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创作地与赋作中心地的离合论汉赋的颂讽怨娱功能.pdf

2024 年1 月第4 1卷第1期枣庄学院学报JOURNALOF ZAOZHUANG UNIVERSITYJan.2024Vol.41 NO.1“辞赋研究”栏目主持人语（曹世瑞：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近年来，辞赋研究持续繁荣，研究空间得到不断拓展，研究主题多样化。除辞赋学理论、辞赋文献考订、辞赋史和经典作家作品研究等传统研究方向外，出现了辞赋的跨文体研究、“图一赋”关系研究、辞赋与都城文化、域外辞赋研究、当代辞赋创作研究等新的研究角度。本期选取的两篇论文角度各异。邓稳由创作地与赋作中心地的离合论汉赋的颂讽怨娱功能一文从文学地理学角度考察汉赋，选题很有创新性。着眼于创作地与赋作中心地的离合，对汉赋的功能、体式流变等，作出了一些新的分析。马银川顾景星骚体赋对屈骚传统的继承与开拓一文是由个案到一般的研究，由顾景星的骚体赋创作管窥屈骚传统在清初的继承与开拓。明清易代之际的特殊时代氛围中，时人多借屈赋抒发自我情怀，因而屈骚传统得到青和大力发扬。顾景星在清初的骚体赋创作成就突出，而学界目前几乎没有研究。辞赋翻译及海外中国辞赋研究是近年来辞赋研究的热点问题，在中西文明互鉴、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不同时代华裔译者的文化传承使命与精神面貌和历史诉求日益得以凸显。由创作地与赋作中心地的离合论汉赋的颂讽怨娱功能邓稳（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6 10 0 6 8）【摘要】赋体颂讽功能多使用在赋家居于或趋近政治中心之际，而怨娱功能则多使用在偏离政治中心或打算偏离之际，两者皆可以由赋篇创作地及赋作中心地窥探一二。如果仔细梳理赋体流变的历史，也会发现汉代大赋、言志赋、行旅赋、抒情小赋的流变与汉赋创作地、赋作中心地以及赋体颂、讽、怨、娱功能有一定的关联。【关键词】创作地；赋作中心地；汉赋；颂讽怨娱中图分类号12 0 6孔子认为士人应“谋道”不“谋食”，所谓“学也，禄在其中 3 4 6)，即强调通过学习而得“道”，为此还总结出多条仕宦干禄的技巧。创作地与籍贯地分离的现象，即为赋家以学习所得之“道”寻求干禄途径的反映。然而，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 0 4-7 0 7 7（2 0 2 4）0 1-0 0 2 3-12孔子亦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1XPI43）“君子忧道不忧贫 1P46），这里的“义”“道”实为士人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对国家政治、个人伦理、社会准则等一系列自我理想化的认识。马斯洛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Physio-收稿日期 2 0 2 3-11-0 5【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历代大一统赋研究”（项目编号：2 1XZW007）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邓稳（198 0 一），男，四川南充人，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赋学研究。23枣庄学院学报logical needs）、安全需求（Safety needs）、爱和归属感（Love and belonging）、自尊（Esteem）和自我实现（Selfa c t u a liz a t io n）五类，并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2 XPI8-29）赋家以作赋而出仕或者升迁，当然属于满足基本物质需求甚或个人价值自我实现的范围。但中国士人与现代西方以个体为基石或核心的价值观毕竟不同，他们除了实现自我价值之外，还有对国家、君主应当如何的教导责任。当赋家用这样一种观念来作赋，颂美与讽谏自然成为赋篇的应有之义。清人程廷祚诗论即认为：“汉人言诗，不过美刺二端。”3 卷二这里的“刺”不是今天常用的“讽刺”义，而是“谏正”“讽喻”的意思，故本文把“美、刺”称作“颂、讽”。汉赋颂美、讽喻的功能是赋家对幕府主、皇帝乃至国家充满希望时采取的积极行动。当这些改造性的积极建议未被采纳，赋家通常仕宦受阻、情绪低落，由此产生一种愤激现实或自怨自艾的情绪。发之于赋，则使赋具有疏导情绪的怨的功能。由失望走向绝望，赋家由政治中心走向个人世界，仲长统乐志论所构建的“仲长园”式生活成为士人新的生活模式，赋体文学自娱自乐的功能逐渐得到体现。概而言之，赋体美刺功能多使用在赋家居于或趋近政治中心之际，而怨娱功能则多使用在偏离政治中心或打算偏离之际，两者皆可以由赋篇创作地及赋作中心地窥探一二。如果仔细梳理赋体流变的历史，也会发现汉代大赋、言志赋、行旅赋、抒情小赋的流变与汉赋创作地、赋作中心地以及赋体颂、讽、怨、娱功能也有一定关联。中国历代社会的政治中心多在京师，中国疆域版图的政治表现即为以京师为中心的内聚模式。如果把京师及其附属区域看作一个整体称为京畿，则西汉、东汉、建安三个时期赋家赋篇的创作地、作品中心地呈现相应的变迁，以此可以考察汉赋美刺功能的具体内容、实施过程。武帝之前的赋作，冈村繁周汉文学史考据史实归纳为：“其间首先是由附从于汉高祖的242024年第1期北楚出生的陆贾、朱建等，将一种与中原歌谣形式相混合的变形了的北楚系辞赋带人了长安宫廷。这种辞赋所形成的风格在长安似乎一直持续到文景时代。另一方面，相对于北楚系辞赋的、可称为辞赋文学策源地的江淮地区，则基本上直接继承了楚国历来的辞赋传统。”L4XP13）在长安的北楚系辞赋家由于汉初皇帝需要休养生息并未以赋篇上奏，所以不能作为赋篇美刺功能的考察对象。江淮地区由吴王刘濞集团、梁孝王刘武集团、淮南王刘安集团组成，留下赋篇创作史料较多的仅限于梁孝王刘武集团，今以此略加分析。汉赋由屈原、宋玉、景差、唐勒等创作的楚国宫廷文学渐次演化而来，如以西京杂记所载诸赋而言，梁孝王时这种供贵族娱乐性质的文学集中在以日常生活中的器物颂美主人，尚未境界辽阔。如枚乘柳赋颂梁孝王“君王渊穆其度，御群英而玩之”，而表自己忠心为“小臣莫效于鸿毛，空衔鲜而嗽”5XP174)。甘心被“玩”还自卑为“鸿毛”之效，可见这时赋家还未有较为强烈的个人意识。邹阳酒赋“吾君寿亿万岁，常与日月争光”SKP181-18）之颂领也仅停留在对诸侯王个人的逢迎，邹阳代韩安国所作几赋亦以“君王凭之，圣德日5X190)草草结尾。路乔如鹤赋“赖吾王之广爱，虽禽鸟兮抱恩 5XP178）、公孙诡文鹿赋“叹丘山之比岁，逢梁王于一时 5KP79）公孙乘月赋“月出兮，君子之光 S（P18 7）羊胜屏风赋“藩后宜之，寿考无疆 5PI89）皆是一个套路。这时期的赋篇集中创作于主人的宴会，赋篇虽没有明确的中心地，但指向皆是供给自己生活的恩主。枚乘七发较为特殊，张铣论七发主旨：“梁孝王时，恐孝王反，故作七发以谏之。6 KP24)是知，七发创作地在梁国，赋篇中心地亦为梁国，不过其创作意图与邹阳、枚乘几次上吴王书相仿，意在讽喻梁孝王保持诸侯王国的本分。不过，笔者认为：“枚乘七发设楚太子与吴客以戒膏梁之子，实为对诸侯骄奢的谏，其时诸赋家虽对东方诸侯僧拟天子有所批评，但囿于（“封建迷梦），对天下一统、天子独尊尚未有清晰认邓稳：由创作地与赋作中心地的离合论汉赋的颂讽怨娱功能识。”7 汉武帝大力推广汉赋创作，曾要求各地奏献赋作，汉书艺文志“赋略”中带有官职的赋家赋作创作地基本上系其居官所在地，因为“奏御”的关系，赋文本的描写中心似也应多集中在汉皇所在地长安。据笔者统计，汉武帝至西汉末期有司马相如、枚皋等赋家3 6 人比较明确地在京师长安有作赋行为，占同期赋家总数52 人的6 9%。像庄助、朱买臣等虽被征召到长安，但没有明确史料证明其在长安有过赋作，未列人3 6 人的行列；阳丘侯刘履、阳城侯刘德、广川惠王刘越等诸侯王既可能在长安献赋亦可能于封国奏赋，也未列入3 6 人的行列。因此，该时期于长安作赋的赋家占总数的比例应该略高于6 9%。这时期赋作中心地可以明确系在京畿长安或赋文反映长安京畿人物、事件（如捣素、蓼虫等普遍性事、物不计入其中）的赋家赋作有：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哀秦二世赋大人赋长门赋、枚皋平乐馆赋皇太子生赋、庄葱奇茂陵赋、刘彻李夫人赋、孔臧谏格虎赋、东方朔皇太子生赋平乐馆赋猎、王褒洞箫赋甘泉宫赋、刘向请雨华山赋、扬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刘歆甘泉宫赋、桓谭仙赋共计11人2 0 篇。此一时期赋作中心地较为确定不在长安的赋家赋作有：司马相如美人赋黎赋鱼赋玉如意赋梓桐山赋、刘胜文木赋、扬雄蜀都赋、刘遂初赋共计4 人8 篇。其中，司马相如、扬雄、刘歆三人皆曾在京畿及其他地方创作以各自地方为题材的赋作，因此在赋作中心地比较明确的此时期赋家赋作中，只有中山靖王刘胜一人在鲁国创作文木赋。据这些残缺信息统计出来的数据，可以推论这一时期在长安作赋描写或颂扬京畿长安事、物的赋家约占总数的92%，赋作中心地在京畿长安或反映京畿附近人物、事件的赋作约占总篇数的7 1%。赋家于长安创作大量有关京畿事物的赋篇行为，反映出这一时期的赋体文学仍然带有较为浓厚的宫廷文学特色。司马迁认为司马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 8（B3073），又评子虚上林赋“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 I8XB02）；自荀悦孝武皇帝纪再次认定“子虚上林皆言苑囿之美，卒归之于节俭，因托以讽焉 9XP163)后，历代士人皆以戒谏武帝节俭为该赋主旨，且认同扬雄对讽谏效果的批评：“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10 KP2609）笔者认为子虚上林赋的创作主旨是颂扬汉朝正在逐渐加深的大一统政治局面，且颂扬角度与梁王集团的个人主义颂扬角度不同，已经提升到国家统一的层面：子虚上林赋“奏之天子，天子大说”既是君臣间的契合，亦是“非常之人”对中华民族统一的把握与塑造。以此观之，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封禅文对华夏民族统一精神的颂歌与完型作用尚有待重新阐释。7 司马相如赋的颂美常常具有前瞻性，即以一个政治家、战略家的眼光看待汉朝统一的发展趋势以及应采用的形式。汉武帝欲开西南夷，巴蜀士民多有苦其劳累而抱怨逃脱者。司马相如为汉朝两次出使蜀郡，分别撰有喻巴蜀难蜀父老二文。汉纪9XPI83-185）资治通鉴11X87-59%)把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所有行动都系在元光五年（前13 0），剑桥中国秦汉史则将其系在建元六年（前135）12 X Y4 3 6-4 7。难蜀父老开篇云“汉兴七十有八载，德茂存乎六世”，集解引徐广注云：“元光六年也。”18 XB049）熊伟业司马相如研究以为“汉兴七十有八载”的意思“不当是纪年，而应是计年，应该按周年计算”，因此认为司马相如第二次出使西夷的时间应在“元光六年春到元朔元年 13 X10)。即以最迟的时间元朔元年（前12 8）定难蜀父老文的写作时间，则司马相如第一次出使所作喻巴蜀必早于元朔元年。今观其文：“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8 XP304）考汉武帝朝首次向匈奴挑战始于元光二年（前13 3），此次未斩25枣庄学院学报匈奴一将，遂把首谋者王恢下狱，使其自杀，可见未有任何战功。而首次大败匈奴的战役应为元朔二年（前12 7）的河南之战，打通河西要道的战役则是元狩二年（前12 1）的河西之战。因此，喻巴蜀言匈奴出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皆想象之辞，在当日并无事实。但这也并不是司马相如信口雌黄，其实应该是司马相如或者说汉武帝与大臣、谋士日夜策划反击匈奴的战略方针。事实证明，汉武帝一朝最终确实完成了匈奴出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的宏伟目标。难蜀父老云：“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日非常之原，黎民耀焉；乃臻厥成，天下晏如也。”8 Xr300)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赋家正是那个激情昂扬时代产生的富有勇气而伟大的国家理想政治模式的构想者。司马相如在赋中不仅大力颂扬汉朝“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与天下为始”8（3 0 4 1)的空前盛况，还虚拟“游乎六艺之囿，鹭乎仁义之途 8 XP3041）“德隆乎三皇，功羡于五帝.8 XP3042)的儒家理想治世模式。这些状态在司马相如作赋的时候根本没有达到，但子虚上林赋如此歌颂实有相当的根据。早在汉文帝之时，赋家贾谊即倡导改制度、易服色：“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谦让未皇也。10 KP22)贾谊的建议曾得到汉文帝的认可，只是因“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遍”8 P2492）才没有及时施行。司马相如在该赋中再次颂扬汉廷改制的盛况，不能仅看成是迎合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其实也正是时代潮流的必然需要。钱穆曾论及这一潮流：（武帝一朝之政治）首当及其对于郊祀、封禅、巡狩种种典礼之兴复。当时政治上实际问题，最大者厥为社会贫富之不均。而武帝政治措施，于此全不理会，最先即及郊祀、封禅、巡狩种种典礼之兴得者；此由其时学者间共同信仰，太平景象之特征，定有一种天人交感之符兆。故遂262024年第1期于无形中造成一种观念，即努力于促现此种天人交感之符兆，亦即为造成太平之阶梯。14 X 94“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与天下为始”乃与倡导封禅为一体两面的事件。武帝封禅之达成与司马相如有莫大关系，钱穆亦认为：“是武帝之慕神仙，行封禅，其意亦由辞赋之家助成之。14 X9）至于子虚上林赋倡导以六艺使天下“向风而听，随流而化”更是与董仲舒三策之主旨相吻合：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0 K P523)两相校阅，是知司马相如与董仲舒等皆主张以六艺统一思想并以其为治国之理想。这些措施虽有钳制思想的端，但当日在提升国民文化素质、塑造中国士大夫阶层上自有其不可磨灭的意义。诚然，扬雄批评“靡丽之赋，劝百讽一”，或为事实，但也要看赋家所劝为何。司马相如劝汉武帝封禅、改制，汉武帝以此励精图治，在绥抚闽越、教化西夷、横扫匈奴、沟通西域之后，始行封禅、改制，就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而言，岂能说没有丝毫的意义？然而，任何“非常之功”皆“始于优勤”15KP417上档），是以子虚上林赋从假设“天子茫然而思”的悔悟角度来颂扬汉武帝“与天下为始”的德教武功。当我们把宋玉赋家群体、梁孝王赋家群体与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武帝赋家群体放在同一个历史维度观看，三者虽同近于宫廷文人，但所颂大小、层次不可相提并论。司马相如之赋颂美、讽喻合而为一，不但融入了赋家个人对国家政治、民族发展的理想，而且其本身也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实际上已经完成把赋作为弄臣的宫廷文学地位提升为有益社邓稳：由创作地与赋作中心地的离合论汉赋的颂讽怨娱功能稷的庙堂文学地位的转变。二司马相如之后，西汉唯扬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比较鲜明地体现颂讽精神。据汉书扬雄传“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明甘泉泰時、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 10 XBs2）“初，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吏，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 10 XP3582知，扬雄在京师至少闲居一年以上才因奏羽猎赋获得“除为郎，给事黄门”的身份。这一年应该给了他很多关于汉朝政局及皇宫的重要信息，因此当他获得侍从汉成帝游而作赋的机会，便文思泉涌，一口气写下四篇赋作表达自已对汉皇及国家政治的意见。汉书成帝纪载：（元延）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时。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冬，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宿莫阳宫，赐从官。10（P326327)汉书扬雄本传“上方郊祠甘泉泰時”的“方”字既可理解为“刚刚”，又可理解为“将要”。据汉书扬雄传载随汉成帝郊祠甘泉宫的赵昭仪“是时赵昭仪方大幸”10 XP3535)以“方”字为“刚刚”义，同传载扬雄校猎赋“上犹谦让而未俞也，方将上猎三灵之流”以“方将”合称为“将要”义。故本文暂定“方”字为“刚刚”的完成义，则据四赋前的介绍文字可定其创作时间为：甘泉赋元延二年春正月、河东赋元延二年春三月、羽猎赋元延二年冬十二月、长杨赋元延三年。据成帝纪元延二年冬十二月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而长杨赋主要论述胡人与校猎之关系，扬雄传却言“明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两者之间颇有矛盾。但羽猎赋长杨赋赋作中心地皆为长杨宫，只不过一从汉成帝角度写校猎，一从胡人与校猎关系立论，虽然时间上或有短暂的先后关系，但其实是一项较长校猎活动的不同部分。这四篇文章虽通篇不离颂美，但皆有明显的讽喻成分：甘泉本因秦离宫，既奢泰，而武帝复增通天、高光、迎风且为其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能已。故推而隆之，乃上比于帝室紫宫，若日此非人力之所为，党鬼神可也。又是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从，在属车间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车骑之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逆螯三神。又言“屏玉女，却虑妃”以微戒齐肃之事。赋成奏之，天子异。10 （P3534)颜师古注云：“自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10 P3583)以此观之，扬雄自以为甘泉赋有两主题：一是讽喻甘泉宫的奢泰过甚；二是讽喻汉成帝宠幸赵昭仪而破坏斋肃之事。第二个主题应该是汉成帝的症结所在，汉书成帝纪载元延元年，即扬雄扈从行幸甘泉的前一年，“昭仪赵氏害后宫皇子”10 KP326)。因此，扬雄以此讽喻汉成帝算是对症下药。第一点，笔者则认为扬雄是以自已所理解的儒家君王的理想道德模范来责全汉成帝。社会在不断发展，扬雄却在讽喻甘泉宫非“木摩而不，墙槿而不画，周宣所考，般庚所迁，夏卑宫室，唐虞橡三等之制”，难道真要汉皇和汉代臣民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去么？汉书本传所载，或者说扬雄自选的另两篇赋，皆意在讽喻汉皇回到远古时代的节俭风气：校猎赋借汉成帝校猎“非尧、舜、成汤、文王三驱之意也。又恐后世复修前好，不折中以泉台，故聊因校猎赋以风 10 XP341），长杨赋讽汉成帝纵胡人校猎使“农民不得收敛 10 KP357)。其实，这一讽喻或许有一定道理，但并不是汉成帝之世的症结所在。当时社会莫大于两病：一为汉朝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一为汉皇及宗室权力旁移外戚。钱穆论日：27枣庄学院学报盖汉自昭、宣以来，休养生息，元气渐复。神爵、五凤之间，天下殷富，不武帝之全盛。元、成因之，未能有所制限。社会财富，一任其自然为发展，自易走入钜富、极贫之境。时虽中朝一统，外无强国，而外戚淫放，则较往者封王亦不殊。于是前朝贾、显、董生扼腕叹息之现象，乃一一重见。14 P83 284)如果考虑到扬雄四大赋问世后不到二十年时间，王莽已篡汉自为，扬雄所讽之小大自然不言而喻。然而对于扬雄又是情有可原的。盖自武帝朝始，“更化复古之声，一时而起 14 K8S），“自宣帝以下，儒者渐当路。至于元、成、哀三朝，为相者皆一时大儒”14 KP187。在儒者一统的大背景下，士人乃至皇帝皆深受其熏染。以成帝而言，亦有几种言行属于儒家君王范式。一为鼓励直谏、善于自责，汉书成帝纪载有如下几条：（建始三年）冬十二月申朔，日有蚀之。夜，地震未央宫殿中。诏日：“朕涉道日寡，举错不中，乃戊申日蚀地震，朕甚惧焉。公卿其各思朕过失，明白陈之。女无面从，退有后言。丞相、御史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及内郡国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诣公车，朕将览需。”10（P307)（河平元年）夏四月己亥嗨，日有蚀之，既。诏日：“朕获保宗庙，战战栗栗，未能奉称。传日：男教不修，阳事不得，则日为之蚀。天著厥异，辜在朕。公卿大夫其勉悉心，以辅不逮。百寮各修其职，任仁人，退远残贼。陈朕过失，无有所（鸿嘉二年三月）诏日：“古之选贤，傅纳以言，明试以功，故官无废事咸以康宁。朕承鸿业十有余年，数遭水旱疾疫之灾，黎民数困于饥寒，而望礼义之兴，岂不难哉！朕既无以率道，帝王之道日以陵夷，意乃招贤选士之路郁滞而不通与，282024年第1期将举者未得其人也？其举敦厚有行义能直言者，冀闻切言嘉谋，匡朕之不速。10 (P317)（元延元年秋七月）诏日：“乃者，日蚀星陨，谪见于天，大异重仍。在位默然，罕有忠言。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其各悉心，惟思变意，明以经对，无有所讳；与内郡国举方正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10（P326)上述几条汉成帝诏皆一方面谦让自责，另一方面不仅敦促在位公卿大臣、博士、议郎还要求共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陈朕过失，无有所讳”。一为时有节俭之行为：（建始元年）秋，罢上林宫馆希御幸者二十五所。10 (P304)（建始元年）十二月，作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汾阴祠。10 P304)（永始元年秋七月）诏日：“朕执德不固，谋不尽下，过听将作大匠万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马殿门内尚未加功夫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其罢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舟有动摇之心。10（P320)成帝尽力保持自我节俭以为天下先，实际是针对当时社会奢侈之风甚器尘上而发，其永始四年（前13）六月诏即云：又日：“圣王明礼制以序尊卑，异车服以章有德，虽有其财，而无其尊，不得跪制，故民兴行，上义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偕罔极，靡有厌足。公卿列侯新属近臣，四方所则，未闻修身遵礼，同心忧国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毅，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寝以成俗，而欲望百姓俭节，家给人足，岂不难哉！其申敕有司，以渐禁之。列侯近臣，各自省改。也隶校尉察不变大将军临洛观赋、班固两都赋、班昭大雀赋、李尤函谷关赋辟雍赋德阳邓稳：由创作地与赋作中心地的离合论汉赋的颂讽怨娱功能这种奢侈逾制的行为不仅威胁到皇室的权威，更让大多数百姓失去土地、流离失所，造成社会的极度动荡。因此，“一时不者，如王吉、贡禹之徒，乃复盛唱制节谨度之议 14 （P284)现在我们来看扬雄四赋的颂与讽。第一，因为创作地、赋作中心地皆在长安，甚至就在宫廷左右，扬雄四赋对大汉的基调是颂美。第二，由于儒家讽谏精神进一步内化为士人的自觉行动，赋家也更加自觉地利用赋体表达自己对国家乃至君王理想模式的认知，讽喻是其中的一种重要方式。第三，面对新的社会矛盾，上至汉皇、公卿大臣，下至赋家及一般士人，并没有有效的解决方案，大家不约而同地拾起复古的道德模式化的救治方案，换言之，赋家在赋中的讽喻在“直言极谏”上往往还没有汉皇诏书来得直接，这种微弱的讽谏行为往往成为对汉皇纳谏的颂扬，所以扬雄首奏甘泉赋，“天子异焉”；后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第四，汉赋颂、讽功能合二为一，皆是赋家在对汉皇、国家有信心时积极参政治改革的表现。第五，西汉成、哀之际，汉朝积弊深重，已不可能挽大厦于将倾，此时的赋家必然会对汉赋颂、讽功能产生怀疑、指责。扬雄后来即认为：“以为赋者，将以讽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10 KP3575）扬雄的心态可能是司马相如完全不能理解的。时已至此，岂独赋劝而不止呢？东汉京师定于洛阳，赋篇创造地、赋作中心地迅速集中在洛阳及其附近。其作明确在洛阳有过创作的赋家有冯衍、杜笃、傅毅、崔骊、班固、班昭、李尤、李胜、葛龚、张衡、马融、王逸、崔琦、崔、高彪、韩说、邓耽，共计17人，约占东汉赋家总数52 人的3 3%，约占至少有一个创作地可以确定的东汉赋家总数2 7人的6 3%。赋作中心地在洛阳或赋文反映洛阳事件、事物的赋有：杜笃被赋、傅毅洛都赋反都赋神雀赋、崔反都赋殿赋平乐观赋东观赋、张衡二京赋羽猎赋、崔大赦赋、邓耽郊祀赋，共计9 人17 篇；赋作中心地明显未在洛阳的有：班彪览海赋北征赋冀州赋、杜笃论都赋首阳山赋、崔武都赋、班固终南山赋览海赋、班昭东征赋张衡温泉赋南都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边让章华台赋、蔡述行赋汉津赋，共计9 人15篇，则东汉时期现存可以判定以洛阳为赋作中心的赋作约占赋作中心可以确定的赋篇总数3 2 篇的53%。同时以长安及附近为赋作中心地的赋篇急剧减少，唯有杜笃论都赋、班固终南山赋、张衡温泉赋三篇，其中杜笃论都赋虽以颂美长安为主，但却于洛阳上奏东汉皇帝，其他两篇赋也不再以天子礼仪颂美长安。因此，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赋家赋作的中心地或者说象征皇权的汉赋景观发生了变化。关于论都等大赋前人论述已多，其讽颂方式也与西汉略相仿佛，暂不讨论。拙文由京都赋看王城居中的观念已对赋家如何在一篇赋文中将京畿附近乃至整个天下版图内聚在京都的方式作过简略探讨16 ，亦无需赞言。汉赋颂美的功能往往还以一系列赋作完成对京畿附近景观的王权重塑来实现。李尤函谷关赋辟雍赋德阳殿赋平乐观赋东观赋是一个典型。李尤，巴蜀文化区广汉郡人，不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其赋有司马相如、扬雄之赋，召至东观受诏作赋，以此拜为兰台令史。安帝时为谏议大夫，受诏与刘珍等俱撰汉纪。顺帝立，迁为乐安相，年八十三卒。李尤五赋可能作于召至东观受诏作赋时期，因为正当壮年，又值仕途光明之际，这五篇赋作皆为颂圣之制。与子虚上林赋等精心构思的宏大体制不同，李尤五赋虽皆为残篇，但由残文亦可看出每篇赋皆聚焦在京畿的某一个重要地点，全篇结构简单清晰。函谷关本秦关，为东西方的锁钥，但当洛阳为京师，函谷关又肩负护卫京师洛阳西边的重要职责。函谷关赋“惟皇汉之休烈兮，包八极以据29枣庄学院学报中 17（P37%）先以“王城居中”的地理空间描写方式把函谷关放置在以京师洛阳为中心的王朝地理版图之中，后文即在此王朝地理版图中颂扬函谷关的重要意义：“永平承绪，钦明奉循，上罗三关，下列九门。会万国之玉帛，徕百蛮之贡琛。17 KP376）辟雍赋德阳殿赋平乐观赋东观赋皆不是简单地对某个地方景观的铺写，而是把这些地方景观置于以洛阳为中心的王朝地理版图中予以颂扬。因此，李尤将京畿附近的景观逐一颂扬，实则是想通过一篇篇单独的赋作构建出一个巨大且神圣的空间来完成对大汉的歌颂。如果把同时代赋作中涉及的相应景观钩沉出来，我们就可以借此构建一系列的王朝地理景观，汉代赋家颂美汉朝的方式也将得到更为全面的认识。建安时期，战乱频繁，虽然形式上有统一的大汉共主，但实际上已渐趋三国鼎立。由于魏武好文，曹操集团产生大量赋作，但该集团的中心不在汉献帝所都的许昌，而集中在曹操集团的邺城，因为曹操魏国曾在此短暂定都，姑称为邺都。邺都之上存在着名义上为共主汉献帝所都的许昌，因此曹氏集团的赋作并没有以王朝地理的空间形式颂扬都或曹操。曹植洛阳赋篇名不仅去掉班固、张衡的“京”字，其残句“狐貉穴于紫阀兮，茅羲生于禁闹。本至尊之攸居，口于今之可悲”18 K26）更显示出其失去政治中心地位备受兵火摧残的破败景象。因为邺都只是权力、军事中心，并不能算作名正言顺的政治中心，其赋多为娱乐性质，这和梁孝王集团的赋作颇为相似。此时真正的赋颂作品，主要集中在撰征赋中。这些撰征赋无一例外地颂美军队出征的威武强盛，至于战争给赋家及社会带来的痛苦要由赋家行军途中的其他赋作来表现。由于受赋体文学缘起时的性质、功用的影响，颂美甚至逢迎是汉赋一个不可回避的特点，但随着士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赋体自身的发展，赋体不仅发展出讽喻的功能，而且也改变单纯逢迎的颂为以自已的主观理想进行选择性地颂美，这样就使得颂、讽合二为一，皆成为赋家在仕途光明时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影响、改变汉皇或国家政治的重要手段。赋家创作地点与赋302024年第1期作中心地随着政治中心的变迁迅速地发生改变，这为探讨赋体的流变、性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三“学而优则仕”是每个士人求生存、求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默 1XPs)？因此，大批赋家在积极人仕的时候创作饱含颂、讽精神的赋作，而在失意之际写下深含怨情的赋篇。赋体文学形式的滥筋者屈原即已具有这一特点。屈原早年，“王甚任之 8 XP481），所作橘领以领扬橘树“嵯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今 19X125)来表达昂扬向上的入世情怀；后来被谗被疏，则作离骚怀沙等抒发愤之情。司马迁对屈原这种心情的产生有精彩的论述：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8 X 2482 由“王甚任之”到因“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而作赋，几乎也成为汉代赋家创作幽怨之赋的全部心路历程。由于“王甚任之”多发生在国都或京畿，被疏被放则远离京畿，“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 8 X2486），汉代赋家创作幽怨之赋也大致遵循这样的创作旅程。贾谊被司马迁放在屈原传之后，合称屈原贾生列传，其人生经历及作赋经历与屈原也颇多相似之处，可为汉代幽怨之赋创作面貌的代表。贾谊因廷尉吴公推荐由洛阳迁至长安，“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 8 Km2492)。后为绛、灌、东阳侯等谗间，“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 8 X2492)。贾谊于是远离京都长安，来到南方偏远卑湿的长沙而作幽怨之赋吊屈原赋鹏鸟赋，本传叙其作邓稳：由创作地与赋作中心地的离合论汉赋的颂讽怨娱功能赋地点与过程如下：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适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8（P42）（吊屈原赋）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鸦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鸦日“服”。贾生既以適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18 X24%）（鹏鸟赋)贾谊远离政治中心长安，创作地迁至南方长沙，赋作中心亦随之变成长沙附近令人伤感的人、物，以此可见文学地理要素与幽怨之赋对应的一种典型关系。董仲舒（前17 9前10 4），广川（今河北枣强）人。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武帝时拜江都相，中废为中大夫，以言灾异几下狱死，后为胶西相。汉书董仲舒传高度评价董仲舒对汉武帝一朝政治的积极影响：“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10 XYP525)刘向也称其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始不及也 10 Xp526)。其士不遇赋通篇皆为怨世、怨己之言。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云：“公孙用世，同学怀妒。出相胶西，谢病自免。怨哉董生，向赋不遇，今其然耶？2 0（9）万光治汉赋通论引赋文“屈从人意，非吾徒矣。正身侯时，将就木矣。悠悠偕时，岂能觉矣。不出户庭，庶无逼矣”认为：“是知作于晚年家居时，张溥所言不确。”2 1XF33)以此，该赋的创作时地亦在董仲舒退出仕途于老家闲居之际。刘歆遂初赋亦为幽怨之赋，但与此前同类作品相比又有了新的发展，即形成以行旅途中的历史古迹作为抒发幽怨之情的媒介。刘歆遂初赋创作于外放五原太守途中的故晋之域，艺文类聚卷二七载其序云：“（歆）为朝廷大臣所非，求出补吏。后徙五原太守，志意不得。经历故晋之域，感今思古，遂作斯赋。”2 XM90)因为远离政治中心，“志意不得”是刘歆与其他赋家在此情况下共同的感情基调，但其以行旅地名抒发怨情的方式却很特别。该赋先以象征性的地名叙写自己人仕之初的显达：“昔遂初之显禄兮，遭闻阖之开通。三台而上征兮，人北辰之紫宫。备列宿于钩陈兮，拥太常之枢极。总六龙于驷房兮，奉华盖于帝侧。17 Xr231）“遂初之显禄”展现出士人为求生存出仕的基本目的。“阖”一词借自离骚“吾令帝阁开关兮，倚间阖而望予 19（2 5），在赋中代指西汉长安宫门。“三台”，本系星名，喻指三公，即指刘歆与其父刘向曾领校皇家图书秘籍一职。“北辰”以星名借指汉皇，“紫宫”以星名喻指长安未央宫正殿。故赋文开篇多以天上诸物喻指自已在西汉长安朝廷中人仕之顺遂。赋文以“惟太阶之侈阔兮，机衡为之难运。惧魁之前后兮，遂隆集于河滨。行玄武之嘉兆兮，守五原之烽燧”17 XP31）数语，揭示自己受大臣诽谤远徙五原的背景。后文即铺叙自己贬徙五原沿途的见闻，因为作者熟知历史，又欲以历史讽喻、怨叹自已的遭遇，遂形成以历史遗迹抒发怨情的特殊结构。如“剧强秦之暴虐兮，吊赵括于长平。好周文之嘉德兮，尊贤而下士。过下虎而叹息兮，悲平公之作台 17 XP31），即以长平（今山西高平）哀悼赵括的覆军杀身之祸，又以行旅所过之下虎联想到晋平公因奢侈宫室建筑而带来晋国的衰败。赋家一边行游，一边联想此地发生的历史悲剧，但最终却把情感聚焦于君臣之不相得、贤士之不得志：“何叔子之好直兮，为群邪之所恶。赖祁子之一言兮，几不免乎落。雯美不必为偶兮，时有差而不相及。虽韫宝而求贾兮，千载其焉合。昔仲尼之淑圣兮，竟隘穷乎陈蔡。彼屈原之贞专兮，卒放沉于湘渊。何方直之难容兮，柳下而三辱。扬蛾眉而见姑兮，固丑女之情也。曲木恶直绳兮，亦小人之诚也。17（P232)赋文最后又由历史地理转向萧瑟的自然地理：“山萧瑟以鸣兮，树木坏而哇吟。地裂而愤忽急兮，石捌破之嘉嘉。天烈烈以厉高兮，廖哮窗以枭宰。雁以迟迟兮，野鹳鸣而噜噜。望亭隧之兮，飞旗帜之翩翩。回百里之无家兮，路修远之绵绵。17 XP232）因此，遂初赋综合运用象征性地理、历史地理、自然地理构建由政治中心地迁往贬谪地的31枣庄学院学报整个地理空间体系以抒发赋家不得志的幽怨之情，开启了一种新的抒情模式。两汉赋评注指出这篇赋在赋史中的地位：“此赋历代赋汇编人言志类，自然是不错的；但如果我们把它移人“行旅类，似乎更合适。我们可以把它视为行旅赋的首唱。屈原的离骚、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写的是神游，此赋则写人游。随后班彪的北征赋、班昭的东征赋、蔡的述行赋等等，就是在它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2 3 K300）遂初赋列入“言志”类，或列人“行旅”类，皆有一定道理，就其创作地、赋作中心地及缩合赋家创作心态来看，亦可归人抒发仕宦不得志的幽怨赋之列。东汉特别是建安时期，因仕宦不得志、逃避战乱等各种原因，赋家于流离迁徙途中所作赋往往皆有这一特点。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蔡述行赋、曹丕于行军途中所作感物赋、曹植于行军途中所作感时赋愁霖赋皆对赋体文学怨的功能有所表现。赋体文学诞生于“试为寡人赋之”的过程之中，因此娱乐功能是其产生的原因之一。但仔细分析也会发现，在赋体文学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如梁孝王的赋家集团、汉武帝的宫廷赋家集团、汉宣帝的宫廷赋家集团等的赋家所作赋皆为娱乐诸侯王或汉皇，其娱乐功能可称为娱人，而并非娱已。赋体文学娱已的功能一般不用于政治中心地的奏献场合，而多体现在赋家远离政治中心所作的作品之中。这种赋的代表首推马融长笛赋。后汉书本传载马融“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2 4 XP1972），其长笛赋序云：“融既博览典雅，精核数术，又性好音，能鼓琴吹笛。而为督邮，无留事，独卧平阳邬中，有洛舍逆旅，吹笛，为气出精列相和。融去京师逾年，闻，甚悲而乐之。追慕王子渊、枚乘、刘伯康、傅武仲等箫琴笙颂，唯笛独无。故聊复备数，作长笛赋。”2 5KP249）由序文可知，马融作长笛赋完全出于自已对音乐艺术的爱好，既不为政治而作，也不为他人命赋。马融蒲赋琴赋围棋赋皆有这一特点，可看作汉赋自娱现象的一个典型。曹丕、曹植与诸文士许多同题共作之赋，大多也具有322024年第1期这一特点。笔者以为，从汉代士人生存方式以及思想潮流的发展趋势来看，正是士人包括赋家从出仕时的颂、讽汉皇，到不得志时的自怨自艾，才逐渐演变至士人包括赋家作文作赋以自娱的形式。这一历程既可以看成士大夫阶层包括赋家“士志于道”意识的碰壁、衰落，也可以看成士大夫阶层包括赋家个体意识的自我觉醒。当然，伴随这一过程成长起来的是士大夫阶层经济上的独立，换言之，即汉末庄园经济的兴起。汉末士人仲长统乐志论是这一士大夫意识生成的重要标志，其文云：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挚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烹羔豚以奉之。逍遥一世之上，脾晚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美夫入帝王之门哉！2 4(（P1644)“居有良田广宅”是保障士大夫独立的经济基础，“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羡夫人帝王之门哉”是士大夫对仕宦为奴的超越，“游戏平林，灌清水，追?风，钓游鲤，弋高鸿”则是士大夫自我娱乐的形式，赋体文学自娱的功能即与此密切相关。余论汉赋体式，前人多有研究，但分类却不尽相同。史记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8 XP41），是可为辞、赋之区分。汉宣帝以汉赋功能分赋为大、小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