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转向·人性挖掘·时代精...》的叙事创新表达与传播审思_武琦.pdf

58 2023年第3期（总第419期）当代电视狂飙作为2023开年爆款电视剧，以现实主义创作理念讲述了我国政法系统开展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该剧以一条主线、两条平行线的“三幕式”时空穿插的叙事结构，集中呈现了政法系统与黑恶势力间的正邪对决与生死较量，并通过不同时代的案件侦查进行人性挖掘，引发深刻的社会反思，彰显了党中央对“打伞破网”的坚定决心，并致敬奋斗于扫黑除恶一线的英雄警察。狂飙 的热播不仅有力推动了扫黑除恶常态化，同时强化了影视作品的社会功能，顺应了时代需求和人民心声。一、点面推进的深层意蕴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尔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并认为艺术并非对现实的模仿，而是对真实的发现，从而深度阐释索绪尔语言体系中“意指作用”的互动机制。在 狂飙 中，主创团队通过符号化的荧屏表达，深度诠释了正邪两方的人物特点、情节走向及深度含义，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视听盛宴。（一）空间结构的隐喻转化美国知名学者莱考夫认为“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在影视作品中，将诸多看似毫无关联的不同事物通过画面的叙事逻辑呈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深化主题、激发观众的观剧欲望、深度拓展影视作品广度与深度的重要作用。以本片片名为例，狂飙具有三重含义，一是时代镜像。展现了从2000年开始，近21年的时代发展与社会巨变以及由此产生的人与人、人与时代的互动变革。二为隐喻反面人物高启强的畸变。剧中作为反派的高启强本是一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卖鱼佬”，在机缘巧合中卷入命案，由此出现了人生的巨大反转，并在短时间内迅速成为富甲一方的黑社会头目。这其中既有财富的极速飙升，更有在做出错误抉择后的人性堕落及自我膨胀。三是寓意在扫黑除恶风暴中正邪势力的终极对决，突出中央对扫黑除恶的坚定决心以及对英雄警察的无限敬意。其次在 狂飙 片头中，实现了多重隐喻空间的多元构建。拼贴的照片呈现了主要人物在不同时期的外形变化。画面第15秒呈现的警车与子弹的拼接，寓意警车出警犹如子弹出膛，以此暗示主角安欣的警察身份，同时凸显警方扫黑除恶的坚定性与精准性。鱼与小灵通的拼接，则暗示反派高氏兄弟的身份转换与时代变化。手枪与路边摄像头的左右分屏，则包含三种寓意：一是两名主角身份的变化。高启强从一名受人欺负的鱼贩到拿枪成为黑社会头目的一刻起，安欣的警察工作出现了多武 琦电视剧 狂飙 的叙事创新表达与传播审思话语转向 人性挖掘 时代精神摘要：狂飙 敢于突破常规，在叙事结构及创作理念上独具匠心，为文化的逆代际传播及主流价值观传达的次元破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彰显了党中央“打伞破网”的坚定决心，顺应了时代需求和人民心声。关键词：狂飙 人物塑造 悬念 复调DOI:10.16531/ki.1000-8977.2023.03.00359个拐点，既有安欣在执行公务时从丢枪到找枪的惊险历程，也有从刑警到交警的身份转变。二是证据链的要素构成。手枪暗示黑恶势力的非法行为，摄像头既是反派销毁作案影像的重要工具，也是警察侦破案件的主要要素。三是宏观层面的表意实践。暗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同时为世人敲响遵纪守法的警钟。片中的黑色雨伞寓意黑势力保护伞，下方的树木根系盘根错节，则暗示保护伞下贪腐官员依据职位高低所呈现的层层递进关系。狂飙在片头中并未呈现正面的戏剧冲突，但却通过道具元素、数字符号、匹配剪辑等手法隐喻了人物的命运转变与情节走向，增强了作品的悬疑性与可看性，极大程度地激发了受众的观看欲望。（二）悬疑叙事增强作品观赏性悬疑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极大丰富影视作品的内容层次，其悬念设置则深度激发观众的观看欲及心理窥视欲。导演希区柯克曾提出“炸弹理论”，他将悬念划分为三种类型，即突发式悬念、已知式悬念及期望式悬念。在 狂飙 中，大众最为关注的悬念主要有三点：第一，谁是内鬼；第二，谁是黑恶势力保护伞；第三，剧中人物将何去何从。在以往反腐题材电视剧中，前两种作为主要叙事线索推动剧情发展，但 狂飙 则将第三种人物命运走向作为主要悬念，带动情节发展，以四两拨千斤之势呈现“小轮滚大车”般的宏观叙事。以反派高启强的人生沉浮作为主线，将亲情、友情、爱情、兄弟情等元素有机融合，调动和满足了观众的观看欲望。其次，从微观层面上看，剧中主角刑警李响的人物设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作品的悬疑感。他在初期刚正不阿的警察形象及中期与黑恶势力保护伞赵立东的紧密配合无疑给剧情增添了一层神秘面纱，直至后期类似飞蛾扑火般地孤勇奋斗才让观众解开了先前的谜团。此外，剧中对内鬼、保护伞等重要元素都进行了有意模糊处理，将其置于黑暗角落或局限空间内，令剧情显得波澜迭起、扑朔迷离。（三）情景反讽强化时代批判反讽暗含嘲讽、戏谑及婉转幽隐等意味，呈现反讽意义层面的动态美。布鲁克斯认为反讽与具体情景紧密相连，特定词语的本意在不同语境中将产生扭曲与变形，实现叙事的意义转向。在 狂飙中，创作者通过情景设定，凸显叙事的悖谬性与荒诞性，从而拓展作品的意义空间。剧中反派高启强让其“女儿”黄瑶学习书法作品，偌大的宣纸上赫然写着“人民公仆”四个大字，但在之后的剧情中，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京海市市长兼市委副书记赵立东的办公室，“人民公仆”的赞誉却赫然悬挂于其办公室内。再如京海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曹闯，其秉公执法、正义凛然、甘于奉献的精神传承至安欣、李响，但最为讽刺的是，曹闯却是隐藏于警察队伍中的内鬼，在关键时刻为黑恶势力通风报信，致使多次活动在抓捕一刻功亏一篑。由此可见，反讽叙事在丰富作品意义空间的同时，具有更加强烈的超越性批判精神，深化了全剧的立意。二、三幕式时空交错，构建复调式叙事空间国产反腐题材电视剧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涉案剧发展至今，历经40余年的时代变革，观众已深知其元素构成及邪不压正的主旨立意，如何进一步创新反腐题材电视剧的叙事结构及叙事手法成为影视创作者时刻面临的难题。狂飙 一经播出即开启全网“霸屏模式”，其独特的三幕式非线性叙事结构，以2000年、2006年、2021年发生的“徐雷命案”“莽村拆迁案”“省指导组办案”作为标志性事件，将不同时段的人物发展、时代特征、社会民生融入其中，唤醒大众时代记忆的同时，坚定了扫黑的决心。（一）叙事体态托多洛夫认为叙事作品应该从结构主义“科学”角度加以分析，并将其划分为叙事时间、叙事体态、叙事语式三方面。从叙事时间上看，狂飙通过时间压缩、时间连贯、时间交替及穿插形式将2000-2021年期间发生的关键事件贯穿其中，形成多空间叙事，令剧情更为饱满立体。在叙事体态上，主要通过作品及叙事话语中的“他我”关系表达逻辑情感，主要呈现三种情况：首先，叙事者大于人物。在剧中第一单元，高启强与唐小龙合谋欲开车撞死陈书婷，却意外导致安欣雨夜车祸。此时剧情走向与本期聚焦60 2023年第3期（总第419期）当代电视画外观众都已明确凶手为何人，但剧中主角安欣只能凭借路边摄像头推测凶手，这为安欣与高启强的反目埋下伏笔。其次，叙事者等于人物。在 狂飙 第一单元的“徐雷命案”中，徐雷作为当地黑社会头目徐江之子，与好友在鱼池意外触电身亡，高启强目睹全程，意外完成“暗杀任务”。此过程叙事者与剧中人物保持了同步观察的体态与步频，这也成为高启强“黑化”的第一步。再次，叙述者小于人物。此处强调叙述者所处的半知或未知视角，强调叙述者的旁观身份。在“徐雷命案”中，徐江约高启强谈判，为保障自身安全，高启强欲选择人多且无警察的街头，弟弟高启胜为哥哥出谋划策。但此时画面并未告知观众谈判地点，但剧中人物却对此一清二楚，从而以此悬念设置引导剧情发展，全面激发受众的追看。（二）微观临摹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必然源于对现实社会的积淀与提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狂飙 主创团队深入基层，在研读大量真实案件卷宗的基础上，历时一年完成编剧工作，构建了复调式空间交错叙事结构，通过表层人物“逆袭”、中层人生百态及顶层命运追求凸显戏剧冲突，同时叩问人心，引发深思。全剧开篇，反派高启强原本是个本分老实的鱼档摊主，在市场管理员唐小龙、唐小虎两兄弟的暗示下被迫高价购买电视作为礼品，以保住极好的摊位位置，但在除夕夜送礼过程中被其兄弟强拒并群殴，同时被两兄弟反告入室抢劫进了警察局。狂飙通过高启强第一阶段的悲惨遭遇，生动刻画出地痞无赖的欺行霸市及其嚣张气焰，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冲突。创作者以微观视角，从百姓生活入手，勾画出具有烟火气息的社会图景，同时凸显了黑恶势力的残暴冷酷，彰显了作品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及打击黑恶势力的坚定决心。（三）多面展现狂飙 不仅传递了扫黑除恶常态化的主旨思想，更强调了此次专项斗争也是一场深刻的教育整顿，是政法系统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剧中以曹闯、龚开疆、赵立东、何黎明等从基层到省部级不同职位的贪腐行为为核心的腐败利益线，客观描绘了京海市被严重腐蚀的政治生态。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一为生活腐化。狂飙开篇以“黄翠翠命案”为剧情发展导火索，省级领导何黎明与此案有关，为包庇其违法犯罪行为，其下属赵立东不惜为其买凶害命，并以职位晋升为诱饵，对警察内部基层干部进行拉拢腐蚀。二为政商勾结。高启强为进一步扩大商业版图，与区、市级领导龚开疆、赵立冬等人为沆瀣一气，相互利用，形成紧密的商业利益链。三为滥用职权。剧中任京海市公安局局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孟得海在剧中刚正不阿、正气凛然，且未直接出现违法犯罪行为，但在结尾也同样受到法律的制裁，其模糊的身份让观众善恶难辨。四为内部栽赃陷害。剧中身为省检查组组长的徐中，在案件审查的关键时刻被举报而被迫接受上级调查。虽为栽赃诬陷，但此行为严重拖延了整个案件调查的时间，为不法分子销毁证据提供了时间保证，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办案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狂飙 以微观视角，以小见大，以抽丝剥茧之势生动展现了京海市遭受污染的政治生态体系，同时将中央有黑必扫、除恶务尽，还人民清风正气的指导思想精准传递至社会大众。三、人物角色设定的失衡与创新英国著名小说理论家福斯特在其著作中将人物分为“扁平”及“圆形”两类，并认为“一本复杂的小说常常需要扁平人物及圆形人物出入其间。两者相互衬托的结果可以表现出想象不到的人生复杂真相”。在电视剧 狂飙 中，安欣、高启强等主角的人物设定及性格特征均打破以往反腐题材电视剧的人设模式，呈现极致化与复杂化，令观众耳目一新。（一）圆形人物设定的突破创新化圆形人物具有复杂多变的性格特征。福斯特认为：“圆形人物变化莫测，如同生活一样叫人难以预料。”狂飙 中高启强的人物定位从某种程度上刷新了观众对反派人物的形塑认知。具体有以下两点：1.关系网络中的权利畸化高启强作为市场普通经营者，本应与同为旧厂61街子弟的市场管理员唐家兄弟形成“强关系联盟”，呈现互助互爱的邻里关系，但唐家兄弟以其身份职位向高启强施压，使得三人关系出现从强到弱的利益转向。在权利主体异化的影响下，高家兄弟滥用手中权力，将本属于人民、造福人民的权利变为为个人牟利的工具，并由此借题发挥、欺行霸市，这使得作为“小人物”的高家兄弟不得不拍案而起、奋起反击以维护自身利益。其次，权利性质的畸化引发戏剧冲突。剧中，高启强多次利用与警察安欣的朋友关系为自己辩护、为他人出头，实为通过警民间的强关系为自身巩固“市场大哥”的江湖地位，其个人视角中权利关系的畸形发育也为之后的情节发展埋下伏笔。2.同感共情下的人性复杂美国心理咨询专家勒纳德曾提出“同感共情循环”理论，并将其表达形式分为5个递进式步骤，即趋向、共鸣、共情、接受、循环。在剧中，反面人物高启强对于家庭的情感付出激发了剧外观众的共鸣与共情。对于弟弟高启盛，他尽全力满足其需求，哪怕面临巨大的人身风险也要拼死一搏，在得知弟弟欲以开办小灵通连锁店为创业项目谋求生路时，他虽有疑问但从未拒绝。这种对家庭亲情无条件的接纳与肯定体现了同感共情的趋向性。对于爱妻陈书婷，他将所有的温柔浪漫都倾泻而出，在对方离世后，高启强依然孑然一身，孤独残生。高启强对于家庭的全身心付出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期待视阈下的大众想象。（二）正面人物设定的扁平极致化扁平人物也称为“性格人物”，即性格单纯不复杂，观众容易理解，具有较高的辨识度。狂飙 中刑警安欣、陆寒、李响等均属此类型，其中安欣的人物形象则更为突出，实为现实生活中诸多英雄警察形象的拼贴与重组，父母双亡、不婚无子、事业挫败，为将高启强绳之以法，他从颜丹鬓绿坚守至白发苍颜，只因心中扫黑除恶的坚定信念。其徒弟陆寒也与师傅的性格一脉相承，最终惨遭杀害。同事兼好友李响通过假意迎合上级领导，实为搜集其违法犯罪证据而被灭口。京海市政府研究室科员谭思言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举报赵立东，这些人物都属于扁平人物。但扁平型人物并不意味着单纯脸谱化、公式化，其独特的性格特征更容易成为影视作品中的典型形象，以抛砖引玉之势折射时代风貌，呈现出独特的审美意义与价值。四、狂飙“出圈”后的传播审思狂飙的热播不仅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更形成了政治话语审美化的萌系传播，掀起反腐题材二度创作的全民狂欢。狂飙一经播出后即引起以二次元青年群体为主的极大关注，他们纷纷通过视频拼接剪辑、增加后期特效、台词文本重构等二次创作方式，实现网络空间层面的自我身份认同，在自发协同机制中的深度参与下，形成广泛的社会传播，甚至引发影视内容创作的“蝴蝶效应”。正如福柯所言，青年群体通过特定的话语实践形式谋求话语权力，获取身份认同，目的是“对严格规范化的反抗”。因而在青年群体对抗式解码的影响下，呈现出网络媒介中的视觉狂欢。具体有以下四点：一是无等级性。无关现实生活中的年龄差距、职位高低，贫穷富有，网络空间中的二创作者一律平等。二是宣泄性，突出体现了人类笑文化与民间文化狂欢间的紧密关系。三是颠覆性。在无门槛、无明显约束的条件下，人们以个性化的自我表达实现自我期待。四是大众性，突出体现民间文化的集体性，强调集体智慧。以哔哩哔哩为例，与 狂飙相关的视频多达1300余条，浏览量超千万，这些注重情绪感性表达的视频作品能够有效消解反腐题材电视剧的严肃刻板，更具网络吸引力和传播力。注释：美乔治 莱考夫、马克 约翰逊著，何文忠译：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宋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83页。英爱莫福斯特著，陈炳文译：小说面面观，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8-57页。（作者系四川传媒学院编导艺术学院副教授/责编：王未然）本期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