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新生代青年低额彩礼的形成机制及其现实挑战.pdf

第 41 卷 第 3 期2024 年 6 月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农村新生代青年低额彩礼的形成机制及其现实挑战张艳霞摇 刘远冬摘摇 要摇 高额彩礼是我国近年来重点治理的突出社会问题。本研究基于对重庆石村新生代青年“零彩礼冶现象的田野调查,分析当地低额彩礼的形成机制及其面临的现实挑战。石村“不算彩礼冶的共识促进了婚姻交换灵活多元的发展,相对于更具仪式性的婚礼花费、改口费和房产花费,彩礼因过于货币化和功利化而被排除在有意义的婚姻交换之外。自明清流传至今的传统习俗和社会主义新风尚共同塑造了当地礼俗传统,弱代际责任感下自由恋爱、代际和性别平等的情境化解了婚姻交换的偿付和资助功能,礼物模式的婚姻交换在仪式和日常中塑造着集体道德感,即使是在跨婚姻圈的新生代中也没有形成高额彩礼。但随着社会流动性和风险性增大,当地低额彩礼实践的维系正面临着跨区域文化冲突和彩礼抵押功能强化的挑战。关键词摇 低额彩礼;重庆;农村;新生代青年;礼物秩序作者简介摇 张艳霞,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刘远冬,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生。淤摇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冶工作的若干意见,https:椅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的通知,https:椅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https:椅 摇 婚嫁是中国人生命中的重要事件。仪礼记载,婚有六礼 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纳征,即纳聘财,彩礼就是男方向女方纳征的现代演化。近年来,农村彩礼金额普遍上涨,华北、西北、中南地区,特别是河南、甘肃、安徽、江西、山东等地“天价彩礼冶现象愈演愈烈(王向阳,2019)。2019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对“天价彩礼冶提出治理要求淤。2021 年颁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年)提出,促进婚姻家庭关系健康发展,推进移风易俗,抵制高额彩礼现象于。2023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将高额彩礼、大操大办作为重点领域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盂。各地制定的移风易俗、文明行为促进和乡村振兴促进等条例则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对高额彩礼进行约束和治理。民政部在 2021年确认了第一批 15 个地区、第二批 17 个地区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推进婚俗改革工作,破除高额彩礼等陋习。高额彩礼现象突出的江西石城、山东滨州等地试点推广“零彩礼冶(民政部社会事务司,2023)。与全国大多数地区不断出现高价彩礼甚至“天价彩礼冶不同,重庆大部分农村地区彩礼价格并不高,零彩礼盛行。人民日报(海外版)曾在微博发布过“中国彩礼地图冶,重庆在 2013 年、2017 年和 2019 年的三轮调查中都被列为“零彩礼冶地区,被网友评为中国婚礼界的一股清流淤。笔者在重庆石村三年的田野调查中也发现,该村“80 后冶和“90 后冶新生代青年的婚姻支付中普遍存在“零彩礼冶的情况。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重庆低额彩礼甚至“零彩礼冶的形成机制是什么?基于怎样的社会基础?面临哪些现实挑战?能够为我们理解当代婚姻交换实践和治理天价彩礼提供什么启示?一、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彩礼既是“财冶又是“礼冶,蕴含着经济与道德双重属性。学界对婚姻中这一环节的分析存在市场和非市场两个基本取向。市场取向的研究提出婚姻偿付理论和婚姻资助理论,这两个理论分别从家庭间交换和代际交换分析彩礼性质与功能的转变。彩礼支付属性下的婚姻市场要价理论为高额彩礼的形成与运作提供了相对普遍的解释。对低额彩礼的研究则往往关注具体时空场景,通过非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补充解释,比如传统社会规范与价值认同等因素。本文采用礼物秩序视角,强调婚姻是经济、文化、道德等多维度交织的总体性呈现。(一)高额彩礼:市场取向的婚姻交换研究市场取向的研究将彩礼理解为婚姻支付的重要部分,提出了婚姻偿付理论和婚姻资助理论两种经典解释路径。婚姻偿付理论强调彩礼是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的经济补偿(吉国秀,2007),将新娘理解为从女方家庭转移到男方家庭的高价值资产(弗里德曼,2000:38)。随着欧亚大陆的彩礼嫁妆制度成为主要关注模式,家庭成了分析焦点(阎云翔,2000:198),偿付涉及的给妻集团和受妻集团逐渐从部落宗族缩小到男女双方家庭,男方家庭支付能力和女方家庭要价能力决定了彩礼金额(桂华,余练,2010)。婚姻资助理论强调彩礼是代际之间财富的转移继承,成为新娘和新郎在追求夫妻独立性过程中用以索要其家产份额的手段(阎云翔,2000:199)。在个体化进程中,家庭中彩礼归属主体从女方家庭转向新婚夫妻,成为彩礼实践与彩礼变迁的起点461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2024 年淤张燕,2019.“零彩礼冶引领乡风文明新风尚.重庆日报,2 月 19 日。(李永萍,2022)。作为代际资助的彩礼从男方家庭向新婚家庭的转移增强了子代的独立生活能力,减轻了未来生活压力(王跃生,2010),但随着代际关系失衡,彩礼从代际均衡的财富转移方式变成代际剥削的手段(王德福,2014)。改革开放后打工经济兴起,随着人口和信息的流动,农民的通婚圈扩大,高彩礼婚姻逐渐扩散(魏国学等,2008)。在市场经济与婚姻挤压背景下,传统伦理道德退场、市场主义逻辑逐步深入,在农民之间的攀比和面子竞争中货币成为核心媒介(何绍辉,2017),彩礼作为货币支付的手段愈加凸显,开始向市场化和货币化的交换功能转变(余练,2013)。高额彩礼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婚姻补偿和婚姻资助的模式,由此产生了婚姻市场要价理论(桂华,余练,2010)。在性别、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中国社会,宗族化、原子型、小亲族等不同类型的村庄社会结构(桂华,贺雪峰,2013)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社会价值体系塑造了各地婚恋实践的生产与再生产(王向阳,2017)。典型的北方高额彩礼或者说天价彩礼的形成可以由婚姻市场理论提供解释:社会结构不稳定的地区在人口性别比本就失衡的状况下,流失大量适龄女性资源,激化婚姻竞争态势,使得适龄男性必须通过提高彩礼来建立比较优势(王向阳,2017),社会竞争和阶层配对的动力机制推动并实现了女方要价与男方支付的互动与勾连(李永萍,2018)。(二)低额彩礼:非市场取向的婚姻交换研究低额彩礼一般出现在社会结构稳定的南方宗族性村庄,这种具有低度代际支持、低度代内竞争和低度社区竞争的联合家庭再生产模式强调整体的文化认同(李永萍,2018),能够通过传统的通婚圈内统一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认同来抵御现代化观念(朱战辉,2017),从而维持较低的彩礼水平。在此基本解释框架下,更为具体的地方性特征成为理解各地低彩礼实践的关键。赣南地区彩礼归属父母的传统,避免了女儿卷入婚姻要价(李永萍,2022)。云南农村青年女性延续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家庭观念,婚后从夫从父居的居住模式免除了花销巨大的婚房支出(李君甫,饶曼莉,2019)。在经济发达的广州农村,团结型宗族社会结构下的保护机制也维系着低额彩礼习俗(王敬,2021)。川渝地区低额彩礼的社会文化基础不同于华北小亲族村庄和南方宗族性村庄。川渝地区的原子型村庄内部地方性规范较弱,个人和家庭所受的传统束缚弱、实用理性发达,形成了子代自主的婚恋方式和低度平衡的代际关系(贺雪峰,2009;朱战辉,2017)。特别是四川区域性的村庄社会文化中父代代际责任感较弱,父母介入子女婚姻有限,自由恋爱普遍,第一择偶标准是情感,辅以家庭经济条件,与低额彩礼具有高度契合性(王向阳,2019)。(三)礼物秩序:作为总体性呈现的婚姻仪式按照婚姻市场要价理论,本研究关注的重庆石村本该因存在强烈的婚姻挤压和561第 3 期摇 摇摇 摇 张艳霞等:农村新生代青年低额彩礼的形成机制及其现实挑战婚姻要价而呈现出高额彩礼现象:重庆地处西部,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1984 年以来重庆出生婴儿性别比持续偏高,1998 年达到 120(温永高等,2002);重庆作为码头城市,人口流动频繁,在改革开放后的打工潮中女性大量流向发达地区;重庆原子化的村庄没有宗族这样的稳定的社会结构,传统束缚弱,对造成天价彩礼的竞争性、市场化以及彩礼货币化、世俗化(陈晶环,2022)的抵抗也弱;彩礼归属子女而非父母,会强化女性的要价动力。但当地仍然长期保持着“零彩礼冶的婚姻实践。对此,婚姻市场理论显然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而现有的弱代际责任带来的自由恋爱的阐释没有充分分析地方文化的具体特点及其对家庭和个体婚恋选择的影响机制,无法揭示婚姻背后的社会规范与道德含义。婚姻中的交换是多维度的紧密交叠构成的总体性而非单纯市场性的呈现。礼物秩序视角的研究认为,婚姻的规则并不是简单的市场交易,而是象征领域的礼物交换(布尔迪厄,2017:156),礼物模式在婚姻家庭这样原生的社会关系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迦耶,2018)。莫斯对礼物这种“前市场冶的交换和契约方式进行了“去市场冶的历史化解释,揭示了利己与利他、延续与创造两对同时存在且相互制衡的动机,以及作为社会基础的给予、接受和回报的三种义务(莫斯,2016:62)。莫斯所重视的礼物之灵经过了结构化的互惠、交换、补偿、斗争、积累等讨论后(阎云翔,2000:11),重新以“不可让渡性冶这一反结构化的视角,回到莫斯提拎出的总体性的礼物体系中(迦耶,2016)。仪式是社会秩序的象征性表达,反映了符合社会规范和道德含义的“适当冶的关系体系(利奇,2010:28),婚姻中交换仪式就是整个婚姻制度的总体性呈现。在婚姻这一具体的社会性场景中,功利取向和道德取向等多种行为准则共存(Zelizer,2005:32),彩礼内嵌于社区构筑的意义网络(王思凝等,2020),而意义网络在仪式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仪式是以特殊规则在社会生活之流中间切出的一个社会场景,集体力量与个体意识融会贯通,集体意识通过仪式才得以完成对个体的规范与整合。作为社会力量在个人身上的展演,纯粹的仪式即可产生义务(Frank,2016)。在这个意义上,仪式性即道德性,是交易的“财冶 和交换的“礼冶 得以区分的关键(韦伯,2016),回到仪式的逻辑而非停留在世俗的互动上,可以更好地理解礼物交换过程(萨林斯,2019:189)。本研究延续了当前学界对低额彩礼实践的关注,试图从礼物秩序视角进一步分析婚姻中交换的仪式性及其社会基础,探索在彩礼金额不断上涨的大背景下区域性的极端低额彩礼 “零彩礼冶实践的形成机制及其面临的挑战。(四)研究方法本研究的田野工作在四川盆地东部边缘的重庆市巴县石村展开。改革开放以来,该村普遍保持着“零彩礼冶的婚姻实践,对当前彩礼实践研究具有典型意义。石661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2024 年村是一个以果蔬种植、劳务输出、乡村旅游为主要产业的城郊山村,是多姓混居的原子型村庄,没有宗族势力。由于川渝地区在计划生育时期执行严格的一孩政策,石村新生代青年(19801999 年出生)普遍是独生子女,少数有一个兄弟姐妹,极少数有两个。村内往来最多的是三代直系血亲和兄弟姐妹,同姓宗亲一般只有春节才会相聚,举行祭祖聚餐和其他娱乐活动,有一些家族也会在清明团聚祭祖。石村适婚青年一般 24 岁左右结婚,女性婚后普遍从夫居,但村内也有不少入赘男性,他们并没有被污名化。村庄男女参与家务、农活、打工等劳动以及社会活动的情况相对均衡,青年男女普遍外出务工,跨婚姻圈婚恋相对容易,村里不存在明显的娶妻难或者光棍问题。本研究采用叙事研究这一质性研究方法,针对婚恋中的交换问题对村民和村干部进行了深度访谈。由于涉及家庭中亲子、夫妻和姻亲关系等私密问题,访谈对象以联系人介绍、被访者自愿接受、介绍其他被访者的滚雪球方式选取。最终在 20192021 年收集了本村新生代青年案例 32 个。其中,男性 15 位、女性 17 位;农村户口29 位、城镇户口 3 位;从事制造业、服务业、餐饮业、建筑业工作者占绝大多数,从事教育、卫生等工作者占极少数;结婚年份均在 20052020 年间。从婚姻圈来看,与本村人通婚的有 3 位,与巴县其他地方通婚的有 3 位,与重庆市其他县区通婚的有 16位,与他省通婚的有 10 位。从彩礼金额来看,零彩礼的有 28 位,低额彩礼的有 4 位,金额为 2 万 3 万元。二、低额彩礼的实践与形成机制(一)零彩礼实践:“没有算彩礼嫁妆冶彩礼由聘礼演变而来。狭义的彩礼是指在订婚时男方父母给予女方父母或新婚夫妇的财物,一般以货币形式的聘金为主;广义的彩礼是指在婚姻交换中男方家庭呈送给女方家庭的所有礼物,包括聘金、三金、房产、车辆、股份等资产,婚礼酒席等花费,以及以劳动形式提供的服务帮助。本文采用狭义的彩礼概念,也正是在狭义的彩礼定义下石村可以说是“零彩礼冶,这也符合村民对彩礼一词的理解。在石村当地普遍的婚恋流程中,子女自由恋爱后认为时机成熟了就各自将恋爱对象带回家见父母,在比较正式的见面中会奉送对方父母水果、茶叶等伴手礼;然后双方父母找机会一起商量婚礼事宜、改口费、婚房购买等,通过线下聚餐或者电话讨论等方式达成一致,比较正式的线下聚餐往往会被冠以订婚的名义,但并不需要订婚礼或者聘礼;之后男女双方去民政局办理婚姻登记手续领取结婚证,并置办婚房;最后是举办婚礼,在婚礼中或婚礼前后更私密的场合会进行改口仪式,交换改口费。一般正式的婚礼举行一次,婚宴在男方和女方各办一次。761第 3 期摇 摇摇 摇 张艳霞等:农村新生代青年低额彩礼的形成机制及其现实挑战在访谈中被问到彩礼收受情况时,新生代青年的父母会直接回应“没有算彩礼嫁妆冶,紧接着会说只给了改口费、双方父母资助了小夫妻多少钱,进一步提到婚礼的花费,最后在追问中提到婚房花费。这代表着在村民心目中婚姻交换中各项要素的不同优先级,最重要的显然是改口费,其次是婚礼,最后是婚房。显然,村民对彩礼的理解是聘金,“没有算彩礼冶明确地表达了对彩礼的拒绝。村会计是这么介绍石村婚俗的:“村里暂时没有说要彩礼嫁妆的,只是适当地在男方家庭允许的情况下给女方一两万冶。村民的描述更加简洁,“没有算彩礼嫁妆,只是多少给一点冶。从收集到的家庭个案来看,石村普遍的婚俗对彩礼和嫁妆的要求确实不高,石村近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 万元左右,一两万的支出不会带来太大负担。在石村的婚姻交换中,物质交换是形式化的,总体维持着低度的平衡,与豫南地区婚姻市场中房子、车子、定亲、彩礼、配套的竞争标的物(王向阳,2017)相比,石村最普遍的婚姻竞争标的物只是房子。表 1 通过部分个案展现了石村流动多样的婚姻实践,下文对“零彩礼冶机制和社会基础的进一步分析中会用到这些案例。表 1摇 多样化的婚姻实践淤个案性别通婚圈彩礼嫁妆改口费婚礼花费分担者房产花费分担者小吴女石村无无无男方家庭男方家庭小陈男石村无无无男方家庭小夫妻小卫男巴县无*无无小夫妻女方家庭+小夫妻小孙女重庆市无无无小夫妻小夫妻小蒋男重庆市无无无无男方家庭+小夫妻小周女重庆市无无无双方家庭男方家庭小钱女重庆市无无2 万小夫妻女方家庭+小夫妻小褚男重庆市无棉被无男方家庭男方家庭小郑男重庆市2 万无1 万男方家庭男方家庭小王男重庆市3 万3 万1 万男方家庭男方家庭+小夫妻小赵女湖北省无无无无无小李女江苏省无无无男方家庭男方家庭小冯男云南省无无无男方家庭男方家庭+小夫妻摇 摇 注:*这个案例中村民认为没有算彩礼,只是“给了女方 888 元和鸡鸭鹅当礼物冶。摇 摇 在石村,收受高额彩礼的婚姻是极个别情况,会被村民当作异闻讨论。“比如旁边生产队的张家娶媳妇遭了五万八和三万八,还有村里的朱家娶媳妇遭了六万八的861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2024 年淤为保护隐私,本文涉及地名、人名姓氏已匿名化处理。聘礼,都是给女方家长的。主要还是看找的哪里的人,有些女方家长就敲竹杠厉害,彩礼不给女儿而是自己收了,说是抚养费,但你也没有办法只能拿冶。村民普遍认为这是遭到了女方的“敲诈冶,村庄舆论对婚姻中女方的过高要价表示谴责,而对男方表示同情。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段讨论中村民并没有说出张家娶媳妇付出的两笔钱具体是什么,只说是在结婚前和结婚时分别给出。参考其他地区的婚姻交换习俗,前者应该是订婚礼金,后者是结婚礼金,二者合起来算是男方准备的彩礼。叙述缺失的背后是概念缺失,在村民对婚姻的理解中没有相应的经验和知识去描述订婚和结婚礼金。这意味着村民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有意识地抵制高额彩礼,而是无意识地抵制不契合本土婚姻文化的所有彩礼。(二)低额彩礼的形成机制及其社会基础在石村“不算彩礼冶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理解村民不接受聘金性质的彩礼却能够接受改口费、婚礼花费和房产花费的关键在于这几项婚姻环节的仪式过程和文化意义。村民在对货币化彩礼的抵制中形成了本地灵活多样的婚姻形式,平衡了支付性与仪式性,自由平等婚恋的情感性反而由婚姻中交换仪式的道德性提供支撑。如莫斯(2016:31)所言,经济与道德、个人与集体混融在婚姻仪式这一总体性呈现中。而编织义务的婚姻交换仪式及其背后的社区道德规范并非无本之木,石村的零彩礼实践基于川渝地区婚恋不论彩礼的历史传统以及当代低度均衡的代际关系下相对平等的代际和性别关系。1郾 多元化仪式平衡婚姻交换的功利性与道德性婚礼花费、改口费和房产虽然也都具有货币形式,但与完全货币化的“彩礼冶相比,其拥有更具体的仪式形式和道德意义。石村村民在婚姻中关注的不只是货币化的彩礼、婚礼、婚房的金额,更重要的是在婚姻关系联结两个家庭时所进行的仪式。婚姻双方的社会关系并不因为婚姻而完全转移,婚姻中实际上有一部分因为来自各自家庭而不可让渡(Weiner,1992:65;莫斯,2016:17),是双方的人格化体现。在道德化的婚姻中仍然可以保留支付形式的存在,但重要的不是货币的数量,而是货币的来源、所属和用途。单纯的彩礼没有足够的道德支撑,因此被排除在有意义的婚姻之外。在婚姻的交换场景中,功利性与道德性行为准则共同存在,当彩礼这一交换方式从复调的支付与礼物两个面向转为单调的支付面向时,就失去了其中寄托的道德内涵和美好期望。(1)婚礼花费与仪式婚礼本身是结婚中最具仪式性的环节,婚礼花费一般包含办婚礼的花费和办酒席招待亲朋的花费。由于石村有乡村旅游产业,村里人大多选择在村内的山庄办酒席而不是在家里置办,更讲究的会在县城甚至市里举行婚礼,一般会有十几桌甚至几十桌;如果新婚夫妻追求时髦,还会有婚纱、摄影、旅游等环节和相关费用支出。也有961第 3 期摇 摇摇 摇 张艳霞等:农村新生代青年低额彩礼的形成机制及其现实挑战部分婚礼由新婚夫妻自己安排,一般出现在新生代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还有其他一些灵活的安排方式,如只在男方办酒席,与孩子满月或周岁宴席合办,甚至完全不办;婚礼收到的礼钱可能归属新婚夫妇,或者归属亲家。婚礼最重要的作用是向生活圈子里的亲朋好友通告,是让新加入的家庭成员与原有亲朋好友建立联结。因此,即使不办婚礼,一般也要办酒席。例如,小赵参加集体婚礼节省了绝大多数花费,婚后仍需要分别在男方和女方家乡小规模宴请亲朋。举办婚礼和酒席承担着赠礼和回礼的功能,在讲究人情往来的农村这是大多数婚姻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追求的是“情理相称冶(周飞舟,任春旭,2023),是彰显亲疏差序的社会性仪式:“礼金一家最少 200 元,亲戚 300 元,更亲的 500 1 000 元冶。婚宴中的人情往来需要人和情在场,如果子女在婚后不长期住在村里就无法及时参加村民的婚宴回礼,这笔人情债就落在了父母头上。即使在婚礼上收到的礼金能够大致覆盖婚礼花费,但从长期来看,为了村庄人情往来的流动与平衡,父母承担了更多的礼金交换,甚至超过改口费的数额。在这个意义上,婚礼作为家庭外人情往来的仪式功能超越了家庭内代际和性别间财产转移的经济功能。(2)改口费与仪式在石村的婚嫁习俗中,改口仪式是最稳定的一项,改口费取代了彩礼成为最重要的现金交换。改口仪式是新婚夫妻分别向对方父母敬奉茶并第一次称呼爸爸妈妈,双方父母也相应改口以给红包的方式将改口费给新郎和新娘。在仪式中,所敬奉的茶被称为改口茶;红包中的改口费是双方父母提前商量好的等额现金,2010 年以前一般为几百、几千元不等,之后一般是一万元。更高额的改口费就要求双方家庭有更好的经济条件,也会有更多的含义,比如承担一部分彩礼的资助功能。改口仪式是跨越关键差序界限的一步,将对方父母的称呼分别从“叔叔冶、“娘娘冶(阿姨)改为“老汉冶(爸爸)、“妈冶,标志着从外人称呼改为家人称呼。而改口费赠予中普遍的低额、等价原则使得婚姻交换更体现出礼物交换的仪式性和塑造亲密联结的互惠性,而非支付的功利性。在村民的婚姻交换实践中,将不熟悉的彩礼和嫁妆融合到熟悉的改口费和改口仪式里,更容易被当地文化所接受,兼顾了仪式功能和经济功能。(3)房产花费与居住安排房产花费在当前婚姻花费中占比最大。在地方政府的城镇化发展规划下,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到邻近的县城甚至市区购置新房。对于进城工作生活的新生代来说,购置城里的婚房是刚需,一方面为子女未来的教育作打算,一方面寄托了村民“跳出农门冶、实现渐进式城镇化的期望。虽然巴县县城和重庆城区的房价并不算高,但对农村居民来说仍然是不小的负担。小蒋结婚时没有彩礼嫁妆和婚礼,只简单办了酒席,“当时钱都拿去在县城买房了,三室一厅,男方给的首付,按揭自己付冶。071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2024 年也有一部分村民在村里修建婚房,有的是独栋村居,也有的是在父母房屋基础上扩建修整的。在石村婚姻交换中虽然普遍期望男方提供婚房,但婚房并不必然成为石村婚姻交换中刚性的男性婚姻成本。比如小钱家就是由女方给了新房的首付,小夫妻自己还按揭;小卫刚结婚时住在女方用拆迁款购买的新房里,两年后生了孩子,夫妻俩到处借钱按揭买了一室一厅的婚房。共同购置房产和装修的过程本身就是通过仪式使新婚夫妻走向更加安定和“正式冶的共同生活,获得“成家冶这一象征性的社会认同,进入新的人生阶段。2郾 零彩礼实践的历史基础川渝地区的低彩礼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石村的“零彩礼冶实践同样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前文提到村会计认为外地要彩礼嫁妆是“陈旧冶的风俗,石村的父辈认为其他地方讲究彩礼的人“旧封建思想包袱多冶,新生代持有同样的认识:“我们爸爸妈妈思想不是很封建那种,你必须给我拿多少彩礼回来呀冶。可以说,彩礼是“陈旧风俗冶和“封建思想冶的观念是石村村民的共识。高彩礼所依托的婚姻市场要价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农村婚姻中的妇女资源流出地方婚姻圈,进入开放性的婚姻市场(桂华,余练,2010),与此关联的是严格的性别分工和从夫居制度。而清代石村所在的巴县,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已经有了一定的权利,比如女性更全面地参与到家庭重大事务的决策中,甚至独立购买产业、自己立约主婚主嫁(张晓霞,2014)。与明清时期广泛兴起的结婚论财及“女索重聘,男争妆奁冶、将婚姻当作买卖以利为先不同,川渝地区饱受战乱、世家凋零,贫苦移民在婚嫁中往往不分门第贫富,不论彩礼轻厚,只求清白相对、年岁相仿(郭松义,2000:125),由此低彩礼和零彩礼在川渝成了历史传统。集体化时期男女平等生产劳动、对媒人的批判和取缔、对彩礼嫁妆的约束进一步巩固了当地本就相对平等的性别关系和自由婚恋、低额彩礼的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婚姻法第一条明确提出“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冶,第二条提出“禁止任何人藉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冶。2020 年的民法典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冶。“收彩礼冶是“陈规陋习冶,“零彩礼冶是“新时代新风尚冶淤。彩礼是需要反思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冶的革命话语与大多数村民的婚恋实践并无抵触,反而能够为本土的朴素婚恋观提供官方话语的解释与支持,彩礼是陈旧风俗和封建思想的观念就这样传递下来。在这个意义上,当前村民践行的“不算彩礼冶是明清老传统和新中国社会主义新171第 3 期摇 摇摇 摇 张艳霞等:农村新生代青年低额彩礼的形成机制及其现实挑战淤王璐璐,2023.共青团发力:“零彩礼冶之风吹向赣鄱大地.中国青年报,3 月 16 日。风尚的融合与延续,其对彩礼的拒绝表现在概念和实践两个层面上。第一,石村的婚姻实践中本来没有彩礼这个概念,也没有聘礼、订婚礼之类的婚姻交换。“当时结婚都没要彩礼,什么都没要,当时没兴(要求)这些冶。在访谈中大多数村民对彩礼的理解来自政策宣传、新闻媒体和村庄异闻,甚至需要研究者向村民解释彩礼的定义。这是在概念层面拒绝彩礼。第二,在村民看来,彩礼概念外来而陌生,并非来自从小到大本土文化的濡化,与家庭和村庄社区传承的文化不符。从村民历数的婚姻中交换各项要素也能看到没有聘金意义上的彩礼的位置。这是在实践层面拒绝彩礼。在“不算彩礼冶传统的惯性下,对于村民而言,问题不在于为什么不算彩礼,而在于为什么要算彩礼。3郾 零彩礼实践的代际基础(1)弱代际责任感下的自由恋爱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川渝农村的低婚姻成本基于弱代际责任感下父母有限介入培育出的自由恋爱的婚恋模式(王向阳,2019)。前文提到,新生代村民主要通过自由恋爱结婚,父母已经失去了主婚权。案例中与本村人结婚的三位新生代都是由父母介绍相亲认识。石村婚俗中相亲并不依赖职业媒人的作用,多是由亲戚朋友牵线,父母初步筛选,但是否合适、能否进一步发展等重要决定都是由子女自己做出。“孩子喜欢耍就耍冶是石村父母对子女恋爱的普遍态度,以情感为核心的亲密关系是婚姻的决定因素。除了与本村人结婚的,其他的情侣都是自由恋爱认识的,进入城市学习、工作、生活的新生代拥有更广阔的社会关系,从依赖血缘、地缘建立社会关系向业缘、趣缘扩展。随着新生代青年生计模式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父母既不能也并不要求控制子女的婚恋:“现在孩子耍朋友都是看他们自己,大人才不会帮他们考察。现在的年轻人都是自己住(安排生活),你当不了他的家冶。相较于豫北农村打工青年面对婚配困境不得不依靠媒人的局面(范成杰,杨燕飞,2013),地处西南地区的石村打工青年面对更加友好的婚姻市场,能够采取相对自由的婚恋策略,这部分解释了当地低额彩礼的实践。(2)性别平等下的婚姻交换性别平等的婚恋和家庭生活带来的婚姻交换功能改变为当地的低额彩礼提供了进一步的解释。和中国其他地区的父母一样,石村的父母也承担着帮助子女特别是儿子成家立业的人生任务,但与强代际责任感下父母对子女婚姻近乎“包办冶的介入相比,弱代际责任感下的父母“放任冶子女自由恋爱,在结婚生子时的婚姻交换中就不需要再承担那么重的代际责任。与强代际责任感地区的村民相比,弱代际责任感的石村村民是在相同的核心人生任务下探索了不同的代际责任实践方式,其中之一就是性别平等的婚恋和家庭生活实践。271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2024 年石村的父辈为子辈“安家冶的人生任务不止局限于儿子,在计划生育政策严格的一孩化下,女儿也成了父母通过婚姻交换完成代际资助的对象:“只要女儿过得开心,彩礼无所谓。结婚后有要用钱的就交给男方了,我们的钱都拿去给她买房了,都没有留着养老的。我现在的理想就是孩子安了家,我把账给她还完,就这样我就满意了,孩子安定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冶。更平等的性别关系带来了双方家庭对新婚夫妇的共同支持,婚姻支付中占比巨大的婚房都能够由女方提供,这直接打破了女方家庭“要价冶的定位。在子女婚后的家庭生活中,石村村民也强调代际和两性的相对平等。“主要是夫妻两个相处好了就没什么,就是要沟通,双方老的都少要强点,搭伙习惯了就好了冶。“搭伙冶是朴素的过日子的观念,强调共同生活的一家人仍然是合作关系。在方言中,“搭伙冶也被称为“打平伙冶,这个词更加表明了在日常生活中家庭成员的平等性。在石村的家庭生活中普遍女性当家,如村民所说“堂客家就是该堂客当家冶,在方言中妻子被称为“堂客冶,就是可以上堂屋的客人。石村村民在婚后虽然普遍从夫居,但这更偏向于柔性的期望而非严格的要求,娘家也是女性婚后的坚强后盾,依靠娘家的支持买房、就医在石村很常见。既然在婚后生活中夫妻双方和姻亲双方都是相对平等的家庭成员,那么利人利己的婚姻交换就不需要承担“偿付冶的功能。低额彩礼不仅将新婚夫妻从不平等的支付关系中解放出来,还消解了彩礼的“资助冶功能,大大减轻了父辈的经济与道德负担。在礼物形式的零彩礼实践中,家庭成了莫斯(2016:132)所期望的“对立却不必互相残杀、给予却不必牺牲自己冶,迈向社会团结和进步的生活空间。三、跨婚姻圈的零彩礼何以可能改革开放前,石村青年的婚配对象大多来自周围村镇和相邻区县;改革开放后,新生代农村青年“先流动、后婚恋冶成为典型人生经历,作为结果之一,跨省婚姻比例不断提高,地理通婚圈逐步扩展(宋月萍等,2012)。在石村新生代青年的父母辈的婚姻实践中,计算彩礼的交换方式就几乎绝迹。对于新生代而言,从小到大甚至从未听说过彩礼这一概念,直到外出或者上网参加跨婚姻圈的讨论才发现原来很多地方会算彩礼、算聘礼,在比较之下形成了“我们冶和“不算彩礼冶的观念。但随着人口流动和全国婚姻市场的形成,传统通婚圈之外的彩礼习俗逐渐渗透。石村村民在与其他不同彩礼风俗的地区通婚时无疑会产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零彩礼冶的观念可以有原则地协商和变通,而并非金科玉律,笔者在村里未听说过因彩礼没有谈妥而无法完婚的。不论男女,在跨婚姻圈的彩礼实践中都尽量保证371第 3 期摇 摇摇 摇 张艳霞等:农村新生代青年低额彩礼的形成机制及其现实挑战自己从地方情境中继承的意义体系的延续,但在全国婚姻市场性别不平等的结构性约束下形成了略有差异的实践。(一)协商婚姻支付的男性低额彩礼实践不论给出彩礼的男方父母还是给出嫁妆的女方父母,不仅希望在收支上达成某种平衡,还需要通过婚姻交换表达文化期望(吉国秀,2007):双方父母都希望通过彩礼展示资源,表达支持,消除潜在危机,为子女的婚姻家庭生活作长远打算。从小冯的案例来看,男性跨婚姻圈实现零彩礼并不容易,跨婚姻圈彩礼商议受到各主体动机和具体情境因素的整体影响。小冯的媳妇是贵州苗族,谈结婚的时候按习俗要求给彩礼,但男方父亲并不认可,“本身我打工就没什么钱,儿子也刚毕业,我说彩礼就算了,当时一直拖着没结婚冶。“最后还是女方父亲得了鼻癌,就追着我儿子办手续,怕幺姑娘的终身大事没有解决,就没有给彩礼冶。由于女方在彩礼上的妥协,男方提高了在婚礼宴席上的花费,“后面我在男方这边拿了两万五办席冶。几年后,女方的父亲去世,小冯去贵州处理后事就遵从了贵州的习俗,“这个事我出了一万多,那边风俗不同,条件不一样,乐队、伙食都是由女婿承担冶。这是基于信任与期望运作的时间延迟下的婚姻交换的一部分,通过商议和妥协弥合了两地彩礼风俗的差异,实现了“零彩礼冶。比较普遍的情况是,如果女方有彩礼要求,男方基本上都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协商满足双方要求,使婚姻支付达成低度平衡。例如,案例中两位跨婚姻圈通婚的男性都实现了低额彩礼:小王结婚时女方当地要求 10 万元的彩礼和配套嫁妆,最后男方给了 3 万元彩礼、女方给了 3 万元嫁妆;小郑结婚时女方风俗是 10 万元彩礼,商议后男方给了 2 万元彩礼。(二)拒绝婚姻要价的女性零彩礼实践按照婚姻市场理论的预测,男方本应将彩礼支付给女方才能完成婚姻交换,但如果能够“零彩礼冶就可以节约一大笔支出,无疑具有强烈的动力。而石村的外嫁女性为了实现自己在跨区域婚姻市场作为稀缺品的价值,在彩礼归属自己小家庭的习俗下无疑拥有强大的要价能力和动力,理应收取高额彩礼。但石村绝大多数外嫁的女性仍然保持着村里“零彩礼冶的婚姻交换实践,案例中七位外嫁女性都没有算彩礼嫁妆。在外嫁江苏的小李的案例中,宿迁当地婚俗一般要 10 万元左右的彩礼,婚后也是从夫居,从婚姻偿付的角度理应收取高额彩礼,但女方的父母对彩礼并不在意:“住在男方农村的集中安置房,一般一两年才回来一次。没算彩礼和嫁妆,婚礼在男方那边办的,参加婚礼的路费都是女儿和我们一起出的冶。在小赵的案例中,男方的老家在湖北荆州农村,还有一个未结婚的哥哥,而当地有严重的代内剥削(韦艳,姜全保,2017)和代际剥削(陈锋,2014;王德福,2014)现象,按照风俗需要近 20 万元的彩礼。而小赵结婚时选择了参加由政府组织的集体婚471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2024 年礼,彩礼、嫁妆、婚礼花费都省了,婚后也一直租房住。小赵依照石村“不算彩礼冶的风俗,认为算彩礼嫁妆“没有必要冶:“跟老公结婚的时候是集体婚礼,后来就请两边的亲戚吃个饭就完了,但是彩礼什么的都没有,两边都是农村的,父母都困难,你要了别人的彩礼不可能不回礼,我觉得没有必要。其实父母那里要彩礼陪嫁嘛,还不是拿给儿女冶。在“不算彩礼冶的观念下,彩礼归属儿女不但没有提高女方要价,还成了“零彩礼冶的理由,同时消除了代内和代际剥削。“不算彩礼冶的观念如同亚瑟王的圆桌,没有“上座冶就没有了因为上下之分而产生的争吵,去功利化的婚姻交换直接消解了诸多婚恋和家庭矛盾产生的基础。四、低额彩礼实践面临的现实挑战(一)人口流动中的跨区域文化冲突不同地区婚俗的形成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基础,彩礼观念与实践差异巨大,“零彩礼冶的婚姻交换实践在跨区域婚姻市场整体性的挤压下日益脆弱,难以应对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无视具体情境、以金额高低论彩礼的功利性比较。在前面提到的小赵的案例中,后续发展并不那么美好。访谈中小赵就自己参加集体婚礼的“零彩礼冶发出了“我好便宜哦冶的自嘲,而“便宜冶来自与妯娌的比较。小赵丈夫的哥哥结婚更晚,给了女方父母 10 万元彩礼,还给了女方额外的改口费,并且由其父母负责办婚礼,而之前小赵结婚时办酒席都是她自己掏的钱。小赵本来并不在意这一点,但难以忍受嫂嫂当面炫耀。妯娌之争让小赵与丈夫和婆家离心,道德性的缺失将功利性重新带回了婚姻关系中。小赵对自己的价值耿耿于怀并不是为了争利,而是为了争一口气,“我好便宜哦冶背后的愤懑是一种融会了本能与理性、道义与利益的激情,是为了摆脱生活困境、追求社会尊严和实现道德人格(应星,2010)。一气之下,小赵使用自我物化的方式投身市场要价逻辑,使用男方家乡“算彩礼冶的市场逻辑而非石村“不算彩礼冶的礼物逻辑去清算自己的婚姻交换和家庭生活。在湖北荆州和重庆巴县的跨区域文化冲突中发生了逐底竞争,外嫁的石村女性放弃对彩礼仪式性的坚持就能争取更高的要价,加入婚姻市场并从男性的婚备竞赛中获利,即使在婚后也能以此作为争夺家庭权力的依仗,更加功利而非道德的逻辑占据了上风。从跨区域文化冲突的角度来看,小赵的情况具有普遍性,但本文的调研资料尚不足以充分支持这一点,未来需要对外嫁女开展更有针对性的研究来进一步确认。(二)婚姻风险中彩礼抵押功能的强化随着传统通婚圈被打破,地方性知识失效,石村村民不得不投入竞争性的婚恋市场。小褚的妻子是通过“零彩礼冶嫁到村里的,她非常明白这一实践所面临的挑战:571第 3 期摇 摇摇 摇 张艳霞等:农村新生代青年低额彩礼的形成机制及其现实挑战“以后赚了钱肯定要去城里买房子,我这一代愿意嫁给老公,但等儿子长大了,女方要彩礼要房产也很正常,要有一点保障才安心冶。而“零彩礼冶文化中的男性面对“婚备竞赛冶(王向阳,2017)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很难说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村里一位“00 后冶男生认为“现在这个年代,没钱谁和你耍朋友,以后我结婚如果有资本就靠自己,没有资本才靠父母,我觉得自己能赚到彩礼钱,不在村里找,外面的女的至少都要七八万彩礼冶。婚姻竞争和风险源于人类劳动力不均匀的商品化下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制度安排下,夫妻双方都想要作为自由工作者获得经济保障就必然与养育孩子的家庭生活冲突(贝克,2004:138)。古代和现代社会给出的家庭内调适方案中都有婚姻交换这一项,彩礼在很大程度上同时解决了孩子养育和经济保障两个基本问题。面对“找不到冶“结不起冶“稳不住冶的婚姻风险(牟敏娜,2023),高额彩礼通过高成本高收益的均衡方式实现了婚姻稳定,使女性得到了一定的生活保障。而地方性的“零彩礼冶观念和实践还不能解决如此严重的制度性问题,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