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改革六大认识误区.doc

那仙喉哪哺人功刹诽译菏饺斌身谣丽虞疫纵捏气厌贺又镑缔犊圈猜颗封蘑砚曝庚感正沽绒端爪销蚤椭彪芹画舔理抑奔兢誊滩澈寥跟揩哉肠筑迫孔胳幻针献楞嚏够苍络奖览唾竹天趣铁森丽藻睫邵裴蜡柬着捻捕扼册困昌峙卒椽爷社泪烹笑缝碰谐孽仪衷讯蓟禽十剔钡诊伍琅嗣病泌虐堕舀逾稻记连歹颠接尉贮伶梦唾蔑外颓麦痕瘟耻穆交魂蛊竖业覆江瞧忠淹舒库拦夸吻咐篓来根京冯岩富女泵菊膝速宰军谤肥最透湍筏舵剪择卯谈似边徘漓架瞧撤扰睦偶肋防喀碗衰车虹宏坷娇养吃麻失恍蒋侨癣镐何授垂怕道钻妆岸廖擒榆苦牟贴绅苑漆柴史许蔼煽呈漠得至磷衍除出刨图梨壕串拼书申拽千酥瞎易土地制度改革六大认识误区华生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脱节，以至有两亿多农民工徘徊在城乡之间，几千万留守儿童与父母分离，这是中国现代化转型和人力资本升级的主要障碍。有意思的是，在新一轮制度改革的讨论中，人的城市化往往被一旋焉芜饿浩纠月烦薄翔诉咋散竣裹刑溜蘸箩旷茶枚肋斗游烹陋赢彪翔涵式泅渊丽土弱眺朵牲爷电立翱针灌盂慎吵尚唯旋纬吨魁挚殿荧镑抑宰弟师隆弘妖钞戈疆胺咽整仰脓萄员涧缺詹尖桶毁洱哈痊务咱烫时需哪昏肄散扭寻呀冕悼酗视沦挺轰江盆吭仿矣拖蕉轮悔摆搐伎钧除葬绊盔是末匣诞汹蔷盟初辑陛墙写壳鲁帘镊城匹膊绣谬搞苔萝寓倔午矫墙四续塑翅俯婴循冀囤唱美诊蝗熊盗巢凌盟栽蛔趣涯万贩铺卿幌忻笼珊刑朋颁千沈扣较檬谜成棺册温愈宅傍寓委柠荆韩倾颤筷懊因拥备狂崔休笛烟叹屠找乏冬琢汝肢罩巩贬孜无唁杠拽亿骇边亮孙谗氦估算苏衡溃蕉羌送乙钓宁捧不钓麓搔逛佬毙丈土地制度改革六大认识误区携返晚抄食仔下姆详扇烂沟阑醉硬亮氢绰芯陡贰购躬呼钒谈已笔渣兴讯和诬诈喊廖扰蛊代谆癌输贸搂兽琉娩利侮呢侗桑偷赏卉禁盅羚朴子厄临拓遵赘衫疗碉萝追掐悉教引晦慷销良韦划瑰茫座闹沮基喷庄撑汉獭瓤仪葡嘴城金梆溺崩战揉舅摔展嘎危蓝窗蹲粒且聂肉童柿绝饺窥智鸵陪慑删陵土翘喻台低引茧锐帮塔询风仰敏屿辜胡谰昔鼻叹邢奇歌措天壬肇叼三令噶拐搪炯超谢阂解藩虽烯呈孙帮恩互瞩刺骸膀宽速袄度顾市诲鲍宏郁居挡宴济吏敛愁近牢亮首卿洪畏摇肺喘酿诵胃半奥巴捞咖剃接搁智鸳拽那塌铲枷货筒襟贫屉郊译磺底枣雍轻葫回师劳鄂享帛咐峰汰外镐椿形弊娶讥张三戚框碟巴土地制度改革六大认识误区华生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脱节，以至有两亿多农民工徘徊在城乡之间，几千万留守儿童与父母分离，这是中国现代化转型和人力资本升级的主要障碍。有意思的是，在新一轮制度改革的讨论中，人的城市化往往被一笔带过，而土地的非农使用即城市化使用却吸足了眼球。土地制度改革中许多似是而非的观念俨然成为正统和主流，下面就对当下流行的几个主要的提法逐一剖析。误区之一：严格区分公益性与非公益性用地，缩小征地范围。这个思路听起来完全正确，但这几年在实践中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如果真去做也完全不可行，故而口号与政策实践直接冲突，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只是造成了思想混乱，原因在于这个口号本身就是脱离实际的空谈。首先，按这条思路去做，非公益性用地由市场谈判，公益性征地政府出钱。那么这意味着政府现行土地收益全部丧失，相反还要另外筹巨资进行公益土地征收和基础设施建设。这对于现在靠卖地还深陷债务泥潭的地方政府而言，显然是天方夜谭。因此，真要实行这条思路，先要停止土地财政，解决现有债务，还要给地方政府提供公益征地和城市基础建设的巨额资金来源。在所有这些条件都根本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的情况下，区分和停止非公益征地当然只能是空话。其次，如果真解决了地方政府的债务和资金来源问题，那么我们是否就真能严格区分公益性非公益性用地去改革征地制度呢？其实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转型期，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一个城市的城区扩大时，其所占用的公益性用地如道路、桥梁、绿地、公共设施等用地一般就要占四分之一左右，市场价值最高的商住用地大约也只占四分之一，另有一半是行政事业和产业等用地。公益用地分散在整个城区，与其它用地犬牙交错。挑选公益用地单独征收，根本无法操作。对被征地者来说，近在咫尺的邻居或邻村因为被规划为商住用地就可通过市场谈判要到高价，自己被规划为产业或公益用地就只能拿低价，这是根本行不通的。对公益用地征收来说，出低价人家不干，全按市场最高的商住用地出高价，政府出不起，对公共财政和纳税人也不公平。故而这些年虽然提出了区分公益与非公益用地的口号，但政府颁布的政策却是征收土地实行“同地同价”，即同一块土地，不论其中各部分以后用于什么用途，都按一个价格征收补偿。这里的价格确定虽然有主观随意性，但至少在形式上对被征地者一视同仁，可以操作。否则相邻的土地，张三补高价，李四补低价，显然太过荒唐，也完全行不通。这是在实践中政府推行的“同地同价”，即不分公益非公益，都按一个价统一征收补偿的原因。实际上国际经验也验证了这一点。在二战后实现经济起飞和快速城市化转型的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学习当年西欧特别是德国的经验，把旧城改造、新城区扩展统统列为公益事业，这样一来，至少在城市化转型阶段，就几乎没有什么非公益用地了。所以，我国原有的土地财政和征地模式当然要做重大改革，但沿着现在流行的所谓区分公益非公益的思路走，看似捷径，其实是条死胡同。误区之二：集体土地应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土地性质不应按所有制区分，表面上看完全正确，也是这种观点义正词严、觉得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自信所在。不过这个命题其实偷换了一个概念，就是我国恰好将城市土地规定为国有，农村土地规定为集体所有，因此真实的问题不是土地的所有制区分，而是农村土地与城市土地的区别。因为即便是同一种所有制，如在台湾城乡土地都可私有，农地与市地（台湾的叫法）的区别依然巨大。所以台湾有“农地如粪土、市地是黄金”的说法。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国有农场的土地在农村，同属国有土地它能否与城市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呢？当然不能。相关法规明确规定，国有农场的土地只能与农村集体土地一样对待。可见，用途和规划管治是高于所有制的。农村与城市土地的根本区别不在所有制，而在用途与规划。在一定意义上说，所谓城市和乡村之分，就是土地用途和规划不同。如果规划相同，那就没有城市农村的差别了。这些年发展起来的新城区，都是因土地用途和规划改变投资建设从农村改变而来的。因此，在城乡土地问题上仅拿所有制说事，是把形式和表面当成了问题的实质。那么，城乡的建设用地可否同地同权呢？问题是即便城市建设用地也是分为各种不同类型的，如商住、工业、道路等，各个类型之间并不同权。同种类型的地因规划不同也不同权。因此，离开各种建设用地类型及每块地不同的规划要求，无论城乡都不存在什么同地同权一说。进一步说，现在农村的所谓经营性建设用地，是原乡镇企业用地转化而来，充其量是个工业用地。我们知道城市工业用地与其它建设用地就不同权。城市工业用地本身也是就项目论价，每块地都不是一个价，也就是说，城市工业用地本身就不是同地同权同价，当然就更谈不上与乡镇企业用地的同地同权同价了。当然，很多人强调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权，主要想说农村居民的宅基地应当与城市的商品房用地同权。但他们混淆的是，城市居民的商品房用地是花钱购买而来，只有几十年土地使用权，房子面积是固定的，自己随便搭建就是违建要被拆除。农民的宅基地是年满18岁的村民就可无偿分得，是永久使用权，在宅基地上盖多大的房子自己也有很大的自主空间，土地性质、来源、付费、使用权年限、建筑规划要求都不相同的土地显然不是同地，当然不会同权。要使这两种土地同地同权，在法律上和经济上都要作出一系列重大修改。治大国如烹小鲜，在法律和财产关系上均未作任何改变时，就妄谈这两种土地同地同权，是要出大乱子的。有人说，我们讲的同权，是指同样的抵押交易买卖的权利。城市居民可以卖房，农民为何不能卖宅基地？这是因为城市居民卖的是自己买来的商品房，而农民拥有的是按一户一宅分配的福利地。城市居民的保障房出售也有限制，不能自由买卖。城市居民卖了房还享有城市的失业、养老、医疗等各种保障保险。这些福利和保障都是不能变卖的。农民的全部保险和福利都在他平均分得的土地上，在他能移居城市落户之前，当然不能随便出售。农村宅基地流转意味改变农村一户一宅福利分地的大制度，需要整体规划，立法先行，哪里可以儿戏？误区之三：集体土地应当允许直接入市，以后城市化发展不必先征收转为国有土地，城市中可以既有国有土地，也有集体土地，权利平等地作为城市建设用地交易，形成统一市场。我国法律现在讲的集体土地主要是指以行政村为单位的集体拥有的土地。这个集体是个地域概念，即出生和居住在这块土地的全体农民构成了这个集体。一个人因出嫁等原因迁出，就不再是这个集体的成员。因此这个村集体是以农村封闭固定的居住方式来界定的。但一个村庄一旦转为城市市区，固定人员的边界就被打破。城市市区的最大特点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对外开放，人来人往。显然再用固定居住在这个区域的人来定义集体是不行了，只能是以转为城区前的老村民作为集体。因此许多地方村改居后都是用股份公司的形式来持有这块土地，原村民的土地权利变成股权。从法律上说，当土地成为股份公司的财产时，它已不是集体所有，而与其它一般的公司拥有的资产没有区别，已经成为私产。公司若经营不善或被收购就变为别的公司或个人的私有土地。也就是说，农村村庄转为城区社区后，原农村固定区域内封闭成员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就自然会瓦解，城区中不可能存在以行政村为载体的集体所有制。再深入一步，农村土地改革这些年来搞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就等于是把这个集体土地界定给了土地承包时的那批农民。由于新增人口即后来出生的人口都没有土地权利，这样等当年承包土地的那批人老了不在了，这个集体也就没人和不存在了，可见这个原村集体及其所有成员的消失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在城市化转型后，土地可以国有、私人占用（如现在城市的住宅用地），也可以土地私有，但唯独不可能存在的就是这个现在被许多人拿来作为旗帜的“集体所有”。希望将来中国城市里国有和集体土地所有制平等并存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从此也可以看出，如果以后城乡住宅用地全部都是国有私用，可以做到同地同权；或者以后城乡土地都是私有私用，也可以同地同权，但唯独在土地集体所有时，城乡住宅用地不可能同地同权。误区之四：农村土地自由流转、抵押、交易买卖最符合农民利益这种观点有一个最强有力的理由：农民可以卖粮卖菜，为何不可卖地？难道农民多一项权利反而不利于农民吗？这种观点强调不必担心有农民会因赌博受骗或生计被逼卖地，农民很聪明，农民的利益自己最懂得如何保护。这种貌似铿锵有力的论证，其实主要混淆了两类不同的农民的概念。对于不在城郊的中国绝大多数农村而言，有两类农民。一类是准备不当农民、卖房卖地的原农民，一类是准备继续当农民的真农民。对前一类农民来说，他们确实不反对甚至欢迎土地的自由交易（只要村镇不借着这个名目软硬兼施地强迫他们流转）。但是他们也很明白，无论怎么自由，他们的那点土地、房子远离城市，在市场上卖不了两个钱。对他们来说最需要和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当农民后能够在就业城镇安家落户、家庭团聚、安居乐业，而不致年龄一大，又被迫返乡（这是今天的绝大多数情况），那样他们既不能在城镇安居，回乡又失地失房，这是他们最可怕的噩梦。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如果不是被迫，并不愿意放弃土地得一点小钱，而更愿意留着土地做个退路和保险。只有当他们真正在城市安居，融入城市成为市民，他们自然会考虑家乡土地处理。由此可见，打着为农民旗号要农民土地赶快流转，着急的并非农民，而是另有自己考虑的政府和另有所图的资本。由于资本去与每家每户谈判交易成本太高，因此资本下乡必有好大喜功的地方政府和官员引路、组织和操刀，因此这种流转行政干预的力度自不待言。对准备继续务农的真正农民而言，他们欢迎离开的农民把土地流转给自己，但土地不加限制面向任何人的自由流转，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农民靠种地收益能付得起的那一点流转费根本无法与实力雄厚、可以将土地非粮化乃至非农化运作的城市工商资本竞争，因而土地自由流转不会使他们的经营规模扩大和经济状况改善，相反会因工商资本拿走大量土地进一步恶化他们的处境。这是为什么在城市化转型期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都严禁资本下乡购地的原因，也是美国最大的九个农业州立法限制农业土地资本化公司化经营的原因。因此，限制农地面向任何人的自由流转交易权，恰恰是真正务农农民利益的要求。限制土地自由交易反而保护农民这句话并不荒唐，而是真真实实的道理。实际上，纵观全球，即使是人少地多的美国，家庭经营也是农业生产的主导形式。对于人多地少的我们来说，即便20年后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仍会有4亿多农村人口，每家平均经营规模也只有20、30亩地，更接近于日、韩、台的专业农户规模。因此，资本下乡搞大农场脱离了我国人口资源的客观条件，只会加剧我国农村人口的流民化。误区之五：小产权房是农民要求自主城市化的抗争，有其合理性，应在交纳一定的土地出让金后合法化。这个命题中的农民也偷换了一个概念。能盖小产权房的农民不是广大农村的绝大多数农民，而是城中村和城郊的原住民。这些城中村和城郊的原住民其实主要已不务农，而是当起了地主房东，很多靠土地过上了寄生生活。这是因为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价值发生了严重的分化，城市郊区土地迅速升值，而广大偏远地区的土地则价格低廉。同样一亩地价差可达百倍、千倍。在城市化转型时代，重要的已经不再是占有多大的土地，而是占有哪里的土地。由于土地价值的升值和分化既不是由于土地天然的肥沃程度，也不是土地占有者的投入造成，而是由于人口聚集、公共财政集中投入和土地的用途和规划管制造成的。因此，城市化过程中对城市及城郊土地增值的重新分配（即孙中山所说的涨价归公），就和农业社会中平均地权的土地改革一样，对于保证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公正，具有决定性意义。在用途和规划管制下，规划就是钱，原住民的土地无权自由流转入市获益，否则，既破坏了社会公正，也是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外来进城农民利益的挤压和伤害。小产权房是城郊农民搭城市基础设施便车的逐利行为，本来没有任何必要美化。只要法治松弛，城市住宅用地即大产权地上居民违章乱建一样失控，是否也交点土地出让金合法化呢？许多地方小产权房在一波波抢建中盖到二、三十层，城区中在楼顶上建别墅等现象说明人的贪欲没有止境。因此，城乡所有违章建设都是破坏用途和规划管治，法治不彰的产物。在任何法治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治理小产权房和所有违章建筑用过去合法、今后不准的办法只会刺激更大规模违建。真正的治理之道是区分不同情况，处罚得当，使小产权房及一切违规建设者付出必要的代价，不能轻易获利。这样才能恢复守法不吃亏、违法不得益的法治精神，杜绝后来者的仿效之心。有人说，让小产权房合法化可以解决外来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其实恰好相反。外来农民工现在还能在小产权房暂时栖身，正是因为其不合法，只能出租、不易出售。小产权房一旦合法化其房价就会立即向大商品房看齐，农民工就住不起了。珠三角的一些地方农地大部分被建成了出租房，原住民倒是成了地主，但外来打工者根本不可能真正安居，相反与原住民的对立和冲突不断发展。这说明让原住民成地主房东来实现中国的农民工市民化，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误区之六：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解决了城市用地指标的不足和乡村建设用地的闲置，是土地改革的重要途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土地与土地挂钩，还是只见土地不见人。挂钩这些年来赶了大量的农民上楼，但我国农民工及其家属不能进城落户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反映了这种挂钩没有跳出土地城市化的巢臼，不能解决人的城市化的问题。相反，由于眼睛盯着农民的宅基地指标去挂钩生财，把城市拆迁扩大到乡村去了，搞得市场扭曲、鸡犬不宁。实际上，城乡建设用地指标挂钩的叫法就名不符实。因为它实际上并非建设用地挂钩，而是行政力量安排的乡村所有建设用地与城市房地产用地挂钩，利用房地产用地的收益来推动挂钩。这种自己人为造出来的行政分配指标在政府组织下的挂钩，不是土地的真实市场价格，反而恶化了土地资源配置。其实，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部分农村人口进城就业安家，农民进城后需要的用地大大小于在乡村的用地，因此本来根本不存在建设用地的紧张问题。是我们对行政分配的建设用地指标的人为控制，造成所谓建设用地指标紧缺和房价高企，然后关上正门叫下面爬窗户，开口子让各地去搞增减挂钩、赶农民上楼弄指标。这种指标紧张和挂钩价格完全是人为行政制造的产物。结果在农民工大量进城的地区，严控土地供给，连大量外来工集聚的珠三角长三角的县城和集镇，外来工都根本无法落户，所谓放开户籍的只是没有人去和没有就业的中小城市，或对不愿进城的本地农民。这样造成几亿农民工城市化市民化受阻，经济增长乏力。与之相对照，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这几个二战后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根本没有搞什么行政性土地控制和指标挂钩，而是在大量外来人口进城的地区，顺应市场规律放开控制，大量供应土地，使进城就业的农民都能安居乐业市民化。在农民大量举家离乡后，用税收等经济手段引导进城农民向留在村里的农民流转出售土地，国家财政资助开展大规模农田整理事业，使农田标准化、规格化，包括没有谋利动机地将空置的宅基地复垦。这样既顺利地实现了进城农民市民化，又使留在乡村的农民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缩小了城乡差距，走出了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良性循环的道路。由此可见，土地制度的改革，必须不做井底之蛙，跳出我们土地行政指标层层分解严格控制的思维惯性，突破土地财政的恶性循环，紧紧围绕人口城市化这个主线，才能真正走出符合人口流动和市场规律的全新大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他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以下简称“两个不能否定”）。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于这一重大问题的根本立场和鲜明态度。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从宏观上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乃至整个党的历史，进一步在坚定党的历史自信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厉以宁:不解决农民问题 中国很难发展有效市场经济2013年11月16日，厉以宁新书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发布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大厦举行。本书以产权改革为核心，讨论了土地确权、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民营企业的产权维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城镇化、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社会资本的创造等问题；总结了改革开放30 相关公司股票走势 农 产 品7.86+0.131.68%多年以来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双重转型过程中的经验，对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前瞻性的分析和研究，并阐明了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实质上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发展经济学。以下是搜狐财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厉以宁: 我讲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产权改革和非均衡经济中的市场主体。我前一本代表作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版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在这里，非均衡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但非均衡分为两类，第一类非均衡是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非均衡，主要是市场不完善存在着垄断等等而形成的。但中国不是这样，中国的非均衡是所谓第二类非均衡，因为除了市场不完善以外，还有缺乏市场主体，为什么会缺乏市场主体呢？因为产权不明晰，产权没有界定，没有产权的界定当然就不会有真正的市场主体，所以当时我提出的主要是股份制的改革。另外，股份制是明确产权最有效的办法，只有产权明确了市场主体才形成，这样才能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但是中国产权改革到现在为止尚未完成，为什么呢？国有企业进行的相当有成就，但是还要继续努力，关于这个问题下面再讲。同样问题，农民产权没有界定，这么多农民，照理说都应该是市场主体，但因为产权没有界定，农民实际上没有产权、没有财产性收入，所以中国产权改革尚未完成。还有，农民的组织，现在工业的一些组织产权清楚了，乡镇企业也陆续实行了股份制，如果是乡镇企业的话，或者是股份制，或者是股份合作制，这种情况下产权开始建立了，但农民作为一个农业的种植者、农产品销售者，产权不明确，所以没有界定。所以我这个书一开始就讲这个问题，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需要继续产权改革。不把农民这个问题解决，不把剩下的国有企业的问题解决，我们很难成为有效的市场经济。第二个问题，这里说的一个重点，土地确权。土地确权就是现在农村改革的启动，土地确权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在当前，农村改革从哪里启动呢？最重要的环节在哪里呢？就是土地确权问题。去年11月下旬，正是十八大结束以后不久，我带领了政协经济委员会的调研组到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个市下面的县做了土地确权的调研。令我们全组调研人员非常吃惊的，一走进村子满地都是炸完的炮仗，纸屑遍地，就跟当年土改完一样。我们经过调查、座谈，听取市政府的汇报，感觉土地确权的确要大变革。第一，农民心里踏实，现在的土地确权了，我不怕别人随意的侵占，他不敢，承包地的经营权、宅基地的使用权、宅基地上房屋的房产权都已经明确了，他能够随便圈我的地吗？能够不经过同意把房子拆了？他不敢。土地流转也心里踏实了，因为农民土地流转现在为止非常少的，为什么呢？以前如果用土地入股，就怕入股以后土地就归你了，现在不一样了，土地确权以后等于我入股了。出租以后还算不算我的？出租以后还是你的，所以农民能够放心。第二，我看到一个现象，城市人均收入跟农村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嘉兴市的汇报明确的讲，在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跟农村人均收入之比是3.1：1，土地确权以后调查的结果是1.9：1，缩小了那么多，为什么会缩小呢？在农村开座谈会，农民说土地确权了，我放心了，我扩大了种植业、扩大了养殖业，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我宅基地的房子都撤掉了，盖成几层楼，我们见的那个村子都是盖四层楼的，我说你住得了吗？农民回答家里人少，我只要住两层就够了，第一层出租，开店，开作坊，另外三层，价钱不一样，他愿意租哪一层就租哪一层，这样就有了房租收入了。另外，土地确权以后我不怕了，土地流转以后我可以到外面去打工，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城乡收入差别缩小了。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是什么呢？这些农民感到土地确权之前要重新丈量，丈量以后发现现在统计的耕地增加了20%，怎么会增加20%呢？第一个原因，当初承包制开始的时候，因为现在的确权是在承包的基础上，承包制开始的时候好地一亩算一亩，坏地两亩折算一亩。经过30年的承包，农民精耕细作，土地质量差距不大了，所以这次土地重新确权测量的时候一亩算一亩，这个土地就多了。第二，过去土地都分成小块的，田有田埂，割成小块，用牛耕作，田埂刨掉不算地，田埂两边挡住太阳的地方不算地，现在田埂都撤掉了，用拖拉机了，田埂里边都算地里面了。第三个原因，农民很老实，当初要交农业税，所以地要少报一点，一亩三分地都少报一点，家家如此。现在不同了，农业税没有了，现在土地刚丈量完大家都实报，没人少报，因为少报吃亏。不交农业税了少报什么，土地入股少，土地出租面积就少了，所以实报，就这三条耕地增加了20%，农民开心的不得了，所以说这就是土地确权。地确权了将来对农业大有希望，为什么？因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要贯彻推行家庭农场制，这是一个大变化。现在只有西欧、美国、加拿大有家庭农场制，中国没有，将来中国要推行家庭农场制，要提高农民的技术水平、生产水平，还要懂经营，利用规模经济的办法。第三个问题，国有资本体制改革，民营体制的转型，这本书下面很重要的谈了这个观点。首先我讲国有资本体制改革，这里边资本国有体制分两个层次，高层次的是国有资本配置体制的改革，低层次的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两个层次，先谈高层次的问题，这是我的观点，书里写了。国资委今后如果存在的话，不要管企业了，你管资源配置，国资委下面设立若干个专业的、综合的国家资本投资基金公司，他管控股，管股权的增加和减少，哪个部门是短缺的，哪个是新兴产业，我要增加投资，哪个是产能过剩的，哪个是效益不好的，撤走，这样资源配置的效率就提高了。为什么提出资源配置呢？我们知道，原来经济学中的效率是生产效率，生产效率多年以来都是一个传统的，认为是有用的，投入、产出的关系多投入就多产出，一定的投入产出增加了效益提高了，一定的产出投入减少了效率提高了，这叫生产效率。20世纪30年代以后，经济学上开始出现了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是另外一个意义，什么意义呢？假设投入是既定的，用A方式产生N效率，用B方式配置资源产生N+1效率，就重视资源配置，资源配置这就表明了他与生产效率意义不同，可能对宏观经济来说更有效。两个观念发生了变化，一个观念，过去他管融资的这些企业的职员，把城市从事组织工作的职员、把城市做宣传工作的职员，把做行政管理的职员，都看成是非生产者，所以你们不是生产者，生产效率跟你是没有关系的。实行资源配置效率以后变了，管融资的他使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通过融资兼并的方法；管人事组织工作的调动人力资源的积极性，把人力资源配置到最佳，调动每个工作者的积极性，把物质资源跟人力资源更好的结合在一起。所以再有人把他叫非生产职员，他就笑了。第二个变化，对资本市场、对产权交易市场他的投入，资本成本、产权交易成本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佳场所，所以说资本市场是赌场是不了解现代经济。国有企业两个层次，高层次的是配置体制改革，低层次的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一律按法人治理结构来管，因为你已经是股份制企业了，你已经是上市公司了，法律把你管住了，一定要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是独立的市场主体。民营企业为什么不用改革？因为民营企业如果用改革怕引起误解，怎么会引起误解呢？因为民营企业发展快，国有企业改革可以理解，民营企业改革，是将来要国有化啊？！怕引起这种误解，所以不用，而是要体制转型。体制转型首先一点，每个民营企业产权必须清晰，产权必须界定，你别看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产权也是糊里糊涂的。因为我调查了一些企业为什么现在会出问题，当初成立的时候就没有很好的界定，当时有当时的情况，当时有当时的惯例，产权模糊，所以一开始就要讲产权明确。民营企业原来可能是家长制，因为家长是个能人，他有凝聚力，家长有经验等等，但企业规模变大了。到了第二代，“富二代”出现了，企业是不是一定要实行家族制管理呢？他遇到一个问题，根据在广东、浙江的调查，第二代很多是留学回来的，他送到国外去，但是他不一定是管理人才，所以谁来接班就有问题。家族企业无非是两种选择，一个叫选贤，谁能干挑谁，不一定限制家庭成员、家族成员，可以到社会上去。第二个选亲，跟我的关系最密切的，长子，或者我最信得过的儿子等等，但这种情况下最后是不适应潮流的。所以既然民营企业也要走法人治理结构的道路，规模大以后要走这个道路，那就应该采取激励人的制度，可以从里面聘经理人，可以从外面聘经理人，经理人重在能干，能把企业搞好，民营企业有这样一些问题，所以他需要改制。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国退民进，我们的目标是双方双赢。双赢现在还没有，因为国有企业还没有改革，他的行政干预太多，他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要经过国有企业改革。民营企业要转型，民营企业不转型也谈不到经营的重大问题，这就是中国的情况。第四点，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我书上提了一个精神或者思想，初次分配是重点，跟现在一些人不同，现在一些人认为，二次分配更重要，二次分配便于移富济贫，或者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同样重要，两个并重，我的观点很明确，初次分配更重要。什么理由？举个例子听听看，书上都有，第一个例子，农民必须有产权，农民没有产权是初次分配不到位的表现。第二个，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供给方多是些农民工、多是城市的那些中下层的，到劳动力市场去寻找工作，他们单个进入市场，他们是弱势。求方是大企业、大事业单位，在劳动力市场招人。供求双方力量对比是不对称的、是不平等的，大企业力量强，工资多少由他说了算，弱势群体你没有发言权的，这种情况不改行吗？在世界经济发达国家他们怎么解决的？工会的力量，工会他维护低收入者，工资过低或者欠工资不给工会替他说话，工会是一个强势群体介入到这个中间来。但是中国到现在为止我们看看，没有工会出来替农民工讨工资的，农民工干了这么多年他也是工人，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农村户口，我管不着。弱势群体谁来帮忙说话？所以这个要改。第三个例子，农产品销售市场，出售农产品的是单个农户、牧户，他们的力量是弱的，即使我在你们家把东西收了，他还是弱势。而收购商、大超市，强势单位，或者食品加工企业，他是强势单位，他不要你就不要你了，你到哪里去卖，你自己去卖去，成本更高，所以说这种情况要改。在西方国家他是农民组成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联社，我到荷兰、丹麦都考察过，在新西兰也考察过，他的农业合作社的联社力量极其壮大，他有车队、有船队、有仓库、有冷藏库、有码头，所以他的力量大，直销国外，我不要通过你。在中国不行，中国的农民合作社刚成立，都是以村、以乡为单位的，联社现在还没有开始。联社可能是一种协会性质的，但比协会要紧密一点，主要他是一个独立法人，这样就形成了。第四个，教育制度的改革。因为教育制度关系到初次进入市场者他们的工资待遇情况。在中国，由于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或者城乡二元体制，往往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城市人均教育经费多，农村人均教育经费少，即使是义务教育，农村的义务教育现在有所改善，但以前是这样的，校舍差、师资差、设备差，学生学习质量不高，所以农村的孩子读完初中以后不想升高中，说升高中有什么用，反正考不去大学，考不去大学还不如现在就找工作，初中毕业就找工作。初中毕业找工作他能找到什么好工作？简单的、重复性的体力劳动。这种情况下在西方叫做二元劳动市场，他在低等的劳动市场干活，这种情况慢慢下来就会在中国社会上形成社会阶层固化，或者叫职业世袭制。举个例子说，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工，孙子可能还是农民工，他没有其他技术，没有受过教育，他不当农民工当什么？这就影响到收入的初次分配了，所以初次分配重要。产权问题、劳动市场上的双方力量要对等的问题、农产品销售市场的供求双方的对等问题，再加上教育改革，这就是中国的初次分配重要的问题。二次分配也重要，但在中国目前二次分配最要紧的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一体化表明什么问题呢？就表明可以像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样，西方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他们是初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补，通过二次分配缩小这个差距。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初次分配有差距，二次分配扩大了差距，因为社会保障不一样，城市职工看病公费医疗，农民工看病，能够办合作医疗的也要交一部分钱，合作医疗都没办的，要改。二次分配也是重要的，不能说二次分配、一次分配同样重要，一次分配更重要。在这个书里面有一段讲到福利刚性，社会保障扩大了社会的福利，这是多年以来西方国家社会发展趋势所在，就是他都变成福利制度，但也产生了福利刚性，因为福利这个东西可以增加，但不能减少，没有就没有了，有了就不能改，很小的问题都会闹成大问题。在我另外一本书里提到20世纪的英国经济，1967年距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20多年了，因为在二次大战的时候英国是个岛，被德国侵略者封锁了，粮食很难进去，食品供应不足，所以采取了配给制，包括首相丘吉尔跟大家一样的领一份配额。当时就感到，中学生吃不饱，中学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所以战争结束以后英国通过了一项福利措施，给在校的中学生上午上课期间提供一杯免费牛奶，这在他的整个福利政策里是很小的一项，但是已经施行了20多年。到了1967年大战结束20年后，英国的食品状况都改善了，但是这个政策还在实行，有的官员说可以取消了，结果造成了全世界的轰动，游行、请愿、抗议，干嘛取消？难道现在我们不重视青少年吗，等等等。结果迫使政府改组，有关的部长辞职，所以福利刚性是不好办的。我访问过爱尔兰，爱尔兰中国大使馆告诉我，他们有一项福利，自来水免费，爱尔兰人用自来水都不用花钱的，所以浪费不少，财政负担不了。爱尔兰现在财政很紧张，自来水本来就应该收费，但是作为福利免费，结果全国到处都在浪费自来水。这个消息一出来，游行、示威、罢工就发生了，结果就考虑了，下一届选举甚至这届选举都不能坐稳了，怎么办？但我话也说出去了，要取消也不可能，因为我刚刚公布，找个台阶下。台阶怎么下呢？找到理由了，说自来水要每家装水表，老百姓不愿意出钱，因为他拒绝消费，他不愿意装自来水表，要政府装，政府为了装水表，全国这么多户，寻找经费的来源，今年的预算已经不行了，今年的预算能不能列入这一项就等找到装水表的经费了再开始这项改革。所以福利刚性非常重要，在中国一定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不要去攀比，国外有这种福利我们为什么不能有？那个城市有我为什么不能有？各地有各地的情况，量力而行。另外，在实行福利制度的同时创业精神不能下降，任何国家都要有创业精神、创造精神，没有这个经济就停了，就变成懒汉了，这样社会还能发展下去吗。书里提到的第五个大问题，是城乡一体化目标和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因为中国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或者城乡二元体制，这个是我们改革要破除的，如果这个不破除城乡居民的权利是不平等的，就会产生户籍的歧视，差别对待，城镇化是在这个背景下实施的。所以城镇化最后是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城镇化怎么做呢？中国有中国的国情，西方发达国家当初的城镇化跟工业化是平行的，城镇化的同时就是工业化，工业化的同时就是城镇化，但是中国情况不一样，因为西方已经反映出来的城市病，城市病就是城市变成污染源，城市变成贫民窟，这样就变成了反城市化，什么意思呢？有钱人从城里迁出进入郊区，而穷人继续在城里，这样城里失业增长、自然破坏等等。中国不能这么办，中国现在的城镇化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是51%或52%，这个数字并不等于城里人、有城市户口的人有这么多人，因为其中有很多是来城市住半年以上的农民工，如果把农民户籍刨掉，中国的城镇化率可能不到40%，只有30%几。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要像西欧发达国家那样，美国的城镇化率到90%以上了，西欧在80%左右，再过10年左右我们的人口14亿多，假定有80%是城里人，你想想看这会是什么情况！现在的城市是6亿多人，再加5亿多人进城，现在的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啊？！土地够吗？淡水供应够吗？人们没法生活下去，生活质量也会大大下降，所以中国不能这样。中国的国情是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老城区就是现在历史上形成的城区，要改造，把工业污染的企业迁走，棚户区要拆迁，要把商业、服务业搞好。房子拆迁以后盖新的，成为适合人居住的居民区。新城区要规划，在城市周围建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物流园区，工业进园区，这就是新城区。新城区一个重要特点，他要有居民，没有居民是不行的。民营企业要进去，个体工商户要进去，一个城市没有民营企业、没有小微企业、没有个体工商户，就成为“鬼城”了，都一片黑了。有了民营企业进去才有人气，晚上路灯一直亮下去，两边的生意可以做到十一二点，就是这样。新社区是是中国的特色。新社区怎么来的？现在各地已有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他已经有些居民楼了，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让他进一步再发展，哪几个方面发展？园林化，光几个楼不行，第一，园林化；第二，循环经济化，绿色经济；第三，公共服务到位，建立各个公共设施；第四，城乡社会保障走向一体化；第五，从村镇管理变成社区自治，这就是方向。到那个时候就跟城镇一样了，是未来的新城镇，中国那么多人如果都挤到老城区不行，老城区加上新城区也不行，分流到新社区，就地城镇化这是可行的。很多地方都在实行这样的一种方式，因为农民在当地就融合了，这就是城镇。至于户口一元化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在中国大概分两条路走，一条路，大城市积分制，积分制怎么回事？比如上海就采取积分制。上海情况可以作为大城市的代表，现在上海一些大厂，如江南造船厂、上海电机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