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的禁毒斗争_欧阳代德.pdf

抗日根据地的禁毒斗争欧阳代德/张昆明（欧阳代德，江西赣州红色金融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张昆明，晋冀鲁豫边区税收陈列馆研究员）抗战时，流行过这样一首禁烟歌：“子（只）有吸烟不要脸，丑事做出说不完；寅钱不怕堆成山，卯起一口就吞完；辰时四处拐拿骗，巳从有瘾鬼挠心；午得田土全烧尽，未（为）的就是吸大烟；申（身）上穿得巾巾片，酉时无钱灯难点；戌时还得满街旋，亥（害）得一家骨肉散。”歌谣以“十二地支”为线，深刻揭露了大烟对人身和家庭造成的巨大危害，可谓入木三分，发人警省。在日军侵华战争中，日寇将推行毒品、毒化中国人民作为一项政治策略，企图达到以毒制华、以毒资战、摧毁抗日军民身体和斗志的目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敌人的毒化阴谋做了坚决彻底的斗争。卑劣险恶的毒化政策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盘踞东北的关东军认为鸦片是巨大的财源，也是让中国人民弱种亡身的工具，决定推广种植罂粟，实行鸦片专卖。自此，外表美丽妖艳内里却深藏罪恶的罂粟花，在东北大面积推广开来。据统计，1934 年，伪满洲国境内，除黑龙江外，种植罂粟 177750 亩；1937 年，仅热河一省种罂粟 10 余万亩，种烟税收达到 300 万元。而对吸食大烟的人，由日伪发给专门的鸦片吸食证。据日方统计，1937 年登记在册的烟民 1300余万，占当时东北人口的 1/3 以上，而年龄 20岁到 35 岁之间的年轻人，占烟民 70%以上，这一比例触目惊心。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寇继续大肆推行其毒化政策，除鸦片外，组织专业工厂大量制造海洛因、吗啡等毒品，向占领区和抗日根据地倾销。1938 年 6 月 21 日，朱德、彭德怀致电阎锡山、卫立煌、何应钦，指出日寇的毒辣阴谋：“日寇近以各种毒品毒我中华人民为其主要政策之一。其法，一是用鸦片、吗啡、白面设馆迫卖或放入香烟、丹散、水井、食品内，甚至拉夫注射哑针。另一是利用一心会、六离会、新民会等以迷信毒化群众。应深入教育，严禁吸毒，并将日寇兽行公之于世。”在日寇的铁蹄下，占领哪里，毒品就蔓延哪里，各类烟馆也如恶疮毒瘤，在城市乡村到处疯长。1939 年 3 月，北平市的烟馆增长至 500 余家，这些商店皆由日伪政府给照营业，鸦片、吗啡、海洛因、高根、红丸等毒品随处可买。天津是日本在华施行毒化政策的“总枢纽”，制售的毒品有海洛因、白面、黄面、甜丸、纸卷、黑膏、鸦片、吗啡、高根等多种。1939 年拥有WANGSHIHUIGU-/往事回顾31WENSHI-TIANDI制毒工厂 200 余所、白面洋行 1000 余处，每 5日销售鸦片 4 万两；全市烟民约 15 万人，甚至有的两三岁婴儿亦患上烟瘾，需注射吗啡针。因吸食毒品导致家破人亡、流落街头、病死冻死者甚多，每当严寒冬季，天津市的伪警察每日清晨都需从街道清理那些吸毒者的尸体。而在天津制毒的日寇，也与欧美贩毒党有直接联系，相互勾结，共同贩毒。河北全省日韩人所设烟馆，1936 年已达700 余家。自日军进占后，毒化程度更甚。井陉煤矿区及石门一带土膏行店，随处皆是。此处日本人出售一种毒性颇烈的毒品，买者一旦吸用，两月内即死亡，不少人亡命于这种烈性毒品（抗战时期禁烟禁毒史料选，近代史资料 第95 册，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山西拥太行王屋之险，屏障华北，也是日军进占后毒化的重点地区。在日寇推广下，1939年晋北各地区种植罂粟 1 万余亩，产烟 170500余两。1940 年，大同、阳高、天镇、怀仁、山阴、朔县、浑源、左云、右玉、平鲁、广灵、灵邱等 12 县，共种罂粟 16 万余亩，产烟 129655 两。1942 年，日本人又明令划定介休等 26 县为种烟区域，强迫老百姓种植，每年勒收烟税 200 余万元。山西寿阳县 1942 年开始种罂粟，种植的村庄多是距日本据点近的土地和下湿肥沃的河套地，有两千余亩，并由日本人发放罂粟种。为了迷惑中国人，日军这样美化种植罂粟的目的：“为了医治战争的创伤，弥补个人的穷困。”按当时产量和价格计算，每亩地种植罂粟能收割果实 40 两，可制烟膏 20 两，每两烟膏售出可得大洋 8 元，一亩地就可收入 160 元（银元），收入数倍于粮食。这种收获巨差，也麻痹了一些村民，他们乐于种植罂粟，好获得更高收入，却不去想罂粟带来的巨大危害。也正是在日寇不遗余力地推广和鼓吹下，吸食大烟之风盛行。在伪政府组织中，县长以下人员 80%吸毒。很多村庄烟铺林立，群众吸烟毒者达 50%以上，甚至一些 9 岁以下的儿童也沾染上大烟（山西寿阳县政协，日伪时期石河村及部分伪据点种罂粟吸料面之简况，寿阳文史资料 第 2 辑，1985）。吸食鸦片一旦上瘾，便很难摆脱，而购买毒品费用奇高，因此，吸毒导致债台高筑、倾家荡产者遍地都是。一些男的丧失了为夫为父的责任和道德，败尽家产，卖掉妻子和儿女，最终沦落到无家可归病死街头的悲惨境地；有些女的为了吸毒，卖身卖淫；甚至一些人丧失民族气节，为了获得大烟，甘心投靠日寇当伪满洲国代表宫泽秋次到内蒙古指导采集鸦片汁液32了汉奸，帮着敌人搜集情报，残害同胞。一位英国女士到华北、东北调查，这样形容吸毒者的惨状：“在昌黎、在唐山、在东北，日寇势力范围以内的地方，有很多荒郊都变成了吸食白面者的露骨的场所，有些死尸赤裸裸地抛在野外，有些尸体用芦席包着，有些尸体已给野狗咬穿肚子，也有尚未断气而被抛在死尸堆里的。”可以说，在鸦片侵害下，人间沦为地狱。抗日根据地严厉的禁烟法令为粉碎敌人阴谋，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都制定了严厉的禁烟禁毒法令，严厉惩治和打击种植罂粟、走私毒品、吸食大烟等行为。1939 年 2 月 19 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查禁种烟令 发布，明令各专员、县长、县佐：“查播种罂粟，病国害民，早已悬为厉禁。惟自敌寇进犯以来，厉行毒化政策，到处强迫播种，而无知愚民，竟有受其欺骗，秘密偷种者，若不严加禁绝，将见生产日减，毒氛日炽，影响抗战，殊非浅鲜。现值春耕将届，罂粟不日下种之期，合再重申禁令，仰该县长认真查禁，彻底肃清，倘有偷种，一经查获，即按中央禁烟治罪暂行条例严重处办。”根据边区销售大烟情况，陕甘宁边区设立了“过渡期”。1940 年 3 月 25 日，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禁烟布告指出：“查鸦片是害人的毒物，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首先拿它来在东北、华北和其他沦陷区域施行其毒化政策，毒害我们的同胞，消沉我们的民族意识，使他们甘受压迫不能起来反抗，以达到它们的永久统治。”提出限期解决办法：“一、所有公膏店或代售所，现存烟土、烟膏，自布告日起，在三个月内必须完全卖出。二、自布告后不准再由境外购买鸦片烟土入境，如经查出有新购入境之烟土，一律没收并处以严刑。三、三个月后，不准再有鸦片烟的买卖，倘有未曾卖尽的烟土、烟膏，或仍图谋利私相秘密买卖的，一经查出，即将鸦片没收，并处以严刑。四、吸食鸦片的人，不论是登记的未登记的，必须在三个月内戒除，不然到三个月后，再查出有吸食鸦片的就予以严重处罚。”（抗战时期禁烟禁毒史料选，近代史资料 第 95 册，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1941 年 10 月 23 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禁烟的布告 发布，重申禁令：“查烟毒之所害，人所共知，小则毁身败家，大则亡国灭种，事实昭昭，毋待详述。我边区自来厉行禁种禁吸，烟毒早经肃清，乃自日寇在华北纵毒，致有少数贪图重利之徒，不惜干犯禁政，偷运烟土，往来贩卖，随意逗留于边区境内。始而据报与友区接壤之城市发现烟土，近则愈演愈烈，甚至延市亦有烟土踪迹出现，若不重申禁令，严加取缔，恐其到处散布，可将遗毒地方。本总司令、主席为保护边区人民福利，维持政府禁政，对此业已根绝之毒物，断不容其重见于边区。从布告之日起，无论军民人等，倘敢故违禁令，偷运烟土逗留边区境内者，一经查觉，即按边区禁烟法令严予惩处。决不姑宽，其各凛遵毋违！切切！”落款人为“总司令朱德、主席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4 辑，档案出版社，1988）。1941 年 7 月 15 日，晋冀鲁豫边区毒品治WANGSHIHUIGU-/往事回顾33WENSHI-TIANDI罪暂行条例 颁布，条文对制毒、运毒、贩毒、戒毒等惩治办法均予以明确：“制造毒品者处以死刑，没收其财产全部或一部。”“以运输毒品或包庇运输为常业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但确系初犯，数量极少，或被胁迫欺骗而为运输者，得减轻其刑或科三千元以下之罚金。”“贩卖毒品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并没收财产全部或一部，或并科罚金；但被胁迫贩卖数量极少者，得减轻其刑。贩卖毒品之经纪介绍人与正犯同”。对吸毒者实施登记制度，并限期戒毒：“吸食毒品者勒令登记，自民国三十年九月一日开始在村公所登记。凡吸毒犯在二十五岁以下者，限三个月内戒绝；二十五至四十岁者，限六个月戒绝；四十岁以上者，限九个月戒绝。过上定期限仍吸食者，处以一年以下劳役，并酌科三千元以下之罚金；三次犯处以远地一年以上之劳役，并酌科三千元以下之罚金；三次以后再犯者，处死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 第 3 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广泛开展禁毒斗争根据毒品蔓延形势和烟民特点，各根据地加强禁烟禁毒教育，组织干部群众深入开展禁毒斗争。1941 年 4 月 25 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布 关于开展灭毒运动的命令：“敌人企图毒化我广大群众，多方偷运毒品白面红丸等来边区贩卖，尤其在我工作薄弱地区如游击区、半游击区等地更甚。敌人在我此种地区，如繁峙、应山等地，并强迫我民众以产粮之地种植鸦片，对于敌寇此种企图毒化我民众，减低我粮食生产，削弱我抗战力量之阴谋，我各级政府务须提高警觉，切实注意防范，应即迅速发动广大群众，开展灭毒运动，一面严密稽查，不使白面等类毒品输入边区，一面开展拔苗运动，将所植鸦片悉予根除，改种粮食，以打击敌伪阴谋，增加我抗战力量。”为提高缉私机关和干部缉毒积极性，1943年秋，陕甘宁边区政府禁烟督察处查获鸦片毒品奖金办法 出台，规定了奖励标准：“奖金标准以纯烟计算，如非纯烟，即依成色折扣之。例如纯烟系四百四十元，则五成货为二百二十元，余类推。”“本季度规定纯烟价为二千二百元，奖金之抽算，即按此价规定等级于下：（1）不满五十两者，每两按价以百分之二十作奖，合边洋四百四十元。（2）五十两以上，不满百两者，每两按价以百分之十五作奖，合边洋三百三十元。（3）百两以上，不满五百两者，每两按价以百分之十作奖，合边洋二百二十元。（4）五百两以上者，每两按价以百分之五作奖，合边洋一百一十元”。1943 年 9 月 11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禁止吸毒事给专员公署县（市）政府的指示信 中，要求加强烟民登记和戒烟帮助、管理，形成群众运动。“限令各乡（市）政府于接到此指示一个月内，把境内烟民分别瘾的大小，年龄大小，戒绝期限，彻底清查登记一次。一般规定，30 岁以下的限 3 个月戒绝，40 岁以下的限 5 个月戒绝，60 岁以下的限 10 个月戒绝，年老且有病的可酌量延长。”“登记烟民后，各地政府及各地卫生机关，应帮助烟民找戒烟丸药，按瘾发给，如期戒断。必要时可设立戒烟所，集在一处禁戒。买戒烟丸药及住戒烟所，贫者可以不收费。戒烟药品除特许各地卫生机关及保健药社制售外，私人不得制造及出售”。34“要和生产与教育工作联系起来，烟民多是不生产及行为堕落的人（大部分是二流子），要用说服与强迫方法，使其卷入生产大潮，给以各方面的鼓励与帮助。”“要造成群众运动，不只是对烟民说明吸食大烟怎样不好，而且要在村民大会上、市民大会上，做劝戒运动。一村一市有吸食大烟的人是不美满的，使得烟民不能不惭愧。同时要发动儿童妇女帮助戒烟，儿童能劝服其家大人戒烟的，是模范儿童；婆姨能劝服丈夫戒烟的是模范婆姨。如果丈夫顽固，乡村政府可允许在其丈夫未戒绝大烟时期，婆姨有管理其家庭经济的全权。各乡村举行吃合伙及制定乡市公约时，在有烟民地方，应加上戒大烟一条。”“发动烟民和烟民的戒烟竞赛，戒绝了的由政府及群众团体奖励，并令他在还未戒绝烟瘾的烟民中现身说法，广为宣传”（抗战时期禁烟禁毒史料选，近代史资料 第 95 册，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山西偏关县 1939 年 1 月沦陷，日寇占领期间，运来罂粟种子，强迫老百姓种植，偏关和楼沟堡附近有 450 亩地种植大烟。而后日伪又成立官膏局，专门买卖大烟，引诱群众吸食，一些村子吸烟户占到全村户数三分之二，因吸烟致倾家破产者甚多。1941 年 12 月，八路军收复偏关县区，随即偏关县抗日政府迅速行动，整治烟毒之患。抗日干部会同民众团体将群众所藏大烟收缴销毁，对收来的罂粟种子，则在榨成油后退还原户。在这一办法影响下，有 50 余户群众主动交出熟烟 110 余两。晋冀鲁豫边区利用缉私队严查边境线上的大烟走私活动。据林安县税务支局统计，1941年检查来往货物，共没收烟土 30 两、果壳皮 60斤（据档案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3）。戒烟中涌现的典型代表根据地在组织开展禁毒和戒烟工作中，挽救了众多烟民和很多濒临破碎的家庭，有力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根据地巩固。其间涌现出一些虽然普通却具有典型代表的人物和事例，可以让后人深刻认识禁毒历史原貌。察哈尔北部是日本毒化“重灾区”，不少村庄烟民高达 80%，妇女吸食也很普遍，甚至一些十二三岁的儿童也染上了烟毒。在开展戒毒中，根据地干部采取耐心说服的办法，并发挥村集体作用，帮助解决烟民戒烟困难，形成戒烟互助运动。其中南大井村中，18 岁至 55 岁的男子64 人，烟民就有 33 个（青壮年 14 人）。为鼓励和帮助烟民戒烟，全村群众募集一些粮食和钱，让烟民们深受感动。一个烟民参加集体戒烟，提出“一面戒烟，一面生产”的口号，得到其他烟民热烈响应。烟民们一齐动手，植树搂柴，努力播红九军在川陕根据地刻的戒烟标语WANGSHIHUIGU-/往事回顾35WENSHI-TIANDI种，当地政府制作奖旗奖励他们（察北开展戒烟运动，组织烟民进行生产，晋察冀日报1946 年 5 月 9 日）。张北一区白庙滩村民于正和，小时候就染上大烟，后陷入毒瘾，将家里仅余的 50 亩地、3头牛、10 只羊全卖了，导致家中生活水平一落千丈，一家三口经常缺吃少衣，挨饿受冻。在村干部劝说下，于正和下决心戒烟。为了解决于家生活困难，村干部出面帮忙，租了 3 间房，让于正和开旅店，店里每天的收入够全家吃喝。村里又帮于家找了 10 亩地耕种。每天清晨，于正和早早起来，拾粪、搂柴、上地，而他老婆则在家照顾旅店，并喂养一头猪。就这样，一家三口人的日子慢慢好起来。于正和感慨地说：“我是一个走投无路的烟鬼，大家把我全家救活，我要建立家庭，报答大家。”化梢子村的烟民玉明祥本是一个富家子弟，一家三口人拥有 8 间房屋、39 亩土地，过去日子过得还算滋润。可在日寇毒化政策下，全家人都吸上大烟，最终沦落到倾家荡产的境地。经村干部劝说，玉明祥决心戒烟，而在他承诺戒烟的第二天，一大早起来，拾了两筐粪。随后村里给他找了 30 亩地耕种，牛、粮也由村干部拨工解决，由此解决了玉明祥生活之忧。崇礼乌拉哈达村受日寇毒化政策所害，全村 400 余亩水田被迫种植鸦片，少产 3600 石粮食，全村 196 名劳动者也沦为烟民。殖民统治期间，日寇和汉奸们逼贫民交鸦片，交不出来，有的被打断腿，有的被抢去财物，还有的送了命。八路军解放这一地区后，迅速建立民主政权，建立戒烟组织，动员烟民戒烟。当地政府将全村85 个青壮年烟民组织起来，编成 8 个班。而村禁烟委员也提出戒烟毒方法：用熟烟 3 两、大米3 两、食盐 3 两，磨成细末搅在一起，搓成豆粒般的小粒，作为戒烟药丸；瘾大者每日食 4 粒，瘾小者每日二三粒。集体戒烟行动开始后，每天早晨，村里组织烟民们集体跑操，上午则打柴修渠，既锻炼身体，又让烟民赚取戒烟期间的费用。有空闲的下午、晚上，烟民集体上课学习烟毒知识，开展烟害回忆和倾诉。大家都是鸦片受害者，倾诉中纷纷道：“日本鬼子真毒辣啊，咱们上的当可不轻！”“我的女人吃大烟死了。”“我的财产吸空了。”“吸大烟连媳妇的衣服也卖了。”戒烟行动进行四五天后，进入退瘾关键时期，这一期间，烟民们不能劳动，而是自由唱歌、讲故事、休息、散步。经半个月集体戒烟，这些烟民都成功戒了烟。65 岁的李续业老汉感激地说：“我的三个儿子，两个吸大烟，管也管不住，偷人家，惹是非，只花钱不作正事，现在一文没有花，戒了瘾，如今政府真是好！实在感恩不尽。”（抗战时期禁烟禁毒史料选，近代史资料 第 95 册，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回顾抗日根据地的禁烟禁毒斗争，正是采取了严厉的法令和措施，组织群众戒烟，才遏制了日寇毒品的疯狂进攻，保护了群众生命财产，促进了各边区经济、社会、教育等事业健康发展。同样，历史惨痛的一面也不容忽视，抗战时期受日寇毒化政策影响，很多普通民众也沦为“牺牲品”，值得今天的我们反思和警醒。责任编辑/姚胜祥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