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影响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邝嫦娥,李文意(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摘要:基于 20052020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面板数据,从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影响机理出发,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和绿色经济效率在空间上均存在正相关关联性。(2)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影响,环境规制能提升邻近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区域上,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均具有显
2、著正向作用。(3)研发投入和经济发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正相关影响,地区开放程度具有显著负相关影响,固定资产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作用不明显。关键词:正式环境规制;非正式环境规制;绿色经济效率;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图分类号:F129 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2363(2023)03-0053-07doi:10 3969/j issn 1003-2363 2023 03 009收稿日期:2022 04 22;修回日期:2023 02 15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2071161);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21JJ30282);湖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
3、0C0772)作者简介:邝嫦娥(1979 ),女,湖南郴州市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绿色创新与产业经济研究,(E-mail)kuangchangep163 com。通信作者:李文意(1999 ),女,湖南浏阳市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环境经济学研究,(E-mail)2686123135 qq com。0引言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 提出了建立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联动机制、促进城市群绿色发展的重点任务。长江中游城市群是长江经济带跨区域特大城市群之一,在发展战略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提高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对引领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态环境恶化、
4、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弱等问题接踵而至,如何寻求一条提高绿色经济效率的新路子是长江中游城市群面临的热点问题。那么,长江中游城市群环境规制是否有助于绿色经济效率的提高?其影响效用如何?该如何提高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实现绿色经济转型。环境规制是政府进行环境监管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而绿色经济效率被定义为考虑环境污染后产出的效率,学术界也将绿色经济效率作为衡量城市绿色发展的综合性指标1,区分于环境绩效指标2,绿色经济效率弥补了忽视环境成本的发展缺陷3。学术界对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研究还未有统一的定论,有学者指出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积极效应4,并表现
5、出正向溢出效应5,经典“波特假说”6 提出在长期由于技术创新带来增益下,环境规制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有研究证明环境规制强度越大,越能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7。另有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消极效应,在短期内会抑制生态效率的提高8,高额的行政处罚会迫使企业增加生产成本,减少对技术创新的研发投入9 11,同时,本地区高强度环境规制会导致污染企业转移至低强度的地区,抑制相邻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提高12 13。还有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化生产效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14 15,不同区域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不同16 18;同时,环境规制对实现
6、绿色转型具有非线性影响19,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U”型或倒“U”型特征20 21,由于政策的滞后性,环境规制短期内能促进效率增长,但长期陈旧的政策无法促进效率持续提高22,另外,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表现出倒“N”型,不同污染程度的企业位于倒“N”型曲线上不同位置23。综上,目前关于环境规制和绿色经济效率的研究较为丰富,但仍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关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不足,学术界大多聚焦于正式环境规制;二是鲜有研究探讨长江中游城市群范围内的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当前相关研究以全国范围的宏观区域为主。鉴于此,基于 20
7、052020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面板数据,从环境规制对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理出发,将环境规制分为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采用空间杜宾计量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以期为该区域实现绿色发展提供途径,并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参考价值,对尽早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 42 卷第 3 期2023 年6 月地域研究与开发AEAL ESEACH AND DEVELOPMENTVol 42No 3Jun 20231影响机理分析借鉴 S Pargal 等24 将环境规制划分为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其中正式环境规制的主体主要为政府和环保部门,而非正式环境
8、规制的主体主要为公众、企业和环保非政府部门(环保 NGO)。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理不同,正式环境规制主体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污染排放进行处罚和对污染治理进行奖励等方式,在绿色经济转型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其无法达到社会对生态治理的要求时,非正式环境规制作为正式环境规制的辅助发挥重要作用25。正式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影响主要有两种影响机制:一是逐底竞争。政府部门为追求经济增长可能采用宽松环境规制,放低承接污染企业的门槛,当地政府甚至主动引进其他地区优势传统工业,并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26,而这种行为往往会受到相邻城市的效仿,从而限制了绿色经济效率的提高;二是联防联控。由
9、于污染物的空间流动,城市单独进行环境治理与防控无法有效实现绿色经济转型,需要联合城市间共同治理,区域同制化,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提高治理效率,以达到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目的。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影响主要有两种影响机制:一是示范效应。本地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生活方式等行为会对相邻城市产生示范作用,地区间会相互模仿相互学习,城市 A 的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增强使得公众向绿色消费,企业向绿色生产转型,也会带动城市 B 的绿色发展,从而实现整个区域绿色经济效率提高;二是协同合作。两个城市内的企业和环保 NGO 等往往不是单独行动的,它们之间会有协同合作和经验交流,环保 NGO 也会不定期一
10、同举办环保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两个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提高。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因素往往是复杂的,除了城市A 对城市 B 产生直接影响,城市 B 对城市 A 会有一个反馈效应。另外,开放程度、科技创新、产业结构等多种因素与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共同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产生促进或抑制作用(图 1)。图 1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影响Fig 1Spatial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green economy efficiency2研究区域、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2 1研究区概况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以武汉市为中心,由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
11、湖城市群为主体形成的特大型城市群,土地面积 32 61 万 km2。长江中游城市群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区域,在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国务院批准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 中包括 31 个城市,鉴于武汉城市圈中的仙桃市、天门市和潜江市的数据缺失严重,基于数据可得性和完整性,选取长江中游城市群其余 28 个城市进行研究分析。2 2研究方法借鉴邵 帅 等27 引 入 经 济 距 离 权 重 矩 阵,使 用20052020 年区域间人均 GDP 年均值绝对差额的倒数作为测量城市间“经济距离”的指标
12、。构建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杜宾回归模型如下:GFit=c0+nj=1(wij GFjt)+1 FEit+2 IFEit+3 Xit+1nj=1(wij FEjt)+2nj=1(wij IFEjt)+3nj=1(wij Xjt)+t+i+it。式中:GF 为绿色经济效率;FE 为正式环境规制;IFE为非正式环境规制;为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溢出系数;n 为研究样本数量;i,j 为城市序号;Xit为本城市控制变量;Xjt为相邻城市控制变量;wij为空间权重矩阵;13,1 3为相关变量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线性相关系数与空间溢出系数;t为时间固定效应;i为个体固定效应;it为随机干扰项。4
13、5地域研究与开发第 42 卷2 3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231变量选取。被解释变量:绿色经济效率(GF)。绿色经济效率是在考虑资源要素投入与生态环境代价的基础上衡量和评价某一地区经济效率的指标28。参考钱龙29、王晓云等30 的研究,考虑能源的消耗和污染的排放,从投入和产出视角对传统的经济活动进行度量(表 1)。其中,资本存量使用永续盘存法,以 2005 年为基期、96%为年折旧率进行计算。采用包含非期望产出非导向 SBM-DEA 模型进行测算。表 1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指标Tab 1Green economic efficiency index of urbanagglomeration
14、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Yangtze iver目标层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绿色经济效率投入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资本投入资本存量劳动力投入单位从业人员能源投入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用水量差额、全社会全年用电量经济效益人均可支配收入生态效益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公园绿地面积污染排放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 SO2排放量、工业烟(粉)尘排放量说明:用水量差额为供水总量与居民生活用水量的差额核心解释变量:依据实施主体的差异,具体将环境规制分为正式环境规制(FE)与非正式环境规制(IF-E)。正式环境规制借鉴钟茂初等31 的方法,将一级指标分为控制性指标和质
15、量性指标;非正式环境规制则借鉴原毅军等32 的方法,选择城市的收入水平、人口分布、受教育程度 3 个变量作为一级指标进行衡量(表 2),采用熵权法对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指标进行测算。表 2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指标Tab 2For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and infor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dicators目标层一级指标二级指标正式环境规制控制性指标质量性指标工业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工业废物利用率非正式环境规制收入水平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人口分布人口密度受教育程度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控制变量:参考张治栋等3
16、3、林伯强等34、何慧爽35 的研究,综合考虑固定资产水平、地区开放程度、产业结构、研发投入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控制变量选取:固定资产水平(asset)。反映经济对投资的依赖程度。经济过于依赖固定资产投入会阻碍经济效率的可持续提高,具体使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地区 GDP 的比例加以度量。地区开放程度(open)。通过“技术扩散效应”和“污染天堂假说”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产生影响,具体使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总额 占 地 区 GDP 的 比 例 进 行 衡 量。研 发 投 入(tech)。与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直接挂钩,而创新能力被视为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内生动力,具体使用地区研究与试
17、验发展(D)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衡量。产业结构水平(ind)。产业结构水平的高级化有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具体使用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占 GDP 的比例进行衡量。经济发展水平(eco)。具体使用人均 GDP 进行衡量。为削弱多重共线性和缓解异方差性,将控制变量数据均作对数化处理。232数据来源。相关数据来源于 20062021 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和各城市统计年鉴以及 20052020 年各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少部分缺失数据使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3结果与分析3 1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20052020 年绿色经济效率、正式环境规
18、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莫兰指数均显著为正(图 2)。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绿色经济效率和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均在空间上显著正相关。同时,绿色经济效率的莫兰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说明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的正空间自相关有增强的趋势,层次水平相同的城市聚集明显,绿色经济效率的中心辐射带动能力逐年增强。正式环境规制的莫兰指数大致呈波动上升趋势,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正式环境规制的正空间自相关也存在增强趋势;非正式环境规制的莫兰指数大致呈比较平稳状态,说明长江中游城市群非正式环境规制的正空间自相关变化不大。图 2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Fig 2esults of global space autocorrela
19、tion test3 2实证分析321基准回归(表 3)。豪斯曼检验结果统计值为1098,p 值为 0203,小于 0 5,说明选择固定效应优于随机效应。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回归结果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因此,后续使用双向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具体分析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55第 3 期邝嫦娥,等: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影响表 3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估计结果Tab 3Estimating the impact of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efficienc
20、y of green economy变量长江中游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FE0 131(0 085)0 037*(0026)0 086 (0 031)0039*(0020)IFE0 299 (0 075)0116(0089)0079*(0 075)0191(0092)0 202(0 084)0101(0110)0 441 (0 116)0244(0102)20146 00141 60104 30142 7豪斯曼统计值1098控制变量是是是是双向固定效应是是是是说明:表示空间自回归系数,衡量邻地绿色经济效率对本地绿色经济效率影响;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差;,*分别表示在1%,5%
21、,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表同322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影响。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表 4),即政府和环保部门具有强制执行的权利,对污染排放严重的企业进行直接处罚。另外,公众和环保 NGO 对污染行为的监督举报迫使污染企业减少污染排放,技术创新带来的效益抵消了企业创新成本和政府环境治理的成本,推动绿色经济效率的提高,产生了与正式环境规制相近的效果。从直接效应来看,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本地绿色经济效率的提高有显著促进作用,即在环境规制约束下,调整地区生产生活方式,产生绿色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点。从间接效应看,由于环境规制和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明显的聚集效应,地区间在实施
22、环境规制手段上存在一定的趋同性。因此,本地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会对相邻地区产生“示范效应”和“模仿效应”,本地环保法规制度给相邻城市提供借鉴,同时,通过跨区域组织环保活动等途径,共同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高。就控制变量而言,技术创新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能够有效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的提高,城市在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上的优势,能够加大绿色创新技术的投入与研发,有助于减少单位期望产出的能耗和污染排放。地区开放对本地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相邻地区有促进作用,这与“污染避难所”的思想观点一致。产业结构和资产要素的影响不明显,说明带动绿色经济效率提升作用不突出。323武汉城市圈空间影响。
23、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武汉城市圈绿色经济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更优。武汉城市圈地区资金、高端技术和人才、交通设施等要素充裕,而高强度环境规制导致企业污染治理成本与技术创新成本上升,使得正式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内生性不足。相反,在该区域本地与经济关联的地区之间,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污染企业的影响更为激烈,可能源于武汉城市圈的同城化发展比较好,企业间协同合作多,市场交流活跃度高,产业链联系紧密。城市间联系紧密有助于形成绿色经济的集约化,有助于在空间关联地区通过约束调整上下游产业,改善产业链生产方式与发展方向。就控制变量而言,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能提升武汉城市圈绿色经济效率,这
24、种正向的促进作用可能源于更大的配置规模,以及较大地区乘数作用的区域增长极,使其释放经济发展与创新能力对节能减排的促增效果。而从资产要素的间接效应来看,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即武汉城市圈资产要素优势能够充分带动邻地绿色发展。地区开放程度对本地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具有消极影响,加速了相邻地区污染产业向本地转移。产业结构的直接效应影响不显著,同时,间接效应表明地区存在难以抵消的工业化发展对相邻地区的负向溢出效应。324环长株潭城市群空间影响。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环长株潭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从直接效应看,相较于非正式环境规制,正式环境规制对本地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这可能
25、是源于城市群以长沙、株洲和湘潭三市为中心,有助于破除表 4空间杜宾模型效应分解估计结果Tab 4Estimation results of spatial Durbin model effect decomposition效应分解变量长江中游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FE0036(0016)0038*(0027)0065(0032)0047 (0021)IFE0106(0076)0120(0 087)0036*(0075)0109*(0088)asset0003(0 004)0001(0006)0012(0030)0010*(0011)直接效应open1047*(0973)1
26、096*(2044)2654 (1933)2834(1272)tec0292*(0274)0855(0 531)0307(0239)0484*(0221)ind0003(0 001)0001(0001)0001(0002)0001(0001)eco0026(0011)0029(0 020)0037*(0030)0040(0013)FE0104 (0 028)0058*(0055)0124 (0045)0191 (0035)IFE0121*(0109)0209(0 181)0169*(0168)0202*(0190)asset0015(0 009)0031*(0015)0048(0048)002
27、2*(0026)间接效应open1657(3 320)1903 (1635)2860*(0854)2874*(0592)tec0951*(0614)2081*(1045)3329 (0903)0487*(1077)ind0003(0 001)0009(0002)0004(0001)0002*(0001)eco0229*(0027)0031*(0051)0058*(0041)0057*(0025)65地域研究与开发第 42 卷行政区域对环境规制实施与制定的障碍,更利于形成政府间协同治理的发展模式。从间接效应来看,表明以多城市为中心的发展结构在配套政策上有更明显的区位带动作用,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空
28、间带动能力偏弱,这可能是由于该城市群的产业布局表现为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共同发展的特征,在区域间协同发展粘性微弱,使得非正式环境规制在带动相邻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时内生动力不足。就控制变量而言,技术创新能显著提升环长株潭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技术外溢效果明显,技术创新对本地和邻地的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具有引擎作用。经济发展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说明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高环长株潭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资产要素对本地绿色经济效率正向效应明显,但对相邻地区的作用效果不明显。产业结构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不明显。同时,地区开放程度对环长株潭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325环鄱阳湖城市
29、群空间影响。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环鄱阳湖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城市群以鄱阳湖为中心,形成“众星捧月”的态势,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的辐射力和拉动力明显。从直接效应看,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环鄱阳湖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有明显提升作用,正式环境规制中法律法规对污染行为的制约从根源上减少了污染排放,同时,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生产技术创新的推动有利于激励环鄱阳湖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从间接效应看,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说明环鄱阳湖城市群的产业结构丰富,绿色多元产业布局为城市群带来提升空间关联地绿色经济效率的竞争优势。就控制变量而言,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能显著
30、提升环鄱阳湖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并且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资产要素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对绿色经济效率促进作用显著,说明环鄱阳湖城市群物质资本丰裕,产业、资源与区域间的联系带动了城市群崛起。地区开放程度对环鄱阳湖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直接效应显著为负,间接效应显著为正,污染转移的同时相邻地区承接先进绿色环保产业。产业结构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说明环鄱阳湖城市群产业结构的分布将对空间关联地的绿色经济效率产生显著影响。326稳健性检验。对基于邻接矩阵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空间杜宾回归与效应分解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5)。在空间杜宾模型(SDM)中,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都显著为正
31、,与前述结果一致;由回归结果中 值可知,本地绿色经济效率提高 1%,将会促进相邻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提升0103%,再次证明前述估计结果稳健。另外,从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分解结果看,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因此,稳健性检验结果证明,长江中游城市群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在空间上也存在显著正向溢出效应。表 5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与效应分解估计结果Tab 5Estimation results of spatialDurbin model and effect decomposition变量SDM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FE0046 (0015)00
32、47(0016)0029*(0 031)0076(0035)IFE0071*(0 053)0075*(0051)0072(0097)0147*(0 106)0103(0066)20198 3控制变量是是是是双向固定效应是是是是4结论与启示4 1结论(1)20052020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和绿色经济效率在空间上均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联,具有“空间俱乐部”效应,同时,其正向空间自相关存在增强趋势,中心城市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辐射带动能力提升。(2)环境规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存在较强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武汉城市圈正式环境规制约束性不足但非正式环境规
33、制效果明显;环长株潭城市群非正式环境规制在带动相邻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时内生动力不足;环鄱阳湖城市群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力较强。(3)各控制变量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产生影响。其中,研发投入和经济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正相关影响,地区开放程度具有显著负相关影响,固定资产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作用不明显。4 2启示(1)利用空间依赖性充分调动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三大城市群协同治理。正式环境规制上,加强三大城市群联合执法,构建区域一体化生态环境联防联治体系,避免“以邻为壑”的污染跨区域转移;非正式环境规制上,推进企业共建跨区域绿色生态工业园区,提高公民环保意识与积极性
34、,推动本地和相邻地区共同发展。(2)积极发挥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实行富有弹性且强有力的环境规制手段,鼓励非正式环境规制主体参与其中。武汉城市圈应适度提高环境规制水平,加快完善污染排放和处理标准制定;环长株潭城市群应引导激励社会公众自我约束,提升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内生动力;环鄱阳湖城市群应整合区域资源75第 3 期邝嫦娥,等: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影响生产要素,使区域绿色经济效益最大化。(3)重视多种因素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鼓励构建绿色经济发展创新基金,支持社会资本进入绿色转型投资领域;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联手打造具有长江中游城市群优势的产业集群;对外商采用“负面清
35、单”管理办法,扭转地区开放的负面影响。参考文献:1 钱争鸣,刘晓晨 环境管制与绿色经济效率J 统计研究,2015,32(7):12 18 2 陈燕丽,杨语晨,杜栋 基于云模型的省域生态环境绩效评价研究 J 软科学,2018,32(1):100 103 3 林晓,徐伟,杨凡,等 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经济效率的时空演变及影响机制:以辽宁省为例J 经济地理,2017,37(5):125 132 4 范丹,孙晓婷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增长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30(6):105 115 5 巩灿娟,张晓青 中国区域间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效应及其分解J 现代经济探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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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于空间杜宾模型J 中国软科学,2020,35(4):82 96 15 王淑英,李博博,张水娟 基于空间计量的环境规制、空间溢出与绿色创新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18,37(2):138 144 16 黄磊,吴传清 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0,29(5):1075 1085 17 张英浩,陈江龙,程钰 环境规制对中国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超效率模型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 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8,27(11):2407 2418 18 李毅,胡宗义,何冰洋 环境规制影响绿色经济发展的机制与效应分析 J 中国软科
40、学,2020,35(9):26 38 19 黄庆华,胡江峰,陈习定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两难还是双赢?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11):140 149 20 弓媛媛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基于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的分析 J 城市问题,2018,37(8):68 78 21 杨亚萍,王凯 环境规制对我国旅游业碳排放的门槛效应及区域差异 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21,40(4):118 122 22 蔡乌赶,周小亮 中国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双重效应 J 经济学家,2017,29(9):27 35 23 王杰,刘斌 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
41、企业数据的经验分析 J 中国工业经济,2014,32(3):44 56 24 PAGAL S,WHEELE D Informal egulation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6,104(6):1314 1327 25 沈宏亮,金达 非正式环境规制能否推动工业企业研发:基于门槛模型的分析 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37(2):106 114 26 郝国彩,徐银良,张晓萌,等 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经济绩效的溢出效应及其分解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
42、8,28(5):75 83 27 邵帅,李欣,曹建华,等 中国雾霾污染治理的经济政策选择: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J 经济研究,2016,51(9):73 88 28 钱争鸣,刘晓晨 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7):104 109 29 钱龙 中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研究 J 经济问题探索,2018,37(8):160 170 30 王晓云,魏琦,胡贤辉 我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综合测度及时空分异:基于 DEA-BCC 和 Malmquist 模型 J 生态经济,2016,32(3):40 45 31 钟茂初,李梦洁,杜威剑
43、环境规制能否倒逼产业结构调整: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8):107 115 32 原毅军,谢荣辉 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J 中国工业经济,2014,32(8):57 69 33 张治栋,秦淑悦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对绿色发展的空间效应:基于长江经济带城市的实证研究J 85地域研究与开发第 42 卷现代经济探讨,2018,37(11):79 86 34 林伯强,谭睿鹏 中国经济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 J 经济研究,2019,54(2):119 132 35 何慧爽 环境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中国东、
44、中、西部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15,34(1):105 110Spatial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egulation on Green Economic Efficiency:Taking the Middle eaches of Yangtze iver City Cluster as an ExampleKUANG Chang e,LI Wenyi(School of Business,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gtan 411201,China)Abstract:Based
45、 on the panel data of the middle reaches of Yangtze iver urban agglomerations from 2005 to2020,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is us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green economic effi-ciency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Yangtze iver urban agglomer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pat
46、ial influence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green economic efficiency The study finds that:(1)There is a positivecorrelation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green economic efficiency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iver urban agglomeration(2)Formal and info
47、r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significantlycontribute to green economic efficiency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Yangtze iver urban agglomeration,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can improve green economic efficiency in nearby cities due to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egionally,both formal and infor
48、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green eco-nomic efficiency of Wuhan City Circle,Changzhutan City Cluster and Poyang Lake City Cluster(3)Among thecontrol variables,D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green economicefficien
49、cy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Yangtze iver urban agglomeration,while the degree of regional openness has a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and the effects of fixed assets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re insignificantKey words:for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infor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green economic eff
50、iciency;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Yangtze iver(上接第 52 页)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mplementationPath of College StudentsLabor Literacy in Henan ProvinceWANG Jianxu(Department of Student Affairs,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Xinyang 464000,China)Abstract:With the higher requ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