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当代小说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_申永镐.pdf

第 卷第 期杭 州 电 子 科 技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年 月 （）：论中国当代小说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申永镐（厦门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厦门）收稿日期：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育科研项目（）作者简介：申永镐（），男，朝鲜族，吉林和龙人，文学博士，副教授，中韩现当代文学比较研究摘要：随着“当代中国文学对外翻译推广计划”等项目的相继落地，我国当代小说在韩国的译介数量逐步增多，在塑造多元、开放、积极的中国形象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其译介过程中同样存在我国文学海外译介普遍出现的，所谓“量”与“果”不对等的问题，要求我们在选本、翻译、出版上市的全过程中应以读者意识、期待视野为导向，探索有效的翻译方法、译介策略，更具针对性地推进我国文学译介活动，达到预期效果。关键词：中国当代小说；韩国译介；读者意识；传播启示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随着“当代中国文学对外翻译推广计划”等项目的相继落地，我国当代小说在韩国的译介数量逐步增多，在塑造多元、开放、积极的新时代中国形象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是与译介作品过程中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投入相比，当前的译介效果还未能达到预期，没能取得预想的成绩和影响力，引来不少学者、研究人员思考分析和探讨中国文学译介问题，试图为其提供可行的方法、途径。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分析海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审美情趣以及他们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期待心理，使海外读者逐步了解中国文化，培育一个译介中国文学的良好接受环境，培养阅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兴趣和审美接受需求。“接受美学”（）认为，读者的先在经验和思维体系影响其对作品的接受程度，强调应着重探讨读者的以往经验和知识结构。因此，对于韩国读者阅读经验和知识结构的正确分析和掌握是译介成败得失的关键要素，读者的接受程度便是译介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本文试图将中国当代小说的韩国译介过程置于接受美学视域下研究，通过对译介现状的梳理和具体案例的分析，了解韩国读者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阅读反应，掌握其文学审美意识和期待心理。旨在有针对性地解决韩国译介面临的突出问题，也为中国当代小说在西方的译介提供更多参考和借鉴。一、中国当代小说的韩国译介现状中韩两国长达几千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韩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留下了浓重的中国文化痕迹。如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代表性思想体系和流派，在公元前 世纪左右传入到韩国后影响深远，在政治理念、社会伦理、教育制度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反映。虽说近现代以来韩国逐渐吸收西方文明，有过儒家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其影响力没有因时代的变迁和发展而变得单薄和弱化，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韩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让包括学者们在内的更多韩国人认识到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认为应进一步挖掘儒家思想文化的现代意义，使之助力韩国社会的发展。再如，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韩民族曾使用汉字标记过其语音，不仅公文，史书、文学等的撰写也以汉文为主要的记述语言。因此，朝鲜半岛（包括韩国）历史上有影响力且数量众多的文学典籍大多以汉字书写。其结果，汉文小说成为韩国（朝鲜）古典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古代朝鲜半岛古典文学的最高成就。在古代的韩国（朝鲜）社会，学习汉文的教材多为中国儒家经典及其论著，使用汉字创作文学作品的人，也都是贵族、官吏中儒学修养、文学素养较高的人物。历史上，韩国早已译介和传阅中国古典名著。其中三国演义可以说是最受韩国读者欢迎的，也是韩国出版印刷次数最多的中国古典小说。而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等作品也都是在韩国家喻户晓的古典文学作品，凸显中韩两国读者审美情趣上的某些共同点。我国现代文学作品如鲁迅的杂文、林语堂的散文、老舍的小说等也都在韩国长期受到读者们的阅读、推崇和研究，不仅在学术期刊上，在韩国高校硕博士毕业论文中也经常能见到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研究。基于长久以来的文化交流历史，韩国对于中国文学作品具有较强的阅读兴趣和认知，有着相对固定和稳定的读者群，这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在韩国持久传播的坚实、稳定的基础和重要保障。韩国图书出版业虽然处在世界前列，但是本土图书产品单一，主要依靠引进国外图书补充国内市场。国外翻译图书的构成比例占 以上，多为文学书籍的引进出版（占国外翻译图书出版的）。究其原因，一是在朝鲜战争后本国出版业遭受重创，甚至作家队伍都因战乱不健全，只得依靠书籍翻译填补文化空白。而这种情况也逐渐成为一种翻译国外图书的习惯和传统，每年都有大量国外翻译图书上市；再一个就是出于风险成本考虑，引进在海外已获得一些声名的作家作品，快速回收资金，降低风险。这或许就是韩国图书出版业发展迅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韩国数量众多的翻译图书中，中国文学作品因地理上、文化上的渊源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如广受韩国读者喜爱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多部古典名著已在韩国不知再版、重印过多少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丁玲等作家笔下觉醒的青年人也曾鼓舞和激励着韩国的爱国青年们，使其勇敢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奋力夺回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主权。虽说在 年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岁月里，因种种原因在韩国翻译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数量较少。但是在 年中韩建交之后，莫言、余华、阎连科、金庸等当代作家作品重新燃起了韩国读者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兴趣和期望，并受到出版商的青睐和读者的追捧。个中原因，既有现代媒介的强力助推，也有中韩文化交流的加强，尤其是著名当代作家们的频繁访韩宣传。中国文学的韩文译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有过两次小高潮。一次是 年中韩建交前后，随着韩国大众对中国社会的兴趣骤然升高，文学作品译介迎来严冬后的第一个春天。这一时期的文学译介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以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居多，当代作家占少数，且多以“严肃文学”为主；二是区域不均衡，中国大陆文学作品处于绝对优势，港台及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寥寥无几。第二个发展期，始于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申办。这一国际性重大体育活动，使得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到中国，包括韩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读者渴望从方方面面了解正在崛起的新中国，对文化、文学类图书的兴趣尤为高涨。这一时期，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活着（），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苏童的米（）、碧奴（）、我的帝王生涯（），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等作品陆续登陆韩国图书市场，赢得了韩国读者的高度认可，有效提升了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仅这两年被译介到韩国的中国现当代小说数量分别为、本，北京奥运会后稍有减少，但仍保持在每年 本左右。总体来讲，我国当代文学的韩语译介，乃至整个海外译介都处于上升期，其发展前景和潜力正逐渐显现，但与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家图书相比，影响力和号召力仍然有限。有韩国学者曾分析我国文学全球化进程缓慢的原因，认为冷战时期交流的对峙与交流的断绝是中国文学全球化滞缓的根本原因。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异造成了双方长时间的误会和隔阂，这对文学的交流和传播是致命的打击；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到改革开放之前，国内发生的一系列巨大的社会变动，对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三是尽管中国在政治、经济、科技等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世界各国对中国仍缺乏了解，无疑是中国文学全球化滞缓的绊脚石；四，中国文学的对外宣传和翻译工作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支持。可见，由意识形态差异导致的，对中国文化及文学的认识误解、理解差异仍然存在，短时间内得到消解有不小的难度。因此，在接下来的译介过程中，我们要正视当前中国当代文学海外译介所处的位置，即两国间的交流还处于深化认识的初级阶段，应基于韩国读者对于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和文学的认识基础，使其自然经过从了解到熟悉再到喜爱的过程。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在翻译文学杭 州 电 子 科 技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年选本和翻译策略上需做出适当的调整，以读者接受为导向，选择韩国读者易接受的主题和故事，提高其阅读兴趣；同时积极分析韩国读者的阅读习惯、用字癖好等，在翻译策略上采取“归化”为主的方式，尽量减少阅读障碍；加大市场宣传和推介力度，加强市场效应，引起专家和媒体的注意力和评价热度。二、韩国读者反应与审美意识接受美学理论创立者姚斯曾指出，文学作品的意义或价值不仅源于作品本身，也在于读者的阅读和欣赏，作品除了要有过硬的叙事结构，更重要的是能被读者接受，引起他们的审美体验。那么，韩国读者作为中国文学译介过程中的接受方，其对中国文学的认可和接受程度，自然就是评价译介效果的重要标准和参考。我们在韩文译介过程中应格外重视其对于中国文学的认识基础、阅读期待及审美感受，并以此作为译介导向，逐步向其靠拢，把握韩国文学的用语习惯、文字偏好、审美趣味，更容易为韩国读者所接受，力求与读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而这也应该是当前我国当代小说韩国译介，乃至西方译介过程中着重考虑和实践的行为准则，借此吸引海外读者的阅读兴趣，营造良好的阅读接受氛围，为之后的高质量译介活动打好基础。韩国读者对于中国当代小说的阅读期待和审美意识，是基于几千年来各方面交流过程中的文化积淀形成的，也是对中国古典、近现代名著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大体了解基础之上逐步完善的，具有相对稳定的文学接受心理和接受需求。大部分韩国普通读者了解和接触中国当代文学的原因，要么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浓厚兴趣以及对文学的热爱，要么是受到影视媒体推介的影响，当然也有部分读者是出于学习的需求，这类读者多集中在高校中文系和文学相关的其他专业。其中，影视媒介途径无疑是一般读者认识中国文学作品最常见的方式之一。在较为成功的我国当代文学韩国译介案例中，不难发现大众媒介的这一重要作用。如余华的活着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获国际电影大奖后名声大振，带动了小说的海外译介；还有电影红高粱将莫言和他的作品推向世界各国读者，也被韩国读者所认识和推崇。上述两部作品都经过了从原著到电影，再到翻译文学的译介过程，影视媒介的助力效果尤为突出，应得到充分重视。但是，我们也无法要求每一部中国当代小说都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敲开海外译介之门。译介最终还得看文学原著本身具有的故事性、可读性和普世性，让不同文化背景、语境环境下的受众能产生审美感受，对作品所表现的价值观形成强烈的共鸣和认可，也只有具备此特质的小说才能激发海外受众强烈的阅读兴趣。还是以余华作品为例，活着于 年获得著名文学奖 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一时间余华扬名四方，受到全世界读者的关注，其作品的韩文译介也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观察余华作品与韩国结缘的过程，除了在西方国家赢得的非凡影响力之外，其内容、结构、主题思想各方面都契合韩国读者的期待视野，符合他们的审美意识和价值观，说到底是作品自身具备的特点满足了韩国读者的阅读需求。具体来讲，余华作品中凸显的“苦难”意识和“父亲”意象一直是韩国读者喜爱的一个“母题”：一方面韩国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外部侵略，“苦难”是韩国人再熟悉不过的素材。韩国史学家指出，韩国的历史是苦难的历史，其苦难的历史观又形成了韩国式的苦难意识，流动于韩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在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社会制度下，多数韩国人时刻处于不安和巨大压力之下，以金融危机为起点，上班族深陷雇佣不安，人们之间为生存产生激烈的竞争心理。因此我们不难想象韩国读者对于“苦难”意识的独特理解和接受。另一方面，韩国是一个父权特征较为突出的社会，家庭重任往往由父亲一人承担，父亲是家庭的顶梁柱。在 年亚洲金融风暴中，众多韩国家庭面临巨大经济压力、生存危机之时，正是无数“父亲”们用坚实的双肩托起家庭，坚强地走出困境。就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活着恰逢其时进入韩国文化市场，烘托了文化语境，迎合了韩国读者期待视野和审美意识，译介收获成功自然是意料之中的结果。再看莫言的作品，虽然其叙事方法上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和以山东高密为故事发生地的乡土性不容易被韩国读者理解和接受，但是其主题，即文化寻根，是人类共通话题，足以激发韩国读者们的审美感受和同质感，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作品的某些异质性带来的阅读障碍。也就是说，具有普世性的主题，如人类苦难、文化寻根、爱情、亲情等，可以满足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读者们的不同审美需求，经第 期申永镐：论中国当代小说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久不衰，成为经典。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翻译家葛浩文对于莫言小说海外传播的重要贡献。他审时度势的翻译策略和高超的翻译技巧，确实为莫言作品的译介添彩不少，将富有地域色彩、充满方言俗语、翻译难度极高的原作准确、传神地传达给了海外读者，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力助莫言成为首位中国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居功至伟。中国文学译介取得的成绩固然喜人，但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我国当代文学“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作家阎连科谈及文学译介在海外受阻的问题时说，最主要的原因是作品本身的核心思想或价值与读者的内在需求有距离；其次，政治因素也会影响文学接受；另外就是地缘因素。对中国文学有一种不信任和冷淡。所以在文学输出和交流过程中，我们还应该重视自身整体形象建设，增强文化自信。而对于当代文学在韩国译介不畅的原因，韩国研究者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现当代小说叙事冗长，难以靠近；陌生的中国曾经是引发读者兴趣的因素，但现在却成为了难以理解的阅读障碍。也有读者反馈，相比韩国和日本小说的城市化印象，中国小说散发着乡土气息；相比日本小说的简洁明了和韩国小说的温馨氛围，中国小说总觉得有褪色、平淡无味之感，甚至因为凸显出来的异质感和陌生感而产生抗拒反应。在 世纪 年代中韩建交之初，韩国读者阅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兴趣主要源于对新中国社会文化和国人思想意识变化的好奇。因为，中韩两国因意识形态的差异和美国排华政策的影响，产生了近半个世纪的文化交流空白期。两国建交重新激发了人们相互了解和认识的期望，加之中国作品中的人和事与韩国社会有几分相似，较容易形成认识上的同质感。如前所述，韩国很早就引入了儒家思想，教育本国国民。四书五经在古代是贵族家庭教育自家子弟的主要书籍，并以此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家庭伦理、社会秩序、道德规范，制约和影响了当时的韩国社会生活各方面。仁义礼智信、忠孝、德政、和谐等价值观念至今对韩国的精神文化和社会制度的构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韩国人从古至今耳濡目染，切身体会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的根源在于儒家思想文化，两国人民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等也极为接近。可以说，韩国读者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接受，有着稳定的心理基础和较强的阅读需求。三、对于韩国译介与传播方法的思考译介活动根据主体不同，通常分为“译出”和“译入”两种过程。这两者虽然都是不同语言间的转换行为，但其翻译主体、方向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译入”通常是基于自身需求出发，主动从其他国家翻译引进图书的行为；“译出”则是为宣传和传播自身国家的优秀文学、文化而进行的单向的推介行为，“译出”对象国的读者对于这些译介图书不一定具有浓厚的阅读需求和愿望。在某些“译出”案例中，有些书籍被翻译推介后，遭遇无人问津的尴尬局面，甚至尘封于图书馆的一角。据此分析，当前中国文学的译介暂属于“译出”的阶段和范围，它要求译作应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审美趣味和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学的期待视野。如果选本、翻译不当，或没有认真分析和把握译文读者的审美心理和阅读习惯等，可能会对整个译介活动产生消极影响，难以达到预期的译介效果。韩国社会文化属于北方文化，偏重豪放、阳刚的审美意识。且作为同属“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儒家文化是渗透于韩国国民生活、观念、行为乃至思维中的精髓。因地缘、政治原因很早就接受儒家文化，经长时间的发展、积淀，儒家思想已成为韩国治国理念、道德伦理之准则。在韩国，儒家亦称为“儒教”，追随者众多，每年的孔子诞辰日（月 日）和祭日（月 日）都会在文庙举行大型的“释奠大祭”，拜祭孔子等圣贤。此项活动相关的乐器、服饰、仪式顺序等都有着严格的规定，还有一些不可触犯的“禁忌”等，彰显典礼的隆重和严肃。儒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思想为“弘益人间”理念提供了具体而清晰的八重步骤，因而使其不断发扬光大，成为韩国人根深蒂固的价值取向。时至今日，“弘益人间”仍然作为韩国教育的目的和原则，力图在其指导下培养出具有仁爱精神与家国情怀的优秀国民。因此，不难理解蕴含儒家思想文化和普世性哲理的作品更容易被韩国读者理解和接受，在引起情感共鸣方面能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成为我们选择译本时的重要参考标准，应予以充分重视，并借此拉近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文化情感距离。杭 州 电 子 科 技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年其次，在选本和译介的过程中，善于发现和捕捉对象国（韩国）的主流文化符号。有韩国学者指出许三观卖血记活着等作品受韩国读者欢迎的原因：其一是与大众文化的结合；其二就是作品中的“父亲”形象符合韩国当代文化符号标准。在当代韩国，尤其是 世纪 年代以后，人们的关注点逐渐由经济转向家庭，任劳任怨全身心地为家庭付出的“父亲”“母亲”成为文学作品塑造的主要对象。如韩国 年度排名第一的本土小说刺鱼，文中一位查出绝症的父亲为救治患有白血病的儿子，强忍病痛，将自己的骨髓移植给儿子后安心离去，犹如生活在海洋中的刺鱼爸爸照料小刺鱼们一个个长大离去之后，在石缝里孤独地死去。小说一经发表就引起巨大社会反响，广泛议论，使人们重新审视在社会重压状态下生活着的韩国男人，半年销量直达两百万册，一举成为当年的最畅销图书。再如，七号房间的礼物国际市场等电影都因成功塑造出有责任心、有担当的温暖“父亲”形象而掀起超强的观影热潮，赢得观众们的一致好评。在韩国传统观念中，父权意识一直较为突出，男性在社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父亲”被赋予了至上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也要求他们对社会和家庭保持极强的义务感和责任感，必须承担起家庭的重任，不仅要管理家庭成员，还有抚养和教育家庭成员的义务。成功男人的标准不只是事业有成，还应家庭和睦，它要求人们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典”维持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基于这样的文化背景信息，许三观卖血记在登陆韩国之初，考虑到韩国人对于“父亲”的特殊理解和感情，也适时地贴上了“我的父亲”“我们的父亲”等标签，在引起读者共鸣和引发阅读兴趣方面收到显著效果。这也是作品取得较好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以上成功案例启发我们，在译介过程中应充分重视和善于把握对象国的文化符号。在选择译本时，选取贴近对象国读者审美情趣的作品，并在翻译过程中也能关注和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尽量使我国文学作品与文化符号之间建立起有效联系，帮助读者了解和接受中国文学作品；通过循序渐进，润物无声的实践活动，逐步营造利于中国当代小说海外传播的译介环境，使更多国外读者真实、客观阅读和评价中国文学作品。再次，在译者方面应由母语为韩语的专业译者来翻译，也可采用中韩两国译者合作翻译的模式；在翻译方法上，找到异化和归化翻译方法的最佳结合点。针对韩国读者感到陌生的文化内容，适当的以归化翻译处理，或添加注释等解释性的翻译方法，在不影响主题表现的前提下减少文化壁垒。韩国汉学家金顺珍曾指出，“中国古典文学让我们感到很熟悉、很亲密，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让很多韩国人还是感到有点陌生除了有关中国专业的学生以外，一般的韩国学生读中国文学作品时，他们的反应都很相似：很难，不容易理解，很陌生等。因为不了解中国现当代社会的特殊情况，就不容易了解作品。”金顺珍的核心观点是，对于韩国普通读者来说中国当代小说的主题、内容都相对陌生。因缺乏对于中国当代社会的了解，较之文学的普遍性，其特殊性过于突出，不利于读者们的阅读接受活动。因此，在当前的“译出”阶段应迎合读者的文字偏好和阅读习惯，选择十分了解和熟悉韩国社会历史和韩国读者审美心理、文字习惯的韩文译者，以读者的认知感受为导向翻译中国当代优秀小说，切实做到“用外国受众能够接受的路径与方式树立中国的正面形象，宣传中国，逐渐培育乐于倾听中国声音的外国受众，使中国和中国文化真正走出去。”中国当代小说译介相关人员应正视中韩两国经历过较长时间的隔阂期和文学、文化交流的停滞期的事实，加大力度向韩国普通读者介绍真实的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使他们能更准确、全面认识崭新的中国社会，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努力使韩国读者转变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固有偏见，摘掉有色眼镜，公平客观地接受和评价我国当代小说，进而促进彼此文化、文学交流，共同探索文学之美。四、结语韩国因地理文化上的渊源关系，在阅读偏好、审美观念、文学期待视野等方面与中国有着众多相似点，不仅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接受方面效果显著，在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过程中也有着不俗的表现。中国当代小说在韩国的译介活动经过多年积累，取得了一些成绩。如余华、莫言等作家都有一批稳固的读者群和忠实的研究者，显示出了中国当代小说作家、作品的独特魅力，收获了持续推进韩国译介的信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当代小说在韩国的译介活动就此一帆风顺、畅通无阻，因为两国毕竟社会制第 期申永镐：论中国当代小说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度和意识形态上有不小差异，仍有文学接受上的误解，甚至偏见，短时间内我们还无法逾越这一现状。需要在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交流和理解的基础上逐步修复和改变，直至韩国读者能摘掉有色眼镜，客观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当前的韩国译介现状也启迪我们，应注意认清现阶段的译介性质，以韩国读者阅读期待和审美意识为导向，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入手，巩固和强化审美情趣和文学观念上已有的坚实纽带关系；在译本、译者选择问题上，首先是注重分析韩国文化符号、时代符号，尽量选取既能展现我国优秀文化，又能捕获韩国读者之心的小说作品；其次，主要由母语为对象国语言（韩语）的译者执笔翻译，或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中外译者合作的模式，最终目的是尽可能弱化和减少由文字偏好、阅读习惯、文化差异等产生的接受障碍，用韩国读者喜闻乐见和习惯的方式展示我国当代优秀小说作品。通过对中国当代小说在韩国的译介现状及韩国读者审美意识的分析，试图给艰难行进中的中国文学海外译介活动提供行之有效的实践方法。目前我们的文学译介过程中出现的数量与收效不匹配问题，或许会伴随很长一段时间，需要我们的译介工作者保持足够的耐心和信心，更需要我们在持续提高自身的创作水平的同时，认真分析和总结海外读者的审美需求、阅读反应，努力探求我国文学作品和译文读者之间的共鸣，并逐步构筑良好的中国当代小说海外译介传播环境，不断提高我国文学“走出去”的能力，持续向全世界传播中国优秀文化。参考文献 刘忠波，李贞玉 中国图书在韩国的出版现状和发展路径 出版科学，（）：江志全 莫言作品在韩国的译介、传播与接受 当代韩国，（）：崔恩静 中国现代小说的国内翻译现状及读者接受情况 韩中人文学研究，（）：李永求 在韩国审视中国文学的全球化实践战略 湖南社会科学，（）：朴政径 韩国对“苦难”母题的接受特点 以余华活着为中心的考察 当代文坛，（）：吕兆芳 从本土创作到海外译介 作家阎连科文学与翻译访谈录 山东外语教学，（）：徐银淑 韩国读者对中国文学翻译物的认识和评价研究 中国学研究，（）：赵静 韩国的儒学教育及其社会作用 浙江学刊，（）：孙鹤云 中国当代小说在韩国的译介与批评 韩国研究论丛，（）：金顺珍 韩国人眼中的中国文学 唯实（现代管理），（）：陈小蔚 对外宣传翻译中的文化自觉与受众意识 中国翻译，（）：（，）：“”，“”“”，：；杭 州 电 子 科 技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