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银行体系稳健性基础：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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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Gillian Garcia and Matthew I. Saal, (1996). ；IMF货币与汇率事务部1998年发布的内部指导备忘录中将制度与监管框架的评估作为IMF与各国政府探讨国际金融监管问题四大领域之一，提出要重点关注金融体系的结构、信息披露、会计和法律制度、激励机制、安全网建设、金融监管与金融自由化进程等问题。 Evans, Owen, Alfredo M. Leone, Mahinder Gill, and Paul Hilbers (2000)。Basel Committee(2003)则将银行内部约束、市场约束和监管约束并列为维护银行业稳健性的三大支柱。以经济学为基础的制度或结构分析方法提供整体概念，侧重讨论决定金融机构行为方式的激励机制与金融体系脆弱性的结构因素，具有前瞻性，适用于中长期脆弱性评估和对策分析。并且对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本文在以下几个部分将运用已有新制度经济学原理，并结合中国实际，探讨产权制度、市场约束机制和监管威慑机制在增进银行体系稳健性方面的相互依存性和基础性作用。 二、产权制度与银行体系健全性的关系1、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制度是健全金融体系存在的前提条件。金融市场以及整个金融体系是以产权的界定和分散化为前提的。因为在产权得到明晰和有效保护的情况下，收入或财产分配的非均衡化使收支不平衡成为一种常态，从而出现资金盈余部门和赤字部门并存的局面，财产持有人为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就会将暂时闲置的、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财产作为资本用来借贷或交易。就借贷形式的交易而言，资金的借贷并没有发生所有权的转移，只是资本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发生了分离，而且，资本使用权的让渡是以资本借入者承诺到期在资本价值上加一部分利润偿还给贷出者为条件的，也即以信用为基础的。由于储蓄与投资职能的分离以及不同经济主体间独立经济利益的存在，在储蓄向投资转化从而资本形成过程中，产权的明晰界定和有效保护是健全金融体系的基础性前提。如果各经济单位之间的产权是同一的，那么就不存在可交易性，如果经济主体间的产权不能明确的界定和得到有效保护，就无法形成真正的市场交易，从而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健全的金融体系。从中国的国情来看，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将农业的剩余价值转移到工业企业，又通过低物价低工资政策使工人仅支配其生活必需的最低工资，从而使属于居民的储蓄部分直接地表现为国有企业利润，再通过利润100%的上缴，转变为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或社会积累。而储蓄向投资的转换则通过政府向国有企业的财政拨款实现。就国家财政与国有企业而言，产权是同一的，金融交易是不必要的，金融体系也没有存在的意义。相对工人和农民而言，他们创造的剩余产品及其产权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也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予以保护，因此在国家政府、国有企业和工人农民之间也不存在平等的产权交易关系或金融交易关系。再从改革开放以来银行体系所发挥的功能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行拨改贷以后，政府、企业、银行和居民四者的关系发生很大的变化。首先，出现了收入和财富从政府向居民转移的过程，居民储蓄和财富不断增加，而政府财政收入比重大幅度下降，并持续出现财政赤字。随着90年代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迅速发展以及生产过剩的出现，国有企业出现亏损，并且亏损面持续扩大。国家财政和国有企业之间出现一种恶性循环的关系，企业亏损导致政府税收收入下降，政府收入减少导致财政拨款和补贴的大幅度削减。通过实行拨改贷和高利率政策，政府让国有银行大量吸收居民储蓄，再以贷款的方式注入国有企业，以满足后者对投资、流动性和发放工资所需资金和财政补贴的需要。在居民的财产权是清晰而得到保护的前提下，银行与存款人之间的债务债权关系是一种市场交易关系，而银行与企业同属国家所有，其债权债务关系实质上并非真正的市场交易关系，银行存贷款客户间此种产权上的不对称关系实为国有商业银行低效率高风险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银行的国有制或国家对银行业的垄断经营，导致银行经营的软预算约束和政府公开担保的存在。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中央财政实为三位一体的经济体。由于最终所有者缺位，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都存在较为严重的治理结构问题；当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内部人凭借其控制权而牟取私利时，我们就面对国有资产不断流失的过程，这是一个利润与资产私有化，而亏损与负债国有化（风险向国家集中）和社会化（经济金融黑洞最终需要公众上缴的税收来填补，不管此种税收是正常的还是非正常的通货膨胀税）。的过程。从治理结构来看，无论是债权人银行，还是债务人企业，没有人对银行资产的安全性和收益性负责，这种状况正使中国陷入慢性金融危机。 前证监会副主席、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2004年7月在清华大学主办的金融学国际学术会议上作主题发言时给出慢性金融危机的提法。Boyd 和 Prescott(1986)指出金融中介机构最重要的职责在于筛选投资项目。金融中介机构的存在导致了更好的投资项目筛选，促进了更高经济增长率的实现。商业银行正是通过效益导向的贷款筛选，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经济增长的。但是，与成熟市场经济的商业银行相比，中国国有银行的委托代理链特别长，最终委托人缺位与直接委托人政府的目标多元化特点，以及政府对对银行贷款筛选的行政干预，引起了信贷及其所支配的稀缺资源的权力导向的而非效率导向的配置。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以及行政权力向银行信贷资源配置机制的浸透，是中国商业银行低效率和高风险的重要根源。过低的利率水平使大量低收益的投资项目与高收益投资项目一起竞争银行的信贷。而政府政绩工程的融资指令、领导人打招呼、批条子、行长的个人意志、借款人与贷款决策人间权钱交易等因素对银行信贷审批筛选程序的渗透和干扰，导致银行信贷投入大批低效率或重复建设的项目。1995年以来，投资效率或整个经济效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与银行体系的项目筛选机制未能有效发挥作用有关。而且在此时期，银行不良贷款的大规模积累也反映了资金及其所支配的社会生产资源配置的低效率。2、产权制度的基本功能在于提供重复博弈规则和信用基础Kreps（1990）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以考察重复博弈对交易参与者的信用行为有何影响。研究表明，当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合作比不合作好的场合，如果交易只发生一次，代理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是选择失信。但是由于其机会主义行为和委托人的不信任，合作不会发生。如果交易是持续的，双方有机会重复博弈，合作仍可实现。因为代理人选择失信， 得到的是一次性利益，选择守信则可得到长远利益。守信就是代理人的最优选择，“委托人信任代理人，代理人守信”就是一个纳什均衡。这是重复博弈促使人们守信的机制，其核心在于，当事人为了合作的长远利益，愿意抵挡失信带来的一次性眼前好处的诱惑。所谓守信不过是在重复博弈过程中，当事人谋求长期利益最大化的手段。产权制度正是实现重复博弈的一个重要条件。“产权制度的基本功能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 张维迎（2001）。产权制度可以说是信用的基础。它包括界定、实施和保护产权的一系列规则。明晰的产权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四层含义：一是所有权明确，即财产的归属关系清楚。二是自由转让权的清晰。如果财产所有者不得自由转让其财产，财产的价值将会被降低或遭到滥用。三是不受干预的收益享受权。对财产所有者和使用者真正有意义的是收益享受权。这种收益享受权必须是被清楚界定，并且是不受干预的，这一点至关重要。“当合约一方的收入索取权被全部或部分的剥夺时，除非该权利被完全授予另一人，否则转移的收入将趋于消散。” 张五常（2000）。 四是产权实现过程中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权、责、利是界定清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明晰化和对称性可优化激励与约束机制，使行为人在行使产权时具有稳定的收益预期，从而全面权衡收益与成本的关系，以效用最大化原则来支配和处分产权。明晰的产权制度是人们追求长远利益的动力，只有追求长远利益的人才会讲求信用。当前中国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和问题是资金融通对银行体系的依赖性越来越大。究其原因，在于产权不明晰背景下市场信用基础的缺失。在明确界定和保护私有产权的相关制度尚未健全背景下，如果代理人屡屡失信，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不断受到侵害，整个金融体系将因缺乏后者的信任而陷入瘫痪。中国证券市场融资功能近乎瘫痪，发展陷入困境，原因就在于此。相比较，商业银行作为负债方在积累巨额不良资产的背景下仍能够运转下去，很大程度上在于有自上而下的国家信用的支撑。但是，作为债权人，商业银行面对的却是大量失信的借款人。因此，在没有明晰的产权制度和市场信用基础的条件下，我们很难想像这样的银行体系具有健全性和可持续性。目前中国银行体系的总分行制度也有重大缺陷：总行是独立法人，分支机构不是独立法人，分支机构管理层及其员工可从其盈利中获得奖励，但是分支机构亏损将全部由总行承担，最后由国家财政负担。因此，在长期的制度性信用风险居高不下的背景下，总分行制度实际上已成为将全国范围内的法人和自然人的经营风险和道德风险转嫁给国家的一种风险集中转移机制。3、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目标和局限性 笔者已从银行存贷款客户产权关系不对称、政府公开担保背景下的风险向国家集中转移、政府行政权力对银行贷款项目筛选过程的干预、缺乏重复博弈规则导致市场信用基础缺失四个方面讨论了我国产权制度安排上的缺陷导致银行体系脆弱性的机制。可见产权制度的改革对于中国银行体系的稳健性而言是必需的。我们以此可以给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理想目标：通过改变最终委托人身份，克服国有银行最终委托人虚设、委托代理链过长、政府目标取代银行经营目标等缺陷，并且通过减少或消除政府对银行的直接所有权，为建立银行退出机制创造条件，以形成银行经营的预算硬约束制度。我们可对当前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现实目标作出如下归纳：通过存量股份转让引进战略投资者，与跨国大银行展开合作，以引进后者先进管理经验和产品创新技术，并借助战略投资者的力量完善银行治理结构和内部约束机制；通过增量股份的发行，增加资本金注入，解决国有商业银行资本不足的问题，以提高其抗风险能力。显然，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现实目标与创建银行体系稳健性基础的理想目标相去甚远。可见，股份制改革对于解决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和系统性风险问题并非是有针对性的、很有效的举措。相反，笔者以为，单兵突进的股份制改革很可能会加深中国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首先，目前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无法解决国家控股和股权分置的问题。在国家控股前提下，政府的公开和隐性担保无法退出，股份制改制后的国有银行也不适用于未来推出的银行破产制度。其结果，不仅银行的软预算约束问题、贷款投向的政府行政干预和权力渗透问题无法从根本是各到解决，而且国有商业银行垄断问题会更为严重。另外由于持股比例的限制，作为战略投资者参股的外资商业银行也存在监督激励不足问题，特别是在可以轻松分享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利润和高利差政策补贴时，他们也会目标短期化而没有监督和开展战略合作的诚意和积极性。其次，不存在国家控股或参股的典型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存在较严重的道德风险。附表1给出十大股份制商业银行2001-2003年的信贷增长速度和利息收入增长速度。其中信贷增长速度最高的是民生银行，三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75.79%，最低的是交通银行，三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十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三年平均增长速度的算术平均数是46%。其中民生银行是完全由民营企业参股的上市公司，交通银行当时仍是国家财政部占50%以上股份，多家国有大企业参股的非上市股份制银行。如果统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这三年增长速度的话，我们也能发现股份制银行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国有银行。由于可得出一个初步结论，信贷增长速度已呈现出与国家持股比例负相关的关系。股份制商业银行信贷高速度扩张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四种：1、业务发展的内在要求。商业银行的经营具有规模经济效益方面的要求。而且，信贷客户的规模很大程度也是银行开拓中间业务的重要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近几年中国工商银行中间业务收入比例大大超过了曾经最负盛名的招商银行。因此，信贷的增长速度也与银行现有规模负相关。2、高利差政策的投机驱动。中国加入WTO前后，政府考虑到银行业对外开放后外资银行带来的竞争压力，大幅度提高了存贷款利差，以帮助中资银行冲销不良资产。存贷利差的扩大实质上是对存款人和借款人征税，给商业银行的补贴。政府的政策取向在于通过银行高利差收入尽快冲销国有商业银行的坏帐，以增强其与外资银行的竞争力。但是，由于高利差政策适用整个银行业，股份制银行即使没有坏帐也可同样享受这个补贴，而且补贴的数额与其发放的信贷成正比。商业银行经营者认识到随着利率市场化和银行业开放，高利差政策不可能长期维持。快速扩张信贷规模是实现利差补贴最大化的唯一选择。3、大股东与管理层达成短期利润最大化默契。在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性、经济不确定较强的背景下，股份制银行的大股东通常有急功近利的目标短期化特征，期望通过获取短期高额回报尽快收回资本金。在业绩奖励等激励机制的安排下管理层与大股东具有一致的利益驱动。特别在银行破产制度即将推出之际，在大而不倒定律的支配下，银行有迅速扩大规模以便最终将坏帐转移给国家承担的机会主义倾向。扩大规模、隐藏坏帐和获取利润的一箭三雕之做法就是迅速扩大中长期贷款规模。4、股份制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存在掠夺性开发的倾向。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内部机制安排上的一个缺陷在于激励有余，约束不足。股份制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管理层都有追求短期绩效的巨大动力。绩效指标有存贷款规模、利润、不良资产比例控制等。通过提供中长期贷款、给偿付能力不足的借款人贷新款还旧债是同时提升这些短期考核指标的主要手法。当可放款客户资源几乎耗尽而坏帐风险即将暴露时，分支行行长等中层管理者就会选择跳槽以逃避责任。当前银行监管部门运用不良贷款比例作为信贷风险主要指标，有三个缺陷：银行通过贷新款还旧债可以隐瞒实际存在的不良资产规模；通过扩大新贷款规模即可迅速降低不良贷款比例；只反映过去状况不反映当前实际风险状况，为追求短期利润的投机行为提供了便利。在国家隐性担保和银行内部激励有余，约束不足情况下，股份制银行存在追求高利润并将高风险转移给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事实上，贷款增长速度是国际银行界最重要的前瞻性风险指标，按这个指标估计，中国银行体系未来3-5年的信贷风险将是十分巨大的。没有有效的外部约束机制，股份制商业银行几乎不可能形成有效的内部约束机制。袁宜（2005）的研究表明，出资者对管理层的内部约束机制作用甚微：浮动绩效奖励和股票期权奖励对金融机构自律通常有负激励效应；与金融机构巨大的资本金规模相比，管理层持股比例很低, 其与股东的利益一致性很弱。Akerlof & Romer(1993)揭示了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大股东在外部约束弱化条件下通过破产掠夺社会的动机及行为方式。由此可见，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是不彻底的，而且仅有股份制改革也是不够的。 三、市场约束机制与银行体系稳健性的关系1、外部约束机制的缺失与商业银行双重道德风险袁宜（2005）融合金融机构自律选择的市场声誉机制和监管威慑机制，考虑两权分离产生的影响，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框架下建立起双线的博弈传导模型，探讨了各种外部因素对金融机构自律选择的影响，给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机会主义和自律是金融机构以盈利为动机的相机决择：自律产生良好的声誉，在市场声誉机制的作用下，金融机构可获得长期收益。相反，机会主义行为则导致短期收益。因此当长期收益的贴现值大于机会主义短期收益时: 金融机构选择自律；反之，则选择投机。决定投机与自律相机决择的因素有：1、金融机构具有控制权的决策层或管理层的时间贴现率。后者取决于产权制度安排、当事人的年龄与受教育程度。通常产权越明晰，当事人的年龄不高、受教育程度和综合素质越高，其对长期收益的评价越高。2、市场声誉机制。其作用方式是通过债权人的信任、客户的忠诚度、高信用等级降低融资成本等方式增进自律机构的长期收益，并给机会主义者以相应的惩罚。其形成条件在于相对宽松的市场准入，以形成业务竞争压力；资本市场甄别机制的风险定价以及健全的市场退出机制，以形成金融机构风险控制的外部压力。其发挥作用的条件在于市场的透明度及市场的敏感性。3、监管的威慑机制。主要涉及监管的有效性（能否有效发现违规违法行为）、惩戒对象、惩戒力度等问题。Akerlof & Romer(1993)研究了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在有限责任公司制度条件下，所有者通过破产掠夺社会的行为方式及其作用条件。他们认为，破产掠夺行为动机产生的条件是股东获取的收益大于公司的真实价值。或资产收益大于资本金比例。破产掠夺行为发生的制度条件是：糟糕的会计制度；松懈的监管；对违法违规行为惩罚不力；政府提供担保，软预算约束；净资产占总资产很小比率。在以上条件下，所有者的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会被当前榨取价值最大化目标所代替，导致企业严重的资不抵债。具体方式有：1）虚增净资产，不提坏帐准备金，做假帐等；2）控制收益：以低的短期利率筹资，投资于高利率长期债券；3）与借款人合谋，对净值为负的项目提供高利率贷款，用本金偿付当前利息；4）固定汇率背景下误导性的会计核算。例如智利和泰国银行都曾以低利率借入美元外债并以高利率发放本币贷款获得短期暴利，当本币大幅贬值时银行陷入破产，并引发金融危机。 从中国银行体系的制度环境看，Akerlof & Romer(1993)所讲的产生破产掠夺行为的制度条件我国都存在。中国银行体系面临着双重道德风险。一种是在国家公开和隐性担保条件下商业银行追求短期暴利而将中长期风险转移给国家的道德风险。另一种是股份有限责任制和外部约束机制不健全条件下的破产掠夺行为的道德风险。事实上，破产掠夺行为已在中国现有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中不断上演。没有市场声誉机制和监管威慑机制方面的制度建设的推进，股份制改革的效果更可能是负面的，即进一步放大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因为股份制带来的激励很可能是一种负激励，隐藏风险，而不是控制风险；追逐短期利润，而不是提高长期盈利能力。此处我们重点讨论市场声誉机制，而将监管威慑机制的讨论放在第四部分。 2、市场声誉机制的构建内控机制的有效性以外部约束机制的有效性为前提条件。外部约束机制中市场声誉机制具有基础性作用。但是在我国，市场声誉机制建设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就市场声誉机制的形成条件看，中国银行业的市场准入正在放宽，银行业竞争也在加深。目前主要的问题在于市场退出机制和和风险定价机制很不健全。因此。需要尽快引入有限存款保险制度安排下的银行破产机制，以此切断风险向国家转移的通道，并形成商业银行的预算硬约束。借鉴国际经验，有限存款保险制度应有两个重要的制度设计，一是差别费率，即保险费率应与商业银行的风险水平正相关；二是有限保险，原则上存款保险可以仅对自然人提供，而不对机构或法人提供；另外，最高赔偿金额可根据中国存款帐户存款规模的统计分布状况具体决定，对大都数存款人体现其保险的有限性即可。在中国，有限存款保险安排下破产制度实施的主要障碍在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特殊地位。从目前情况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不可能破产的，那么破产制度推出将导致存款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集中，这将强化其垄断地位，违背了市场化改革的宗旨。但是我们又不能因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地位特殊而不引入银行破产制度，因为没有商业银行的预算硬约束就没有中国银行体系的稳健性。因此，相应的对策选择可以是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分拆。也即将四大银行部分现有分支机构直接卖给民间资本，成为单一银行制度的私营社区银行和县域银行。同时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通过收购或投资的方式进入基金管理、信托、保险和证券等金融领域成为全能型金融控股公司，其子公司全部是独立法人，有问题就可破产退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分拆和全能型发展的方案有二个优点：第一，突破了国有银行不能破产的制度限制，使中国银行体系的退出机制得以建成；第二，这种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相结合的方法在建成一批中小银行以满足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要求的同时，又不至于导致银行数量过多与过度竞争的系统性风险。而且新的社区及县域银行可以与原国有银行形成代理行关系。大银行与小银行定位不同，其合作空间非常巨大，这对促进地区发展差距的缩小和就业扩大有重要意义。在银行存在破产可能性，而机构存款人又不能得到存款保险制度保护的情况下，机构存款人将从安全性或风险控制方面对银行进行甄别、筛选和监督，这种有效的市场声誉机制将迫使银行将风险控制放在银行经营的首要地位。另外在健全资本市场甄别机制及其风险定价能力方面，可考虑引入次级债券市场。近年来，美联储（1999，2000）及其研究人员Covitz,Hancock & Kwast(2004)对此进行了大量的专门研究，讨论次级债券作为加强市场约束工具的可行性、适宜性和实际效果等问题。实证分析表明，次级债券发行市场的风险溢价取决于投资者对银行破产概率和破产导致债权人损失的预期。当存款保险与监管制度的改革有利于削弱大而不倒定律时，初级债券风险溢价对特定银行的风险敏感性增强，但其敏感性与监管部门不作为状况的改进和监管有效性提高负相关，因为监管有效性的提高将会降低银行破产概率。可见资本市场的风险甄别和定价机制发挥作用是以银行破产制度的有效实施为前提的。这又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对引入银行破产制度有其内在的必然要求。 市场声誉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另一重要条件是健全的会计审计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反映企业和金融机构真实经营状况的财务报表和相关信息的充分和及时的披露，即市场的透明度，既是作为债权人的银行筛选企业投资项目并进行风险定价的前提条件，又是存款市场和次级债券市场对银行进行甄别、筛选和风险定价的前提条件。因此也是市场有效配置社会稀缺资源的基础条件。企业财务报表的虚假和渗水是中国银行体系系统性风险积累的重要原因之一，需要政府高度关注，并通过有效的立法和司法制度来解决。同样，要让市场声誉机制成为金融机构有效的外部约束机制，也需要我们制定相关法律，强化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准确性要求，明确信息披露违规的法律责任；完善监管查处信息的公示制度；并建立对金融机构信用或声誉的第三方评级机制。另外，随着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和市场化发展，金融机构经营管理者的市场筛选机制急需形成，与此相适应，现有的人事挡案制度需要向市场化的个人声誉信息收集和传播机制过渡，形成金融管理层的市场声誉机制，并发挥其积极作用。 四、监管威慑机制与银行体系的稳健性关系1、监管威慑机制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的路径Goodhart(1998) 指出，金融机构管理人员的个人利益以及报酬结构对其冒险倾向产生影响。金融机构中管理人员不遵守既定的风险监控规程，主要原因在于循规蹈矩不符合其现实利益。尤其是当金融机构的报酬结构使得冒险更有利于其个人私利时，他就会对现有的规程置若罔闻。 Goodhart(1998), p.49. 金融领域的自我约束不是一种最具有可持续性的结构，监管具有强化自律动机的作用，监管者应该通过设计激励相容机制来引导金融机构的行为，并需要切实对金融机构中导致风险控制失败的内部管理层进行适当的制裁。美国货币总署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银行董事会不能很好地履行监督和控制职能是银行出问题的重要原因；美国GAO组织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1990-1991年间，286家倒闭银行中有90%均由董事会消极治理或玩忽职守导致。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经济研究部（2003）。 这些调查研究说明，即使作为股东代表的董事会，仍然需要外部给予激励约束才会勤勉尽责。陈学彬（2003）建立了金融市场中参与者与监管者之间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和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分别讨论了我国金融市场规范发展中违规获利的诱惑力与规则的强制力之间的博弈均衡、学习机制与示范效应的影响，提出规范的市场发展必须对违规者给以严厉的惩处，加大规则的强制力。 袁宜（2005）对监管威慑机制与金融机构自律和市场声誉机制的关系作了探讨。指出监管威慑机制具有扩大金融机构自律空间、提升市场声誉机制作用，并补充市场声誉机制不足的作用。 由此可见，监管威慑机制对银行体系稳健性发挥作用的主要路径在于：第一，通过提高金融机构违规违法的预期成本，影响金融机构在自律与机会主义行为之间的选择，通过减少金融机构机会主义动机和行为，增加银行体系稳健性。第二，通过监管查处信息的公示制度，提高市场对银行违规违法行为的敏感性，促进市场声誉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第三，对市场声誉机制具有重要的替代和补充作用。在市场声誉机制不健全场合，外部约束机制主要依赖监管威慑机制，银行内部约束机制的有效性也主要取决于监管威慑机制。 2、监管如何具有威慑性 监管的威慑性取决于监管给违规金融机构和当事人带来的成本是否足够高。后者取决于违规行为被察觉查处的概率和处罚的力度。 就提高违规行为查处的概率而言，首先需要通过监管制度变革解决监管不作为和监管腐败问题。监管不作为是各国监管部门的通病。解决监管不作为问题需要引入“即时惩治行动（prompt corrective actions, PCA）”反应机制，将查处过程程序化，并提高其透明度。 关于监管腐败问题，谢平和陆磊（2003）的问卷调查表明，中国金融监管腐败问题是严重的。监管当局的受贿行为分为两类，一是通过设租进行的贪赃而不枉法的行为，即行政审批受贿行为，二是通过受贿进行的贪赃枉法行为，即以保护违规机构换取个人好处。监管腐败程度与监管权力介入市场的直接程度相关。减少行政审批等直接管制、稽查、高新养廉和严格查处都是可取的举措。其次，需要借鉴国际监管经验、充足专业人才队伍、完善信息披露和外部审计等制度，同时增加不定期检查频率，改进稽查手段，提高违规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 监管的威慑性还取决于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治力度。惩治力度提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第一，针对不同违规行为被察觉的概率，制定处罚的标准，通常是查处概率越小的违规行为，其受处罚力度越高。第二，增强监管和司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避免其他因素对监管和惩治执行过程的干扰，以形成有效的监管威慑。第三，将权责对称性作为安排金融监管重心应遵循的原则，以根据金融机构实际控制权在股东、管理层之间的分配，确定违规责任的分担，并将处罚重心从违规的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