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要素配置视角的数值模拟分析_罗理恒.pdf

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 2023 年 第33 卷 第1 期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Vol.33 No.1 2023环保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要素配置视角的数值模拟分析罗理恒（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上海 200020）摘要 环保财政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及其作用机制如何？为回答这一问题，该研究提出一个环保财政支出影响企业间要素配置进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理论分析框架，以中国现实经验数据为参数赋值依据，利用数值模拟方法，从要素配置视角剖析了环保财政支出对TFP的影响及其核心机理。研究表明：环保财政支出对TFP和总产出具有较弱的负影响，作用机制源于环保财政支出可通过影响企业家自融资机制进而影响企业间的要素配置。环保财政支出结构中，用于提升总体环境质量的支出占比越大，会加剧TFP的损失，而提高用于增加企业有效环境要素投入支出的占比则有利于提升TFP，但二者的TFP效应较弱。利用排污税费为环保财政支出融资对TFP具有较弱的正影响。信贷约束对环保财政支出的TFP效应具有非常突出的影响，信贷约束越紧，企业间资本错配程度越高，环保财政支出对TFP的负影响越大。环保财政支出明显有利于减少污染排放和提高总体环境质量。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扩大环保财政支出规模，同时优化调整环保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公共绿色技术研发投入，健全环保财政管理体制、加强环保财政职能对环境治理与经济增长的协同调节机制，完善金融市场机制、提升金融市场资本配置效率。关键词 环保财政支出；全要素生产率；要素配置中图分类号 F812.45；X3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23）01-0038-12 DOI：10.12062/cpre.20221010尽管近年随着环境治理力度的加大，中国各类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呈现出下降趋势（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SO2排放数据为例，排放总量从2010年的2 185万t锐减至2019 年的 457.29 万 t），但总体环境质量状况仍不容乐观1。同时，自上而下的环境治理困境及财政工具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进一步加剧了环境治理的难度2。增强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手段3。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环保财政支出便是国家提升环境治理能力所需财力投入最直接的体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环保财政支出为 2 441.98 亿元，2019 年则增加至 7 390.2 亿元，增长了约2倍，呈现出明显的递增态势，政府财政支出在环境治理中持续发挥积极作用。尽管如此，环保财政支出在经济总量和全国财政支出中的占比依然很小：20102019年，全国环保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均值仅为 0.6%，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的均值仅为2.6%。这意味着当前中国环保财政支出规模还具有较大的扩张潜力。但现有研究对以下几个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尚缺乏深入探讨：环保财政支出规模扩张的经济影响及其内在理论机制如何？是否有利于持续改善环境质量？环保财政支出结构变化的经济影响如何？运用环保财政手段能否有效实现环境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推进？从理论上深刻解答上述问题无疑对“环保财政支出规模是否应当持续扩大”“环保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调整方向”“环保财政管理体制深化改革”等一系列重要议题的探索和实践具有极强的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为此，该研究提出一个环保财政支出影响企业间要素配置进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以下简称TFP）的理论分析框架，在Moll4和贾俊雪5研究的模型基础上进行拓展，构建一个连续时间的随机异质性企业家模型，以中国现实经验数据为基础，利用隐性-迎风算法（Implicitupwind Scheme）进行数值求解6，深入剖析环保财政支出对企业间要素配置进而对TFP的影响及其核心机理，并细致考察环保财政支出结构、支出收稿日期：2022-06-14 修回日期：2022-10-26作者简介：罗理恒，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政策与经济增长。Email：。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环保财政支出机制创新研究”（批准号：2021EJB008）。罗理恒.环保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要素配置视角的数值模拟分析 J.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2023，33（1）：38-49.LUO Liheng.Impact of environmental fiscal expenditure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a numerical simulation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actor allocation J.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23，33（1）：38-49.38罗理恒：环保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融资方式、信贷约束变化的TFP效应及环保财政支出的环境效应。1文献综述环保财政支出直接目的在于减少环境污染，其本质上属于更广义的环境规制范畴7。长期以来，环保财政支出的经济环境影响及其影响机制一直是学者们研究关注的焦点，且目前该领域的相关成果多以实证研究为主，理论研究相对较少。目前学界对环保财政支出的经济环境影响展开了大量研究，但始终未能达成一致观点。在环保财政支出的经济影响方面，部分学者指出，环保财政支出是公共支出的一部分，在短期内通常会刺激经济，并在较长时期对经济增长具有稳定的促进作用7-8。Krajewski9利用中欧11个国家经验数据发现，环保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但也有部分学者研究发现，环保财政支出不利于经济增长10-11。黄菁等12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来度量污染治理投资份额，研究发现，污染治理投资份额增加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负影响。陈思霞等13利用中国城市经验数据发现，现阶段环保财政支出并没有促进工业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反而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阻碍作用。另一部分学者着重探讨了环保财政支出的环境影响，并认为环保财政支出有利于提升环境质量。Ruffing14指出，环保财政支出是环境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能有效减少空气污染。Lpez等15利用欧洲12个国家经验数据发现，环保财政支出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Czyewski等16证实了欧盟国家环保财政支出规模与PM2.5排放量之间的相关性：支出越高，PM2.5的排放量就越低。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对环保财政支出的正向环境效应提出了质疑。Bernauer等17利用跨国经验数据发现，政府财政支出规模越大的国家，环境质量反而越低。环保财政支出并不必然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18-20。已有文献对环保财政支出的影响机制也进行了丰富探讨。大部分学者认为，环保财政支出通过引致环保投资、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增强健康资本积累等机制促进经济增长，但同时对私人投资存在“挤出效应”及导致行业成本增加从而阻碍经济增长9，11，13。而财政政策工具对环境保护的有效性源于环保财政支出的直接减排作用及对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绿色技术创新等机制的间接影响，总的环境效应不仅取决于环保财政支出规模，还与支出结构、环境保护税收手段的组合形式密切相关2，21。但已有文献忽略了环保财政支出影响经济的一个重要机制：环保财政支出影响企业间要素配置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目前鲜有文献从要素配置视角深入考察环保财政支出对TFP的影响。事实上，近年来大量文献强调企业间要素配置对TFP的决定作用4-5，22-23。Moll4、贾俊雪5构建一个异质性模型，深刻揭示了企业家自融资机制（企业自身财富积累）是缓解信贷约束下企业间要素配置扭曲导致的TFP损失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企业间要素错配导致的要素价格扭曲和要素利用效率低下被认为是加剧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24-26。牛欢等26构建一个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进一步指出信贷约束下要素配置扭曲和污染的负外部性双重加剧了TFP损失。上述几位学者的观点为后续学者深入探究要素配置、环境污染、TFP三者之间的内在理论关联提供了契机，也为该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思路借鉴，即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隐含的倒逼驱动机制：环保财政支出在降低环境污染的同时也会影响企业间的要素配置进而对TFP产生重要影响。与已有研究成果相比，该研究在如下两个方面进行探索：提出一个环保财政支出影响企业间要素配置进而影响TFP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Moll4和贾俊雪5研究的模型基础上进行拓展，将有效环境要素（污染排放）和环境质量的外部性纳入企业生产函数26-33，并引入污染排放约束和两类金融摩擦（存贷利差和信贷约束），构建一个连续时间的随机异质性企业家模型，其优势在于能够从更微观的层面捕捉环保财政支出对不同企业家生产行为（包括企业产出、要素需求、自融资机制）的影响，从而刻画环保财政支出对不同生产率企业家财富积累行为的激励差异，及对企业间要素配置进而对 TFP 的影响。同时，借鉴 Achdou 等6提出的隐性-迎风算法（Implicitupwind Scheme），将该理论方法运用于数值求解分析中国的环境治理与经济增长问题。由于理论模型最终推导出的TFP表达式较为复杂，仅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无法全面深入考察环保财政支出的微观影响机制，而隐性-迎风算法则能够以中国现实经验数据为基础对模型进行数值求解，进而从数值上清晰揭示环保财政支出对TFP的影响及其核心机理。引入环保财政支出结构参数，从理论上清晰刻画环保财政支出结构变化对TFP的影响。依据财政部公布的环保支出项目明细将环保财政支出分为两类，即用于提高企业有效环境要素（污染排放）投入的支出和用于提高总体环境质量的支出。前者可以更直观地理解为治污技术及清洁生产技术研发、低碳循环经济发展等既有利于增加企业实际产出又能减少企业实际污染排放量的财政投入，主要包括污染减排（清洁生产）、可再生能源、资源综合利用（循环经济）等支出；后者主要包括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保护、江河湖库流域治理与保护、环境监测与监察等支出。虽然已有国外文献普遍采取的环保财政支出设定亦主要分为两类：一类针对个体企业39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 2023 年 第 1 期而言，引入污染排放扩大技术资本（Pollutionaugmenting Knowledge Capital）投入29，用于增加企业有效环境要素（污染排放）投入；另一类针对整体自然生态而言，引入政府减排支出27-28，31，用于提升总体环境质量。但上述文献都只侧重考察了环保财政支出的某一方面，该研究则将两种类型的环保财政支出同时纳入企业生产函数。2理论模型2.1模型框架该研究从企业间要素配置视角考察环保财政支出对TFP的影响，这就要求模型能够刻画出企业的异质性（核心体现为资产和生产率的差异），而典型主体优化模型假定企业都是同质的，且TFP外生设定，不能有效刻画要素配置对TFP的内生决定作用，典型主体优化模型不再适用。同时，模型需捕捉环保财政支出影响下受污染排放和金融摩擦约束的异质性企业的生产行为（包括企业产出、要素需求、自融资机制）差异，且满足动态变化过程。Moll4、贾俊雪5利用异质性模型分别考察了企业家生产率变化的持续性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企业家自融资机制的重要影响，这为该研究的模型构建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但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该研究重点考察环保财政支出的TFP效应，即构建一个连续时间的随机异质性企业家模型，从微观层面刻画环保财政支出对企业间要素配置进而对TFP的影响。模型主体包括政府、工人和企业家。环保财政支出为政府公共支出。工人是同质的且不存在储蓄4，t期总量为Nt。企业家是异质性的，体现在他们的资产ait（i指代个体）和生产率zit（管理、创新等企业家能力）的差异：ait取决于企业家的财富积累进而取决于他们的生产和储蓄行为；zit为随机的，服从一个连续时间的随机过程4-5：dzit=(zit)dt+(zit)dWt。其中，(zit)和(zit)分别代表漂移项、扩散项，且ait和zit的联合分布函数表示为G(a，z)，边际分布函数表示为g(a，z)。企业家偏好表示为E00e-tu(cit)dt，u(cit)=c1-it/(1-)，0。其中，为贴现率，为相对风险厌恶因子，E0为零期期望算子，cit为企业家消费。每个企业家独立经营一个企业。借鉴Copeland等30、Tombe等32的做法，将污染排放作为一种要素投入（即环境要素）纳入生产函数，最终采用如下形式的生产函数：yit=f(zit，kit，it，mit)=(zitkit)1-it(mit)1-()MMt，(0，1)，0，M 0（1）其中：yit为企业产出，kit、it和mit分别为企业的资本、劳动和环境要素（污染排放）投入，mit为有效环境要素（污染排放）投入，M为有效环境要素总投入（有效污染排放总 量），且 有mit=G1mtmit，M=G2etM，1，2(0，1)，Gmt，Get 0，Mt=mitdG(a，z)为整个经济的环境要素总投入（污染排放总量），M为环境要素的最大值（可承受的最大污染排放量），M*/Mt则刻画了有效总体环境质量状况（其越大，说明环境质量越好）；捕捉了环境质量对企业生产的影响，即环境质量越差，越不利于企业生产29，33；Gmt和Get则分别代表了两类环保财政支出，Gmt为用于增加企业有效环境要素（污染排放）投入的支出，Get为用于提升总体环境质量的支出，Gmt和Get的影响力度则分别由1和2加以刻画。事实上，环保财政支出的设定基于以下文献的做法。Bovenberg等29将有效环境要素（污染排放）投入设为Z=hP，P 0为实际污染排放，h 0视为一种污染排放扩大技术资本（Pollutionaugmenting Knowledge Capital）投入；Nielsen等27则将有效环境要素（污染排放）投入设为p=Ap，p 0为实际污染排放，A 0为政府减排支出（既能增加企业产出，同时又能减轻环境污染），Bovenberg等28、Fullerton等31也采用类似设定。该研究的模型设定在上述文献基础上做了两个拓展：一是将环保财政支出分为两类，一类针对个体企业而言，用于增加企业有效环境要素（污染排放）投入（即Gmt），另一类针对整体自然生态而言，用于提升总体环境质量（即Get）。二是引入参数1，2(0，1)，可以较好地刻画两类支出的影响力度，同时也捕捉了边际规模报酬递减特征，使模型更具有现实性。上述设定直观刻画了两类环保财政支出对企业生产行为的激励机制。Gmt越大，则越有利于提升企业家的有效环境要素（污染排放）投入，这意味着对于同一企业家，相较于不存在用于增加企业有效污染排放的支出（即Gmt=0时）的情形，同等实际污染排放量下，（Gmt 0时）企业家将具有更高的产出水平，亦可理解为：同等产出水平下（Gmt 0时）企业家只需较少的实际污染排放量；Get越大，则越有利于提高环境容量（也可称之为环境承载能力），提升总体环境质量状况，进而对企业产出产生正向激励。同时，有效环境要素总投入的设定形式为Mt=G-2etMt，这一设定更加直观，即Get用于环境污染治理以减少总污染排放量，但在刻画总体环境质量状况时，两者本质上是等价的，即-M/Mt=G2etM/Mt=M/(G-2etMt)=M/Mt。值得注意的是：鉴于每个企业家的最优环境要素（污染排放）投入（mit）需求不同，故企业家有效环境要素（污染排放）投入不仅取决于Gmt，还取决于其本身污染排放规模40罗理恒：环保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的大小（Gmt和mit越大，则mit越大），这意味着尽管Gmt是同质的，但对企业生产的影响存在差异性，进而导致不同企业家面临的生产激励不同，这一设定捕捉了环保财政支出对不同生产率企业家生产行为进而对财富积累行为的激励差异相对于低生产率企业家，高生产率企业家往往存在更高的要素投入需求，Gmt越大越有利于刺激高生产率企业家扩大生产规模，而对低生产率企业家的生产激励可能较弱；Get则用于提升总体环境质量状况，故对企业生产活动的影响不存在明显差异。企业家面临的污染排放约束方程为：mit kit，(0，1（2）式（2）较好地刻画了企业污染排放与企业投资规模的关系。实践中，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可能会随着企业投资规模的扩大而增加，且污染排放的边际增量不会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而线性增加，而是呈边际递减趋势等号成立时mit关于kit为递增（规模效应）和拟凹的（mit/kit关于kit为递减（1）或不变（=1）。事实上，关于污染排放约束的设定，目前已有文献的普遍做法是：对企业的污染排放与资本（或劳动，或产出）的比值（即污染排放标准）施加一定限制32，34-35。因此，式（2）还可转化为mit/kit 1，本质上刻画了污染排放标准（越小，意味着标准也严格，污染排放约束越紧），这与已有文献的做法本质上是等价的。为考察这一设定的稳健性，后文还将企业劳动规模或产出规模作为污染排放约束进行检验。此外，现实经济中，企业会尽可能排放污染，故式（2）往往是紧约束的（即mit=kit）。为使模型更简洁，进一步做出如下改进：令1=2=，且环保财政总支出为Gt=Gmt+Get。其中，Gmt=(1-t)Gt，Get=tGt，t(0，1)为环保财政支出结构参数，刻画了用于提高总体环境质量的支出在环保财政总支出的占比（即t=Get/Gt；同样，后文将对参数和t进行稳健性检验），t变化反映了两类环保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带来的影响。将上述表达式及污染排放紧约束（mit=kit）代入式（1）可得：yit=zitk+(1-)it(1-)it(MMt)t（3）其中：t=G(1-+)t(1-t)(1-)t。由式（3）可知，t刻画了环保财政支出（Gt）及其支出结构对企业产出的影响，参数(1-+)、(1-)和分别刻画了环保财政支出总规模大小、用于增加企业有效环境要素（污染排放）投入的支出和用于提高总体环境质量的支出对企业产出的影响力度。企业家资产积累方程为：a?it=sit(ait，zit)=it(ait，zit)+rdtait-cit（4）其中：sit(ait，zit)为企业家储蓄，即企业家自融资机制的 根 源，企 业 家 储 蓄 积 累 越 多，自 融 资 机 制 越 强。it(ait，zit)=(1-yt)yit-wtit-(rlt+t)kit为企业利润。yt为产出税率，模型只考虑环保财政支出，并假定政府预算平衡，故采用线性产出税进行融资。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52015年排污费征收总额的均值仅为119.94亿元，与 19952015 年 GDP 比值的均值约为 0.05%，而20102019年环保财政支出总额的均值为4 414亿元，与20102019年GDP比值的均值约为0.6%，数值上远大于排污费征收总额与GDP的比值，故仅靠排污税费不能满足环保财政支出的实际需求，采用产出税融资更具现实性。wt为工资率，t为折旧率，rlt和rdt分别为资本租金率（借贷利率）和资产利息率（储蓄利率），rlt=rdt/(1-)。0，1)为存贷利差参数，刻画了金融体系市场化程度5，36，其越小意味着金融市场越完善。此外，源于（借贷）合约有限执行问题，企业家还面临抵押借贷约束4-5：kit ait，1（5）即企业家杠杆率（资产负债率）不能大于。为信贷约束参数，其越大，意味着金融市场越完善，企业家面临的借贷限制越小。当=时，企业家投资规模不受自身财富大小限制；当为固定值时，企业家投资取决于自身资产规模ait越大，企业家面临的借贷限制越小，从而可选择更高的投资水平，这意味着信贷受限的企业家可通过自身财富积累（ait不断增加）缓解信贷约束进而实现最优投资规模，即企业家自融资机制在缓解信贷约束、减少要素错配中起到决定作用，而环保财政支出正是通过影响企业家自融资机制进而影响企业间要素配置效率（详见下文分析）。这样，模型实质上引入了两类金融摩擦（即参数和），分别从存贷利差和信贷约束两个维度刻画了金融发展水平，较好地捕捉了中国金融体系中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企业普遍面临信贷约束的现实特点，金融摩擦构成了企业间资本错配的根源。2.2企业家优化问题求解企业家利润最大化问题可得最优的劳动投入it、资本投入kit和产出yit：it(ait，zit)=t zitk+(1-)it11-(1-)（6）kit(ait，zit)=min(kuit，ait)=|tz/(1-)(1-)it，zit 0可知，环境要素（污染排放）投入增加了资本的边际收益，这会对企业家投资产生激励效应（即资本投入越多，企业会占用更多的环境要素）；t的大小则取决于环保财政支出Gt和信贷市场完善程度。不难发现，环保财政支出Gt有助于（通过Yt）促进总资本的积累，且（通过t）对工资率和资本租金率具有正影响；而产出税则不利于总资本的积累，且对工资率和资本租金率具有负影响。最后，边际分布函数g(a，z)由如下 Kolmogorov 向前方程给出：g(a，z)t=-a sit(ait，zit)g(a，z)-z(zit)g(a，z)+122z2 2(zit)g(a，z)（19）这样，在环保财政支出Gt由式（13）给定和边际分布函数g(a，z)由式（19）给定的情况下，经济均衡由满足式（10）式（19）的Yt，Zt，Kt，Lt，Mt，Vt，Ct，wt，rlt刻画。42罗理恒：环保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3数值模拟分析3.1参数设定基本求解思路：模型求解关键在于运用隐性-迎风算法（Implicitupwind Scheme）数值求解Bellman方程式（9）和Kolmogorov向前方程式（19）6，核心思想是先给定工资率w、资本租金率rl和mk=-M/M（总体环境质量）的初值，结合基准参数设定进而可得出各经济变量的初值，然后对工资率w、资本租金率rl和总体环境质量mk进行迭代直至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出清、污染总排放供求相等（即MD=mdG(a，z)=-M/mk=MS）及政府预算平衡，即可得稳态均衡条件下各经济变量的值。所有参数均以中国现实数据和相关文献为依据进行赋值。先将劳动力总量N和经济的最大环境容量（环境要素的最大值）M都正规化为1。参照已有文献和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将参数、和分别赋值为0.53、0.84和0.01437-39；将相对风险厌恶因子设为2，折旧率设为0.0640；将贴现率和信贷约束参数设分别为0.41和1.155。依据19882019年中国一年期贷款和存款利率，将存贷利差参数设为0.424；依据20102019年环保财政支出与GDP比值的均值，将产出税率y设为0.6%；依据20102019年用于提高总体环境质量的支出（主要包括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保护等方面的财政支出）与环保财政总支出比值的均值，将环保财政支出结构参数设为0.69。为便于参数化，将企业家生产率zit的随机过程具体化为：dlogzit=-logzitdt+dW，其中和共同决定了企业家生产率变化的连续性和异质性，依据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的估计值，将和分别设为0.49和1.1。最后，对于参数和，目前尚缺乏良好的经验数据和文献依据，通过对它们的赋值使如下两个变量的模型预测值与现实数据相匹配：资本产出比和资本租金率（资本回报率）。由前文分析可知，刻画了环保财政支出G的影响力度，进而会对总资本积累和总产出产生影响。1998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资本产出比为1.1，据此将的基准值设为0.04；而则对资本租金率的影响更为直接（式（18），即依据中国资本回报率将设为0.1241。所有参数采用基准设定时，环保财政支出G的模型预测值为0.0 089。据此，然后考察G变化对TFP的影响。3.2全要素生产率效应3.2.1基准结果图1呈现了环保财政支出G变化对TFP及总产出Y、工资率w和资本租金率rl的影响。为使数值有意义，对TFP和总产出进行标准化处理，即除以基准（参数均取基准值时）的TFP和总产出。数值模拟的结果显示：环保财政支出增加对TFP、总产出、工资率和资本租金率均具有负影响，且影响力度较弱（所有曲线都相对平缓）。根据前文理论分析，环保财政支出可影响企业家财富积累进而影响企业间要素配置，在这一作用机制下最终对TFP产生影响。TFP损失主要源于信贷受限（高生产率）企业家因信贷约束而无法获得最优的资本投入（即存在资本错配），而企业家可通过自身财富积累（即自融资机制）来缓解信贷约束导致的要素配置扭曲进而提升TFP。一方面环保财政支出通过增加企业有效环境要素（污染排放）投入和提高总体环境质量、促进企业投资（式（3）、式（4）和式（7），对企业生产具有正向激励作用，进而有利于企业家财富积累；另一方面环保财政支出增加意味着产出税率增加，这会对企业产出进而对企业家财富积累产生间接负影响（式（4）和式（13）。此外，环保财政支出还会通过（产出税率）影响要素投入成本（包括工资率和资本租金率，（式（17）和式（18），进而对企业家财富积累产生间接影响。正是在上述机制的共同作用下，环保财政支出对不同生产率企业家的财富积累行为（即自融资机制）产生激励差异，进而改变企业间要素配置效率，最终对TFP和总产出具有负影响，且TFP效应和总产出效应较弱。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环保财政支出虽然在改善总体环境质量和提高企业有效环境要素（污染排放）投入方面具有积极影响（详见下文分析），但这是直接以牺牲企业产出（即缴纳产出税，往往远大于排污税费）为代价的，因此相较于环保财政支出对企业产出的正向激励，产出税具有更为直接的负影响，故对企业家财富积累进而对TFP产生0 0.09 0.18 0.27 0.36 0.45GTFP1.021.000.98(a)TFP2.01.51.00.500 0.09 0.18 0.27 0.36 0.45GYrlW（b）总产出、工资率和资本租金率图1环保财政支出G变化对TFP、总产出Y、工资率w和资本租金率rl的影响43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 2023 年 第 1 期不利影响。事实上，黄菁等12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包括企业环境支出和政府环境支出，后者占主导地位）占GDP比重来度量污染治理投资份额（可近似理解为前文理论模型中的产出税率），研究表明，污染治理投资份额增加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负影响，也可更直观地理解为以“增长换环境”，短期内资源总量不变的条件下，用于污染治理资源的增加会挤出直接用于生产的资源，从而减少了产出。鉴于环保财政支出数据的可得性，该研究以2007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通过索洛残差法42-43测算出TFP，在控制了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人口密度、R&D支出规模等一系列变量后，利用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保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环保财政支出规模）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导致TFP和实际GDP分别显著下降0.0 756%、0.0 763%，意味着当前中国的环保财政支出对TFP和经济总产出的影响显著为负，但影响力度较弱。这很好地契合了前文理论分析的结论就前文理论模型而言，环保财政支出增加与环保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增加及产出税率增加本质上是等价的（源于政府预算平衡条件的假设）。理论机制分析表明：产出税率增加对企业产出具有抑制作用，而环保财政支出通过影响环境质量和有效环境要素（污染排放）投入对企业产出还具有正向激励（但较弱）。数值模拟结果表明：产出税率增加对企业产出的负影响，要大于环保财政支出增加带来的正影响。基于省际数据的实证结果证实了该研究数值模拟结果的准确性，为理论分析的结论提供了良好的经验证据，增强了结论的可靠性。3.2.2要素配置机制验证前文理论模型较好捕捉了环保财政支出对企业间要素配置的影响机制（式（4）式（8），定性分析了环保财政支出通过差异化影响异质性企业生产、财富积累行为进而影响企业间要素配置。为进一步直观揭示环保财政支出影响企业间要素配置进而影响TFP的作用机制，本部分利用数值模拟对这一机制进行验证。具体而言，引入如下两个变量刻画企业间的资本错配程度（二者的值越大，则企业间的资本错配越严重，TFP损失越大）5：一是两类企业资本产出比的比值(-z)（即非信贷受限企业与信贷受限企业资本产出比的比值）；二是信贷受限企业家累积资产损失份额(-z)。图2给出的数值模拟结果显示：随着环保财政支出G增加，(-z)和(-z)的值都增大，且这一递增趋势相对平缓，这意味着环保财政支出加剧了具有不同生产率的企业在生产要素选择上的扭曲和偏差，从而不利于提升TFP（但这种负效应较弱）。上述机制分析很好地契合了环保财政支出对TFP的影响（图1（a），进一步证实了环保财政支出通过影响企业间要素配置进而影响TFP的作用机制。3.2.3支出结构及支出弹性变化的TFP效应图3（a）给出支出结构参数不同取值下环保财政支出G变化对TFP的影响，数值模拟的结果显示：在一定范围内改变的取值，环保财政支出对TFP仍具有负影响，这与基准结论保持了良好的一致性。同时注意到，取值为0.4时的TFP曲线略处于取值为0.8时的TFP曲线的上方，这说明越小，越有利于提升TFP（虽然这种正效应很弱）。原因在于：理论模型中，环保财政支出包括用于提高总体环境质量的支出Ge和用于增加企业有效环境要素（污染排放）投入的支出Gm，故在环保财政总支出不变2.252.202.152.102.05(-z)0 0.09 0.18 0.27 0.36 0.45G（a）两类企业资本产出比的比值(-z)1.751.701.650 0.09 0.18 0.27 0.36 0.45G（b）信贷受限企业家累积资产损失份额图2环保财政支出G变化对两类企业资本产出比的比值（z）和信贷受限企业家累积资产损失份额（z）的影响TFP1.0021.0000.9980.9960.9940 0.09 0.18 0.27 0.36 0.45G=0.8=0.4（a）改变的取值0 0.09 0.18 0.27 0.36 0.45GTFP1.021.000.98=0.150=0.005（b）改变的取值图3支出结构参数和支出弹性参数不同取值下环保财政支出G变化对TFP的影响44罗理恒：环保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条件下，用于提高总体环境质量的支出在总支出的占比越小，则1-越大，进而意味着Gm越大。由前文分析可知，Ge对企业生产活动的影响不存在明显差异，而Gm对企业生产激励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其越大越有利于刺激企业家（尤其对高生产率企业家而言）扩大生产规模（式（1）和式（3），故对企业家财富积累（进而企业间的要素配置）具有正影响，有利于提升TFP。这里之所以要强调环保财政总支出不变条件，是为了比较静态分析仅由环保财政支出结构变化对TFP的影响。事实上，Gm增加还可能是由G增加（而非减小）导致的，但这并不有利于提升TFP（详见基准结果及下文支出弹性变化的TFP效应）。在经验分析上，陈思霞等13指出，现阶段中国环保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影响，环境科研、环境生态信息建设、环境技术研发等用于增加企业有效环境要素（污染排放）投入的财政支出较少，中国的环保财政支出结构有待调整优化。图3（b）给出支出弹性参数不同取值下环保财政支出G变化对TFP的影响，数值模拟的结果显示：在一定范围内改变的取值，环保财政支出对TFP仍具有负影响，与基准结论一致。同时注意到，取值为 0.15时的 TFP曲线略处于取值为0.005时的TFP曲线的下方，这说明增加对TFP具有较弱的负影响。原因在于：越大，既增加了G对产出的正影响（式（1）和式（3），进而有利于企业家的财富积累；但同时又推升了要素价格（工资率和资本租金率，式（17）和式（18），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对企业家财富积累产生负影响。正是在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增加对TFP具有负影响。3.2.4排污税费融资的TFP效应中国排污收费制度可追溯到1979年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法律内容明文规定了“排污收费制度”，即根据企业生产所排放污染物的数量及浓度依法征收排污费。2003年，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 明确规定“排污费应专项用于污染防治（例如，污染源治理、治污技术开发与应用等），对于重要污染防治项目、治污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推广和应用工程给予拨款补助或者贷款贴息”。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颁布，2018年 1月 1日起，中国正式开征环境保护税。以上实践为“引入排污税费融资”提供了现实依据。排污税费融资，即排污税费构成环保财政支出的全部来源，则企业利润函数变为it(ait，zit)=yit-wtit-(rlt+t)kit-mtmit，mt为排污税率。依据19952015年全国排污费征收总额占GDP比值，将m设为0.05%，其他参数采用基准值，模型关于资本产出比与资本回报率的理论预测值与现实数据匹配，然后考察G变化对TFP的影响。数值模拟的结果显示：若采用排污税费融资，则环保财政支出对TFP具有较弱的正影响（图4（a），且能够有效减少环境污染、提高环境质量，这很好地契合了“庇古税能矫正污染负外部性”的理论机制，也从理论上证明了“排污税费专项用于污染防治支出”政策的有效性。上述结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若环保财政支出规模与排污税费征收总额匹配，换言之，环保财政支出全部来源于排污税费，则环保财政支出对企业生产效率和环境质量改善都具有促进作用。但现实经济中存在一个典型客观事实是：尽管全国排污费征收总额逐年增长，但相对于全国经济总量发展水平，排污费的征收规模依然占据较小的比例，且远小于环保财政支出规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995年全国排污费征收总额为37.1亿元，2015年排污费征收总额则为178.5亿元，相较于1995年增长了约3.8倍。可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排污费征收总额快速增长；但相对规模依然较小，2015年全国排污费总额占GDP比重为 0.026%，19952015年该比重的均值为 0.05%，而 20102019年环保财政支出与 GDP比值的均值约为0.6%。因此，实践中，仅靠排污税费本身远远不足以弥补中国环保财政支出的需求，从而造成了“牺牲企业产出”“以增长换环境”的局面。上述分析进一步增强了基准结论的可信性和现实性。3.2.5信贷约束变化的TFP效应图 4（b）给出信贷约束参数不同取值下G变化对TFP的影响。数值模拟的结果显示：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的取值，环保财政支出对TFP仍具有较弱的负影响，与基准结果保持一致。而且越大，TFP的总体平均水平越高取值为 1.5时的 TFP曲线远处于取值为 1.05TFPG0 0.05 0.10 0.15 0.201.011.000.99（a）排污税费0 0.09 0.18 0.27 0.36 0.45G1.121.091.061.031.000.970.94TFP=1.50=1.05（b）信贷约束图4排污税费融资及信贷约束参数不同取值下环保财政支出G变化对TFP的影响45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 2023 年 第 1 期时的TFP曲线的上方，这很好地证实了“越大越有利于减少信贷受限企业进而改善资本配置效率进而提升TFP”这一作用机制。但值得注意的是：越大，环保财政支出的TFP效应就越弱。原因在于，越大意味着企业家受到的信贷约束越宽松，企业家的财富积累（自身融资机制）对于缓解信贷约束的作用相对减弱，企业间的资本错配程度较低，从而“环保财政支出影响企业家财富积累进而影响企业间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而影响TFP”的这一作用机制减弱。因此，较大时，环保财政支出的TFP效应减小，对应TFP的曲线变得更平缓（取值为1.5时的TFP曲线更加平缓）。可见，信贷约束对环保财政支出的TFP效应具有非常突出的影响，健全金融市场体系有利于缓解环保财政支出扩大导致的要素配置扭曲和减少TFP损失。3.2.6不同污染排放约束设定的TFP效应为进一步检验基准结论的稳健性，尝试使用劳动投入规模或产出规模来刻画环境要素（污染排放）投入，此时企业家面临的污染排放约束方程变为mit it（约束设定I）或mit yit（约束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