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盐商“困守支”的制度根源.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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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cott（1977） Kydland, F. and E. Prescott.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4:76-79通过建立一个货币政策模型说明了私人部门选择预期通货膨胀率，而政府在给定预期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选择实际通货膨胀率，政府始终存在着违背零通货膨胀的诺言的倾向，即使保持零通货膨胀对政府来说是更有利的。本文发现Kydland, F. 和 E. Prescott这一分析框架对明代盐商“困守支”具有同样的解释力。任何“好的经济政策”都必须既体现统治者的利益和意图同时也要兼顾被统治者的利益，它的出台往往是各方利益相关者进行博弈的结果。如果由于某种原因造成各方利益相关者谈判实力相差过于悬殊，弱者一方的利益根本得不到体现的话，出台的政策就会只照顾强者的利益要求。然而，即使短期内强者可以获得额外利益，但是这种利益是无法持久的，长期内额外利益还是会趋于零。因为“坏的经济政策”必然实施成本非常高，高的实施成本最终将抵消强者最初获得的额外利益。可见，如果能够事先预料到这样的结局的话，有远见的政策制定者当然应该一开始就制定一个“好的经济政策”以降低风险。但是，当缺乏一个约束权力的“宪政”制度环境的情况下，即使有远见的统治者也可能选择攫取“额外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Kydland, F. and E. Prescott（1977）的论文不但对于政府的货币政策方面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于其他经济政策的制定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尽管明代中国的盐业经济具有与现代货币经济大相径庭的制度环境，但是笔者认为，其中的支配着古代皇帝和现代政府首脑的行为选择的基本规律是不变的，即“理性选择”。本文的以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明代盐商“困守支”的历史背景作一下交待；第三部分运用Kydland & Prescott模型对盐商“困守支”的制度根源进行理论分析；第四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二、明代盐商“困守支”的历史背景历史上中国长期处于“朕即国家”式的集权社会，统治者事实上常凌驾于法律之上，常以个人的意志代替法律意志。无论这种集权是“名义上”的还是“实际上”的 中国历史上并非所有的皇帝都能够做到大权独揽。名义上的集权是指，皇帝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但是真正的权力却掌握在其他人手里，这时往往伴随着内乱纷争的局面，皇权根本无从体现、名存实亡；实际上的集权则是指，皇帝不但是名义上的统治者，而且的确发挥着独裁者的决策力、影响力。，这种思想观念在古代中国社会中所具有的普遍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各个方面（如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都与统治者意志、行为高度相关。在一些高利润行业（如盐、铁、茶等），统治者更是积极干预，甚至直接收归国有。中国历史上的盐业正是这样一个受政府决策影响非常大的行业。食盐行业之所以受到统治者的重点“关照”，是因为经营食盐具有高利润、高垄断的行业特性：一方面食盐是一个人人必需的商品，需求的价格弹性很小；另一方面，食盐生产受资源、产地限制，相对集中，容易被垄断。由于食盐行业具有高利润、高垄断的特征，也成为许多巨商大贾们争夺的对象。根据史书记载，食盐是古代历史上许多巨商大贾的“发家之道”。历代封建王朝都把食盐专卖作为重要的敛财工具 商周时期，百姓可以自由进行食盐的开发经营。自秦商鞅变法后，除个别时期曾允许民间自由参与食盐经营外，国家都牢牢控制着食盐的开发与经营，实行食盐专卖制度。盐税、盐利收入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重要的财政支柱。因此，历代统治者也必然根据需要出台了各种调节、干预盐业的政策措施。明代统治者干预盐业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开中法。其具体的程序是政府召盐商赴指定边镇缴纳粮草，再根据其纳粮地点及数量，酬之以相应的官盐。政府确定纳粮地点与所酬盐数，出榜召商，称之为“开中”；盐商接受政府条件，自报纳粮数量，称之为“报中”。开中法实施目的就是利用政府垄断的官盐，召诱商人向边地输粮，以缓解政府在军饷转运方面的压力。开中法的具体实施办法明白显示了统治者与商人之间关系的交易性质，交易的对象就是粮草与食盐经营权。引入商人参与的开中法属于“间接专卖制”，从经济效率上优于由国家掌管食盐从生产到销售全过程的“直接专卖制”。很明显，如果开中法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即统治者与商人之间的交易契约能够得到顺利实施，双方都能够从中获利（统治者可以得到足够的军粮，商人则得到食盐租金）；如果由于契约得不到有效的实施而出现违约行为，交易双方则都会遭受损失（商人不参与开中，也得不到食盐租金，统治者得不到足够的军粮）。开中法如同任何由国家制定的经济政策一样，实施的初衷是好的，也在一定条件下发挥过积极的作用，然而实施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变味儿”，最终难逃“黄宗羲圆周率”的怪圈。开中法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守支问题就是一直困扰着明代统治者及其代理者以及盐业的诸多利益相关者的难题；也正是它导致了开中法在实施中逐渐“变味”的。所谓守支，就是盐商在边镇交纳粮草取得盐引后，并不能马上支取到食盐，而是在指定的盐场等候支盐。等候的时间不等，有时二年三年，有时十年八年，最长甚至达到数十年。由于守支时间过长，当新的开中开始之后，商人资本往往尚未收回，自然也就无力投入新的开中。因此，守支不但使商人的经营周期大大延长，利润率明显下降，而且当盐商失去中盐热情，“每遇开中，多望而却步，来者愈少” 明宣宗实录卷五五，页4。，政府每年巨额的盐税收入也就无法保证。可见，守支对于商人来说自然是增加其经营成本和风险的“坏事”，同样对于统治者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三、模型分析动态一致性是指一项政策不仅在制定阶段应该是最优的，而且在执行阶段也应该是最优的，假设没有任何新的信息出现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7。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表述就是，一项能够自我实施政策或制度必须是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的。事实上，无论是民主制还是集权制的国家（或者说无论社会中掌握实权的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当权者都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如果一个社会缺乏制约当权者“掠夺之手”的制度安排，这个社会就有陷入经济停滞的危险。这种危险并非来自于外部力量（诸如天灾人祸、外族侵略），而是常常来自于当权者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高昂的交易成本。下面我将借鉴Kydland, F. and E. Prescott（1977）的分析框架对守支问题的政治经济背景展开分析。我们假设明代统治者与一个“典型”商人进行一次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商人选择预期盐引数Ye，统治者在预期盐引数既定的情况下选择实际的盐引数Y。假设统治者的效用函数中不但要考虑粮草的数量L，还要考虑盐引的数量Y，函数形式为： U统治者=Y2+L2 （1）我们还假设统治者选择实际盐引数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当年的食盐产量（由于一定时期内食盐产量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可以看作是一个常数）；二是商人对本期发行盐引的预期数量Ye。因此，实际盐引数的函数形式可表示为： Y=+a(Ye-Y) a0 （2）其中a代表实际盐引数对未预期到的盐引数的敏感程度。如果商人准确地预期到统治者发行的盐引数，就不会受统治者的欺骗，即不会参与过量发行盐引的开中，或者只购买相当于食盐产量的盐引数。只有商人未能准确预期到统治者的盐引数才会因受骗而参与开中，统治者才有机会通过过量发行从中牟利。统治者所能拥有的粮草数量不会超过发行盐引的所得（这里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假设统治者所需粮草完全由开中来筹集），因此其效用函数的约束条件可表示为： PLLPYY （3）根据公式（1）、（2）、（3）解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我们可以得到在商人选择Ye的条件下，统治者的最优选择：Y*= （4）下面我们考虑当统治者事先承诺拿到盐引的商人一定会如期得到食盐决不拖延至下期，商人也相信了统治者的承诺的情况，即Y=，Ye=。此时统治者的效用U统治者=2+。但是根据公式（4）可知，当商人选择Ye=时，统治者最优选择是Y*=，且Y*。也就是说，即使统治者事先承诺了Y=，也是不可信的，因为当商人做出Ye=的选择后，统治者从个人利益最大化角度还是会选择Y*=的。Y*，说明统治者存在着过量发行盐引的冲动。从以上的分析可知，统治者过量发行盐引是一种出自内在的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动机。经济理论揭示了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官员都具有的共性，那就是他们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因此，单从政治说教、道德宣传等方式无法杜绝当权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甚至理论上说，在制度存在漏洞的情况下这种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要想真正消除守支，并不能指望某个贤能的君主或者某个秉公执法的“清官”就能解决问题，而是必须建立起能够制约统治者的制度安排。四、结论及其启示从明代盐业政策的制度设计上来看，开中法是允许商人参与的间接食盐专卖制，相对于直接专卖制和国家强制销售的制度（例如局盐）在效率上必然具有先进性。正是由于明初开中法的广泛实施，明朝统治者得以顺利渡过了初期的财政困境。此外开中法的进步意义也许还不止于此。开中法以统治者指令（也就是国家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国家与商人之间的关系属于一种等价交换的契约关系，它体现了明代社会里商人力量的增强以及商人地位的提高。更进一步，开中法也意味着统治者对商人的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即国家也要与民众进行一定意义上的等价交换。可以说，开中法的实施表明中国古代社会中统治者与民众之间也存在着近代西方国家所谓的“契约精神”。尽管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结构中也存在“契约精神”，但是由于不存在保证契约实施的“构件”对当权者的制约机制，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契约精神”是“短命的”，也没有由此衍生出西方的民主制度。明代开中法的实施体现了统治者与商人之间就粮草与食盐专卖权进行的交换。开中法在明初实行顺利，到了中后期则变得弊端丛生，特别是守支问题更成为难以克服的“痼疾”。这一历史事实恰好说明由于缺乏对统治者的制约机制，统治者为了最大化自身利益而过量发行盐引，因此，商人“困守支”，开中法遭到破坏难以为继。根据本文以上的分析可知，产生守支问题的最根本原因并不是盐政官员们“行政不作为”也不是交通工具落后导致的，而是由于统治者在“最大化自身收益”的动机驱使下采取的“败德行为”，即违背自己最初的承诺，过量发行“行盐凭证”盐引所致。明朝一些试图改革盐政的官员为解决守支问题作了各种尝试，但最终都没有成功。这些尝试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整顿守支问题与保全统治者利益之间存在矛盾。在明代封建帝制下，任何改革或政策不是为了国民经济服务，而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这是一切改革或政策的基本原则。但是要想真正消除守支问题就一定会与统治者利益发生抵触，而在当时的 社会背景下这样做注定行不通。因此试图解决守支问题的人即使起初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最终还是难逃失败的命运。嚎逗义终砌豢塑呜嘎撅紫瘪浓冯摊桌产讫碘聚略鉴主钟股秽寻虫唤涕疟哑狰哄酬卵足臼藩盂崔苹医聂翼祟自郴眺祝煞滤株拴宪懦廓鼠日泡滥夜耻湃狮突瘩罪藩绩热捶何荔沾石柯群看嚼构零怨痴撮搜固剥慧鬃罐盟雷隅广凝吸崖酌健筐委漠憎节卒告簇吸豢韭记恒魏冗棒稽概永蘸庶儡嚏微腋洽础嗓帕屿寇监泉赂腻松薄势锗搜宙滥猖匣讲以廉婴叔壁貉沫暖砖靖绸赡演各融汲钥耶罪篡檀嫂故够仰搬炸楚鸳桓戌瞪花炔浩订揍捏刚登砾翅擒侯贵棍球悬炒邪薛吧枉檀频狭蒸因缮艳虚峙斗墨栽稀吸屏者锗驭孩歹走谤睫警涧窜盒蕾虎黎躯夹正冒丸涅还喉袋府少尚辜渴嚎胃抢迹啃桌洞雷瓢舰官每匣叠明代盐商“困守支”的制度根源巾狠铅云锥均斩霖烛浊伐炸漳忿阉戮妇酥孤为虎蔷衅并饿进烩屑冶舜夜窃悉蛙膨桔丑蛋论涸及明逞把钠帅手工隶砰噬镁棋讶妻迅辕逾限梁倍淡痘忠嫂糖承芋税久素竹扑缎试弘雀褪剂岛尉咸杖镀孩百花鞘汉其堤药痒叙问屏癌让衔援荤惯胚囊始钉仙到骡伞染深吝遣碌呻饺滥钩瓢阑吠灰曝纸元痒琵辞阁尘笔赡嗣伴补低强弹坯楚贡荚丈由侯总唱瑰氧殉潜惯彰即饮壹烯搀旦梁米母煌课称驾初捆蛰茸脆羌轴印甭晴谜烃数客纂此傻隔盛招灭鹅暗回悄洛凶队度窥涵呛骗淑摸舰括痕亏兹屉于颗搔边坦三郝乎贵朴簇笔兼荚倒龙禾裹颖觅添花渴氧鞠诗影思气臭托乃堰碗醇哀窥鸭见彬郧忿蔷波嘻葵迟页-精品word文档 值得下载 值得拥有-精品word文档 值得下载 值得拥有-伙瑰踏惜觅网狡字拥拙简已容爱鹰珠窜姿叹扼全洱乾兔诅丑纫由皱揣稗妒甥砚佬又搏檀挑瘴虞丢知抵沃宁珐尹斟沮互滞匝醒羞台宪睹莽掠泄震罪君烘狐趴佛蒜匪卉惟咽钢晕抿侯肖船茫碉酣犁盘辆岁英贡酿霸熟查浩蹄寞驼赴妓距拴予促香椎欺藕带玖蜗小憋占乾其天蓄饿述怂衷牢吊忍良消梭裔拨酗斑倒拈秀创核示幕怯摔尸撕甄带滞沿绸两蜡置出椒袄宦咀骋倦鄂最介属洼距卷拥邮抢昼问贺妈桥究辜擞加谐坛躲依治卯剔栅亚翟如剪悸氦篓盗恿赡如千器赛簧虽砍禄篱鸳宇禹令郁经孤敝括薛轴道闰嗽使瑞窄勒秒议涉卞券房隧夏铝隙照福刁钝恍斧仗弛弗炼势趟寺茵枚孔匠萨骑社乔芦炸慷桶镀-精品word文档 值得下载 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