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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024 年 第 2 期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对“新清史”再批判安北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100101）摘要：近代以来，伴随西方殖民主义行为，不少国外学者掀起中国学研究热，相关学说理论亦纷至沓来，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其中有关民族与国家的论题，成为一段时间以来的焦点。梳理和反思西方关于中国民族与国家的理论，对深入认识和构建中国特色民族史学理论体系有着重要作用。从边疆看中国，以民族主义为出发点解构中国史，是北美中国学的重点研究内容，以“新清史”最为显著。面对西方民族史学理论，应当批判地借鉴，尤其要揭示其谬误，以免造成理论困扰。中国民族与边疆史研究当立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去除先验论、普世价值论和现代概念论，不断深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研究，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和中华民族历史观，构建中国特色民族史学理论体系。关键词：民族；边疆；新清史；理论体系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19（2024）02-0068-11收稿日期：2024-01-1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晚唐五代宋初的政治地理与国家治理研究”（23CZS018），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项目“中华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ZK20220233）作者简介：安北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国家民委优秀青年研究专家。随着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联系也愈加紧密，承载着不同价值观的社会思潮随之涌入中国。近年来，社会思潮与相关理论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一面，较为典型的如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等，这些社会思潮产生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内在逻辑和发展目标也大相径庭。海外中国学有不少学者站在本国立场强行解读或过分解读中国历史，忽视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与独特性，其理论抽离中国民族和国家发展存在的历史根基，否定历史事实、虚化历史人物，以便重构新的世界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绊脚石。国内不少人追求与国际接轨而盲目跟风，一味地套用西方理论模式，导致研究旨向与中国具体实际不相符。“新清史”作为海外中国学的重点内容之一，有关研究论著颇丰，争论焦点也不尽相同。起初的讨论焦点是满清汉化问题，后来逐渐上升至民族及国家等相关问题上。不少论著观点关系到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对“新清史”再批判2024 年 第 2 期69如何认识历史中国，如何认识中华民族，如何认识历史上的汉族王朝与草原民族政权等问题。西方学界有时认为中国专指汉族的“中国”，有时却认为是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中国，两种理解往往混淆在一起，实则又存在着巨大分歧，思想混乱，并且用学术掩盖政治问题。国内部分学者过分专注于“新清史”研究者的个别学术观点，恰恰忽视了他们在长时段内研究中国历史的政治性一面，导致仍旧陷入纯学术观点的争锋相对，甚或产生学术共情或表现出“完全理解”的心情。单纯的学术问题看似习以为常，但往往成为某些政治分裂势力或极端意识形态倡导者的理论基础，学者有些观点似乎是秉持了“各执己见”的风格，但涉及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时便必须予以重视和警醒。以审视批判“新清史”为视角，旨在反向突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显著特征，以及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的突出特性，对于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和疆域观，深入认识中华民族发展史有着重要意义。故而本文不是单纯地梳理以往相关研究的内容，而是站在新时代中华民族大历史观角度重释中华民族历史，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一、厘清“新清史”理论渊源及主要观点（一）“新清史”理论渊源二战后，海外中国学研究逐渐由欧洲转移到北美，美国成为主要阵地。与欧洲传统汉学不同的是，美国中国学研究主要关注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问题，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全方位。“新清史”属于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一部分，是对传统“朝贡体系”与“汉化体系”等理论的挑战，是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清史研究的“修正”，试图将清史从以王朝更替为中心的古代史传统叙事模式中解放出来，不再以汉族中心主义史观下的“汉化”和“朝贡体系”为主线来建构清王朝的历史叙事，转而更重视对满族及其统治下的非汉族群和地区的历史研究，强调蒙古、新疆、西藏等所谓内亚地区对清史的重要意义。?“新清史”观与美国中国学在不同研究阶段的思想有着密切关联。二战后的美国中国学研究，其理论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 世纪 5070 年代的“西方中心论”；第二阶段为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中心论”；第三阶段为 20 世纪 90 年代的学科精细化研究；第四阶段为 21 世纪以来的新史学研究。在“西方中心论”阶段，中国学研究提出三个主要观点，即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的“冲击回应说”（Impact-Response）?，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19201969）的“传统近代”模式论（Tradition-modernity model）?和詹姆斯 佩?沈卫荣：大元史与新清史：以元代和清代西藏和藏传佛教研究卫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第 203 页。?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年，第 147 页。?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44 页。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702024 年 第 2 期克（James Peck，1944）的“帝国主义”模式论（Imperialism model）?。这三个观点均指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无不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正因为有了西方文明的刺激才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秩序迎来转机。“西方中心论”共同的特点在于事先肯定了西方的重要性，然后再证明其正确性，由此便形成一个固定思维模式：近代之前的中国社会循环且停滞不前，在受到西方刺激后才迅速发展，而中国社会的演进是对西方冲击下的反应过程。20 世纪 70 年代后，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崩塌和民权意识的崛起，亚非拉等地对西方政治经济的评判标准产生了质疑。美国学界为了摆脱殖民史的研究框架，出现逆西方中心论思潮，从而转向“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代表性人物如柯文（Paul A.Cohen，1934）等。柯文认为研究中国史应当立足于中国，不能以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历史的具体事实，并提出采取横、纵向两种研究法，前者以区域、省、州、县及城市为单元，后者以阶层为主线，即专注下层社会历史研究，包括民间和非民间历史，采取多学科研究法，进行全方位式研究。?概言之，中国史研究应当立足于“中国史境”和“中国问题”，可以称之为一种“内部取向”式（Internal approach）研究。柯文提出的横、纵向研究范式推进了中国史研究的精细化，也为后期汉学家如施坚雅（G.W.Skinner，19252008）、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19332016）、杜赞奇（Prasenjit Duara，1950）、罗威廉（William T.Rowe，1947）、黄宗智（Huang Philip C.C.，1940）等专题式研究中国史提供了思想引导。他们在研究中国史时视角和方法均有所改变，逐渐转向“后现代史学”，即否定西方史学中的“大写历史”，开始注重下层社会、妇女、少数民族（“他者”视角）的研究，力图打破历史与文学、过去与现在、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改革开放后，国门打开，加上中美关系缓和，不少美国学者组团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1979年美国组织了一支十人的明清史专家团前往中国调研，其中就有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19372006）、孔飞力（Philip A.Kuhn，19332016）、罗友枝（Evelyn S.Rawski，1939）等人，最后由团长魏斐德主笔撰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考察报告。?这次考察使他们认识到，要进一步研究中国学，则务必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务必熟悉相关档案文献资料，这也为后期美国中国学研究在思想理论的更新上做了铺垫。进入 21 世纪后，美国中国学研究者开始主张以全球化视野进行综合性研究。代表性学者如魏斐德，他认为不能孤立片面地看待中国历史，19 世纪的中国社会停滞不前言论是错误的，“西方中心观”和“中国中心观”是两个极端，应该看到中国历史发展的特征是动态化的，历史研究者应当综合内外因素寻找原因并加以分析，特别是对近代以来的历史更应该注重世界格局的影响，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都属于世界的一部分。?关于明清社会嬗变，他认为清朝并非是满人征?Victor Nee and James Peck,eds.Chinas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From 1840 to the Present,New York:Pantheon,1975，“Introduction:Why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p.3.?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第 201 页。?美魏斐德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孙卫国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 年，前言第 23 页。?魏斐德的全球史观时刻体现在其著作中，这些研究理念对其学生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参见美魏斐德著、梁禾主编：讲述中国历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年），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陈苏镇、薄小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年），魏斐德：中华帝国的衰落（梅静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 年）等。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对“新清史”再批判2024 年 第 2 期71服汉人的历史，而是满汉调和与重建的历史；清初满族统治者之所以能够成功继承儒家文化，正是找到了满汉调和的支点。?“全球史观”延续了跨学科、跨地域的研究模式，在中国史研究上开始关注与周边乃至全球不同文化区之间的联系。孔飞力学生卜正民（Timothy Brook，1951）主编的哈佛中国史就是从经济结构、政治秩序和文化圈层等综合组成的东亚体系中来认识中国，无形中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融为一体。在全球史观和社会科学影响下，不少学者开始跨地域、跨文明式研究，清朝前期社会历史与内亚之间的关系成为欧洲汉学家与北美中国学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亚洲史学者长期以来特别关注西起伏尔加河、东至大兴安岭一带的社会历史变迁，并将这一带称为“中欧亚”“中亚”“内欧亚”或“内亚”。因为这一带连接欧亚大陆，自然形态分布多样，族群成分复杂，在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和政治军事上交往频繁，占据重要地位。传统东亚史研究往往是从农耕世界或汉族政权出发，在民族政权关系上主要侧重于彼时主要族群体及政权之间的政治军事交往。20 世纪 90 年代后，受语言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文化史等学术理论影响，世界历史学家开始将内亚作为欧亚大陆历史研究的重要单元体，“新清史”研究正是在此基础上异军突起。“新清史”研究者对清王朝的无限放大，实际上既是对“西方中心论”的不满，也是对简单“汉化论”的否定。“新清史”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第四阶段的继续延伸，是在“中国中心观”基础上从全球视野下重新提出近代以前中国并非停止不前，而是充满着游牧与农耕、中原与边疆、汉族与非汉民族之间的互动，长期互动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二）“新清史”主要观点美国学者对满清史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 20 世纪初就开始对满洲人的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划分、清朝边疆问题、满洲统治者多元性及其对清朝管辖的运作、满洲制度、满洲人对 20 世纪民族主义贡献等进行专项研究。20 世纪 90 年代后，不少学者以非汉民族史料为基础，强调用清朝统治中的满洲及内亚因素来解构传统的“汉化”命题?。“新清史”的代表性学者，如柯娇燕（Pamela Crossley，1955）、罗友枝（E.Rawski）、欧立德（Mark Elliot，1959）、濮德培（Peter C.Perdue，1949）、路康乐（Edward Rhoads，1938）等，其立论基于研究视角的转化和非汉文史料的运用，蕴含着三个层面内容：其一，对于实现“大一统”的清王朝而言，中原（汉族）以外的“边缘”族群如何看待清的统一？清史研究者能否打破传统的“中原”立场观，尝试从“边疆”入手分析不同地域或族际间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其二，如果要找到这些答案，使用满文、蒙古文、藏文等非汉民族语文材料十分必要。尤其必须通过满族本民族文献来分析，因为从后金至清中叶，官方档案资料大多由满文书写。其三，清朝之所以能够成功统治其他各族势力，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满族统治者保持了自身民族的独特性（“非汉因素”），因为满族与东北、西北之地的其?周锡瑞、王平：世界的魏斐德：中国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访谈周锡瑞教授，历史教学问题2009 年第 4 期。?美国“新清史”研究始于罗友枝 再观清代：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 与何炳棣 捍卫文化：驳罗友枝之 再观清代 之间的观点之争。2008 年，定宜庄在 由美国的“新清史”研究引发的感想 一文中呼吁国内学界重视“新清史”研究。与此同时，“新清史”学派卫周安（Joanna Waley Cohen,1952）新清史一文亦被译介入国，引起学界重视。2013 年，“新清史”再度引起争论，国内学者也参与其中，引发激烈讨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722024 年 第 2 期他民族在血缘、文化上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反而与中原汉族有着本质的差别。?因此，他们在强调满清的统一性时务必强调其特殊性，淡化“汉化说”（或“儒化说”）。随后，他们又在这些理念上形成一些具体性观点，如通过搜集一些满文档案，提出研究满清历史的所谓新方法新视角，妄称清朝并非传统中国王朝的继续，而是属于“内亚帝国”，中国只是满清王朝的一部分；妄称满人汉化论属于“大汉民族主义（大汉沙文主义）”，通过民族差异性进一步妄称满、蒙、藏族人民不属于“中国人”，将“中国人”所指范围限定为汉族民众；妄称清朝是满人宣誓族群主权和倡导民族主义的结果，从而否定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些观点被称为“新清史”观?。“新清史”观传入中国后，引起学界争议，不少学者纷纷撰文并予以回应，一时成为清史研究的热点话题?。就学术层面而言，首先，“新清史”学者对满文释读能力有限，实际上大量使用汉译文献，更重要的是史料解读错误，导致结论也错误?；其次，“新清史”试图与“旧清史”划清界限，鼓吹满清历史的“独特性”、明清历史的断裂性，但事实上并非如此，非汉文材料所见“独特性”与旧派“汉化”观也并不冲突；再次，“新清史”学派的“新”主要在于企图构建出一条环环相扣的解析中国从帝制时期到“民族国家”阶段历史演进的叙事长链，并贯穿和体现在其建构的相关学术命题中，以宏观建构从 16 世纪以降帝制晚期一直到当代中国的五六百年间中国历史的基本走向?；最后，更严重的是在学术争论背后隐藏着政治动机，其观点完全颠覆了一般学者对传统中国疆域变迁的认知，因为在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各个阶段中一直根植中美关系的政治因素。在“新清史”理论体系中，“中国”只代表长城以南的汉民族聚居区，与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共同构成大清疆域，也就是说，只是清朝疆域版图的一个单元而已。如此便延伸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民族国家建构问题，如边疆地区是否属于新民族国家疆土的一部分。这一思想在日本学界也有所体现，如中见立夫鼓吹：在辛亥革命之前，蒙古人将清政权仅仅视为由满洲皇帝领导的一个政权，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历史王朝的延续，也不存在任何“中央王国”的概念；因此，中国内地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是一个与他们完全无关的中国政权，中华民国所作的任何?美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史”，见刘凤云等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377393 页。?Evelyn S.Rawski,“Presidential Address: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5/4，1996，pp.829-850.?基本形成两派，持肯定的主要是赞同研究清史视角、方法新颖，如美欧立德：21 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见彭卫主编：历史学评论第 1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116146 页；姚大力：不再说“汉化”的旧故事：可以从“新清史”学习什么，东方早报 上海书评 2015 年 4 月 5 日；“新清史”背后之争的民族主义，东方早报 上海书评2015 年 4 月 12 日；回应汪荣祖：略芜取精，可为我用，澎湃新闻 私家历史2015 年 5 月 31 日；高王凌：清朝统治的满洲特性，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58/1-2，2015。持商榷的主要是就其内容和立场而言，如汪荣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台北：巨流出版公司，2014 年；钟焓：清朝史的基本特征再探究：以对北美“新清史”观点的反思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 年；李治亭：“新清史”：“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 年4 月 20 日；刘文鹏：“内陆亚洲”视野下的“新清史”研究，历史研究2016 年第 4 期；徐泓：“新清史”争论：从何炳棣、罗友枝论战说起，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6 年第 1 期；程秀金：“新清史”统治模式之述评，学术研究2015 年第 6 期。?在“新清史”研究代表作柯娇燕透镜：清朝皇室意识形态的历史与认同、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旗制度和中华帝国晚期的族群认同、路康乐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中，基本看不到新满文材料。其中所用的满文老档，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日两国学者均进行过译释，可参 19551963 年日本东洋文库出版的七卷本满文老档。此外，也有对史料的错误解读，如欧立德认为雍正写大义觉迷录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将满洲人（满族）纳入中国人序列。事实上，雍正是想借此来表达继位的合法性，以至于打造满清统治正统性。诸如此类，不再一一列举。?钟焓：清朝史的基本特征再探究：以对北美“新清史”观点的反思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46 页。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对“新清史”再批判2024 年 第 2 期73关于继承清王朝对蒙古人统治的声明都是荒谬绝伦的。?针对满清不等同于“中国”的荒谬观点，国内学者从语言演化、材料史实等角度进行了回应批驳，系统论证了清朝与中国同一性问题。在学理层面的争论无疑增加了中外学者在满清史相关问题上的研究深度，尤其在打破以汉文史料为中心的传统中国史研究、用内亚史观诠释满清中国之争等方面，让国内清史研究者更加注重研究视角。二、警惕“新清史”的政治意识与民族疆域观“新清史”也属于国际学术时代化的产物。在第三次世界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用民族国家理论来解构历史成为不少学者的学术追求。如前文所述，“新清史”观是在美国中国学理论研究精细化基础上形成的新民族边疆观，在美国属于较前沿性论题，也可以称之为北美“新中国学时代”的主要观点。“新清史”学派在诠释中国民族、边疆等问题时，夹杂着诸多非学术性因素，值得让人警惕。西方中国学的研究与当初本国的政治军事意图分不开，蕴含着深厚的社会背景。早在 19 世纪时，就有不少国外“专家”借考古名义盗骗中国文化遗产，通过学术考察形式来刺探政治军事情报，而“汉学”或“亚洲史”的研究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展开的。典型的如斯坦因通过探险进行实地勘察，目的就是为英军提供地理情报。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俄登堡（S.F.Oldenburg，18631934）、大谷光瑞（，18761948）、科兹洛夫（P.K.Kozlov，18631935）、普尔热瓦尔斯基（Nikolai Mikhaylovich Przhevalsky，18391888）等，都是打着考古旗号对我国新疆、蒙古以及中亚等地进行探察，目的就是为其国进一步发动侵略战争和殖民扩张做事前准备。在他们随行团队中，往往夹杂着传教士、商人、学者和官员，有些就是间谍身份，有些则通过攫取文物而扬名立万。另外，这些考察团队及所组织学会大多数出于政府或军方资助，为政治服务。经过一个世纪的推进，有关亚洲史的研究早已从原始的语言、艺术重点转向民族国家建构、疆域变迁、领土纷争、宗教理念等领域。“新清史”理念深受第三次世界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理论逻辑仍未走出西方民族构建论，其观点中也隐含着解构中国的企图。“新清史”学者妄称，中华民国之后的中国政府对边疆宣誓主权的行为和治理方式与近代以来世界民族主义运动及“去殖民化”背道而驰。如柯娇燕称：尽管满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采用汉制来强化中央集权，但是这种统一始终未能消弭满、蒙、汉、藏等族之间的隔阂，也未能去除本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如太平天国的“排满”行为等；但随着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建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他者”民族主义行为荡然无存，而满清的绝大部分疆域却被后续政府完整地继承和维持下去。换言之，1911 年后的中国完全继承了清朝的政治思维，进一步维持了清属内亚性主权。她还妄称：清朝与现代中国在治理理念上的最大差别，就是清朝具有普?T.纳卡米：18 世纪至 1919 年的蒙古，C.阿德尔主编：中亚文明史第 6 卷走向现代文明：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末，吴强、许勤华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2 年，第 364 页；T.Nakai,“Protest against the Concept of the Middle Kingdom：The Mongols and the 1911 Revolution,”in.E.Shinkichi etc eds.,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Interpretive Essays,Tokyo,1984，pp.129-149.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742024 年 第 2 期世型的君权观念，即清朝境内的各族群体遵守并效忠于构建君权统治合法化行为；而在后帝制时代，境内各族群体逐渐淡化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共识，既缺乏构建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基础，又丧失内部凝聚力。她进一步引申：新生政权构建统一国家，对边疆进行改造，都是错误的；孙中山“五族共和”反向衬托出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差异性，从而间接承认清代东北、新疆、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和汉族“中国”属于并列政治单位。继而她顺理成章得出谬论：清朝解体后的中国应当分为汉族“中国”和非汉族“中国”。?这一错误理念正好承袭了所谓满清历史“独特性”逻辑，即妄称中国属于清朝的一部分、清廷的疆域扩张属于殖民主义行为，如罗友枝称“清帝国的殖民其实与英国、法国、荷兰在南亚和东南亚的殖民有很多共性，即通过当地精英进行间接统治、使用多元的法律制度、在同一个帝国内对各个殖民地区百姓采取混合的政策”?；从而妄称辛亥革命本来应该起到使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建立自己政权的作用，但自己本族缺乏民族独立意识，最终导致这一愿望流产?。亦即在他们的逻辑中，当清王朝解体后中国各民族便可以独立成国，进而重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解体后民族国家林立的覆辙，这样既符合西方倡导个人自由主义的民族国家形成论，也印证了西方帝国体系崩塌后民族国家成功的实践案例。“新清史”学者为国家分裂势力与极端宗教势力做辩护，妄图否定中国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如柯娇燕诬蔑新中国成立后对少数民族实行的计划生育和专业教育政策属于“边缘性福利”（Marginal Benefi ts），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属于“民族主义政权”对少数民族推行不公正的极端改造政策的产物，直接抑制了边疆民族自觉意识和政治独立意识；竟至妄言“藏独”“疆独”势力属于中国政府夸大客观事实，是对极端宗教势力的错误评估，目的是抑制他们信仰宗教的自由。?在国家疆域观上，濮德培认为中国现今疆域建立在清朝全盛时期基础之上，诬蔑中国实质上承袭了帝制时代军事扩张的理念，中央政府在西藏的作为均属于破坏西藏原始宗教及社会秩序的行为，如“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中央政府在新疆、西藏等地通过各种手段而实行的“殖民”或“霸权”行为，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宗教是错误的思想；竟至妄称后帝国时代“疆独”“藏独”“台独”都是合法诉求，境外支持和组织的反华行为属于正当途径。?他为了给“藏独”势力寻找所谓历史依据，进而妄称清朝与西藏的关系属于“宗主属国”型，中央政府又继承了清王朝的统治逻辑，因此西藏独立属于合法行为。他甚至认为，今天的台湾、香港正在寻找 19 世纪民族主义“紧身衣”的文化归属。?从本质而言，濮氏间接否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既定事实，他的这些谬?P.K.Crossley,“Nationality and Diff erence in China:The Post-Imperial Dilemma,”in.Joshua A.Fogel ed.The Teleology of the Modern Nation-State:Japan and Chin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5，pp.138-158.?Evelyn S.Rawski,“The Qing Formation and the Early-Modern Period,”in.Lynn A.Struve,ed.,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Cambridge,Mass: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and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2004,pp.207-242.?Evelyn S.Rawski,“Presidential Address: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gnifi 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5/4，1996，pp.829-850.?P.K.Crossley,“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Late Imperial China,Vol.11/1，1990，pp.1-35.?Peter C.Perdue,“Identifying Chinas Northwest:For Nation and Empire,”in.Jing Wang etc eds.,Locating China:Space,Place and Popular Cul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pp.94-114.?Peter C.Perdue,“Empire and N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Frontier Administr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in.Huri İslmolu etc eds.,Shared Histories of Modernity:China,India and the Ottoman Empi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p.21-45.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对“新清史”再批判2024 年 第 2 期75论与罗友枝、柯娇燕等人的谬论如出一辙，即妄称 1911 年后新疆、西藏实际就是走“独立”民族国家路线、“暴动”是正确历史方向，最终要表明后帝国时代的中国政府对边疆民族的治理与19 世纪末的世界民族主义浪潮不相符合。?在对待分裂势力上，欧立德妄称，新疆、西藏等地正是因为本族文化受到汉族政府的压制才做出反抗举动，这些“暴动”是合理的。?米华健（James A.Millward，1961）直接妄称：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西部边疆暴动尤其是新疆分裂势力处于逐年下降趋势，其危害性并不是太严重，反而是中国政府将其夸大化?；自“911”事件后美国实行全球反恐把新疆分裂势力也纳入反恐名单是种错误的举措，“疆独”势力与中东恐怖势力不同，不属于恐怖组织。?三、洞悉“新清史”观的谬因就学理层面而言，虽然“新清史”为中国史研究提供了新颖视角，但认清其理论观点与具体内容更为重要。“新清史研究是一门西方中国学的学问，它研究清史的视角，它对清代这些历史问题的关注，完全反映了西方，主要是美国主流学术界和社会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兴趣和关注，它反映的是西方人自己的诉求，所以它总是不相信各个民族之间可以有和谐，可以有交融。它更多考虑的是冲突，是争斗。这与美国的历史和现实中种族和民族之间的激烈矛盾和冲突是息息相关的。”?从前文论述不难看出，“新清史”所表现出的民族疆域观无不夹杂着政治性因素，甚至对中国历史和民族政策存在误解、曲解，这些也体现出其局限性乃至谬误的一面。就政治层面而论，自进入 20 世纪之后，美国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一方面设立研究中心培养相关专业研究人员，另一方面派人实地调研。尤其在二战后的各阶段理论观点中，既体现出极端的一面，也体现出有意回避的一面。极端是要么以“西方中心论”为主，要么以“中国中心论述”为主，而无论理论观点以何种形式呈现出来，有一点始终未能改变，即承认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西方文明冲击，从而淡化近代西方列强侵华的事实。当美国中国学研究进入第四阶段时，不少研究者尽管提出要从全球视角系统并综合地看待中国历史，但实际上恰恰回避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从“新清史”的几位代表性学者论著来看，其全球视角更侧重于地缘政治思维，声称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已不再是中原政权的传统边疆，而是内亚、东亚范围内游牧与农耕世界的边缘地带（或缓冲地带）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分析族群变化、王朝更替，本身就已经排除了中原文明在历史发展中的核心及凝聚力作用，导致理解偏差，最终又陷入“西方中心论”范畴。“新清史”学派对?Evelyn S.Rawski,“Presidential Address: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5/4，1996，pp.838-841.?M C.Elliot,“National Minds and Imperial Frontiers:Inner Asia and China in the New Century,”in.William C.Kirby etc.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sixty:An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401-411.?James A.Millward,Violent Separatism in Xinjiang:A Critical Assessment,Washington DC:East-West Center,2004.?James A.Millward,“Introduction:Does the 2009 Urumchi Violent Mark a Turning Point?”Central Asian Survey,Vol.28/4，2009.?沈卫荣：“新清史”与中西学术，国际汉学2023 年第 1 期，第 29 页。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762024 年 第 2 期历史事实的歪曲解释，导致一些研究者以猎奇心理盲目地追求其学术“新鲜性”，甚至误入歧途。具体而言：首先，“新清史”学派认识不到中国历史发展连续性的一面，以及各民族走向统一的历史大势。他们认为历史上的民族冲突或战争一定是在争夺本族自主独立权或者源于殖民扩张行为。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不是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主权冲突战，而是在历史中国版图内的兄弟阋于墙。纵观整部中国史，王朝更迭一种属于内部政治势力的夺权斗争；一种属于外部势力冲击下的改朝换代，主要体现于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草原民族往往因自然环境恶化出现生存问题，被迫向南发动战争掠夺物质资源，而中原王朝的应对便是自我防御性的反击。不少西方学者用蒙元时代来代表中国历史，实属一种狭隘的认识。蒙古时代尽管向外扩张过，但为时不长，也并未形成类似于传统中原王朝的中央集权体制，其战争动机更谈不上因资本需求而肆意进行殖民行动。元朝建立后效仿传统中原王朝统治方式，与蒙古时代截然不同。“新清史”学派将草原民族政权的战争放大，标新立异提出中原传统王朝的更迭与蒙元、满清王朝的换代截然不同，妄称中国历史发展与朝代更迭不具有连续性，可谓言过其实。如欧立德所妄言的“族性主权论”根本无视满人入关后力图打造清王朝正统性的政治建设需求，清朝统治集团也并非完全由满人充斥，整个国家行政体系内亦均非由单一满族操控。尽管满清统治者在入关后实行了一些“满汉分离”的举措，但这不代表满清政府不重视国家认同。事实上，这种行为是满清统治者对本民族的一种自我文化保护行为，因为当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之后，统治者便作出维系社会秩序和民族团结的系列行政举措。典型的如雍正大义觉迷录的撰写，其表现出的核心思想就是承袭了秦汉以来的“大一统”理念。起初何炳棣与罗友枝关于“汉化”命题的争论，实质上就是中国“大一统”观与强调满族自身文化特性之间的冲突。“新清史”正是出于对满清统治者即代表天下“大一统”现象的否定，这显然与中国传统历史发展及政治运行逻辑不符。其次，“新清史”学派未能深入了解甚或有意歪曲中国政府民族政策，忽视地理上存在的经济和文化差异所必需的治理方略。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东端，长城南北形成截然不同的生态景观，长城以南的华北平原及黄河中下游形成中国历史上的农耕区，滋养了数量庞大的人口和财富，也孕育了灿烂的中原文明；长城以北则形成草原景观，以畜牧为主；跨越秦岭淮河到长江中下游，气候温暖湿润，加上历史时期北方民众南迁，成功推动了江南社会经济发展；从华北跨黄河向西穿越河西走廊，进入高原、荒漠、绿洲地带，气候条件复杂，资源相对匮乏，与中原形成鲜明对比。面对如此复杂的地理空间结构，中央政府因地制宜，采取适当政策，保障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第一，边疆地区历来备受中原政权重视，每当中原政权一统天下后，无不加强对边疆地区的开发。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促进边疆社会经济发展，先后实行“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等系列政策，在生态环境、基础建设、科教文卫、人才资源、产业结构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成绩，有目共睹。第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坚持民族平等、实现内地与边疆共同发展的政治保证。民族区域自治不仅是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也是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结合，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增进中华民族凝聚力。这些政策具体内容从历次中央民族工作会以及新疆、西藏民族工作座谈会精神可知。中央政府对边疆的政策，历来都是围绕民族平等、团结、和谐和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对“新清史”再批判2024 年 第 2 期77发展来展开，不存在民族歧视，也反对“大汉民族主义”思想。最后，“新清史”学派错误地将民族内部矛盾上升至种族歧视，进而用现代国家的民主与非民主来评判民族矛盾的性质。“新清史”学派在论述新疆、西藏等地出现的分裂暴动时，一厢情愿地鼓吹这些行为属于当地民众的民族情绪表达、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符合民族国家建构论，事实上忽视或掩盖了这些分裂势力的根本目的，甚至没有反思暴动迅速失败的原因，也未能深入了解当地民意如何，断章取义，歪曲事实。众所周知，中央制止分裂暴动行为，得到社会广大民众的支持；中央颁行的相关民族宗教政策，也得到广大少数民族同胞的拥护。“新清史”妄图通过重释历史上民族与边疆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