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绝对自然”迈进：苏轼的自然美学新探——读《“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pdf

第 卷第 期 年 月新余学院学报 ，向“绝对自然”迈进：苏轼的自然美学新探 读“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 张浩浩（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云南昆明 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摘要：杨治宜教授“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 一书揭示了苏轼自然美学的双重内涵，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苏轼文艺创作中对天然自成的追求和“艺术即修身”的自然美学理念，以及苏轼文艺作品中名花怪石呈现的自然美学内涵、和陶诗和丹学中对自然美学的人生终极之表达，最后理解其“寄寓天地，性命自得”的自然美学的宏大境界。苏轼在艺术创作和生命经历中都不遗余力地向“绝对自然”迈进，正是这种对不可及的完美趋近，使他获得了暂时的、有条件的“逍遥自然”，从而得以不朽。关键词：苏轼；杨治宜；自然美学；“绝对自然”；文艺创作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 收稿日期：作者简介：张浩浩（），男，河南洛阳人，云南民族大学 级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苏轼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的显学，有关苏轼美学思想的研究成果显著，不过对苏轼的自然美学研究却略显不足。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青年教授杨治宜的“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 一书致力于将苏轼的文艺创作和人生经历中的“自然”问题置于美学的视野内探讨，从而呈现苏轼的自然审美、文艺创作、有限肉身与无限自由之间的矛盾挣扎等内容。本文在对杨教授这本书所阐释内容进行分析和探讨的基础上，补充有关自然美学的内容，力图塑造出苏轼的自然美学思想体系。一、“万斛泉源”：苏轼文艺创作渊源的“自然”之说自然美学“以双重自然内涵（即自然界或自然物意义上的自然与天然天成本性意义上的自然）的自然美与自然审美”为研究对象，近代以来，随着美学学科的建立，其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中国传统美学特别是先秦道家和魏晋名士的美学思想包含有自然美学的内容，但是真正美学学科的确立和自然美学概念的提出源于近代西方美学的发展。随着人与自然混沌一体的观念被启蒙思想打破，二元对立的叙事成为主流。从黑格尔、梭罗到康德，不断完善自然美学思想，致其包含了“自然美”和“美的自然”两方面的内容。在对中国传统美学的“自然”分析之中，杨治宜提出了“否定的自然”一说。自汉魏六朝以来，古人将自然观与道联合起来并指出只有天才才能呈现出自然状态。杨治宜在对艺术与自然的探讨中，将关于自然（）的美学概念定义为不受外力干扰的、自然生发的，施动主体和个人意向性、主动性缺席的一种文艺创作和表现状态。描述该状态的词汇还有天然、天才、天钧、神思、无心、无意、无为等。如果放在西方的语境中，艺术创作的自然则意味着迷狂，得到一种神赐予的灵感。“他没有自我意识或意向性，为纯粹的创造力所驱使，像狂人和先知一样，让某种（人格化抑或非人格性的）超越性力量通过他的中介灌注进其作品。”但这种艺术的自然性意味着对艺术本身的否定，继而向非艺术趋近。杨教授认为，自然的呈现并不是天才式的、充满活力的自我流露，反而是消极的、否定人为的一种退却。苏轼尽管被视为天才，但是他在创作过程中仍存在 新余学院学报 年改动和运用技巧的痕迹，他始终处在追寻“绝对自然”和人为打磨的矛盾之间。“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 一书开篇就引用苏轼 自评文 中的句子指出苏轼文艺创作的“自然”之始：“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万斛泉源”表明苏轼文艺创作的天然自生与浑然天成，他的灵感如流水喷涌，而“随物赋形”则是灵感产生的内容自发地选择其表达形式。杨治宜列举了黄庭坚、朱熹等人对苏轼“自然”追寻的不同评价，指出苏轼的语言虽没有达到禅宗境界那般平易，但是其通过锤炼语言，让读者获得了“自然”的审美体验。从杨治宜的论述中可以了解到苏轼文艺作品的自然性是在才华横溢的基础上向“绝对自然”的回归，但是其中“不自然”的修饰并不阻碍读者体验其作品流露的自然之美。同时，苏轼本人创作时的“随意挥洒”，虽与实际存在出入，但是文艺作品呈现的最终“自然”，仍留给后世“万斛泉源”的天才式印象。探讨苏轼文艺创作之“自然”，不应忽视苏轼的艺术自然审美观，“自然”是万物所处的自然界，苏轼立足于“物有可观，皆有可乐”的自然哲学认识论，提出了“寓意于物，不可留意于物”的自然审美观，最后得出描绘自然万物的“随物赋形”“自成文理”的美学手法 。显然，苏轼的自然美学之中有艺术创作的“自然”追求，同时其作品之中也有自然美的呈现。二、求道：苏轼对“艺术即修身”的自然美学理念之辩林语堂认为苏轼的天性自然是其艺术作品中自然美学的基础。苏轼的自然美学理念可称为“艺术即修身”，他将艺术本性与人的人性沟通，从而展现出无限接近“自然”的求道者形象。苏轼的艺术表达与人格呈现都在向“绝对自然”迈进，通过他的不懈探寻，最终留给后世的是“自然”得道者的形象。他本人的真性情及其在艺术作品中的真情流露，使得其成为无数人的精神偶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苏轼的思想及其渊源极为丰富和多元。一般而言，苏轼的文艺作品存在儒道佛思想交融的现象，而其中儒家的文艺美学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他的 刑赏忠厚之至论 议学校贡举状 湖州谒文宣王庙文 苏氏易传 等文章均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现了苏轼继承先秦儒家仁义礼乐的传统，推崇“文以载道”。当然，佛、道思想也是苏轼文艺创作的重要来源。如果说儒家是苏轼积极入世的动力，佛、道思想则是其出世的思想凭借。北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士大夫于宦海浮沉不定，佛禅思想已经开始深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此时文人学士多与佛教徒交往，出现了一些诗僧，也有许多禅诗涌现。苏轼的一生坎坷漂泊，禅宗思想为其提供了一定的精神慰藉。另外，禅宗思想还影响了苏轼的文艺创作。从 和子由渑池怀古 中“雪泥鸿爪”的比喻，到 念奴娇赤壁怀古 里“人生如梦”的感慨，都具有佛禅的幻灭感，而“樯橹灰飞烟灭”则化用了 圆觉经 中“火出木尽，灰飞烟灭”的描写。苏轼随缘自适的心态和深刻的般若智慧都体现在禅诗蕴含的文艺美学之内，呈现出“得之天工而不事雕琢，诗人以其独特的禅心慧眼发掘出的天然之美”。在书法层面，苏轼利用禅宗的美学，“以 意 统摄下的以书入禅和以禅喻书，在 意造无法 通其意 和 合于天造 的追求中阐释着禅的理趣与意蕴”。道家思想是苏轼作品中的另一种元素。苏轼的家乡四川眉山是道教的发源地，他早年就受到道家文化的熏陶。据 众妙堂记 记载：“眉山道士张易简教小学，常百人，予幼时亦与焉。居天庆观北极院，予盖从之三年。”苏轼在政治方面倡导清净无为，同时在他的文艺作品中透露出一股仙风道骨的气息。苏轼仰慕庄子，其本人深受庄子美学的影响。一方面，他体悟了庄子“身与物化”的审美境界，在 前赤壁赋 中有“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登仙”的空灵和澄明；另一方面，他受到“游”的审美观影响，表现出人生艺术化的生活美学，并呈现在 赤壁赋 的字里行间 。尽管儒道佛是滋养苏轼的思想沃土，但在杨治宜的书中，苏轼对自然美学的探寻与儒道佛三家的观念均有出入。她将苏轼的自然美学核心理念概括为“艺术即修身”，把苏轼天真自然的“道体”、人格与其作品完成了连接。苏轼对北宋理学的美学观念和贬低艺术作品的观点进行了争论。北宋的美学表现出道德伦理化和哲学理趣化，改变了唐代文艺美学第 期张浩浩：向“绝对自然”迈进：苏轼的自然美学新探 读“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 的感性张扬，表现出理性潜沉。文为世用和哲理禅趣成了宋代美学的两种面向 。在理学家的哲学体系中，“道（理）通过 气 的中介形成自然界的万象；通过人性的中介落实到社会的伦理关系上”。在美学中，“道”是重要的艺术价值来源。宋朝理学家认为“文以载道”是体悟“道”的次要手段，并且具有愉悦性的美文和过度的辞藻修饰会阻碍对道的追寻，甚至产生了“作文害道”的论点。苏轼也有“文以载道”的思想，不过杨治宜指出苏轼没有那种极端化的倾向。同样，苏轼对北宋理学家文艺美学的背离植根于他的人性论。人性论是中国古代哲学家论“道”的基础，是洞见哲学思想之根本。国内学者一般将孔子的人性论归为“性恶论”。考察苏轼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他在辨孟和斥荀的过程中并未明确提出非此即彼的人性论，即“性善论”或“性恶论”，而只是表明了人性趋向善恶的问题，表现出“中庸”的思想。王安石在人性论方面也存在“执中”的思想，其先后有“性不可以言善恶”与“有恶有善论”的观点。但是王安石强调教育的本质是使人向善，而圣人之人性是绝对的典范。苏轼则认为圣人之人性虽是表率但不足以称得上极端完美。因为人性论上的“中庸”，苏轼既反对王安石取消诗赋科改考时务科的做法，也反对程颐只有读圣贤书才能获得真理而批判艺术创作的观点。相比之下，苏轼的思想更接近于人的自然状态，他提倡追求圣人人性的完美，同时认为要接纳其中的不完美；他推崇利用文艺创作表现自然人欲，并通过艺术完善人格。杨治宜认为，苏轼的自然美学理念超越佛禅的不立文字理念。禅宗发现了语言在悟道方面的局限，在传法过程中多放逐语言。因此，禅诗的出现多引起文人的讥讽。对此，苏轼进行了抨击。他借用佛家术语方便法门论述，悟道需要方便法门，而诗歌艺术亦是悟道的方便法门。由此，与苏轼交好的禅僧思聪也认为学习艺术对于参禅悟道大有裨益。苏轼的诗歌、书法、绘画创作都强调不能遵循“不学”和“无法”，反而需要通过刻苦锤炼提高境界，通过反复练习达到技艺的自然。人的天性自然并非是无所作为，而应是利用本质特性，精益求精地锻炼，最后达到人之为人而能达到的艺术“自然”，这种境界的达到可说是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在苏轼的自然美学中，“自然”并不是无所作为，也不是无限制和无规则，而是在约束和自由的矛盾中达到的一种境界。杨治宜在书中总结道：“辩证的艺术 自然 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定义。它结合了矛盾的两面：一面是对完美的不懈追求，另一面是创造临界点上与不完美的妥协。”因此，苏轼自然美学理念所求之“道”并非道家的“道法自然”，也不完全是理学家的“文以载道”，更不是“不立文字”的参禅悟道，其本质在于利用“艺术即修身”的路径，去制造“自然”。这是苏轼受庄子影响并且融合进自身自然美学体系的重要部分。苏轼的“道”，是美学之“道”，即通过艺术的精益求精，向人性的完满趋近。三、名花怪石：苏轼文艺作品中的自然美之思在“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 的第三章，杨治宜不再局限于对苏轼天然自成的“自然”理念的探讨，逐渐将视野聚焦于苏轼自然美学的第二重内涵即对自然物的审美方式和意义的探讨。该章开篇以苏轼对名花牡丹既抨击又欣赏的矛盾心态展开，进而深入思考自然美和艺术美的关系。这样一来，艺术品“创作的自然”与“自然物的审美”构成了苏轼自然美学体系的两个方面。有关自然美的问题，从历史上来看，自然美的发现在西方始于文艺复兴时期，而中国始于魏晋时期热烈而矛盾的精神解放潮流中。杨治宜在第三章运用很大篇幅来考察西方美学史上的自然美问题。从黑格尔、康德、顾彬的自然美理论再到本雅明、列奥塔、荷尔德林对自然中“非人”语言的讨论。杨治宜指出：“一旦我们言说自然，它就不再是作为纯粹物质存在的自然，而成了对它的语言表现。”由此，引出苏轼对自然物的鉴赏问题。以唐诗中的“解语花”为例，看花人对花的视觉欣赏转化为士大夫与年轻女子的语言情感交流，这样的内涵在苏轼的作品里发生了改变。苏轼的 次韵表兄程正辅江行见桃花 诗中云：“我观解语花，粉色如黄土。一言破千偈，况尔初不语。”杨治宜指出，诗经 中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描写，其中以桃花指代年轻美人，但苏轼却用佛家思想去消解了传统桃花诗中“桃花”意象附着的意义，将“解语花”重新净化出花的纯粹物质存在的本质，这与近代西方美学家对“非人”语言的研究不谋而合。牡丹花是审视苏轼自然美学第二重内涵的一个 新余学院学报 年切入点。杨治宜在“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 中考证了牡丹的来历以及唐宋僧众喜爱牡丹的原因，同时指出了僧众和儒家文士因为牡丹引发的“色”与道德之间的矛盾问题。从北宋开始牡丹便被赋予了道德属性，导致牡丹繁华之“色”与佛禅精神之“空”产生了对立。而在儒家方面，北宋儒家的道德美学完成了由文艺作品向人格修养的扩展，表现在自然审美上就是理性的节制 。理学家推崇简约，反对在文章中堆砌华丽辞藻和抒发热烈情感，这与佛禅追求的摒弃繁华、回归空寂具有异曲同工之处。花之“色”不容忽视，流连花色亦不可取。苏轼在看花中找到了解决该矛盾的路径，即“从客体转换为主体，故而提出名花本身固有的危险可以通过观花之人看破纷繁假象背后空寂实体的禅修能力来消解”。从吉祥寺、太平寺再到密州的佛寺，苏轼习惯至佛寺观牡丹，但他对牡丹却有着极为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站在儒家立场“以礼抑色”，诗篇 牡丹 就用儒家式的口吻谴责牡丹为“草木之智巧便佞者”；另一方面，他运用佛禅的“以空破色”，在 吉祥寺僧求阁名 诗中说道“上人宴坐观空阁，观色观空色即空”。苏轼将牡丹因繁华之“色”被赋予的道德危机，利用佛禅“空”的手段消解了。另外，苏轼还在 惜花 诗“吉祥寺中锦千堆，前年赏花真盛哉”中，利用怀旧消解牡丹于当下带来的感官刺激。在苏轼的自然美学思想中，他极力消解牡丹的意向性，追求一种“绝对自然”，但是牡丹一旦借由语言变为审美的对象，就转向了“不自然”，这是无法克服的矛盾。除了名花牡丹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怪石来窥探苏轼的自然美学思想。“自唐、五代起赏石玩石之情趣初步显现，到两宋时期逐渐达到鼎盛。赏石不断成为风气的同时，各处名山大川、奇巧山石，也为中国的绘画艺术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灵感和题材。”宋徽宗赵佶利用“花石纲”构造出的皇家奇花异石花园艮岳，堪称古代怪石园林之最。苏轼爱石成癖，对奇石有着特别的情愫，并留下了许多咏石诗文画。他留下的唯一存世的绘画真迹 枯木怪石图 就是以石头为主题。他的诗 咏怪石：“家有粗险石，植之疏竹轩。人皆喜寻玩，吾独思弃捐。以其无所用，晓夕空崭然吾闻石言愧且谢，丑状炊去不可攀。骇然觉坐想其语，勉书此诗席之端。”诗中既有庄周梦蝶般的怪诞，又有对庄子匠石寓言故事的效仿和对庄子无用之用理念的阐发。在苏轼的赏石审美中，“丑陋、无用之物代表了风雅、品味；人格化的自然物成为其占有者道德品质的象征；而这些自然物还成为雄辩的哲人，引导其占有者踏上解悟之途”。苏轼一直试图用怪石的雄辩去除自然物以人类为中心的存在意义，从而实现一种超越性的“自然”归宿。四、和陶诗与丹学：苏轼自然美学的人生终极之表达陶渊明是东晋时期的大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和陶诗指的是自晋朝以后，以苏轼、苏辙和郝经为代表的士人，因为对陶渊明诗歌的推崇，继而以步韵、次韵、从韵等形式创作出大量追和陶诗的诗作。和陶诗现象以宋代最为突出。“和陶，熔铸了宋人对陶潜人格、思想的敬仰，对陶诗艺术成就的期羡，也折射出宋代不同历史时期人文精神的消长与更迭。”严格意义上讲，真正的和陶诗自苏轼始。据学者考核，现存苏轼的和陶诗有一百零九首，那么苏轼实际创作的要大于这个数目 。苏轼的“和陶”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概括了陶诗“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审美特征，又将陶诗的平淡质朴进行了艺术辩证的阐发，使其贴合宋代美学追求的平淡之美 。“苏轼对陶诗自然风格的理解在于不经意、不斧凿、适然寓意而不留于物 的天然之美。这也是深得艺术真谛的。苏轼把他所深刻理解的自然平淡风格推为艺术极诣。”陶诗既描绘自然美，又塑造出一种内心自然的状态。因此，苏轼的和陶诗可以看作其自然美学境界的升华。他将对艺术创作的“自然”和自然物纯粹存在的“自然”的探求，转向内心自然的回归。当苏轼流放于岭南，其内心的苦闷郁郁不得释怀时，是陶渊明的诗歌让他开辟了一片内心的桃花源。“苏轼对陶潜形象的积极转化与认同都是为了克服绝望、困窘与死亡之暴政的阴影。和陶诗 表面上的平静因此根本上是矛盾的，是自我说服的结果。”苏轼流放岭南，从惠州至儋州，蛮荒之地给他带来极大的冲击：一是就地理位置而言，岭南荒凉艰苦第 期张浩浩：向“绝对自然”迈进：苏轼的自然美学新探 读“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 的条件与中原都市的繁华便利形成极大落差；二是岭南处在文化中心的边缘，居民被视为未开化的蛮夷。政治上遭贬谪的失落，所处环境的边缘化，导致苏轼陷入一个巨大的困境之内，身体和精神均被蛮荒之境折磨。杨治宜在“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 中揭露了苏轼面对这样的一切选择的出路：在应对外在恶劣的自然环境时，苏轼利用和陶诗将直接的蛮荒景观转化为内在的桃花源，内心自然率真的回归，使他不再受外在环境的制约，从而达到精神的自由；在中原文化中心的边缘地带，苏轼抛弃了传统文人的夷夏观，通过欣赏异域风情和融入当地土著居民日常生活，消解了自身文化和社会的优越感。苏轼在 和陶归园田居六首 其二中写道：“江鸥渐驯集，譙叟已还往。一与譙叟醉，苍颜两摧颓。瞔舌尚可学，化为黎母民。”诗中江鸥和譙叟共同构成了作为主体的苏轼的客观审美对象，而苏轼已然融入当地民众之中，把他们的未开化视为自然的一部分，进而将蛮荒之地改变为道德纯良之所。不过，实际上苏轼不可能完全消弭自我的身份，他的文学影响力在教化岭南蛮夷方面起到很大作用。苏轼通过“敛才就陶”真正达到露其本色，实现了人立足大地，融于自然，“允许一切发生”的包容性，契合他“东坡”的自称。总体而言，苏轼的“和陶与效陶帮助了苏诗 老境 的形成，特点是清新晓畅，以外表的平淡包孕了内在的紧张丰富。通过风格上的 回归 陶潜，苏轼宣布完成了生命向原始自在状态的回归”。“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 的最后一章探讨了苏轼如何从逃避死亡走向与死亡的和解。两宋时期炼丹术实际上处于衰落期，但是内丹学却处在兴起阶段，对宋人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内丹学区别于传统的炼丹术，由参究性命来觉悟心本体，从而抵达老庄之真；通过内在修炼，实现自我超越，从而复归生命之本源 。宋代的士大夫对丹学多有推崇，苏轼是其中之一。根据杨治宜介绍，苏轼早期对道教丹学只是好奇，在黄州也只是短暂且浅显进行内丹学修行，直到被贬惠州。他一方面勤于论 易，写有 续养生论 和 龙虎铅汞说 等道教文章；另一方面苏轼因为痔疮，不得不涂抹丹药，继而需要依据道家的修行方式生活，后来甚至在罗浮山白鹤峰废弃道观的基础上修建了新居。由此可见，苏轼应是在惠州开始脱身于忧心庙堂的文人雅士，逐渐以道士隐者自居。苏轼进行道教修行的目的，很明显是为了求长生，这是他不向命运和时空局限屈服的尝试，是其对自我和外在超越的一种表现。正如书中所言：“对长生的追求因此也显示出类似于有意的练习和无意的挥洒之间平衡统一的动态结构，其结果是一种暂时的、有条件的、受人类不完美与有限性限制的逍遥自然。”最终，苏轼将自我回归于“自然”，既寄希望于借用和陶诗抵达内心的桃花源，实现内在状态的“自然”，又渴望利用丹学和道教修行的求索，摆脱肉体和时空的限制达到绝对的“逍遥自然”。在对所有矛盾的消解过程中，苏轼在最后关头实现了与死亡的和解。他的 答径山琳长老 诗言：“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既然向鸠摩罗什那样追求不自然的往生是徒劳的，不如以生命归于自然的方式化去。五、“寄寓天地，性命自得”：苏轼自然美学的宏大境界如上所述，苏轼在追求绝对的“逍遥自然”中，逐渐完成了对有限生命的和解。再进一步回溯他的自然美学之境，可以看出其实现了人的社会本性和自然本性的统一。苏轼向“绝对自然”迈进，是为了消除人的主体性，不过从人具有意识、与自然界分离的那刻起，想要消解自我，完全融入自然，已经极难达到。苏轼的追求，只是促使人从社会不自然状态中退却，将自身投入自然美的浸染之内，使人（社会）与自然不再是主客对立，而是相互融合。“寄寓天地，性命自得”是苏轼自然美学中呈现出的一种宏大境界。这方面内容杨治宜的书中并未涉及，但其确实是苏轼自然美学的组成部分。“寄寓天地”源自苏轼屡遭贬谪的人生际遇和对生命转瞬即逝的了悟。个人在自然天地之间本就孑然一身，这是人的自然本性。社会给予人的外在的归属感并不能将人本质的自然本性完全消弭。“吾生如寄耳”在苏轼的文学作品中共出现九次，从 过云龙山人张天骥“吾生如寄耳，归计失不早”中离开官场的矛盾心情，到 和王晋卿“吾生如寄耳，何者为祸福。不 新余学院学报 年如两相忘，昨梦那可逐”中贬谪生涯“人生如梦”之幻灭，苏轼一直在“寄”与“归”之间纠结，其诗文中也常表现这种矛盾的心理。不过最终苏轼超脱了人生处处“不自然”的境遇，懂得顺应自然，随遇而安。人生如寄，并不代表苏轼心无归处，他寓意于物，道出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真理。社会生存带来许多磨难，在人生如梦的喟叹之后，苏轼将自己的存在融于山水之间，融于由自然物引发审美感受的刹那间 。由此，苏轼开创了一种高深的审美境界，即不必刻意追寻或留恋自然物的美，或是想要长久占有那种美的感受，而应任意自然、随缘自适。苏轼 赤壁赋 在里写道，“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表达的正是对于自然的审美（包括人生之美）不必患得患失，而应满足于那种纯粹的刹那间的审美感受。“性命自得”是苏轼在领悟“寄寓天地”之后的又一自然美学思想，表现为对闲适审美情趣的追求。苏轼的“闲”是其对“绝对自然”的深层次迈进，他以闲适的审美姿态消减贬谪带来的思想精神与生存环境的困苦。朱刚认为：“闲 正是摆脱功利态度的人生境界。审美的非功利性，来自对 道 的体悟，来自对 性 的反思。”苏轼充分发展了官闲，由闲官上升到闲人，从本体的高度调侃“我是天地一闲物”，将“闲”由一种生活方式上升到一种生存方式，发展成一种生存的最高智慧，从而将人与政治的关系推及到人与 社 会、人 与 自 我，将“闲”推 向 了 历 史 的高峰 。苏轼将“闲”作为实现从“不自然”到“绝对自然”追求的中庸之道，作为由自在人生过渡到审美人生的基本路径。他于“闲”中构建出性命自得、以诚明而达致中庸的理想境界。“性命自得”是对追求自我实现而不得的郁闷的解脱，是观照日常诗意从而发现本真之自我的启发。苏轼对于“性命自得”的追求，“一方面欣赏 刚 正 与 大节；另一方面在涵养胸中 浩然之气 时又主张顺物成性、顺性而为，达到心与物的交融，使 浩然之气 充塞乎天地之间，达到 至大至刚，配义与道 的境界”。六、结语杨治宜的“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 以辩证的视角揭示了与苏轼有关的“自然”问题，全书包含了对苏轼自然美学问题的叙述和研讨。整体而言，她只是围绕着苏轼追寻“绝对自然”的精神进行阐发，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自然美学体系去解读。但是无论是苏轼艺术作品创作的“自然”追求，还是其对自然美的思考，都涉及自然美学的问题，并且自成体系。苏轼的自然美学主要由文艺作品创作的天然自成与修饰打磨、文艺作品创作与天然纯真悟道、自然物审美“自然”与“不自然”以及生命存在“自然”与“不自然”等四对矛盾的冲突发展构成。苏轼对天然自成的艺术创作的追求、自然物的自然审美和个体生命复归自然本性的求索成为苏轼自然美学的核心。在苏轼的自然美学中，人对自然美、自我精神创造物（文艺作品）、生命经历中“不自然”的克服以及“寄寓天地、性命自得”的自然美学境界的领悟，都是在向“绝对自然”迈进，尽管达不到极致状态，但是在向完美的日益趋近过程中，以有限的条件，去勇敢奔赴自然而至美的境界，就能达到不朽。参考文献：杜学敏 自然审美与自然美的基本特性 西部学刊，（）：杨治宜“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 苏轼诗文鉴赏辞典：下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夏玲 谈苏轼“随物赋形”与“自成文理”的艺术自然美学观 湖北教育学院学报，（）：尹欣欣 禅宗与苏轼诗词创作研究 汉中：陕西理工学院，：张百军 诗意地栖居：禅宗对苏轼书法美学思想的影响 书法世界，（）：苏轼 苏轼文集 孔凡礼，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何正力 从 赤壁赋 看庄子美学对苏轼的影响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潘立勇 从汉唐气象到宋元境界：宋代美学风貌概述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邓莹辉 两宋理学美学之形成初探：兼论理学家的文学创作与批评 福州：福建师范大学，：王水照，朱刚 苏轼评传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第 期张浩浩：向“绝对自然”迈进：苏轼的自然美学新探 读“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 苏轼 苏东坡全集：上 邓立勋，编校 合肥：黄山书社，：祁志祥 宋代的儒家道德美学主潮 文化艺术研究，（）：程承 宋代赏石审美观及宋画中的赏石入画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谢桃坊 苏轼诗研究 成都：巴蜀书社，：霍志军 宋代和陶诗刍议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金甫?苏轼“和陶诗”研究 上海：复旦大学，：王水照 苏轼研究 北京：中华书局，：苏轼 中国古代名家诗文集：苏轼集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曹在松 内丹学在宋代思想史上之意义 宗教学研究，（）：朱刚 苏轼十讲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程相占，刘汉君 论苏轼作为寄寓之道的自然审美 社会科学，（）：黄肃秋，李知文选注 历代散文选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朱刚 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 北京：东方出版社，：沈广斌“性命自得”与苏轼之“闲”兰州学刊，（）：陈莹 从“清风明月”到“断虹霁雨”：北宋雅词中士大夫人格精神的诗性表达 中国文化研究，（）：（责任编校：钱耐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