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风民俗与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_赵秀玲.pdf

2023 年第 2 期 东吴学术089政治学村风民俗与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赵秀玲 摘 要：在中国乡村治理中，村风民俗至为重要，它不仅是一种文化软实力，更是现代化得以实现的内动力。淳风良俗是乡村社会的根与魂，有助于增加凝聚力、规范性、民间智慧，对于当前乡村社会存在的伤风败俗有纠偏作用。如何基于当下乡村社会的淳风良俗探索创新实践，以乡村振兴、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创新与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村风民俗，既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也是为世界做出贡献的使命担当。关键词：村风民俗；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根与魂；价值重建长期以来，中国乡村治理比较注重经济发展与制度建设，相对忽略精神文明与文化软实力，这与国家战略发展的高标准和严要求很不相称。作为精神文明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村风民俗更容易被忽略，导致乡村治理面临困局。在新时代特别是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如何看待村风民俗的价值，怎样化解因不良村风民俗造成的风险危机，在新观念下重建具有现代意义的村风民俗，是学界绕不开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一、淳风良俗是乡村社会的根与魂 “风俗”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相关解释在中国古代有应劭的 风俗通义，在西方有伏尔泰的 风俗论。汉书地理志 有言：“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进而言之，“风”是以风动之、以教化之，“俗”则是指民间的礼数和习惯。还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甚至“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的说法。鲁迅也说：“观风俗知得失。”很显然，“风俗”是无所不在和深入人心的，在中国广大乡村社会尤其是如此。因此，中国历朝历代都呼吁形成淳风良俗，这是乡村社会的“根与魂”，也是其稳定和发展的基石。汉 班固撰，唐 颜师古注：汉书 六，志（三），第 1640 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鲁迅：古小说钩沉 序，鲁迅全集 第 10 卷，第 3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DOI:10.16100/32-1815/c.2023.02.007东吴学术 2023 年第 2 期090好的风俗对于乡村社会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中国历史文化悠久，文明化程度高，特别是在一些兴盛发展的时代，整个社会为淳风良俗所浸润滋养，从而形成所谓的太平盛世。这不仅成为中国人的骄傲，也为世界文化与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像元宵节、寒食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巧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腊八节等都是中国人的重要节日。正因为这些节日风俗，中国人得以世代相传，民族的根脉发展壮大起来，承载着一代代人的希望与梦想。以春节为例，当中国春运到来，远在天涯海角的游子就会不辞劳苦，携儿带女、大包小裹，一起奔向那个生养地家乡，这种风俗作用巨大，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它。据统计，2023 年春运，全社会人员流动量约为 47.33 亿人次。可见中国春节习俗的巨大凝聚力和魅力。当年，林语堂身在美国，心怀“乡愁”，做梦都想回国，到香港后时常站在山巅眺望家乡山陵；定居台湾，在电影院或街上，听到人们说闽南话，浓浓的乡音让他感到如回故乡，于是发出“不亦快哉”的感叹！事实上，淳风良俗如磁石般将国人凝聚起来，从个人到家庭、社会、民族都不例外，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乡土这个“根与魂”。好的风俗是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规约与礼数。在中国乡村社会，除了国家法律所起的作用，一些非制度性规约与民俗的作用也不可低估，这是生活在乡村社会人们之间的一种自觉不自觉的行为规范。最突出的是村规民约、家族规范、家风家教，还有一些传统社会延续下来的风习，都成为乡村社会的普遍遵循。如广西第一个村委会 1980 年制定了村规民约，其中有严禁赌博、严禁放猪、不准在村内或附近唱野山歌、不准偷盗、失物归还原主、不准在泉边河边大小便、讲卫生光荣等，极好地维护了乡村秩序。在梨树县村级规范化管理试行规定 中，也有相关的“村风民俗”规定，如“提倡喜事新办，丧事从简”“移风易俗，破除封建迷信”“讲究卫生，爱护公物”“建立良好的相邻关系，互尊互敬，互谅互助，团结和睦”等，都很有代表性。还有，村规民约与公序良俗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内在化要求，其约束力来源于道德力量、舆论力量、先锋带头作用和村民觉悟，形成号召力、吸引力、感染力和约束力。看来，社会约束力与自我约束力是村规民约和淳风民俗的关键，它会通过内外两种方式促进乡村干群自觉自为自治，即自我教育、约束、管理。好的风俗更是人生智慧与生活艺术的结晶。一般人多从物质层面理解和认识中国乡村社会风俗，于是强调衣食住行及其器物之便，某种程度上说不无道理。然而，以器物为代表的物质文明离不开精神、智慧、艺术的支撑，其背后和内里是有成熟的哲学。有学者说：“风俗绝不仅仅是裸露在社会生活表层的现象，它沟通着历史与现实、物质与观念、道德与法律，折射出中华五千年的沧桑变革。在中国社会风俗中，层累地堆积着中华民族的高度智慧、高超技艺和高尚品德。因此，中国社会风俗更能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通过它来把握一个民族的文化，显得更加直观而准确。了解中国社会风俗史，了解中国人在生活习俗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性特征、价值尺度、思维方式、道德标准、审美观念，明确它在面对现代化社会生活方面的优势和缺陷，不仅能自觉而有效地移风易俗，还能大大提高我们的道德水平和人文素质。”如林语堂特别强调中国人的习俗及其智慧，他在 人生态度 人生理想 人生享受中畅谈“论躺在床上”“安卧睡床”“坐在椅中”“茶与交友”“酒令”“食物与药物”“论花和折枝花”“生活的艺术”“论西装与中装”“叩头的软体操价值”等，其中有言：“躺在床上于世界文化之功大矣，世人不察耳。据我私见，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五的重要科学发明莫非得之于卧床上被窝中；惊动世界划分时代的哲学思想也莫非于三 孙丹妮：2023 年春运全社会人员流动量超 47 亿人 次，中国水运报 2023 年 2 月 17 日。林太乙：林语堂传，第 235-239、256 页，北京：中国 戏剧出版社，1994。米有录、王爱平主编：静悄悄的革命中国村民 自治的历程，第 211 页，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曾凡煦主编：村民自治必读，第 314 页，长春：吉林 省民政厅政权处，内部资料，1992。卢守柱：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工具，乡镇 论坛 1989 年第 Z2 期。秦永洲：中国社会风俗史 前言，第 23-24 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2023 年第 2 期 东吴学术091更半夜，身卧床上，手执一根香烟时，由哲学家之头脑胚胎出来。由是观之，躺在床上之艺术尚矣哉。”“所谓躺在床上者何？不外两种意义，一为身体上的，一为精神上的。由身体上言之，躺在床上是我们摒弃外物，退居房中，而取最合于思省的一种姿势。若要思省得好，这姿势不可不讲求的。孔子就是很懂得 人生的艺术 的人，就是人生的艺术家必有寝衣长一身又半，以防脚冷。”林语堂又说：“根据了这个卫生原理，中国人发明了各种动作，以缓慢和韵律为其特点，正如一个真正有教养人的举动那样。叩头的艺术不过是这种动作的一种而已。事实上，它是人类心智历来发明的最佳的一种减少体内脂肪的运动。”这是对中国风俗形而上的理解，也反映了中国人独特的心灵世界与精神风貌，是与村风民俗紧密相连的，因为舒缓、悠闲、知足、快乐、顺命等是基于农业文明、乡绅士子、道家情怀而生的。表面看来，村风民俗具有民间性、世俗性、琐细化的特点，其实它是一种文化，尤其是在有着悠久农业文明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更是如此。不过，其间又包含了精神性、智慧性、艺术性，是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绵延不绝的根与魂，是文化智慧的力量所在。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留住乡愁，重视乡村文化传承的原因所在。习近平总书记说：“既要保护古代建筑，也要保护近代建筑；既要保护单体建筑，也要保护街巷街区、城镇格局；既要保护精品建筑，也要保护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民居及地方特色的民俗。”他还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基于此，村风民俗特别是淳风良俗具有非同一般的价值，这是关系乡村治理、乡村振兴，也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大命题。这对于突破简单化、表面化、概念化地理解村风民俗意义重大。二、伤风败俗成为乡村社会的隐患毒瘤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在各方面都获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经济成就令世界瞩目。但不容讳言，我国在文化建设和文明发展中还存在较大短板，特别是世道人心受到物质主义与金钱至上观念的影响，令人担忧。尤其是在广大农村，不良社会风气和道德滑坡的现象严重，伤风败俗时有发生，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不堪入目、十分恶劣的情况。这是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不得不根治的病症，亟须给予高度重视。赌博是当前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一大死结。在中国传统社会，赌博是令人厌恶，也是受到人们普遍抵制的，所以有“逢赌多输”“赌博必败”的古训。因此，以往的乡村赌博数量有限，即使有也多是隐蔽性的，总为人反感和不耻。如今，乡村社会的赌博数量激增，有的成为职业，还有的习以为常，这从根本上打破了“赌博是一种恶习”的观念。有人说：“农村赌博具有很强的时节性，春节最盛行。到了春节，村民返乡过年，对农民来说又是农闲时节，邻里有较多的机会相聚。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经过一年的打拼，积累了不少收入，由于文化活动的缺失和精神上的空虚，曾经的邻里相访变成了聚众赌博。村里有个小老板，仅春节几天时间，被人拉去赌博，不仅输掉几年辛苦赚来的三十万，还欠下了二十万元的高利贷，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至于“赌博地点遍及农村各个旮旯角落，只要是有人集聚的地方，四五个人，能拼起来一桌，就不会放过赌博的机会。小赌之地更是多如牛毛，赌桌常常被设在村里的百货杂店里外，村里人去铺里买东西，趁机也赌一把，赌众从不间 林语堂：论躺在床上，梦琳等编：林语堂散文经典 全编 第4卷，第166-167页，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2002。林语堂：叩头的软体操价值，张明高、范桥编：林 语堂文选（上），第 221222 页，北京：中国广播电 视出版社，1990。习近平：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求是 2019 年第 12 期。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 强调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推动增强历史 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党建 2022 年第 6 期。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 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1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东吴学术 2023 年第 2 期092断，有的人往往在那里一坐就是一天。大赌之地，往往十分隐蔽，常常设在山沟里，不太容易被发现，基本都是约好一起去赌博的，大赌场被警察端掉的消息在村里也常常变成谈资”。更有甚者，“农村参赌人员众多，群体复杂。村里男女老少皆有参与，有普通村民，拉货司机，教师，甚至机关人员，大家混杂着赌博。赌众的 群众基础不断年轻化，大赌的往往是务工回家过年的青年人，青少年往往也顶不住诱惑，跟着中年人玩一把。至于村里的老年人，由于常年在农村，只要有农闲时节就会聚起来赌，过年了就看热闹，在旁边起哄。大人好赌成性，青少年又对赌博的危害认识不清，聚赌的人数在不断上升，群体也越发复杂了。而好赌的青年，往往会把一年的务工收入，在几天时间挥霍完毕。赌赢了开心，赌输了还不服，借钱继续赌，哪怕输光了钱去借高利贷，也要去大赌一把期待翻本，却往往是越陷越深，搞得倾家荡产，由此引发打架斗殴，甚至刑事案件，威胁着农村社会的稳定”。这是一张令人触目惊心的赌博恶习图，反映了乡村的伤风败俗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原来隐匿犯罪式赌博已变得明目张胆，甚至成为一种“时尚年俗”，有人透露：“打麻将、推牌九、填大坑赌博已成为过年期间的 时尚年俗。小卖店、麻将馆里每天都会聚集一批 闲人，他们的口袋里都装着不少钱，还有个别外出打工 挣大钱 的人公开宣称 只玩大数额的。这些人一玩儿就是一整天，午饭都顾不上吃，有些人甚至在晚饭后准时回到 战场继续 挑灯夜战。麻将馆里的 哗啦哗啦 声此起彼伏，大家边打牌边抽烟，还有不少围观群众，整个屋子里烟雾缭绕，十分呛人。一天 作战 下来，输赢几百块、几千块都是很平常的事。和记者同住一个村子的一个年轻小伙子，不仅在春节期间输光了家里卖粮的两万多元钱，还把借来的三万块钱奉献 给了麻将桌。”更值得关注的是乡村的“微赌博”。这是指利用手机或电脑媒介，借微信交友、建群、红包等功能从事或参与的赌博活动。它大致包括：一是抢红包赌法，如斗牛赌法；二是以黑彩、私彩开奖结果为依据，微信红包为投注方式，如香港六合彩等赌法；三是注册赌博网站账号，以微信充当“客服”招募玩家和提供服务；四是利用棋牌游戏赌博，以微信红包为结算手段。对某县百位村民进行采访，竟有 82 人参与过“微赌博”，关键是他们并不认为有害。总之，当前的乡村赌博有以下特点：正常化、普遍化、低龄化、大额化、科技化、无耻化。其实，万恶“赌为首”，也是许多犯罪与恶果之源，这是乡村治理不得不引起高度重视的原因。黄淫是当前乡村社会的另一恶俗。在中国古代，黄淫屡禁不止，成为社会的一大毒瘤。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下决心整治，出现河晏海清局面。改革开放以来，有的地方特别是一些乡村，黄淫流毒又沉渣泛起，直接影响社会稳定。有的通过黄色影像传播，有的明目张胆在公众面前进行低俗丑恶黄淫表演，还有的甚至在公园角落进行性交易，更有因婚外情导致的恶劣事件发生，还有村霸对留守妇女肆意侵占欺辱，严重影响乡村社会稳定安宁。据中国农业大学的调查显示，留守妇女隐讳表达了她们的性压抑，其中 69.8%的留守妇女感到烦躁，50.6%的留守妇女感到焦虑。留守妇女的性压抑和性饥渴易酿成家庭社会惨剧。据 生活新报 报道，男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三家寨村成了“寡妇村”。村里 10 多位“享受未婚生活的已婚少妇”，因“对性的一种渴求”，无奈选择“寡妇村 里唯一一个可以算得上男人”的留守男作替代，并将这位“西门庆”“看成了各自精神和身体上的依靠”，以满足精神和身体需要，最终引发血案。这看来有点荒谬滑稽和难以置信，却充分反映乡村社会的困局，淫乱的伤风败俗以近于变态的方式呈现，其中的问题令人困惑，因为它突破了正常的道德伦理和思维逻辑。离婚率高升不下是当前乡村社会的痼疾。在中国传统社会，许多无爱婚姻不得不维持下去，这当然如恩格斯所说的是不道德也是不文 黄修明：农村赌博风气泛滥与对策研究，法制与 社会 2017 年第 29 期。焦红梅：农村赌博竟成“时尚年俗”，辽源日报 2016 年 3 月 1 日。刘杨萍、陈阿娟：冲突与衡平：乡村“微赌博”治理 研究以 D 县法院 100 份调查问卷为样本，湖 北警官学院学报 2018 年第 6 期。卢信朝：中国农村留守妇女:性困境、性权利与性 赋权，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15 年第 6 期。2023 年第 2 期 东吴学术093明的。但另一方面，现在更多婚姻从自由恋爱开始，其家庭不是更稳固，而是变动不定，稍有不满就离婚，导致人心不安与社会焦虑。这在原来比较稳定的乡村社会也是如此。有研究表明：1979 年，我国仅有 31.9 万对夫妻离婚，1993 年增到 90.9 万对，10 多年增长近 3 倍。农村地区离婚现象也日趋普遍，婚姻不稳势必对农民生活造成困扰。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42018 年我国离婚率连续 15 年上升，2018 年离婚登记已达 446.08 万对。另据民政部 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从 2001 年到 2018年，我国离婚从 125 万对增到 446.1 万对，增长3.4 倍，离婚率由 1.96增到 3.2。甘肃省离婚率由 2012 年的 1.28升到 2018 年的 2.07。庆阳市更加突出，离婚率由 2012 年的 2.1升到 2018 年的 3.6，农村离婚率由 2012 年的2.9升到 2018 年的 3.6，分别高于全国、全省0.4 和 1.53 个千分点。入户调查的 151 个离婚家庭中，婚姻维持不到年的 23 个，占 13.88；年的个，占 3.97；年的 13 个，占 8.61；年的 24 个，占 15.89。从全国司法数据专题报告的离婚案件看：不到年占 11，年占26，年占 32，年占 17，年占 10，年以上占。这表明，在全国离婚率影响下，乡村离婚率不断升高、蔓延、突显，应引起高度重视，特别是乡村治理及其研究的注意。婚丧嫁娶浪费也是乡村社会面临的难题。从移风易俗角度看，婚丧嫁娶的节约是良好风气，实际上铺张浪费大有人在，这在乡村社会尤其突出。以农村结婚彩礼为例，由于普遍要求高，导致婚后生活艰难、矛盾重重。据说，在中部农村，房、车与彩礼加起来，至少要六七十万。北方地区彩礼也要 20 万左右，个别地区还流行“万紫千红一片绿”“三斤三两”的说法：前者指 1 万张 5 元钞票、1000 张 100 元钞票、1 张50 元钞票；后者指三斤三两的 100 元钞票。甘肃庆阳市农村彩礼总体普遍高于乡镇、市区。特别是兄弟多、残疾家庭的彩礼更高。加之首饰、衣服、婚宴等费用，一般结婚费在 40 万元左右。据调查，庆阳市有 151 个结婚家庭，彩礼向亲友借的有 101 个，通过银行贷款的为 18 个。少数民族也不例外，65%以上的离婚案都与彩礼有关。结婚时，男方向女方支付大量彩礼，女方也为女儿出嫁准备大量嫁妆。另外，外出打工者目前已成为各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离婚的主要人群，占到 50%到 80%以上，其离婚多因高额彩礼所致。铺张浪费甚至欲壑难填在广大中国农村的婚丧嫁娶中比较典型，也成为一种不良社会风气，危害性极大。农村信教人数激增是乡村社会的巨大隐患。一般说来，有的宗教信仰劝人向善，对社会有益无害，任何宗教信仰都不是坏事。不过，当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国家党员领导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甚至热衷于信奉外国宗教，且人数多、活动频繁、信奉痴迷，这就需要警惕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8 年 4 月 3 日发表 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其中说：“中国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宗教，信教公民近 2 亿，宗教教职人员 38 万余人。”有研究表明，近年来，乡村宗教活动日盛，教堂寺庙数量众多，几乎是“村村有教堂，县县有寺庙”，且具有复杂性与隐蔽性等特征。不说外国势力的渗透，就是村民由信教导致的经济损失、家庭矛盾、心理障碍都是难以解决的矛盾。我国农村还面临养老难的问题，虐待老人情况时有发生，加之自杀、他杀案件增多，残疾人问题、抑郁症、留守儿童、离婚子女、拐卖妇女儿童、贩卖毒品，还有乡村干部腐败等，都导致农村风气不正、负面情绪增多、戾气增加、怨声不断、官司有增无减，直接影响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大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党的十九大报告更强调乡风文明 黄泽锐、张泽庆：农村离婚率上升的困境探析，山 西农经 2020 年第 12 期。梁小荣：离婚率持续上升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隐 痛关于庆阳市农村离婚现象的调查分析，发 展 2019 年第 12 期。史志鹏：彩礼“降温”为爱“减负”，人民日报海 外版 2023 年 3 月 27 日。冷遥、雷明光：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离婚现状与思考，贵州民族研究 2019 年第 7 期。刘经纬、付佩玉：农村“宗教热”现象探析，山东 农业工程学院学报 2019 年第 11 期。东吴学术 2023 年第 2 期094和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这对当前不良乡风民俗无疑具有警示和纠偏作用。三、乡村治理中移风易俗探索创新实践我们指出乡村社会仍存在恶劣风俗，并不等于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伟大成就。事实上，在中国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乡村治理做了大量工作，在移风易俗上有不少探索创新，这是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断提高的关键。正是不少乡村实行的移风易俗使得乡村治理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了深入推进的巨大动能。一是通过改进红白喜事等移风易俗。中国乡村最经常发生也是最重要的风俗是红白喜事。因此，在新时代如何改掉旧习，避免恶风，是颇费周折和需要好好思量的。目前，在全国各地有各种新探索新举措新方法，对于处理红白喜事、彩礼、人情往来、赌博等都是有益的。如北京市丰台、昌平、平谷、延庆各区村镇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通过大力推广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妇女禁毒禁赌会等组织，起到了移风易俗作用。安徽涡阳在移风易俗方面采取切实有效做法。这包括：第一，制度建设全面具体细致。县委先后制定 关于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的实施意见 涡阳县文明委关于节俭操办红白事的通知，还有多个附件，如 红白事操办倡议书 移风易俗倡议书 涡阳县红白事操办报备监管流程图 镇街道红白事操办报备登记表 党员文明节俭操办红白喜事承诺书 红白理事会章程 村规民约之移风易俗 移风易俗文明节俭操办红白事宣传标语 等，这样的制度安排在全国都是少见的。第二，实施过程的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这包括组织保障、实施流程、服务体系、方法步骤、工作机制都力图做得尽善尽美。如“完善殡葬公共服务体系”规定：“各镇（场、街道）要立足实际，形成以公益性殡葬设施为基础、经营性殡葬设施为补充、骨灰深埋等个性化骨灰处理方式相结合、群众自愿选择的殡葬服务体系，逐步推行惠民殡葬。现有公益性公墓倡导墓碑小型化、不超面积占地，新建公益性公墓，提倡以建草坪、树葬、花坛葬等绿色生态节地安葬设施为主。”这样，方方面面考虑周到，也将传统与现代的丧葬相结合，既经济环保又强化了群众自主性。第三，创新的实用方法。许多地方的移风易俗还停留在表面，甚至是形式主义的。涡阳县有不少有效办法，如用文艺演出代替谢师宴；又如在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红白理事会上，成立第五会整洁庭院督评会。第四，开展树典型活动。组织群众发现身边典型，第一批评出 5 个移风易俗工作先进集体，12 个先进个人。与此同时，给予先进以物质和精神奖励，个人 1000 元，集体 3000 元。第五，加大监督力度。建立“2234”工作模式，县、镇二级督查机制，一月一督查，一月一问责，开通电话、微信公众号举报通道，接受干群监督，将移风易俗纳入全县“五星级文明户”、文明村镇评选，以确保工作的落实。这是从整体上对村风民俗进行改进，有助于建立新风尚。二是以“慈孝”为中心对乡村风气进行治理。中国自古以来最重孝道。当今，乡村社会面临的最棘手问题也是养老，许多不肖子孙直接抛弃最基本的责任义务，更不要说做到古代的孝亲。为此，不少乡村推出“以孝治村”的改革模式，产生良好效果。也有不少地方让“二十四孝图”上墙，以图文并茂形式教育村民。浙江宁波的慈溪市在古代就有“子孝母慈”的传统，1992 年开始评选十佳好媳妇、尊老好家庭活动，产生了全国性影响。山东青州开展以孝治村，以量化的高标准、严格的程序、不留情面的公示推进孝文化，如规定让老人住正房、给老人过生日、提供高标准粮食与燃料等，甚至开发商拒绝卖房给不孝子，2003 年有三分之一的家庭登上“不孝榜”，结果八年下来，子女不孝的现象几乎绝迹。浙江台州临海东塍镇探索“慈孝”治村新路径，具有典型性。第一，制定 东塍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点）建设工作方案，确立“6+X”的标准。这个“6”是指有机构、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安徽涡阳调研材料 汇编，2017，内部资料。徐新民：青州：以孝治村治出文明乡风，齐鲁网，2017 年 4 月 1 日，http:/ 年第 2 期 东吴学术095制度、有场所、有队伍、有策划、有档案，而“X”则是指个性化创新。第二，建立志愿者服务标准化队伍，形成“11433”志愿队伍体系，即一个志愿服务总队、14 个专业志愿服务队、33 个村级志愿服务队，并整理出 78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第三，确立常态化志愿服务，根据“群众提交 订单、政府配送 清单、志愿服务买单”三种形式，实行有针对性的对接，通过“智慧助医”“百姓热线”向村民提供服务。第四，打响自治高标准，充分调动乡贤积极性与创造性，成立镇级乡贤会、村乡贤会，探索“乡贤+慈孝文明”治理模式，加大协商与智慧文明治理。第五，形成多层次治理格局，探索“困难帮扶”和“先进评议”制度，将高龄、失能、孤寡、空巢老人作为重点帮扶对象，将评选先进作为乡村治理重要标准，并给予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全面形成比孝心、比奉献、学孝敬、当孝星的浓郁社会氛围。这为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奠定了坚实基础。慈孝在乡村治理中是一个基础性工程，结合现实发展特别是新时代的高标准和严要求，实行有创新性的治理，是一项重要工作，也是一种使命担当，这对于良好村风民俗的养成意义重大。三是以优秀文化促进乡村淳风良俗的形成。在各项活动中，文化特别是乡村文化具有浸润人心作用，因此，不少地方利用乡村文化资源进行治理，期望从根本上改变乡村风俗与家风家教。这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突出表现，如江西省赣州崇义上堡的“舞春牛”文化节、梯田文化、酒文化就颇有特色，对于淳化民风很有意义。浙江温州泰顺县的民俗文化很有特色，像百家宴、舞狮、廊桥等。近年来，竹里畲族乡在着力经营畲族文化、国学文化、竹文化三张金名片，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创新政企互动发展模式，全面提升畲乡人文魅力，绘就竹里精彩画卷。山西运城建立文化大礼堂，深挖和阐释河东人类远古文化、农耕源头文化、黄河根祖文化、河东民俗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等价值魅力，并结合新时代主题进行创新。有人创作 红白事三字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口袋书 新二十四孝 等，以及众多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漫画诗歌作品，还有为村联欢会制作短视频，作为有创新性的文化重建工作。山西省运城闻喜县寺底村被称为“中国楹联文化村”，这里的老人孩子都爱楹联，村中到处贴对联，推出节日比赛对联，特别是创造了送中堂进家活动，这对德高望重、有所贡献的人无疑是很大的荣誉。还有，在村中建村史馆，将村庄有价值的老物件集中展览，既展示了村史、家史，也是一种文化教育，还弘扬了奉献精神与集体精神，有助于改变村风民俗。看来，继承传统优秀文化是一回事，如何让其在新时代焕发新光芒，发挥更大作用，这是乡村治理的重要问题，值得认真学习、思考与借鉴。四是以奉献精神打造新时代的淳风民俗。中国古代传统村风民俗往往建立于以家庭、家族为核心，是一个有着相当个体性和自足性的小圈子，这在许多私塾、义仓、义学等都有体现。在新时代，村风民俗应有更高要求，所以不少地方倡导志愿者精神，将公心、博爱、大义置于首位，于是将良风美俗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如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固厢乡城顶村的种植户农民杨青海、马军胜、杨润雨决定，将种植的生菜15000 斤全部捐赠出去，送到学校、企业、社区、老年公寓，让他们吃到新鲜可口的蔬菜。又如江苏徐州的“梁寨好人”，直接参与乡村治理，发挥了较大作用。梁寨群众为资助镇政府搞家乡建设，捐款捐物高达 3300 多万。有一片“百姓林”300 多亩，4000 多棵树都由村民捐赠，每棵树上都写着品种、捐赠人及其捐赠时间。梁寨干群还自发到敬老院送米送面送油送肉，送棉 “政治发展与国家治理”创新组编：浙江省台州市 临海市调研资料汇编（一），2019，内部资料。郭起华、钟俊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客 家舞春牛研究以赣南崇义上堡为例的考察，嘉 应学院学报 2017 年第 12 期。谈晓：泰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究，经济论 坛 2012 年第 12 期。王琦琪：河东乡村劲吹文明新风山西运城乡风 文明建设纪实，农村工作通讯 2019 年第 8 期。景斌等：让文化深植于村民的血脉走进中国楹 联文化村闻喜寺底，黄河晨报 2018 年 9 月 15 日。临颍农民捐赠 15000 斤“爱心蔬菜”暖人心，精彩 临颍，2022 年 4 月 26 日，https:/ 2023 年第 2 期096鞋棉衣等日用品。对于考上大学的孩子，镇里动员社会捐款，每个大学生给予奖励 3000 元。这是一种难得的精神品质，对于淳化村风民俗大有裨益。乡村社会的淳风良俗生成还有其他探索，有的地方通过开展乡村体育活动等树立清风正气，贵州省长顺县凯佐乡凯佐铺村的春节运动会，仅篮球参赛队就有 60 多支，另有 40 多支拔河队，数十对山歌队。运动会期间，周边村民穿上盛装来看比赛，他们脸上都洋溢着自豪幸福。重庆江津区石门镇采用“积分制”、以乡村治理积分存折、超市等形式，进行移风易俗探索创新，既有物质奖励又有精神荣誉。这样的村风民俗是现代的，对传统是一个突破与发展。可以说，不少乡村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优势，发挥农民的聪明才智，创造性地优化了村风民俗，有益于身心健康与精神追求。四、现代化视野下的村风民俗重建表面看来，村风民俗是一个小问题，不论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还是乡村治理中都是如此。然而，站在文化、文明、精神的高度，特别是从乡村振兴、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角度看，村风民俗是绕不开的重大问题。换言之，没有村风民俗的现代化，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而且对比乡村经济、政治、制度发展，村风民俗现代化又是最难也是最为迫切的。因此，如何结合中国城乡社会统筹发展，从乡村现代转型的进程中，思考村风民俗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系，就变得异常重要了。首先，应以辩证态度，从中国立场、中国文化本位看待村风民俗。应该认识到，村风民俗是一种历史性的发展过程，也是具有正反双向性质的存在。换言之，像一条长河，乡村风俗从悠久的中国历史中走来，既有好的一面，又有不好的一面，或者说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当然，即使是同一个村风民俗，从不同角度来看，也有不同理解，关键是一个“度”的问题。比如乡土性，在费孝通看来，“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村性的”，“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这就是辩证的态度和眼光，也是对中国村风民俗的一种更为真实内在的认知。因此，对于中国传统乡村习俗，我们既不能简单肯定，也不能直接否定，尤其是不能用西方的眼光简单地加以取舍，这就必然导致偏向与盲目。同理，中国传统乡村习俗也离不开中国历史、立场、文化本位认识，否则就不是历史的、客观的科学态度。以清明节为例，站在西方科学角度看，一定认为它是迷信的，但从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及其文化根脉进行审视，这是最符合中国人心性和灵魂的，是一种基于乡土性的生命承续与缅怀，也是关于大生命体悟的人生智慧。对于中国传统习俗的糟粕也是如此，必须将它放在中国历史文化进程中进行观照，才能获得新的觉悟，如小脚缠足这一恶习是一种历史局限，是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落后观念，像辜鸿铭无论怎样巧舌如簧，进行辩解都是无益的。其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建中国乡村社会的淳风民俗。对待村风民俗要避免两种态度：既不可能回到传统，用“中国传统习俗都是好的”眼光看问题；又不要觉得中国传统习俗都是坏的或过时的，已不适合现代中国乡土社会了，必欲弃之而后快。一方面，要认识到时代不同了，旧有的一些传统乡村习俗不得不面临式微或消失的命运；另一方面，历史文化是延续不断的，村风民俗也不例外，没有传统乡村习俗作为基础和根与魂，现代新风尚也就无从谈起，关键是需要重建的重大问题。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乡村礼仪风俗、社会风尚多已不存，现代商业社会金钱至上的风气风行一时，新旧价值观念碰撞、冲突、交融，看似混乱的现象背后有一种新的乡村社会秩序和城乡关系正在孕育。我们主张建构一种基于中国人本土经验和 李先昭：梁寨有片“百姓林”，新华日报 2014 年 3 月 22 日；“基层治理与民主建设”课题组编：江 苏省徐州市调研资料汇编，2017，内部资料。贺雪峰：农村文化活动纪事，薛毅编：乡土中国与 文化研究，第 237 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康玉雪：石门镇巧用积分制 撬动基层治理效能，江津日报 2022 年 11 月 1 日。费孝通：乡土中国，第 1-2 页，北京：生活 读书 新 知三联出版社，1985。2023 年第 2 期 东吴学术097文化传统的德性文化和现代伦理。因此，基于中国传统乡村风俗，借鉴世界各国风俗，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建新时代的村风民俗，就变得特别重要和急迫。如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红色文化与传统乡村社会的互帮互助，以及西方的志愿者精神相结合，并进行融通与再造，对于乡村治理现代化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再次，以中国式现代化理念与方法建构乡村社会的美好风尚，这有助于突破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的双重困境。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方面，即人口众多、全体人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谐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平发展的现代化。这就要求乡村风俗有乡土社会、党的领导、天人合一、和谐共生、身心充实等理念的参与，充分反映中国特色的本质与精神。换言之，中国乡村风俗重建必须从中国式现代化角度入手，思考相关问题，并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为一个重要标尺，以显示中国特色优势、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形象、中国意蕴，又具有世界性、开放性、发展性、人类性的价值旨归。以闲适的乡村风俗为例，它需要将中国传统的悠闲与西方的自由精神相结合，创造性重建适合新时代新农民全面完善、美好发展的新风尚。最后，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思考中国村风民俗的价值意义。中国特色与中国式现代化之下的乡村风俗并不是封闭的，更不能停滞不前，而是要与人类命运相关，也要面向未来和充分展示中国特色优势，并提供中国方案，做出中国的独特贡献，否则，新时代中国乡村风俗也就失去了广阔视野与内生动力。就如费孝通所言：“在我们中国立场上讲，我们只有承认现在有的弱点，积极地接受西洋文化的成就，但是我们也应当明了怎样去利用现代技术和怎样同时能建立一个和现代技术相配合的社会结构是两个不能分的问题。若是我们还想骄傲自己历史地位，只有在这当前人类共同的课题上表现我们的贡献来。”村风民俗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在新时代为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以展示不可代替的独特建构。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优雅艺术习俗有助于克服西方现代文明的焦虑，在生命的意义上，中国当前能给人类带来哪些更有现代意义的村风民俗呢？从人类文明角度看，有两个伟大传统：一是乡土文明，它以中国数千年的农业文明为基础；二是海洋文明，它以西方文化为代表。中国的村风民俗代表的是安逸、知足、优雅、快乐、逍遥，它是人类安定、充实、坚韧、长久的基座。问题是我们如何在这一前提下，创造出属于自己又有益于人类的乡村风俗。这是中国村风民俗与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的新挑战和重大命题。【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研究”（21ZDA124）、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创新工程“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风险挑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赵秀玲，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当代中国政治、乡村治理。柯锦华：转型期的乡风文明：制度变革与伦理重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2 期。费孝通：费孝通文集 第 4 卷，第 312 页，北京：群 言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