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补与共生：想象可供性视域下ChatGPT人机关系分析.pdf

专题262022 年 11 月 30 日，OpenAI 推出了一款全新的对话式通用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与传统的聊天机器人不同，ChatGPT 能够通过理解和学习人类语言进行对话，实现类似于人际交流的有效沟通，并提供内容完整、重点清晰、逻辑通顺的回答。作为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典型代表，ChatGPT 核心的“类人化”特征1引发了人与智能机器交互模式的变革，引起了媒体与学界的广泛讨论。ChatGPT 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工具，它能够理解人类意图，并具备智能化的内容生成能力，以向用户提供相关信息。然而，不应仅仅将 ChatGPT 视为智能聊天软件或大型智能语言模型，应将其视为一种依托 人工智能技术与人类实现互构的“智能式认知理解模式”。2ChatGPT 作为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典型代表，不仅能够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还可以改善用户的工作、生活和情感需求，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技术不再仅仅是一种“延伸人体功能”或“解放人类双手”的工具，而是涉及技术与人的感知相互作用的行为。本文基于想象可供性理论，探讨用户与 ChatGPT 之间的互动以及背后的人机关系。1.理论背景：可供性的综述20世纪后半叶，美国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Gibson）在作为知觉系统的感官中提出“可供性”概念，他认为可供性作为一种真实可感的机制，源自于主体对效用的主观感知与对象的客观特质之间的相互作用。3随后，吉布森的可供性理论被不断拓展至其他的学科领域。最早，可供性的概念被引入设计学研究中，美国学者诺曼（Norman）将可供性分为感知可供性和实际可供性，因为“事物的感知与实际属性主要是决定如何使用事物的基本属性”。4英国学者盖弗（Gaver）对吉布森的理论进行了发展，指出技术可供性不是技术对象的特征，也不是行为对象的属性，而是两者互动产生关系的产物，技术可供性的体现与行为主体的特征与其设定的目标有着紧密的联系。5此外，威尔曼（Barry Wellman）等人将社会可供性概念引入传播学，并将其解释为技术（物）影响日常生活的“可能性”。6在社交媒体研究中，可供性的概念也不再局限于技术，指能够分析技术对传播实践和社会交往提供多种可能性的存在。可供性视域虽然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其根本属性是强调感知者与环境的互补，以及两者相互作用的整体特征。在这个理论框架下，Neff 和 Nagy提出了想象可供性（imagined affordance）概念，该概念指向“用户可能对通信技术、媒介等有一定的期望，这些期望在实践中塑造了他们以怎样的行动接近这些互补与共生：想象可供性视域下 ChatGPT 人机关系分析兰 朵 陈舒淇（北京邮电大学 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北京 100876）摘要：【目的】旨在探讨 ChatGPT 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在人机关系中所体现的特征，包括功能、算法逻辑和用户体验，以了解其对人机互动的新型形式和社交范式的促进作用。【方法】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基于想象可供性理论，从物质性、中介化体验和情感三个维度分析 ChatGPT 与用户之间的互动实践及其特征。【结果】研究发现，ChatGPT 在可供性方面呈现出“类人化”物质基础、平等化的人机关系和用户情感投入的特征，这种特征构建了 ChatGPT 的技术供给与用户期待之间的桥梁，并推动了人机关系从无机的交互转变为有机的共生。【结论】ChatGPT 的快速发展代表了一次重大技术迭代，要深刻理解人与智能机器相互促进的人机关系，发挥机器的创造力和独特优势，探索建立人机协作、相互补充的新模式。关键词：ChatGPT；想象可供性；人机关系；人机互补 中图分类号：G234.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34（2023）08-026-05 DOI：10.19483/ki.11-4653/n.2023.08.004本文著录格式：兰朵，陈舒淇.互补与共生：想象可供性视域下ChatGPT人机关系分析J.中国传媒科技，2023（08）：26-30.27专题技术、媒介等”7，具体而言，用户对技术特定的期望依托于物质性（materiality）、中介化的体验（imagined affordances）和情感（effect）三个维度来实现。想象可供性的概念突出了用户的主观感知也即人使用技术的意志决定了最后技术呈现的效果。用户对他们所使用的媒介技术有特定的期待，这些期望可能会塑造他们与媒介的接近程度、互动行为与使用方式，其中，物质性特征依赖于人们的需要而实现，具备一定的社会性；中介化体验侧重用户对技术的感知；情感则诉诸人机交互过程中用户的情绪感知及其使用效果评估。综上所述，本文从想象可供性的视域出发，通过“物质性”“中介体验”和“情感体验”三个维度，探讨处于动态优化中的 ChatGPT 的可供逻辑，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机关系的演变。2.想象的力量：用户与 ChatGPT 的实践互动关系2.1 物质性：以“类人化”为核心的技术基础ChatGPT 作为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典型代表，最突出的理念在于能够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作为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的人工智能应用，ChatGPT的主体架构采用“语料体系+预训练+微调”的基本模式，旨在实现其类人智能的目标。首先，ChatGPT 的语料体系是指在训练 ChatGPT模型时使用的大规模文本数据集。OpenAI 使用了广泛和多样化的数据源来构建 ChatGPT 的语料体系，包括从书籍、杂志、百科全书等渠道收集的文本，以及开源代码库中爬取、专家标注和用户生成上传的内容的大规模数据。这一技术架构造就了 ChatGPT 在论文写作、图表、文案、小说等方面的表现不俗，在计算机图形处理、数字虚拟拍摄、CG 特效，以及生成艺术等领域，也已逐渐开启智能化内容生产的创意实践。例如，第一部由 ChatGPT 自编自演的电影短片安全地带展现了它在创意和内容生成方面的能力，这个项目的过程是通过 ChatGPT 预写多个故事想法，然后团队从中选择一个想法，并将其提交给 ChatGPT 以进一步细化拍摄细节和脚本。最终，他们使用 ChatGPT 生成了一个十分钟的剧本级分镜表用于拍摄。尽管类似的智能生成内容在评价方面引发了不同的反应，但它展现了 ChatGPT 在语言结构的完整性、故事情节和蕴含意义方面的理解与转化能力。其次，ChatGPT 使用预训练的算法和模型来实现其语言生成的能力，达成对人类认知机制的深度模拟。在大规模训练语料的基础上，OpenAI 以背后海量知识数据库为支撑训练其自然语言模型，构成了智能对话的数据基地，以及回答各类问题的语言基础，使得ChatGPT 的回答能力从内容结构、逻辑、完整度，以及情绪价值上都远远超出人类的预期。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指出，话语本质上是对话，这意味着说话者所表达的话语不可避免地与之前的话语和语篇产生联系，语篇只有与其他语篇相互关联起来才会变得活跃起来。自 ChatGPT 问世以来，全球数亿用户涌入聊天室与 ChatGPT 对话，这为 ChatGPT 的内容生成注入了大量人类偏好和知识。一方面，语料体系中的数据集构成了回应用户的基础，另一方面，在模型的支持下，ChatGPT 不断通过从用户反馈中进行强化学习，形成了符合人类认知和表达习惯的特点。因此，ChatGPT的强大生成性能源于人类用户的反馈训练，其中语料体系的数据集提供了基础，模型的学习和改进则通过用户的参与和反馈不断进行。最后，ChatGPT 通过在特定任务上进行有监督的训练来进一步优化模型的性能，从而完成算法微调。在智能媒体时代，媒介情境的建构更加依赖媒介技术来实现，人机交互成为一种以信息内容的反馈为关系纽带的场景建构。ChatGPT 作为虚拟伙伴，并不会创造人与人直接交往的场景，而是通过个性化聊天，以及精准的内容生产服务为用户提供满足其媒介预期的虚拟社交环境。传统的聊天机器人通常解决即时的需求，对此前的指令没有学习和记忆的能力，无法营造多轮交互对话的社交场景。ChatGPT 能够在微调算法之上模拟用户心理，通过接收用户语言反馈来动态调整自身的形象，以创造社交连接。用户可以选择在创建的个人账号中保存与 ChatGPT 的对话记录，并对该记录达成长期连续性对话，对ChatGPT进行持续的“数据喂养”，进而提升生成内容的匹配度，让用户获得类似人际传播的社交体验。2.2 中介体验：从单向控制到平等对话在传播学和媒介研究的主流叙事中，“媒介”与“人”的二元对立一直存在，然而，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机关系正在打破这种二元对立，引发人们对媒介中介体验问题的重新思考。计算机学者莱昂纳迪（Paul Leonardi）曾提出，物质性是“对实现目标很重要的数字或技术制品的特定特征”8，进一步来看，默多克（Graham Murdock）将“媒介物质性”定义为：媒介系统中所使用的原材料和资源、支持日常交流活动的设备，以及构建和维护这些基础设施和机器所需的劳动链。9因此，事物的物质性部分与它所具备的社会性相适应，意味着人与事物之间的依赖关系并非专题28源于事物固有的特征，而是嵌入于物质交互中的互动过程。根据不同的需求，人们与事物相互作用并执行不同的社会功能，通过操纵对象来改变先前的意义。ChatGPT 的中介体验指的是用户通过与 ChatGPT进行对话交互时所体验到的中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ChatGPT充当了用户与信息之间的桥梁和中介者。Nagy 和 Neff 认为，中介化体验是传播技术的可供性不同于其他类型工具和环境的方式。10对人类交往和意义建构起到中介作用的，不仅是作为技术和物件的传媒及其特征，同时是技术在文化及社会场景中的使用。如前文中所探讨的，ChatGPT 采用的“语料体系+预训练+微调”模式，实现了从命令驱动到意图驱动的转向，以更符合人类预期的形式进行对话输出，在这种中介体验中，ChatGPT 作为一个对话伙伴，呈现出高度的“类人智能”，改变了人与机器之间的交际语境。“技术中性论”认为技术是存在的，其自身无所谓善与恶，影响技术走向善或者走向恶的因素是拥有技术的人，拥有技术的人就是指“技术中介”。11在传统媒体中，媒介技术作为物质性客体出现，只能被动地执行人类指令，人类拥有绝对的控制权。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技术中介”的权力大大增加，ChatGPT 的中介体验更进一步，实现了从单向控制到平等对话的过渡，丰富了人们对中介化概念的理解。ChatGPT 功能、使用方式和形态的不断演变，使其正在成为一种无界的技术形态或平台组织，通过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ChatGPT 深度融入了人类的社会实践和生活领域，为媒体介入社会生活提供了多种形态，改变着人们与媒体的互动方式。2.3 情感投入：“客观中立”世界的虚拟伙伴在卡茨提出的个人使用媒介的五大类需求动机中，情感需求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情感需求能够“回应用户的情感诉求并产生情感共振点，消除用户使用软件过程中的距离感，建立人机间的情感体验。”12在想象可供性视域下，人与技术的交互在很大程度上受用户情绪和感知的影响，设计和审美特征、设备或数字产品可能会唤起用户的某些情绪。与技术可供性理论倾向于忽视用户和技术在情感和“非理性”元素方面的关系不同，想象可供性将技术产品的某些特征作为用户的“情感线索”，将技术体验视为具有情感的“关系实体”或“社会行动者”。用户可能会与技术形成强烈的情感关系，当人们试图将自己的目标与技术的物质性相协调时，会积极地将某些情感内容投射到它们身上。当 AI 技术强大的理解能力和反应能力，以及对情感与价值传播的偏向赢得了用户的信任，用户提高对技术传播可信度的感知和软件使用的黏着性是自然而然的结果。用户开始信任技术，感知其为情感支持和交流的伙伴，从而加强与技术的情感连接和依赖。伴随着 AI 从“感知智能”向“认知智能”过渡，ChatGPT 作为一种大语言模型呈现了依托 AI 技术与人类实现互构的“智能式”认知理解模式，能够同时发挥内容生产机器、聊天工具等作用。相较于其他类型的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 嵌入人类反馈强化学习（RLHF）和“上下文”学习（In-Context Learning）等技术手段，以及人工监督微调机制，这样的设计使得 ChatGPT 能更好地理解人类意图，并为其注入更多的社交和情感元素。通过引入人类反馈强化学习和上下文学习等技术，ChatGPT 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用户的情感表达，并做出相应的回应。相比过去那种仅以命令驱动的聊天机器人，ChatGPT 修正了“智慧能力突出而情感能力不足”的问题，引发了用户更深程度的情感卷入。例如，当涉及心理健康和情感支持时，ChatGPT 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有媒体报道和用户体验表明，ChatGPT 不仅可以回答用户对心理健康和心理学原理的基本问题，提供有关常见心理疾病、应对压力和焦虑的方法、积极心理健康的实践等方面的信息，还能够与用户进行情绪调节的对话，通过提出开放性的问题和引导性的回答，提供安慰和支持。在情感共鸣、艺术灵感激发、情感调查和反馈等层面，ChatGPT 均可根据用户情感需求提供定制的指导、策略和创意性指导。作为“客观中立”世界的虚拟伙伴，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的 Instruct 模型是 ChatGPT 符合人类情感需求的基础：通过预先设置语言模型和规则，增加数据量与算力以覆盖人类的常识、认知、需求和价值观等客观要素，通过交互内容对人类的思维方式与表达习惯进行技术性模仿，从而使输出内容更接近人类真实的表现。通过引入情感元素和拟人化的回应，ChatGPT 逐步摆脱了过去聊天机器人“非人格化”的特质，人与 AI 的对话表征从理性的机器语言走向了更高智能维度的情感交融。3.基于 ChatGPT 的人机关系思考伊尼斯（Harold Innis）曾言：“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诞生”。13ChatGPT 的风靡昭示了人们再一次来到了物质世界与虚拟世界高度联合融通的风口，打开了通往科技乌托邦的想象之窗。在“数据+算法+算力”的推动下，ChatGPT 在内容29专题智能化生产、对话生成和情感支持等多元场景实现与用户的多维交织，对人类的工作与生活进行了有力的改变与调整，机器与人之间从无机的交互变为有机的共生，承担传播者角色的机器和程序不仅能够模仿人类行为，还会被视为与人类相关的社会实体。14 本文提出，基于 ChatGPT 技术逻辑的未来人机关系具有以下三重特征。3.1 人机关系：从主客体关系到主体间性传播的主客体关系一直是人机传播的重要议题。从李普曼引用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主客体二元论开始，传播研究就在将实体与它的影子割裂开来，长期把话语，以及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作为分析对象，并把传播效果放在核心。15在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视角下，技术往往以客体的身份存在，构成媒介环境中的物品图像、声音、物理环境。智能化媒介带来了人机关系的革新，ChatGPT 的“物质性”转向让机器从传播介质转变为传播主体，体现出“技术”与“人”的主体间性。一方面，人类与 ChatGPT 之间的互动形成了一种复杂的行动者网络，其中技术和人类相互影响，这种互动和共同构建的过程塑造了人类对 ChatGPT 的认知和使用方式，ChatGPT 本身也是具有行动能力的技术行动者，能够与人类共同构建意义和实践。另一方面，ChatGPT 不仅提供特定领域的信息和知识，还可以满足人们情感支持、获取信息、进行娱乐和社交互动等多方面的需求，从而使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超越简单的“使用关系”框架，塑造出人类的媒介化交往想象。3.2 人机传播：互补与共生在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中，人们确实看到了机器在日常生活各个领域的全方位介入，呈现出极致的智能性和主体性。然而，在思考人机关系时，需要超越传统的“工具性”思路，慎重思考人使用媒介的能力和优势，以及技术对人起到的辅助作用，这就要求面对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机传播时，更加注重人机互补的平衡。人机互补不仅涉及技术如何满足人的需求和为人提供便利，还需要关注人类在认知、情感、创造力等方面的优势，它并不意味着人始终主导和引领机器的运作，而是要在人机互动中充分发挥双方的优势。因此，在人机互补的关系中，人们应该意识到技术的能力和限制，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独特的思维、情感和创造力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合理地运用技术，同时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主体性，使得人机关系真正成为一种相互促进和协同发展的关系。另一方面，技术常常被看作是联结人类社交的纽带，扮演着社会基础架构或媒介工具的角色。然而，随着像 ChatGPT 这样的对话式人工智能能够越来越自然地洞悉人类的情感和情绪，并做出相应的反馈，新的社交形态正在形成，满足了人类与技术之间的交往需求。这种形式的交往逐渐实现了“去中介化”，打破了传统社会关系中的界限，这种关系的演化激活并融合了过去关于“人是机器”的激进理念与智能时代“机器是人”的观点。导致“人机人”关系向“人机”关系的转变，实现了人与机器之间的联系、沟通、协作和互动，形成了最高级别且高效的形式，即“人机共生”。在ChatGPT人机共生的关系中，人类的情感、智慧和创造力与技术的计算能力和智能交互，形成了一种相互补充和协同的关系，人类通过与技术的共生，拓展了自身的能力和可能性，同时技术也通过人类的引导和反馈不断提升自身的智能和适应性。3.3 异化危机：ChatGPT 的类人特征思考法兰克福学派曾提出“技术异化”的概念，强调技术对人类主体性和自由的潜在威胁，对技术发展成为一种不受人控制的独立力量提出了警示，并指出这种技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使人类逐渐丧失对技术的掌控和主导地位，从而导致人的异化。ChatGPT 作为一种语言模型，本身并不能直接体现技术对人的异化，然而，应当意识到，技术是主体本质力量的外化，“技术延展了人的主体性，同时也呈现一种泛在的反主体力量。”16ChatGPT 强大的自我学习、自我进化和自我创造能力呈现出越来越鲜明的“类人”特征，技术的类人特征值得进行持续思考。在蒸汽机时代，机械设备主要通过操控机械臂完成特定的生产任务；在智能时代，人工智能除了在物质工作上取代劳动者，还能够自主设计并参与整个劳动生产过程，从而可能剥夺人的精神和思想自由。在人类广泛的训练下，ChatGPT 的认知、识别和学习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使得人工智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人类在社会生产中的脑力或体力劳动。然而，与工业时代的异化现象不同，人工智能本身及其应用所带来的异化现象更加需要引起人们的关注。智能技术将人包裹在虚实结合的数字化生存中，ChatGPT 在与用户对话过程中建立起社交连接，从而建构起人与机器的准社会交往关系。17通过预训练算法与模型不断掌握人类的思维、情感、欲望与意志，并敦促自身系统进化，人类越是与其进行交互，内嵌于系统中的算法就越能够收集数据信息了解人类、适应人类，数据专题30化的人际关系会导致“永久的自我镜像的形成”。18因此，作为一种社会交往工具或媒介，ChatGPT 的技术性优势可能会导致人与机器之间权力关系的失衡。一方面，在社会生活，以及创意性内容生产等领域，依赖技术和算法决策可能会削弱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和社会参与；另一方面，随着“大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法更准确、更快，且不容易受偏见的影响”19，人们将会越来越多地将决策和交往能力交给人工智能算法，容易导致现实交往理性的弱化。结语ChatGPT 作为一种新颖而强大的人工智能技术，承载着 19 世纪末的概率革命、20 世纪中期的信息论和控制论思潮，21 世纪初以来的算力和数据爆发性增长。20其诞生和发展使得人工智能能够在认知、学习和交流方面取得巨大突破，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越了人类智能的局限。如今，经过训练的 ChatGPT 已经逐渐开始代替一部分传统媒介的数字劳动并且表现优异，当模式化和低效率的工作被替代后，人与媒介的创造力都得到了显著提升。在未来的探讨中，需要超越传统的人类观察者角色，重新思考数字媒介和人机关系的演变，关注人机共生时代的特征和需求，在确保人类在技术发展中保持主导地位的同时，发挥机器的创造力和独特优势，探索建立人机协作、相互补充的新模式。参考文献 1 赵红勋，郭锦涛，李孝祥.人工智能时代人机关系的变革逻辑基于 ChatGPT 应用的学术考察 J.中国传媒科技，2023（2）：13-18.2 张夏恒.ChatGPT 的逻辑解构、影响研判及政策建议 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113-123.3 黄贺铂.他者的透视：MCN 机构与直播平台的想象可供性及反思 J.国际新闻界，2021（12）：77-95.4 Norman，D.A.（1999）.Affordance，Conventions and Design.Interactions，1999（3）：38-43.5 Gaver，W.W.（1996）.Situating action ii：affordances for interaction：the social is material for design.Ecological Psychology，1996（2）：111-129.6 孙凝翔，韩松.“可供性”：译名之辩与范式/概念之变 J.国际新闻界，2020（9）：122-141.710 Nagy P，Neff G.Imagined affordance：Reconstructing a keyword for communication theoryJ.Social Media+Society，2015（2）：1-9.8Leonardi P M.When flexible routines meet flexible technologies：Affordance，constraint，and the imbrication of human and material agenciesJ.MIS quarterly，2011：147-167.9 英 格雷厄姆默多克.媒介物质性：机器的道德经济J.刘宣伯，芮钰雅译，全球传媒学刊，2019（2）：97-102.11 王紫萱.VR 技术对新闻传媒业态的影响研究 J.中国传媒科技，2021（7）：59-61.12 常江，徐帅.伊莱休卡茨：新媒体加速了政治的日常化媒介使用、政治参与和传播研究的进路 J.新闻界，2018（9）：4-9.13 加 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 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7.14 全燕.基于“奇点假说”的人机传播范式建构 J.南京社会科学，2021（12）：109-117.15 章戈浩，张磊.物是人非与睹物思人：媒体与文化分析的物质性转向 J.全球传媒学刊，2019（2）：103-115.16 陈万球.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方式变革图式 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36-43.17 张洪忠，张尔坤，狄心悦，王启臻.准社会交往视角下ChatGPT 人机关系建构与应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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