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时事分析.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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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积极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增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和共同发展。 （二）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推进国有资产合理流动和重组，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积极发展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放开搞活中小企业。 （三）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相结合。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着力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提高企业整体素质，构造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高效运行的微观基础。 （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 （五）推动企业科技进步。加强企业的科研开发和技术改造，重视科技人才，促进产学研结合，形成技术创新机制，走集约型和可持续发展道路。 （六）全面加强企业管理。推行科学管理，强化基础工作，改善经营，提高效益，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七）建立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依靠各方面力量，扩大就业门路，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 （八）协调推进各项配套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权责明确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加强法制建设，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帮助企业增资减债、减轻负担。 （九）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加强企业党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企业经营管理者队伍素质，坚持和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十）推进企业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技术业务培训，全面提高职工队伍素质，培育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国有企业改革的必要性社会背景工业革命以来近代经济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我们所称的“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过程。当今西方的发达国家，在早期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由中世纪的封建经济制度逐步过渡到近现代的市场经济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不同的国家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呈现出过渡的差异，例如，由于国家介入程度的差别而有所谓的“美国式道路”和“德国式道路”的区分，但在总体上，自由企业制度和主张自由竞争、抵制国家过多干预的意识形态占主流地位，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具有“自然发育”的特点。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二战以后相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批国家，在其初期则采取了计划经济体制。其中的一些国家，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此前资本主义经济曾经获得过一定程度的发展，另一些国家如中国，整个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只是在局部地区有所发展，更大范围内则处在萌芽状态。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初期和中期，这些国家曾有过工业和经济的高度增长，但体制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最终促使这些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市场扩展需要在“自然发育”的国家，市场的扩展显示了从商品市场到资本市场的轨迹。 为生产服务的金融制度虽然也在发展，但证券市场的兴起和大规模发展则直接受到大量融资和企业间购并需求的刺激。而我们属于“转型”国家，已经基本建立了现代工业基础，建立在有些领域已达到很高的、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竞争的水平，工厂制度不仅确立，而且具有较为系统的管理制度。与“自然发育”不同的是，这些工厂不是在市场扩张的刺激下成长起来的，而主要依赖于政府的计划安排。所以，它们是“工厂”而不是“企业”。在这样一个起点上，如何实现这些工厂的市场化“转型”，“转型”中依据何种顺序和逻辑，就成为我们面对的问题。 重要成果不论理论和政策上采取了何种“说法”，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从开始实际上就是“市场导向”的。改革之初，企业对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按什么价格出售无法自主决定，国家计划“管得过多，统得过死”，被当成是企业体制上的一大弊端而需要改变，因而要求企业“面对市场组织生产”。企业首先进入的是商品市场，在商品市场中则首先进入的是消费品市场。决非偶然的是，价格改革构成了80年代经济改革的重点，首先得以放开的是大多数消费品价格，尔后通过“双轨制”的调放结合，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放开了大多数投资品价格。中国国有企业首先经受了商品市场的竞争洗礼，产生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1、明确并初步学会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 2、刺激了供给增加和买方市场的形成。 3、产品和企业的分化加快，一批有竞争力的优势企业脱颖而出。 4、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涌现出一批企业家。 改革的理由总之，商品市场的一个时期的发展，使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生了某些实质性变化，那种完全指靠国家吃饭过日子的企业已少见了（尽管不能说完全没有）。对国有企业改革来说，商品市场所带来的变化给资本市场的发展创造了不可缺少的前提。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前面述及的市场发展的顺序问题。理论上可以假设资本市场先于商品市场发展，或者二者同步推进，但资本市场上的经营者很快将会发现企业不会按照市场需求生产和销售产品，不知道那些企业能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获利，并成为优势企业，不知道企业重组中谁去兼并谁，也不知道哪些企业领导人是真正的而非冒牌的企业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市场能有什么样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 编辑本段改革矛盾在商品市场取得重要进展、解决了一些问题的同时，它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则越来越显而易见。这些问题有些是根源于传统体制的老问题，在新的形势下趋于明朗和尖锐，有些是随着商品市场发展而引出的新问题。概括地说，它们集中表现为几个重要矛盾。 矛盾一第一个矛盾是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与市场竞争对所有者作用要求提高之间的矛盾。所谓“所有者虚置”不是说没有法律上和形式上的所有者，而是指这样的“所有者”不能切实负起应有的责任。这是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老问题，但在市场竞争趋于激烈的新环境下，对所有者的要求提高了，所有者的“质量”不同，企业竞争的后果便会有大的差别。这一点经常被用来解释国有企业经营不善、持续亏损等现象。分析近年来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原因，人们甚至有理由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是否存在明确的盈利动机表示很深的怀疑。这是一方面的情况。 矛盾一扩展在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以及其他公有企业的治理结构、经营者的行为呈现出复杂状态。在企业扩权的背景下，相当多的企业，特别是从差到好的老企业，改革以来“从无到有”的“新国企”，高层经营者实际上掌握了大部分剩余控制权和部分剩余索取权。这些人已不同于改革前的企业经理人员，也不同于西方国家老一代企业家打下江山后雇佣的支薪经理，他们不同程度上具有创业者的性质，对他们掌握的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人们似乎多少持一种默认态度，认为“人家搞起来的企业，应该有一份合法权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经营者已是某种程度上的“风险承担者”。但现有的正式经济关系和法律关系并不全部承认并保护他们这种事实上的权利。与此同时，市场化过程使企业经营者损害法律上的所有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如职工）的利益，有了比计划经济时期大得多的空间，从在职消费到转移资产都可能发生。于是，合理的不承认，非法的管不住，经营者行为陷入了矛盾、扭曲的状态，确实有人完全是“吃”、“挖”公有制，也有人是“正路”不通而走“邪路”的。公有制的所有权可能落不到实处，经营者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的所有权从来都是实实在在的，如果既有制度不承认、不保护它，它就会以与既有制度相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近年来一些知名企业家“出事”，以及普遍存在的“穷庙富和尚”现象，仅仅用个人品质显然是无法解释的。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应有更切合实际的说明。无论如何，我们面临着一个能否创造出有利于企业家稳定、长期发展的制度环境的问题。 矛盾二第二个矛盾是国有资本事实上的部门、地区所有与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之间的矛盾。国有资本名义上或法律上归国家所有，大多数实际上是部门、地区所有，已是不争的事实。在非市场化的环境中，国有资本要有运营的实际可能性，“条块分割”是无法避免的选择。对“条块分割”的弊端，已有诸多分析，如人为割断生产经营内在联系、重复建设和地区封锁等。在企业规模扩大、分化加剧的新形势下，“条块所有”至少又带来了两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条条”和“块块”越来越难以对迅速扩张的优势企业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特别是直接融资的支持，同时对在竞争中失败的劣势企业越来越难以在自己的行政势力范围内予以消化。二是“条条”和“块块”在自己的行政范围内越来越难以提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称职的企业家人才。撇开其他问题不论，这意味着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原有的所有者在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上都出现了“短缺”。如果说西方国家曾存在私人、家族及合伙人资本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的话，我们的经济中目前也出现了明显的“条块所有”与生产和资本经营日益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两种情况虽然在具体国情和所有制性质上有很大差别，但所有制形式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上却有类似之处。在西方国家，矛盾一定程度上通过企业股权结构的“公开化”、“社会化”，即通过对外扩股包括企业上市加以缓解的。我们所面临的“条块所有”所带来的矛盾，也需要而且只能通过股权结构的开放和流动得到解决。 股权结构变化深层意义股权结构的这种变化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即为政企分开问题的解决提供必要条件。对此依然可以从比较的角度得到理解。西方国家的所有者职能与部分经营者职能的分离，虽然不排除股权依然封闭状态下雇佣职业经理的情况，但多数是在股权“公开化”以后出现的。“公开化”一方面使企业的股权不再等同于（一般应大于）原有所有者的股权，另一方面由于有了多个所有者，使所有者（投资者）能够相互竞争和流动，形成了资本市场，以及在资本市场上产生的便于所有者了解企业经营状况的基本信息。这些变化都使所有者和经营者职能的分离成为可能。对我们所面对的政企分开问题而言，在坚持国有制的前提下，政府作为事实上的所有者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在政府之外寻找其他国有所有者是徒劳的。但是，如果一个企业只有一个作为所有者的政府部门，而且这种隶属关系有着很长的“历史性”，要实现所有者与经营者职能分离意义上的政企分开将是很难的。积极的变化只有当引入了新的所有者，而且新老所有者具备了流动性，并且能够以某种方式提供关于企业经营状况信息时才能开始。 矛盾三第三个矛盾是国有经济战线拉得过长与随着市场竞争的扩展而出现的“市场失效”问题之间的矛盾。准确地说，在改革前和改革初期，这个矛盾不可能突出，甚至不足以成为问题，因为当国有经济一统天下时，不存在其“战线过长”的问题，当市场经济未得到大的发展时，也不可能存在“市场失效”的问题。这个矛盾一旦突出起来，一个隐含的前提就是市场经济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近来强调国有经济缩短战线、调整结构，就是以市场经济在我国的资源配置中开始发生基础性作用，特别是竞争性行业的市场竞争加剧为背景的。在这一背景下，国有经济在竞争性领域并无确定的优势可言，虽然也可以找出具有竞争力、表现优秀的国有企业，但大多数企业却陷入困境。在另一方面，仅靠市场力量管不了、管不好和不愿管的事情大量增加，矛盾逐渐突出，如何把有限的国有经济资源按照优先顺序转移到最需要从而也是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去，就成为紧迫的问题。 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的这种战略性调整所涉及的是国有经济在新体制中的“定位”问题。近年来在国有经济问题上存在着强调“产权改革”、强调经营者作用和强调建立竞争性环境等不同的观察角度，彼此有一些争论。在“产权改革”论那里，或明或暗地遵循了“公家的东西不可能象私人的东西那样受到关心和爱护”这样一条简单、朴实的逻辑，其结论的倾向性也是较为清楚的。强调经营者作用的论者则考虑到近现代企业中职业经理阶层出现且重要性上升的趋向，近来又受到人力资本理论和中国实践经验的支持。重视竞争性环境的观点则认为最重要的是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以获得评价企业业绩的充分信息。对同一问题从诸多角度开展讨论，对问题本身的理解无疑是有益的，同时也表明了问题的复杂性。对强调产权改革者来说，需要对这样一个事实提出解释，即在最崇尚私人资本、最“自由放任”的国家，如美国，也都存在着一块“国家资本”或“社会资本”。对强调经营者作用的论者来说，需要对国有企业经营者代理成本普遍高于非国有企业的现象作出解释，而且将会发现重组后的国有经济经营者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经营者。对强调竞争性环境者来说，也将会发现重组后的国有资本大部分并不处于竞争性领域。如果继续用一般的产权和企业理论来分析国有经济问题，将难以摆脱逻辑上的困境，因为其隐含的前提是把国有企业仍然当成一般意义上的企业。显然，对立足于解决“市场失效”问题、大部分将处于非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来说，或者说实行战略性重组的国有经济来说，需要一组更切合实际的理论，其中包括国家理论、外部性理论、政府管制理论等，以对问题本身提出更好的说明。 矛盾归结问题上面述及的三个矛盾相互交织，不完全处于一个层次，但仍然可以由统一的逻辑加以解释。不难理解，第三个矛盾是基本的，它需要通过国有经济的职能转换和战略重心的大幅度调整才能解决，其结果很可能是多数或大多数国有资本将会转入非竞争性领域。在理论上则要求摆脱把国有资本参与的企业看成一般企业的局限。对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处在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来说（尽管随着时间推移这部分国有资本将呈现递减趋势），第一个和第二个矛盾是无法回避而且必须解决的，其基本途径是在引入资本市场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企业产权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其核心是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形成有利于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机制。 深层特征其次，上述三个矛盾的出现和解决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或者说只有当转轨“转”的一定程度后才会发生。如果没有商品市场的发展，这些矛盾或者缺少发生的依据，或者虽然存在但不会尖锐。也就是说，商品市场在解决了一些问题以后又提出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商品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的，必须依赖于资本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这样我们对前面提出的问题就有了答案：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同样遵循了由商品市场到资本市场的顺序，这一点完全是由市场化进程的内在逻辑决定的。 国企改革解决问题从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的角度看，国企改革期待资本市场解决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第一，支持国有经济收缩战线，重点是从竞争性领域的退出。当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目标确定以后，也就是国有资本在某些领域“要不要退出”的问题确定以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退出”。我们不排除某些国有资本直接以实物形态上改变用途的方式“退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资产专用性存在，首先要解决国有资本变现即由实物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的问题，否则仍然无法实现“退出”。例如，国有资本要从一个纺织厂退出，该厂的机器设备、厂房、存货等显然不适合国有资本新用途的需要，所以首先要适当的交易者，通过拍卖、股权转让等方式将国有资本变现，而且在变现的过程中应给出合理的价格，不能发生低估国有资本的问题，这就需要有一个资本市场，通过这个市场解决国有资本退出过程中的“寻找交易者”、“定价”、“变现”、“转让”等问题。 二第二，推动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核心是大企业的成长和新分工协作体系的形成。近年来出现的产品和企业两极分化，将导致两个重要结果。一个结果是大企业的成长，特别是一批按照国际水准衡量的大企业的逐步形成。商品市场的竞争胜利，给企业“长大”在生产、技术、销售、管理、品牌诸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基础，但没有资本市场的支持，企业扩展的速度将相对缓慢，有的企业可能就停滞于既有水准。国际上知名的大企业大都有良好的金融支持系统，比如几乎都是上市公司。这一点也可解释在发达国家上市公司通常只占公司总数的很小比例（如千分之一、二），但大公司却很少不是上市公司的。另一个结果是占到企业总量多数的、在竞争中失败或至少未占到优势的企业，将与大企业之间有一个分工协作关系重新组合的过程。新的分工协作关系包括横向关联（如成为大企业生产体系中的最终产品生产者）、纵向关联（如原材料、另部件供应商，产品推销商）以及混合关联（如跨行业纳入大企业多元化的经营结构）等。现在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对中小企业持一种蔑视态度，认为这些企业，没有规模优势，因而没有竞争力和发展前途。其实，在合理的经济体系中，大中小企业有适宜的比例关系，大多数企业仍然是中小企业。至于“规模经济”问题，按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得到大量实证经验支持的观点，所有在竞争环境中能够生存下来的企业，都有其规模上的合理性。我们过去的问题主要并不在于存在大量的中小企业，而在于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缺少有效率的联系，如一个行业中大中小企业都生产最终产品。在这种状况下，出路只能是通过收购、兼并、破产、托管等方式重建大中小企业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市场不仅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是最具优势的。 三第三，有助于企业产权制度和内部治理结构中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解决。现代企业制度作为企业改革的目标已经明确，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注重组织结构的变化，追求组织形态上与国际经验的相似性，如形成股东大会、董事会、高级经理组成的企业治理结构，建立国有股本的持股机构等，而容易忽略作为其基础的资本市场的作用。然而，离开了资本市场，产权边界的确定、股东作用的发挥、对经理阶层的监督、经营业绩的评价等都根本性的解决办法。以人们谈论很多的产权问题为例，如果缺少资本市场上的“交易”，资产的价格将无从确定，产权的价值边界也不可能清晰。其次，在存在市场交易的条件下，资产将向对其评价高的主体流动，进而产生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结果。如果不出现由于流动而产生的效率改进，所谓的“产权明晰”也不会有多大意义了。尽管我们无法断言有了发育良好的资本市场，长期困扰我们的产权和企业组织结构方面的诸多难题一定能够解决（可能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但若没有资本市场的作用，这些难题肯定是无法解决的。 意义如果说十几年来产品市场的发展使国企经济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且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而对前面分析过的诸多矛盾的解决，将使我国国企体制转轨发生一个质的进步，从一定角度看，它将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基本确立。教育与社会流动的机制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这就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定型化。观察一下身边的社会生活，我们可以发现，在最近的几年中，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却显得并不明显。其实，不是社会的阶层在这几年中没有发生变化，而是它用一种看似不变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变化，这就是定型化的过程。我们在开始面对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阶层结构了。一般地说，社会阶层结构定型化的标志主要表现在三个问题上：一是阶层之间边界的出现，二是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三是阶层之间流动的减少和常规化。观察一下目前我国的社会生活，就会发现这三个趋势已经开始在不同程度地出现。当然，我们所处的仍然是一个剧烈社会变革的时期，社会结构的变动仍然在每日每时地发生，社会流动仍然是相当频繁的，特别是在未来的若干年间，城市化的过程会伴随着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社会流动，但即便如此，我们必须注意到，未来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已经出现，并开始定型化。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要讨论这些问题：社会流动的机制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微观的层面上，人们可以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手段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对社会生活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回顾一下20多年改革的历程以及与这个历程相伴随的社会流动的过程，就可以发现，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大规模社会阶层结构变动和社会流动是由体制改革引发的。农村的改革促发了农民的分化，由此有了务农的农民、经商的农民、务工的农民以及富裕的农民和贫困的农民之分；城市中多种经济成分的出现，使得工人有了国有企业工人、三资企业工人、私营企业工人之分，以及不同种类的知识分子的出现；国有企业的改革，则带来了上千万的失业下岗人员的出现；而中产阶层、企业家阶层等原来我们这个社会中没有的结构成分的出现，更是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密切联系在一起。然而，在最近的几年中，由此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动和社会流动却在明显减少，社会流动越来越变得常规化。而在常规化的社会流动中，最重要的流动机制已经与教育联系在一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未来的社会中，教育将会越来越多地取代体制改革成为我国社会流动的主要机制。说到教育与社会流动和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人们会想到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论断：教育是阶级再生产的机制。1970年，布尔迪厄出版了教育、文化和社会的再生产。他的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教育制度的看法。在过去，人们主要将教育看作是传授知识和颁发文凭的机构。但布尔迪厄在这部著作中令人信服地说明，教育机构同时也是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的方式，是现代社会中阶级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机制。因为正是通过教育机构，家庭背景的差异甚至对不同语言和生活方式熟悉程度的差异，被转化成学校考试成绩的差别。这样，教育就不断地将社会中已有的阶级结构复制出来。如果说布尔迪厄的再生产理论强调了教育对于阶级结构的维护和复制的作用，那么也有另外的许多研究表明了教育对社会流动的积极作用。其实，这种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就有充分的表现。我们都知道，在宋代之后，科举制就已经成为社会流动的一种重要机制。一个出身贫寒家庭的孩子，如果学习成绩突出，考取了某种功名，就可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而在现在主要以职业作为社会分层基础的西方社会中，教育和文凭的获得无疑也是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机制之一。上述的两种观点，表面看起来是矛盾的，但又都有诸多的实例来支撑。这实际上也许恰恰表明了教育对于社会阶层结构的双重影响，即它一方面复制或再生产着原有的结构，另一方面又为这种结构的变动和微调提供了渠道。而在具体的情境中，教育会显示出哪一方面的作用，则取决于其他的因素。也正因此，人们不断提出教育的公平问题。但问题就出在这里。教育公平常常被人们理解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似乎是有道理的。但如果将这个问题放到一个宏观的背景中去看，就会发现表面的真理实际上掩盖着真正的谬误。因为正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原则，可能会起到维护和延续一种不公平的社会结构的作用。1977年，一位叫威利斯的学者出版了学做工一书。在这本书中，他通过在英国进行细致的实地研究，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工人阶级的孩子往往只能得到工人阶级的工作？换言之，就是他们为什么不能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在学做工这本书中，他描述了工人阶级的孩子是如何主动学习工人阶级的文化、如何主动放弃向上流动的机会的。他发现，学校中不良少年和用功读书的孩子的家庭背景差异是相当明显的。前者主要来自工人阶级家庭，而后者主要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不良少年”经常学习成年工人阶级的文化习惯，如抽烟、喝酒、打工赚钱等。他们也知道好好读书将来会有比较好的生活和工作，但仍然拒绝接受这条道路。当然，作者要论述的问题比我们这里讨论的要复杂，但即便如此，我们从中还是可以理解到，教育与提供社会流动的机会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只是一个范围非常有限的公平原则。回到现实生活，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组更为“现实的”因素对“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原则起作用范围的限制。1999年底，中国青年报披露了一份关于中国公民高等教育的报告。报告对北京多所高校2000余名学生的抽样调查发现：这些学生里，28%来自北京，30%来自北京以外的城市，24%来自全国各地不出名的城镇，18%(确切数值是17.7%)来自农村。也就是说，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这个比例是否可以推断到全国，我们不得而知。但大学中来自农村的生源比重不断降低，甚至一些城市中家庭经济困难的孩子在升学上也遇到困难，更重要的是，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在初级教育阶段就开始接受质量差异很大的教育，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这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的公平问题，而是在一个逐步进入结构定型化的社会中，如何提供有效的社会流动机制以确保正常的社会流动得以进行，从而保证社会的活力与公平。社会关系资本对就业的影响摘要：在劳动力市场制度尚未正式建立的阶段，社会资本对于个人的职业获得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改革后的社会转型时期还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如何认识社会资本在就业中的作用，对于我们当今走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关键词：社会资本；就业机会；大学生 1引言 随着就业形势日益严峻，教育的投资回报风险加大，大学生就业问题和社会因素交织，已经演化成了社会问题。近年来，也有学者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但研究多是侧重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而笔者参考格兰诺维特的网络理论，尝试分析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机会的影响趋势。 2就业途径现状和网络理论 在笔者调查100名找到工作的大学生中，找到工作的途径前三名分别是招聘会、学校发布的就业信息和通过父母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的介绍。通过招聘会占样本的49，通过父母亲戚等社会关系介绍的为13，排在第三位。 美国社会学家马克S格兰诺维特认为社会关系是指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问由于交流和接触而实际存在的一种纽带关系。按照互动频率次数的多少，感情力量的深浅，亲密程度以及互惠交换的多少将社会关系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强关系存在于群体的内部，用于维系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而弱关系存在于不同群体、组织之间，为不同的群体和组织建立纽带关系。 3弱关系在就业中起重要作用，招聘会依然是就业的主要途径 社会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理性化。在理性化程度越高的社会，也就意味着公平性、公正性越强，弱关系的对外开放性和流动性特征使得弱关系在现代型社会里更加适用，有更好的发挥空间。在这一问题中“学校发布的就业信息”、“网络”、“招聘会”、“媒体”都是属于弱关系的范畴，占到了找到工作的被调查者的59，由此可见，随着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弱关系在大学生择业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了。 4强关系在就业中虽然弱化，但依然发挥较大作用 虽然中国已经完成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但是依然保持有传统社会的特征。并且具有中国的特色。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强关系。正如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描述的那样，传统的中国社会关系是在血缘关系与地缘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它以家庭为中心逐渐向外推移，体现了关系的亲疏远近，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不同的人际关系。沙莲香认为差序格局”这个概念说明中国人际关系的特点，差序格局是由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是以己为中心大圈套小圈的关系圈。差序格局对社会的影响转化成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关系”、“人情”、“后门”、“面子”等。被调查者中有没找到工作50名学生中，在问及认为没找到工作的原因，“缺乏社会关系网络”排在了第二位。可见在被调查的主观观念上，强关系在就业上发挥着较大的作用。 大学生在未走向社会之前，社会关系网络是比较窄的，一般局限于同学这一同龄群体和父母亲戚这两太部分，而同龄群体与其的社会关系资源是相同的，于是父母亲戚为代表的强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大学生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关系是基于信任与义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信任度。通过父母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找到工作依然是重要的就业途径。5强关系在提供工作的质上优于弱关系 格兰诺维特在马萨诸塞州的牛顿镇访谈了282名技术专家和管理人员，访谈得到的数据表明，那些使用人际关系渠道的人似乎可以找到更满意更好的工作。格兰诺维特在分析这些经验数据的同时，对以往的求职研究作了回顾，由此提出了信息流动的理论。“弱联系的力量”假设指的是：弱联系往往能够在个体与那些具有他们自身群体内无法得到的信息群体之间架起连接的桥梁。而且这些信息对个体们来说是有用的。然而，格兰诺维特从来没有暗示，与强联系相比，弱联系的接触会导致在求职中找到更好的工作。联系强度对接触的社会资源的影响或许有赖于初始地位。一些研究已经指出了联系强度的“天花板效应”在等级较高的层次上面或附近。强联系往往能够导致成功的地位获得。同样，由于没有强度的联系不能提供交换的动机，所以最弱的联系显然也是毫无用处的。 另一方面，最强的联系虽然接触的资源范围有限，但却是有用的。它们代表着承诺、信任及义务，由此也代表着帮助的动机。通过这些强联系去寻找其他联系的意愿和努力，在制度不确定或有限制的情况下起着重要作用。在被调查的样本中，通过父母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这一途径找到工作的对其工作的满意度达到了81，相对于其他弱关系的满意度是比较高的，工作单位的性质是属于国家地方党政机关、科研机构、事业单位、高等院校、大型国企、大型民营企业的占70。而通过招聘会所就业的工作单位性质上述类型的只有57。也就是说，在学历可比的情况下，社会出身低微的大学生就业状况不如家庭出身殷实的大学生。因为强关系是基于义务与信任建立起来的，所以强关系之间的交换是长期存在的，长期的合作性使得有能力的人会尽力提供最大最优的帮助，以期下次自己也能获得最大的帮助。由此可见，通过强关系所提供的工作在主观客观上优于通过弱关系所获得的工作。 6结论 由本次对安徽大学2009年应届毕业生的调查看出，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机会大小的影响在总体的量和范围上有所降低，但在质和深度上却有所提高。社会资本是一把双刃剑，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应该提倡的社会资本的弱关系，避免强关系的负作用。社会资本对就业的影响摘要：社会资本理论是从新经济社会学中演化出来的理论概念，该理论强调人的资源运用主体作用。社会资本主要包括社会规范，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等方面，它对一个人的就业有着深远影响。当前大学生就业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就业难。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自身的知识，素质，能力外，社会资本也起着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人情社会”下，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更是有着深刻地影响。关键词：社会资本；大学生；就业；人情社会 中图分类号：G47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7A-0205-01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初是由经济学的“资本”概念演变而来的。这一概念最早是作为经济学术语出现的，而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它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大，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都从不同角度研究社会资本问题。社会资本理论主要有微观与宏观两个研究视角，包括微观领域的社会资本理论和宏观领域的社会资本理论。 2本文主要是研究微观视角下的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的关系。一、社会资本概念界定社会资本理论是在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前社会资本的概念几乎不为人们所重视，它本身理论也没有独立完整的表述，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社会资本的概念最初是由法国学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布迪厄于1980年在一本叫作社会科学研究的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并把它界定为“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 布迪厄的概念是工具性的。他关注的是个人通过参与团体活动不断增加的收益以及为了创造这种资源而对社会能力的精心建构。二、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的关系当前大学生就业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就业难是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大学生实现就业的渠道主要包括市场渠道和社会资本两种途径。市场渠道指的是通过劳动力市场或媒体广告获得就业的方式。但由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信息不可能是完全对称的，在很多情况下，只有借助于某些“非市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