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皮毛贸易的影响因素...探析（1860—1937）_张智超.pdf

近代天津皮毛贸易的影响因素与历史表征探析（18601937）张智超（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摘要：天津开埠通商以来的皮毛贸易在近代化的时代嬗变中呈现多重历史面相。皮毛贸易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其中市场需求、社会环境和税收政策是核心因素。中国近代皮毛贸易是在西方列强入侵和争抢之下展开的，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带有强烈的殖民色彩。皮毛贸易是沟通天津港与“三北”腹地的重要纽带，港口与腹地之间以皮毛为介质，初步实现了区域联通、优势互补的双向互动。此外，困囿于时代的局限，近代天津皮毛出口贸易繁盛的背后也隐藏着诸多危机。从本质上说，凌驾于中国主权之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剥削和殖民侵略是皮毛贸易走向衰败的根本原因。关键词：天津；近代；皮毛贸易中图分类号：K25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627（2023）02-0091-07DOI：10.20076/ki.64-1065/G4.2023.02.011收稿日期：2022-12-19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国近现代日常生活研究”（18JJD770001）作者简介：张智超（1995），男，河北承德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中共革命史研究。引用格式：张智超.近代天津皮毛贸易的影响因素与历史表征探析（18601937）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开埠通商以来，皮毛贸易在天津进出口贸易中的地位不言而喻。皮毛主要产自中国西北、东北、华北（简称“三北”）的广袤区域，通过陆路、水陆等多种运输渠道运抵天津，逐步构建了一个以皮毛产地市场为根基、以皮毛集散中心为枢纽、以国内港口市场为终端的皮毛运销网络。在港口出口方面，腹地的农牧业土特产品大多从天津销往海外，这使得腹地经济的市场化、外向化程度迅速提高，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腹地区域社会的近代化。反观“三北”腹地，其无可比拟的资源禀赋为津埠皮毛出口商贸提供了多领域的资源和市场支持。天津逐步成长为中国北方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中心、沟通国内外市场的纽带，港口与腹地之间以皮毛为枢纽，实现了区域联通、优势互补的双向良性互动。当然，皮毛贸易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社会环境、税收政策、市场需求、交通状况、各地近代化发展程度等诸多因素，不时使贸易中断或衰退。当前，学界对近代天津本地市场皮毛贸易的考察相对较少，已有成果多从宏观视角探析西北、华北的皮毛集散中心与津埠的贸易关联，微观研究尚不多见。本文通过未刊档案、报纸杂志等文献，探究影响近代天津皮毛贸易的主要因素，从核心与边缘的视角，审视天津与“三北”腹地的双向互动轨迹，揭示皮毛贸易背后的丰富历史面相。一、影响皮毛贸易的三大因素：市场需求、社会环境与税收政策皮毛贸易是近代天津出口贸易的重要支柱。自天津开埠以来，皮毛就作为出口商品，销往海外，在开埠的前20年中，以羊毛、驼绒为主，到19世纪80年代，皮张、猪鬃等开始陆续出口国外市0912023年第2期（总第170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场1（127）。从出口地域来看，1905年前，天津皮毛主要经上海转销海外各国，以埠际间转口贸易为主2（123）。纵观历史，近代天津皮毛贸易的发展深受市场需求、社会环境、税收政策三大因素影响。（一）市场需求近代天津皮毛贸易与国际市场密切相关，国际市场的需求甚至成为影响天津皮毛贸易发展的主导因素。由于皮张品种不同，产地各异，货物的集散市场遍布各地。“绒毛大部分集中在包头、张家口；牛皮在蚌埠、徐州、辛集等地；山羊皮则分布于山西的交城，陕西的榆林和河北的顺德府、保定府等地。”3（118）收货商与洋行交易多是“某洋行国外来电要货，由华账房提供货源、价格等信息后，洋行再与国外联系，然后达成交易”，或者“由华人或经纪人主动提供某些货物样品，经洋账房与国外商妥后成交”3（118119）。有时，外商也会直接致信天津总商会，表达贸易往来的诉求，例如下面这一封。尊敬的先生们：我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生产代理的公司，希望能与贵市的一家一流公司取得联系，我们的主要业务是出口皮货、坚果、山豆皮。为此，我们冒昧地询问贵商会，贵商会可否提供一份本市在这一行业中最重要的公司名单，如有可能，并请告知其欧洲办事处或往来地址。如贵公司需要，本公司提供给贵公司的银行资信证明供贵公司参考，并对贵公司的来函表示感谢。4（1）国际局势和市场需求都与天津的皮毛贸易息息相关。美国是当时第一大皮毛进口国，1894年，美国征收高昂的羊绒税，导致中国各大货店出口减少，羊绒贸易锐减，加之后来国外市价偏低，中国商人亏损不少。“迨本年春，美国威君在议院商将绵羊绒免税进口，以兴商务，至七月时核准，故商人乘此机会，将所存旧货陆续全数装运出口，故极一时之盛耳。”1（178）可见，国外皮毛市场的供需情况及关税政策对天津皮毛贸易影响至深。海外市场的皮毛畅销商品带动了天津皮毛贸易的发展。羔叉皮是由流产的羊胎或屠宰大羊时从腹中取出的胎羔皮，经过整理、晾干后制成。收货商将货样提供给洋行，洋行在与国外联系后认为这是一种上好的裘皮，不仅可做翻毛大衣、马甲、披肩，还可做帽子。“当时（1920年）是初创时期，产量也不多，进过五六年，由于国外市场的需要，特别是美国更为畅销。”3（119）各大洋行纷纷争购羔叉皮，市场供不应求，“当时一张好的羔叉皮相当于八袋面粉的价钱”3（120）。收购价格的不断上涨，激发了中国腹地养羊户制作羔叉皮的积极性。连年不断的国际战事使皮毛的需求量倍增。一战期间，欧洲各国扩军备战，新编百万军队置备军需，用于制作皮衣、皮褥、军装等的羔皮、羊皮、猾皮、皮毯的出口数额猛增1（319）。战事告终，“各协约政府将所囤积以备军用之货一旦开放，各国市面顿形供多求少，价值因而大跌”5（1）。天津一埠所受影响甚大，“近一年来除些小之交易外几无顾问，春闻有数津商美国将加征进口毛税，市面一时稍呈活泛之象”1（328）。由于天津皮货多销往美国，美元升值或贬值的变动亦直接影响中国皮货出口贸易。在欧美市场波动、战争袭扰、货币不稳定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之下，皮货价格飞涨，供不应求。外商收购皮货有投机的意图。如直奉战争正值秋冬交替，“直军前敌将士尚著单衣，关外天气严寒，直方总兵监正在赶备皮棉冬衣，日本商人深知羊皮小桶定能获利，遂预先在津埠皮货店内收买，价值仅两元，后直军收买此种皮桶，日商获得厚利”6。天津皮货商有时会因存货不丰，未能及时对接市场，如“倪克洋行接国外来电，欲在近期内购羊毛线现货一万五千余尺，出价每尺七角，惟因各厂及存户以缺货无以应，纽约方面亦有催电”7。可见，在政局变化险象迭生、军阀割据动荡不安、社会秩序大受干扰的环境中，正常的商贸往来无法保证平稳运行，跌宕起伏成为常态。1894年，美国总统克利夫兰颁布 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关税平均降低37%。092（二）社会环境民国时期，国内政局动荡、战乱频仍，百姓连年饥馑，课税负担愈加繁重。辛亥鼎革后，“国际贸易日臻活泛，旋欧战勃发，毛绒、猪鬃之需要日增，出口数更为加多”8。1914年，列强忙于欧战，中国社会稍得安宁，国际市场对小皮张的需求量尤为巨大，大皮张属于军用皮革，销路更广。“经营皮毛业者有如雨后春笋，价值日见上涨。惟备欧洲冬季战争、作兵士皮衣等料者，山羊、绵羊各皮毯，出口数额超乎上年。”1（333）一战期间，国际市场的皮毛需求大增，各类皮毛的出口数量相较之前均暴涨。从国内市场看，1924年蒙古国独立，张库大道断绝，使蒙古草原皮毛输出港口陷入绝境。“张家口现在聚积之皮货，其大多数系库伦而来，前年库伦扰乱时，库伦张家口间之交通，因之断绝，皮货之交易，亦因停止，凡专事经营库伦商业者，在此时期倒闭者甚多。”9社会环境的稳定与贸易发展紧密相关。河北棚县作为皮毛荟萃之地，自晚清以来即与内外蒙古百货流通，皮毛由草地运往张家口或经赤峰运往天津。“草地土匪蜂起，陆运之货无论粗细，莫不被劫。故各国均裹足不前，其经赤峰运津之皮毛每过一县即须经抽捐一道，及抵天津又须上税数道之多，子大其母捐税超过原值。该县皮毛奈何不滞销乎？旷以苛捐杂税土匪实为民生之致命伤，不徒此也。”10（1）土匪暴乱与苛税繁重使皮毛商路停滞，也影响了区域经济发展。张家口、多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都是皮毛大宗出产地，甘肃、新疆也是皮毛出产地，各地皮毛类货物多由京绥铁路转京奉铁路运往天津，后转卖各国，每年获利甚巨，“但是库伦失陷后，皮货商损失惨重，运输停滞甚久，后虽平靖，但俄国在该处横征苛税，皮商饱受苛税之苦。另外各国商人趁火打劫，粗细皮张一律收买，以致价格昂贵，货物反而不能源源接济，获利颇微”11。绥东战事爆发后，“大包羊毛转运停滞，甘肃、宁夏、西宁一带所产皮毛，多恃邮包从陇海路运津，西安事变发生后，邮运受阻，但德美两国市场，需求量大”12。国内的社会环境对皮毛贸易影响至深，皮毛的输出外运受限极大。（三）税收政策“今我国对于唯一挽回利权之大宗出口皮货，竟一再涨税，殊非维护国货之道。”13皮毛业受各类苛税的影响颇大，包括港口与腹地间的消费税、皮毛牙税、海关税、国外各输入国的关税等诸多税种。海关税。东三省皮毛运往天津，需要在当地征收出口税，在长城征收海关税，“双料负担，影响生意颇巨”，已有货商“改由大连出口”14。天津的皮货业遭此打击，货品的来源渐渐稀少。捐税。以1925年为例，天津皮毛行逐步衰落，皮毛业生意颓败已达极点，其原因“系各省以及天津屡加捐税，因此各货倍价大昂，详细考核有他省来津之皮张，往往自寄发地至天津共完纳之税金等于原买之价者”15（1）。于是皮毛等货改为由蒙古国借西伯利亚铁路，取道海参崴（现符拉迪沃斯托克），再从东三省出口。洋商之所以绕道运货出口，就是因为内地捐税重。内外蒙古产毛的大宗地区均由贝子庙转西伯利亚铁路直达各国。“中国捐税繁重，旷致国家若再无诚意取消苛捐杂税办理，恐怕数年之后商业交困百货停滞，民生起重大恐慌，恐不止经棚一县为然也。”10（1）捐税的叠加导致国家税收、铁路收入受到极大影响。包头距离天津大约300英里，但羊毛至津，连沿途花销及所纳税捐，“计每担共需银12两，若在1925年则不过需银5两5钱耳。此项增加之费用，在货价内约占2成”1（457）。各项杂费使得贸易成本骤增，中国羊毛在国际市场价格甚昂，失去了与东印度、南美洲货物一较高下的能力。捐税的不断增加也使与皮毛业密切相关的运输业、货栈业、金融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消费税。天津自裁厘之后，厘金明目虽经裁撤，然而特种消费税继之而起，仍按厘金办法照常征收，“以海关税率既已加增，若再益以此种负担，则实际当较旧日厘金为尤重”16（1）。皮货业同业公会积极申诉，向商会反映实情：“津埠虽为百货蕞集之地，但大多数皆系由此通过转运他方，津埠既0932023年第2期（总第170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非生产又非在此行销，乃于货物通过处所，而征产销之税不特与命名不符，且与废止”16（2）。关税。天津开埠初期，正值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出于发展毛纺织工业的需要，美国施行低关税政策，鼓励皮毛进口，大量进口国外廉价皮毛。随着毛纺织市场逐渐饱和，美国不断减少进口量，开始提高关税税率。1925年以前，洋商凭借子口税和三联单贸易特权，在中国腹地各区域畅通无阻，一概免税。洋商、买办收购皮货抵津，只在皮毛腹地由皮毛局每百斤抽税二两，并无其他费用17（12）。1925年国民军进入甘肃后，废除了洋商、买办的免税特权，规定其依法照章纳税。各洋行深感获利甚少，决定从产地撤回天津，这使得腹地的山陕商、回商、旅蒙商经营的皮毛生意兴旺起来18。由此可以窥见，关税给皮毛贸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牙税。皮毛除关税外，尚有皮毛牙行营业税，在进出口环节征收。自牙税征收后，从业者苦不堪言。皮毛商希望当局不要再截货重征，妨碍皮货行销，天津的德兴茂、义合胜等商号联名向商会建议：“本市添设皮毛牙税以来，扰商病民，影响市面繁荣，且承办商人不遵定章，任意征税，漫无标准，请予转函撤销”19（1）。皮货业同业公会向天津商会再次表明皮毛业的困境：“该局未成立以前，所有税捐之重即不能担负。今再填设牙税一层，商民更无生路。”15（1）牙税征收，扰商病民且制度颇不合理，征收管理者借机敛财，鱼肉皮货从业者。从营业方面来讲，皮毛牙税亦应撤销，长此以往，津埠底层皮毛商不堪重负，生计全无。皮毛业逐渐萧条，民众“生活已受影响，倘再任意摧残，势必商困于途，工辍其业”15（1）。二、繁盛背后的代价：皮毛贸易的殖民掠夺性天津开埠后，开启了近代化的早期探索。在此背景下，天津皮毛贸易的勃兴对区域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带动作用，同时促进了近代天津城市的成长。但是，出口贸易繁盛的背后是中国被动卷入世界市场，沦为列强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皮毛贸易的背后是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利益的掠夺行径，建立在对中国人民的压榨和剥削基础之上。根据1860年 天津条约 之规定，“英商已在内地买货，欲运赴口下载在路上首经之子口输交给票为他子口毫不另征之据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20（100）。1870年，海关开始推行三联单制度，即出口土货在运经通商口岸之前，可向海关领取三联单，持单赴内陆地区采货运货，沿途不受各地税关的约束，即可放行21（198）。这样，洋商从腹地采购大宗皮毛，仅在首次途经的子口缴纳2.5%的税银，便可直抵天津港。三联单制度迅速在内陆推广开来，为洋商掠夺中国农畜土特产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一些不法洋商甚至把三联单高价兜售给华商，以谋取暴利。洋商获取三联单后，不受中国政府税收的约束，他们“很愉快地感到了保证”22（170），“多数外国出口商都建立工厂包装羊毛，货栈生意顺遂”21（200）。“洋商有三联单和游历护照的庇护，华商多因资小势微，难与洋行比肩。”14相比洋商，华商受诸多因素掣肘甚至欺辱。据商会档案记载，古北口外、热河各属地州县及蒙古王公各旗所在地，“其牲畜繁殖皮毛胜产，喜当首出一擎”，使外国洋行纷纷而至，争先抢购。但是庚子事变后，“愈形蠭壅，侵我利权，颇为可患，洵属一大漏厄”23（1856）。在津埠对外贸易中，进出口商品的种类、数量并非由腹地的经济形势和市场需求决定，而是以资本主义垄断的国际市场的需要为转移24（219）。洋商直赴内地，“蒙蔽我官府，垄断我市场，殊于我国权商务两有妨害，查我国与外国通商条约，只准外人在通商口岸居住买卖，绝对不许其在内地居住通商”25（2）。洋商在内地自由居住，买卖商品，公然违背条约，这既不利于国民生计，也是对我国国家主权和威信的藐视。本该由华商赴内地采购，转售洋商再运输出国，“但洋商多违背条约，持其游历护照擅赴内地采买，于国权商务，大有妨害”26。反观华商，此094时尚不知海外市场准则。出口皮毛品质与价格漫无标准，皆由洋商任意挑剔杀价，并无行市准则可言。洋商有利可图，华商被任意剥削，“如行市下游，洋商失利，向华商要求赔偿损失。在市价变动剧烈时，甚至货尚运输在途，已来赔款请求。权不我操，忍受宰割。商人鉴于获利维艰，无意发展。加之出口品类有限，数量尤微”27。洋商操纵中国皮毛市场、剥削华商的恶行屡见不鲜。20世纪30年代，深受洋商欺凌的华商奋发图存，“用种种方法，冒险将产地采购之皮毛，直接装运美国，试行寄销。结果不仅得价与国内售与洋商之价格悬殊，交货亦迥不如在沪转售之无理挑剔”27。华商受此激励，输出皮毛数量大增，品种达数十种，畅销之风日盛。三、核心与边缘：“三北”腹地经济的市场化与外向化从核心与边缘的视角来看，天津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港口的辐射带动力与商业贸易的繁盛，使近代天津拥有核心区位竞争力。“三北”腹地深处内陆，依赖独特的资源禀赋，以皮毛为纽带与天津港联通，实现了双向经济互动。天津增强了经济实力，腹地也从这一市场网络中获益。天津港与腹地之间通过传统与现代的交通连接，依靠金融与商业网络，大力开拓皮毛贸易28（10）。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三北”腹地运达天津的羊毛达1 929万公斤，其中内蒙古地区（包括包头、绥远、张家口）1 375万公斤，河北124万公斤，山西180万公斤，山东150万公斤，东北共集中100万公斤24（173）。“三北”腹地的皮毛作为一种重要物产，出口海外，改变了腹地的贸易形态和市场体系，推动了腹地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从天津来讲，港口的辐射范围大大延展，大量皮毛通过津埠出口海外，促进了天津港口贸易的繁荣。天津港与腹地由互不关联到紧密相连的过程，正是核心边缘理论的具体表现。天津港与腹地在生产要素潜力、经济发展条件、资源环境等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天津开埠通商前，二者并无紧密的经济往来，关联度较低29。后来，天津以皮毛作为资源，优化其配置，实现城市经济快速增长，并以天津及周边的华北地区作为皮毛集散地，推动区域形成新的增长点，以此形成强大辐射力，不断向周边扩散，影响华北、西北、东北的广大区域。天津皮毛的主要来源是“三北”腹地，其中西北地区所产皮毛约占天津出口贸易量的一半。西北地区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该地的畜牧业传统和规模，在近代社会以前，许多西北地区处于游牧的自然经济状态，皮毛等农畜产品多用于制作毡毯和帐篷，并未发挥其经济价值。近代以来，随着新的商品经济形式进入西北地区，人们发现，与传统游牧经济相比，出售皮毛可以获得更多收入，因此，从事市场化生产的皮毛贸易成为牧民的一种主动选择。伴随国际市场对皮毛原材料需求的增加，皮毛作为商品开始出口海外。皮毛市场分为原产地、中间集散市场、天津终点市场三个部分，“从生产者经由 出拨子，再联系中间市场的 毛贩子毛店，然后经 毛庄货栈 再由跑合或买办介绍于毛织工厂或出口商，如此方能运至天津市场来销售，此种情形与其他各种土产品的运销情形，无大差别”30（167）。随着中国铁路运输网络的形成和邮电通讯业的迅猛发展，中国皮毛出口量急剧增长，逐渐形成了以天津港为中心、以中小城市为纽带、连接腹地广袤乡村的皮毛市场体系31（169），港口与腹地之间的联系日趋密切。总体言之，随着开埠通商，天津逐渐成为“三北”进出口贸易的中心。皮毛通过中间的集散中心源源不断地萃集天津，逐渐成为津埠出口的大宗商品。在“三北”腹地的支持下，天津日益成为北方经济近代化的“领头羊”。“三北”腹地的皮毛贸易由原先的国内贸易转向国际贸易，其市场化、外向核心边缘理论是一种关于经济空间结构演变模式的理论，用以解释区域之间如何由互不密切、孤立发展变成彼此联系、发展不平衡，又由极不平衡发展变为相互关联的平衡发展的区域系统。0952023年第2期（总第170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化程度大幅提高。在天津港口的辐射带动作用下，“三北”区域社会的经济面貌大为改观，加快了近代化步伐。四、结 语皮毛贸易在近代天津进出口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天津开埠通商后，中国腹地的农牧产品源源不断地涌向天津，通过这里出口海外，腹地经济的市场化和外向化程度因此迅速提高。可以说，天津的开埠通商是腹地经济变迁的重要因素。在社会环境的嬗变、税收政策的调适、市场需求的升降、交通通信的畅达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天津的皮毛贸易获得短期的繁盛，而从长期的发展历程来看，皮毛贸易常常面临中断或衰退的窘境。困囿于时代的局限，天津皮毛出口贸易繁盛的背后隐藏着诸多危机。首先，近代以降，中国被动地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被动因应近代化。皮毛是列强为满足工业化需求而掠夺的大宗原材料之一，在中国的皮毛商品贸易中，洋商、买办上下其手，操控市价，以次充好，从而使近代中国皮毛贸易带有强烈的殖民性。其次，从农耕时代走向工业时代，贫困和衰颓一直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整体表征。天津的皮毛运销所带来的出口贸易繁盛，从中得到实惠的只是少数从业群体，中国内陆的民众并未因此走向富裕之路，甚至部分地域因近代化发展程度的分异而走向两极分化。最后，近代中国海关关税主权的丧失以及列强对各类权力的攘夺，使得无论多么光鲜的贸易都只能是一时的光景。从本质上说，凌驾于中国主权之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剥削和殖民侵略，才是近代天津皮毛贸易走向衰败的根本原因。参考文献1 吴弘明，编译.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 张利民.解读天津六百年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 庞善廷.浅谈天津口岸皮张出口的类别A.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员会，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工商史料丛刊：第二辑C.天津：天津新华印刷四厂，1984.4 意大利米兰阿诺尼玛普里亚尼公司.关于请协助联系花生皮毛贸易商事致天津总商会的函（档号：401206800-J0128-3-006299-008）Z.天津：天津市档案馆，1929.5 特派劝业实业专使.为中国皮毛出口等事致天津总商会的函（档号：401206800-J0128-2-003052-090）Z.天津：天津市档案馆，1921.6 佚名.日人投机收买皮货N.益世报（天津版），1926-10-20（11）.7 佚名.天津进出口周讯（二月十七日至廿五日）J.贸易，1936（75）.8 娱之.天津的皮毛业N.金融日报，1948-05-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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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and realized between the port and hinterland.In addition，confined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imes，there are many crises hidden behind the prosperous fur export trade of modernTianjin.In essence，capitalist economic exploitation and colonical aggression are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for the decline offur trade.Key words：Tianjin；Modern Times；Fur Trade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