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万岁》的出版考论——兼及萧也牧与王蒙的来往关系_邵部.pdf

青春万岁的出版考论兼及萧也牧与王蒙的来往关系邵 部当代文学六十年青春万岁 是王蒙真正的处女作。小说自 1953年动笔写作，到 1979 年第一次出版单行本，再到 1998年试图恢复原貌，时间跨越近半个世纪，既见证了王蒙的人生起伏，也因为在不同年代的修改折射出当代文学史观念的变迁。关于这部作品的出版经过，王蒙在自传 半生多事 大块文章、回忆性文章 青春万岁 六十年 中，做过较为详尽的讲述。张睿颖、温奉桥、王雪敏等学者的版本研究，通过梳理版本谱系，汇校异同，呈现出不同时代的版本变迁和修改情况。(1)作家提供的材料以及学者的文献学研究大体上讲清了这部小说的来龙去脉。不过，书稿进入出版社审稿环节后，编辑、审稿人有何具体的审读意见，这些意见如何对小说内容产生实质性影响，以及因这部书稿而催生出的编辑、作者的交游，诸如此种派生性的问题，囿于材料所限，实则还是一笔糊涂账。幸运的是，笔者在整理萧也牧的相关史料时，恰好遇到了一系列关于 青春万岁 的出版文件，计有 关于 青春万岁 一稿处理经过的报告 给王蒙同志的信 审读报告书 以及 对 青春万岁 的意见 四篇具有文学史价值的稀见史料文献。这些材料可以追溯自与萧也牧私交甚笃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黄伊先生。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拨乱反正的大背景下，黄伊积极为萧也牧平反奔走，直接推动了 萧也牧作品选的出版。这一时期，黄伊保持着把与萧也牧相关的文件、信件誊写后送给萧也牧家属保存的习惯。笔者所见的上述材料，便出自萧也牧长子吴家石先生留存的复写件。材料集中于 1962、1963 年，对于研究 青春万岁 而言，这段时间恰好是最为关键，然而又最为空白的时期。本文试图依据这些材料，呈现 青春万岁的出版波折，考察萧也牧与王蒙的交游活动。一、青春万岁 的四个时段、三个版本青春万岁 从写作、修改到出版的全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产生了三个版本。（一）第一阶段：1953 年1957 年这是小说的初创期，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在报刊上公开选载，形成了初刊本，也被称作选载版，是定本的重要底本。1953 年秋，王蒙内心涌动着用文学为新中国第一代青年人做记录的理想，开始在办公室里用凌乱的稿纸写作处女作 青春万岁。次年，小说完稿，通过父亲王锦第拿给潘之汀，继而由潘之汀推荐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萧也牧。萧也牧在 关于 青春万岁 一稿处理经过的报告 中写道：青春万岁 一稿，原名 走向生活。是在一九五五年由潘之汀同志介绍来的一部外稿。当时编辑部读过此稿后，认为有基础。又先后请潘之汀、萧殷等同志传阅。编辑部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建议作者重写，并通过北京团市委，为他请了创作假。萧殷认为小说的“问题在于小说缺少一根主线，需要从结构上打磨”(2)。在这个意见的指导下，王蒙随即进行大幅度修改，常住到父亲在郊外中关村的寓所中写作。期间，小说最后一节以 金色的日子 为题，刊载于 北京日报（9 月 30 日）。1957 年 1 月 11 日2 月 18 日，经过浦熙修与梅朵的工作，文汇报“笔会”栏目分二十九期，抽取出杨蔷云作为主要线索，连载了全书近三分之一的章节。选载章节对应着单行本的第 7、11、13、17、22、23、25、28、35、37、38 小节的内容。因为 青春万岁 采用的是群像式多线索的叙事结构，是才情大过技艺的作品，这样以一个人物为中心跳跃式的截取方式，既在结构上更加清爽，又覆盖了小说的主体情节，因此虽说是选载，但显得较为独立和完整，可以视为初刊本。1957 年 9 月，小说最终定稿，与中青社签订出版合同并付排。“后作者在整风运动中犯了重大政治错误，列为右派分子。此稿即停止付印，将清样存档。”（关于 青春万岁 一稿处理经过的报告）青春万岁 因此遗憾地错过了自己所书写的年代。007（二）第二阶段：1962 年1963 年这一阶段可谓是无果的花期。围绕着 青春万岁，编辑部、韦君宜、黄秋耘、冯牧、邵荃麟以及刘导生（团中央书记）或因出版社邀请，或因作者邀请，陆续参与到书稿的审读程序中，对王蒙修改小说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并在事实上形成了新的版本，为后来的初版本提供了底本。据 关于 青春万岁 一稿处理经过的报告，1962年，“编辑部重新审读了此稿，并征得北京市团委组织部的同意请作者来社交换意见”。这一次编辑部向王蒙提出了七条修改意见：（一）对解放初期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应如何正确估价？加强学习和思想改造（思想教育）的关怀，应如何正确描写？建议作者考虑，并深化这一主题思想。（二）作者对政治思想工作干部，有错误的看法，具体体现在团总支书记吕晨这个人物形象上。建议重新塑造这个人物。（三）通过书中不少的“作者抒情独白”和若干插笔、细节，反映出这样的一种思想：只有年轻人才有朝气，才有真挚的友谊，才有高尚的情操而这些可贵的素质，随着年岁的增长，一去不复，随之消失。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建议作者修改和删除。（四）关于黄丽程婚礼这一场面，作者的嫌恶的心情，渲染了它的“庸俗”。这也反映了作者对老干部的错误看法。这种描写是无益的、不必要的。建议作者删去。（五）书中多数主要人物，都有些悲惨的遭遇，特别是苏宁幼年被其姐夫强奸这一情节。（我们的意见是：并不是笼统地反对描写人物在旧社会中的悲惨的遭遇，而是怎样去写，从什么角度去写，还不能强烈地激起读者对旧社会的憎恨，而会给读者多少留下一些阴惨惨的情绪。）请作者删除。（六）关于郑波和田林，杨蔷云和张世群的爱情，有过分之处，（我们并不笼统地反对在作品中描写爱情。）特别是其中过分渲染属于生理的“青春的烦恼”之类的描写。建议作者删除或重写。（七）书的结尾：学生们天安门前遇见毛主席这一场面的真实性，请作者考虑。王蒙表示考虑编辑部意见，并请韦君宜和黄秋耘审读稿件。随后，王蒙将二人意见转述给出版社：“即便不作什么修改，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也是可以出版的。并且认为我们所提出的这部稿子的某些缺点，恰好相反，正是这稿子的优点和长处。”基于这个判断，王蒙表示“对这部作品不准备作大的修改了，作些枝节性的删节是可以的”。出版社因此做了让步，提出四点最低限度的修改要求：一、对作政治思想工作干部的形象主要是指吕晨（团总支书记），要作修改，或作删节。二、对书中宣扬：年轻人一定比上年纪的人有朝气、真挚、高尚、热情的非阶级观点之处，加以洗刷、删除。三、对书中的爱情描写过分之处，尽可能冲淡一些。四、书中讽刺政治工作，讽刺政治干部之处，包括黄丽程婚礼场面含有讽刺的部分，加以删除。其后，冯牧受出版社之邀审稿，并与王蒙面谈了具体的意见：一、我们逮捕特务神甫之后，呼玛丽骂我们党，这一描写有对呼玛丽这一人物性格的描写，前后不调和要改。二，在叙述和描写中，书中人物所看的书，所跳的舞，所唱的歌，几乎全部是苏联的，这样写好不好？有没有这个必要？要改。三，并建议郑波父亲之死，这一场搬到后面去，可以冲淡过于哀伤的气氛。书的结尾，学生们会毛主席这一场面不真实，要改。冯牧审阅的是 1957 年的稿本，他的意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后来王蒙极力想恢复小说原稿的面貌。王蒙自述听取冯牧意见后，“于是我把提到苏联歌曲、书籍的地方尽量改成本地土产：将青年们读的 卓娅与舒拉的故事 改成 把一切献给党，把苏联歌曲改成陕北民歌”(3)以往的版本研究对于苏联元素的变迁已有充分的考证，本文不再赘述。关于第一点，特务神甫被捕后呼玛丽的心理转变是第 31 小节的内容。对于呼玛丽而言，这是她涅槃重生的关键节点。她从最开始对新生政权的不理解，到最后在郑波的关心下安静下来，逐渐融入集体，走向新生。因此，呼玛丽初始行为愈是激烈，愈加能够表现这个可怜姑娘的精神创伤，以及新社会对这种创伤的医治。原稿或许写到了呼玛丽对党因不理解而发出的怨言。从现在的面貌看，小说或许进行了柔化处理，并不显得过激。关于第三点，郑波的父母之死是在回忆视角被放置在了一起。征诸不同版本，可以看到，出版社最终的四条意见和冯牧的三条意见确实被王蒙采纳，并对小说的最终面貌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0082022.12这次修改稿，除了重写结尾一节外，其余主要是作了些删节。一、吕晨这个人物的形象，基本上删掉了，为了情节发展的需要，保留了这个人物的名字。二、书中宣扬“年轻人必然比上了年纪的人高尚、真挚、热情”之处删掉了。三、对黄丽程婚礼这一场作较大的删节。四、有关爱情描写作了些删节，过分之处冲淡了。五，改掉了书中频繁出现的过多的苏联书名、舞、歌曲的名字。六、把郑波父亲之死的场面往后移了。并重写了书的结尾。经过这一次的修改，书稿基本定型。而时间也推移到了 1962 年秋，随着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形势又有变化，出版社对小说顾虑增多，因此又请了团中央书记刘导生审读。刘认为小说“未写出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结合，是个缺憾”(4)。王蒙对书稿仍抱有期待，在 1963 年初夏找到邵荃麟。邵荃麟预感到书稿以目前的面目出版或许对作者不利，提议“先把它摆一摆”或找个地方出版社低调出版。(5)几经波折之后，书稿终又搁浅。（三）第三阶段：1978 年1979 年在拨乱反正的时代背景下，随着王蒙的“归来”，青春万岁 终于正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为初版本。1978 年 6 月，复出的王蒙应中青社邀请，到北戴河修改 这边风景 文稿。九月回到北京，与韦君宜见面。韦君宜“决定立即出我的 青春万岁，只要稍微改动一点易被认为感情不够健康的段落，如写到的杨蔷云的春季的迷惑即可，但要写一篇后记，说明是当时写的，不一定完全符合当前规格”。(6)因此，王蒙根据形势变化，再度对小说进行了修改。小说最终在 1979 年迎来了初版本。王蒙讲述了这个版本的由来：本书经过两次修改：第一次是一九六二年，计划出版时，因当时中苏交恶，我遵嘱删去了当时令人觉得提苏联过多的部分。第二次是一九七八年，当时还处于“抓纲治国”时期，战战兢兢，删掉了可能认为感情不够健康的个别段落和词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就是这个经过两次修改的版本。(7)出版前，王蒙曾有意请萧殷写序，未果。在后记中，王蒙大致回应了韦君宜提出的问题。根据张睿颖的梳理，作家出版社 2009 年版、2013 年版均以此版为蓝本。（四）第四阶段：1998 年及之后鉴于 1962 年与 1978 年两度因为顾及当时的历史语境做了许多不情愿的修改，王蒙因此始终对 20 世纪50 年代的小说原稿心有执念。他曾说：“我一直希望能恢复小说的原貌，但已找不到原稿或五十年代的校样。”(8)为此，1998 年，王蒙以初刊本为底本，部分地对书稿进行了复原工作。从版本谱系的角度来讲，这即是再版本，也就是作家心目中的定本。根据张睿颖的梳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存本（2003 年）、60 周年纪念本（2013 年）、文集本（2014 年）等版本均以此为蓝本。至此，青春万岁终于尘埃落定，再未有新的版本。青春万岁 在艺术性上固然有不成熟之处。因为时间跨度很大的数次修改，作者无法对小说人物形象和情节调整做到自洽，以至于遗留了许多“败笔”。比如对杨蔷云有爱慕之意的男学生赵尘，可谓来去匆匆，看不出性格以及在作品中的功能。再如编辑意见中提及的黄丽程的婚礼。小说保留了一定篇幅，但显得与小说结构不太融合，仿佛她的出现，就是为了引出郑波的地下斗争历史，以及对于成长的困惑“为什么要结婚”。诸如吕晨也是这种人物，有出场但无展开。作品中偶尔还会冒出一些修改的斧凿痕迹。然而，诚如郜元宝所言，青春万岁“建立的抒写风格，是无可替代的。它和 1949 年以前中国文学并无多少血缘关系，也不同于从 解放区、国统区 过来的任何一个 现代作家 任何一部写于 1949 年以后的作品。我们甚至无法在世界文学史范围替 青春万岁 找到直接的文学师承。对于开国之初青年人的精神状态的这种感受是只有王蒙这样的新中国第一代青年作家才有的，所以倘若要为新中国文学（当代文学）在创作上确立一个开端，青春万岁 是最合适的，至少它无可争议地属于这个开端。”(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部以青春之名的书稿在当代的遭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青春”的成长史。二、萧也牧与王蒙交游考通过梳理 青春万岁 的时间线索和版本谱系，我们可以看出 青春万岁 与杨沫的 青春之歌 类似，虽然最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但为其付出心血最多的却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王蒙也说：“抓这个书，最费力气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10)而在出版的整个过程中，编辑萧也牧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人物。萧也牧比王蒙年长十六岁。就文学代际而言，他们正是薪火相传的两代作家。萧也牧代表着从解放区跨入“当代文学”的新中国第一代作家。他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最为活跃的作家之一，代表作 我们夫妇009当代文学六十年青春万岁的出版考论之间不仅是共和国文学探索期的标志性作品，由此引发的批评更是开了当代文学批评实践的先河。王蒙则代表着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代青年作家。王蒙与萧也牧围绕着 青春万岁的交游，不仅仅是作家与编辑的故事，同时也是两个文学史时代的对话。放长远来看，一部书稿牵连了两代作家在当代的命运浮沉。1953 年 4 月，青年出版社与开明书店合并为中国青年出版社。经过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的建议，萧也牧从团中央调入文学编辑室，开始了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生涯，并使用本名吴小武从事编辑活动。草创之期，人员简单，萧也牧是编辑室的主心骨。尤其是随着出版社调整出版方向，从偏重翻译作品到出版当代文学新作，当时中青社出版的文学作品里，背后大多有萧也牧的身影。不过，经历过 1951 年的批判事件后，在与作家打交道的过程中，从事编辑工作的萧也牧经常遭遇种种出乎意料的困难：“作为一个编辑，当然要对自己所处理的稿件直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所提的意见当然也不一定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但编者作者之间可以商量，也可以争论，这是常识范围以内的事。可是在一小部分作者的眼里，似乎因为我写过几篇有错误的小说，受过 文艺报 那样严重的批评，因而连我对旁人作品的意见，也必然是错误无疑的了。冷嘲热讽者有之，没等我把话说完，拂袖而去者有之。”(11)正是在这种处境中，萧也牧责编了 红旗谱（梁斌）、白洋淀纪事（孙犁）、散文二十六篇（阿凤）、太阳从东方升起（曾秀苍）、彩霞集（浩然）、枫香树（王英先）等文学作品，并与杨沫、罗广斌、杨益言、王林等作家多有交游往来，在当代文学生产中留下了不容抹杀的痕迹。通过晋察冀时期的老战友潘之汀(12)，萧也牧第一次读到了 青春万岁 的原始稿件。萧也牧对书稿印象颇好，在 对 青春万岁 的意见 中谈道：“这是部有才气的作品，笔触细腻，富有屠格涅夫式的抒情气息。读时受到感染，虽然这部作品写的是孩子们的事（高中学生）。”因此，在 1955 年秋，萧也牧邀约王蒙共同去赵堂子胡同拜访萧殷，听取意见。萧也牧鼓励王蒙，“这篇东西改好，你会取得大的成功”(13)。前辈的鼓励坚定了王蒙写作的信念：“如果吴小武与萧殷是把我的初稿干净利落地否定了呢？我还有勇气继续努力吗？多么脆弱的青春、才华、激情和创造的冲动呀！”(14)此后，王蒙与萧也牧有了更多的联系。推动二人友情升温的，或许还有在大时代中的共同经历。随着反右运动的到来，青春万岁 出版之事搁浅。1958 年，萧也牧和王蒙分别在各自单位被错划右派。王蒙被下放到门头沟进行劳动改造。萧也牧被开除党籍，从行政 13 级降为 17 级，第二年下放到河北省安国县齐村生产第四队劳动改造。他们的人生转机出现在 1961 年，萧也牧摘帽，回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当编辑。王蒙摘帽，次年回到北京，“处境刚刚松动一点，就接到韦君宜的鼓励写作并说准备出版被搁浅了的处女作 青春万岁 的信。”(15)二人再度重逢，萧也牧将小说 大爹 的构思讲给王蒙听。王蒙眼中的萧也牧“是用一种深知个中甘苦的、带几分悲凉的口气来谈创作的，他不但懂得创作的技巧，他更理解创作的心理、作者的心理。他深知写作的艰难，他好像多次用过 磨 这个词。”谈论文学的时候，“他的两眼放着光，但他整个的人仍然沉浸在一种凝重、晦气的色调里。他的脸上总有一种 苦相，有一种生理的痛楚的表情。他好像越来越知道写小说是一件 凶事，但他又遏制不住自己。”(16)其实，王蒙又何尝不是如此。尽管萧也牧告诫后辈，“甘于沉默”，但当写作的权利重新回来时，他也同样抑制不住写作的冲动。有意思的是，当萧也牧在 1962 年 5 月重读旧日的书稿，却意外地发现自己再难重现当年阅读时的喜悦心情。萧也牧躬身自问：“当年读这部作品的时候，到底是些什么样的感情使我受到感染的呢？答案是颇使自己汗颜的：不是别的，而是这部作品的浓重的感伤气质。作品中所写的新的生活是苍白无力的，并不能激发读者对新的生活的热爱。而整个作品给人留下的印象，仍然是无穷无尽的感伤和忧郁。这种感伤的、忧郁的情绪，贯彻作品的始终，成为作品的基调。”（对 青春万岁 的意见）征诸 青春万岁，我们确实可以在青春明快的主色调之下，察觉到那种挥之不去的感伤气质。在开篇露营场景的描写中，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陆续出场，并各自有一段动作和旁白。在这样一个欢快的环境中，李春却用哲理式的语言道出了青春的仓促：“生活经常是一种匆忙的追求，恬静和安逸是暂时的，是对匆忙追求的一种报答。因为短暂，所以美好，所以值得”在随后的篝火晚会中，苏宁拉着杨蔷云的手感慨：“快瞧这些火星呀，飞得那么高，又美，又多，又富于变化，可惜不能长久存留，要不然”(17)苏宁因为旧家庭的陈腐气息以及身体上的创伤记忆，对生活一度抱有消沉态度。李春的问题则是专心于学习而在思想上落入个人主义。二人在小说中是作为被帮助的对象出现的，有这种感伤思想尚可理解。然而，即使小说中性格最为开朗的杨蔷云，也时常有类似0102022.12的情感流露，就不免令人有些错愕。最令笔者印象深刻的场景发生在杨蔷云在滑冰场偶遇张世群一节。伴着柴可夫斯基的 花之圆舞曲，二人在长凳上聊天，谈论滑冰的快乐。张世群随口让杨蔷云讲个故事。意外的是，在这样一个萌生情愫的青年男女的热烈交谈中，杨蔷云却讲出的一个悲伤的雪孩子的故事：孤苦伶仃的老太太在一年冬天堆了一个雪人，成天向雪人说：做我的孩子吧，我太闷得慌。雪人真的变成了穿着白衣服的姑娘，给了老太太陪伴和快乐。随着天气渐暖，在向冬天告别迎春会上，雪姑娘唱了一支悲哀的歌，然后跳过火堆不见了。老太太的温暖被夺走了，比原来的严寒还残酷。听完杨蔷云的故事，张世群陷入了沉思。从欢快到忧伤，这一重情绪转换本就有些突兀。然而，紧接着冰场上传来散场时间临近的广播，杨蔷云推了张世群并猛地站起走向冰场，在有限的时间里尽情挥洒自己的热情，直到“觉得自己那小小的身躯，装不下那颗不安分的心、那股烧不完的火”。青春的美好与青春易逝的紧迫感交织一起，恰如苏宁眼中的火星一般。也难怪萧也牧在审读意见中感慨：“作者用重笔调表述了这样的一种观点：纯真的友谊、高尚的情操、蓬勃的朝气（均指作者所认为的），只存在于青年人中间，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就随之消失。然而青春易逝，这又是多么令人惆怅啊！”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展开，对未来充满向往的时间节点上，青春那向上的一面呼应着新生政权的健朗气象，更能够统摄作者和编辑的心灵。而在经历了更多的世事之后，脱开共时性的语境再去回看这样一个文本，隐藏在“青春”背后的感伤与忧郁则有可能更多地向读者敞开。这或许是萧也牧重读 青春万岁 时关注点偏移的一个心理因素。因此，他注意到书中人物大多有着深层次的心灵创伤：作品中多数人物，不论是郑波、李春、呼玛丽、苏宁、田林、苏君以致袁先生，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惨淡的身世，都有着看来是难以医治的心灵的创伤；他们在新社会中，仍然生活得很烦苦，对所谓的前途的向往是渺茫的，不可捉摸的，设若把作品中有关往事的回叙删去，当下作品中所描写的“新的生活”那么就会觉得这部作品，又是多么的抽象化，概念化！可见，在文学作品的政治标准上，此时的萧也牧已变得更加敏感了。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他对吕晨形象的批评上：“作为学校团总支书记吕晨，在作者的笔下是个只会提口号，发号召的人物，是个 空头的政治家，作者笑她，似乎又在 怜悯 她。她始终没有得到转变。不知道作者描写这个人物的用意何在。”在目前版本中，吕晨形象主要通过侧面描写来塑造。迎接节日前的积极分子动员大会上，吕晨有一段颇有官僚气息的讲话。会后，周小玲一边走一边模仿吕晨的腔调，并用身体动作表现出嘲讽之意。这个人物在现今的版本中几乎被删掉了。总的来说，通过转录萧也牧的读稿意见，我们大概可以推断，编辑部最初的七条意见以及最后确定的四条基本修改意见，很大程度上出自萧也牧。他对于 青春万岁 的成书实则扮演了关键角色。1963 年，书稿付排，并送团中央审察，然而如上文所述，反馈并不理想。之后，出版的事情又停顿下来。5 月 16 日，王蒙当有一封给萧也牧的询问书稿的信件。21 日，萧也牧作了一封回信，向他介绍了书稿遇到的问题和下一部的修改方案。谨将全文摘录于下。王蒙同志：五月十六日来信收到。尊著 青春万岁，自今年一月间付排后，即送团中央审察查，团中央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尊著内容无政治错误，但作品调子低沉，作品中对政治学习和知识学习的关怀，爱情等描写有自然主义倾向，总的来说，作品缺少鼓舞力量，对青年读者还不能起到应有的教育作用。我们当即把这个意见转告邵荃麟同志。邵荃麟同志很关心这部作品，他读过以后，和韦君宜诸同志交换了意见。他也同意团中央的意见，认为这个作品确实存在着这些弱点，作品缺乏理想，因此也就缺乏鼓舞读者教育读者的力量，并认为仅仅是枝节性的修改，并不能解决问题，建议我们暂不出版。请您再作一次较大的修改，改好了再出版，这不论对读者和您来说，都是有好处的。我们很认同他的意见。同时我们也相信您这几年来思想上的进步和提高，以现在的思想水平，来看当年的生活，是有条件把这个作品改好的。听邵荃麟同志说，他准备找您面谈一次，这对您改好这个作品，必然能得到更多的启发和鼓舞。我们对尊著的具体意见，基本上在去年冬天和您面谈时大致都谈过了。可供您参考，如果您有不同意的地方，我们还可以充分交换意见，您如果修改时有什么困难，我们也愿意尽可能地协助解决。我们对这个作品，一直寄予愿望，多方的考虑和征求意见，无非是盼望您能把这个作品改好。想必这和您的愿望是完全一致的。011当代文学六十年青春万岁的出版考论过去几个月，在送审过程中，未能将处理意见奉告，想必您是能谅解的。最近您何时有空，请来电话联系，我们想去看看您。紧紧握手！吴小武1963.5.21这次书信往来之后，萧也牧与王蒙当有一次面谈。审读报告书 中载，王蒙表示“现在不论在生活上和思想上还不具备重作的条件，需要较长时期的准备，才能动笔，何时改成，尚难预计”。在时代语境微妙变化的形势下，王蒙再无心力以今日之我重写这部带有青年印记的旧作。随后，在向“老边同志”（即当时的编辑室主任边春光）汇报时，萧也牧着重转录邵荃麟的意见，强调“这部作品在政治上没有问题，并非毒草，在艺术上很有可取之处”，决定暂不出版的原因，是“由于作者没有站在高于生活的思想水平上来理解生活表现生活，因此作品缺乏理想的力量，缺乏政治激情。”至此，青春万岁 方才两度付排，两度中断，被作为研究资料封存。萧也牧与王蒙的交游始于 青春万岁，也终于 青春万岁。同年 12 月，王蒙决议举家迁往新疆。行前，萧也牧要了出版社的车，同黄伊将王蒙全家送到火车站，在站台上挥手告别。这是二人交游的最后一个镜头。1978年，王蒙回到北京，青春万岁 出版事宜重启，并最终顺利问世。彼时，作品背后的萧也牧却早已长眠于黄湖的土地中了。对于王蒙而言，青春万岁 是那种需要特定的机缘才能写出的作品。这种作品只有在作家生命中的某个阶段，或者某个节点上才有可能出现。彼时，所有的过往都成为此刻的准备，又恰恰遇到那么一个外部环境，激荡了作家内部的转变，提供了写作的契机。这种作品融进了作家的生命，铭刻了一个心灵与时代碰撞的瞬间，往往是大作品诞生的时刻，也会成为作家风格的前导，在以后作品的底层不断被覆写。然而，作品本身却是不可重复的，优点固然可取，即使是不足也会显出可爱之处来。作家的技艺会进步，但那种情境是再没办法复原的。因此，就 青春万岁而言，别的作家断然写不出，即使是王蒙自己，1953 年之后，他便再也写不出。如此来说，青春万岁 便是王蒙的“创世纪”。也难怪他会留恋初稿，始终未曾消弭还原旧作的执念那里隐藏着王蒙的文学秘密。明亮的调子与轻快的节奏的缝隙中，小说总是透露出那种独属于青年人的感伤。这构成了一代“少年布尔什维克”的内面：是少年的布尔什维克，也是布尔什维克的少年。这或许便是王蒙想要表达的青春感觉，快乐与忧愁如影随形，“青春投身政治，青春也燃烧情感。青春有斗争的勇气，青春也满是自卑和无奈。青春必然成长，成长又会面临失去青春的惆怅。文学是对青春的牵挂，对生活与记忆、生命与往事的挽留，是对于成长的推延，至少是虚拟中的错后。是对于老化的拒绝，至少是对于生命历程的且战且进，至少要唱着青春万岁长大变老当然也变得炉火纯青。”(18)对于王蒙而言，少年/布尔什维克、组织部/青年人实则构成了一组矛盾而又统一的人生形式。纵观其一生的创作及文学活动，他始终没有超脱这样一重内在结构。注释：（1）相关研究见张睿颖：王蒙小说 青春万岁 版本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2021 年第 2 期。温奉桥、王雪敏：青春万岁 版本流变考释，华中学术 2017 年第 3 期。（2）（3）（4）（10）王蒙：青春万岁 六十年，新文学史料2013 年第 2 期。（5）王蒙：不成样子的怀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4 页。（6）王蒙：大块文章，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26页。（7）（8）王蒙：青春万岁再版说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324 页，第 324 页。（9）郜元宝：当蝴蝶飞舞时王蒙创作的几个阶段与方面，当代作家评论 2007 年第 2 期。（11）萧也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人民文学1956 年第 7 期。（12）萧也牧与潘之汀相识于 1947 年夏，当时，芷汀在冀中新华书店工作，萧也牧在晋察冀边区，担任 中国青年 杂志的编辑。二人曾在解放区报刊上合作署名发表通俗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同在北京，私交甚笃，20 世纪 50 年代也曾再度合作写过民间传说。（13）（14）（18）王蒙：半生多事，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 126 页，第 127 页，第 139 页。（15）曹玉如编：王蒙年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24 页。（16）王蒙：一个甘于沉默的人，雨花 1980 年第 7 期。（17）王蒙：青春万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811 页。（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责任编辑：王双龙）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