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型组织绩效考核标准与评估方法研究模板.doc

效率型组织绩效标准和评定方法研究王强（东南大学产业组织研究中心 博士后研究员）摘要 组织绩效标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组织目标，评定方法科学则确保了组织绩效信息真实可靠性、公平性，对组织组员含有导向作用。绩效标准和评定方法制订得不合理、不科学、不完善，对于政府会造成其公共性减弱、经济人色彩浓厚、职能转变迟缓、公共权力运作失范、经济发展缺乏连续市场动力；对于高校等研究组织会严重影响其科技创新、误导科研人员。本研究拟经过理论分析、案例对比、实地考察调研，重建效率型组织（政府和高校）绩效考评绩效指标体系和评定机制。效率型组织关键是指政府和国立学校。绩效，通常解释为成绩、成效。该词用在社会经济管理活动方面，其含义是“社会管理活动结果及成效”。对于效益型组织企业企业来说企业绩效，就是这个含义。当绩效用于对效率型组织政府行为结果考评时，反应政府绩效，其含义往往更广泛部分，指政府在社会管理中业绩、效果和效率，是政府能力基础表现。所谓政府绩效，就是指政府在管理活动中结果、效益及其管理工作效率、效能，是政府在行使其功效、实现其意志过程中表现出管理能力。政府绩效标准是评判政府管理水平和运作效率关键依据，应以经济绩效、社会绩效、文化绩效、政治绩效为关键内容。政治绩效关键指政治生产力和政治产品，即政策形成和落实；经济绩效关键是指经济增加和稳定中政府导向作用，其中通货膨胀、失业、收入分配等是关键参数；文化绩效关键指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互补和渗透，和文化繁荣和整合；社会绩效关键指社会稳定和发展，其中安全和犯罪、公平和正义、福利和贫困、稳定和动乱等指标是关键参数。这几方面绩效大小反应是政府能力大小和强弱。高校对老师、研究人员绩效标准有缺点，也会给她们传输错误激励信号，影响中国科技创新和教育水平进步。现在效率型组织绩效考评中存在问题：在中国，谁知道最多？官员似乎什么全部懂，或应该什么全部懂。“以吏为师”，自古如此。学术是非要指示，文艺优劣要评判，建筑设计要审定，科研结果要评判。据粗略统计，需要官员审批定夺事项，仅中央各部委就有两千八百多项，还不算地方各级要求事项。“上海审批项目数是2027项，开发商如要在沪投资一个建设项目，仅经过各项审批步骤所花费时间就要300天！” “在权力和服务间划个等号”，马美菱，文汇报，12月18日“文汇时评”栏目。 政府官员应管事情发明各行业顺利发展经济环境、法制环境和政务服务却多半撂了荒。最近上海开始清理审批事项，目标是把审批事项从多项降低到1000项左右，建设项目标审批步骤要从300天减到100天左右。政府一直忙于考评其它各行各业业绩，惟独对政府自己这么一个效率型组织业绩该怎样考评，却研究得不那样深入。举一个例子：长久以来，国有企业效益差，亏损面不停扩大，大家往往从国有企业（效益型组织）身上找问题，如经营机制不活、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债务和社会负担过重、富余人员过多等等，却没有意识到问题根本所在政府要负责任。笔者认为，相对于企业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来说，政府管理创新更含有决定性作用。尤其是政府官员考评标准，更是起到“指挥棒”作用，进而影响到国有企业经营者行为。国企亏损根子在政府。文件23认为“要在权力和服务之间划等号，取决于管理心态改变”，“真正端正服务观念”。我认为假如要等官员心态主动调整过来，恐怕不知要等到什么年月。包含到自己切身利益事情审批多收费多，不是说上级发一个号召就处理问题，必需有外力驱动。也就是依靠考评措施改变。 用干部要看政绩，但谁来衡量政绩、衡量政绩标准怎样确定，这就是一个效率型组织绩效考评设计问题。假如没有处理好，就轻易演变为凭领导人个人好恶用干部。“人民选票千万张，不如领导嘴一张”。现在中国所说政绩，关键是经济实绩，包含产量、税利、招商引资数量等一系列指标，还包含计划生育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发案率、上访率等）指标。还有地方开始把失业率也列入考评指标，辽宁、山东、江西等地，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出台促进就业政策，把就业工作纳入政府考评目标怎样看待目前失业率，白天亮，人民日报02月12日第六版；。另外还有环境保护，“中国加强了对省辖城市环境保护工作考评和管理，考评城市数量不停增加，考评指标逐步和国家考评要求接轨，推进了各省城市环境综合整改工作深入开展。” ：中国环境保护动作大，秦杰邹声文，人民日报海外版，02月11日第十一版；对于扶贫工作关键县相对国定贫困县来说，扶贫工作关键县关键有以下三个新意：一、原国定贫困县强调关键是支持，确定关键依据是贫困，而扶贫工作关键县突出是工作（工作力度、工作效果），确定依据既包含贫困程度，也包含工作决心和举措，表现“有为才有位”；二、国定贫困县基础上采取计划经济模式管理，但扶贫工作关键县则要进行全程跟踪检验，实施动态管理，采取激励机制，表现竞争和“择优先扶”标准；三、中央对于各省扶贫开发资金分配不以关键县数量作为唯一依据，还要综合考虑贫困人口数量、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等原因；中央扶贫资金关键用于关键县，也可合适支持其它贫困地域，这符合目前贫困人口多分散性新特点。，“要建立检验和考评制度。一定要把关键县扶贫开发工作成效作为关键县领导干部考评依据。各省抓关键县成效怎样，是判定省扶贫办工作成绩关键标准之一。”怎样认识“关键县”，天山，人民日报，02月10日第二版；“在河南内黄县东庄镇，仅县委、县政府下达关键工作考评指标就达项，假如加上年度中心工作、县直部门下达多种考评，总数不下项。这些工作中，能对乡镇全盘工作“一票否决”就有项，还有很多单项一票否决。比如报刊征订完不成任务，乡镇宣传工作就要被一票否决；高产示范园建不成，乡镇种植业工作就被一票否决。一旦被一票否决，第十二个月通报批评，第二年就要调整领导班子。为了不被一票否决，乡镇干部措施用尽，甚至不惜弄虚作假。” “一票否决”何其多基层干部盼“减负” ，林嵬，新华社郑州月日电。文件1指出，现在政府上级对下级控制还是传统压力型体制。“即一级政治组织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各项指标，而采取数量化任务分解管理方法和物质化评价体系”。“依据其完成情况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奖惩”。其运行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一，指标任务确实定：依据中央宏观计划，省计划，和自己竞争其它地方政府经济增加和建设情况和自己情况制订，各项指标增加幅度要远远高于全国、省、主管市对应增加率。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局局长谢平在2月4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上写道：“1998年我参与某省召开地市厅局长大会，省长要求：确保全国GDP增加8是政治任务，确保本省GDP增加9也是政治任务，必需完成，并把经济增加分解为各项硬指表下达给各地市厅局。坐在我旁边一位老同志说，这个会和1958年大跃进时大会一模一样。那年这个省GDP增加9。”二，指标、任务派发。岗位目标责任制是派发指标和任务“制度化”方法。上级组织产值、利润、成本、工资奖金等各项指标体系作为指令性计划指标下达给下级组织，作为下一级组织必需完成目标责任。奖励方法包含提级、提资、发奖金等，处罚方法包含限期调离等。三，指标任务完成，依靠争资金、上项目、铺摊子。资金越多，项目就会立得越多，摊子也会铺得越大，这么一来就会刺激经济扩张，造成四处是工地热气腾腾局面。以跑资金、上项目标多少作为考评政绩标准。四，指标任务完成评价。评价是经过组织部门对干部年度考评，干部述职汇报和工作汇报双向进行。评价标准则是项目、资金数量和多种经济指标增加幅度。带来问题：从政府行政效率来看，存在管理效率低下，办事拖拉，投资环境较差。政府行为短期化，好大喜功，追求表面政绩，“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数字出成绩”，在统计上弄虚作假，相关国民经济指标数字不实财政部日前公布了一项抽查结果，数据表明，资产不实百分比在1以上和利润不实百分比在10以上分别占全部被抽查单位50和51。资料起源：“数字作假”为何屡禁不止，鲁军，文汇报 12月27日。下级为了减轻自己指标压力，会突出成绩，隐藏失误，在统计数字上做文章。在中国官本位体制下，数字出政绩，政绩可升官，而又没有一个严格透明度制度能够监督造假行为，这就刺激各级政府官员利用权力、信息不对称或信息优势来降低当地域（部门）信息真实性，从中赢利。“现在，判定一个地方政绩怎样，基础上还是按经济指标高低排座次，有些地方更要每十二个月张榜竞赛。爱面子地方领导上报数字时，便先要打探清楚左邻右舍底细再进行“调整”。我们总认为，这类争先评优做法能够激励落后地域，哪知道很多人反做了它俘虏。这可能正是各级政府领导不愿放弃“数字游戏”原因之一。” “数字游戏”和机制缺点，承伟毅，中国青年报 12月18日。据文件18，湖北各地统计中国生产总值相继出现大幅度“挤水”，荆州、宜昌、十堰、孝感、恩施等地市州共锐减亿左右。在湖北省人大监督下，湖北省各地开始重新评定、核实、订正，具体操作措施是：以年为调整基数，依据财政收入、投资消费额、地方税收、城镇居民和农民收入等占比重来调减各地核实数，挤掉以前那些数字水分。多年来，湖北对中国生产总值实施省、市、县三级核实，而不是逐层汇总层层上报。因为部分地方领导相互攀比，加上各级统计部门测算方法、标本选择、人员素质等很多方面产生差异，致使核实数在省和市州之间、市州和所辖县市之间，形成一个巨大“肿块”。到年，全省地市州总数比省政府核实数字高出亿左右。因为各级政府之间存在“数字肿块”，使省、市州、县市区和工农业产值、税收、投资、消费总额之间无法正常衔接，和当地经济运行实际情况相距甚远，对于各级政府科学决议来说，是遗患无穷祸根造假造出十强县：湖北省这次之所以痛下决心对“挤水”，是因为部分地方造假已经到了荒唐不堪地步，已经影响到党委、政府制订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正确是否，损害了党群关系，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湖北省丹江口市是其中一个经典。湖北省丹江口是国家八七扶贫计划关键贫困县之一，是一个集老区、库区、贫困山区于一体县市。这些农民大全部仍住在土坯房，不少房子墙壁上裂痕累累，破烂不堪，已然成为危房，刮风下雨对她们来说，就像是一场生死考验；家里徒有四壁，除了灯泡是用电，极难见到电器，家境好点也只有一个破旧黑白电视算是值点钱。据丹江口市扶贫办介绍，在整个库区，多万库区移民人均纯收入才多元，人均纯收入在元以下仍有万人。不过，该市在前些年却依靠数字造假拼出了一个奇迹般“辉煌”：年，该市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猛增亿，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猛增元，增加，一举宣告整体脱贫；年成为湖北省经济综合实力十强县市之一；到年，该市工农业总值过百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更是高达元，再次夺得十强县市桂冠。如此荒唐统计年报是怎样造出来呢？丹江口市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农队年统计年报上，水稻亩总产万千克，直追大跃进时代放“卫星”时产量。农队王支书说，“我们农队水稻面积最多2亩，怎么年报产量有万千克，就是按亩算，亩产也有千克，不可能！”那么年报是怎么报呢？“这万千克是上面分配，我们只能这么报”。 多种农业指标造假手段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习家店镇陈家院村，两口鱼塘早已干枯，统计年报却让它起死回生，产鱼万千克，产值万元。官山乡吕家河村年报豆杂苗比正常产量高出倍多。而武当山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山上珍稀动物受法律保护，但在当初年报上，捕捉野山羊、麂子这么二类保护动物竟然算畜牧收入！ 经济强不强，关键看工业。当初丹江口市部分乡镇，工业产值也所以成为年报造假“重灾区”。在青徽铺村报表上工业产值是万元，而村里却基础上没有工业，工业产值是一家维修中小农具铁匠铺和户农民开米面加工房来。而全村人，人均吃粮千克，全村累计不到万千克，年加工费不足万元；一户铁匠铺年收入也不过是万元。而村支书解释是：“我们在计算工业产值口径是，加工粮食不单算加工费，还把粮食本身价值一起算，农具维修也包含修农具用钢铁本身成本价。”即使是如此这么离谱地反复计算，也才几十万元，剩下多万元全部是虚报。更荒唐是浪河镇四河村，只有两个年产值万元、万元砖厂和茶厂，却报产值万元。 丹江口问题被揭露后，市委、市政府新一届领导班子对浮夸数字进行了逐步整改。到年，全市中国生产总值为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元。但当地干部坦言，即使经济发展指标人为抬高部分已下降了不少，但仍然没有降到实际水平，其实丹江口还是一个比较贫困县市。 但昔日浮夸造成印象极难让人明白这一点，前一段时间丹江口部分官员到国务院相关部门，申请将丹江口纳入国家世纪初扶贫关键范围，却遭受碰壁，理由很简单：你们丹江口经济这么发达，农民人均纯收入这么高，还要国家把你纳入关键扶贫范围？！。在数字指标压力下，连法律机关这么神圣部门也开始造假。“7月，东北某市公安局下发通知，决定在全市开展为期三个月追逃专题斗争。通知明确要求各级公安局逃犯抓捕率要达成50，通知还要求了一系列奖惩方法。结果，该市辖下某市公安局降低上网通缉标准，竟将11名属治安案件且已处理完成人员列为“追逃对象”，送上“追逃网页”。 9月，南方某省一县人民法院审判员熊某因司法造假被县人大常委会撤销了审判员职务。经调查核实，1998年熊某向县法院上报办案数208件，其中假案24件。1999年向县法院上报办案数208件，其中假案133件，两年累计虚报案件157件。近几年来，部分地方和单位以上报办案数作为评先、评优、评奖首要条件，将办案任务指标完成情况和“争先创优”活动挂起钩来。于是，部分单位和个人就不惜采取弄虚作假之手段。从表面上看，以上地方司法造假案，熊某、林某等法官、干警有个人功利思想在作祟，但问题根源还有这么几方面：一是工作指导思想失误。部分单位领导受急功近利思想影响，认为办案任务完成得越多越好，以此来评判下属政绩是否突出。对部分执法单位来说，办案“掺水分”，自己也捞到了好处。熊某是一个30出头，工作不到7年年轻法官，经过虚报案件，分别获省高院、市中院、县政府记功嘉奖，被评为“人民满意好法官”、“劳动模范”等。”梁晖，司法政绩须防“泡沫”， 人民日报09月12日第十版；人民日报文章要求：“法院超期限结案、公安机关立案久拖不破等种种司法低效率现象，是深入推进法治建设所不能容忍。但部分司法机关借公布一串串考评数据来替换提升司法效率努力，又走入了另一个误区。杜绝以结案数多少为衡量工作成绩好坏作法。上级领导部门要转变工作作风，不能闭门造车，凭空制订考评工作内容和方法，不切实际地下压硬性“指标”，分配办案“任务”。效率不仅仅是数据，而应是效益和速度。司法效率决不能等同于十二个月结案数、破案率，它必需有一套科学衡量标准。首先，不一样地域因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情况不一样，案件发生率是不一样。片面追求“数字成绩”，违反科学，肯定造成一系列弊端。其次，司法公正是司法效率前提，公、检、法必需严格依法办案，程序公正是司法结果公正必需确保。若简单以数据论效率，忽略程序法，司法界难免出现类似法官造假荒唐现象，失却司法公正。”数字造假能够有两种：一个是“数字里有水”，另一个则是“水里有数字”，区分一样在于数字和水分百分比。假如一个数字有二分之一以上真实性，水分不足二分之一，这时候能够说“数字里有水”；假如一个数字里水分占了一多半，则应该说是“水里有数字”了。为了得到真实数字，对“数字里有水”，要挤掉水分；而对“水里有数字”，则只好到水里捞数字，捞上来再挤。1月18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有一档节目，题目叫挤掉统计中水分。把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数字造假”说成“挤掉水分”，不确切，因为当地上报数字所含水分太多，在二分之一以上。比如，该市乡镇企业总产值上报47.1亿，经核实为13.8亿，相当于3斤酒里加了7斤水，这只能说是“水里有点酒”。更邪门比如该市东郊乡蛋白饲料厂于3月改制后已经倒闭，但还上报产值560万，这就干脆卖水了。另据12月10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山东某乡镇骨干企业缸盖厂，销售额为1457万元，上报为9022万元；1999年该镇实际工业产值不足亿元，却上报7.3亿元；实际产值为1亿元左右，却上报为6.5亿元。总而言之，全部是一斤酒加6斤水，却当酒来卖22。在虚报成绩成为普遍情况时候，实事求是 地方政府反而要吃亏。文件20报道，河南社旗县国民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分别比上年度统计数据下降15.2%、34.8%、34%、15%、20%、18%。这个真实数据上报以后，社旗县年底考评在南阳市13个县区市排在倒数第一名，市里根据年初签署目标管理责任状，给社旗县黄牌警告。南阳市统计局一位干部对记者说：“表面上看，社旗县工作排名倒数第一，但假如全市全部实事求是地报数据，还说不准谁是倒数第一呢。” 南阳市统计局一位干部对记者埋怨：社旗县这一做法，令她们很被动。因为一个县数据跌下来了，就意味着整个南阳市数据对应降低，再报到省里，南阳工作就被动了。文件21指出：大家大全部认为部分领导所出政绩数字全部是“兑水”、吹大了，却不知也有“挤水”、“缩水”了数字。江汉平原某市一位县级经济开发区党委书记离任前，开发区中国生产总值高达亿元，她调走后当年，新来党委书记上任伊始，开发区中国生产总值经过“挤水”成了亿元，当地群众挖苦道“某某书记带走了亿元”。有领导则饰演着“兑水能手”和“挤水英雄”双重角色。鄂西北某县级市曾是国家关键扶持贫困县，世纪九十年代末出人意料地展现出跳跃式发展：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猛增左右，一举宣告整体脱贫；第二年便跻身全省经济综合实力十强县市之列；第三年这个市再次夺得全省十强县市桂冠。第四年该市市委书记迁任某市党委“一把手”，便由“兑水能手”摇身一变成了“挤水英雄”，暗示相关部门重新“盘点”全市多种经济数据，造成前任政绩数字大“缩水”。当然，新任领导也有不“挤水”时候：前任升迁后成了自己顶头上司，自己不便否认前任政绩，只有哑巴吃黄连，有苦也不言；有则是静悄悄地挤水，不张扬其结果，只做“两本帐”，分别记下前任政绩数字和自己上任“挤水”后数字，以备来日不时之需。各地各部门追求局部和单位利益，争资源、争资金，在“竞争”中地域主义、部门主义日浓，反复投资、反复建设，实施地方保护主义。珠江三角洲机场已十分密集，地处三角洲某市仍然要建，理由是她们有钱；四川乐山距离成全部仅百余公里，乐山要建机场；长春和吉林两市已分别建有机场，两城市间还要另建机场。甚至连在5000米高原、民航飞机无法起降某地域也在申请建机场。但不少已建成机场效益又怎样呢？据报道，九江、蚌埠机场年旅客吞吐量仅为100多人，芜湖机场为3800人，阜阳机场为6000人。这些投资上亿元机场，情况好天天也就始发旅客十几人，盲目投资造成浪费惊人决议性浪费是最大浪费，胡伟，文汇报，12月20日“文汇时评”栏目。领导能当上领导，说明智力水平起码正常，她们为何要“三拍”上项目？关键是对自己政绩有好处。不从业绩考评根子找问题处理措施，再讲“克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也是枉然。胡伟教授认为“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是“造成决议性浪费根源所在”，我看是缘木求鱼。胡伟教授认为“只要决议者稍微转变一下作风，不那么好大喜功、刚愎自用 ，决议性浪费应该是完全能够避免”，我认为这话无异于对牛弹琴，让猫不要吃鱼。就好象请那些公款吃喝官员“稍微嘴下留情，就能够每十二个月降低上千亿浪费”。基层干部为了完成指标保住乌纱帽或追求升迁，往往不择手段 甚至牺牲其它群众利益来达成目标。乡镇干部为了显示自己政绩往往高报农民人均纯收入，多种提留摊派也顺理成章地水涨船高，从而加重了农民负担 吹牛也要交税：据调查，现在部分地方政府抓工作时候，采取是量化考评责任书，各项经济指标由乡镇、管理区、村层层分解，并以此作为量化考评指标和乡村干部工资酬劳挂钩，年底根据上面分配数字具体分配落实。这么，统计报表上数字就不是实地抽样调查后统计出来，而是由上级摊派分配。一位乡镇干部发怨言说：“为何明知是假，还要搞？在这个位置上，要是年报做得不符合要求，你就永远报不上去。往年春节一过，各项指标和任务就来了，上面要搞好政绩，下面就要完成高指标。为何这多年全部提不上去，就是不想搞虚，不过你要是一点虚也不搞，恐怕连这口饭也吃不稳。首先上头每十二个月有这指标，那指标，样样高得很，完不成就要扣工资，罢官，乡干部有多个钱！其次，现在吹牛也要上税，反过来也要增加农民负担，比如说屠宰税、特产税，你一报，明年下达交税任务就要多。牛皮越吹越大，今年报，明年就是，后年还要加你们说该咋搞。”吹牛交税称得上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而根本受害是基层群众。同时造成恶性循环，强收恶要，对不起农民，完不成任务，无法向上级交代。而谈起吹牛，基层干部即使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就是上面喜爱好政绩，高指标，有面子；下面愿意掺水分，吹牛皮，图“进步”。所以，“浮夸风屡禁不止，根子在领导干部那里！”。各职能部门为了完成财政创收指标，分摊城市建设任务，往往利用本部门职权加大收费、罚款力度，结果搞得企业和百姓苦不堪言。“三乱”一个关键原因即在于此。据中国工商报报道，“安徽省阜南县朱寨镇实施殡葬改革罚款制度，每具尸体假如不火化，就要罚款元，即使村里没有些人逝世，也要根据分配火化指标罚款。而款罚完了，再有些人逝世是实施火葬还是土葬，镇政府就不闻不问了。结果，自实施殡葬制度改革后，这个镇不仅没有真正落实火化政策，反而使土葬之风盛行一时，农民责任田中坟包越来越多。”“既是计划生育，当然也要有指标，不能想生就生。部分人便在这指标上做起了文章。不是想多生吗？那就拿钱来，只要交上几千块钱，指标有是。更为可笑是，有人不想再生，计划生育干部就跟在人家屁股后央求人家再生一个。这么做结果，不仅计划生育搞不成，反而越生越多。某乡要求养猪要交费，不养？那就按人头交，有几口人，就算养了几头猪。这里，人头和猪头已辨不清。”莫把“指标”当“飞标”， 阡陌 ，中国工商报， 11月30日在现在压力型体制下，政府官员行为类似于企业家，她们要为自己管理地域或部门财富增加决议、经营。而国有企业里企业家行为在企业家特征以外，加上了“官员”特征，因为她们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随时能够走出企业，成为官员。政府推行企业家行为，进行选项、立项和经营等经济活动，有产生腐败巨大危险。大家把注意力放在政府行为短期内产生效益和效果上，忽略为此付出巨大成本和昂贵代价。比如文件17指出：在各地招商引资活动中，有地方就不顾当地经济客观条件，层层下达不切实际招商引资“硬指标”，落实到单位和个人，作为考评政绩关键标准，实施“一票否决”。重压之下，部分部门、个人就弄虚作假，搞起“数字招商”，不顾实际，急躁冒进。这么“大跃进”式招商引资不利于对外开放和搞活经济，并引发很多弊病：有地域为争引项目，大搞“优惠大战”，拿国家和地方利益做“筹码”，招商门槛越降越低；有地方官员为显政绩，虚报招商引资数额；有地方为了吸引外商投资，不问投资者信誉，投资产业是否合理，招商成了损害当地经济健康发展“招伤”；还有地方草率从事，盲目招商，大搞形式主义，组织庞大招商团远赴各地参与多种招商会，合作项目意向书签了不少，履约率却很低，甚至一无所获。引资不成，开支不菲，“招商团”成了观光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经验就是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然而，招商引资“大跃进”，却是不折不扣地拿计划经济手段管市场经济事，不仅难以奏效，还助长了形式主义、表面应付、弄虚作假不正之风。搞招商引资“大跃进”，对当地生产力不是一个促进，反而会形成阻碍和破坏。给招商引资定指标、下任务，盲目追求招商引资“量”，说明这些地方没有真正了解经济发展向以效益为中心转变深刻内涵。中国立即加入，招商引资面临更多机会和选择，我们不仅要引进资金、项目，更要引进技术、人才、优异管理经验和融资方法。结合当地产业基础、经济优势，产生出真正效益。招商引资是市场经济活动，说到底是企业事。资金和项目向什么地方流动，要由市场说了算，而不是市长说了算，政府部门不该越俎代庖。“家有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各级政府应去掉急躁冒进“虚火”，少做些表面上热热闹闹花架子，多做些扎实改善投资软硬环境“内功”。政府部门把精力用于健全法制，建立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和投资环境。这才是招商引资长久之计。（新华社北京月日电）。在政府官员任期内，部分官员为了在自己任期内取得突出政绩，会不用户观条件限制而大上项目，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只重外表，不重本质。当财政资金不足以支撑项目时，部分官员会大搞集资活动，搞劳民伤财浮夸建设，加重企业和百姓负担。这些项目往往缺乏科学论证，倒闭亏损，造成资金浪费，或属于“钓鱼工程”，后备资金不够，一旦官员离任，就成了“半拉子”工程。湖北某地要建个厂，要老百姓集资，许诺是30%回报率，农民节衣缩食投资，工厂草率上马办成了，结果却因产品没销路垮了。政府只好从财政拿钱，按银行利率给老百姓还钱。这个学费最终还是政府负担了。可政府钱还不是老百姓钱吗？但决议者连检讨也没写一份。即使追究责任，往往也是从轻发落。更糟糕是，有时决议了，连责任负担人全部没有。而真正受害，是广大一般老百姓。阜阳机场投资3.8亿，连小学生全部被要求集资，而建成机场却基础闲置着。假如用这笔钱去建期望 小学，不知能处理多少失学儿童上学问题决议性浪费是最大浪费，胡伟，文汇报，12月20日“文汇时评”栏目。只可惜建小学不算官员政绩，建机场算。政府部门起草法律，很多官员又作为人大代表直接介入法律审议和监督，不可避免要造成政府自己立法，自己监督自己局面。本应分立而有所制约权力之间交叉，混杂，使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构而表示民意性质大打折扣。现在县长、乡长关键不是对当地域人民负责，而是对考察任命她上级负责，好大喜功地发明政绩，给上级看，浮夸虚报现象比比皆是。扭转这种不良现象根本出路是直接选举，她必需对当地域负责，也只能这么做，因为选票对她来说是最关键。选拔时权力流动方向是单线，由上至下，选拔社会是和无限政府孪生，最高权力不受被统治者制约，不实施开放公平竞争，下级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被管辖对象、被统治者负责。做官 “诀窍”是取得上级首长和领导 “欢心”，如民间顺口溜：“能喝半斤喝一斤，这么干部要进京；能喝五两喝两口，这么干部要调走”。因为选拔者握有不受下级限制特权，难免孳生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丑恶行径。全方面选拔所造就往往是一个权力不受民众和法律约束无限政府。部分由组织部门主持调查考评流于形式，往往是领导早就决定了，调查考评只是一个参考，并不影响领导决定。在这种形式下，部分干部群众也害怕打击报复，不愿说实话，反应实际情况，结果调查中敷衍话居多。有些官员即使群众意见很大，组织部门也清楚，但没有制度性表示，照样提拔升迁。长久以来，中国党政机关没有建立起一套严格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度，没有建立一套严格考成制度，工作落实情况无人过问。“人事部门发觉，部分干部判定内容空洞，语言抽象，套话连篇，缺乏实质性和个性化东西，失去判定价值。” 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关键有两点：一是单位重视不够，主管者翻翻上年统计，来个“克隆”，公章一盖，省事省力；二是“好人主义”作怪，大家全部抱着“你好我好她也好”态度，只讲“锦上添花”，不愿“挑毛拣刺”，结果“个个出类，人人拔萃”，皆大欢喜19。新华社记者高友清经调查分析后指出，“多年来，各级组织部门在提拔任用干部、考评干部政绩过程中，缺乏可供定性严格量化标准和科学指标体系，加之县市级以上领导经济责任离任审计长久缺位，所以给干部对政绩数字随意兑水、挤水留下了巨大空间，也助长了干部实用主义庸俗作风。部分干部只热衷于玩数据游戏：吹大数字对我有用时，就肆无忌惮地兑水；而缩小数字对我提拔有利时，则拼命地挤水。这一现象长久存在，现有损党政干部形象，又不利于形成各级政府科学决议真实数据体系，已到了非下大力气整改不可地步”21。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实践情况来看，“政府失灵”概率往往要比“市场失灵”概率高得多。政府不要认为要求什么投资或引进外资金额应该达成多少，职员人数达成多少人，生产产品是否属于高新技术产品，是否含有国际竞争力等等，那应该是企业家考虑事，市场经济主体自我竞争和协调事，而不是政府应干预事情。从政府效能方面看，政府经济管理效能较差。表现在，部分属于政府职责范围内事情政府没有去做或没有做好，比如农村基础教育；有些应由政府无偿提供公共服务却以有偿、收费方法来提供；有些政府不应进入领域、不应该从事活动政府部门却大量介入；有些应由企业管理或微观调整微观层面事情，政府仍然没有放弃干预。政府管理制度创新还担负着一个关键使命：适应经济民主化和社会民主化要求，消除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中弊端，提升政府工作 透明度。和提升企业财务数据透明度相比，“最难还是各级政府怎样达成透明度和真实性标准。” 从政府行为成本方面看，政府行为成本较高，行政成本增加过快。地方行政机关盲目追求高消费，开支逐步膨胀，其支出水平高于经济增加速度。而对于效率型组织高等学校中专业老师评价，现在做法也存在问题。“现在大家实际上不懂教育和科学真谛，只是为了统计和管理上方便，把发表论文数量和各校资金分配，和每一教授奖金、评级等挂钩，和每一个学生是否能参与答辩能否取得学位挂钩，变成了制度性强制” 相关学术定量化讨论，黄平，读书第2期，51页。“把工业生产模式和生产主义意识形态引到学术研究里面来，强调产量，强调量化，只能给学术研究带来负面影响。”“学术评价体系中，存在重视数量而忽略质量倾向。所谓“数字面前人人平等”，表面上公平合理，其实忽略了精神发明特殊性。尤其是人文学科，“量化管理”虽有效地刺激了生产，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客观上诱惑学者走上粗制滥造之路。”北大汉字系教授陈平原：谁来监督中国学界，南方周末 1月25日” 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连续第四年空缺，反应出中国科技工作在原始性创新方面还有很大不足。去年岁末，一部分在中国已经走上领导岗位青年科学家曾在一起座谈“是什么影响了我们创新”。她们见解颇有见地。她们认为中国现在多数单位科研评价体系有问题，比如，对人才评审、管理、考评全部简单到了就看你每十二个月能发表多少篇论文、拿到多少个项目或为能为单位创收多少钱；部分人为了能立项，常常是把过去若干年工作改头换面，再略加一点新内容就报上去；有些人在申报项目时竟然弄虚作假，打印一张书皮就号称出了一本书。”科技大奖喜和忧,李大庆, 中华读书报 2月07日。“这几年大学里正在快速推广一个校规给教授论文发表数量下指标，我怀疑它是一个愚蠢之举。因为此举增大了教授职业生涯风险，后果是贬低了教授职位社会地位，给中国教育事业进步设置了一个不小障碍。. 中国大学对教授下达发表论文指标能有利于提升中国科技水平么？我看事和愿违。好处没有多少，倒会助长浮躁风气，甚至给学术腐败蔓延推波助澜。真正学术论文，一个教授每十二个月全部会做出几篇来么？做不出来，就凑数，就找关系，需要坐冷板凳研究项目只能束之高阁了。中国学术界评价机制和大环境颇不尽如人意，想必校长和系主任们在所谓一类刊物上发表文章轻易部分，便心仪那些指标约束。有时想，中国大学怎么未见给校长或院长要求考评数量指标，而把教授折腾得鸡犬不宁？想来还是一个中国传统社会影响。官要管民，假如不管，先是官自己不得安宁。大约院校首长们是官，教授是民，“指标”是她们管教授法宝（不要说她们也是教授）。仿佛是教授们假如感受不到生存风险，有些管理者就不大舒适。问题根子在这里。”降低科学家风险，党国英，南方周末 1月18日“现在高校晋升职称时过分强调研究著作。我怀疑现在“著述”泛滥，很大程度是被这一要求逼出来。学校关键功效是传授知识，能有发明性研究结果当然愈加好，但不应该成为硬性指标。研究型大学教授必需有专业著述，至于小区学院或专科学校老师，则应该关键考评其教学效果。不一样类型学校分流发展，对于老师，也应该有不一样要求。现在一刀切，全全部要求论文和著作，我认为是不适宜。最终，我认为也是最关键，便是中国学界缺乏有效监督机制。”学术评价行政化：很多单位把刊物按主办单位分级，又把刊物等级作为评价老师关键指标之一，甚至把出版社也分成了几等，而对文章内容连看全部不看，使得成千上万学者命运掌握在多个权威刊物编辑手中。“有单位要求，在中央级报刊发表论文或在中央级出版社出专箸打10分，在省部级报刊发表论文或在省级出版社出专著打6分，在地级市报刊发表论文打3分，诸如这类。有地方明确要求，调查汇报（或论文、论著）受到某级党政领导指示（或重视、肯定）可获某种奖励”官本位侵蚀学术殿堂，贝清华、朱向东，科技日报，2月8日第5版；。“这么做要造成制度性低水平反复和关系稿件充斥于市。大家就全部要去求出版社和编辑部出书发文章，拉关系事就进来了，编辑也就多出了一个权力，谁来监督？一级刊物是怎样定，凭什么定，全部没有明确标准。这些刊物编辑本身水平或专业分布是否能够判定文章质量，也全部不清楚。” 相关学术定量化讨论，黄平，读书第2期，52页。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王跃飞认为：“这就变成一个利益问题，而不是研究问题了。”学术行政化使报刊、出版社成为买方市场，你想发表文章吗？得先拿版面费、赞助费来。你想出书吗？就得先买书号，投入成本，负担图书销售全部风险。于是作者掏钱，报刊、出版社坐收渔利。“学术行政化肯定造成学术管理行政化和官僚主义，肯定造成学术活动唯长官意志。于是行政命令替换了沟通协商，领导汇报替换了平等讨论，领导指示替换了百家争鸣。”官本位侵蚀学术殿堂，贝清华、朱向东，科技日报，2月8日第5版；对外国索引尤其看重，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用索引)和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社会科学引用索引)成了中国很多大学评审自己老师学术成就标准。据美国伯克利大学讲座教授刘禾介绍，SCI和SSCI只是图书馆编索引目录，便于学者查找资料用，从最好刊物到最差刊物，只要符合她条件，就能够进入索引，还不如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美国一流大学没有拿图书馆参考书作为学术评审标准。“我们相关部门是把它们全部算作一个等级。因为SCI是美国搞，所以中国很多刊物全部不在里面，即使炮制出来文章，也不会投给中国刊物，全部投到国外去，估量在SCI能发表 ，就不投中国了，因为那个利益大。这对中国学术刊物发展也很不利，这么下去质量就更差。”评价专业老师要看“真东西。实东西”，看处理实际问题能力。文件4分析了研究型大学和知识创新含义，叙述了研究型大学在知识创新中源头作用，并探讨了其成因，以期研究型大学在知识创新中能够发挥更大作用。毕业于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丁学良博士提出评价研究型大学九类指标：1、老师素质；2、学生素质；3、常规课程广度和深度；4、经过公开竞争取得研究基金；5、师生百分比；6、大学硬件设备量和质；7、大学财源；8、历届毕业生声望和成就；9、学校学术声望 潘永华，中国研究型大学战略发展思索，教育发展研究，5月；。课时津贴处理了干多干少、干和不干一个样问题。不过现在，它已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就是老师多开一门课，多上一节课，多带一名硕士，甚至多批改一次作业全部要量化到很具体。有人，甚至开一次会，全部要计算工作量，和课时量挂钩，部分老师由此忽略教学质量，敬业精神也大大下降。其实，老师教学工作是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