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网络使用的异质性影响研究.pdf

第29卷第5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29 No.5 2023 年 9 月 J.CENT.SOUTH UNIV.(SOCIAL SCIENCES)Sep.2023 DOI:10.11817/j.issn.1672-3104.2023.05.015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网络使用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韩鸿1，刘丁香2，万立良3 (1.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成都，611730；2.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北京，100024；3.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100089)摘要：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的方法，以成都市 8 所小学一至六年级的儿童为样本，探究体现社会宏观结构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微观层面的儿童网络使用状况之间的关联。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采用父母双方的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职业三个变量进行分析。经回归模型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儿童网络使用的重要因素，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儿童在假期(周末及节假日)的日均屏幕时间越短，网络依赖程度越低，网络使用技能水平越高。研究认为，我国儿童群体的网络使用已从访问机会差异转向使用质量差异，这一转变实质上是家庭阶层差异在数字空间中的延伸与重现，并可能在代际资本传递的作用下引发阶层的再生产。未来，弱化儿童网络使用质量的家庭阶层区隔亟需社会各界共同发力，为缓解数字不平等的低龄化现状创造可能。关键词：学龄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屏幕时间；网络依赖；网络使用技能 中图分类号：C9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23)05017513 一、问题提出 媒介理论家施蒂格夏瓦(Stig Hjarvard)曾预言：随着深度媒介化社会的来临，一个前所未有的非物质性象征环境将成为未来孩子们的成长园地1。而今，当云端交往、在线教育成为儿童日常生活的惯例，夏瓦的预见已成事实。据第 11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状况调查数据，2022年我国儿童整体的上网率为 99.9%，超过全国73%的互联网普及率2，数字“原住民”低龄化的特征愈发显著。当数字技术日益下沉，互联网的普及往往引发公众对于互联网“普惠”的迷思它能够成为儿童的“第二大脑”，帮助其实现拓宽学识眼界、实现个性化教育、丰富视听体验等“赋能”目的。然而，因过度使用互联网造成的视力疲劳、心理亚健康、学习成绩下降等问题越发成为儿童网络使用“负能”作用的显影剂，甚至上升为诸多国家的重大公共卫生关切3。有研究者将这种不恰当的网络使用行为称为“问题性网络使用”(problematic internet use,简称 PIU)，它严重影响了儿童的身心健康、社会适应与学业成就4。调查发现，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儿童群体的问题性网络使用表现尤为突出，且相对于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而言，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存在更严重的问题性网络使用倾向5。针对这一现象，国内外一批学者以家庭因素为线索对儿童网络使用展开了相关探究。维罗尼卡科诺克(Veronika Konok)等发现，父母学历层 收稿日期：20220722；修回日期：20230603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算法传播时代青年群体网络政治参与的互动机制研究”(2023JX028)作者简介：韩鸿，男，四川古蔺人，文学博士，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发展传播学；刘丁香，女，河南信阳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视听传播与社会变迁；万立良，男，江苏淮安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全球传播，联系邮箱：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9 卷第 5 期 176 次较低的家庭，其子女在移动触屏设备上花费的时间更多6；索尼娅 利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等认为，文化程度与经济收入越高的父母更具网络风险意识，其会通过严格限制子女的数字媒体使用时间的方式来规避网络的负面影响7；坎萨切姆纳德(Khansa Chemnad)等强调了网络依赖的代际传递作用。如果家长自己网络成瘾，其子女对网络的依赖程度只会更深8。国内学者则结合本土的现实语境展开了系列在地化探索，如张卓等发现，农村儿童对视听媒介的依赖程度高于城市儿童，但独立使用网络的技能却不及城市儿童9；王红认为，受隔代监护或寄养环境的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对网络信息的获取与运用能力低于非留守儿童10；安涛等指出，儿童网络素养受家庭背景的影响，父母学历高、家庭优渥的城市儿童具有更高的网络使用素养水平11。上述观点表明了儿童网络使用本身的动态性、殊异性与复杂性，启发后续研究在考察儿童群体网络使用情况时要考虑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遗憾的是，目前相关研究或论及儿童游戏成瘾、短视频成瘾等特定网络依赖行为的生发机制，或是通过聚焦乡村儿童、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的网络使用状况来把握特定儿童群体网络实践的规律，很少关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网络使用的影响。故有学者提出：“我们必须超越对网络访问和技术基础设施问题的单方面关注，致力于解决社会文化差异，专注于网络技能、网络素养与参与鸿沟。”12鉴于此，本文以儿童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网络使用的异质性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将探究以下问题：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在屏幕时间、网络依赖程度及网络使用技能水平方面存在何种差异？这种差异又会产生何种社会影响？文章将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以期透视儿童网络使用现象背后隐匿的社会动因。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不平等：数字鸿沟演进中的家庭阶层区隔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互联网商业化浪潮兴起，信息技术的非均质化获取与使用引发了传播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对“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现象的讨论，旨在以跨学科的交叉视野研究“社会阶层与数字不平等”这一议题。对数字鸿沟现象的探索可追溯至 1995 年由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发布的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一项有关美国城乡信息穷人的 调查报告，该报告将数字鸿沟定义为：信息技术拥有者与缺乏者之间的差距13。而后，围绕 收入14、教育15、职业16等因素探讨造成技术接入障碍的研究相继开展，揭示了社会经济因素 对互联网接入机会的正向影响。随着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的加速与互联网运用的普及，学界认为，物理意义上接入与否的二分法隐没了更深层的社会根源，即相同的物质接入形式并不能代表 网络使用方式和程度间存在一致性，故以“使用接入”与“技能接入”的不同来标示二级数字鸿沟17。曾经造成网络接入分化的社会经济因素依旧是研究二级数字鸿沟形成过程中的显在变量，这一因素促使不同群体产生分化18，形成研究者所谓的“信息富人”(the information rich)与“信息穷人”(the information poor)19。有研究发现，“信息穷人”属于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弱势群体，他们面临的“数字贫困”境况会进一步减少其获取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机会，加大其生存危机20。有论者将此种由互联网使用造成的线下 利益分化状况视为“结果鸿沟”或“三级数字鸿沟”21。由此，数字鸿沟演化为一个复杂和多维的研究论域，并随着研究的深入愈加理论化。例如，亚历山大 范 德尔森(Alexander van Deursen)等着眼于数字鸿沟生发的过程性机制，以荷兰人口为样本建构了关于移动、接入、技能和使用的四差距模型22；艾伦约翰娜赫尔斯珀(Ellen Johanna Helsper)等探讨了线下因素对线上不平等现象的调节作用，搭建了社会排斥与数字排斥的关联模型23；马西莫拉格内达(Massimo Ragnedda)等则通过援引不同的学科视角对数字鸿沟进行阐述，为深入理解数字鸿沟的新变化提供了借鉴24。从数字鸿沟研究的发展史发现，数字技术与 政治与社会研究 韩鸿，刘丁香，万立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网络使用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177 社会结构呈现复杂的互动关系，二者彼此交织而非严格对立。它提醒我们，看似以网络使用为表征的“技术鸿沟”背后，潜藏着更深层次的“社会鸿沟”。这说明，数字技术正在成为驱动社会不平等加剧的重要推力。(二)家庭场域濡化：代际资本传递与数字惯习孕育 如果说数字鸿沟理论关注的是社会不平等的技术面向，那么由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资本理论则聚焦社会不平等的循环过程。该学说认为，资本具有再生产和代际传承的特性25(189)。后续研究借由资本理论审视数字化时代社会不平等的生成机制，来探析家庭资本何以影响子女对技术的获得与使用状况2627。布尔迪厄将资本划定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重维度，其中经济资本是指可以直接转换为货币的金融资源(财产、收入等)；文化资本是指制度化的教育资格、学历文凭；社会资本是指既有或潜在的社会关系网络25(192)。由于资本具有内生性、排他性与获利性等特点28，不同类型的资本在同一系统中一直处于竞争和交换状态，这个系统即为“场域”(field)29(133134)。不同于一般行动者间的竞争关系，资本在家庭场域的流动形式属于自上而下的继承关系，子代通过继承亲代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习得自身特定的性情，这些被内化了的心智结构称为“惯习”(habitus)，它能够塑造个人的思维方式、知觉与行动29(161)。随着数字媒介在私域的全方位渗透，家庭逐渐成为儿童连接网络的主阵地，亲代凭借自身的资本积累影响子女的网络实践表现，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儿童“数字惯习”的形成30。家庭的经济资本状况，成为儿童接触网络实现数字媒介可及性的前提条件31。家庭文化资本影响父母对待子女的触网态度，持有更多文化资本的家长对于新兴科技愈加警觉，他们通过限制、监督等方式介入子女的网络使用过程32。家庭社会资本涵盖家庭外部的父母参与和家庭内部的父母参与33，前者指父母与外部资源的联系，包括与学校、社会组织、社区邻里的互动关系；后者关注家庭成员间的互相协作行为34。研究表明，愈为紧密的家庭互动愈利于锻炼儿童的网络风险识别能力，降低其超量使用互联网的可能性35。综上所述，数字鸿沟与家庭资本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即差异化的网络实践表现与个体生活场域的资本结构息息相关。儿童群体间的数字鸿沟植根于家庭资本积累的差异化，源于亲代的先赋性因素，经由“资本惯习”的动态循环链接了父辈与子辈的数字惯习，催生了儿童网络使用“千人千面”样态。(三)研究假设 依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我国社会成员因职业分化和对组织、经济、文化三种资源的占有不同，被划分为五种社会地位等级36。儿童作为尚未完全社会化的群体，其自身的阶层划分依据其家庭社会地位，故本文遵循综合化原则，使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简称家庭 SES)这一变量判别儿童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相对阶层水平37。据历次中国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网络使用泛指网络用户从事的一切与网络相关的活动行为，包括移动通信、获取信息、休闲娱乐等。本文在参考梁永炽(Louis Leung)等人研究的基础上38，侧重考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的屏幕时间、网络依赖程度与网络使用技能水平三重维度的影响。1.儿童屏幕时间 美国儿科学会将“屏幕时间”(screen time)界定为花费在电视、手机、平板等一切屏幕前的时间总和39。一般而言，儿童屏幕时间的高峰常出现在休息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儿童可能具有更低的屏幕时间水平40，因父母通常格外重视电子屏幕使用时间对子女身心健康的影响，不仅会严格限制子女的视屏时长，还会鼓励其多 参加体育活动41。而儿童的网络使用时间相对较长的现象可以反映出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处于较低层次，他们的视屏时长一般不会受到严格约束42。换言之，儿童屏幕在线时间的长短表明其被允许使用网络的时间阈值区间，具体的弹性空间则可能与其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关。由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 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在假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9 卷第 5 期 178(周末及节假日)的日均屏幕时间呈负相关关系，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孩子在假期的日均屏幕时间越短。2.儿童网络依赖程度“网络依赖”(internet addiction)是指一种病态的、强迫性的互联网使用状态，表现为个体因过度使用互联网而造成自身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的损害43。已有学者发现，儿童与青少年是最容易对网络产生依赖性的群体，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层次是预测其依赖程度的显在因素44，家 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儿童接触网络社交的频率更高，并伴有显著的网络成瘾倾向45。还有研究通过进一步检验儿童网络使用偏好对依赖程度的影响发现，处于较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更倾向通过网络连接获得交互快感，对网络的依赖程度更高46，易引致认知资源分配混乱、学习注意力分散等次生问题47。而来自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儿童多青睐于参与策略性的、目的性的在线活动，他们注重网络使用过程中成就感的获得，对网络的使用表现出更强的自我控制能力48。据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 2：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网络依赖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儿童的网络依赖程度越低。3.儿童网络使用技能水平“网络使用技能”(digital skills)是指能够“安全地使用电脑、手机等数字设备来检索、筛选、评估、创造和交流数字信息的能力”49。在技术本位的数字化情境下，中小学生使用网络的技能水平逐渐成了衡量其学习水平和生活状况的决定性因素，成为预测数字鸿沟的重要指标50。现有研究表明，网络使用技能的培养并非仅依靠日常的网络实践51，父母对子女网络使用的适当干预能够提升孩子对网络信息的判断能力与利用网络内容进行创作的能力52。然而，家长的指导能力因自身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性质、经济收入的不同而有所差别。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父母通常以脑力劳动居多，他们可以在日常的数字化办公活动中积累一定的计算机操作能力，有利于子女网络使用技能的培养。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父母往往以体力劳动居多，他们因缺乏互联网的相关知识而难以在信息获取与网络使用方面给子女予以有效的指导与帮助53。基于上述结论，提出研究假设：假设 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网络使用技能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儿童的网络使用技能水平越高。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由于互联网普及率在小学阶段增长最快54，加之该阶段的儿童处于认知发育的关键期，网络实践会对小学生群体的身心发育产生重要影响，所以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于一至六年级的小学生。本文的调研地点为成都市，之所以选择该市是因为研究团队曾参与推进成都市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的相关项目，与部分市属小学初步建立了友好关系，具有推进调研进程的可行性；二是该市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大城市，市民对社会资源的占有量呈“金字塔”的分布55。依据 2022年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成都全市共有小学 636 所，在校生 118.1 万人56。本文在确保研究样本具有代表性与兼顾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按照地域样本容量平衡的原则来控制被选学校所在地的属性，使用分层抽样与便利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展开调查研究。按照各行政区的人口密度分布情况，研究者依照学校所在地区(主城区/新城区/远城区)选取了 8 所小学(4 所主城区小学、2 所新城区小学、2所远郊区小学)的学生作为调研对象，于 2022 年9 月 10 日向这些学校一至六年级的学生发放问卷，预计每所小学每个年级发放 40 份，每所学校 240 份。依照各校的到访人员出入规定，其中4 所学校的问卷发放在班级的家长微信群内，通过发送问卷星的形式进行调研。剩余 4 所学校的调研形式为线下实地进行，研究者现场告诉学生问卷填写的注意事项，并要求其次日将问卷与作业一同上交给班主任，最后再由班主任将回收的问卷交给调研者。在剔除无效作答问卷后，最终政治与社会研究 韩鸿，刘丁香，万立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网络使用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179 得到有效问卷 1 721 份，问卷回收率为 89.6%。此外，为更深入地解读数据背后的信息，研究者从调研对象中邀约了 15 组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父母与儿童进行深度访谈，以比较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儿童在网络使用上的具体差异，样本情况详见表 1 与表 2。表 1 问卷调查样本基本信息(N=1 721)变量 类型划分 人数(个)百分比(%)儿童性别 男孩(=0)女孩(=1)890 831 51.7 48.3 儿童年级 一年级(=1)二年级(=2)三年级(=3)四年级(=4)五年级(=5)六年级(=6)293 278 289 291 287 283 17.0 16.2 16.8 16.9 16.7 16.4 父母性别 父亲(=0)母亲(=1)709 1012 41.2 58.8 父母年龄 35 岁以下(=1)3545 岁(=2)4555 岁(=3)55 岁以上(=4)559 967 191 4 32.5 56.2 11.1 0.2 家庭 SES 低 中 高 387 740 594 22.5 43.0 34.5 家庭 所在地 市区(=1)县城(=2)乡镇(=3)农村(=4)924 87 559 151 53.7 5.1 32.5 8.8 表 2 受访家庭信息 家长姓名 家长性别 儿童年级 儿童性别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代某 女 三年级 女 低 杜某 男 三年级 男 低 谭某 男 四年级 男 低 李某 男 四年级 男 低 刘某(A)女 三年级 男 低 何某 男 二年级 女 中 胡某 女 六年级 女 中 汤某 女 一年级 男 中 钱某 男 六年级 男 中 刘某(B)男 六年级 男 中 欧某 女 二年级 男 高 黄某 女 四年级 女 高 伍某 女 二年级 男 高 白某 男 五年级 女 高 吕某 女 五年级 女 高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9 卷第 5 期 180(二)变量测量 1.自变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指标通常包括父母双方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状况及从事的职业等。本文参考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提出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框架进行操作，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代表文化 资本，以家庭月收入情况代表经济资本，以父母从事的职业代表社会资本57。具体而言，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按照“文盲”“小学”“初中”“中专/技校”“职业高中”“普通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以上”划分为 9 类，分别编码赋值范围为 19。结合成都市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将家庭月收入状况划分为“2 000元以下”“2 0014 000 元”“4 0017 000 元”“7 001 10 000 元”“10 000 元以上”5 个等级，分别编码赋值范围为 15。父母的职业测量参照方光宝等的研究，将其分为“无业/失业/下岗”“农民”“个体户”“商业与服务业一般职工”“生产与制造业一般职工”“技术工人(包括司机)”“教师/工程师/医生/律师”“企业/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领导与工作人员”9 个类别，分别编码赋值范围为 1958。最后，将父母各自的受教育程度、从事的职业以及家庭的月收入状况得分相加求和即可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值59。经计算，总分的分布范围在 841分之间，从低到高依次划分为低(818 分)、中(1929 分)、高(3041 分)3 类。2.因变量：儿童网络使用 首先，鉴于周一至周五的课业学习安排，屏幕时间的测量范围为小学生群体在假期内(周末、节假日及寒暑假)的日均屏幕时间，题项包括“1小时以内”“12 小时”“23 小时”“34 小时”“4 小时以上”5 类，赋值范围为 15 分，所得分值越高表示屏幕时间越长。其次，对网络依赖程度的测量参考金伯利扬(Kimberly S.Young)制定的网络依赖症量表，题项包括“上网是日常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一上网就舍不得下网”“一旦很久不使用网络，会觉得与外界失去联系”“如果不使用网络，会焦躁不安”“一上网就感觉现实生活中的烦恼立刻消失了”43等 5 项。回答形式采用李克特量表作答，分别设置了“完全不符”“不符合”“一般”“比较符合”“完全符合”5 类，赋值范围为 15 分，所得分值越高表示儿童的网络依赖程度越高。最后，对网络使用技能水平的测量借鉴李晓静编制的我国中小学生数字技能测评框架49。该量表共包括5个维度，其中操作技能维度包括“知道如何使用快捷键”“知道如何在浏览器里打开收藏的网页”和“知道如何点击链接访问新的网页”；移动技能维度包括“知道如何在手机或平板上安装或卸载软件”和“知道如何用手机、平板等设备拍摄照片”；创造技能维度包括“知道如何制作多媒体展示”和“知道如何在音频编辑软件中合并音频”；社交技能维度包括“会在网站上发布言论”和“会访问别人的微信朋友圈等社交主页”；安全技能维度包括“知道如何屏蔽网络广告或者垃圾邮件”和“知道如何寻找安全使用网络的信息”。对上述问题回答“是”的记 1 分，回答“否”的记 0 分，所有题项的得分相加即代表网络使用技能水平。经检验，各量表的内在一致性具有较好的信度，具体的 Cronbachs 系数见下表 3。表 3 研究问卷信度检验 研究工具 Cronbachs 系数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0.776 儿童屏幕时间 0.711 儿童网络依赖程度 0.735 儿童网络使用技能水平 0.812 3.控制变量 基于已有相关研究框架，本研究将父母性别与年龄、儿童性别与年级、家庭所在地纳入控制变量。其中性别为二分变量，做虚拟变量处理(父亲=0，母亲=1；男孩=0，女孩=1)；家长年龄、儿童年级做连续变量处理；家庭所在地中将市区作为基准变量，县城、乡镇、村庄为对比变量。四、研究结果 (一)回归结果 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为自变量，将儿童屏政治与社会研究 韩鸿，刘丁香，万立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网络使用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181 幕时间、儿童网络依赖程度、儿童网络使用水平作为因变量，并引入控制变量：儿童性别与年级、父母性别与年龄、家庭居住地，构建 6 个回归模型。其中，Adj R2均随着控制变量的加入而上升，说明 6 个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在多重共线性检验中，模型 1 和模型 2 的方差膨胀系数(VIF)介于1.432 和 2.496 之间，模型 3 和模型 4 的方差膨胀系数(VIF)介于 2.014 和 3.335 之间，模型 5 和模型 6 的方差膨胀系数(VIF)介于 2.354 和 2.566 之间，即所有模型的方差膨胀系数(VIF)均小于 5，这表明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在残差独立性检验中，所有模型的德宾-沃森(D-W)检验值均在 2 附近，说明样本的数据之间无相互干扰关系。在模型的残差正态性检验中发现，所有模型的残差属于正态分布。在残差方差齐性检验中，当预测值不断增加，残差值的离散程度一致时，表明建构的模型方差齐。综上，建构的模型质量较好，支持回归分析。(二)结果剖析 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负向影响儿童屏幕时间 根据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回归系数为0.276(p0.05)，儿童在假期的日均屏幕时间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负向关系通过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假设 1 得到验证，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儿童，其在假期间的日均屏幕时间更短。媒介理论家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曾提出童年消逝论。该理论认为，电子媒介信息无分级化的流通愈发模糊了儿童与成人之间的界限，而减少屏幕时间则是儿童应对信息失序的办法之一60。但研究者在访谈中发现，儿童的视屏时长与其家庭背景密切相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劣势的父母多以体力劳动为主，或者身兼多职，他们对儿童的屏幕使用时间疏于管理。代某(三年级学生的母亲、餐厅服务员、职业高中)谈道：“疫情要上网课才给孩子买了一个平板，但自从买了之后，孩子刷视频的时间多于学习的时间，老是边玩边写，好些作业都不认真完成，甚至有一回跟我讲不想上学了。”而居于社会经济优势地位的父母则善于从问题根源上找症结，凭借其敏锐的科技洞察力并以技术逻辑驯服技术达到治本之效。如钱某(六年级学生的父亲、企业中级管理职员、学士)发现，孩子短视频上瘾的主要原因是大数据的个性化推荐，为减少孩子的短视频使用时间，他没有将软件直接卸载，而是通过优化短视频软件中的视频流结构来改变推荐的内容类型，“我在孩子手机的抖音里经常故意刷很多备考方法和励志演讲的视频。等孩子再用手机玩时发现，那些搞笑视频少了很多，一些和学习有关的东西逐渐多了起来，娃娃不再像以前那样拿着手机一看就放不下了。”这部分家长通过与大数据技术的协商重建子女信息世界的内容秩序，使孩子在网络使用过程中不仅做到会用，更实现了善用与智用。2.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负向影响儿童网络依赖程度 从回归分析结果来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回归系数为0.206(p0.05)，儿童网络依赖程度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负向关系通过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假设 2 得到验证，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儿童，其对网络的依赖程度更低。究其原因，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父母对儿童的网络使用具有更积极的介入意识，如黄某(四年级学生的母亲、中学老师、硕士)为了转移网络屏幕对儿童的吸引力，不仅通过举办家庭活动的方式来增加亲子互动的频次，还十分注重家庭藏书以创造读书氛围使孩子养成读纸质书的习惯。“幺女的手机通常由我保管，我跟她说好了，除了查阅学习资料外，每次玩手机的时间不能超过1 个小时。每个月会有固定的家庭读书会活动，我们都放下手机，全家人一起读书。”相反，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父母由于缺乏网络使用经验，不易察觉互联网上失序的内容对儿童认知发展的侵扰，网络钝感力明显。李某(四年级学生的父亲、餐饮店主、职业高中)谈道：“我和他妈平常忙店里生意，孩子放学后会在店门口写作业，写完作业就刷手机看视频，不让看他又会到处乱跑，更让人担心。”这类父母不仅对子女的网络使用不加限制，还将网络职能化为“电子保姆”，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9 卷第 5 期 182 以此重构亲子教育方式。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正向影响儿童网络使用技能水平 经回归模型分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回归系数为 0.239(p0.05)，儿童网络使用技能水平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正向关系通过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检验。因此假设 3 得到验证，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儿童的网络使用技能水平更高。访谈发现，家庭的经济基础不仅决定了子女获得网络设备的机会，还对其知识储备产生重要影响。如吕某(五年级学生的母亲、医生、硕士)主动为孩子报少儿编程课程，自幼培养其计算机应用能力，“从孩子六岁开始每周末会送孩子去学习，他现在不仅掌握了一些基础的编程原理，还能够自己写一些代码，说以后想成为一名软件开发工程师。”伍某(二年级学生的母亲、企业高级管理者、硕士)则为孩子制作了一张信息可信度分析表，通过该表格与女儿共同分析网络谣言的特点以提升孩子的网络信息甄别能力。如此，这些经过训练的儿童会凭借对技术的解码能力透视屏幕。而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父母则由于自身的能力有限，其子女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较为薄弱。如杜某(三年级学生的父亲、个体户、专科)感慨：“孩子喜欢在网上和陌生人聊天，我问她聊什么她也不讲，有一回我趁孩子睡着了把她手机打开，竟然发现有人问她借钱，还说什么过两天见面细聊，还好被我及时制止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可见，这部分儿童因没有获得有关网络使用的科学指导和实践锻炼而被隔离在数字技能的大门之外，他们不仅无法从网络使用中 表 4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网络使用的回归分析(N=1 721)变量 因变量 儿童屏幕时间 儿童网络依赖程度 儿童网络使用技能水平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B Sig B Sig B Sig B Sig B Sig B Sig 自变量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0.218 0.000*.276 0.009*2.4710.002*0.2060.007*0.193 0.005*0.2390.000*控制 变量 儿童性别 0.019 0.422 0.0610.429 0.0630.551儿童年级 0.290 0.004*0.2770.000*0.2450.000*父母性别 0.081 0.246 0.0420.280 0.0620.461父母年龄 0.005 0.896 0.0090.841 0.0340.732县城 0.031 0.417 0.0730.422 0.0370.681乡镇 0.143 0.018*0.1120.035*0.0580.369村庄 0.125 0.024*0.2140.012*0.6070.431 常数 3.372 0.000*0.279 0.004*2.3050.000*2.2240.003*2.257 0.000*2.2810.000*Adj R2 0.093 0.099 0.082 0.087 0.074 0.089 D-W test 1.874 1.911 1.932 2.064 1.845 2.001 F test Sig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注：*p0.1，*p0.05，*p0.01。政治与社会研究 韩鸿，刘丁香，万立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网络使用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183 获益，还可能引致泄漏隐私、威胁人身安全等潜在危机。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聚焦小学生群体的网络使用现况，以数字鸿沟与资本理论作为研究进路回应了本土语境下社会现实的重大关切：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区别于既往文献通过城乡二元的对比视角考察儿童网络使用的差异，本文将家长的教育背景、经济收入与职业类别三个变量纳入研究范畴，探讨体现社会宏观结构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微观层面的儿童网络使用状况之间的关联。整体而言，研究结果反映了我国儿童群体的网络使用已从访问机会差异转向使用质量差异，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趋近一致9,1112。更为重要的是，本研究进一步发现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网络使用质量的相关性，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的假期日均屏幕时间与网络依赖程度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对儿童的网络使用技能水平具有负向的预测作用。这一发现揭示了儿童群体中存在的数字不平等现况，即儿童的网络使用质量深嵌于当代社会的分层结构中，他们在屏幕时间、网络依赖程度及网络使用技能水平方面的差异化实质上是家庭阶层差异在数字空间中的延伸与再现。传播学者史蒂文拉克斯(Stephen Lax)曾警示，“不是最新的技术创造了新型社会，而是新技术掩盖了持续的不平等和社会分裂”61，本文与此忧患不谋而合。近年来，我国学龄儿童的互联网使用率虽然逐年提升，但是问题性网络使用也越来越普遍。一方面，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对待子女网络使用的态度不同，这种差异化的态度背后隐匿的是不同阶层的媒介教育理念。教育社会学学者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曾揭示不同家庭在教养方式上的殊异：中产阶层父母多 采取积 极介入 的“协作 培 养”(concerted cultivation)模式，而劳动阶层父母则倾向于采用“自然生长”(natural growth)模式62。当儿童的数字化生存成为常态，父母的教养方式会相应影响其对子女的媒介干预意愿。有研究表明，经济收入与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父母更会积极地采取干预措施，会主动告知孩子关于互联网使用的风险与隐患，增强其对数字媒体的批判意识63；反之，那些囿于经济负担或文化水平较低的家长对于子女的数字化实践疏于引导，以手机为代表的智能终端甚至成为陪伴孩子成长的“电子保姆”64。另一方面，儿童差异化的网络使用质量可能会引发社会阶层的再生产，再塑阶层隔膜。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层次代表着父辈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等级，其对儿童网络使用的时间、依赖程度及技能水平的影响不仅是正或负的相关关系，还预示着子辈在数字时代的阶层流动状况。由布尔迪厄建构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教育不仅拥有自己的专业利益，还是社会资本重新分配的场域。优势社会阶层通过学校教育的制度安排或其他渠道助益子代在教育竞争中的成功，进而主宰个体的人生际遇65。在教育信息化浪潮下，非制度化的自主在线学习日益勃兴，但这并非裨益所有的学龄儿童，那些家庭背景较好的孩子更可能因为使用了互联网而获得更好、更多的学习机会66。本文在访谈中发现，由于具备良好的网络使用习惯和课程的购买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父母不仅可以为子女树立了科学用网的榜样，还能够负担子女在线学习的经济开支并积极开拓线上学习园地，使子女在家长引领与数字资源的双重助推下赋能学业，依凭文化资本的积累获得更多向上流动的机遇；而居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弱势一方的父母往往身陷信息素养匮乏与网络指导无力的现实困境，其子女不仅易与优质数字化学习机会失之交臂，还因沉迷网络游戏荒废学业，面临生活停摆的局面。简言之，儿童能否从网络使用中获得“数字红利”取决于其家庭的经济、文化、社会地位等先赋性因素，并在资本代际传递的迭代式循环中实现阶层的再生产67。一言蔽之，不同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仅会影响儿童网络使用的异质性，还可能外溢至社会全域产生相应的社会后果。正如社会学者劳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9 卷第 5 期 184 拉罗宾逊(Laura Robinson)指出的，“个人的数字参与和数字资本关乎其在社会诸多领域内优势地位的获得，如果忽略了数字不平等，便无法理解 21 世纪的社会景观。”682020 年，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标志着我国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地画上句号，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面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要求，脱贫攻坚应有进一步的辐射范畴。当前，社会数字化与触网低龄化的交织扩大了儿童数字鸿沟，弱势儿童群体的数字贫困问题亟待解决。尽管近年来我国通过“普遍服务”“宽带中国”“网络扶贫行动计划”等政策实践逐步弥合了不同地域间的数字接入鸿沟，但在引导儿童科学用网的推进工作方面还存有施力空间，如家庭媒介教育方法失宜、学校网络素养课程体系松散、社会机构参与度不高均为关键痛点。可以说，我们如今面临的是一个需要协同发力的社会结构性问题而非纯粹的技术性问题。未来，社会各方主体还应在强化家庭责任、提升教师队伍网络素养水平、优化数字平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机制等方面发力，为推动儿童网络使用质量从区隔向融合发展创造可能。最后，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待在未来研究中修正：一是在变量设计上，虽然本研究旨在考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屏幕时间、网络依 赖程度、网络使用技能水平的关系逻辑，但是从验证结果来看，父母的媒介干预策略很有可能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网络使用的中介变量。因此在后续研究中可以对父母的媒介干预策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分析。二是在研究对象上，未将教师、社区工作者、儿童玩伴等相关群体纳入考察范围。依循生态科技微系统理论，除了家庭外，学校、社区等因素对儿童的发展也具有交互性影响。近年来随着国家三孩政策的实施，后续的研究可以尝试探索在地化和本土化的研究论域，以更立体地呈现儿童媒介行为的全景观。此外，在研究设计上，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是面向成都市 1 721 名儿童开展的横断面研究，未来研究可以在扩大样本容量的同时开展纵向的追踪调查，跨城市群比较家庭因素与儿童网络使用的相互作用机制。参考文献：1 夏瓦.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M.刘君,李鑫,漆俊邑,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105110.2 方勇,季为民,沈杰.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34.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Public health implications of excessive use of the Internet and other communication and gaming platforms EB/OL.(2018 0913)20230601.https:/www.who.int/news/item/13092018-public-health-implicationsof-excessive-use-of-the-internet-and-other-co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