0014-04The Inner Logic of Inner Sage and Outer King in Confuci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wo Combinations Wang Bin1 Wang Haibo2 1.College of Marxism 2.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300 Abstract The fact that Confucianism s inner sage and outer king is moving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to the separation of them is the result of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Confucian culture adhering to Marxist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wo combination era.In this process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separation of sage and king is mani-fested as follows insisting on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following the historical reality and giving up the ideal pursuit of unity of sage and king adhering to the system concept comprehensively examining the development path and breaking the measurement thinking of the uni-ty of sage and king adhering to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and basing on the inner sage and outer king adhering to the problem-oriented thinking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of the time value sage king as the ultimate goal.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new form of modernization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process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our times.Keywords Two Combinations Inner Sage and Outer King operation in separation internal logic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时代文化战略背景下,坚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核心指导地位,不断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新形态,丰富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的重要任务。深入探索以儒家为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化的发展进程。“内圣外王”是天下之治道术者所追求的。在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取向当中,无不蕴含着“圣”“王”之学,贯穿着儒学思想的始终,释意为内修圣人般的德性,外施王者之政,二者相互贯通,体现了传统社会对具有君子人格的政治君主的理想追求。随着时代更迭,传统“内圣外王”不仅在历史实践中难以推行,在现实社会中也无法适用。至近代牟宗三“旧内圣开出新外王”,以“良知的自我坎陷”开出现代社会需要的民主与科学的“开出说”之后,到现代学术界存在两个构建思路。其一是林安梧和谢晓东的“倒转说”,基于民主与科学(新外王)的学习和实践,回过4102024 年 1 月下半月刊(总第 203 期)政治头对自家文明传统进行调试,后者思路类似但偏于强调外王的第一义1。其二是任剑涛“内圣的归内圣,外王的归外王”的“分流说”,提出二者“分则两美,合则两伤”2。“内圣”与“外王”的分离,是指“道德”与“政治”的互不干涉,各归其位。本文基于“两个结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新形态的时代要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价值旨归,探究“圣、王”分流运行的内在逻辑,此为儒家哲学在现代社会“何以如此”“有何价值”“如何践行”的现实反思。一、坚持实事求是,放弃“圣王合一”的理想追求传统儒家所讲的“内圣外王”,是从“修身”到“齐家”“治国”到“平天下”的一个顺畅过程,从历史的角度看,儒家对“成圣”和“成王”的完美形成和顺利过渡均处在“理想状态”。“内圣”与“外王”均处于可意会而不可企及的“乌托邦”之中,不论在几千年历史中还是今日,都始终以一种崇高追求的形式存在。身处道德最高位的“圣人”没有诞生,“圣人”成为政治统治者进而惠及万民的顺利过渡也并未出现。即“朱熹困境”,儒家在修己治人上臻于理想境界,但“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朱子文集答陈同甫)。传统“内圣外王”的理想性表现在追求“圣王合一”,但在历史实践中“从未上路”,或说,并没有走上实现这个目标的正确轨道,是“内圣”与“外王”各归其位的历史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关于理论现实运用的问题,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要求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亘古不变的发展观念。“内圣外王”所向往的成君子以参政安天下,盼君王以仁政治天下的理想,纵然美好,但总归是不切实际的。于历史条件来看,“内圣外王”是古代文人所期待的目标,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合“内圣”与“外王”一体的“圣王”从来没有出现过3,被后世称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也只有“素王”之名。这一现象,其实是皇权的“现实主义”与儒家理想的冲突。皇权的统治方式,阻断了“圣王”追求的实现可能。传统社会中,儒家推崇内含“仁义礼智信”在内的君子素养,上至政治君王,下至普通公民,均要以君子人格约束自我,期盼实现“天下大同”。儒家希望政治君王以仁主政,而对于先秦时期的君王来说,尧、舜、禹的禅让继位方式早已成为过去。一旦排除了“禅让”的选项,“圣人”成为“王”的设想就从根本上落空了。这样一来,儒家的“外王”理想如何才能实现?怎样才能把“内圣”和“外王”结合起来?诸如此类的问题乃是孟、荀的“内圣外王”思考所无法回避的4。现实中的政治君王,通常以武力争夺政权,亦难免在统治中以武力捍卫政权。于新时代社会条件来看,普通公民具有修养自身至君子人格的追求是合理追求,但存在以此至“外王”参与国家政治的理想,显然是不合理的通路。一方面,普通公民崇尚儒家君子人格也是对和平稳定生活的期盼,学经习礼的公民,难以突破人性现实达到君子的人格成就;另一方面,某一国家的治国理政方略并不能局限于道德素质唯一标准。“圣”的自我修养和“王”的道德政治,是偏执一端的结果。根据实事求是的处事根本来看,新时代的“内圣外王”,不应长久处于理想目标的位置,而更应体现在实践要素的地位。“圣”“王”的相互分离,则顺应了这一过程。道德仅为道德维度的实践要素,政治仅为政治维度的实践要素。二、坚持系统观念,打破“圣王”相通的衡量思维传统的“内圣”代指道德,“外王”代指政治,二者相互衔接。“内圣外王”具有实现高尚道德修养即可通往政治领域的内涵,但道德与政治的互通,不论在历史实际,还是在现代社会,均产生了不“通”的矛盾。在秦汉以降君主专制主义等级社会里,内圣之德不能直接求得最高的王位、王权,而且其他的地位、权力也不是通过主体自身努力直接能够得来的,只能通过主观上的努力来获得君主的赞赏,从而获得王道政治中的各级地位、权力,成为“圣臣”“圣师”“圣民”等,这是先秦儒家主体的自我创造的理想人格的双重失落5。这是“圣”“王”偏离系统观念,而相互衡量的错误思维。“圣”“王”的分流运行,即是用系统和整体的眼光看待道德与政治的相通问题。恩格斯有关于系统观念的理论,指出自然界所有过程都处在一种系统联系之中,推动科学到处从个别部分和整体上去证明这种系统联系。从个别和整体之间的联系角度分析和解决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对儒家“内圣外王”而言,“圣”“王”的个别5102024 年 1 月下半月刊(总第 203 期)政治与整体关系应该相协调、相统一。但于历史实际来看,“圣王”的互通,产生了并非“圣”者为王,而是“王”者必定为“圣”的“异化”问题。“圣王”的互通使得道德水平成为进入政治领域的基础,与此同时,政治权力的强弱反而被理解成道德水平的衡量标准。毫无疑问,政治权力的最高统治者成为道德水平最高者,成为集“圣王”为一体的“内圣外王”者,显然这是一种“异化”。于现代社会看,“圣王”的互通,一则仅凭“圣”之“道德”难有“王”之“政治”,现代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交融,社会已出现革旧性变迁,“道德难有政治”。于现代从政的选拔制度来看,与古代选拔人才的方式大相径庭,道德高尚并不代表一定能参与政治。二则仅凭“圣”之“道德”难保“王”之政治。从现代治国理政的方略来看,即使仅具有道德高尚者成功参政,也是“道德难保政治”。坚持系统观念而产生的“内圣”与“外王”的分流运行,是正确认识“内圣”的道德论、“外王”的政治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的结果。道德作为政治领域中的重要素养而存在,政治作为道德领域的客观反映而存在,同时打破“圣、王”相衡量的思维,不以政治水平的高低与否判断道德水平,不以道德水平的高低与否来衡量政治水平,使二者各自独立的同时又保持着相互需要的内在联系。三、坚持辩证关系,立足“内圣”“外王”并重观二分状态下,“内圣”指个体修养提升的内在驱动,“外王”指积极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实际行动,二者并重6。在“内圣”能够走向“外王”的逻辑基础上,传统“内圣外王”的体用观念与内涵,不失时代价值。健康状态的“圣王”,应当是个体积极承担“内圣”责任,并走向以社会责任为核心的“外王”,是由“良能”到承担责任的过程,儒家饱含“积极入世”的哲学思想。“内圣外王”是“经世”的一条主线,注定其能引导积极社会风气的形成。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内圣外王”展现出两种人生观,均依靠“内圣”走向“外王”的逻辑来展现,其一是“修君子之涵养,为政爱民”的政治抱负,其二是“圣者为政治君主,以仁治国”的社会期待。二者均是“始于小我”“终于大我”的“天下主义”,定义了中华民族最原始的积极人格:“理想信念”“爱民忠国”“刚毅进取”“知行合一”等。儒家学者以“内圣外王”为己任,自先秦孔孟荀时期一直到清末,始终坚持着“用世”之本心。孕育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用世”精神,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气节的养成。“体用逻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哲学思想,在“两个结合”的背景下对儒学“内圣外王”的“体用逻辑”进行保留,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而实现的。具体表现在,“圣、王”二分否定了传统“圣、王”相合的理想性和互通衡量,但辩证地分析了“圣、王”相合的“体”与“用”的逻辑关系。“内圣”是“外王”之“体”,“外王”是“内圣”之“用”,二者存在顺承之逻辑,不可分割。无“用”积“体”为徒劳,无“体”而“用”为虚谈,如同“积硅步以至千里,积小流以成江海”。体用关系的顺承,是不能否认的,也是无法分割开的。如此可见,“圣、王”二分的哲学逻辑为:作为道德的“圣”作为实践原则而并非理想,作为政治的“王”作为实践原则而并非理想,道德与实践不可贯通且不可相互衡量,但道德素养的不断提升,必定有其外在展现,即其用,政治能力的不断锻造,亦有其外在体现。四、坚持问题导向,以实现“圣、王”价值为旨归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重要思想,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内在联系和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矛盾是事物发展的直接动力,传统儒家的发展运行处于长期社会历史的变革过程中,“内圣外王”的分流运行也不可逃离这一规律。从二者相合到二者分离,分流运行的“内圣外王”的价值展现对新时代提出了新的要求。当代个体实现“圣”“王”价值的要求是,务必塑造无功利目标的“圣”的高度自我修养意识,和树立不以自我为中心的“王”的国家观念。当代社会实现“圣”“王”价值的要求,务必是持续修炼的“圣”的高度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和坚持和平繁荣的“王”的天下观念。二分的“圣、王”观念对个体的要求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培养社会优秀价值观的辨识能力。认识优秀价值素养是个体形成高度自我修养的基础,这就要求现代个体能够做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遵循,培养自身辨识优秀素养的能力。在互联网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获得极大提升,但不良社会之风和恶劣的文化精神也伴随而来。个体应积极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精准分辨有益于社会和谐发展的价值素养并积极践行,6102024 年 1 月下半月刊(总第 203 期)政治勇于与危害社会和人民心灵的丑恶风气做斗争。其二,建立个人社会的一体观念。正确认识和引导社会优秀价值素养,并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将其内化于心并不是“圣”“王”的终点。当代个体应该时刻牢记个体与社会的整体关系,清晰认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同向性的逻辑规律,以“社会即我,我即社会”的态度为当下社会文明和谐发展贡献个人力量。同时,树立国为我本的远大目标。对个体来说,能够为国家的富强、文明、和谐做出贡献,是新时代“外王”的最终体现,这不仅要求个体在自我修养和社会贡献的基础上积极向上发展,更要求能够时刻坚持国为家本的信念,这一信念并非是单纯为外在事功而言的,而是做到脚踏实地,一心一意地为中国发展事业潜心努力。其三,保持和推进积极为民的执政意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并积极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亘古未变的信念。当下,中国政府在政治战略、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多方面的举措均是为人民的权力和利益而定,并取得重大成效。在新时代实现“圣”“王”价值的践行方向上,政府应做到持续坚持执政为民的主张并不断贯彻落实。二分的“圣、王”观念对新时代社会的要求体现在两个维度。其一,坚持执政程序规范性目标。一个国家政府之所以可被称为“圣”,是其国内的政治秩序完善和稳定的结果。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中国政府正在为这一目标不懈努力。再次,坚持开拓文明富强之路的发展态度。在国际领域,中国政府坚定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态度,在经济、科技、文明、军事等多领域不断奋进,跻身世界强国行列,这是中国政府坚持开拓文明富强之路态度的“外王”展现。在未来,中国政府应继续坚持此态度,刚毅前行。其二,坚持天下观念推动世界和谐稳定。自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以来,中国政府在国际秩序和全人类幸福等诸多领域均秉持“天下为一家”的和谐观念,积极为世界局势的稳定发挥着中国力量,这是当代社会最终极的“外王”展现,证明了中国政府在实践“外王”过程中所选择路径的重要性,为国际世界各政府的国际行为提供了借鉴意义,向世界展现了带有中国特色的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五、结束语在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背景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新形态形成是必然趋势,正因此,学术界所探讨的儒家“内圣外王”由二者相合,发展至“圣王”二分,是以吸纳历史经验为基础,以发挥时代价值为目标而“变革”的。实际上,“圣王”二分的构建理路是极其合理的,可以说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轨道,它遵循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同时更展现了其时代价值,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的重要成果。正因此,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的指导下,也同社会主义理想一样,终于从“偏移状态”走向了“正轨”,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途上的一份崭新力量。参考文献:1谢晓东,刘舒雯.“内圣外王”的哲学省思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3(1):87-93.2任剑涛.内圣的归内圣,外王的归外王:儒学的现代突破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1):82-94.3汪建华.论“内圣”和“外王”的统一与矛盾J.船山学刊,2000(3):43-47.4宋宽锋.先秦儒家“内圣外王”思想辨正J.中原文化研究,2023(4):39-46.5李祥俊.从内圣外王看儒家理想人格的两种类型及其衍变J.社会科学文摘,2023(8):26-28.6王宾.解读儒家“圣王分流说”J.文化产业,2023(24):133-135.作者简介:王宾(1998),男,汉族,山东滨州人,单位为山东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通信作者:王海波(1990),男,汉族,山东济南人,山东中医药大学体育教学部组织员、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责任编辑:赵良)7102024 年 1 月下半月刊(总第 203 期)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