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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食利资本主义批判与反思叶甲斌【摘要】食利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重要形态。在数字时代，食利资本主义的食利性首先表现为数字寻租。知识专利和平台数据成为食利资本主义获取租金的重要途径。数字经济企业通过知识专利和平台数据构建数字领地，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流通提供条件。数字时代的食利资本主义实现数字寻租，主要依靠两个核心机制：知识圈地运动和平台专制主义。它们之间的双重互嵌关系加强了数字食利主义经济的内在逻辑。在这一逻辑中，数字食利主义社会必然出现双向的趋势，即固化和不稳定化。一方面，食利者通过数字领域的垄断地位获取持续的租金收入，社会财富的分配呈现出极端的不平等，导致社会阶层的固化。另一方面，数字食利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导致工作与生活的不稳定性增加。对数字食利资本主义既可以从公地共同所有权出发，批判食利者对公地的独占和排他性获益的不正当性，也可以基于劳动过程，批判数字资本主义对劳动者的剥夺。【关键词】数字时代；食利资本主义；数字寻租；平台专制；不稳定性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作者简介：叶甲斌，（广州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博士后、助理研究员，中山大学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研究院研究员，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成员。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全球现代化史的哲学考察 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目前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革命性意义还未完全展现，但确定无疑的是，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图景将迎来重大转型。在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方式将迎来新的变化，食利资本主义也将发生新的转变。数字时代的食利资本主义的现实性与重要性，迫切要求我们认识它的食利方式、机制与效应，展开深入的分析与批判。一、食利资本主义的新表现：数字寻租获取剩余的方式不同是区别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重要标志。前资本主义社会主要依靠暴力手段或者政治的方式直接获取剩余。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获取剩余的方式主要采用经济手段，在自由交易的背后隐藏着生产与占有剩余的实质。资本试图实现自我增殖，食利形式是资本自我增殖的重要形式。对于盖伊斯坦丁（）等学者来说，食利主义（）是当前西方资本主义转型的重要特点。他们尖锐地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与再生产体系自 世纪 年代以降出现了重大变化，即一些人通过控制稀缺资源或者人为制造稀缺资源而获得源源不断的收益。在大卫哈维 ，：，：，；，：，；，：，：，数字时代的食利资本主义批判与反思（）看来，如今工业资本主义已经越来越屈从于商业资本主义和食利形式的资本主义。食利资本主义和商业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不再关注组织生产和在生产中剥削活劳动，而是越来越趋向剥夺性地占有和积累。随着数字经济的突飞猛进，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变化。布雷特克里斯托弗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彻底沦为食利资本主义，不仅从土地和金融中获取租金，也从知识产权、数字平台中获取租金。”与传统的食利资本主义相比，数字时代的食利资本主义有了新的特征与趋向。例如，数字时代平台经济的纷纷崛起和持续扩张，使得若干数字经济巨头获得前所未有的财富和统治力，表明当代资本主义通过所有权和控制权巩固了对价值的占有。古典意义的食利主义以对自然资源、土地等公共益品的占有为显著特征，其寻租行为集中表现为寻求对自然资源和土地等的控制。对生产条件的所有权以及获取租金的权力，构成了传统对食利者的定义。在此意义上，对知识专利和信息数据的控制以实现持续获取租金的能力，构成了数字时代的食利主义。类似传统的土地等公共益品，知识专利和平台数据成为当代食利资本主义获得租金的途径与保障。这种对信息的占有和利用，是数字时代食利资本主义区别于以往食利资本主义的重要内涵，其表现可描述为“数字寻租”。数字寻租是在数字经济时代，通过控制与利用知识专利和信息数据，追求持续获取租金的特权。从表面上看，这种数字寻租的现象与历史上其他寻租现象没有本质区别，即通过某种公共益品获得额外的租金。数字经济企业巨头借助大量申请知识专利，构成相对于其他企业的护城河，同时通过积极建设数据平台，形成可持续挖掘的“数字公地”（）。类似传统的土地所有权，数字公地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流通提供条件。知识的专利化让知识成为特定个人或企业拥有的财产，数据的封闭化让数字公地变成私域流量。正是对知识专利的排他性保护和对数据流量的封闭性开发，为数字经济企业的剩余价值生产、流通与提取创造了必要环境。数字寻租现象即有关数字经济主体寻求知识的专利化和数据的封闭化，实现对知识和数据的控制。在这个寻租过程中，没有创造任何新的财富，而是利用知识产权、平台垄断寻求垄断租金，持续复现控制 利用 变现的租金实现逻辑，最大化经济主体的利润与特权。数字寻租的活动并不总是成功的。事实上，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失败的可能性比传统行业有过之而无不及。数字经济企业需要一定量的风险溢价以补偿在创新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失败。如果剥夺数字经济企业获取适当超额利润的机会，会损害创新的动力，因为垄断与创新往往是内在相关的。从这个角度看，不经反思地批判数字寻租活动实不足取。然而，数据资源与一般自然资源不同，它的边际使用成本接近于零，所以数字经济自然具有趋向垄断的性质。加上数据产权事实上掌握在少数企业手中，这种不平等的占有和使用一旦形成垄断便构筑起坚固的竞争壁垒，加剧数字寻租现象出现的频率和租金汲取的力度，造成技术进步与贫富分化共进的当代社会景观。数字经济本身不必然导向数字寻租行为。相反，大量数据具有非竞争性以及非排他性，数字经济的边际成本低，可成为共享而共同受益的公共益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倡导私有化和商品化，在其影响下数据往往被视作普通商品或资本，数字公共益品逐渐隐去公共性和共享性。在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下，激烈的竞争和迅速的集中造成了对数字公共益品的侵占。其结果是出现了数字经济时代的食利资本主义，即人们努力扩大既有财富份额的努力，没有导致社会总体财富的增加，而是加速了垄断的数字寻租模式的出现。这种数字寻租模式不仅造成了当前市场垄断、贫富分化等问题，而且助长资本主义制度的食利性质，甚至从长远来看可能会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参见 英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年，第 页。，：，？，：，参见 英皮耶特沃德盖姆：解析人工智能资本主义：走出大型科技公司权力集中的公地，铁小茜、孔新峰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年第 期。现代哲学 年第 期二、数字食利主义经济的双重机制：知识圈地运动与平台专制主义数字寻租的真正实现需要一系列复杂的机制，其中最重要两种机制是知识圈地运动与平台专制主义。这两种机制形成了双重互嵌，巩固了数字食利主义经济的内在逻辑。个别的数字寻租活动可能失败，但由于知识圈地运动和平台专制主义的存在，从整体来看，局部的失败结果必然是以数字食利主义经济形态的完成而告终。这种内在的结构与趋势，是理解数字时代食利资本主义的关键。对于数字经济，知识和数据是两个尤为重要的概念。知识包含对事物因果关系的认识，是一种较高阶的信息。数据是信息载体，是可提取和使用的资源。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首先体现为信息化的知识经济体系。一方面，商品的生产过程越来越依赖于知识的有效生产、传播、创新与应用，重塑了以稀缺自然资源为核心的传统经济体系。知识不仅自身成为发展的核心要素，而且可以促进其他要素的优化配置，有效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知识的公共性、可分享性、便于传播性，为走出自然资源稀缺性带来的零和博弈，走向合作共享型经济形态创造了可能性。另一方面，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带来相应的难题。适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促进知识创新与转换，但过度的保护不仅阻碍知识创新、技术进步，而且由此导致更多的垄断、不当竞争，进一步损害社会全体的利益。知识圈地运动是知识产权过度保护的明证。在知识信息领域的占有、掠夺导致的一种剥夺性的积累，实质是对公共益品的占有，是针对知识的“圈地运动”。这种圈地运动以专利和版权为利剑与盾牌，将知识的公地分为独占的小领地，从而实现排他性占有。随着知识产品在生产与生活领域变得愈加重要，知识租金（）在利润创造和再分配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生活领域，由于知识的商品化和私有化，人们的公共生活空间也受到挤压，不仅评论、报道、传播相关知识的方式受限，对教授和研究知识的范围也遭到限制。并且，由于落后国家获取知识的渠道受到限制，这必将加大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居民面临的粮食安全、生命健康等风险，不利于缩小全球南北发展的差距。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架构中的国际知识产权条约体系，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协议）通过合规监督和争端解决机制等方式维护知识产权，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知识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与交流，但也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在生产领域，知识圈地运动造成落后国家和地区难以获取最新的生产知识与技能，加固了中心 边缘的国际发展格局。由于过度保护，知识圈地运动造成一些企业长期依靠专利和版权垄断获取额外租金，损害了行业的创新与进步。有学者指出，硅谷创新体系越来越变为专利生产机器，这一体系使大型企业对知识工人的科技劳动进行控制，并通过购买或侵占专利获利，促进了对知识产品的独占和排他性获利。资本主义需要明晰产权以促进交易和生产，资本家希望把更多公地推向私有化然而推向市场。传统的食利资本主义占有和掠夺土地、水、矿产等自然资源，以求获得租金。数字时代的食利资本主义占有和掠夺数字技术的专利、版权等知识以获得租金，不啻于一场新的圈地运动。在数字时代，产品的生命周期一般更短，产品迭代与技术变革更加频繁，因而专利申请也更加频繁。同时，数字经济的创新速度远比传统经济更快，新的技术、产品快速出现，迫使各方都积极利用专利进行自我保护和限制商业对手，维护竞争的有利地位。如此种种，知识圈地运动成为数字食利主义经济机制的一大奥秘。数字平台对数据的排他性占有而导致的数字寻租现象，是数字食利主义经济机制的另一奥秘。在数字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几乎一切社交活动、消费习惯、生活方式等皆可便捷地转换成数据。作为 ，“：”，“，：”，数字时代的食利资本主义批判与反思数据交流的中介，平台在数字时代具有核心地位。从供给端的生产商、开发商到需求端的消费者，各类用户汇聚在平台中实现社交、消费等环节。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数据，变成数字经济时代生产所必需的原料，也是一种商品。作为一种原料，数据是生产各类信息服务与产品的必要元素。作为一种商品，数据本身也是在平台上具有交换价值的物品。数字经济具有网络效应，这意味着平台的价值随着用户数量增加而倍增，一旦平台构成垄断地位，平台更容易利用自身优势来控制平台的数据，保障数字寻租现象的最后实现。数字平台的发展进一步强化网络效应，形成数据流量的马太效应，不断巩固自身的垄断性地位，将大量公共数据变为私域流量。对于企业来说，数据日益成为核心资源，变得和金融、土地一样，是一种可获得租金的重要的生租资产（）。借助数字平台的垄断性地位，食利资本主义强化了食利主义的特征。平台在数字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调节着社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造就了一种平台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平台对数据的排他性占有，极力限制竞争对手获取数据以获得垄断性使用，甚至不愿将数据赋予用户本人，这种做法无异于一种新型的专制主义。这种平台专制主义瓦解了数据公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平台所形成的数据领地。平台为了维护其领先地位，通常采取封闭策略，将数据留存于平台内部的闭环领域，保障持续获得超额利润的能力。在各自数据领地中，数据的生成、提取、加工、变现等环节成为平台的特权，也是平台攫取租金的关键所在。平台专制主义还表现在，用户作为数据生产者其数据资源不但难以获得应有补偿，在平台提取和利用数据时，数据的隐私性也难以保障。随着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机器学习使得人工智能程序可从大量数据中自我学习并不断提升表现。充足的优质数据成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重要前提。平台作为数据汇集之所，凭借海量的独占性数据形成了更加显著的竞争优势。网络效应的存在进一步扩大了平台的竞争优势。考虑到在算力运营上日渐昂贵的软硬件成本形成的天然门槛，规模优势带来的资本积累使得少数数字巨头公司有条件持续地开展人工智能技术，而人工智能技术一旦突破，必然给上述公司带来全方位的代差优势。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更高效、频繁的数字寻租现象与更具垄断性的数据平台之间的相互加强，加深了数字资本主义的食利性特征。平台经济不仅是金融资本积累体制的强化，也与数字资本的新特点息息相关。数字技术的发展既受惠于金融资本的推动，反过来也为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化提供了技术条件。在这种资本主义形态中，数字化与金融化紧密联系、密不可分。在数字资本的寻租倾向影响下，平台有不竭动力对外发起知识圈地运动，对内维持平台专制主义。这种新型专制主义的强势，可能让原本带有民主、共享性质的数字资本主义，倒退至数字封建主义的剥削方式，造成所谓数字领主通过分成、地租和贡品等形式抽取数字佃农生产的剩余价值。在数字经济市场竞争中，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了技术迭代的进程，单个主体所面临更高度的失败风险，但竞争结果通常表现为赢者通吃，造成一家独大的市场格局，由此助长了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平台专制。以专利和版权保护为核心的知识圈地运动与以数据控制为核心的平台专制主义，共同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双重互嵌的经济机制，导致数字寻租行为的例行化，加速了数字时代食利资本主义的壮大。在这两重机制的相互影响下，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新变化。三、数字食利主义社会的双向运动：固化与不稳定化随着上述双重机制的强化，数字资本主义更加具有食利主义的特征。这一经济转变导致食利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看似悖谬的双向运动。一方面，由于垄断地位给食利者阶层带来源源不断的租金，数字参见 荷兰彼得特恩贝里：平台如何治理：数字资本主义的社会调节，周延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 年第 期。参见涂良川、潘依林：技术封建主义：科技进步的政治退步 当代西方左翼“技术封建理性批判”刍议，世界社会科学 年第 期。现代哲学 年第 期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分配与占有愈加极化，社会阶层由此呈现出显著的固化趋势。另一方面，在数字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大量中下阶层面临更不稳定的工作与生活状况。实际上，固化和不稳定化的这种双向运动，是数字时代食利主义经济的必然结果。借助知识圈地运动和平台专制主义，数字行业巨头掌握了大量专利构成的护城河与专属平台构成的数据领地。二者为数字寻租行为保驾护航，巩固了数字资本主义的食利体制。资本主义本身具有的贫富分化现象在这种食利体制中持续扩大且日益固化。数据的生产者通常面临着两种剥削：第一种是无限剥削，即用户在生产数据时进行的是无酬劳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被无限地剥削；第二种是隐蔽剥削，即平台模糊了劳作与娱乐的界限，使得用户在无意识或者在一种虚幻的娱乐意识中生产数据。这两种剥削形式使平台以近乎免费的成本获得数据，而数据的利用、开发所带来的收益几乎为平台独占，垄断的特权默许了对数据的掠夺性占有与排他性使用，造成一种独占性的数字资本。这种数字资本的占有极度不平衡，即少数人拥有绝大多数人的数据及其带来的效益，由此加强了阶层固化的趋势。由于网络效应的加持，越大的平台获取新用户的边际成本越低，导致数字经济中赢者通吃的现象。另一方面，得益于知识圈地运动，强大的专利体系不仅为食利者带来直接的租金收益，而且大量专利实际上为后继者的创新发展设置了层层障碍，不利于理想条件下市场的充分竞争，也就难以通过市场竞争本身内在地克服垄断状况。数字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紧密联系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固化。数字经济，特别是以人工智能等行业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是典型的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数字产品的生命周期短，产品迭代与技术变革迅速，要求企业投入大量资金，这无形中增加了市场的准入门槛。拥有大量金融资本的群体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概率从数字技术的广泛投资中获益，形成一种新的财富循环。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最先惠及的往往是占有数字资本及其相关金融资本的群体，也造成了信息获取和技术利用之间的不平等。技术利用的不平等还体现在生产领域。数字技术的进步促进了人工智能、自动化的发展，导致传统产业的就业机会骤减，直接影响中下阶层劳动者的职业发展和收入水平。相比之下，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通常最大程度地转换成资本的增殖，导致少数人的财富迅速增长。专利保护和平台控制给予部分平台企业进入垄断的食利主义机制，加大了对普通用户的剥削力度，限制了充分市场竞争可能带来的诸多好处，阻碍社会成员公平分享数字技术进步的红利，从而导致社会阶层的固化，同时造成了另一个相反的社会动向 不稳定化。和传统产业相比，数字经济本身具有产品周期短、技术迭代快的特点，推动资本主义进入全面加速的时代。加速时代意味着旧的工作与生活迅速消失，人们不得不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在工作层面，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工作的不稳定性与灵活性更加显著。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关系不断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数字平台经济的临时工、合同工或者自由职业者。这些群体缺少固定的工作合同和稳定的福利保障，没有长期雇佣关系带来的稳定性，成为资本主义中日益壮大的“不稳定无产者”或“危产阶级”（）。短期性、项目制的工作性质，迫使工作者不得不陷入寻找工作 失去工作 寻找下一份工作的持续的不稳定性（）。在生活层面，不稳定无产者缺乏传统行业雇员享有的社会保障，更容易受到疾病、失业等风险的冲击。工作与生活的双重不确定性使这一群体长期处在焦虑和恐慌中，缺乏安全感。数字资本主义一旦垄断后变成高度食利性的数字资本主义，可能导致系统性的社会排斥和权力不平等，因为只有少数人才能真正拥有数字技术并从数字技术和平台数据的商业应用中获益。相比之下，数字平台上的临时工、合同工或自由职业者，缺少可以与平台谈判的有力中介，进一步削弱了其对工作的议价权。数字资本与全球化的内在亲缘性可能进一步削弱了不稳定无产者等群体的议价权，加剧了这些群体的不稳定状态。综上可见，在这样的社会中，固化和不稳定化这对看似悖反的双向运动不仅可能同时出现，而且它们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数字时代的食利资本主义批判与反思四、重返公地与食利资本主义批判知识被专利所围猎，数据由公共益品转变为获取租金的数字资本，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理念背后蕴含着一个神话 公地悲剧。哈丁（）认为，不受管理的自由的获取方式必然导致公地的资源枯竭和环境退化，因为人的竞争天性会努力使自己的收入最大化，但缺少足够的动机去爱护公共资源，从而造成掠夺性的获取。根据哈丁提出的“公地悲剧”，维护公共资源的最优政策应是通过私人或国家主导的管理。公地悲剧的理论遭到一些学者强有力的挑战。对此，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了一些相反的例子，表明哈丁所提出的公地悲剧并非在所难免。在这些例子中，社群拥有有效的自我管理形式，使公共资源和社区可以持续数个世纪。鉴于此，公地悲剧的神话暗中支撑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无疑值得商榷。由知识圈地运动和平台专制主义产生的固化和不稳定化等问题，可以通过重返知识与数据的公地以求部分地解决。批判数字食利资本主义的另一个理据在于，知识和数据本身不创造价值，而是数字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价值以租金的形式被食利者无偿占有。正如地主阶级通过占有和控制地产获得地租，因而是非生产性的，知识专利和信息数据同样不是价值创造的来源。数字经济中的食利者通过控制知识专利和信息数据汲取的租金，形成了数字时代非生产性的寄生现象。以上两种对食利资本主义的批判各有所重。前者侧重公地的共同所有权，批判食利资本主义对属于所有成员的公地的独占和排他性获益是不正当的，这一批判的重心在前于生产过程的原初公地。后者侧重生产的贡献权重，批判食利资本主义对劳动者的剥夺，这一批判的重心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贡献。由此观之，二者是高度互补的。然而，这两种批判进路可能存在着内在张力。如果主张对公地的共同所有权，同时提出共享公地产生的红利，意味着预设了土地在生产过程中有实际的贡献。从这个角度来看，重返公地蕴含着共享公地红利之诉求。这不是取消租金，而是在某种意义上要求所有人共享租金。根据后一批判的逻辑，劳动者之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来源，土地、知识、数据等各类公地的拥有者是否应该获得租金是值得怀疑的。这种张力要求重新思考食利资本主义批判中所有权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进一步分析两种批判进路所蕴含的应得的理念及其分配正义观。对此我将另文详述。五、结语食利主义由来已久，食利资本主义也并非新近的事物。在数字时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新变化，食利资本主义有了新的特征和内涵。食利主义新的寻租方式和保障获取租金的机制已现端倪。随着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发展，食利主义的运行方式和机制或将进一步明晰。按此逻辑发展，最先进的技术所带来社会景象值得深思。就数字时代的食利资本主义而言，这无疑包含着世界性的挑战，但也蕴含着重返公地、共享技术发展成果的时代机遇。重返公地和尊重劳动贡献是克服数字时代食利资本主义的重要步骤，但恐怕还远远不够，对此仍需继续深究。（责任编辑巳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