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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 242 期北京社会科学2023 年第 6 期四库全书总目 纠弹“以诗法解 诗经”发微 兼及经典与时代的互动关系辛智慧 收稿日期 20230104 作者简介 辛智慧(1982)，男，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人，山东大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摘要 四库全书总目 对晚明士人“以诗法解诗经”的风气严加痛斥，认为不过是簸弄聪明，终将变圣经为小品。馆臣对原本奠定天人秩序的“诗教”大义，包括讲筵启沃、引经筹今等经世内涵，均自有体会，但却因乾隆朝的政治环境而不敢正面发扬，只能抑之为“在经解中为别体”，转而在经学史梳理和考据实学上用力。民国已还，五四学人群趋以文学歌谣来认定 诗经，仿佛晚明士人的异代知音，诗经最终也从一本确立价值规范的“经”典，变成吟咏性情的“歌谣”，诗教大义随之沦灭。然而可惜的是，五四学人的这些举措，并没有深入彼时社会的有机体之中，其本质是以一种否定性的目光看待自我，最终错过了从自身发现生机并有效落实他们所倡导价值的契机。关键词 四库全书总目 ;诗经 ;古史辨;诗教;歌谣总集 中图分类号 I222.2 文章编号 10023054(2023)0600681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262/j.bjsshkxy.bjshkx.230607一、引言诗经 作为中国文化最为核心的经典之一，历史上有着丰富的阐释传统，也形成了学人普遍关注的三大基本问题:一是四家诗优劣;二是毛郑异同;三是小序真伪。1 进入民国以来，诗经 应被认定为经学还是文学，成为学人广泛争论的话题，讨论的热烈程度，并不亚于前三大问题，故可视作诗经学史上的第四大基本问题。这一争论虽然在古代即已存在，但在近代却最为彻底，降及今日，夷“经”为“文”已然实现，在普遍的学术建制和学科话语中，诗经 已被主要看作一本文学著作，而完全取消了其经学属性。这一转变，较之往古，可谓天翻地覆。此类不同视野背后，自然有不同知识范型的支撑，而其变动屡迁，既展现了不同时代、不同学者对知识的不同需求和构建，也展现了不同知识契入时代的不同方式和参与历史的独特面貌。对于当下中国而言，经典如何重新焕发生机，怎样与时代有效互动，依旧是百年来迫在眉睫却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即拟借四库全书总目诗类 提要对 诗经 的不同认识为起点，对86四库全书总目 纠弹“以诗法解 诗经”发微 兼及经典与时代的互动关系上述问题继续做出观察。二、馆臣对以文学解诗 的批评四库全书总目(下称总目)中的“诗类”提要共四卷，其中正目和存目各两卷。虽为一部提要之书，但作为皇朝的文化工程，该书在撰作之初，即以“撮述其源流正变”“考订异同，别白得失”2 为旨归。其在为欧阳修毛诗本义 做提要时称:“盖文士之说诗，多求其意;讲学者之说诗，则务绳以理。”3 实即指出，在诗经 解说中存在着文学与经学两条路线。在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宋人中逐渐兴起的这股以文学解诗 的潮流，当代研究有更完整的梳理: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诗经，在宋代有较大的发展。从欧阳修诗本义 开始，被称为宋代诗经 经学名著的著述，如苏辙、郑樵、王质、朱熹、吕祖谦、戴溪、袁燮、杨简、严粲、辅广、谢枋得等等，不论是宋学派，还是汉学派，上至皇室的经筵讲义，下至民间读本，所有的著述，在词语注疏、章句疏解、义理阐明或篇意概述之中，都夹杂有多少不等的文学和审美的阐释或论说。注意到三百篇的文学性，已经是宋人经说较普遍的现象。4 不过，宋人虽然注意到诗经 的文学特征，但是他们的主要目的还是借此视角来为阐明经义服务，并没有让 诗经 脱离“经”而彻底走向“诗文”。职是之故，上揭当代研究中提到的宋人，其著作大多被总目 收入正目，提要对其价值也给予了充分肯定。降及晚明，随着时代文化思潮的变迁，明儒在宋人基础上变本加厉，出现了以“诗歌”而不是经书来看待诗经 的风气。但是与对宋人的宽容不同，四库馆臣对这一风潮厉声严斥，相关内容多而统一，为完整说明问题，首先征引如下:明季说诗 之家，往往簸弄聪明，变?圣经为小品?。5 明代说经，喜骋虚辨?。国朝诸家，始变为征实之学，以挽颓波?。6 今观其书，一知半解，时亦有之。然所?执者乃严羽?诗话?不涉理路?、不落言诠?、纯取妙悟之说?。以是说汉魏之诗尚且不可?，况于持以解经乎?7 纤巧佻仄?，已渐开竟陵之门?。其于经义，固了不相关也。8 持论多茫无考证，故所引皆明人影响之谈。虽大旨欲以意逆志，以破拘牵，而纯以?公安?、竟陵之诗派?，窜入经义?，遂往往恍惚而无著。9 杂采徐光启、陆化熙、魏浣初、沈守正、钟惺、唐汝谔六家之评，直以选词?、遣?调?、造语?、炼字诸法?，论?三百篇?。每篇又从钟惺之本加以圈点，明人经解，真可谓无所不有矣。10 盖钟惺?、谭元春诗派?，盛于明末?，流弊?所极?，乃至以其法解经?。诗归 之贻害于学者，可谓酷矣。11 其所从入，乃在钟惺诗评。故亦往往以后人诗法诂先圣之经?，不免失之佻巧?。所谓楚既失之，齐亦未为得也。盖迂儒解 诗，患其视与后世之诗太远;(贺)贻孙解 诗，又患其视与后世之诗太近耳?。12 如论 周南 云:“周南 十一篇只就文字而论，其安章?、顿句?、运调?、炼字?、设?想?，无一不千古倾绝。”论女曰鸡鸣 云:“弋禽饮酒，武夫之兴何其豪;琴瑟静好，文人之态又何其雅。”如是之类，触目皆是。是又岐入钟?、谭论诗之门径矣?。13 上揭不论是“变圣经为小品”，还是“以选词、遣调、造语、炼字诸法，论三百篇”，“以后人诗法诂先圣之经”等，皆说明馆臣对于96北京社会科学 2023 年第 6 期将 诗经 视作“诗歌”的做法，一概嗤之以鼻。如此连篇累牍地批评，在彰显晚明此风大盛的同时，亦灼然可见馆臣对此的重视，期望挟朝廷之威而正告善导之。推原馆臣之意，自然是认为经乃圣人制作，自有经之大义与价值，不能当作日常的普通文本，以“不涉理路、不落言诠、纯取妙悟”之类的严羽诗法来对待，更不能作为“小品”，簸弄“安章、顿句、运调、炼字、设想”种种钟惺、谭元春、公安派的作诗技巧。可见，在馆臣看来，纯粹以感性的眼光或曰今日文学的眼光来看待诗经，是将圣经降格为小品，关心的重点会集中在它的辞藻文翰之上，大有玩弄光景的意味。这样读解，会让诗经 与汉唐宋元的普通诗歌无甚差别，也会令孔子与王杨卢骆、李杜王孟方驾并辔。诗经 作为一本原初的核心典籍，如若沦落到此种田地，其参与现实生活的能力，对后世的意义，自然会大为缩减，或只能局限在特定的领域中(如诗文写作、鉴赏)，这当是馆臣所不能接受的主因。这自然令我们好奇，如若脱离所谓的文学眼光，在馆臣看来，诗经 还有何种价值?或者说，在他们眼中，诗经 的经学意趣端的为何?他们反对将诗经 当作普通诗歌而主张以经书视之的目的又何在?三、馆臣怯言经学大义的隐衷仔细考察总目 对“诗类”的四卷提要可以发现，它给出了一条清晰的诗经 经学脉络。大致认为，依照历史先后，可分为三个阶段，存在着三大核心问题，即:自 郑笺 既行，齐、鲁、韩三家遂废。然 笺 与传 义亦时有异同，袒分左右，垂数百年。至唐贞观十六年，命孔颖达等因郑笺 为正义，乃论归一定，无复歧途。至宋郑樵，恃其才辨，无故而发难端，南渡诸儒，始以掊击毛、郑为能事。元延祐科举条制，诗虽兼用古注疏，其时门户已成，讲学者迄不遵用。沿及明代，胡广等窃刘瑾之书，作诗经大全，著为令典，于是专宗朱传，汉学遂亡。然朱子从郑樵之说，不过攻小序 耳。至于诗中训诂，用毛、郑者居多。后儒不考古书，不知小序 自 小序 ，传 笺 自传 笺，哄然佐斗，遂并毛、郑而弃之。1 总目 认为，东汉郑玄笺诗 之前，为诗经学的第一阶段，此时的主要问题是四家诗异同。郑玄笺 诗 至唐代孔颖达疏诗 之前，为第二阶段，此时的主要问题是毛郑异同。宋代以降，渐生新解，为第三阶段，汉宋诗学之争为主要问题，其中小序 的真伪存废乃其核心。不得不承认，总目 的这一梳理，确有要言不烦、提纲挈领之效，颇见功夫。与此同时，对诗经学史上的某些重要问题，总目 亦一一顾及并为剖白，如对“说经家第一争诟之端”的“小序”作者，即罗列出十一种说法，然后给予案断14，勾稽不可谓不详，用力不可谓不勤。再如，对汉宋诗学的争论，也予以较为详细的论述，除在“诗类小序”中有纲领性撮述外，另在诗序 毛诗正义 诗经大全毛诗本义 诗补传 诗总闻 诗集传 钦定诗经传说汇纂 诗经注疏大全合纂 等诸多著作的提要中涉及，或详或略，颇有史书分篇互见之意，馆臣剖白“源流正变”“得失异同”的努力亦于此彰显。不过可以明确的是，总目 剖白得失异同，乃至著录、提要的背后标准，是汉学所谓的实事求是，如馆臣在宣示宗旨的 凡例 中称:刘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词征实而难巧”。儒者说经论史，其理亦然。故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今所录者，07四库全书总目 纠弹“以诗法解 诗经”发微 兼及经典与时代的互动关系率以考证精核，论辨明确为主，庶几可谢彼虚谈，敦兹实学。15 而在诸多提要文字中，这一特征也体现得非常明确，如馆臣惯用的评价用语，就有“言言征实”“务持其平”“务求实证”“议论穿凿”“颇多舛迕”“考证精核”“征引该洽”等。另外，馆臣最为惯用的叙述方式，一般也是在撮述一书作者、内容和文本特征，予以指出优长之后，再捉举几则该书中训诂或内容等方面的罅漏，予以批点，指其不足。馆臣对涉及整个中国文化的四部之书撰写此类提要，其劳绩与功绩自然均毫无疑义。不过在阅读提要的过程中，依旧会生出疑问，如在凡例 中，馆臣曾明确表示“圣贤之学，主于明体以达用。凡不可见诸实事者，皆属卮言”15，那么就诗经 而言，虽然因其多有鸟兽、草木、虫鱼之名，而特别为训诂考据提供了便利，但是否汉学考据即足以赅尽该经之意趣?对古人而言，此经明体达用、见诸实事之端当落于何处?如果对这些方面较为忽视，而只在文本训诂考据上下功夫，则不免功夫做得越足，反而越会与馆臣所批判的在遣词造句上用功的晚明士人相似，有玩弄光景之嫌。事实上，乾嘉之后的道咸经世人士，就经常斥责汉学家“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16，实即指出他们在玩弄知识游戏，而与家国天下无涉。这似乎表明，包括馆臣在内的汉学家，又吊诡地变成了他们自己所批判的对象。不过，平情而论，馆臣并非对诗经 明体达用的部分完全没有意识，这从以下两则提要可见其仿佛:宋代经筵讲章，如朱震、范冲左氏讲义，戴溪春秋讲义，类多编辑别行，(袁)燮此书亦同其例。其中议论和平?，颇?得风人本旨?。于振兴恢复之事?，尤再三致?意?:如论式微 篇，则极称太王、句践转弱为强，而贬黎侯无奋发之心;论扬之水 篇，则谓平王柔弱为可怜;论黍离篇，则直以汴京宗庙宫阙为言。皆深有合于献纳之义。胡安国作春秋传，意主复仇，往往牵经以从己;而燮则因经文所有而推阐之，故理明词达，无所矫揉，可谓能以古义?资启沃?矣。17 其说不甚训诂字句，惟意主借诗 以立训。故反复发明，务在阐兴观群怨之旨、温柔敦厚之意，而于兴衰治乱?，尤推求源?本?，剀切著明?。在经解中为别体?，而实较诸儒之争竞异同者，为有裨于人事?。18 馆臣认为袁燮的 絜斋毛诗经筵讲义“颇得风人之旨”，是因为他对宋代所面对的现实问题 “振兴恢复之事”能够“因经文所有而推阐之”，故可“资启沃”。可见，在馆臣看来，诗经 本文中的政教本事，原本即可与后世王朝的现实相关联，并非仅仅字词的训诂考据即足以穷尽经义。而在对朱善诗解颐 的评价中，馆臣更明白指出该书不甚训诂字句，“务在阐兴观群怨之旨、温柔敦厚之意，而于兴衰治乱，尤推求源本，剀切著明”。解诗 最终的关怀在“兴衰治乱”，既可见 诗经 所包含的内容之广，亦可见诗人所流连感叹的历史事件多可与后世王朝的政治现实相比类。显然，这一解经方式已让经学脱离书本而参与到了后世的现实生活中来，此与馆臣追求见诸实事的“明体以达用”之学应当更为接近。然而奇怪的是，馆臣在充分肯定这一解经方向的同时却不敢大大方方地赞许其为正道，而是抑之为“在经解中为别体”。是果真为“别体”，还是馆臣另有隐衷不便显扬呢?至少袁燮借经筵推阐毛诗 经义，启沃皇帝的做法，在历史上不但并不陌生，而且曾被认为是 诗经 的大义所在。如西汉昌邑王刘贺继位无道，明习鲁诗的师傅王式被责问为何不劝谏时，曾表示:“臣以 诗 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17北京社会科学 2023 年第 6 期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19 袁燮与此一历史传统显然一脉相承。而朱善诗解颐 所务阐的“兴观群怨”“温柔敦厚”，其着眼点一方面与袁燮并无不同，皆关注经义的现实指向，另一方面，则更是诗经 的经学旨趣所在，既来自于夫子的教导:“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20 又来自礼记经解 的说明:“温柔敦厚，诗 教也。”21 如果我们承认诗经 是经孔子删定而赋予经学意涵的，那么夫子阅读诗经 的视角，竟然不是“正体”而是“别体”?而亲承夫子的七十子在经解 篇中的描述，又怎能“在经解中为别体”呢?实际上，诗经 不论是在其产生之初，还是在战国秦汉的流传当中，其义理均与人伦政教密切相关。如夫子曰:“诵诗 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22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 亡，诗亡然后 春秋 作。”23 均在指示，诗 并不仅停留在纸面上，而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如果我们再回到诗经学史上最重要的文献，即子夏所作的 大序 中考察，则可见这一经学意涵有更为显豁的表述:“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又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 变风 变雅 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24 可见，诗经 原本既与王朝政教相关，又与天地鬼神、人伦风俗相关，诗人吟咏，意在正得失而还旧俗而已。此一囊括天人而宏大正当的经义，方是夫子删诗，七十子传述，乃至诗经之所以为经的要义所在，即所谓“诗教”是也。论语 孟子 礼记 诗序 等著作，饱学多才的馆臣自是熟稔有加，在他们心中自然也非常明了夫子的读诗 视野。然而矛盾的是，他们既要将这一联系当代现实、关心家国政教的诗教明白讲出，又要将之判定为经解中的“别体”，就显得似乎有其言不由衷的苦心。联系到乾隆朝英主在上，道统与治统一肩担荷，不假旁人，更不许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现实境遇25，我们自然能对馆臣在编纂一部宣扬皇朝学术文化标准的著作时戒慎谨惧的心情有所领会，文字狱高潮过后的道咸学人曾将这一情形描述为“主上(乾隆)神武，大臣皆自审愚贱”26。这恐怕是馆臣将原本是诗经 解释的正路却不敢光明正大地表出而描述为“别体”的衷曲所在。如果回顾上文馆臣对晚明以文学解诗 的批判，则更可以看出以经学视诗 的关怀所在。由于古代社会基本的政治及人伦模式，即儒家君臣、父子、夫妇的家国政教体系，在诗经 时代与后来朝代并无本质差别，因此，毛诗 解读中凭借联系诗歌历史背景而表达的此类关心就自然能够与后世的现实有所比类，其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以史为鉴”“惟圣是听”。在此基础上，诗经 在更大层面所勾勒的天道、人伦设计，自然也可以成为后世政教和人伦的理想，如元儒郝经就称:“呜呼!诗 者，圣人所以化天下之书也，其义大矣。天人相与之际，物欲相错之间，欣应翕合，纯而无间，先王以之审情伪、在治忽、事鬼神、赞化育、奠天位而全天德者也。”27 如果将这样一部关涉天人的宏大义理之书，解释成普通吟风弄月的诗歌作品，显然是失当的。这当是四库馆臣对晚明以诗法解经屡屡嗤之以鼻的核心缘由。但是在馆臣将诗经拉回经学脉络之时，却由于时代的政治压力不敢对其所蕴含的家国政教之义大力倡扬，而仅能着力于对经学史问题的历史梳理和对考据实学的尽心提倡，这当是儒者与时代的共同悲剧。总之，对于一部经典著作的解读，原本即存在着多元的可能。但是为何某些角度的解读在一定的时代中成为主流，而另一些只能屈居支流或27四库全书总目 纠弹“以诗法解 诗经”发微 兼及经典与时代的互动关系者最好屈居支流，就不是这部著作本身所能决定的，而取决于经典所处身的整个政治、文化、制度乃至认知结构。与此同时，什么样的解读是好的解读，什么样的解读能真正参与现实，也并不是经典本身决定的，同样取决于经典所处的整个政治、文化、制度和认知结构。并且，只有能参与到整个政治、文化、制度、认知结构的解读，才能真正参与塑造、改变此类结构，也才能进而改变当下的现实生活，也才是有效的人文研究。否则，只会像晚明的诗经 新解一样，要么沦为自说自话的知识游戏，要么因为释放出的解释力量无法被整个社会有效承接，变得清浅流利而浮于时代表面，最终因不能参与社会机体的正面建设而被正统势力排斥为异端。四、夷经为文在民国的实现及其困境研究者早已注意到，被四库馆臣嗤之以鼻的以文学解诗 的路径在进入现代以来却出现了戏剧性翻转:民国学人从所谓的“文学性”“民间性”等视角出发，对诗经 的经学性诟谇讥嘲、不屑一顾，却对其文学性大加发扬，并最终成功将 诗经 判定为一部文学作品，甚至具体为“歌谣总集”。似乎现代学人才是晚明儒者的异代知音。这些看法，被顾颉刚等人编辑到古史辨中，影响深远，如钱玄同即称:(一)诗经 只是一部最古的“总集”，与 文选 花间集 太平乐府 等书性质全同。与什么“圣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圣经”这样东西，压根儿就是没有的)。(二)研究诗经，只应该从文章上去体会出某诗是讲的什么。至于那什么“刺某王”、“美某公”、“后妃之德”、“文王之化”等等话头，即使让一百步，说作诗者确有此等言外之意，但作者既未曾明明白白地告诉咱们，咱们也只好阙而不讲 况且这些言外之意，和艺术底本身无关，尽可不去理会他。(三)将毛学究、郑獃子底文理不通处举出几条，“昭示来兹”。28 显然，钱玄同将诗经 彻底判定为与文选 花间集 等总集性质全同，对其经学意涵主张“阙而不讲”，如果在四库馆臣看来，恐怕也不出“变圣经为小品”“以后人诗法诂先圣之经”的晚明恶习。并且，比晚明人更为严重的是，民国学人不但主张从文学角度看待诗经，而且对其经学性的解读发起正面进攻，直呼毛、郑为“学究”和“獃子”，批判其“文理不通”。胡适也为研究 诗经 指出了两条路线:(第一)训诂用小心的精密的科学的方法，来做一种新的训诂工夫，对于诗经 的文字和文法上都重新下注解。(第二)解题大胆地推翻二千年来积下来的附会的见解;完全用社会学的、历史的、文学的眼光从新给每一首诗下个解释。29 质言之，不过是以今日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的眼光重新解释诗经 而已，目的是推翻两千年来 诗经 解释中“附会的见解”。这也正是胡适一贯提倡的“整理国故”的具体内涵，即主张从西方输入新学理，整理中国旧材料。这样的认识在民国蔚为风潮，几近异口同声，如同样在民国 诗经 研究中贡献颇多的闻一多也称:“在今天要看到诗经 的真面目，是颇不容易的，尤其那圣人或圣人们 赐给它的点化，最是我们的障碍。我们不稀罕那一分点化，虽然是圣人的。读诗时，我们要了解的是诗人，不是圣人。”“明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地把它当文艺看呢?”30 郭沫若也说:“可怜我们最古的优美的平民文学(指诗经)，也早变成了化石”，“诗经 一书为旧解所淹没，这是既明的事实。旧解的腐烂值不得我们去迷恋，也值不得我们去批评。我们当今的急务，是在从古诗中直接去感受它的真美，不在与迂腐的古儒作无聊的37北京社会科学 2023 年第 6 期讼辩。”31 而周作人更要将新文学的源流上溯到晚明公安、竟陵等流派，同样彰显出五四先贤在文学认识上与晚明士人的惺惺相惜处。流风所向，今日各类文学史著作中无不以“诗歌总集”来认定 诗经。坊间流行的各类注译本，也无不以“文学”来看待 诗经，如 1990 年代以来行销颇广的程俊英先生的诗经注析，就明确指出从汉至清的 诗经 经学解释，如“思无邪”“温柔敦厚”“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谏书”等，均为经师的歪曲，而程先生从文学角度的注析，目的就在拨开雾翳，弹却灰尘，揩清油彩，“恢复 诗经 的客观存在和本来面目”32。一方面，民国学人群趋批判诗经 阐释中的经学视野，张扬其文学性，似乎是专门为晚明士人报仇，与四库馆臣为难。可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实际却又是四库馆臣的同道友军，分享着共同的视野，即他们对诗经 新解的张扬，与四库馆臣对旧解的护卫，其原因都不在诗经 本身，而在其背后的时代关怀。晚清以来，从梁启超 新小说 杂志开始，“文学”即承载了再造国民、再造中国的任务。五四时期，这一工作更为紧凑，从胡适的 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乃至周作人 人的文学 平民文学等论说中，均希望将西方的价值观，如平等、进化、自由、人本、平民等带入中国，以带动社会革命。显然，此时再从经学“诗教”的角度强调参赞化育、王道政教、君臣父子、人伦风俗等内容，不但无助于新观念的引入、新生活的展开、新人的再造，反而有依旧沉浸在旧有体制和旧有思维中的可能。而五四先贤的目的，则是要将个人从过往的礼教制度、风俗习惯中拔取出来进行再嵌，借助“文学”，强调抒情性、人本性、个人主义、平民主义等正当其时。正是由于这一认知背后社会、政治、文化、制度等内在肌理的巨变，才使得经学视角的诗经 失去了它参与现实的直接性，不可能再参与到谋求民主、自由、平等、个性、科学等价值所投射的人伦关系和家国政教的建设之中。顾颉刚就明确指出:我们是宅心平恕的，我们不愿意尽量地责斥他们(汉代经学家)，我们深知道他们所处的时代是“通经致用”的时代，是“以三百篇 当谏书”的时代，所以他们的说诗 的宗旨总要委曲宛转地说到君主的身上，所以有了“彤管”就是女史，有了“静女”就是贤妃，有了“城隅”就是自防，有了“牧荑”就是祭祀。他们说经的大目的，只是给君主们以警诫劝导。我们现在骂他们穿凿附会，他们九原有知，亦当首肯;然而这原是他们的苦心呵!33 当君主、贤妃都不再存在，乃至封建礼教都趋于崩溃的时代，所谓的“诗教”就不能再参与到人们的政治生活和人伦世界里来，它曾经有过的正面建设作用(所谓“苦心”)自然也会随之无处安放。而全新的时代所需求的作用，只能是由五四先贤们从另外的方向开掘。正如已有学者所指出的，五四先贤在诗经 解读上强调“诗言志”，突出个人情感之自由表达，重视爱情诗，看重“文学自觉”“人的觉醒”等特点，“与传统诗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传统的情与理、志与道始终是有张力地统一在一起，而五四 的情与理、志与道却天然两分、水火不容，属于个体的情被大加歌颂，而属于社会群体的理被弃如敝屣”。他们之所以如此主张，其目的还是要将个人从旧道德、旧伦理、旧传统中解放出来。34 而解放的终点，自然是期望新道德、新伦理、新传统的兴建，质言之，即通过重新锻造个人达到重新构造社会关系乃至锻造全新中国的目的。然而吊诡的是，这一脱嵌所带来的结果却并没有朝着五四先贤期望的目标挺进，而是走向了反面，李泽厚先生指出:从家庭出走的个体反抗，和组织理想社会的群体意识，都没有行得通。娜拉走后怎47四库全书总目 纠弹“以诗法解 诗经”发微 兼及经典与时代的互动关系样?鲁迅当时便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不是回到旧规范的怀抱，便是象子君那样的悲惨死去，或者进入政界商界，成为社会上的某种花瓶。就是男性的娜拉，命运也好不了多少，他们与鲁迅所看见的辛亥的革命一代并无太大的差别。可以有新的吕纬甫、魏连殳35 之所以出现与其最初期望相反的结果，除了时代复杂的历史现实原因外，更与作为启蒙者的五四先贤自身的认知视野有关。贺照田先生指出:这样将含有一定现代观念、现代理解、现代知识的启蒙者的优势地位绝对化的启蒙观，是需要被质疑和反省的，因为这样的启蒙状态，不仅影响启蒙者对其所欲启蒙的社会的认识深化，还决定性地影响着他对这个社会的介入改造能力，因为这样一种看待自我、看待社会的方式，使得现代中国社会蕴含的很多宝贵能量、生机，既得不到这些有真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充分正视，更谈不上思考如何将之有效结构、转化进他们期望的中国现代，并进一步畅发这些生机和能量。36 一言以蔽之，启蒙者所营造出的改造路线并没有深入当时社会的机体当中，不但未能对社会中的正面生机实现转化，而且因为所固守的价值理念，导致其过早地否定或漠视了不配合其理念的现实，从而遮蔽了自我认识现实、改造现实的能力。这也是五四先贤眼中的诗经 或者文学，为什么没有出现经学视野中诗经 那样对古代社会所具有正面建设作用的原因。在古代，“诗教”所蕴含的“谏书”“经夫妇、厚人伦、美教化”等内容，并不外在于彼时社会的有机体，因此这样的价值能够深度参与到家国政教乃至人伦社会的导引和构建之中。相反，被四库馆臣所批判的晚明士人的诗学观念，却将这一维度和作用大大丢失了，他们所强调的以诗法解经，并不能比普通诗文解读带来更多的内容，也当然不可能产生更多配合社会正面建设的东西，因而只能被视作簸弄聪明的小摆设。在一定程度上，五四先贤又犯了四库馆臣所批判的晚明士人的错误，他们所主张的价值，更像是浮于水面的七彩油花，并没有深深切入彼时的社会，从而也就不能在批判彼时社会的同时，看到社会内部本身的多种生机，并施以转化和调动，实现他们念兹在兹的社会改造。这样的状况，要等到毛泽东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之时，方凸显得更为清晰。在毛泽东看来，“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37，才是更需要在五四文学基础上重新被讨论的。易言之，文学如何“参与”政治与社会改造，如何“发挥”它的现实功能，而不仅仅是强调没有根基的抽象价值，才是更应该被思考、被落实的核心问题。五、余论实际上，在任何文化中、在任何时代里，经典之为经典，皆是被人为提炼和再造的结果。孔子之于五经，朱子之于四书，即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不过，这种提炼和再造，决不能凭空臆造，而需要深深扎根于他们生活时代的历史与现实土壤中，努力回应历史与现实提出的紧迫课题。只有经过此一过程形成的所谓文化经典，才能成为后世不断回身汲取灵感与资源以应对后世自身问题的源头活水。诗经 作为中国文化最为核心的典籍之一，其在历史上的地位正是通过此类方式奠定的。无论是诗教中所强调的“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还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都与其他文化经典一起，为中国人在天人关系、政教人伦方面确立了囊括形上和形下的基本规范与价值。而后世两千年来的皇权社会，更是将这种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落实为制度与习俗。所谓中华文明、中国人，也正由此塑造而来。因此，晚明士人将诗经 看作普通诗歌并以诗法解经的做法，才会遭到四库馆臣的严词痛斥，因为这样的“新解”，不但不能带来任何新的价值重构，乃至带来现实57北京社会科学 2023 年第 6 期中政治、人伦的重构，甚至会动摇已有基础。推演至极，其解构的力量甚或可能导致文明的解体。然而晚清以来，随着西方武力及文化一步紧似一步的冲击，中华文明最终在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的一路喧嚣中，日渐走向松动乃至解纽，五四先贤对诗经 的认定，正是这一延长线的终点。诗经 终于从一本确立价值规范的“经”典，变成了一本吟咏性情的“歌谣”。然而可惜的是，五四先贤在将经典拉下神圣宝座的同时，却没有为他们所努力提倡和希望建立的新价值找到坚实而永久的中国根基，仅仅凭靠从西方“输入学理”来“整理国故”，其本质更多的是以一种否定性的目光来看待自我，最终错过了从自身发现生机从而更有效地落实他们所倡导价值的契机。诗经 在近代的遭遇，实亦为中国文化在近代的遭遇。如何为现代中国人重新寻找到安身立命的久远根基，如何使中国文化突破近代困局，既能涵纳五四先贤所倡导的价值，又可以使旧有的中国机体革故鼎新、根深叶茂，依然值得深思。然而，任何一本文化经典的发扬或再造，都不能是为了经典而经典，而只能是从当下中国人的生活出发，从当下中国人所面对的困境和问题出发，重新在与我们生活的关系中发扬。不论这种关系是天人关系还是政教伦理，均在此基础上方可得以确立。这既需要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有深入而仔细的体会，对自身的困境、问题及生机有深入切实的理解，也需要我们对文化经典的义理性，乃至其生成有深入彻底的把握。否则，不论是将文化经典当作不可变更的教条，还是当作尊己卑人的圣典，终将喧腾一时，因为无法真正参与到现实生活中而沦为话语泡沫。就这一意义而言，当下中国学人如何真正认识现实、进入现实，才应当是更为迫切的要务。近代以来，由于政治、经济、认知等的现代转型，知识工作越来越与价值分离，并且成为体制化的要求，这给人文学科领域带来的结果，就是当前那些认真生活的中国学人，与古人相比，常常会在文化心理上出现郁结:东海西海盲无所归，南学北学纸面鸣高，从而质疑手头工作的意义。这样的困局如何破解，当然需要诸多面向的工作一同协力，但包括 诗经 在内的文化经典的再次提振，日就月将，丕显其光，无疑会对此类问题的解决提供深厚的基础，这也才是我们今日重返经典的意义所在。参考文献:1(清)永瑢等撰，魏小虎汇订 四库全书总目汇订 M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4504512 同 1，第 46、49 页。3 同 1，第 457 页。4 夏传才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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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出版社，1987:25 36 贺照田 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C/贺照田革命后革命:中国崛起的历史、思想、文化省思 台湾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6364 37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人民出版社，2006:848esearch on the Criticisms of Siku Quanshu Zongmu forViewing Shijing Under the Frame of Ordinary Poetry:Along Wit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lassics and the TimesXIN Zhi-huiAbstract:The Siku Quanshu Zongmu criticized the late Ming scholars trend for viewing Shijing underthe frame of ordinary poetry，and took it as nothing more than a clever attempt to turn the Classic into anordinary work However，due to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the Qianlong dynasty，the ministers who edited theSiku Quanshu Zongmu did not dare to promote the“Confucian poetic creed”that originally laid down the orderof heaven and human，including educating the emperor and using historical event to discuss present problems，and only suppressed it as“another way”of reading Shijing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public of China，the May Fourth group of scholars have tended to identify the Shijing with literary ballad，while refusing to treatit as Confucian classics，as if they are the confidants of late Ming scholars，and therefore Shijing ultimatelytransformed from a“classic”that established values and norms to a“ballad”that recited emotions，and theConfucian poetic creed was subsequently disappeared Unfortunately，these measures taken by the May Fourthscholars did not penetrate into the organisms of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they essentially view society with anegative perspective，and ultimately missing the opportunity to discover vitality from the society and to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values they advocatedKeywords:Siku Quanshu Zongmu;Shijing;Gushi Bian;Confucian poetic creed;ballad generalcollection【编辑:文昱昕】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