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关注对公司税收负担的影响分析.pdf

第 32 卷 第 2 期厦门理工学院学报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Vol.32 No.22024 年 4 月Apr.2024媒体关注对公司税收负担的影响分析刘丽珑1*，蒋燕2（1.厦门理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4；2.厦门理工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4）摘 要 以中国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聚焦媒体对上市公司税收负担的报道情况，基于声誉机制等理论，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通过分析媒体关注对上市公司税收负担的影响后发现，一般的媒体关注与公司税收负担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媒体负面报道在10%的水平上显著加重企业的税收负担。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解决内生性问题之后，该结果依然稳健存在。因此，政府、媒体、企业和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应着重关注并正视媒体对企业税收负担问题的负面报道，按需采取有效措施，并通过互联网等渠道互相监督、互利合作，在解决企业税收负担问题和提升企业自身价值的同时，争取各方利益得到最大化的实现。关键词税收负担；上市公司；媒体关注；媒体负面报道；多元回归分析法中图分类号F27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4432（2024）02-0048-08Impact of Media Attention on Corporate Tax BurdenLIU Lilong1*,JIANG Yan2(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Xia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Xiamen 361024,China;2.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Xia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Xiamen 361024,China)Abstract:Based on a series of relevant theories and using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this paper focused on the media s reports on the tax burden of listed companies,and selected China 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8 to 2020 as the research sampl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media attention and negative media reports on the tax burden of listed companie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general media attention and corporate tax burden,and negative media reports increase the tax burden on enterprises at a significance level of 10%.In addition,after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is used to solve the endogenous problem,the results remain robust.Therefore,the government,media,enterprises,investo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negative media reports on the tax burden of enterprises,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address them,and conduct mutual supervision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through the internet and other channels so that tax burden of enterprises is handled,value of enterprises doi:10.19697/ki.1673-4432.202402007收稿日期：20230625 修回日期：20240225基金项目：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会网络理论下基金团体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2022J05287）；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金团体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FJ2022C046）；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认知烙印视角下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海归成员的治理效应研究”（2021J011206）通信作者：刘丽珑，女，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企业财务管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E-mail：。引文格式：刘丽珑，蒋燕.媒体关注对公司税收负担的影响分析 J.厦门理工学院学报，2024，32（2）：48-55.Citation:LIU L L,JIANG Y.Impact of media attention on corporate tax burdenJ.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2024,32(2):48-55.(in Chinese)第 2 期刘丽珑，等：媒体关注对公司税收负担的影响分析enhanced and benefits of all parties maximized.Key words:tax burden;listed companies;media attention;negative media reports;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税收一直以来都是任何一家企业都无法避免的问题，“税收负担”指的是纳税主体因向国家缴纳税款而承担的货币损失或经济福利的牺牲。税收负担的加重会通过减少公司的会计净利润等作用机制降低公司的财务绩效水平，从而降低公司价值1。因此，多数企业会为了达到减轻税收负担、实现自身价值和利益提升的目的，采取各种各样的避税措施。合理的避税行为不仅有利于企业达到降税减负的目的，为企业增加更多的资金储备，也能够促进税法的改革和完善。然而，企业过度的避税行为会增加其税务风险，不利于其合理税收筹划策略的实施，同时也会对政府的财政收入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影响社会的资源分配。因此，长期以来，企业税收负担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一个重要焦点。公司的税收负担会受到产权性质、政治关联、地区差异、行业因素、企业规模等多种因素的影响2-5。除此之外，企业的避税和税收激进活动行为也会影响企业税收负担水平6-8。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媒体关注对企业避税等不规范行为的监督作用有明显加强的趋势。相对于以政策为主导的媒体而言，以市场为主导的媒体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的角色更为活跃，程度较深的报道与含有对投资者构成严重侵害内容的报道具有更强的治理效力9。同时，研究表明，税收的信息化建设会显著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税收的信息化建设能够有效拓展媒体获取企业税收负担信息的渠道，增强媒体的信息中介作用10。此外，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信息透明度，明显抑制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从而会增加企业价值11。更进一步地研究发现，政务新媒体对企业税收筹划和税收负担的治理作用日益明显，税务部门通过开通和运营社交媒体账号等方式有效提升了企业的税收遵从度，促进了企业间的税负公平12。同时，也有文献表明，媒体监督对公司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和管理层对媒体关注的重视主要是由负面报道引起的13-16，即媒体负面报道情绪越明显，企业避税程度越低，其税收负担也将随之变得更重。郭思远17除研究一般的媒体关注对公司税收负担和避税行为的影响以外，还通过进一步对报道的可信度等多个维度进行分析，最终得出负面报道这类媒体关注对避税行为和税收负担影响的程度更深的结论。同样地，从国外相关文献来看，Chen等18也着重调查了媒体税务报道的可能性和负面基调相关的因素，并考察了企业在媒体税务报道之后的避税行为和税收负担情况的变化。此外，刘笑霞等19的研究，同样也得出媒体负面报道与税收激进度呈负相关的结论，即媒体负面报道越多，企业税收激进度越低，进而导致企业税收负担增加。综上，虽然已有不少研究探讨了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因素，并且关于媒体报道与企业避税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多，但到目前为止，学界对于媒体关注和企业税收负担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尚少，更鲜有学者探讨一般媒体关注与媒体负面报道对企业税收负担的不同影响。一般媒体关注指的是在内容上有提及相关公司名称的报道，而媒体负面报道是指对内容所提及的企业存在批评、指责或质疑等负面态度倾向的报道。基于此，本文在蔡昌5、刘笑霞等19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一般的媒体关注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并聚焦媒体对上市公司报道的情绪和性质，进一步考察负面媒体报道对于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一）媒体关注程度与上市公司税收负担的相关性本文通过对有关文献的回顾，探讨媒体关注对我国上市公司税收负担的影响，首先可以从媒体关注对管理层避税行为带来的成本和收益的方面开展。田高良等20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提出，只有当媒体的关注使得公司管理层的税收激进行为的收益大于成本时，管理层才会增加公司的税收激进行为以减少税收负担；反之，税收激进的行为就会减少，税收负担则会相应地加49厦门理工学院学报2024 年重。因此，其认为由于成本和收益的相互抵消，媒体关注对税收激进程度并无显著影响，从而对税收负担也无显著影响。其次，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董红晔21等学者提出，政府、企业的投资者、供应商等利益相关方与企业之间通常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共同利益，因此，他们需要对公司的内外部信息有足够的了解，媒体在这中间起到的作用就是信息中介的作用。已有研究表明，媒体报道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上市公司过于激进的避税行为，但对其抑制作用还与公司自身信息环境的调节效应有关，且两者之间呈负向关系。公司内部信息环境越透明，管理层越容易更好地获取避税相关的信息、更好地识别避税机会，并且部门之间的沟通与交接也会变得更加顺畅，更加有助于企业避税计划的实行，大大削弱了媒体报道对于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19，从而降低了其对税收负担水平的影响。因此，提出以下假设：H1：当其他条件相同时，媒体关注的程度与公司的税收负担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二）负面媒体报道对上市公司税收负担的影响不同媒体报道的性质和内容对税收负担的影响既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已有研究证明，媒体报道具有情绪的功能，而负面报道往往更具情绪渲染的效应17，并且负面报道的不同内容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因此对税收负担水平的影响也是不同的19。市场压力机制和高管的声誉机制等也是媒体负面报道公司治理作用的有效中介机制。声誉机制是一种通过反复交易而产生的特定的价值，它可以激励管理者将外部环境看作是对个体行为进行调控的内在因素，从而引导个体对自身的行为进行自我调整，进而产生对企业自身发展有益的改变，以降低外部环境对企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创造个体自身的职业发展预期，最终实现企业的目标和个人价值的提升22。市场压力机制，即市场经济运作中的一种压力机制，它对市场主体施加了某种外在的压力，从而使其产生更强的奋发力。在市场压力机制下，对于管理者来说，迫于业绩压力和股票市场的压力，他们会想方设法地实行更严格的盈余管理，而这必然会导致避税活动的增加和税收负担的减少。此时，媒体的存在则加大了企业实行激进的避税策略的风险，同时也会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减少的可能性。媒体报道往往抓住这样的机制，通过报道企业的避税行为等负面信息，给企业造成一定的外部压力，限制其进行更进一步的税收激进行为，由此会增加其税收负担。例如，陈泽艺等23的研究指出，市场压力在媒体关注与内部控制缺陷修正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认为媒体关注通过制造舆论和提升热度，使公司的外部信息环境负面化，给管理层带来了一定的市场压力，进而使他们为了迎合市场的预期，被迫采取更多的激进行为以减少不正当的内部控制行为，进而提高公司的税收负担水平。当然，目前也有一部分学者已经研究过声誉机制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基于声誉机制，媒体报道可以通过影响经理人的声誉，迫使经理人为了维持行业声誉而降低因采取激进税收行为而带来的名誉受损的风险，这可能将在无形中增加企业的税收负担。研究结果证明，媒体报道情绪越负面，高管声誉对企业税收激进程度的抑制作用越强24-25，即税收负担越大。张淑惠等25认为高管声誉作为一种隐形激励机制，其对企业税收激进程度和税收负担的作用虽然是短期的，但会因媒体报道的负面情绪而更显著。因此，与市场压力机制类似，媒体也常常通过声誉机制对企业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和自利行为进行披露，使其迫于舆论压力和行业声誉压力，不得不减少其激进行为，进而会增加企业的税收负担。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2：当其他条件相同时，负面的媒体报道对上市公司的税收负担具有显著的加重作用。二、研究设计（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由于新企业所得税税法从2008年1月1日开始实行，因此选取中国20082020年期间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主要从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中获取。对样本采用以下的筛选办法：（1）由于金融业公司会计信息政策的特殊性，剔除金融行业的数据；（2）为解决内生性问题，对媒体关注变量进行滞后一期的处理，因此剔除上市时间不超过2 a的样本；（3）剔除利润50第 2 期刘丽珑，等：媒体关注对公司税收负担的影响分析总额非正值及所得税费用为负的样本；（4）剔除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5）剔除ETR小于0和大于1的样本；（6）在1%和99%的位置对连续型财务变量进行分年度缩尾处理，以降低奇异值对研究的影响。经过以上处理，最终共获得22 251个有效研究样本。（二）变量的设定1.被解释变量将税收负担作为因变量，参考吴联生2和刘行等26的研究方法，采用“ETR=（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作为税收负担的替代变量。ETR值越大，意味着企业的税收负担程度越高。2.解释变量以媒体报道（media_all）和负面报道（media_neg）作为自变量。媒体报道指的是20082020年期间网络媒体在内容上有提到相关公司的名字的报道，并以提及的次数等作为报道的次数。按照媒体对公司的报道内容是否存在批评、指责或质疑等态度倾向来对负面报道进行辨别，进而确定并统计负面报道的次数。3.控制变量根据以往研究，将公司上市年份（year）、公司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盈利性（ROA）、资产有形性（tang）、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0）、亏损状况（loss）、被分析师关注度（atten）、机构持股比例（PIS）和股权激励强度（option）作为控制变量。相关变量的定义及度量如表1所示。（三）模型的设定为了验证假设1，本文根据以上变量及阐述，设计如下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ETRi,t=0+1media_alli,t-1+2sizei,t+3levi,t+4ROAi,t+5tangi,t+6top10i,t+7lossi,t-1+8atteni,t+9PISi,t+10optioni,t+yeari,t+industryi,t+i,t。（1）式（1）中：除被解释变量ETR和解释变量media_all外，还存在其他控制变量。Size代表公司规模，为第i个企业第t 年的企业规模；lev代表财务杠杆；ROA代表公司的盈利性，即总资产净利率；tang代表资产有形性，为固定资产净值与总资产的比值；top10代表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loss为虚拟变量，代表公司的亏损状况，当公司上一年度净利润为负时，取值为1，否则为0；atten代表被分析师关注度，为本年度分析师对这家公司发布的预测公告的数量；PIS代表机构持股比例；option代表股权激励强度，即股权激励授予的股份数量与流通股的股数的比值；year 代表公司上市的年份；表1变量的定义及度量Table 1Definitions and measurement of variables变量类型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变量代码ETRmedia_allmedia_negyearsizelevROAtangtop10lossattenPISoption变量名称税收负担媒体报道的数量负面报道的数量公司上市年份公司规模财务杠杆盈利性资产有形性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亏损状况被分析师关注度机构持股比例股权激励强度定义及度量ETR=(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Media_all=ln(媒体报道数量+1)Media_neg=ln(负面报道数量+1)公司上市的年份Size=ln(总资产+1)Lev=期初总负债/期初总资产总资产净利率固定资产净值与总资产的比值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虚拟变量，当公司上一年度净利润为负时，取值为1，否则为0本年分析师对这家公司发布的预测公告的数量机构持股比例股权激励授予的股份数量/流通股的股数51厦门理工学院学报2024 年industry代表公司所处的行业。在模型（1）的基础上，为验证假设2，本研究将自变量从媒体关注（media_all）改成媒体负面报道（media_neg），设计如下模型：ETRi,t=0+1media_negi,t-1+2sizei,t+3levi,t+4ROAi,t+5tangi,t+6top10i,t+7lossi,t-1+8atteni,t+9PISi,t+10optioni,t+yeari,t+industryi,t+i,t。（2）式（2）中：0为截距项；110 为变量回归系数；为随机误差项。三、研究结果与分析（一）描述性统计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媒体关注（media_all）的均值为4.464，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0.808，标准差为1.713；媒体负面报道（media_neg）的均值为2.450，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7.965，标准差为1.152。这说明不同公司受到媒体关注的程度和媒体对不同公司的负面报道的数量存在很大差异。税收负担的代理变量即ETR的均值为0.195，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785，标准差为0.142。从对数据的统计结果来看，不难发现，不同公司之间的税收负担亦存在较大差异。（二）回归结果分析表3为媒体关注、负面报道的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从表3可以看出，虽然媒体报道（media_all）与ETR的相关系数为正，但是影响并不显著；负面媒体报道（media_neg）与ETR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0%的水平上呈显著的正向关系，这就表明负面报道的数量越多，公司的税收负担就越高。虽然媒体报道本身具有强大的信息中介作用，但避税成本和收益的相互抵消以及较高的企业内部信息环境透明度，通常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一般媒体报道对企业避税行为实施的影响，因此，一般媒体报道对公司税收负担水平的影响不明显。相比之下，媒体负面报道对公司负面信息的披露及其特有的负面情绪导向，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媒体自身的信息中介作用和监督治理效应，对公司及其管理层起到更为强烈的震慑作用，促使公司及其管理层为降低管理层声誉成本和税收监管措施所带来的惩罚成本而减少激进避税动机，从而显著提高企业的税收负担水平。回归结果表明，媒体负面报道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的税收负担，H2得到验证。表2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Table 2Result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variables变量ETRmedia_allmedia_negyearsizelevROAtangtop10lossattenPISoptionObs22 25122 25122 25122 25122 25122 25122 25122 25122 22922 25122 22922 22922 229Mean0.1954.4642.450201422.1550.4250.0470.2210.1680.9518.13239.8520.362 Std.Dev.0.1421.7131.1523.2791.2820.2020.0470.1650.1180.21610.02023.7221.409 Min000200819.8650.055-0.1260.0020.0010000 Max0.78510.8087.965201926.0860.8610.1900.7130.8001.00075.000326.72731.46852第 2 期刘丽珑，等：媒体关注对公司税收负担的影响分析（三）稳健性检验考虑到可观测变量的系统差异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来缓解该问题。构造了处理组和对照组，将负面报道按照年份、行业的中位数分为高低两组，生成虚拟变量 media，高位组取值1，低位组取值0。采用全部控制变量建立模型对media进行K近邻匹配法（K=4）、半径卡尺匹配和核匹配，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不同匹配方法下负面报道的平均处理效应 ATT 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结合上述 PSM 结果，将匹配后的样本纳入回归模型后得到表5中第二列的结果。表5显示，估计结果的显著性及模型与主回归分析基本一致，意味着前述的回归结果基本稳健（仅列示主要回归结果）。表3媒体关注、负面报道的回归结果Table 3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edia attention and negative media reports媒体关注变量media_allyearsizelevROAtangtop10lossattenPISoptioninduR-squaredCoef.0.000 3-0.002 30.003 90.030 3-0.181 40.018 3-0.004 1-0.058 9-0.001 3-0.000 0-0.001 2已控制0.230 5P-value0.6780*0*0*0*0.0460.7370*0*0.7400.083媒体负面报道变量media_negyearsizelevROAtangtop10lossattenPISoptioninduR-squaredCoef.0.001 8-0.002 00.003 60.030 5-0.180 40.018 4-0.003 3-0.058 5-0.001 30-0.001 3已控制0.232 3P-value0.064*0*0.018*0*0*0.0440.7830*0*0.7640.079注：*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P0.1表4稳健性检验结果（一）Table 4Results of robustness test I方法K近邻匹配法半径匹配法核匹配法处理组0.1970.1970.197对照组0.1880.1890.189ATT0.009*0.008*0.008*标准误0.0020.0020.002t值3.483.633.54注：*表示 ATT0.01,*表示 ATT0.05,*表示ATT0.1表5稳健性检验结果（二）Table 5Results of robustness test 变量media_neg控制变量常数项匹配前ETR0.001 83*(0.000 985)已控制已控制匹配后ETR0.001 82*(0.000 990)已控制已控制注：*表示P0.1；括号中的数值表示标准误差53厦门理工学院学报2024 年四、结论与建议（一）结论选取中国20082020年期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媒体关注对上市公司税收负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般的媒体关注对企业税收负担没有明显的影响作用；媒体对于上市公司的负面报道在10%的水平上显著加重企业的税收负担。在进一步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解决内生性问题之后，该结果依然稳健存在。（二）建议根据研究结论，政府、媒体、企业管理层和投资者等各层面在积极响应“减税降费”等政策的同时，应充分发挥自身的职能和优势，采取相应措施，以更有效、更精准地识别企业不合理避税的不良动机，促使企业实施合理的税收筹划策略，实现税收效率原则。1.政府角度政府应当颁布并制定更多鼓励媒体开展建设性舆论监督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加强政府税务部门主流媒体和各大互联网平台的合作交流，在各地方税务局官方网站和主要的社交平台上建立举报不合理避税行为的模块，为媒体和公众发挥市场监督和社会监督作用提供更坚实的保障、开辟更广泛的渠道。同时，政府还应对企业的合理避税和违规避税行为进行更严格的标准划分，针对其不合理避税的行为制定更严厉的惩罚制度，从而降低不合理的税负减轻带来的不必要的税收损失。此外，政府在完善自身税收监管体系的同时，应当大力拓宽各大媒体的报道空间和自由度，并对具有不合理避税和税收负担水平具体事实依据的报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奖励，更加有效地引导其发挥外部监督作用。2.媒体角度本文中研究再一次证明媒体报道在公司治理和市场监督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而此类作用无论是对投资者保护、企业经营规范性和政府税收征管都具有正向意义。为进一步发挥类似的作用，广大媒体应当致力于加大专业化改革力度，广泛吸纳财税专业领域的人才，增加报道的准确性和专业性，更有效地发布和报道公司内部经营的负面信息。同时，媒体应该抓住管理层声誉机制对其避税行为和税收负担的影响这一角度，勇于揭露企业管理层在纳税筹划方面的不良动机和违规行为。此外，媒体作为外部监督的重要主体，应加强自身内部的纪律制度，坚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不受政府、相关企业和个人的主观影响，力求保持对公司税收行为和税负水平的报道内容的相对独立性和客观性。3.企业和管理层角度从企业价值的角度来说，一定数量的负面报道对企业是有利好的作用的。比如，合理的负面报道能够引导企业及时做出税收筹划战略的调整，从而督促企业在合理避税的基础上，获得自身价值的提升。然而，过多的媒体负面报道或者主观情绪会限制企业实施合理避税，从而导致企业价值的流失。因此，对于企业方来说，除了审视自身的不合理避税行为以外，还应重视其内部信息系统优化升级，以减少负面的外部信息环境对其合理避税行为和减税降费策略实施的影响。此外，管理层的避税动机一方面是由其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产生的，一方面也是受管理层自身能力的影响。而代理问题是现代公司治理制度下普遍存在的问题，目前除了设立报酬激励机制以外，尚少有较合理的应对方法，且这种方法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并不适用于所有的企业。因此，管理层现阶段应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个人能力的提升上面，做到在为自身的利益考虑的同时，也能通过更有效的税收筹划以及更合理的避税方案，在合乎税收法律法规的范围内为企业减轻税收负担并带来更多的实质性的收益。4.投资者角度对于广大的投资者来说，应该提高警惕，通过不断学习更多与税收相关的知识，提升自身识读企业税收负担相关数据的专业性和辨别企业避税行为的能力，从而进行更有效的投资收益和风险评估。同时，投资者们要随时关注新闻媒体对于企业信息的报道情况以及相关的政策导向，从而对企业的外部信息环境和局势有一个更客观、更合理的把握与分析。此外，投资者还可以尝试更多地从管理者的54第 2 期刘丽珑，等：媒体关注对公司税收负担的影响分析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结合企业自身的情况，将代理问题进行客观化分析，进一步评估企业存在不合理避税动机的概率，从而降低自身投资的风险性。本研究有效补充了现有文献中有关媒体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的内容，为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提供了一定的证据和经验，对公司治理和管理层违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监督和警醒作用，也为投资者风险保护和政府税收监管提供了参考意见。同时，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内容仅局限于媒体关注与企业税收负担之间的关系，而没有过多地涉及公司治理与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今后的研究将致力于以新的样本数据为依据，将媒体关注和税收负担这二者与公司治理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融入一些不同的变量和视角，并采用更有效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加以讨论，以丰富已有的研究成果。参考文献1 蔡昌,田依灵.产权性质、税收负担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研究J.税务研究,2017(6):9-14.2 吴联生.国有股权、税收优惠与公司税负J.经济研究,2009,44(10):109-120.3 冯延超.中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税收负担关系的研究J.管理评论,2012,24(6):167-176.4 巴曙松,朱伟豪.产权性质、政治关联与企业税收负担J.金融发展研究,2017(8):3-14.5 蔡昌.企业税负的影响因素及经济解释J.商学研究,2018,25(3):13-19.6 HUNG C K,MOB P L L,ZHOU A Y.Government ownership,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ax aggressiveness:evidence from ChinaJ.Accounting&Finance,2013,53(4):1 029-1 051.7 吕伟,陈丽花,佘名元.商业战略,声誉风险与企业避税行为J.经济管理,2011(11):9.8 陈小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税收激进D.广州：暨南大学,2018：1-46.9 李培功,沈艺峰.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中国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10,45(4):14.10 张行,张学升.税收信息化建设与企业税收负担：基于金税三期的准自然实验J.云南社会科学,2024(1):103-111.11 管考磊,朱海宁.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税收规避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证券市场导报,2022(8):30-38.12 孙鲲鹏,杨凡.政务新媒体的社会治理效应：以税务部门微博为例J.世界经济,2024(1):150-179.13 孙洁,李能飞,赵梦茹.媒体负面报道与公司财务困境预警:基于文本分析和机器学习J.财经论丛,2023(9):80-90.14 严若森,钱晶晶,祁浩.公司治理水平、媒体关注与企业税收激进J.经济管理,2018,40(7):19.15 田高良,李星,司毅,等.期权激励,媒体关注与税收激进行为:基于媒体情绪的公司治理机制研究J.管理工程学报,2019,33(1):11.16 张玮倩,曲延英,郑迎飞.媒体负面报道能有效监督高管薪酬吗：基于薪酬替代视角的实证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5(6):13.17 郭思远.负面报道与公司避税:基于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信息与管理工程版）,2019,41(1):6.18 CHEN S,SCHUCHARD K,STOMBERG B.Media coverage of corporate taxesJ.The Accounting Review,2018,94(5):1-65.19 刘笑霞,郭思远.媒体负面报道、内部信息环境与公司避税J.证券市场导报,2019(3):10.20 田高良,司毅,韩洁,等.媒体关注与税收激进：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考察J.管理科学,2016,29(2):18.21 董红晔.媒体、信息中介与公司治理:国外研究进展J.财会月刊（下）,2016(5):5.22 李培林.上市公司高管道德风险与声誉机制作用研究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5.23 陈泽艺,李常青.媒体关注与内部控制缺陷修正:市场压力或信息透明J.当代财经,2019(11):10.24 温喜平.媒体监督、高管声誉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关系研究D.西安：陕西科技大学,2019：1-46.25 张淑惠,马原欣,吴雪勤.CEO声誉与企业税收激进程度：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珞珈管理评论,2021(2):22.26 刘行,叶康涛.金融发展、产权与企业税负J.管理世界，2014，30(3):41-52(责任编辑 李宁)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