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投资管制与民间投资效率分析.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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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nvestment control and non-governmental investments efficiency
——Game theory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wned investment and the non-governmental investment

投资管制与民间投资效率分析
——兼论国有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博弈关系

（于谨凯，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生，青岛海洋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内容摘要：我国民间投资的发展一直受到投资管制，如融资管制、税收管制、体制管制等等，使得我国民间投资发展缓慢，民间投资效率较低。本文通过民间投资与国有投资的博弈分析，并对A—J模型的修正，对我国民间投资的效率进行了理论分析。尽管民间投资效率比国有投资效率高，但民间投资效率还是比较低。应当采取放松投资管制、建立民间金融机制、降低税率等措施，发展民间投资，提高民间投资效率。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non-governmental investment have been controlled in some ways such as the system control, tax control, circulating-funds control, etc., which made non-governmental investment development slowly and its efficiency was lower. This paper argue the non-governmental investments efficiency after the game theory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wned investment and the non-governmental investment, and the A-J model was modified. Despite non-governmental investment efficiency is higher than the government- owned investment efficiency, the non-governmental investment efficiency is still low. We should loosen the investment control, establish the financial mechanism of the non-governmental investment , cut down the tax rate to improve the non-governmental investment efficiency.
关键词：投资管制、民间投资、效率、A—J模型
Key words: Investment control, non-governmental investment, efficiency, A—J model

一、序言
关于民间投资的定义在理论界主要有四种看法。一是认为民间投资是相对政府投资而言的，除了政府投资以外的一切投资都在民间投资范围之列；二是认为民间投资是与国有投资相对的投资，总投资中出去国有投资的部分，即非国有投资即为民间投资；三是认为投资中扣除国有投资和外资的部分即民间投资。四是认为民间投资实质上指的是固定资产投资，是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中扣除外资和港澳台投资的部分，包括联营、股份制、集体、个体和私营及其它经济类型的固定资产投资。本文认为第三种定义理论定位比较准确，第四种定义实际上包含在第三种定义中，并且易于量化。因此本文认为，民间投资是指总投资中扣除国有投资和外资的部分，具体表现为民间固定资产投资，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中扣除外资和港澳台投资的部分，包括联营、股份制、集体、个体和私营及其它经济类型的固定资产投资。笔者对我国的民间投资进行了量化分析（于谨凯，2001），可以看出我国的民间投资总额自1980年以来一直是不断增加的，民间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也是不断提高。但重要的指标——民间投资增长率有几次大的起落，自1993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长率大体呈回落趋势，1993年民间投资增长率是40%左右，到1994—1997年阶段跌至20%左右，1997—1999年跌至10%左右。1993—1999年共7年分40%、20%、10%三个阶段不断下跌，最低跌至1997年的8%，1999年比1998年又略有下降，总的增长态势是下降的。自1999年以来投资管制在客观上有所放松，使得2000年和2001年的民间投资增长率有所回升，2000年为17.8%，2001年为18.9%。这与我国不良的投资管制有着直接的关系。
投资管制是指政府对投资行为的非经济手段的限制，即投资受到除市场以外的因素的限制。在历史上很多国家对垄断性的行业，特别是国有投资进行过投资管制。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在投资上进行过管制。在目前的体制转轨过程中，投资管制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具体表现在体制约束、融资管制、税收管制等等。
本文所谈及的投资效率是从资源配置角度谈及的效率，投资的最佳效率也即投资的怕累托最优效率，是投资的使用达到了最充分的状态，投资资金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在硬约束条件下，最佳的投资规模和投资资金价格。
二、民间投资管制的表现
1. 体制管制
目前我国投资体制上还有很浓重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烙印，民间投资受此影响，在市场准入、投资审批及将被替代的核准制等方面受到很大程度上的约束和管制。与国有投资和外资相比，民间投资发展受到的体制管制，具体表现出来的行政约束和政策约束比较严重。
目前，我国对民间资本还存在着行业的进入壁垒，许多利润率高，具有长期稳定效益的领域，如金融保险，通讯、石油开采及教育、汽车，公共交通等服务性领域和环境保护、城市基础设施、公共工程等领域一直对民间资本有较强的准入限制，基本禁止。例如，广东东莞市的80多种社会行业中允许国有资本进入的有72种，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种，而允许国内民间资本进入的只有41种。另外，即使在一些准入的领域民间资本也受到工商、税收、公安等部门某些人的刁难，而难于进入。
我国在投资体制方面，存在着体制上的另一种壁垒形式——体制上的投资挤出效应。近几年来，一些民间投资者准备对某一项目进行投资，但是因为国家投资与之相同的项目，民间投资被挤出，在中央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以后，地方项目准备不足，但是又不愿意放弃中央给的无偿投资，于是就把原来与民间投资者合作的项目改为中央财政投资项目。这样由于体制上的不合理，财政投资取代了民间投资，形成了挤出效应。体制上的症结正是民间投资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一直难以有效启动的重要原因。
2. 融资管制
我国对民间投资的融资管制程度比较重。因为我国融资环境一直是扭曲的，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信贷投资长期向国有企业倾斜，出现了“只创造30%产值的国有企业占用了70%的信贷，而创造70%产值的非国有企业只占有30%的信贷”的怪现象。“贷款难”、“慎贷”一直是民间投资者融资管制约束。
首先，民间投资者受到信贷资金的制约。——由于一些大中型民间投资企业资产负债率较高，用于抵押的资产已经很少，而申请贷款又受到资产抵押条件的严格限制。因此民间投资企业要获得银行贷款比较困难。另外，在运作上，民间投资者在申请贷款时，有关银行不仅要其紧资产抵押，而且要求其寻找担保人，，这使得民间投资者融资更为艰难。并且，因为不少民间投资者的贷款额比较小，使得银行因为运作成本较高，效益较低，而不愿意为其贷款。
其次，民间投资者受到证券发行的制约。——在直接融资方面，政府一直限制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上市。例如，到1997年我国上市公司共有745家，私营企业只有22家。目前，尽管民间投资在通过股市进行融资以成为可能（在2001年的4月，对民间投资主体发行股票的约束已经有所放松），但是在申请发股方面，民间投资者与国有投资者的地位还有很大差别。同时在通过设立创业板的方式进行的融资方面，民间投资者也面临着种种困难。同时，在加入WTO以后，有关主管部门正在研究向外资企业开放证券市场融资渠道，证券融资市场的竞争可能更加激烈，民间投资者的融资遇到的难度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在发行企业债券方面，政府对非国有企业也有种种限制，这种不公平的环境制约了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
3.税收管制
我国现行的税制中所采用的生产型增值税对投资品所含的增值税不允许抵扣，仅允许抵扣原材料、半成品中所含的增值税。投资成本偏高，必然会抑制民间投资。近几年来，各部门出台了不少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转化的政策，然而，除了在开发区有鼓励民间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外，其它地区都没有这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也就是说，民间投资不论与国有投资还是和外资相比，在税收上不但没有得到优惠，反而受到管制，从而民间投资增长率下降，投资效率降低。
三、投资管制与投资效率模型
关于投资管制的模型主要有A—J模型和预算约束软化和进入壁垒失效模型，而且是针对国有投资而言的，本文在对其借鉴的基础上，对A—J模型和预算约束软化和进入壁垒失效模型进行了修正，对民间投资效率进行了分析。
模型一：一种可变生产要素K的投资效率模型
在西方的投资进入壁垒理论中，厂商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其进入市场的唯一目标。然而在我国目前转轨过程中，国有投资进入市场目标具有双重性，除了经济效益准则以外，还有非盈利的行政目标，诸为扩大就业、社会稳定等等。行政目标与投资规模呈正相关的线性关系，而经济目标又是与投资规模呈上凸的函数关系。正因为国有投资目标的双重性，使得国有投资占有了过多的投资，从而使得民间投资的数量和比重减少，进而在投资的配置效率上，使民间投资因数量过少，价格过高，使得民间投资达不到最佳效率规模，使得效率过低，尽管国有投资的效率更低。以下首先从对国有投资分析开始，进而对民间投资的效率进行分析。
本模型中有两个假设前提，（1）一个国家的投资I=I1+I2，I1是国有投资、I2是民间投资，暂不考虑外资，经济处于封闭的状态。（2）投资的主体（国有投资者、民间投资者）只运用资本这一种要素作为投入品，暂时不考虑劳动等要素的替代。
1. 管制下的国有投资效率分析。
一般来说，国有投资的总目标可表示为：
　　 R=R[,1]+R[,2]=αK+β·f(K)
其中：R为潜企业进入总目标；R[,1]为行政目标，R[,2]为经济目标；K为投资规模；f(K)为投资的效益函数，α为投资对总目标的贡献系数；β为效益对总目标的贡献系数。
　求得总目标(R)的最大化。即：
　　 MaxR=Max[αK+βf(K)]
　　一阶极值条件为：

然而，如果进入者只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不考虑行政目标，则其一阶极值条件为：

由此可见，国有投资的规模大于硬约束条件下有效率的投资规模。我国国有投资存在着严重的预算约束软化，软性价格、软性税收、软性信贷和软性补贴的存在，造成企业的入不敷出并不会影响到企业的生存，他们可以通过调整价格、减免税收、国家补贴、政策性贷款等解决企业的亏损问题。往往会过度投资，即投资冲动对均衡规模的偏离，即Kg与K*之间的差额。这种差额越大，说明效率越低下，预算软约束成都越弱。同时，出现越是大规模投资越是缺乏必要约束的“帕金森现象”，因而对于他们而言，市场壁垒的失效程度也就更为严重。在总投资一定的条件下，国有投资的数量增加，必然导致民间投资的减少，在这种前提下，民间投资的效率会怎样，以下我们将对其进行分析。
2.管制下的民间投资的效率分析。
假设民间投资的总目标为R=R[1]+R[2]= —αK+β·f(K)
其中：R为民间投资总目标，R[2]为经济目标；K为投资规模；f(K)为投资的效益函数；R[,1]为非经济目标，即由于国有投资占用了过多的投资，使得民间投资被迫减少了一部分，假设为—rK, r为国有投资多占投资的比重；β为效益对总目标的贡献系数。
可见在一定条件下，即投资效益函数值到达顶点后，投资增长与投资效益、行政目标与经济目标是相矛盾的，因而企业必须对二者进行权衡，以求得总目标(R)的最大化。即：
　　 MaxR=Max[αK+βf(K)]

一阶极值条件为：
然而，如果进入者只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不考虑行政目标，则其一阶极值条件为：

所以民间投资K小于最佳效率规模。这就是说，在国有投资目标多元化情况下，企业不会把投资规模定在利润最大化的水平上，即不在最佳的效率规模上，其投资必然大于利润最大化的最佳效率投资，即产生了过度的进入行为。在这种条件下，民间投资的规模也被动地小于最佳效率规模。从而使得无论是国有投资还是民间投资都偏离了最佳效率规模，二者都没有实现最佳的效率配置。
实际上民间投资和国有投资提高效率的办法并不难，就是减少国有投资的规模，扩大民间投资的规模，使得二者都向效率规模靠近，
下面我们用几何图形对以上讨论的投资效率进行分析。
Vmp=d
R(Kg)
R(Km)
R
Km
K*
Kg
r
R0
K
A
Rg

B

上图的横轴是资本K，纵轴是资本的价格r，Vmp是资本要素的需求曲线，假定在硬约束条件下的，也是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最佳效率的资本价格是R0，则R0先与Vmp线的交点A，是最佳效率点，效率规模是K*，即在硬约束条件下的、有效率的投资数量与其价格的组合为（R0、K*）。。假设资本的需求曲线不变，国有投资和民间投资的供给线都是向右上方倾斜的，由于投资目标的不同，使得国有投资的规模扩大，达到Kg，其价格降至Rg；因为国有投资的扩大，民间投资与国有投资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民间投资数量减少，偏离最佳效率数量，民间投资供给线与资本要素的供给线相交于B点，民间投资的资本价格是R。由此可见，民间投资的数量低于最佳效率规模K*，民间投资的资本价格R也高于最佳效率价格R0,同时也高于国有投资的价格。也就是说，国有投资用了过多的投资资本，和较低的资本价格，而民间投资用了过少的投资资本，和较高的资本价格。这是因为民间投资在被管制的条件下，不得不用较高的资本价格利息率，去使用减少的投资资本，使得最终偏离了最佳效率点，处于非效率状态。
模型二：两种可变生产要素L、K的投资效率模型
一、假设前提
1. 一个国家的投资I=I1+I2，I1是国有投资、I2是民间投资，并且二者各占1/2的比重。暂不考虑外资。
2. 投资的主体（国有投资者、民间投资者）运用劳动力和资本两种要素作为投入品，两种要素互相替代。
3. 产量是L、K的函数，资本的价格是r，劳动的价格是w
4. 国有投资的实际投资回报率大于资本的价格是r，及s>r
P是利润；R为投资回报函数（收益函数）；K是资本数量，L是劳动力数量；w是劳动力价格；r是资本价格；s是对国有投资规定的投资回报率。
投资回报率是总收益减去劳动力成本与资本数量的比，也就是说，投资回报率是以资本K为基数的。
模型1：
（1.1）
（1.2）
现在假设1.2式 运用拉格朗日乘数方法，得出：
， （1.4）
其中， （1.5）
是资本边际产量；劳动边际产量；是拉格朗日乘数，，它的经济含义是用来度量在允许利润率下单位投资增长而引起的企业利润的增长。

下面我们用图来解释以上得出的结论。在图中，等产量线Q=Q*表示被管制约束投资主体的产出水平Q*，横轴表示生产Q* 所需的资本数量，纵轴表示生产Q*所需的劳动数量。

L

P-P效应点

最佳效率点A

R*
G-G线
A-J效应点C

Q=Q*

a

c
b

Km
Kg
K
K*
O

在上图中，横轴即表示民间投资，又表示国有投资。实际上是将民间投资效率图和国有投资效率图两个图合在了一起。假设民间投资和国有投资各占1/2的比重，二者数量相等，这是为了便于效率模型的直观、简洁地分析，这样，在硬约束条件下，二者的最佳效率点都在A点。
投资者要求以最小的成本生产数量为Q*的产量，这就要求反映两种边际产量比率的等产量线的斜率与投入品价格的比率相等。在（1.4）式中，只有当a=0时，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因此这一点是最佳效率点；在最佳效率点上，资本的价格是，当国有投资资本的价格变为时，民间投资的价格即为，都偏离的最佳效率点。
假设直线a和直线b的斜率等于，G-G线的斜率等于，则使生产Q*单位品的成本最小的最大效率点是A，因为在A处直线b的斜率正好等于等产量线切线的斜率。可是，为了取得更多的绝对利润，被管制投资者将会选择C点，即A—J效应点，可以看出，被管制投资者使用过多的资本和过少的劳动力，这样A-J效应就导致了生产的低效率。由于国有投资使用了过多的投资资本，民间投资的数量必然会减少，会偏向最佳效率点的左侧，民间投资数量里最佳效率点偏离的越远，说明效率越低。由于民间投资的数量在最佳效率点的左侧，要想获得同样的产量，只能用较少的投资，更多的劳动，这是民间投资的一种选择；另一种选择就是，保持的最佳比率，而使一条产量更小的等产量线与等成本线相切，但也要求K 的数量不能超过K*，总之，民间投资的选择只能在P—P效应点。由此可见，民间投资的被管制已经很明显，首先是资本数量上被国有投资挤占，再者等成本线的斜率增大，资本的利息率提高，从而资本使用的成本提高，这样，民间投资在数量上和价格上都被管制。
由上图可以看出最佳的投资资本量是K*，由于A—J效应使得国有投资资本的数量达到Kg，从而在投资资本总数量一定的基础上，国有投资资本挤占了民间投资资本。而是一定量的总投资资本中，民间投资因为国有投资的增加而减少，从而使得民间投资成本增加，实际利率上升。
如果放开投资管制，会使得民间投资与国有投资在公平的条件即资本硬约束下竞争，这样由于国有投资的资本价格上升，即其成本上升，会限制其盲目投资扩张投资，从而减少资本量的使用，民间投资资本的供给量增加，资本价格降低，投资成本减少。民间投资和国有投资的资本价格趋紧于。最终国有投资减少了资本量，民间投资增加了资本量。二者都向最佳效率点靠近，这说明，不论是国有投资还是民间投资都在向最佳效率点靠近，在实现着怕累托改进，投资的效率都增强了。

四、提高民间投资效率的对策
1.放松管制。
（1）对民间投资采取于外资、国有投资同等的政策。对待民间投资应当采取公平的市场竞争原则，即便不能给予优惠政策，至少也要与外资、国有投资要采取相同的政策。在市场准入方面，最急需做的是进一步开放投资领域，消除投资壁垒。除关系国家安全和必须由国家垄断的领域外，其余领域如金融保险、通讯、石油开采及教育、汽车，公共交通等服务性领域和环境保护、城市基础设施、公共工程等领域都应向民间投资开放或进一步开放，允许民间投资进入。
（３）对民间投资企业减免税。为降低产品税负和企业投资成本，应尽早出台促进非国有企业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转化、鼓励民间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不仅要允许抵扣原材料、半成品中所含的增值税，而且应允许抵扣我国现行的税制中所采用的生产型增值税、对投资品所征的增值税。
（３）体制方面。针对体制上造成的挤出效应，国家应当出台相应法规，避免中央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替代，凡投资项目中民间投资准备进入的领域，中央财政投资在不涉及国家安全的前提下一律退出，并且鼓励地方投资项目与民间投资项目结合。政府也要为民间投资者提供良好的中介服务，并且给予相应的有利于民间投资的指导，减少投资程序环节，采取建立信息发布中心、高科技行业的协会等措施，真正服务于民间投资。
国家计委于2002年年初印发了《国家计委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以下称《意见》），在放松管制方面为民间投资的发展作出了一些规定。在投资领域方面制定了“凡是鼓励和允许外商投资进入的领域，均鼓励和允许民间投资进入”等政策。在融资方面，《意见》中指出，对民间投资者的贷款申请要一视同仁，鼓励建立为民间投资服务的信用和贷款担保机构。要求证券监管部门在健全完善核准制的基础上，为民间投资项目上市融资提供平等的机会。在税收方面，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对与民间投资有关的税费科目要进行清理和规范，调整不公平的税赋，取消不合理的收费，切实减轻民间投资者的负担。这为民间投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市场准入环境，是民间投资发展的一个必要的前提，它将会大力促进我国民间投资的发展。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我国经济还处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政策在配套中、落实中还会存在一些问题，宏观调控部门在清除投资壁垒方面，力度应当加大，协调好不同部门、相关政策之间的关系，真正消除民间投资壁垒，开放民间投资领域，将放松民间投资管制落到实处。
2．建立民间资本良好的内生金融机制。
民间投资的金融困境源于国有金融体制对国有企业的金融支持和国有企业对这种支持出的依赖，民营投资者无法在国家控制的金融体制中寻求到金融支持，其要害在于，它与国有金融体制出于不同的信用联系中。（张杰，2000）当前，我国民间储蓄多达近8万个亿人民币，许多很有前景的民间投资项目却融资困难，民间投资增长率呈下降态势，这些问题的存在，除了前已述及的一些影响因素外，民间金融制度、金融机制不完善毫无疑问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这极大地制约了民间投资的内生和增长。
为改善融资渠道，应在国有商业银行设立专门为小企业服务的信贷部门。地区性金融机构应把中小城市企业作为主要服务对象，增加向非国有企业信贷资金的投放。支持具备条件的中小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股票上市等办法直接融资。建立各种专业化的高科技投资基金，如网络投资基金等，有利于民间投资者投资和降低投资风险。改善融资渠道只是权宜之计。更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依赖现有的国有金融机制状况，建立一种良好的民间资本内生金融机制，让民间投资者从其内部获得必要的金融支持，从根本上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在我国近8万个亿人民币的储蓄中80％集中在民营企业家手里，良好的民间金融资本内生机制的形成将会极大地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国家应放松对民间投资内生性金融制度创新行为的限制，鼓励民间投资者从其内部获得必要的金融支持，如培育适合民营经济的金融中介机构，这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内生根本动力。
3．完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制度环境。
（１）建立二板市场。目前中国很有必要建立二板市场，为民营企业上市提供市场舞台。一般来说，民间投资者会选择和促进 高新技术的领域，这样建立二板市场可以为民间投资者提供重要的融资来源，有利于高新技术的发展，实现经营领域的的拓展和企业产品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实现其快速生成和成长的目的。
（1）由扩张的财政政策向中性的财政政策过渡。 扩张的财政政策对民间投资的抑制作用非常明显，同时这又在无形中加强了计划经济的色彩，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长时间实施，弊端很多。启动民间投资不仅是我国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而且也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因此，由扩张的财政政策向中性的财政政策过渡，是很有必要的。
（2）政策要协调一致。政府要理顺各部门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的政策，使其配套，至少不至于互相冲突，尽可能地作到协调一致，充分发挥促进民间投资的效应。
（3）完善经济法律、法规制度。在法律上要给予民间投资者以明确的经济权益和地位，让政府部门和民间投资都能作到有法可依，既明确对民间投资者的财产权给予保护，又对民间投资者的行为给予明确地依法规范和管理。具体而言，首先要降低注册资本的数额，放宽民营企业的注册标准，减少民间投资障碍。
（4）建立民营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应只局限于大中型企业，在新建立的民营企业更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其在成立之时就合乎市场的规范，这样就可以迅速而健康地在市场经济中成长，少走国有企业改制的弯路。
　　当然政府放松进入管制，并不意味今后政府对民间投资完全撒手不管。目前我国的民营企业，数量多、分布广、素质参差不齐，获取信息的手段和渠道、分析信息的能力以及法律知识等均先天不足，急需政府的帮助、引导与支持。为此，建议政府应该建立专门的机构，充分利用政府在这方面的优势，为企业提供技术、信息、法律咨询等多方面的服务。同时这个专门机构还要配套有相对固定的对话形式和规章制度，使政府在制定直接影响企业进入活动政策时，能够也必须向企业尽可能详细地解释政府政策的必要性，政策实施对整个国民经济和企业的正负面影响，以及国家为此将采取的配套措施，以征得企业的理解与配合。此外还要建立企业信息及时反馈制度。

参考文献：
（1） 张杰，2000，《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与融资次序》,《经济研究》。
（2） 于谨凯，2001,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态势、影响因素分析》，《投资研究》。
（3） 国家计委，《国家计委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经济日报》2002-01-31
作者简介：
于谨凯：（1971--）男，山东青岛人，青岛海洋大学经贸学院讲师，1997年在哈尔滨师范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目前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投资理论、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目前在《投资研究》、《国际经济合作》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电子邮箱：yujk@
通讯地址：青岛市香港东路23号海洋大学经贸系 266071
电 话：0532—590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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