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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5论全面抗战初期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及其影响曾荣李卫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内容摘要：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基于抗战宣传和民众动员的客观需要，领导和推动延安文艺团体的创办，并且以文艺团体为话语载体，大力推动大众化话语的构建。随着延安文艺运动的广泛开展，抗战剧团、西北战地服务团、陕甘宁边区文协等文艺团体，逐渐掀起以抗战动员为主旨的诗歌大众化、朗诵大众化、戏剧大众化等文艺大众化运动，这不仅为保卫中华构筑起“黄河外的黄河，长城外的长城”，还使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化生死存亡挑战为话语权构建的新契机，彰显出大众化话语与抗战话语融合发展背景下延安文艺演进的内在逻辑。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大众化运动；文艺团体。作者简介：曾荣，历史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李卫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图分类号：I02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8-2026-（2023）03-0065-12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而对于偏居延安一隅的中共来说，如此深重的危机，无疑预示着空前的巨大挑战。如何转“危”为“机”，化生死存亡的挑战为革命的新契机，成为中国共产党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而以延安文艺团体为话语载体，中国共产党大力推动大众化话语的构建，促进抗战宣传和民众动员的工作深入发展。随着延安文艺运动的广泛开展，抗战剧团、西北战地服务团、战歌社、陕甘宁边区文协等文艺团体，逐渐掀起以抗战动员为主旨的诗歌大众化、朗诵大众化、戏剧大众化等文艺大众化运动，为保卫中华构筑起“黄河外的黄河，长城外的长城”。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学界虽已有所论述，但受学科分野或学术视角的限制，往往将其置于文艺演进的历史脉络或文艺抗战的视角之下展开，缺乏从中国共产党与文化团体之间互动的维度分析文艺大众化运动与抗战动员双向演进的历史考察，更较少从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的角度探究中共政治话语与大众化话语、抗战话语之间既相互促进又互相融合的历史过程。本文力求在充分搜集各方文献的基础上，重点围绕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领社会科学论坛2023/3 文史纵横DOI:10.14185/ki.issn1008-2026.2023.03.00666社会科学论坛2023/3 文史纵横导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历史展开叙述，旨在揭示大众化话语与抗战话语融合发展背景下延安文艺演进的内在逻辑。一、延安文艺团体创办与大众化话语的提出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揭开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次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1。8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明确提出地方工作“更加群众化”的主张，要求积极发动各界群众参加党领导的活动2。上述指示文件的出台以及贯彻落实，为领导和推动抗战剧团、西北战地服务团、锄头剧社等延安文艺团体的创建提供了重要遵循。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因应于抗战新形势的需要，将延安最大的文艺团体“人民抗日剧社”更名为“抗战剧团”，归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直接领导。剧团设总部，下设剧务、宣教、交际、总务四科，分别负责剧本的审查、节目的编排、思想教育和理论学习、对外联络以及剧团事务的管理。直接以“抗战”作为剧团的名称，此举既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发动广大群众团结抗战的宗旨，又旗帜鲜明地推动了抗战话语的传播。据抗战剧团副主任杨醉乡称，剧团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要求，其目标是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活动的范围转向了地方”，服务对象则直接面向广大群众3。1937年8月12日，西北战地服务团（以下简称“西战团”）在延安召开成立大会。作为抗战全面爆发后创建的第一个综合性文艺团体，西战团主要宗旨是充分发挥文艺工作者的作用，推动抗战话语的广泛传播。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任命，西战团主任由著名作家丁玲担任，副主任为吴奚如。西战团下设通讯、宣传、秘书三个部门，其中宣传部门下设歌咏、戏剧、演讲、张灯四个小组。其成立宣言称，西战团的宗旨是发扬“一切贡献于抗日前线”的精神，发挥文艺界在抗战中的作用，借以“提高前线战士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牺牲精神”，并推动全国各界民众支援抗战4。为加强对西战团的统一领导和政治建设，西战团设立党支部，由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政治教员吴奚如任支部书记，丁玲、陈克寒分别担任宣传干事和组织干事。15日，西战团在延安大礼堂举行晚会。毛泽东出席晚会时，鼓励西战团发挥文艺抗战的重要作用，赴抗战前线“扩大党的影响，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争取抗战胜利”5。根据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指示，西战团从加强政治学习、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政治宣传能力、编排文艺节目等方面，做了历时40天的准备工作。其行动纲领指出，西战团的工作主要包括对内发动和对外宣传两个方面：一方面，以戏剧、音乐、讲演、壁报、标语、口号等方式，向前线将士以及战区民众进行抗战宣传，旨在使他们“能彻底明了民族革命战争之意义与目标”，从而激发革命“斗争情绪”与“牺牲精神”；另一方面，西战67论全面抗战初期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及其影响团充分发挥文艺工作者的优长，“以电报、战地通讯、报告文学等诸种方式”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借以宣扬中国人民抗战的英勇事迹和不屈精神，“争取国际间之正义同情与援助”6。为宣传西战团的前线之行，中共中央机关报 新中华报 不仅对相关活动进行专题报道，而且开辟 战地 副刊，借以发表西战团成员所撰写的报告文学、短小精悍的杂文等。可以说，西战团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这无疑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中国共产党通过文艺团体传播抗战话语的实践路径。9月22日，西战团由丁玲率领奔赴抗战前线。出发前，西战团向社会各界致电，呼吁各界民众组织团体，参加到抗战中去。出发后，他们沿途举行演戏、开展宣传活动，历时近一年。其中，仅在山西前线，西战团历时5个多月，辗转16座县城、60多个村镇，举行各类文艺演出113场，观众20多万。在演出过程中，西战团创作剧本20个、歌曲30首、杂耍30个，在各地书写抗战标语1200余条，绘制抗战漫画60余幅，出版 战地 杂志3期、壁报20期，并发出新闻通讯稿70余篇7。可见，西战团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艺手段，在前线做了大量的抗战宣传和群众发动工作。西战团赴前线之举，既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又深刻揭示了党的群众路线在大众化话语表达中的重要地位。以西战团主任丁玲为例，她从上海辗转来到延安，不久就跟随工农红军前方政治部出发上前线。毛泽东曾作 临江仙 给丁玲同志，称：“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借此表达对文艺工作者在抗战中重要作用的高度评价。同时，他以“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之词句，称赞丁玲赴前线之举。而当时丁玲因尚在前线，未能读到此词，直到从前线回到延安，才得以见到。在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丁玲通过深入前线，深切感受到走向群众的必要性。在西战团创建之时，丁玲在日记中亦表示：“不要怕群众，不要怕群众知道你的弱点。要到群众中去学习，要在群众的监视之下纠正那致命的缺点。”她还强调，再次赴前线，应当“多听大众的意见，多派大众一些工作，不独断独行，不包而不办，是最好的领导方式”8。显然，丁玲根据奔赴前线的重要经历，总结出掌握领导权的宝贵经验，即不断地走向大众、走进群众。丁玲通过奔赴前线走向大众的亲身经历和宝贵经验，无疑与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路线原则提出大众化话语的话语权构建路径，有着相似之处。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会议。毛泽东在大会所作报告中，深入分析了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抗战形势与党的政治任务问题，指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全国民众的广泛支持，使得国民党当局“开始转变到实际抗战的政策”9。张闻天在大会发言时，论述了抗战领导权与抗战话语表达的重要联系，认为“只有中共在抗战中取得领导权时，抗战胜利才能得到保障，才能使抗战胜利后完成民主共和国的任务”，而当前“如何组织群众”无疑是一个重要问题10。可以说，只有将党68社会科学论坛2023/3 文史纵横的抗战方针和政策向广大群众传播，才能产生话语力量。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政策与方针，为推动构建抗战话语权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以锄头剧社为代表的延安文艺团体的抗战宣传活动开展得颇为热烈。该社于1937年8月赴安塞、靖边、诉城、赤丹等县进行巡回演出，其演出内容丰富、主题鲜明，尤其是揭露侵华日军暴行和反映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新编戏剧、活报、歌舞剧等，“引起广大群众与各机关同志的兴奋、悲愤、同情，凡在每幕剧闭幕时总是接受无数人的热烈拍手欢迎，呼喊再来一个”。在演出之余，剧社人员“还不怕艰苦地深入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他们所到之处，“群众非常拥护和爱护”，可以说剧社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教育群众的有力宣传艺术武器”11。尽管中国共产党通过延安文艺团体这一重要话语载体，推动抗战话语的表达与传播，为构建抗战领导权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抗战话语权的构建必须建立在最广大的民众基础之上。这正如毛泽东在 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 中所指出的，要“建立全中国的强固的共产党”，必须构建起强有力的抗战话语权，而“动员群众的力量还薄弱，党员不能深入群众中去”，以及“组织力量的薄弱，落后于政治影响”等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了话语权的构建。因此，只有不断地走向大众、走进群众，才能掌握抗战话语权，从而“使党能在抗战中起决定的作用”12。为推动上述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确保抗战话语权的构建工作“取得舆论的同情与群众的拥护”，1937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决不放弃“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与教育群众的完全自由”，相反应当积极“动员社会舆论与群众力量与之斗争”，并强调“没有群众，共产党就没有力量”13。随着上述指示精神在各地的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利用延安文艺团体向广大群众传播抗战话语的条件也日趋成熟。尤其是大批具有自由理想的进步知识分子奔赴“圣地”延安，为筹建一个既面向大众又传播抗战文化与思想的文化组织，奠定了重要基础。1937年11月14日，在周扬、成仿吾、艾思奇、柯仲平等人的发动下，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以下简称“边区文协”）在延安成立。作为指导整个边区文化工作的组织领导中心，边区文协将新文字研究会、新哲学会、社会科学部、自然科学部、战歌社、海燕社等各类团体组织起来，为推动文化社团集中力量构建抗战话语权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当天的成立大会上，张闻天在报告时提出，当前文艺界的重要任务“第一要适应抗战，第二要大众化、中国化”；他还呼吁每一位文艺界人士“都到群众中、斗争中”，以及“到前线去生活、去锻炼”，由此将抗战背景下的大众化话语正式提了出来14。大众化话语的提出，既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抗战形势演变背景下抗战话语丰富发展的内在逻辑，对于中国共产党构建抗战话语权而言，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诚然，大众化问题69论全面抗战初期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及其影响并非抗战时期才产生的，但大众化话语的提出却离不开抗战特殊的时空背景。这正如胡风在 大众化问题在今天一文中所指出的，今天所谓的“大众化问题”，不仅是主观上的要求，而且是“由于客观上的比任何时期都优越的可能的条件”，换言之，大众化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文艺活动和大众生活的有机的融合”，而抗日战争这场“民族革命战争恰恰造成了这个融合的条件”15。尤其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国共合作抗战即将到来之际，抗战领导权究竟由谁掌握成为关系中国共产党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并且直接影响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得到巩固，从而使得大众化话语的构建成为掌握抗战话语权的题中应有之义。二、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与抗战话语权的构建大众化话语的构建涉及话语环境的塑造、话语主体的引导、话语载体的建设、话语内容的阐释与传播等，这既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发动，又需要延安文艺团体的创造性工作的开展。随着国共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开展的条件已初步具备。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延安文艺团体根据抗战话语传播的客观需要，分别倡导诗歌大众化、朗诵大众化、戏剧大众化等文艺大众化运动，逐渐形成以文艺大众化运动推动抗战话语权构建的新路径。陕甘宁边区文协率先行动起来。作为延安文艺活动的总指导，边区文协以“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为宗旨，充分发挥延安文艺团体数量众多、活动丰富、影响广泛的特点，推动抗战文学创作、抗战文艺演出和抗战宣传工作，旨在通过文艺大众化运动，“将生活在几百几万人民心中的特区 变为生活在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心中的特区”。诚然，抗战全面爆发后的动荡局势，打破了文艺的“象牙塔”，要求文艺界人士能够面向群众并不断地走进群众，发挥文艺抗战的特殊功能，通过诗歌、小说、通讯、报告等文学创作以及戏剧、歌曲、美术等文艺演出，“到群众中、上前线去宣传鼓动”，这是抗战特殊时代赋予延安文艺团体的使命和责任，也是抗战文艺的显著特征16。在此背景下，“诗歌大众化”的口号跃然而出，诗歌创作和朗诵成为延安文艺团体构建大众化话语的重要举措，并引起柯仲平、沙可夫、林山、刘雪苇等人的热烈讨论。“诗歌大众化”问题的热议，涉及诗歌创作和朗诵两个方面。一方面，关于诗歌创作问题，边区文协秘书林山提出，大众化的诗歌应当是“用新文字写的大众诗歌”。边区文艺 编辑刘雪苇则认为，“明朗的风格、大众熟悉的口语和韵律的节拍性（音乐性）”是大众化诗歌的重要前提17。另一方面，针对诗歌朗诵问题，延安文化界人士通过开展诗歌朗诵运动，激发群众对诗歌的兴趣，并且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借以促进诗歌大众化。1938年1月26日，成立伊始的延安战歌社举行第一次新诗朗诵会，毛泽东出席70社会科学论坛2023/3 文史纵横活动并“一直坐到散会”。当晚，为增强朗诵会的丰富性，战歌社将一些地方性的民歌和小调节目渗入活动，借以探索“诗歌大众化的路径”。此举被视为当时的一项“创举”，然而演出效果却令人大失所望。据黄一修在 新华日报 的报道中称，当天的晚会共发出去300张门票，到会200余人，但到将近散会时，只剩下100余人18。正如参与此次朗诵表演的骆方所述：“我们一致承认，我们是失败了。”失败的表现之一，便是会场观众随着演出的进行，却“陆陆续续散去，到末了仅剩不足一百人”。这一情况出现，导致演出现场的氛围颇为尴尬，结果几乎成了当时“延安最惨的一次晚会”19。演出结束后，战歌社社长柯仲平作了总结和自我批评，并且于1月30日召开会议进行“检讨”20。需要指出的是，战歌社的此次活动并非彻底失败，而是在表达形式方面进行了富有创新意义的尝试。尤其是将歌谣与诗歌一同搬上舞台，两者同台竞技、相得益彰，这无疑“指示了提高歌谣的研究及运用，与诗歌大众化的方向”21。而战歌社社长柯仲平自我批评之辞，显然有过谦之嫌。据战歌社成员胡征称，“柯老在延安的诗朗诵是很有名气的”。此外，与第一次诗歌会相类似的活动，在延安经常可以见到。当时“战歌社在延安颇有影响，活动频繁，差不多每星期都有集会”，在战歌社的组织和发动下，陕北公学、延安中央大礼堂的演出上几乎“都有诗歌朗诵这一项节目”。诗歌朗诵逐渐向大众延伸，甚至成为“那个时代的特点，用以鼓舞士气，号召人民起来进行抗战”22。诚然，富于时代感、反映现实性的诗歌作品的创作，是开展诗歌朗诵运动的前提，而在1938年前后延安文化界人士结合抗战现实，创作了大量宣扬爱国、团结、救亡等抗战精神的诗歌，如：成仿吾的 爱国犯（1937年1月3日）、丁玲的 七月的延安（1937年7月10日）、田间的 “自由”向我们来了（1937年11月14日）和 给战斗者（1937年12月24日）、严辰的 铁马在召唤（1937年2月）和 街头诗一束（1938年）等。与此同时，边区文协结合文学创作实践推动大众化话语构建。尤其是在创作形式上，边区文协经过实践探索，发现歌谣是一种“大众的生活和大众的艺术”，因此倡导“旧瓶装新酒”式的新诗歌创作模式。1938年2月10日，边区文协在新中华报刊登关于征求歌谣的启事，并且组织力量收集、整理与研究歌谣，借以丰富诗歌的内容、增强诗歌的韵律以及促进诗歌的创作和朗诵。值得注意的是，诗歌与民间歌谣的创造性融合，无疑“对抗战和新诗歌的大众化都有很大的作用”23。而在广泛征集歌谣的基础上，边区文协从中挑选40余首小调歌谣，将其重新谱曲填词，在此基础上公开举行新诗歌朗诵会，从而以“旧瓶新酒”的形式促进大众化运动的深入开展。在延安诗歌大众化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以戏剧大众化为宗旨的延安戏剧运动也热烈开展起来。戏剧由于其群众动员方面的特殊作用，在抗战宣传71论全面抗战初期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及其影响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性。正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穆木天所指出的：抗战时期，戏剧运动“在一切的文艺运动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抗战救亡的时代背景下，“戏剧 大众化 的先天性”决定了这一艺术形式更符合抗战宣传工作的实际需要24。而在延安，作为文艺活动的指导机构，边区文协充分发挥其在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中的组织协调作用，通过与陕北公学联合举办戏剧训练班培养戏剧人才，并明确告知学员毕业后将“分赴各个战线工作”25。戏剧人才的培养无疑是抗战宣传工作的客观需要，而剧本创作则是促进戏剧运动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当时包括陕甘宁边区在内的全国各戏剧团体，面临严重的抗战剧本缺乏问题，同一个剧本往往被不同剧团反复搬上舞台即是这一问题的突出表现。对此，沈西苓用“卖狗皮膏药”比喻这种尴尬局面，指出那种“不顾到对象是何等人”，都用同一个剧本演出，恰如卖狗皮膏药者无论什么病都用一张膏药来贴，结果往往产生相反的作用26。需要指出的是，戏剧运动中的“卖狗皮膏药”现象所反映的是抗战宣传中的“剧本荒”问题。为解决这一难题，廖沫沙提出让广大群众“参加剧本的创作”的建议，认为普通群众拥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而让群众参与创作的过程，其本身就是“与群众取得密切的关系”，是“真正去动员群众，组织群众”27。抗战剧团则将全体成员编为三个大队，分赴陕甘宁边区各县开展戏剧运动。其中，第一大队由杨醉乡担任队长，于1938年2月到达关中三原县，上演 放下你的鞭子 亡国恨 消灭汉奸 等剧，获得当地群众热烈欢迎；第二大队由叶石率队，赴延安直属地区进行文艺演出；墨一平带领的第三大队则北上绥德地区开展历时两个月的演出。期间，由于广大群众的积极响应，剧团还在绥德组建了一个由群众组成的冲锋剧团。至1938年3月，混合队分别在山西碛口、陕西榆林、神木等地以戏剧、演讲、标语等形式进行抗战宣传。据杨醉乡回忆称，当时抗战剧团以“戏剧大众化”为宗旨，在陕甘宁根据开展戏剧运动，“活动的影响非常大”，剧团“每到一处后，气氛大变，街头巷尾尽是我们宣传抗日的漫画、标语，救亡歌声四起，当地戏剧活动也展开了”28。与抗战剧团在延安周边开展戏剧运动不同，西北战地服务团在丁玲的率领下远赴潼关、西安等西北地区开展文艺工作。在出发宣言中，西战团主任丁玲明确表示：以戏剧运动为代表的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是“保卫边区”和“粉碎日寇进攻边区”的有力武器，过去黄河和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自我保卫的天险，而当前，延安文艺团体开展的大众化运动“才是我们最可靠的力量，是我们黄河外的黄河，长城外的长城”29。毛泽东对西战团的文艺工作颇为重视。他多次向丁玲表达对西战团赴前线“接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的期望，并称“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强调在艺术形式与内容上，无72社会科学论坛2023/3 文史纵横论是“新瓶新酒”还是“旧瓶新酒”，“只要对抗战有利”都可以30。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西战团出发宣言以话剧为例，对“大众化”的内涵作了进一步阐述，称“真正大众化的话剧，那不但群众能接受，而且群众还会爱好它”。可以说，只有在为群众服务过程中“向民众学习，才能很好的教育民众”；而对于以抗战救亡为主题的音乐作品，尽管一些群众最初听不懂这些救亡歌曲的内容，但只要坚持唱给他们听，并且适当加入陕北流行的民歌、民谣、小调、秦腔、道情、迷胡子等适合当地“民众习惯”并为大家喜闻乐见的风格和元素，那么一定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接受，“宣传鼓动工作会更有效率”31。1938年3月4日，西战团一行40余人到达西安，其中有剧作家塞克、端木蕻良、萧红、田间等人。该团演出的首场戏剧，即为由塞克等集体创作的抗战戏剧 突击。16日，该剧在西安上演后，因其鲜明的抗战主题、感人至深的剧情、逼真的演出效果，获得观众的热烈欢迎。至20日，突击连续演出五天后闭幕。据观看此剧者称，“该剧剧情之深刻、演员技巧之熟练、典型人物之表现，可谓得到成功”32。有观众还写信给新华日报社，称西战团表演的 突击生动反映了“中国现时代的重要的伟大的主题”，演员之间“一切对话都是民间的，真实的”，甚至“每个演员都能传达真实的感情”33。丁玲则明确指出，西战团此次活动的重要意义在于，“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宣传队，第一次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里，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限制、阻挠，用艺术武器胜利地宣传了党的抗战纲领”34。与此同时，西战团的文艺工作被大风剧团、正声剧团、实验剧团、铁血剧团等戏剧团体所称道，抗战救亡的宣传触角由此进一步向广大群众延伸。需要强调的是，西北战地服务团将文艺演出视为“文化的战斗”，尤其是这种“旧瓶装新酒”式的表演形式，将侵华日军的暴行“具体的在舞台上展现出来，呈现在大众面前”，由此使得身处西北偏远地区的农村群众，“能够认识目前的时代，知道国家的危急，能了解自身的利害关系”，从而奋起参与救亡运动。可以说，在全民族抗战的时局下，“戏剧工作者是抗战宣传的先锋队”，而西战团深入农村、走进群众，推动抗战话语向农村传播之举，被当地报刊媒体所称道，其“宣传的效果”也日益彰显，无怪乎有舆论称西战团“已真真的做到 戏剧大众化 的阶段”35。伴随着戏剧大众化阶段的到来，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和组织文化运动来传播大众化话语的实践路径逐渐形成。三、话语融合与延安文艺演进的内在逻辑在大众化话语构建的历程中，抗战始终是一条不可回避的主线。一切为了抗战、一切服务抗战是延安文艺团体进行群众发动和宣传时的共识。而在抗战话语构建的背景下，大众化话语与其相互交织、互相促进，共同推动了抗战话语权的形成与发展。“戏剧大众化”与“抗战宣传”之间73论全面抗战初期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及其影响的密切关联，则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大众化话语与抗战话语的融合与发展，揭示出延安文艺演进的内在逻辑。诚然，延安戏剧大众化运动是大众化话语构建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而大众化话语的形成与发展，不断促使戏剧运动中心由城市向农村转移。这正如欧阳红樱所称，戏剧运动应当以“组织大众化的剧团”为工作重心，以“民族抗战的剧本”为演出内容，以“深入农村去宣传”为发展方向36。对此，孙强在 戏剧到农村去 一文中主题鲜明地指出：全面抗战爆发后，“以目前形势来说，戏剧运动尤应当以农村为中心”。因为“抗战要得到最后的胜利是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而农民是群众的最大多数，也是最受压迫的阶层之一，因此必须明确“我们宣传的对象就是广大的群众，尤其是农村里的劳苦大众”。该文注意到文艺团体在推动农村地区抗战宣传和群众发动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建议广泛组织“救亡演剧队”之类的戏剧团体，并且提及“上海救亡演剧队”赴农村进行抗战宣传的案例37。据有关资料表明，“上海救亡演剧队”创建于“八 一三”抗战之际，由业余实验剧团、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等组织而成；其中，徐方修、陈鲤庭等分别组成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四队，应云卫等组成演剧队“抗敌剧团”，他们从上海出发，分赴南京、武汉、延安等地抗战救亡演出38。而据曾跟随“上海救亡演剧队”赴延安采访的 大公报 记者陆诒称，他们一路唱着“各种各样的救亡歌曲”来到延安。途中夜宿陕西耀县时，当晚上海救亡演剧队左明等人进行表演，青年音乐家郑立平则在演奏 桃花恨 中的情歌后感慨地说：“唱情歌，只有今晚是最后一次了！我学音乐已八年，最近始觉得我的头脑中亟有待武装的必要.今后我要运用我原有的嗓音，高唱出雄壮有力的救亡歌曲！”39到达延安后，陆诒被延安浓厚的文化气息和强烈的进取精神所震撼，而他以一名记者所特有的敏锐洞察力，在采访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徐冰等延安文化界人士时，深刻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对国内文化人研究和分析的清楚”。在延安访问时，陆诒分别采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凯丰。而在采访的当天晚上，陆诒等人欣赏了上海救亡剧队在延安表演的话剧。演出结束后，一名观看此剧的八路军士兵向他坦言道：“上海来的剧人，虽然技术上比我们要好一点。可是没有我们这里的戏剧那么的富于创造性、大众化，我们的戏剧虽不高深，却能深入群众，而为群众所喜爱。”40可以说，这番话使陆诒作为一名造访者，深刻感受到延安大众化话语的强大力量，而离开延安时陕北公学一百多名学生与他们共同合唱 在火线上再会吧！等救亡歌曲，使他对抗战话语表达的方式和感染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陆诒对于延安生活的深刻感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全面抗战背景下延安大众化话语和抗战话语不断融合和发展的历史趋势，而这种趋势显然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1938年2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反侵略大会上发表演讲，宣74社会科学论坛2023/3 文史纵横称“反侵略是今天世界政治的总方向”，“中国的统一战线”与“世界的统一战线”联合起来，“保卫世界的和平”，而在世界各国爱好和平人士的援助下，“中国一定能战胜日本侵略者”41。13日，边区文协召开反侵略运动大会。此次会议是为响应12日在英国伦敦召开的国际反侵略大会，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战歌社、海燕社等延安文艺团体与会，周扬、艾思奇、何干之、吕骥等人以“文化工作者”身份出席会议。与会者决定向国际反侵略大会、全国文化界救亡协会致电，表达延安文化界人士团结抗战的坚定意志。会后，各文艺团体立即行动起来，纷纷“向民众宣传，作街头歌咏，张贴漫画，及墙头诗”，掀起抗战宣传的新浪潮42。上述会议的召开，不仅标志着延安文化界人士已经团结起来，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表明文化界统一战线的构建。在此背景下，延安文艺团体逐渐形成了以边区文协为中心，以促进大众化话语与抗战话语融合发展为宗旨的新趋向。在当天的会议演讲中，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周扬旗帜鲜明地提出“反侵略运动就是保卫文化运动”的口号，由此将全民族抗战与文化大众化运动深入结合起来43。艾思奇则以 抗战文艺的动向 为题，在当天演讲时对话语融合发展新趋向的特点及形成原因作了理论诠释。一方面，在延安文艺团体的推动下，以推动全民族抗战为核心的抗战话语向边区群众广泛传播；尤其是来自各文艺团体的文艺界人士，“在思想上、创作上都是向着一个共同的方向，都不约而同地要面向着抗战的现实”，在演出时、生活中都“密切地联系于这抗战的时代环境来发展它的特性和特殊的任务”，并且不断扩大活动的范围、广泛团结和发动全国各文化机关和团体，由此使得“文艺界在抗战的任务上的全国团结形成了”。另一方面，延安文艺团体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诗歌大众化、戏剧大众化等“实际的行动”，这有力促使文艺团体“走向群众”，推动朗诵诗、街头诗、说书等的发展，而在大众化运动发展过程中，广大文艺工作者逐渐和群众“打成一片”，共同发动抗战、宣传抗战，深入推动抗战话语的传播。可以说，随着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深入开展，广大群众对抗战文艺的热情空前高潮，他们“再没有比现在对于艺术、文艺的热爱更普遍的时候了”。无怪乎艾思奇在边区文协的大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抗战文艺”的响亮口号44。在抗战话语与大众化话语融合发展趋势的推动下，延安文艺界呈现出新的发展面貌。据艾思奇称，延安文艺的飞速发展“是和它的抗战时期的性质分不开的”。1937年底，他刚到延安时发现，当时“几乎除了 义勇军进行曲 之外不容易听到其他新的抗战歌曲”，而随着党的抗战话语的表达与传播，以及延安文艺团体的转型与发展，延安的诗歌、朗诵、戏剧、绘画、木刻等蓬勃发展起来，其内容均与“抗战的任务有着密切的关联，学校进行的是抗战的教育，歌咏队唱的是抗战的歌曲，戏剧的内容也是针对着抗战”，可以说，延安文艺水平“是在和抗战的联系当中空前地提高了”45。75论全面抗战初期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及其影响艾思奇来延安后的所见所闻，反映了抗战文艺发展及其影响下延安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尤其是在文学创作方面，为激发边区群众的阅读兴趣、提高边区群众的文化水平和写作能力，边区文协组织开展了群众性自述、通讯或报告文学的集体创作活动，创作了 五月的延安 我怎样到陕北来等脍炙人口的作品。而这些反映延安、陕甘宁边区生活新风尚的文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战话语与大众化话语融合对延安文艺发展的重要影响，揭示出延安文艺演进的根本动力与内在逻辑。总之，中国共产党以延安文艺团体为话语载体，大力推动大众化话语的构建，促进抗战宣传和民众动员工作的深入发展。而以抗战动员为主旨的诗歌大众化、朗诵大众化、戏剧大众化等文艺大众化运动，不仅为保卫中华构筑起“黄河外的黄河，长城外的长城”，还使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化生死存亡挑战为话语权构建的新契机，并且彰显出大众化话语与抗战话语融合发展背景下延安文艺演进的内在逻辑。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延安文艺大众化的过程中，话语理论与实践形成了相互演进的历史格局。可以说，话语理论与实践相互演进的历史格局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构建抗战话语权的内在逻辑与基本规律，而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延安文艺团体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历史进程，则为中国共产党能够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以及赢得政治合法性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解。（该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延安文化社团与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构建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BDJ032；广东省2022年度社科规划重大项目 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百年历程研究 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GD22ZDZ01-04）注释：1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1937年7月8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第274页，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2 中央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1937年8月12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二册）第467页，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328 杨立川、高字民编著：延安文艺档案 延安戏剧 延安戏剧组织（第四册）第72、71页，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4 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宣言，载 战地 1937年8月19日创刊号。581620 王 荣等编著：延安文艺档案 延安文学 延安文学组织（第三十一册）第87、96、1、234页，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6 作家丁玲史沫特莱等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出发前线，载 新中华报 1937年8月19日第385期第2版。7冯希哲、敬晓庆编著：延安文艺档案 延安音乐 延安音乐组织（第十五册）第398页，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9 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1937年8月25日），载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54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0张闻天：在洛川会议上的报告（1937年8月24日），载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文集（第二卷）第346、349页，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11锄头剧社工作的活跃，载 新中华报 1937年8月29日第388期第4版。12 毛泽东：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1937年10月），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59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3 中央关于开展全国救亡运动的指示草案（1937年10月17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第361页，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76社会科学论坛2023/3 文史纵横14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第523、524页，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15 徐迺翔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理论史料集）第8页，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17 关于诗的朗诵问题，载 新中华报 1938年1月25日第415期第4版。18黄一修：诗歌朗诵运动，载 新华日报 1938年3月6日第4版。19骆 方：诗歌民歌演唱晚会记，载 战地 1938年4月20日第3期。21 柯仲平：诗歌民歌演唱晚会自我批判，载 战地1938年4月20日第3期。223034 任 文主编：延安时期的社团活动第2、130、149页，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23 边区文协征求歌谣启事，载 新中华报 1938年2月10日第418期第3版。24 穆木天：我对抗战戏剧所要求的三点，载 抗战戏剧 1937年11月16日创刊号。25 文协陕公合办戏剧训练班，载 新中华报 1938年第411期第2版。26 沈西苓：目前戏剧运动上几个待决的问题，载 抗战戏剧 1937年11月16日创刊号。27易 庸：怎样打破抗战戏剧的剧本荒，载 抗战戏剧1937年第2期。2931 送边区战地服务团出发，载 边区文化 1938年第2期。32 西北战地服务团公演闭幕，载 西北文化日报1938年3月21日第2版。33 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突击”，载 新华日报 1938年3月30日第4版。35 从抗战时期剧运说到西北战地服务团，载 国风日报 1938年4月8日第2版。36 欧阳红樱：抗战期中之戏剧运动，载 抗战戏剧1937年第1卷第2期。37孙 强：戏剧到农村去，载 新中华报 1938年第420期第4版。3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 文化）（二）第90、91页，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3940 鲁平编：生活在延安 第23、28页，北京 新华书社1938年版。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册）第50、51页，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42 边区文化界举行反侵略运动大会，载 新中华报1938年第419期第3版。43周 扬：反侵略运动就是保卫文化运动，载 边区文化 1938年第2期。44 抗战文艺的动向（1938年2月），载 艾思奇全书（第二卷）第465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45艾思奇：谈谈边区的文化，载 边区文化 1938年3月5日创刊号。On the Populariz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Yanan and Its Influence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Full-Scale Anti-Japanese WarZeng RongLi Weifen(School of Marxism,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Guangzhou,China)Abstract: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full-scale Anti-Japanese War,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d and promo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Yanan literary and artistic groups based on the objective needs of anti-Japanese propaganda and mass mobilization.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d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popular discourse with literary and artistic groups as the carrier of discourse.With the ext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 Yanan literary and artistic movement,literary and artistic groups such as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at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