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高校防范电信网络...骗宣传教育的问题与对策研究_杨剑光.pdf

2023 年 6 月第 3 期 第 23 卷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Jun.2023No.3，Vol.23收稿日期:2023 03 10基金项目:广东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一般项目“短视频视域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SCNUKFYB023);广东省高校党建研究项目“新媒体时代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新体系探索与研究”(2022BK149)第一作者:杨剑光(1994)，男，助教，主要从事网络传播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oi:10.16112/ki.53 1160/c.2023.03.153大数据时代高校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教育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杨剑光，陈思(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经济贸易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摘要:大数据时代，传统诈骗在大数据技术加持下衍生出精准诈骗的特点，高校成为电信网络诈骗警情高发地，强化“宣传教育”是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的主要渠道，也是维护学生人身及财产安全，保障学生健康成长的必然举措。大数据技术驱动之下，电信网络诈骗的行动逻辑产生变化，主要表现为个体数据化生存下被量化的“数字脚印”“技术黑箱”下被隐匿的数据挖掘和情境建构下被激活的个体信任。与此同时，当前高校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教育应对大数据时代的新变化，存在宣教主体协同效应薄弱、宣教载体窄化、宣教内容针对性不强、传播与价值导向效果甚微等问题。基于此，大数据时代高校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教育的对策可以从五个层面着手:构建宣教主体协同机制、打造责任明确的宣教共同体;提升宣教内容针对性、嵌入移动信息安全素养教育;拓宽参与式传播媒介、激发学生创作智慧与活力;借助信息可视化呈现、挖掘电信诈骗底层逻辑;提升传播与价值导向效果、探索学生心理与传播规律结合点。关键词:大数据时代;高校;电信网络诈骗;行动逻辑;宣传教育中图分类号:D924.3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 1254(2023)03 0136 07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for Preventing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 Frauds at Colleges andUniversities in the Age of Big DataYANG Jianguang，CHEN Si(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Guangzhou 510006，Guangdong，China)Abstract:In the age of big data，the traditional frauds have deriv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ecise fraudswith the aid of big data technology Sinc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become the highly risky places for po-tential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 frauds，strengthening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for preventing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 frauds is the main channel to manage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 frauds 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and an inevitable measure to maintain the personal and property safety of the students and ensure their healthygrowth Driven by big data technology，the action logic of telecom network frauds has changed，mainly manifes-ting in the quantified“digital footprints”under the individual data survival，the hidden data mining under the“technical black box”and the activated individual trust under the contextual construction At the same time，the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for preventing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 fraud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con-fronted with certain problems in response to the new changes in the era of big data in that the collaborative effectof subjects in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is weak，carriers of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are unitary，the content ofpublicity and education is poorly targeted，and effect of dissemination and value orientation is insignificantThus，th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against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 frauds in collegesand universitie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can be initiated from the following five levels:(1)constructing a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of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subjects to create a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community with clearresponsibilities;(2)improving the relevance of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contents to embed mobile informationsecurity literacy education;(3)broadening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media to stimulate studentscreativewisdom and vitality;(4)mining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 frauds with the help of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presentation;(5)improving the effect of communication and value orientation and exploringstudentspsych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orientationKey words:big data era，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 fraud，action logic，public-ity and education大数据时代，个体生活高度融于网络空间当中，数据化生存下个体行为、社交关系和心理等被全面数据化1154 163，传统诈骗在大数据技术加持下呈现出精准诈骗的新特点2。根据电信网络诈骗治理研究报告(2021)所统计的被害群体年龄分布，20 29 岁占比 41%，20岁以下占比 18%，而大学生群体恰好处在相应的年龄层，继而导致高校成为电信网络诈骗警情高发地，影响学生个人财产、甚至是生命安全。由此可见，高校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是保障高校安全稳定运行的内在要求，也是维护学生人身及财产安全，助力学生健康成长的必然举措。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的严峻形势，强化“宣传教育”是我国网络犯罪治理的主要渠道3。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诈骗法明确要求加强对青少年群体的宣传教育，增强反电信诈骗宣传教育的针对性、精准性，开展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教育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等活动;同时，宣传活动效果产生有赖于对宣传对象认知习惯和信息传播规律进行科学把握。基于此，本文借助思想政治教育、高校安全教育与传播学等相关理论视角，以高校学生这一电信诈骗易感群体作为高校防诈宣传教育主要对象，深入剖析大数据时代电信网络诈骗的行动逻辑，厘清当前高校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教育的薄弱环节，并尝试为大数据时代高校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教育提供优化对策。一、大数据时代电信网络诈骗的行动逻辑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化、信息化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并快速重塑着互联网产业与人们社会生活的诸方面。传统诈骗在大数据技术加持下衍生出精准诈骗的特点，基于个人信息数据挖掘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日益攀升，分析大数据时代电信网络诈骗的行动逻辑变化，以期为厘清高校防诈宣传教育存在的问题提供参照。(一)数据化生存下被量化的“数字脚印”大数据时代，移动互联网应用基于数据日益与个体现实生活相连接，形成“数据化生存”之势。而留存在网络空间中的各类数据也会变成各种服务商算计、利用的资源，甚至成为被管理、操控的对象1 154 163。根据 CNNIC 第 5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2 年 6 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10.47 亿，青少年网民规模不断扩大。而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高校大学生群体，所有网络应用的使用率均高于整体网民平均水平4，且往往与学习、工作和娱乐紧密相关。伴随着人们的网络行为，大量“数字脚印”转而以数据的形式留存于平台之中，其中可能包含个体的身份信息、行为轨迹、社会关系等，数据的价值便得以凸显，长此以往，当商业平台用户行为数据的数量不断增加，资本的逐利性导致数据泄露的风险产生。731第 3 期杨剑光，陈思:大数据时代高校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教育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二)“技术黑箱”下被隐匿的数据挖掘数据挖掘技术一方面为商业平台精准把握用户需求提供了便利性，另一方面也为诈骗者实施精准诈骗提供了技术基础，通过不正当手段对海量数据进行爬取、分类和筛选等步骤，继而确定诈骗对象，相关数据表明，有半数以上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与个人信息泄漏有关5。然而，对于用户而言，这其中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虽然用户是数据的生产者，但数据的归属权和支配权由平台所享有，在“技术黑箱”的隐匿操作下，用户对于信息泄露浑然不知。除此之外，随着国家治理的信息化、数据化进程加快，社会各领域过度数据化现象明显，数据过度收集与挖掘，同样存在数据泄露的风险6，一旦数据收集主体数据保护意识不强、能力不足，甚至频频诱发非法贩卖数据行为。例如，通讯、教育、医疗等部门所掌握的重要数据一经泄露，诈骗分子将直接获取个体精准数据，引发严重后果，山东临沂女学生徐玉玉事件便是最好的警示。(三)情境建构下被激活的个体信任传统诈骗因诈骗者通常未掌握诈骗对象精准信息，诈骗过程多数情况下需要与诈骗对象进行面对面接触，通过设计接触情境换取信任，然而，随着诈骗警情高发以及媒体大范围报道，公众从意识层面对陌生人的警觉性有所提高。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技术性和非接触性特征明显，高校学生成为诈骗分子实施诈骗的重点群体。以青年大学生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青年大学生群体遭受电信诈骗主要受诈骗情境因素和青年自身因素两个方面的共同影响7。大数据时代，诈骗分子往往基于数据挖掘所获取的个人信息，以权威或熟人身份，精心设计一系列危机情境或利益诱导情境，从而激活个体信任，完成诈骗过程。在诈骗情境之中，被诈骗者在危机或利益诱导冲击下，情绪容易产生波动，并影响自我决策与判断。同时，预设骗局得以实现，与大学生群体较高的一般信任水平相关，在网络交往情境中，一般信任水平越高，越容易形成对他人和团体的信任8。二、高校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教育存在的问题当前，高校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教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学生的防诈意识，降低了校园电诈警情，但高校学生作为电信网络诈骗易感群体，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形势仍不容乐观。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据番禺公安反诈中心统计 2019年 1 月至 12 月的数据，番禺区 16 所高校共发生了电信诈骗案共597 宗，损失金额高达526.62 万元人民币，截至 2021 年 9 月至 12 月，全区高校共发生电信诈骗警情仍达 202 起。因此，厘清高校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教育面临存在的诸多问题，有助于为大数据背景下高校优化防诈宣传教育对策找准着力点。(一)多部门“齐抓共治”，主体协同效应薄弱建立稳定的制度体系能够有效驱动常态化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保障高校广大师生人身和财产安全，但目前高校仍然没有形成顺应新形势下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教育的制度性安排。高校防诈宣传教育是一个“体系性工程”，当前大多数高校并未建立专门的网络安全教育机构9，应对网络电信诈骗宣传教育，高校保卫处、学生处、校团委、二级学院和辅导员均参与其中，看似形成了多元化教育主体，实则各部门各行其是。一是宣传教育部门的分散化，难以整合资源，形成协同教育优势，导致职责、分工不明确。同时也容易导致多头领导下，防范电信诈骗宣传教育任务最终导向辅导员一级，加重辅导员工作负担，宣传教育效果也难以保证。二是无法形成完整的防诈工作逻辑链路，协同机制薄弱，防诈宣传教育要求兼顾事前、事中、事后各方面。当前高校协同社会力量进行防诈治理主要停留在民警进校开展防诈知识宣传，对社区民警在学生诈骗警情发生过程中在预警和劝阻反馈渠道建立重视不够。三是防诈宣传教育保障体系不充分，主要表现为人员配备缺乏稳定性且专业性不足，当前高校高校安全教育课程教师队伍一般由思想政治理831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3 卷数据来源:番禺反诈中心。论课教师和专职辅导员组成，从人员构成上看，均不具备系统性安全知识背景，应对防诈宣传教育更多也只能触及表层，未能触及根本。同时，教育方案与目标不明确，导致职责履行的连续性难以形成，继而也难以开展有效的监督和工作实效考核。(二)宣传教育载体窄化，被动教育占据主导长期以来，课程作为教育实施的重要载体这一理念指导教育教学活动开展。高校防诈宣传教育主要以第一课堂为主，包括安全教育课程、防诈知识讲座，教学内容的单向灌输难以引发学生的兴趣，针对这类非专业类课程，学生“在场的缺席”现象明显，身体处在教室中，精神早已遨游于互联网世界。一项关于网络安全教育的调查显示，超过 60%的大学生对所在学校开展网络安全教育的效果不满意10。大部分高校在第一课堂的基础上拓展防诈第二课堂，开展主题班会、成立防诈宣讲团、防诈知识竞赛等活动，并通过QQ 群、微信群、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进行防诈知识和案例推广，以求信息触达最大化。然而，在防诈任务导向下，简单粗暴式的信息轰炸实际收效并不显著，学生也往往迫于需要通过参与活动获得第二课堂学分而呈现出表面上的积极。在多数情况下学生在防诈宣传教育中仍然处在被动接收地位，纯粹的理论知识宣讲活力不足、第二课堂载体较为局限，难以做到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做到真正意义上全面认识电信网络诈骗，将防诈知识与社会生活经验形成互补关系，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情境时做到有效应对。(三)安全教育静态化明显，宣教内容针对性不强当前，许多高校安全教育课程仍以传统安全为主导，未能针对当前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的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安全教育静态化明显。一方面，电信网络诈骗更为隐蔽复杂、诈骗形式更为多元、技术性也更强，且容易和社会热点事件相勾连，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涉疫新骗局、世界杯期间的赌球骗局等，对高校防诈宣传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时而变，因势而新才能稳筑防诈电诈防线。另一方面，高校缺乏从学生受骗者的角度切入进行研究，使得安全教育的针对性不强11。从常识出发将低年级学生作为防诈宣传教育的重点群体，是当前高校防诈宣传教育的普遍现状。然而，近年来硕士博士遭遇电信诈骗的案例并不罕见，且诈骗金额令人咋舌，如人民网报道广州某高校女博士被电信诈骗 85 万元、南方日报报道某政法大学博士被电线诈骗十多万等，均说明学历和智商与防诈意识并不一定呈现正相关关系。因此，防诈宣传教育内容维度单一化、针对性不强这一趋势若长期持续将导致安全教育流于形式，难以真正达成科学防诈的目的。(四)聚焦防诈知识科普，传播与价值导向效果甚微当前，高校防范电信诈骗多侧重于对学生进行电信诈骗知识科普，如诈骗类型识别、诈骗个案分析，通过电信诈骗个案激活学生的恐惧诉求，警惕掉入电信诈骗陷阱。然而，在防诈宣传教育过程中，将注意力都放诸于防诈知识科普，缺乏对大学生诈骗知识水平和差异化需求进行规范化调研，一味追求宣传频率和宣传范围，同质化的宣传内容作用于个体，容易催生个体对宣传信息可预见的、相对固定的本能心理反应模式4。传播学“上限效果”假说认为，受众的知识积累具有上限，在感觉到自己的某种知识已经充足的时候，就会自动减慢或停止对这种知识的追求12。因而，学生长期浸润于无差别的宣传内容之中，在本能心理反应模式的作用下，极有可能形成对该类信息的过滤机制。再者，过度聚焦防诈知识科普，往往会忽视对大学生受骗的深层次原因探寻，淡化高校的价值引领功能。通过提高学生对电信网络诈骗的认知，能够有效减少高校诈骗警情，但从近年来高校学生频发的电信诈骗案例来看，刷单返利、网络游戏产品交易、杀猪盘、网络贷等位居高位，其中所折射出的是部分高校学生社会经验的不足、价值导向上的偏离，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锁定目标。尽管从理论层面上看高校安全教育已卓有成果，应对传统诈骗在新技术环境下的新形态，高校在防诈宣传教育实践中积极开展探索与实践。但从主体协同效应、宣教载体、宣教内容和传播与价值导向效果等方面来看，仍无法与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形势形成全面抗衡的态势。931第 3 期杨剑光，陈思:大数据时代高校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教育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三、大数据时代高校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教育的优化对策我国已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高校如何站在新的高度更好地履行为党和国家培育时代新人使命，如何领悟与利用好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如何把握宣传教育与大学生成长规律的结合，构建起大数据时代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教育新格局，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是高校在大数据技术环境下需要攻克的重要问题。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教育是高校网络安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3，大数据时代高校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教育应与时俱进，可尝试从宣教主体、宣教内容、传播媒介、信息呈现与传播与价值导向效果五个层面出发思考防诈宣传教育优化策略。(一)构建宣教主体协同机制，打造责任明确的宣教共同体应对大数据时代电信诈骗形势，推动宣教主体协同机制建设，打造责任明确的宣传教育共同体，将为防诈宣传教育科学有序运行提供助力。一是明确防诈安全教育主体责任，由分管校领导统筹协调保卫处、学生处、校团委、二级学院和辅导员等参与部门和主体，明确各部门责任归属，梳理当前防诈宣传教育主要所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强的解决措施，形成多方有序的工作局面。二是协同社会主体力量共同治理，打造完整的防诈工作逻辑链路，事前在进行普遍宣传教育之外，应利用学校信息管理平台，做好易感人群识别与监测;事中应协同社区民警力量，畅通警校诈骗警情反馈通道，利用好社区民警在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的技术预警与阻断力量，及时进行遭遇诈骗学生劝阻止付;事后对遭遇诈骗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并做好案例分析与警示。三是健全防诈宣传教育教师队伍保障体系，防诈宣传教育工作长期发展需确保专门的师资队伍投入与培养，确保人员配备的稳定性与培养连续性;同时，适应大数据时代所产生的变革，应及时转变安全教育教师思维观念，建立防诈教育教研团队，更新防诈教育方案，明确教育目标，定期组织安全专家开展安全教育教师队伍培训，拓展电信网络诈骗教育内容，强化教师队伍素养。主体协同机制的有效运转，在于严格的考核体系支撑，应将防诈宣传教育工作纳入参与主体工作考核指标体系，实现防诈宣传教育成效与奖惩相挂钩，夯实防诈宣传教育共同体。(二)提升宣教内容针对性，嵌入移动信息安全素养教育大数据时代，商业逻辑下商业平台精准把握对象个性化需求成为可能，这为防诈宣传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即建立差异化思维，利用好学校信息管理平台对学生进行群体画像，根据不同学历层次、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设计防诈宣传教育内容。这就要求高校建立整体性防诈宣传教育规划，把握学生各阶段成长规律，如针对新生群体应着重进行防诈知识科普;而针对毕业生应强化正确的就业观念，警惕诈骗分子利用求职心理设计的骗局;面向硕博士群体应端正其对网络电信诈骗的态度，避免因过于自信而大意失荆州。此外，对于受骗案例应从学生心理、成长环境、媒介使用、诈骗情境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为防诈宣传内容设计提供支撑。差异化的防诈宣教内容能够有效克服学生对于无差别科普知识的过滤机制，然而，从根源上看，培养学生的移动信息安全素养势在必行。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在精准诈骗链条中起着基础性作用，信息安全问题难以回避。然而，目前我国的信息素养教育体系中缺乏对大学生信息安全素养，特别是信息安全能力的重视14，这恰恰说明了培养作为社会发展重要力量的大学生群体移动信息安全素养的重要性。一是要强化信息安全意识，以大学生日常较为频繁使用的移动互联网应用和使用习惯为基点，洞察并剖析其中个人隐私暴露潜在风险，通过案例分析交流，引导学生在互动交流中提供解决方案，如以“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等重要教育节点为契机，设计宣传教育内容，激发学生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二是提高个人信息保护能力，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的多种情形，在宣传教育过程中应提高学生识别主动检查和应对信息安全风险的能力，如互联网应用账户安全升级、运行过程中安全状态检查等。041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3 卷(三)拓宽参与式传播媒介，激发学生创作智慧与活力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大学生群体作为移动应用使用的活跃分子，具有自我意识强、思维活跃的普遍特质，对于新生事物通常具有较高的新鲜感和接受度，在新媒体场域中学生可以自主选择接收信息的平台和内容，进而从事自身的话语生成与传播15，且容易形成圈层裂变式扩散。因而，高校在防诈宣传教育上可积极拓宽参与式传播媒介，变学校“灌输式”教育为学生“参与式”教育16，充分激发学生的创作智慧与活力。当前，抖音、快手等移动短视频平台、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普及程度空前未有，大学生群体在网络思政教育中的主体作用也益发凸显，引导学生对防诈知识进行再加工、激发学生再创造活力，能够促进高校形成线上线下全员参与防诈氛围。例如，广州某高校学生对流行音乐歌词进行改编，以吉他弹唱方式录制歌曲 少年反诈版，在短视频平台广泛传播并获得众多好评。运用新传播媒介将教育内容与学生的媒介偏好相结合，用好青年学生的话语表达，形成媒介渠道合力，有够有效弥补传统电信网络诈骗单向教育的不足，以适应电信网络诈骗及其他网络安全形势变化。(四)借助信息可视化呈现，挖掘电信诈骗的底层逻辑大数据时代，高校面临大量的学生电信诈骗案例，往往采取单一的案例通报作为警示，却较少关注诈骗案例之间、被骗学生与未被骗学生之间的关联性，继而透过表层数据揭示大数据时代电信网络诈骗的底层逻辑。而借助信息可视化技术，高校可以协同警方，辅以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将大量的电信诈骗表层数据，处理成人们惯于接受的图形、图像等视觉符号表现出来。从视觉传播的角度出发，通过可视化技术对电信诈骗数据进行分析，借助平面图形、视频、交互式动画、虚拟仿真影像等视觉语言，往往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更能够挖掘和表征电信诈骗数据间所隐匿的复杂关系17。例如，单个诈骗案例所能够呈现出来的信息往往是孤立的，从人的认知习惯出发，学生往往需要调动自身记忆去进行推理，从而建立案例之间的关联性，即个体认知活动的内部表征，而这对学生的主体性和信息内容本身具有较高的要求。信息可视化的呈现有效提高了学生在防诈宣传信息认知上的效率，诸如电信诈骗案例所涉及学生的人口统计学属性关联、不同类型诈骗案例发生的情节关联等一目了然。针对当前电信诈骗容易与社会热点事件相勾连，挖掘其内在规律也成为可能。另外，可视化信息的强交互体验也能够满足大学生通过移动终端获取防诈信息的趣味性需求。(五)提升传播与价值导向效果，探索学生心理与传播规律结合点从心理学角度出发，态度转变需经历服从、认同和内化三个阶段。而宣传教育活动传播效果体现在受传者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沿宣传者期盼的方向改变，受传者态度转变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特点，尤其在注意力稀缺的大数据时代，个体信息需求往往由算法驱动下的信息投喂机制满足，通过单一重复信息让人们接受某种观念往往事与愿违18。因此，当前高校防诈宣传教育应转变宣传教育逻辑，积极探索学生心理与传播规律的结合点。以认知情感行为渐进式逻辑开展宣传教育，在宣传前期，对学生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知识科普，建立学生对电信网络诈骗的基本认知;在宣传中期，通过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宣传符号激活学生的深层认知和社交分享;在宣传后期，情境的创设可以提升学习者对知识的理解及运用能力，在情境中发现知识，用知识来解决情境中的问题，以此实现知与行的共同发展19，设计情境体验环节，亦或是与社区民警联合，利用信息技术打造沉浸式电信诈骗情境体验空间能够引发学生情感共鸣，最终将传播效果内化。面对防诈宣传教育过程中价值导向弱化问题，在做好易感人群识别的基础上，应根据学生成长不同阶段面临的潜在安全风险，在防诈宣传教育过程中嵌入思想政治价值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提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这一思想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具体而言，在于在防诈宣传教育中用好方式方法，将价值导向寓于各个环节之中，做到讲深、讲透、讲活。大数据时代的精准诈骗，诈骗分141第 3 期杨剑光，陈思:大数据时代高校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教育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子往往更容易利用学生的价值观念偏差行骗，当精心设计的诈骗情境与学生的价值观念不谋而合时，便容易触发学生的需求动机。因此，培养正确的消费观、奋斗观、爱情观、就业观等价值观念尤为重要。针对特殊群体，如困难学生、心理问题学生更应做好关心与关注，避免其掉入诈骗陷阱引发次生危机。四、结语大数据技术正以加速之势重塑社会生产生活，应对大数据时代电信网络诈骗所带来的新挑战，高校应明确主体责任，切实把好校园安全关。以习近平对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遵循高校宣传教育工作与学生成长规律，厘清高校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教育现状与问题，将构建宣教主体协同机制、提升宣教内容针对性、拓宽参与式传播媒介、借助信息可视化呈现和提升传播与价值导向效果作为宣传教育优化策略，或将为当前及今后高校防诈工作朝着更科学规范的趋势发展提供借鉴，并为我国遏制电信网络诈骗作出贡献。参考文献:1 彭兰“数据化生存”:被量化、外化的人与人生 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3(2)2 黄欣荣 大数据时代的精准诈骗及其治理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8(4):86 92 3 王晨，卢建军 深嵌共鸣内化迁移:网络犯罪宣传教育防范的渐进逻辑与优化进路 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8(1):135 148 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15 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研究报告 /OL (2022 04 01)2023 03 10 https:/www cnnic net cn/n4/2022/0401/c116 1097 html 5 时延安 个人信息保护与网络诈骗治理 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25(6):3 24 6 金华国家治理中的过度数据化:风险与因应之道 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1，23(1):55 63 7 赵雷，陈红敏 电信诈骗中青年受骗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 制 研 究 J 中 国 青 年 社 会 科 学，2022，41(3):102 112 8 TEO T S H，LIU J Consumer trust in e commerce inthe United States，Singapore and China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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