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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体系设计期末考试作业     姓名:汪露学号:2009040146班级:09人力资源管理<一>班可持续发展,增长方式转变    本来是想写宿州学院薪酬体系设计的,可是看过大家写的基本都一样,我想这种千篇一律的东西我是不会喜欢的,因而我就选择写关于"可持续发展,增长方式转变",这正好和我考研现在的<西方经济学>有很大的关系,盲目的经济增长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需要的财富也不需要以换取子孙后代的资源为代价,虽然现在我国的GDP跃居世界第二,但是我们依然有很多问题值得去思考: GDP，不能直接反映老百姓人均实际收入 .GDP，不能有效显现环保的品质指标；GDP，不能理想制约眼前利益与终极价值的统筹。  GDP没有告诉我们，青山绿水又浊了几多？土地资源又没了几顷？朴朴古貌的老弄幽巷又少了几条？从社会角度看，GDP将质量好的和坏的产出，一视同仁地算在国民财富之中, 从环境角度看，它认为资源和生态环境是自由财富，不去考虑资源的稀缺性与生态的退化, 从经济角度看，它只记录看得见的、可以价格化的劳务，其他对社会非常有贡献的劳务却被摒除在外.我觉得是时候为中国找一条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道路了,我主要是从上课期间老师所提供的那些方面的点一一详细的解读,其中既包括现在存在的问题也包括可行的应对措施。 前言      追求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的潮流。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运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推动了世界发展和进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人类社会也面临着一系列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气候变暖、温室气体排放增多、酸雨面积加大、淡水资源减少、能源短缺等问题日益凸现，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增多。痛定思痛，国际社会不断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世纪之交，联合国制定了千年发展计划，旨在消除贫困，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发展。2002年，又召开了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提出深化认识、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全球环境与发展事业的主张。近年来，资源、环境问题尤其引起各国重视。中国、美国、欧盟、日本等相继提出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污染排放的目标。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将有力地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事业不断进步，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十分注意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科技进步，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20多年来，单位GDP能耗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逐步改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资源、环境矛盾十分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事业相对滞后，迫切要求加快转变增长方式，推动可持续发展。一,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科学发展观为了解决前进道路上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中国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落实这一新的发展观，要求我们实行新的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提高质量效益，促进平衡发展，关注民生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是立足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逐步升级，国内市场需求的前景十分广阔。我们将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进一步增强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合理开发利用国内资源，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替代能源，立足国内解决能源资源问题。同时，优化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以及第一、二、三产业比例关系，加快发展服务业，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消费环境，鼓励合理消费，使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消费需求来拉动。二是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是中国目前发展的薄弱环节，也是未来发展的潜力所在。我们将统筹城乡发展，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稳定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生产，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实行工业促进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政策，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还将统筹区域发展，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状况，确定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区，优化空间结构，努力形成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三是推动科技创新。中国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正在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我们将进一步培养、引进和用好人才，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继续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强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解决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关键技术难题。目前，我们正在集中力量实施一批重大科技专项和装备制造业工程，包括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新一代宽带无线通信、高档数控机床、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堆核电站、大型飞机、载人航天、新型医药、大型油气田勘查开发、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以及清洁能源、高速铁路、大型船舶等。欢迎国外科技界、企业家和有关方面采取多种形式与中方合作。四是解决好民生问题。我们将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继续推进扶贫开发，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廉租房制度，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大力发展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突出加强义务教育，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加快转变增长方式，必须大力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中国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历史任务，确定了今后几年资源节约和污染减排的具体目标。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这体现了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也表明了我们加快转变增长方式的决心和信心。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和资源综合利用，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在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等重点行业，以及1000家重点耗能企业，推进节能工作，并实施工业锅炉改造、区域热电联产、机动车节油、绿色照明等重点节能工程。继续加强重点流域、区域污染治理，实施城市污水处理、垃圾无害化处理、燃煤电厂脱硫等重点环保工程，搞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风沙源治理等生态工程建设。依法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到2010年关停小火电机组5000万千瓦以上，淘汰落后炼铁产能1亿吨、落后炼钢产能5500万吨，从源头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物的产生。为此，我们将深化价格改革，建立健全能够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稳步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理顺水、电、石油、天然气等价格关系，实行差别电价和阶梯水价，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完善排污收费制度，逐步推广排污交易制度，建立生态环境补偿制度，更好地发挥价格杠杆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我们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实行有利于转变增长方式、科技进步、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财税制度，优化税种结构和税率标准，健全各级政府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引导各地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改革增值税，完善资源税，改进出口退税，适时实施燃油税，稳步推行物业税，规范土地出让收入管理，促进节约、清洁、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我们将按照节约环保和技术进步的要求，完善能耗、物耗、污染物排放以及安全、质量、技术等市场准入条件，健全项目、规划和决策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立能源、资源消耗审核制度，推行产品认证和标识制度，从建设、生产、流通和使用等环节，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我们将根据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坚决制裁各类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行为。目前，中国在国土、能源、水资源、森林以及环境保护、清洁生产等方面，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我们将强化执法监管，加大对违法行为处罚的力度，促进增长方式转变切实进入法治轨道。我们将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落实政府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职责，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使转变增长方式真正成为各类市场主体的自觉行动。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增加节约环保投入，执行国家法规、标准，履行社会责任。倡导节约文明，弘扬环保文化，鼓励绿色消费，在全社会形成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良好氛围。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道路是中国坚定不移的方针。去年，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GDP增长10.7%，城镇新增就业1100多万人，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居民消费价格基本稳定。可以相信，今后一个时期，这种好的发展势头可以继续保持下去。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保持经济持续发展，不仅能够为本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而且可以为世界人民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创造新的市场需求，为全球经济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同样，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大节能环保力度，也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的重要贡献。我们将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优化发展进出口贸易，提高吸收外资的质量，欢迎各国参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鼓励外商投资于资源节约、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循环经济发展，以及相关产品、设备和服务领域，推进可持续发展事业。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将一如既往地认真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各项承诺，履行环境保护的国际义务，加强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促进相互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大家应当共同努力，致力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推动生产要素在全球合理流动，促进各国经济共同发展。我们呼吁，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大资金、技术、管理等援助力度，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各国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全球性和区域性资源环境问题，努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污染治理水平，不断改善全球环境。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国内外的评价总体上说相当高，但说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看法就大不相同，经常听到的说法是“粗放”与“低效”，如此等等。“粗放”与“低效”的确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存在的问题，但并非它的全貌。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要有全面、客观、无偏见的认识。对此，需要强调以下几点：一是中国具有国际范围内少有的要素组合优势。首先是市场广大和劳动力丰富。除此之外，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节俭、勤奋、守纪律等优良传统，特别是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都是有利于发展的要素条件。国际上，具备上述某一两种要素的经济体较多，但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经济体却很少。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要素组合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二是改革开放使上述要素组合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要素禀赋接近的国家之间存在发展鸿沟。问题是仅仅拥有某些要素，并不必然具有竞争优势。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资源丰裕地区“捧着金碗讨饭吃”、资源贫乏地区增长成绩斐然的事例。关键是要有将要素很好组合和利用起来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创造这样一种制度。同样一个企业、一个地区，同样的生产要素，改革前后可以全然不同。开放的直接作用是促进要素流动，在国家范围，可以引入我们过去缺少的资金、技术、供应链、营销渠道等要素，使要素组合更加多样化和有效率。三是由于存在着体制和效率上的“二元结构”，“低成本竞争”仍然不足以概括中国经济的全貌。具有低成本优势的，主要是市场竞争充分的领域、非国有企业和改制成功的国有企业为主的领域。而在行政性垄断严重的领域，国有企业集中而又未得到实质性改造的领域，低成本优势并不明显，甚至成为劣势。在经济的这部分，“粗放”、“低效”的问题不仅存在，而且相当突出。四是随着中国人均收入和要素成本的上升，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在受到削弱，需要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资源环境压力增大，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提高，随着科学发展观实施，被低估的要素价格的校正，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增加等，都对低成本竞争优势形成挑战。当然，中国的低成本优势不可能在一个早上消失，但这种优势逐步削弱是大势所趋。这一点在东南沿海地区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且会集中地表现在这一地区。由于这一地区的产出比重在中国最大，经济活力最强，低成本优势削弱的影响不可低估。迎接这一挑战的选择是，培育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技术进步，或者说自主创新，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其紧迫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突出，因为它关系到在今后十年、二十年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能否持续地保持竞争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们到底需要转变什么一是纠正被扭曲的要素价格。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不少地方实行低地价乃至零地价。水、石油、煤炭和其他自然资源没有建立起合理的资源收费制度，不少资源产品价格偏低。我国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大量存在的现实，使劳动者在市场供求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是多年来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的基本原因。然而，在劳动者权益保障、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说明在体制和政策上存在着人为压低劳动力成本的因素。简单地说，工资水平可以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但已定的工资克扣不发或少发，则说明政府在管理上还有漏洞。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是资源浪费和误置的主因。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增长模式转型、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不可能得到实质性推进。     二是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重点加快垄断性行业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目标和措施都已明确，应当坚持不懈地推进下去。垄断行业主要处在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领域，其中有自然垄断环节，更多的是行政垄断。宏观经济的波动幅度的加大，与处在垄断行业的市场反应迟缓、效率低下直接有关。垄断行业改革，要进一步开放市场，引入新的投资者和生产者，在能够竞争的环节尽可能引入竞争，对其中尚未实质性改制的国有企业，要通过多种途径积极推进产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的改进。如果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效，就会对整个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是改进对政府经济社会发展实绩的考核指标和机制。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直争议很大。一方面，传统体制延续下来的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和越位的现象依然存在；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全球化的深入，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培育发展环境、提升生产要素质量等方面作用日益显著。这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全球范围内呈现出的现象。因此，改进对政府发展实绩的考核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问题不仅仅是单纯追求GDP，其实GDP中也含有大量社会发展指标(如科教文卫等行业的发展指标)，过去存在的一个倾向是更看重其中的经济增长指标，而忽视社会发展指标。此外，绿色GDP指标、人类发展指标和反映资源环境制约的约束性指标等，都应当通过认真研究以合理、可行的形式纳入考核体系。这方面需要探讨的问题很多。 四是继续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环境，改进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的环境，是政府推进增长模式的转型最应该做好的一件事情，各种合法产权、维护竞争秩序、反垄断等，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加入WTO前后，在这方面有了一定进步，但地方保护、不同类型企业歧视等问题仍在发生，而且往往是以“不自觉”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某个地方政府提出“重点扶持”某某企业，多种政策和资源向这些企业“倾斜”，事实上构成了对其他企业的歧视，而且对吸引外部企业投资是不利的，但当地政府并不以为这是“问题”。政府对产业的管制，要由管项目、管投资甚至管品种为主的“经济性管制”，转向以安全、环保、节能、技术标准等管理为主的“社会性管制”，转向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以“规模经济”为由设立进入门槛，在经济学上是难以成立的。以汽车行业为例，有的企业1万辆就能赚钱，有的企业10万辆也在赔钱，因为涉及到市场供求关系、企业激励机制、技术和设备来源、投资成本、配套环境、企业战略等多种复杂因素，不同企业将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而且随着技术进步、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深入，这种差异性趋于加大。特别是在市场化程度较高、非国有企业和改制后的国有企业为主的领域，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的问题，应当主要由投资者、生产者自己决定。设想政府官员比投资者本人更关心他们自己的资产盈亏，在逻辑上不能成立。政府应主要通过安全、环保、节能、技术标准等管制，防止和减少企业对社会造成负面外部性。当然，企业有时在宏观和产业全局上信息不足，政府有关部门如果在这方面具备信息优势，应当把精力更多地放在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上。当前面临的问题是，政府是否具备或者通过改进能够具备这种信息优势，是否有足够的激励去做好这件事情。一定意义上说，信息服务可以成为政府职能转变可观察的一个标志。 五是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改善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政府公共服务相对滞后，是过去一些年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也是政府职能转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既是居民普遍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的需要，也是改进劳动者素质、增强创新能力、改善发展环境的需要。换一种说法，这种公共服务，既能促进“公共消费”，也是一种“公共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加强公共服务，首先有一个增加投入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家财力的增强，更多的财政支出投向公共服务，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其次，从前一时期的讨论看，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对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私人物品，政府和市场各应扮演何种角色，二者如何有机结合，是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的基本问题，否则，很容易在思想上、实践中陷入混乱，延缓或误导相关的改革和发展。   六是加快培育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和政策环境。自主创新是“十一五”规划的战略重点，其背景是，我国已经到了依靠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增强竞争力、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阶段。问题是如何才能形成有效推进创新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举例说，一个企业负责人，如何才能有足够的激励去开展创新活动？外部要有激烈竞争，而这种竞争是公平和有秩序的，竞争使企业不创新就活不下去；内部有一套机制，使企业负责人能够“高瞻远瞩”，愿意去做5年、10年后大见成效的事情；有一个好的创意，能够及时得到资金特别是风险投资的支持，成功则已，不成功也“输得起”，既要“鼓励创业”，更要紧的是有“容忍失败”的机制(不能因为失败而被债主逼得见不了人)；创新成果能够得到知识产权的必要保护，而人才合理流动促进技术外溢和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创新型活动，特别是处在培育期和正外部性突出(如共享技术)的研发项目，能够得到政府财税政策的支持，如此等等。显然，与实现这一“愿景”的要求相比，现有制度和政策环境的差距或小或大，有的方面还相当大。没有组织、制度和政策创新，技术创新将大打折扣，甚至寸步难行。现在有人把自主创新的困难，理解为缺资金、缺优惠政策。这方面的问题固然存在，也需要解决，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少科研项目大把花钱而成果寥寥的例子。不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形成“自主”追求创新的微观机制，讲自主创新有可能演变为争资金、争优惠政策的竞赛(此类竞赛已经很多了)，如此离真正的自主创新不是近了，而是更远了。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不只是上述几个，但如果这几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增长模式转型将会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二,经济增长中的人口与城市化问题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从解放初开始迅猛增长的人口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口的增长既可能是刺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但也可能是成为国民经济的沉重负担。只有发挥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效应，才能是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中国的人口以空前的，具有爆炸性的速度增长着，人口的过快发展并没有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反而在半个世纪后给经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负担。而国际上来看，越是经济发展缓慢，无法提供充分就业的国家越是觉得人口问题严重，有很大的人口压力。显然，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诚然，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首先，人口的增加可以导致知识总量的增加。中国有句古话叫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只要集合众人的智慧就能增加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其次，人口数量的增加可以产生市场效应。中国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中国广阔的市场以及产生的市场效应，毕竟工厂存在的前提是有人购买他们的产品。再次，人力资源具有资源替代作用，在资产、设备等稀缺的时候，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个空缺。但是，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也十分明显。首先，从人口增长本身来说，迅速的人口增长具有强大的惯性，要改变长期支配着人们的生活观念需要大量的时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措施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但是二十多年来，人口增长的势头还是十分强大，也许真正控制住人口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其次，在经济发展方面，再高的国民生产总值除以庞大的人口数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不会很高。13亿人口来分配现有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经济占有量小，人民的收入不能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生活所需，不仅大大降低了人民的消费水平，还限制了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与此同时，随着老年人人数的增加，带来的是社会的高赡养率。关于老龄化加速和影响，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分析，如果总要素生产率保持每年3%的增长速度，2010年到2020年期间，人口老龄化将使中国经济增长速率比本世纪的头十年下降2.4个百分点，本世纪中叶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不到目前经济增长速度的一半。原本用于促进社会再生产的资本用于老年人的赡养，这个沉重的负担必然会限制经济的快速增长，是经济发展陷入瓶颈。另外，由于人口庞大，一个小小的改革牵扯到13亿人口便会关乎国家存亡的大事。尤其是在教育方面，对于如此庞大的受教育人群，实行义务教育、提高教育水平的代价之大使政府不得不慎重考虑，从长计议。这就使得教育事业发展跟不上社会的发展，而教育事业发展不健康，人口素质不高又使得低素质的国民不能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个恶性循环将使人口对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一直延续下去。因此，只有保持人口的适度增长才能扩大市场，刺激消费，加大经济规模，带来经济效益，从而长期稳定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对于人口众多的现状，我们现在能做除了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外，只有充分利用这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人力资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体力投资，指改善营养卫生条件使人民体质增强；一是智力投资，指普及教育和加强训练以提高人民的知识和技能并改善他们的生活态度。而后者一般来说是开发人力资源的主要方式。具体来说，国家应加大教育产业投入力度，全面普及到高中的义务教育，实施灵活多样化的成人教育方式，鼓励多种方式形成全民终生教育，努力提高国民素质。因为教育具有很大的外部性，它不仅能使受教育者个人受益，在经济方面也能使国家和社会受益。在21世纪一个人才的价值不是金钱能够衡量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人口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自上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国策以来，取得了积极有效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于为国民经济长久稳定的发展解除了后顾之忧。进入二十一世纪，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迅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问题。比如，由于工业的迅速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教训值得深刻记取。因此当前我们有必要对人口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作探讨，为的是合理利用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口问题与经济问题是我国在新世纪面临的重要问题，了解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式面临未来的战略问题，也是面临严峻现实的实践问题，妥善的处理两者关系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安全，关系到我国人民生活的质量，关系到我国发展的大计。从七十年代至今，我国的人口一直在平稳中增长，经济水平也在一直向前发展，数据表示人口数量的增长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在现有资源的客观条件下，如果人口一直增长下去，超过客观条件的承载力，人口就将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只有保持人口的适度增长才能保持经济的正常发展，所以这就要求我们既不能一味的控制人口，也不能放任自流。在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问题上，我们应该从人口数量与人口素质两方面着手进行分析。从人口数量来看，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的重点应该放在农村。我国目前有13亿人口，将近8亿生活在农村。全国有7.68亿劳动力，其中农村劳动力比例超过60%。在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人口很高比例的情况下，“三农”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局限在农村内部，还需开通城乡劳动力市场，实行城乡统筹发展。城市化问题按照原来规划，我国城市化水平到2005年达到35左右，到2010年达到4042。换句话说，我国已提前6至7年实现原定城市化的目标。权威部门提出，我国在本世纪中期城市化水平要达到65，再进而达到75。      我的疑问之一是，我们城市化的步子是不是太快了，太急了。英国城市化水平从26提高到70用了90年时间，法国从25.5提高到71.7，美国从25.7提高到75.2，都用了120年。而我们从1993年的28提高到2003年的40.5仅用10年，不说加快，即使用这样的速度，2020年左右就能达到60，2035年以前就能达到75左右。换句话说，我们只用英国的一半时间，法国和美国的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时间，走过同样的城市化进程。        疑问之二是，我国是否有必要，将城市化的水平定得同发达国家一样高，要达到75以上。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缩小城乡差别，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没有一定的城市化水平是不行的，这是一个容易懂得的道理；我国在80年代以前城市化水平低，现在仍然不够高，需要提高，这也毫无疑问。但各国的城市化水平是否应该一样？中国国情与迄今已实现现代化的所有发达国家差别巨大，中国城市化标准是否一定要像它们看齐？21世纪的城市化与19世纪、20世纪的城市化标准是否应该有些区别？     中国的特殊性是非常鲜明的。一是人口太多。13亿人口，比目前北美、欧洲和日本的人口总和还要多；二是可利用土地资源相对贫乏。中国的陆地面积虽然有960万平方公里，但现在科学条件下不可利用、不适合人类居住的高原、大山、沙漠、戈壁和干旱地区占去三分之二以上，可利用的国土承受目前的人口数量已属负担过重，这方面的条件比任何发达国家都差；三是基本资源严重短缺，如人均淡水不到世界四分之一，人均耕地不到三分之一。这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差得更远。鉴于城市人口对资源的消费量远远大于同样数量的农村人口，我们在实施城市化的时候，是否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的基本资源与合理的城乡人口分布比例相适应的问题。既然我国基本资源状况远不如发达国家，我们城市化水平为什么定得同他们一样高呢？如果2020年我们有15亿人口，60城市人口就是9亿；本世纪中人口17亿，那么75的城市人口就是12.75亿。这样巨大的城市人口，要多少淡水、多少土地、多少能源、多少食物、多少住房、多少交通设施才能支持？    城市化，意味着生产和消费的更集中、更大规模、更社会化和更高的生产效率，意味着现代化。城市化程度越高，意味着现代化程度越高。这是迄今为止对城市化意义的认识。但近二三十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电脑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日益普及，人们对城市化的标准的认识正在发生某些新的变化。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地方甚至家里办公，同样可以获得信息、同样可以开会，同样可以交易，同样可以完成许许多多事情，而且大大节省时间、减少大量物流方面的消耗。再加上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不愿意都往污染严重的大城市里挤。于是，一些发达国家人群开始出现由大城市向小城市、由市中心区向市郊分散化的趋向。而且这种趋向一点也不会降低现代化的程度。我们在21世纪推进城市化的时候，是否应该考虑这些新因素，避免人口过度向中心城市集中而走弯路。      疑问之三是，过快和过度的城市化会不会造成某些难以逆转和难以纠正的后果。现在有一种感觉，我国的城市化还是通过很强的计划经济模式、很强的行政手段来推进的，而主要不是顺应市场需要自然发展。如平均每年要以多块速度城市化，到哪个年代城市化要达到什么程度，最近又提出加快城市化步伐等，都是计划经济的典型做法。城市化比任何单个产品和单项经济指标，要复杂百倍，它涉及人口布局、资源配置、环境、社会各个方面。行政和计划的作用是城市化所必需的，但主要应体现在，集中各方面的优秀人才，根据历史、现状和将来，制定科学的城市规划，搞好综合平衡，准确定位城市功能，确保城市特色，而不是强调指标和进度。 城市化过快和过度可能造成至少四个难以逆转和纠正的后果：      一是大量耕地非正常减少。城市一般都建在自然条件好的平原地区，同样也是最好的农业区。按规划，我国的城市化需占用全国3-6%的土地，比例似乎不大，但面积不小，约30万到60万平方公里，即相当于我国平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要占掉那么多好地，原来想通过城市化让留在农村的人口获得较多耕地的初衷如何能兑现？事实上，由于城市化进程发展非常快，圈地之风仍然盛行，随着大批豪华厂房、楼宇和各种“形象工程”的崛起，大片大片昔日的良田沃野消失，使我国原本人多耕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仅最近几年净失耕地就达3800万亩，造成一大批无地、无业、无保障的农民，也是粮食产量接连滑坡的重要原因。      二是产生严重的“城市病”。城市化太快，城市过大，短时间过多人口往城市集中，不可避免产生大批失业、淡水和能源供应紧张、交通拥挤、犯罪增加、环境恶化、各种危机风险增加等现象。有专家说，城市化并不必然产生“城市病”，产生“城市病”的根源在于指导思想的片面性，产业结构与布局的不合理性，以及“低密度扩张”的发展方式，提出“发展克服城市病”、“规划减少城市病”、“管理医治城市病”。这些意见不无道理，但问题是，我们在实践上能不能做到指导思想没有片面性，规划能不能做到科学合理，管理能不能做到严格到位。今年夏天北京的一场暴雨造成几乎全城交通瘫痪，上海一场大风大雨造成严重交通阻塞和大范围停电事故，就暴露我们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问题不轻。      三是房地产“泡沫化”。现在许多城市建房太快太多，占用大量银行资金，如果严重供大于求，或价格超过市民承受能力，就会出现大量房屋空置，酿成经济危机。经验证明，由房地产泡沫化引起的经济危机，需要好多年才能缓过劲来。 &nbsp;  四是城市“废墟化”。可能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有二：一是上面提到的房地产严重供过于求，出现大批楼宇空置；二是本世纪中我国人口将出现的下降趋势。根据我国人口政策的设想，达到17亿最高峰以后，总人口将逐渐下降，最终达到7亿左右的理想规模。那么今天搞了那么多大规模的城市，将来会不会出现有一天没有那么多人去居住？  我国的城市化，就其规模来说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绝后的。其艰巨性和复杂性，是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不能相提并论的。它不仅关系到今天，而且关系到明天，关系到后代。城市建了，是不能轻易拆掉的；城市化过程中失去的东西也是难以恢复的。我们的步伐应该稳健，应当最大限度发挥城市化的利好，尽量避免或减少因为不慎和盲目可能带来的弊端.三,经济增长中的资源与能源问题资源问题经济增长就是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加工和再加工，由此获取所需要的物质资料，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因此，自然资源的拥有状况及其供给能力，成为决定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关键。改革开放25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G D P年均增幅达9.4%，居世界前列。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们遇到了越来越严重的自然资源约束。资料显示，1996年底到2003年的7年间，我国耕地减少了1亿亩，超过全国耕地总量的5%。仅去年一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641.7万亩，比前5年年均高出120万亩。与土地资源的消耗相伴随的是，我国的矿产资源形势日趋严峻。目前，除煤炭和建材等非金属矿产外，我国已有2/3的国有骨干矿山进入中老年期，400多座矿山因资源枯竭濒临关闭，有的已经停产闭坑；油气资源亦不容乐观，大庆、辽河、胜利等东部油田均已进入中后期，而在西部找出替代油田的战略目标尚未实现。据此，很多人不无担忧地说，自然资源的消耗已越过我国所能承受的临界点，未来若干年内，自然资源将超过资金和技术，成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制约因素。由此看来，如何更新观念，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以打破自然资源的约束，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首先，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摈弃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事实告诉我们，经济增长虽然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但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发展，不能把两者简单地等同起来。在很多情况下，增长速度上去了，经济总量扩大了，但经济结构没有优化，经济质量没有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这就是人们说的“没有发展的增长”。回顾这些年我国的经济建设，许多地区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粗放经营，浪费资源，甚至乱采滥挖，竭泽而渔，吃子孙饭。显然，这种增长方式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超越了自然资源所能承载的限度，应坚决摈弃。我们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彻底转变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加快调整经济结构，抑制高耗能、高耗材产业的盲目发展，坚持资源开发、资源节约和资源保护并举的方针，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实行正确的政绩观，消除领导干部中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内在冲动。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必须实行与其相适应的正确的干部政绩观。在现有的干部考核体制下，领导干部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内在冲动，为了扩大地方的经济规模，实现地方的产值、利税目标，他们热衷于上新项目、铺新摊子，迷恋于搞“翻番”、上“台阶”，因为，这些是和对他们政绩的评价以及职位的升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笔者以为，这种政绩观如不改变，什么树立科学发展观，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头都是一句空话。要实行正确的政绩观，必须尽快改变目前这种片面以经济增长速度作为干部考核标准的体制。衡量领导干部的政绩，既要看产值、利税等经济指标，又要看社会指标、人文指标和环境指标；既要看当前的发展，又要看今后发展的可持续性；既要看经济发展，又要看社会稳定。对那些乱批乱征耕地、纵容滥采资源和破坏环境行为的干部，不仅不能提拔，还要依照法纪追究责任。第三，培养合理的消费观，杜绝铺张浪费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消费观念一定要适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要考虑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可以承受的程度。如果不尊重国情，简单地模仿、攀比一些发达国家的消费方式，将会带来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生态环境的严重失调，甚至造成危害更大的污染灾害；反过来，只会降低消费质量。比如，轿车工业迅速崛起，私人汽车大量进入家庭，固然对方便人们的出行和提高生活质量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如果对私人汽车不加节制，使其达到西方国家的普及程度，且不说每年为此进口的燃料油会成为我国背负的沉重包袱，就是为修建道路和停车场要占用的土地资源也是我国消耗不起的。又如，一次性餐具的使用，既消耗掉我国大量的木材和其他原料，又污染了环境，而常识告诉人们，这种一次性餐具其实并不比反复清洗和使用的餐具卫生。所以，应当在国民中培养合理的消费观，要崇尚节约意识，反对大手大脚的败家子作风；推广节约型、实用型和耐用型消费，减少浪费型、奢侈型和一次性消费；提倡以公共交通为主的交通方式，不盲目鼓励单人小轿车出行方式；推行相对集中的居住方式，严格控制分散居住的私人别墅和私人花园。第四，确立现代开放观，善于利用国外资源来发展我们的经济。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起飞的关键时期，经济规模急剧扩大，很多产品的产量迅速增加。在此情况下，即便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便是推广节约型消费，也还是不得不面对资源消耗日趋增多的现实。因此，我们应当确立现代开放观，善于利用国外资源来发展我们的经济。美国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但也是资源消耗量极大的国家。据统计，1994年美国仅人均能源消耗就是世界人均消耗的5.5倍。为了解决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