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饿死一个人”：新中国初...生产救灾的理念、实践与成效_曹佐燕.pdf

北京党史 2023 年 1 期曹佐燕“不饿死一个人”：新中国初期中共领导生产救灾的理念、实践与成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生产救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9491957）”（项目号：21CDJ026）的阶段性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农村福利司编：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法律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1949年山东全省被灾田亩与减产粮食统计表，生产救灾资料特辑（山东），山东省生产救灾委员会秘书处1950年编印，统计图表，无页码；山东省人民政府生产救灾工作总结（1950年6月28日），生产救灾资料特辑（山东），第13页。战胜严重灾荒，积极生产自救（1954年8月10日），建国以来李先念文稿 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灾荒是世界性难题，亦是历久弥新的学术热点。目前，学界对新中国初期的救灾活动已有较多研究，尽管有多种制度分析，但大多默认“不饿死一个人”只是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救灾的一个宣传口号，进而轻忽和漠视其实践和作用。事实上，“不饿死一个人”的要求恰是新中国初期灾区干部的政治任务、具体目标与奖惩标准，深刻影响各级干部和广大灾民的救灾心理与行为策略，绝非仅是可有可无的口号。有鉴于此，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深入探讨“不饿死一个人”理念的提出、实践与效果，全方位透视新中国初期救灾的来龙去脉、实际运作及其内在逻辑。一、“不饿死一个人”救灾理念的提出1949年，全国发生严重自然灾害。长江、淮河、黄河、辽河等干支流均有溃决或漫溢。全国遭遇类似1931年的水灾，被淹耕地约1.28亿亩，受灾人口约4555万人，倒塌房屋234万余间，减产粮食114亿斤，灾情广布在16个省、区，498个县、市。水灾是全国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但一些省份的旱灾损失却超过了水灾。山东省有103个县遭受水灾，被淹耕地1248万多亩、减收粮食5.99亿斤，而遭受旱灾的耕地1733万亩、减收粮食8.32亿斤，无论受灾田亩数还是减产粮食数均比水灾高出约38.85%。水旱交加之下，许多灾民倾家荡产，朝不保夕，仅湖北省黄梅县、广济县便“死人万余”。全国大部分省份还遭受程度不一的雹灾。从4月到6月，全国受雹灾面积达1200万余亩。山西省64个县发生110次雹灾，涉及410万亩摘要“不饿死一个人”是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救灾的政治理念、动员口号和力图达到的救灾效果。各级党委、政府积极宣传和贯彻“不饿死一个人”的政治理念，注重组织灾民恢复和发展生产。这既提升了灾区干部群众“生产自救，就地坚持”的信心，也防止产生干部漠视民命的偏向和灾民依赖政府救济的倾向。灾区政府将生产救灾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以“不饿死一个人”为动员口号与具体要求，形成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社会互济、以工代赈和国家救济的救灾新模式。党领导生产救灾的实践，不仅保证灾民安全地渡过了灾情，而且促进农业增产和公粮征收，有效落实城市领导乡村、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执政理念。关键词 生产自救；生产救灾；自由借贷；社会互济中图分类号D232；D632.5；K27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1798（2023）-01-0044-08专题研究*44BEIJINGDANGSHI北京党史 2023 年 1 期BEIJINGDANGSHI耕地。此外，一些地区还发生严重的虫、风等灾。由于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生产力落后、连年灾荒，加之长期战争对资源的攫取，民众几无储蓄，抵抗灾荒能力薄弱。这一状况严重影响了新中国初期的救灾工作。1949年12月，全国七八百万人陷入“无吃缺吃”的严峻境地，1950年春荒人口高达4920万。一些灾民深陷缺粮、缺草、缺盐、缺衣、缺办法、有病的“五缺一有”的惨境。严重灾荒之下，绝望情绪蔓延，一些灾民产生“活着不如死了好”的厌世思想，少数灾民抢粮、吃大户、抢商店，甚至铤而走险、意图暴动。面对1949年冬荒灾民身陷生死困局，毛泽东提出“不许饿死一个人”的救灾理念。大灾之下，一些人认为饿死人在所难免，质疑该理念的策略性。刘少奇则指出，救灾工作攸关百万人生命，关系人民民主专政能否巩固，政府需要承担救灾责任，不要怕背包袱，“我们如果不敢提出 不许饿死一个人 的要求，那我们还算什么人民政府？”一些灾区干部认为该要求实难完成，不敢往下宣传。主管救灾工作的副总理董必武要求各级政府保证做到“不饿死一个人”，大力宣传“不许饿死一个人”。1950年1月9日，内务部部长谢觉哉指示，将以奖惩方式对待能否完成“不饿死一个人”任务的各级政府。鉴于救济灾民不仅是灾区政府的责任，也是灾民逃荒地政府的责任，多地采用按级负责制的方式要求各级干部坚决完成“不饿死一个人”的政治任务。由此，“不饿死一个人”成为各级政府的救灾理念、动员口号、政治任务和具体要求。“不饿死一个人”理念的提出，不仅源于拯救灾民与巩固新政权的需要，而且还与应对国外反共舆论的需要有关。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不断就中国灾情发动舆论攻势，宣称新政府无力解决民众温饱问题，将有上百万人死于1950年春荒。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强调灾民依靠自救自助，“不要外国一粒粮食的救济”，通过发挥组织领导作用实现“不饿死一个人”，展现新政权自力更生的新形象。陈云指出，是否饿死人不仅是民众所关心的问题，也是对中共执政能力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建政之初，其救灾成效攸关政府信誉和国际观瞻。时任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坦言：“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刚成立，饿死人是不大光荣的，所有（以）提出保证不饿死人。”11?严峻灾荒下敢于从国家救灾方针层面提出“不饿死一个人”的具体要求，也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成功经验，即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革命是现代世界观的最高表现，相信“人有能力控制和改变其所处环境”12?。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认为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13?1950年2今年雹灾情况（1950年8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综合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第26页。政务院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1949年12月19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 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99700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中国灾情报告：1949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页。南常坨支部的教训，人民日报1950年3月15日。工作报告（1950年3月9日），王耕今等编：乡村三十年 上册，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本书撰写组：董必武传（1886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89690页。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关于生产救灾的补充指示（1950年1月9日），生产救灾工作手册，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1951年编印，第7页。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关于亚洲政策的演说（1950年3月15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 第2辑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61页。在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演说（1950年4月29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 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财经工作人员要提高自觉性（1950年2月13日），陈云文选 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11?薄一波：财政预算与财政政策（1950年3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财政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版，第270页。12?美塞缪尔 P.亨廷顿著，王冠华、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1页。13?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选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2页。专题研究45北京党史 2023 年 1 期月27日，董必武在中央救灾委员会成立会上明确指出：“我们一定要实现 不要饿死一个人 这一政治任务。抗战期间及解放战争中我们遭受着敌人严重地封锁破坏，那时物质力量比现在弱得多，但我们却曾经不只一次地战胜了严重的灾荒，没饿死人。”“不饿死一个人”的救灾理念增强了干部责任心，有效克服干部怕麻烦、推诿了事的不负责任想法。面对严峻灾情，一些干部认为“饿死人不可避免”，甚至采取一种“反正饿死了也不用偿命”的无所谓态度，有意无意地放松救灾。“不饿死一个人”的具体要求，有效克服重灾区干部顾己不顾灾民的不负责任思想，防止轻灾区干部认为灾情自然渡过的麻痹自满情绪和非灾区干部不关心逃荒灾民的偏向。“不饿死一个人”的具体要求成为各级干部共同担负的政治任务，强化了基层干部领导救灾的使命感。灾区干部想方设法帮助灾民救灾渡荒，“深入灾区，面向灾民”。“不饿死一个人”的方针极大地提升了灾民生产自救的信心。这一方针受到灾民欢迎，有利于破除其听天由命的心理，缓解其悲观绝望情绪。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受历史因素的影响，灾区的干部和民众深受灾情震慑，听天由命和悲观失望的情绪在迅速蔓延。大量灾民外逃，饥寒跋涉，容易出现伤亡、强行讨要等情形，影响社会治安。各级政府宣传“不饿死一个人”，不仅纠正基层干部放任灾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偏向，而且极大地鼓舞灾民就地坚持，开展生产自救，防止发生各种抢劫和自杀等短视行为，树立“人定胜天”和“积极生产可以战胜灾荒”的信心。二、多措并举的救灾实践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千头万绪，但依旧高度重视救灾工作，要求各级政府“不饿死一个人”。在财政赤字严重、救灾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党和国家除了下拨救济粮款，更主要的是发挥组织领导作用。1949年12月19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灾区的中心工作是生产救灾。生产救灾包括政府救济、社会互济、以工代赈等，但主要是生产自救，即灾民通过恢复和发展生产“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1950年2月27日，董必武公布了具体的救灾方针，即“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群众互助、以工代赈，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灾区政府为贯彻落实“不饿死一个人”的政治任务，将生产救灾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首先强调生产自救，其次鼓励民众互济互助，最后采取以工代赈和政府救济。灾区政府积极贯彻生产自救，宣传“只要生产就可自救”，大力破除民众过度依赖政府救济的想法。根据抗日战争以来的救灾经验，中国共产党认定生产是克服灾害最中心、最有效的办法。中央指示，无论是轻灾区还是重灾区，立春以后农村的中心工作均是农业生产。除补种、抢种遭灾农作物和开垦荒田促进农业增产之外，政府发动民众普遍种菜和早熟多产作物。据不完全统计，苏北种寒菜约100万亩，春菜约200万亩，前后收菜约70亿斤。通过蔬菜与早熟作物的收获，加上灾民寻找的代食品，一般地区均补足了灾民缺粮的50%以上。山东省各地均动员民众排水种麦、冬耕积肥，多种早熟粮菜，并普遍开展积菜备荒运动，一般每人积干菜15斤，预估全省共积菜6亿斤，排水种麦1100万多亩，使97%的水淹地种上了麦子。灾区注重恢复农业生产，广种各种早熟粮菜，有效帮助灾民救灾渡荒、缩短灾期。政务院董必武副总理关于深入开展生产救灾工作的报告（1950年2月27日），中央财经政策法令汇编 第1辑下册，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1950年编印，第644645页。内务部研究室：救灾工作及其问题（1950年1月15日），生产救灾，新华时事丛刊社1950年编印，第34页。蒉延芳：关于华东生产救灾工作的报告（1950年7月17日），华东生产救灾委员会编：华东的生产救灾工作，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89页。政务院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1949年12月19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 第1册，第701页。政务院董必武副总理关于深入开展生产救灾工作的报告（1950年2月27日），中央财经政策法令汇编 第1辑下册，第641页。生产救灾，节约备荒，人民日报1949年9月7日。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第11页。山东省人民政府生产救灾工作总结（1950年6月28日），生产救灾资料特辑（山东），第14页。专题研究46BEIJINGDANGSHI北京党史 2023 年 1 期BEIJINGDANGSHI虽然农业生产是解决灾荒的治本方法，但农业生产难以满足眼下的口腹之需，因此，副业生产成为灾民最重要的生产自救措施。1950年春荒中，仅有10%到20%缺乏劳动力的重灾民被认定亟需政府救济，其余的灾民主要依靠生产自救。相比具有季节性的农业生产，副业生产种类多、见效快、时间限制少，可以通过“家家有副业”来救灾渡荒。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因地制宜，发动副业生产运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东省开展了100多种副业生产，皖北发展了70多种副业生产，苏北也有四五十种副业生产。与此同时，各地积极发挥合作社作用，注入大量资金，对口支援灾民副业生产。据山东、浙江、河北等地区统计，合作社一年来收购与推销灾民副业产品总额折粮20多亿斤，维持了约1000万灾民3个月的生活，还供应了约24亿斤的粮食。灾区的副业生产一般可以解决三分之一的灾民生活所需，这无疑为完成救灾任务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为1950年春荒人口最多的山东省，直接向中央汇报“只要副业有销路，保证不会饿死人”。根据民间扶危济困的传统，各级政府通过组织动员与宣传教育有效地整合社会互济力量。各级党政工作人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积极捐献粮款。一些干部拿出全部津贴救济灾民，“很多机关原吃干饭都改吃稀饭”。1949年11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规定，自11月至1950年2月各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月节约小米2斤，以救助灾民。后因春荒严重，节约救灾运动两次延展结束日期，直至1950年9月。各级政府以指标的方式动员各阶层捐献钱财、衣物和粮食，不仅涵盖机关、部队工作人员，而且成为一种群众性运动。“在各大城市进行了救灾劝募，在乡村进行了一碗米救灾运动。”这种指标式的动员捐献取得显著效果，据1950年3月11日不完全统计，各地节约、捐献救灾粮食已达2266万斤。春荒严重之际，各级党政机关捐献更为踊跃。灾区领导提出口号：“大家少吃一口饭，少穿一件衣，少花一个钱，节省下来救济灾民。”冬荒与春荒期间，仅苏北党政军机关工作人员便节约捐献1012万斤粮食，还投入灾区50多万斤旧衣物。11?各地开展节约救灾运动，鼓励社会互济，呼吁非灾区节约捐助灾区、轻灾区支援重灾区、城市援助灾区、有粮户支援缺粮户、有劳力者帮助无劳力者，形成范围广、形式多样的互济互助网络。当时，“救人即是自救”“城市支援农村”等口号传遍全国各地，工人、商人积极捐献粮款救济灾民。非灾区农民在“天下农民是一家”口号下，也积极捐募粮食。截至1950年4月25日，仅河北省非灾区农村便募集1250万斤粮食。12?当时，一些地方残存“穷光荣”“怕冒尖”“有借无还”和“借时好，还时恼”等思想疑虑，一些余粮户担心借出粮食会被提高成分，加之一些基层干部担心要为饿死人负责，违反自愿原则、侵犯中农利益，甚至斗争强借、挨门敛粮，无疑影响社会互济的正常开展。为此，各级政府严厉批评干部的强迫命令行为，提出“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有粮户支援缺粮户”等口号，确保灾区顺利开展自由借贷。中共中央要求轻灾区广泛开展自由借贷，既节省国家财政开支，又能有效完成救我们能够战胜灾荒（1950年4月25日），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18页。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第12页。冯云：一年来合作社在生产救灾中的作用，人民日报1950年9月17日。华东灾区慰问视察团工作总结（1950年5月12日），华东的生产救灾工作，第195页。关于目前生产救灾的报告（1950年2月10日），生产救灾工作手册 第2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1954年编印，第138页。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第14页。中央人民政府各机关节约救灾，人民日报1949年12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公布机关救灾物资分配情况，人民日报1951年1月7日。一两一两集成千万斤，捐献灾区救活百万人！，人民日报1950年3月11日。中共苏北区党委书记萧望东在苏北生产救灾委员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冬季苏北灾情与救灾工作，苏北生产救灾委员会秘书处1950年编印，第9页。11?苏北人民行政公署关于生产救灾工作初步总结（1950年6月25日），华东的生产救灾工作，第244页。12?我们能够战胜灾荒（1950年4月25日），谢觉哉文集，第722页。专题研究47北京党史 2023 年 1 期灾任务，掀起了借粮运动热潮。据1950年1月至4月不完全统计，仅鲁中南的自由借贷额便有粮食2300万斤。“广泛地提倡自由借贷，贯彻自由借贷政策，在轻灾区内，政府不用大力支持，即可度（渡）过灾荒。”各级政府呼吁以自愿原则捐献粮款，也批评老区余粮户不积极支援缺粮户的行为，同时开展阶级斗争帮助新区灾民救灾渡荒。各级政府积极强调非灾区具有节约备荒和救济灾民的责任，充分调剂非灾区的资源救济灾区。非灾区城乡的募集捐助是当时支援灾区的主要社会互济形式。1950年1月15日，内务部研究室强调：“在非灾区，节约应与互助救灾同时提出。”1950年2月27日，董必武在中央救灾委员会成立会上批评说：“在非灾区，则只注意节约防荒，而未提出支援灾区。”一些新区灾荒严重，除发动普遍的借粮运动和社会互济之外，还采用阶级斗争方式救济灾民。中南地区各级政府普遍动员和组织民众斗争地主、富农，用减租退押办法挤出地主、富农的余粮，清理积谷、公产等，把粮食转到农民手中。由于1950年3月饥荒已遍及湖南全省，湖南省委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减租退押运动，最终获得4亿多斤粮食，解决大多数贫雇农民春荒、夏荒问题，力争完成“不饿死一个人”的任务。中国共产党的救灾方针不提倡单纯的救济，而要求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强调通过恢复和发展生产来救灾渡荒，具有积极性、群众性和长远性等特点。鉴于以工代赈恰是生产与救济结合较好的救灾措施，各地尤为重视。1950年2月27日，董必武指出，中央和各灾区用于以工代赈的救济粮差不多有12亿斤，其中绝大部分是工赈粮。正因兴修水利既能有效缓解水灾和旱灾问题，又能救济灾民和推动农业恢复与发展，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都将兴修水利作为以工代赈的主要方式，下拨大量水利工赈粮。就中央下拨的水利工赈粮而言，以每人每月吃粮25斤计算，可救济1000万人72天的生活。与此同时，中央还积极向灾区发放贷款和贷粮。1950年5月，仅山东省便下拨2400万斤救济粮和8500万斤贸易粮，贸易粮的数额是救济粮的3.54倍。这是政府为了节省国家财政开支和促进农业发展而采取的措施，“据各地经验，一般可以多用贷粮，减少救济粮。这样不仅节省国家财政开支，且可鼓励督促群众生产”。1950年上半年，中央人民政府下拨救济粮3.4亿斤、水利以工代赈粮3.45亿斤，还有用于合作贷款、农民运粮、收买灾民土布、借粗还细等救灾粮食和地方救济粮，救灾粮食总共支出15.32亿斤。这比1932年国民政府10.2亿斤的救济粮多了5.12亿斤。中央认为，如此充足的救灾粮足以帮助灾民渡过灾荒。11?政府发放的救济粮和贷粮，侧重扶持灾民发展农业生产。“所有生产救灾的措施，必须紧紧掌握为春耕生产准备良好条件”12?，“一切灾区更应当社会互济工作总结（1950年6月30日），生产救灾资料特辑（山东），第63页。陈其瑗：一年来的救灾工作总结（1950年7月24日），生产救灾工作手册，第62页。内务部研究室：救灾工作及其问题（1950年1月15日），生产救灾，第35页。政务院董必武副总理关于深入开展生产救灾工作的报告（1950年2月27日），中央财经政策法令汇编 第1辑下册，第644页。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发动群众急 救饥荒 的 指 示（1950年3月4日），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和平解放接管建政史料（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88页。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二次会议昨继续进行大会讨论，光明日报1950年6月22日。政务院董必武副总理关于深入开展生产救灾工作的报告（1950年2月27日），中央财经政策法令汇编 第1辑下册，第645页。对一九五年春夏是否发生严 重饥荒 的 看 法（1950年3月20日），陈云文集 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山东省生产救灾委员会关于检查发放救济粮、盐与贷放贸易粮保证战胜春荒并预防夏荒的通知（1950年5月17日），生产救灾资料特辑（山东），第8页。山东省人民政府生产救灾工作总结（1950年6月28日），生产救灾资料特辑（山东），第18页。11?关于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的报告（1950年4月12日）、对一九五年春夏是否发生严重饥荒的看法（1950年3月20日），陈云文集 第2卷，第98、114页。12?关于目前生产救灾工作的决定（1950年2月25日），生产救灾资料特辑（山东），第12页。专题研究48BEIJINGDANGSHI北京党史 2023 年 1 期BEIJINGDANGSHI抓紧春耕生产，这是缩短灾期，渡过灾荒的根本办法”等救灾方针及理念被反复强调，不仅有利于灾民短期内救灾渡荒，而且推动农业生产恢复与发展。1950年最终迎来一个丰收年，全国夏、秋两季粮食达到2402.14亿斤，同比1949年增产202.14亿斤，超过原定粮食增产计划59亿斤。三、极富成效的救灾效果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面对全国普遍性严重灾荒，及时提出“不饿死一个人”的救灾理念和政治任务，一方面强调灾民能自救自助，成功提升灾区干群“生产自救，就地坚持”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极大地提升了干部走群众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觉悟。灾荒期间，很多机关每天改吃两餐粥或与灾民一样采取配给的办法，“致有很多干部，经常吃不饱饭，但仍积极的努力工作”。灾区基层干部的生活颇为艰苦，依然节省口粮捐献灾民。很多灾区机关还代养一些灾民，生活上与灾民完全打成一片。灾区民众评价说：“人民政府的干部真是与老百姓完全一样了！”这些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有利于树立新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良好形象，增强了新生人民政权的凝聚力。“不饿死一个人”既是救灾理念和政治任务，也是灾区救灾实践的动员口号和具体要求。面对新中国初期普遍性的严重灾荒、历史遗留的通货膨胀和严重的财政困难，中央人民政府不能偏废其一，而需同时兼顾且主次分明。各级政府采取以生产自救为主的生产救灾政策，并在救灾实践中完成救活灾民的具体任务，既攸关百万人的生死存亡，关系新生人民政权在灾区的巩固发展，也是开展大生产运动、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之一。为此，灾区政府将生产救灾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自救自助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囊括全国的多层次立体的生产救灾网络：以生产自救为主，辐射全国各地的节约渡荒和社会互济，普遍开展兴修水利以工代赈和国家直接救济无劳力的重灾户。新中国初期的救灾实践，不仅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实现了“不饿死一个人”的目标，而且实现农业增产和粮食丰收，推动国家财政经济逐步好转。1950年，全国粮食实现增产丰收，“有些地区的丰收情形，竟为二十年来所未有”。全国公粮征收任务随之超额完成，1950年 实 际 公 粮 收 入 占1950年 概 算 公 粮 收 入 的129.48%。国家财政赤字因此大幅下降，1950年第一季度的财政赤字是43%，第二季度包括使用公债推销款在内的财政赤字依旧高达40%，而第三季度财政赤字降为9.8%，第四季度更是降至6.4%。救灾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不仅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以实际行动有力地回应了美国的反共舆论，树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际新形象。这种救灾效果的取得与中国共产党拥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密切相关。相比历史上以发放救灾物资为主要赈灾形式，中国共产党从宣传教育和组织措施双管齐下，最大程度地发挥组织领导作用。面对严重灾荒，1950年1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特别强调：“今日救灾工作的关键，在于加强组织与领导。”中国共产党通过发挥组织领导作用，确实取得显著的救灾成效。1932年，国民政府进口257万吨粮食救灾，还大规模饿死人；1950年，中国共产党有效调配全国粮食，不仅极大地帮助灾抓紧今年春耕生产，人民日报1950年3月18日。李书城：一九五年全国农业生产的概况（195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农业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页。苏北人民行政公署关于生产救灾工作初步总结（1950年6月25日），华东的生产救灾工作，第244页。石础：粮棉丰收的原因及其意义（195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农业卷，第559页。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五年度国家总决算（1952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财政卷，第637页。戎子和：一九五年财政工作总结及一九五一年工作的方针与任务（1951年3月30日），财政部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 第2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关于生产救灾的补充指示（1950年1月9日），生产救灾工作手册，第8页。专题研究49北京党史 2023 年 1 期民渡过了难关，而且粮食增产，开始大规模出口，以换取工业设备，有效地落实了城市领导乡村、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执政理念。中国共产党发挥组织领导作用，主要通过各级干部的组织体系，发挥“干部决定一切”的作用。灾区成立由各级人民政府首长直接领导负责的生产救灾委员会，在党委的领导监督下，最大程度地动员与调配各部门的力量，确保“不饿死一个人”的政治任务可以落实到地方，直至贯彻到个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网络全方位渗入救灾的各个环节之中，近乎细致入微地管控灾民。面对严峻的灾荒，中国共产党充分调动干部救灾的责任心，最大程度地调配全国资源，号召非灾区支援灾区、城市支援农村，尽可能地保障灾民生存和生产，实现农业增产的预定目标。四、结语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和贯彻“不饿死一个人”的政治任务，有效整合政府的救济、社会的互助和民众的生产自救，开创了政府主导、干部动员、全民参与、促进增产的生产救灾新模式。这既关联农民日常生活、攸关灾民生死，也与农村变革、农业改造紧密相连，深刻影响了农民、农业与农村的历史发展。灾区工作人员的任务不仅是组织灾民生产自救，而且要教育和组织灾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大力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推进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便是生产自救，中共中央也强调：“合作互助应是生产自救运动的中心，同时，应使农村的合作互助运动在救灾中提高一步。”灾区政府视生产救灾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全力以赴地落实“不饿死一个人”的政治任务，形成了干部积极分子灾民的不同定位和非灾区灾区的不同安排。干部肩负领导灾民生产救灾的责任，在各级负责制下发挥组织领导作用，直接对灾民的生命安全负责。领导干部深入灾区，亲自负责和领导生产救灾。基层干部与灾民同甘共苦，为灾民渡荒殚精竭虑，甚至不惜变通政策和强制命令。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带头生产救灾，灾民则在生产上自救、在生活上节约渡荒。各级干部、城市居民和非灾区农民积极捐献粮款，支援灾区顺利开展生产救灾。无论是相比于传统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以前所未有的组织动员能力，最大程度地整合救灾资源，开创了独特的生产救灾模式，在严峻的财政困境下取得了显著的救灾成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生产救灾并非单纯的救济，而是救灾、防灾与生产密切结合的复杂工作，尤其强调组织灾民通过恢复和发展生产来救灾渡荒，这与传统救灾方式存在根本不同。面对新中国初期严峻的财政困境，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统筹使用手中的救灾物资，成功救治灾荒，实现“不饿死一个人”的政治任务；另一方面要恢复和发展灾区生产，实现农业增产和保障公粮收入。这本身是极具挑战的难题，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生产救灾工作力争实现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在灾区开展生产救灾工作，力争以农业增产来救灾渡荒，确实是完成“不饿死一个人”、农业增产和公粮征收等多重目标的理想规划。春耕伊始，各地要求所有救济措施服务农业生产，“变生活资料为生产资本”，最大限度地增加农村自身物资总量，奠定国家为解决财政困境而加大资源汲取的基础，减轻因国家高比例的粮食征收而造成乡村社会的反弹和政党自身的道义压力。其最终的目的是，既要保证灾民安全渡过灾荒，还要推动工业化的顺利开展。传统中国以发放救济物资为主的救灾方式，往往因数量有限和官员贪腐，难敷灾民所需，极易酿成严重饥荒。鉴于传统救灾的严重弊端和解决财政困境所需，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共中央便强调灾民生产自救，要求灾民通过恢复和发展生产来救灾渡荒，有意识地将灾民由政府救济的客体按照国家总路线加强生产救灾工作，人民日报1954年1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谢觉哉部长在救灾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4年10月13日），生产救灾工作手册 第2辑，第90页。参见曹佐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一年的生产自救新体制研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9年第2期。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关于生产救灾的补充指示（1950年1月9日），生产救灾工作手册，第10页。谢迪斌：新中国初期乡村荒政与城乡二元结构的缘起，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0年第2期。专题研究50BEIJINGDANGSHI北京党史 2023 年 1 期BEIJINGDANGSHI变成生产自救的主体，最大程度地减轻政府的救济投入，并制定了严密的制度规划。农业生产发挥救灾渡荒的治本作用，副业生产满足农业收成之前的大部分口腹所需，不足部分则由社会互济、节约捐献和政府救济来弥补。后三者提供的资源并非直接用于救济，而是要求投入生产来救灾渡荒。当时，中央指示一切具体救灾措施服从农业生产需要，明确要求“发放救济粮的过程即是组织生产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提出和贯彻“不饿死一个人”的政治任务，避免了只顾农业生产而罔顾救灾的倾向，恰恰保障了生产救灾的效果。（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83）中国共产党党员、原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离休干部郎冠英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12月20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4岁。郎冠英同志1928年3月生于北京，先后在西城区福绥境小学、市立第六中学、香山慈幼院第二职工补习学校、华北电气通讯学院求学。1948年8月在北平市电信局参加地下革命工作并加入党组织。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市电信局电报处党支部书记，市长途电信局党委宣传部部长、党委副书记，市委研究室组长、副主任。1966年至1972年受到冲击，下放到门头沟劳动。后又担任市光华木材厂党委书记，市建材局政治部副主任、副局长，市规划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等。1995年1月离休。郎冠英同志少时尝遍生活艰辛，立志从事革命工作。他1948年加入地下党组织后，担任电信局东长安街营业处支部书记。在北平市政工委领导下，利用 铃铛 壁报刊文，宣传进步思想，带领工人参加反对国民党腐败统治、争取工人生存权利的“饿工”斗争，迫使国民党北平电信当局答应地下党组织提出的条件。“饿工”斗争壮大了革命队伍力量，政治上沉重打击了敌人，经济上取得重大胜利，对当时全国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产生影响。他留下 震惊全国的“饿工”斗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北平电信工人运动 等文章，成为研究北平工人运动的宝贵资料。北平解放后，郎冠英同志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为党为人民辛勤工作。在担任市长途电信局党委宣传部部长期间是全市工业系统标杆之一，多次在全市介绍工作经验。在市委研究室组织工业系统调研，总结和推广首钢经验，得到领导们的好评。临危受命担任市光华木材厂党委书记期间，对当时受干扰破坏的工厂进行整顿，重新树立党组织的威信，改善秩序，恢复生产。之后在市建材局和市规划局工作多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从不懈怠。郎冠英同志热爱党史工作，把全部心血献给了北京党史事业。郎冠英同志在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期间，重点加强党史资料的征集和整理工作，发表 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工作 关于编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北京组织历史的几个问题 等文章，组织整理 北京地区革命史资料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 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 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19211987）等，为开展北京党史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统筹开展区县基本著作编写和党史人物研究，组织编纂 北京地区革命史丛书 中共北京党史人物传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北京卷 等。积极推动北京党史研究成果转化，扩大宣传效果。组织拍摄电视专题片 京华英烈，合作举办“北京地区抗日斗争史料展览”等，发挥了北京党史工作应有的作用。郎冠英同志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忠诚坦荡，淡泊名利，表现出共产党员的崇高品格和精神追求。郎冠英同志去世后，根据本人生前遗愿，丧事从简，其遗体捐献给国家医疗事业使用。郎冠英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沉痛悼念郎冠英同志专题研究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