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桐城“四祖”的浮山游记创作_钱雯婷.pdf

第 41 卷第 1 期2023 年 2 月常 州 工 学 院 学 报(社科版)Journal of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Vol 41No 1Feb 2023doi:10 3969/j issn 1673 0887 2023 01 007收稿日期:2022-02-15作者简介:钱雯婷(1997)，女，安徽铜陵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论桐城“四祖”的浮山游记创作钱雯婷(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摘要:明末清初，桐城“四祖”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多次记游枞阳浮山，将时代大背景、个体遭遇与山水融合成归隐之思，简洁清雅之文与浩荡长卷并举。文章主要分析了桐城“四祖”的浮山游记创作，探讨早期桐城派如何就同一主题的散文创作于继承中进行个性化表达。关键词:桐城派;桐城“四祖”;浮山游记;山水游记;归隐中图分类号:I207 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 0887(2023)01 0036 05对桐城“四祖”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的山水游记创作，学界多有关注，如马小玲分析了姚鼐山水游记的特点，余水英比较了方苞与姚鼐的游记风格异同，师雅惠探讨了戴名世与方苞山水游记中“义法”说呈现，许华阐释了姚鼐阴柔阳刚说在其山水游记上的体现。目前学界对“四祖”山水游记的研究较为零散，均未涉及同一主题游记比较，本文拟对此进行考察。桐城“四祖”或得志或失意，都在浮山游记中表达归隐之思，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他们的人生境遇有关，同一主题又焕发不同艺术风格，这与个人艺术追求相关。从文学史来看，桐城派创作的浮山散文既是对浮山游记传统的继承，也是对明末山水游记范式的突破。一、浮山诗文传统“名山胜迹以人著，以诗文显。”1 5浮山自南朝梁代高僧智颐结庐于此开始声名渐起，此后浮山清新秀美的山水风光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前来观光揽胜，他们感时抒怀，吟诗作赋，纷纷将浮山写入诗文，或唱酬，或题刻，在石壁上留下了大量的摩崖石刻。摩崖石刻现存 483 块，为浮山人文繁盛的见证。历代来游文人对浮山的书写，主要有以下 3种情况:一是描绘、赞美自然风光。浮山志 提到“浮山之奇，三十六岩，七十二洞，空谷回廊，悬崖峭壁，白云青鸟任意往还”1 1。浮山奇峰峭壁之中藏有幽深岩洞，曲径通幽，引来众多文人咏叹。“独爱浮山好，幽怀几度来”1 202，晋陶侃曾任枞阳县令，他常登浮山来励壮志，歌长风以抒魏晋风度。白居易缥渺峰 赞“登临一望水滔滔，还被蓬莱压巨鳌。细认江流分笠泽，界寻烟树辨毫毛”1 178。苏轼 过浮山 言:“人言此地是鳌宫，升降随浮与海同，共坐舟中那得见，乾坤浮水水浮空。”1 249王安石 滴水洞 云:“淙淙万里落石颠，皎皎一派当檐前。清风高吹鸾鹤唳，白日下临蛟龙涎。浮云妆额能自卷，缺月琢钩相与悬。朱门欲问幽人价，翡翠鲛绡不值钱。”2 明代雷鲤题诗自刻于枕流岩石壁:“游人无古今，天风醉花鸟。我欲煮烟震，呼童抬瑶草。”1 61这些诗文均表达了文人对浮山的喜爱之情。二是寻找、探究佛法哲理。浮山为佛教圣地，“浮山佛教，始于晋梁南陈太建年间，有高僧智颐在此结茅修禅，后建浮山寺，为有史料记载的创庙之祖”1 121。南朝梁代首立浮山寺，后宋仁宗赐寺名“大华严寺”，浮山渐成佛教名山，远录禅师与欧阳文忠公“因棋说法”一事更直振宗风。明万历年间，明神宗御赐大藏经，浮山佛教达至极盛，后经战乱，一度衰落，明末清初，方以智外第 1 期钱雯婷:论桐城“四祖”的浮山游记创作祖吴观我重修佛寺，浮山再次香火兴旺，“吴客卿太史造铜丈六金身供岩中，复同胞兄济宇，从弟三爱、三畏、莲舟、石莲及从子凤达、九涛约之诸公，各捐资嵌岩为殿，架石为楼，龙宫鹿苑莫争其胜”1 108。如钟惺于山中感悟“须弥无边际，有时藏芥子”1 165，诗僧释法尘言“维摩兴不浅，选石话烟霞”1 173，方以智游居浮山时称“世出世间无异法，只教心与太虚同”1 174。三是借山水抒写归隐之思。浮山作为佛教名山，是失意文人结庐归隐的世外桃源。唐代诗人孟郊乘桴至此，游览后作组诗 4 首1 160。“山中信是神仙宅，不羡繁华浪得名”(金谷岩)，“金鸡啼处人难到，尚有桃源避世仙”(金鸡洞)，“已分清响消烦障，还有余甘润木莱”(滴珠岩)，“空山寂寞香灯少，莲座春云长绿萝”(观音岩)，均称赞浮山为世外桃源，诗人反复诉说厌倦浮华、甘愿归隐的心境。王守仁有寄题浮山二首:“见说浮山麓，深林绕石溪。何时拂衣去?三十六岩栖。”“见说浮山胜，心与浮山期。三十六岩内，惟选一岩奇。”1 157两首诗均表达了王守仁隐居的意愿。清章守诚亦有“只此沧州路，何须海外寻”1 136诗句，感叹浮山是归隐好去处。截至清初，关于浮山的诗歌大约有 500 余首，但有关浮山的游记散文不足 20 篇。清代桐城派兴起，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等名士均来此山游览记述，他们将大时代下个体的悲欢写入游记中，浮山游记散文由此蔚然兴起，并焕发活力。以桐城派为代表的本土文人对浮山的散文写作是对传统浮山游记的突破，归隐成为他们书写的共同主题，作品在创作风格上显现出简洁之文与曼丽长篇并举的新变。二、归隐之思的个性化延续桐城派文人的浮山游记创作是有时间跨度的，但总体来看都是对归隐书写传统的个性化表达。康雍时期的戴名世、方苞本是狂士，备受清廷打压，他们的归隐诉求带有浓郁的厌世色彩;雍乾时期，刘大櫆虽仕途不顺，但能于书院施展身手，他的归隐饱含了个体的希冀;乾嘉时期的姚鼐久处官场樊笼，其创作的浮山游记隐含寄身山水之思。(一)孤傲狂士的时代呐喊清前期，朝廷和士人的关系处于碰撞磨合状态，初建一统的异族统治者显然需要柔顺的士人，但文人的脊梁却不容易弯曲，因此统治者采取了恩压并举策略，一方面诱惑汉族儒士入仕新朝，另一方面又通过血腥屠杀极力打压儒士。这使得汉族文人处在“入世”与“出世”矛盾中，归隐之途也愈发艰难，戴、方游记中的归隐之思正是当时孤独狂士的无声呐喊。戴名世年少就才华横溢，闻名乡里，但其性格耿介疏放，即使在壮年时被推荐进入国子监，也因生性正直不愿攀附权贵，只能过着冷清、孤寂的生活。他在 浮山游记 里感叹:“呜呼，以远且僻而其奇不得售焉;其售者又止如此，岂非其地使然哉!”3 412暗示被世人忽视的岂止这座浮山，有才学却时运不济的文人也正如远僻的浮山一样受到冷落与忽视。这是戴名世在改朝换代风浪后自叹身世与遭际，隐含着狂士桀骜不驯性格下的渴望济世之心。此外，戴名世虽生长于桐城，但因自幼家境贫寒，及冠后被迫四方行走，游幕、授徒以养亲。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奔波，自言一生“遍历江淮、徐泗、燕赵、齐鲁、闽越之境，凡数万里，每行辄有日纪”3 291。艰辛的路途让戴名世感受到环境的险恶与理想的渺茫，长期漂泊的生活也勾起他岁月蹉跎之悲，诸篇日纪 中常见此类感想，因此他在浮山游记 中表示“余尝闻浮山之胜，欣然慕之，自以生此邦，有终焉之意”3 412。在魏晋以来的文学传统中，“山水”往往象征着归隐、超脱。那些失意文士，他们不仅可借山水体悟玄理，而且可借山水洗涤尘世之浊，进而达超脱之境。戴名世这种遁隐渴求其实反映了他对人世污浊的憎恶。方苞早年狂狷不羁，南山一案后变得谨慎。他在 再至浮山记 的开篇写道:“昔吾友未生、北固在京师，数言白云、浮渡之胜，相期筑室课耕于此。”4 207可见遭遇变故之前，方苞已有建屋种地长久隐居的打算。清康熙己丑年(1709)，方苞第一次 游 浮 山，住 持 宗 六 作 陪。清 雍 正 二 年(1724)，方苞获假一年，得准回乡办理先人坟墓改迁等事宜。此时，和他相约终老浮山的好友左未生已死，世事变迁，方苞备感凄凉，在宗六陪同73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23 年下，方苞再次游览了浮山。他在文中将两次游浮山的经历进行对比，感叹名山胜境因为有名而遭游人践踏破坏，还不如深藏在无名之地而“能常保其清淑之气又无游者猝至之患”。他由浮山“路远处幽”能保持清气而感慨人处于边缘境地能不为声名所累。方苞在这篇游记中直言:“辛卯冬，南山集 祸作，余牵连被逮，窃自恨曰:是宗六所谓也。”情感表达非常直白:一是对“南山案”的蒙冤遭遇耿耿于怀 此案让他失去了知心友人，自己也被拘于京多年;二是再次重申归隐的愿望，“山有名不如无人知，人亦如此”4 207，蕴含着对隐居美好家园的向往。(二)回归山水的精神浪漫刘大櫆生于雍乾盛世，为人豁达，他在浮山记 中所抒发的情感皆因山水而起，异于戴名世、方苞借山水外化个人情感，更不像前代文人那样仅视浮山为娱己之处。一方面，刘大櫆通过对浮山景点的描述，表达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另一方面，他的热爱之情中还夹杂着含蓄隐晦的归隐愁思和对山水的向往之情。他在游记结尾处写道:“而山中有青鸟，其声百啭，独时时往来于白云、金谷之间，他山未之见也。又有鸟状类伯劳，日将入则鸣，其声如木鱼。”5 290在古代诗文里，青鸟是一种意象，山海经海内北经 记载:“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郭璞注:“三青鸟，主为西王母取食者，皆王母所使也。”6 其形象是仙家信使，在后代诗文中，“一种是借青鸟的飘忽不定和仙隐洒脱来表达自己出世思想的，另一种则是借青鸟的仙使意象来渲染对方为神仙的”，“除了借青鸟的仙使意象来直抒自己成仙出世之思以外，历代还有不少诗人借青鸟的仙使意象来渲染气氛，以烘托其他事物或人有仙气”7。“伯劳”在古诗文里也具有象征意味，代表着孤独、离群索居。刘大櫆常叹自己“坎坷失志”“负超卓之才，而不见用于世”5 60，“余乖无世，跼蹐穷年，死丧患难，百忧相煎”5 344，他在浮山记 结尾处特地提到青鸟和伯劳两种鸟，寄托了他的隐晦情感:“青鸟”代表他期盼归隐山林的愿望，“伯劳”象征他孤独的人生。在 登浮山 诗中，刘大櫆对浮山的情感表达得更加淋漓尽致:“尘世鲜夙缘，名山有幽契”，“往躅怅今迷，来踪思昔至”，“如何踪迹疏?但以饥寒累”，“翘首向烟岚，抚心增慨愧”5 396。刘大櫆表示世事纷扰，唯有浮山能洗涤他的内心，期盼归隐浮山。此外，刘大櫆在游记黄山记 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情感。然而现实是刘大櫆困顿科场后选择于徽州各地讲学，直到晚年才回归乡土安心著书。这也说明他不可能完全从尘世中超脱，归隐也只能是一种理想中的精神浪漫。(三)被羁世俗的自我解放姚鼐生活在乾嘉文学兴盛时期，他以非翰林身份担任四库全书馆纂修，可谓恩宠有加，然而或许是长期的官场生活令他厌倦，早在作左仲郛浮渡诗序 时，他就鲜明地表达了想要隐于山川的愿望。姚鼐在创作左仲郛浮渡诗序 时还未亲游浮山，无法描绘浮山的具体景色，因此他在开篇写道:“独吾爱潜、霍、司空、龙眠、浮渡，各以其胜名于三楚。而浮渡濒江倚原，登陟者无险峻之阻，而幽深奥曲，览之不穷。”8 31姚鼐直接表达对浮山的喜爱之情，但他的重点不是写景，而是以赞美浮山进一步表达想要畅游天下名山大川的旷达情怀，他宣称“余一旦而获揽宇宙之大”，便“快平生之志”8 31。这种强烈的情感在他若干年后的一首关于浮山的诗歌正月晦日期应同游浮山余往遍历诸峰而应宿不至遂宿会胜岩次日至华严寺作诗归示应兼寄朱竹君学士 中表达出来。诗歌的前半部分主要描绘浮山胜景，这是弥补当初未与左仲郛同游浮山的遗憾，后半部分开始追忆平生:有志向浮山，自余始角总。长序仲孚诗，锐思拨倥偬。悲哉吾仲孚，奄已乘翣輁。而吾二十年，京洛仕茸。翰林持节来，思余隔尘塕。嗟彼千里骥，倏以短辙覂。至今壁上刻，光晶照珠珙。惜我先后迹，与君不可总。此生逋世役，几如说梏拲。孰慰独游寂，灵怪交献奉。所恨未闻道，仍将弃凡冗。粪扫石坛隅，终身缚竹。远道或见思，作诗遗笑唪。8 360“有志向浮山，自余始角总”对应姚鼐所言“生平亦好乐山水”。然而现实却是“而吾二十年，京洛仕茸”，“形为物役”，姚鼐前半生为仕途付出大量精力，他遗憾和左仲郛“不可总”，因83第 1 期钱雯婷:论桐城“四祖”的浮山游记创作此发出悲伤的叹息 “此生逋世役，几如说梏拲”8 31。在姚鼐 44 岁辞官归里之前，他迫不及待地开始游赏山水，接连创作了登泰山记 游灵岩记 等游记。三、艺术上对前代浮山游记的突破桐城派创作的浮山游记在思想情感上表现出共性，这是对前代诗文传统的继承，而在艺术风貌上桐城派创作的浮山游记则独树一帜。同辈相交的戴名世、方苞在艺术风格上趋于相近，强调简洁，高举桐城派旗帜的姚鼐得此写作精髓，行文雅洁。他们都克服了前代游记所记芜杂的缺点。而刘大櫆则创造性地融“神气”入文，突破了前代游记气弱之弊端。(一)桐城派“雅洁”风格的传承桐城有着“成学治古文者综千百计”的治文传统，这不仅有利于隔辈师承，也有利于同辈之间互相交流。戴名世在为方苞作的方灵皋稿序中指出:“盖灵皋自与余往复讨论，而相质正者且十年。每一篇成，辄举以示余，余为之点定评论，其稍有不惬于余心，灵皋即自毁其稿。而灵皋尤爱慕余文，时时循环讽诵，尝举余之所谓妙远不测者，仿佛想像其意境，而灵皋之孤行侧出者，固自成其为灵皋一家之文也。”3 54可见戴、方两人文学交往密切，戴名世作为同乡长辈指点过方苞。散文理论方面，戴名世提出文章要平易自然、言之有物，自然之文必须道、法、辞三者均备，即思想内容、结构与语言应当完美结合。方苞提出的“义法”之说和戴名世的散文理论有异曲同工处，都强调内容扎实、形式简单。戴名世的游浮山记和方苞的再至浮山 语言质朴简洁。前者通过对浮山之“奇”“僻”的描述，以己类比浮山，曲笔寄托情感;后者通过将自己与名山胜境作类比，托物言志。戴名世、方苞两人关于浮山的游记散文有颇多相似之处，可见同辈之间的影响。姚莹在 惜抱先生行状 中言:“自康熙朝，方望溪侍郎以文章称海内，上接震川，为文章正轨，刘海峰继之益振，天下无异词矣。先生亲问法于海峰，海峰赠序许之。然先生自以所得为文，又不尽用海峰法。故世谓望溪文质，恒以理胜;海峰以才胜，学或不及;先生乃理文兼至。”9 就艺术特色而言，该评价切合 3 人浮山游记特色，方苞的浮山游记写景简略，重在寄寓，而刘大櫆游记铺陈景色，极尽形容之能事。姚鼐的浮山游记承继戴名世、方苞游记的简约风格，体现了“以诗为文”的特色，他在文章开头运用了赋的手法，以沿江雄伟景观甚少来凸显“浮渡濒江倚原，登陟者无险峻之阻，而幽深奥曲，览之不穷”的特色，又由此引出“客有戏余者曰:君居里中，一出户辄有难色，尚安尽天下之奇乎?余笑而不应”8 31。一个连自己家门口的山林都没游览过的人，却在众人面前表示要踏遍各地山川，这不合情理吧?然而姚鼐对客人的戏谑笑而不答，通过“他日从容无事”这种“曲而隐”的笔法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空间，全文富于情趣，含蓄蕴藉。(二)别具一格的“神气”长论刘大櫆师承方苞，对方苞所强调的“义法”之说，刘大櫆指出:“不得其神而徒守其法，则死法而已。”5 176他不满足于文章仅仅文从字顺、清晰简约，强调要通过“神气”、文采等增强散文的艺术感染力，浮山记 正是其文学主张的生动实践。清史稿刘大櫆传 记载:“大櫆虽游学方苞之门，所为文造诣各殊。方苞盖取义理于经，昕得于文者义法;大櫆并古人神气音节得之，兼及庄、骚、左、史、韩、柳、欧、苏之长。其气势，其才雄，其波澜壮阔。”10 方苞作文提倡义法，语言简洁，这在 再至浮山记 中显示得淋漓尽致。刘大櫆兼重古文的神韵，才气雄放，其文形成了“日丽春敷，风云变态”的风格，这在浮山记 中有所呈现。就艺术手法而言，姚鼐在古文辞类纂 中也曾经评说 浮山记 “全学 禹贡 章法”11。由此可见，这篇游记散文的风格与方苞讲究雅洁的散文风格有所不同。浮山记 前半部分主要写岩石，以导游视角切入，移步换景，引领读者从东南路入山，后半部分由“浮山在桐城县治之东九十里，登山而望之，盖东西南北皆水汇，而山石嵲空虚，几欲乘风而去，故名之曰浮山”5 290一句过渡，转而写诸峰，视角进行转换，诗人凌空俯视，尽览周围诸峰。刘大櫆在浮山记 中对滴珠洞的描写别具特色:93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23 年过桥而巨石塞其口，沿涧曲折循石罅以入，至其中，则廓然甚广而圆，如覆大瓮。如蜗螺旋折而上。上有复阁，其顶开圆窍见天。飞流从中直下数十尺，如喷珠然。岩底四周皆石岸，可容百人，可步、可环坐而观焉。以石击其壁，响处处殊;燃火炮于其中，则如岩崩石裂，声闻十里外。其中承溜为石池，溢而至于岩口，则伏而不见，此所谓滴珠之岩也。若时值冬寒雨雪，或凝为冰柱，屹立岩石之下，尤为瑰丽奇绝。然不常有，盖数十年乃一得之云耳。5 340“如覆大瓮”“如蜗螺旋”“如喷珠然”不仅写出滴珠洞岩石大而圆的静态美，水流直下飞溅的动态美，而且音节短促，一气呵成，气势磅礴，既展现了滴珠岩的壮观景色，又烘托出作者赞叹喜悦之情。吴孟复先生认为，浮山记 “采用徐霞客游记写法，岩洞涧石历历如绘，简直可以用来导游，在唐宋八大家以及桐城派文中，是很少有的”12。四、结语清代方宗诚在 桐城文录序 中提到“我朝论文家者，多推望溪、海峰、惜抱三先生，而三先生实各极其能，不相沿袭”13，鲜明地指出桐城派作家创作善于创新的特征。从桐城“四祖”对家乡名山浮山的书写中，我们不难看到，他们创作的浮山游记在继承中有创新:在思想情感上与明代之前浮山诗作中归隐山水之思一脉相承，但他们结合自身情境进行了个性化表达;在艺术风貌手法上，戴名世、方苞两人之浮山游记言简义丰，打破了明末以来长篇游记的风貌，而刘大櫆的游记是对明末长篇直叙式风格的拓展，引领清代散文风格趋向流畅平实。注释:马小玲:论姚鼐的山水游记 ，岱宗学刊，2006 年第 4期，第 22 24 页。余水英:方苞与姚鼐的游记之比较 ，安康学院学报，2011 年第 4 期，第 63 65 页。师雅惠:山水与义理:早期桐城派作家游记中的“义法”呈现 ，贵州社会科学，2016 年第 12 期，第 56 60 页。许华:姚鼐文章风格论在其山水游记中的体现 ，宿州学院学报，2011 年第 10 期，第 68 69 页。本文统计数据来自 浮山志(黄山书社，2007 年)、枞阳县志(黄山出版社，1998 年)。参考文献 1吴道新 浮山志M 陈焯，修订 疏获，点校 合肥:黄山书社，2007 2枞阳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枞阳县志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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