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学说：法家之东方“别派”与另类的“汉承秦制”.pdf

年 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卷 第 期 ().周秦汉唐研究黄老学说:法家之东方“别派”与另类的“汉承秦制”李 禹 阶(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 重庆)摘 要:战国后期形成的黄老学说系法家在东方齐地的一门“别派”由于东方齐地特殊的政治文化使它与三晋法家和西秦商、韩法家理论都有着重要区别但是它们的基本共同点则是为建构大一统君主集权政治服务主张以“法”治国以“术”“势”驭臣 黄老学说在汉初通过“萧规曹随”走上帝制时代另类的“汉承秦制”之路从而使汉初的“汉承秦制”具有更复杂的特点 在文景时期由于皇权与外戚、宗室、军功大臣之间博奕的张力促使黄老之学与儒家学派成为维护各派政治利益的理论武器导致西汉前期政治制度的建构、变革异常错综复杂关键词:黄老学说 齐地法家“汉承秦制”汉代儒老之争 黄帝四经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秦汉时期的国家建构、民族认同与社会整合研究”()作者简介:李禹阶男浙江绍兴人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秦代建立了大一统的君主专制集权体制但是奠定两千多年中国帝制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却是汉制 一些学者曾对之有过论述例如熊十力认为:“汉以后二千余年之局实自汉人开之 凡论社会、政治与文化及学术者皆不可不着重汉代也”何怀宏则认为“传统中国的两千年间非秦制也而是皆为汉制而且是经过了周文洗礼和落实的汉制”秦汉之际汉代国家在继承、改造秦旧制基础上进行了大范围的制度创新由此形成了内法外儒的“汉家制度”在这种制度创新中出现了各种思想、学派的争论与实践但是总的来看是两条道路、两种制度的交叉融合即“汉承秦制”与“汉家法周”它重构了汉代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机制、意识形态并奠定了两千多年间中国帝制时代的制度基础而黄老学说就在西汉前期的“汉承秦制”与“汉家法周”中起着重要作用我国学者在探讨黄老之学时有多种认知尤其自黄帝四经发现后学界对于黄老学说与法家的关系有了较多新研究诸多学者主张黄老学说实际上是一种“道法”学说 笔者虽同意这种观点 第 卷 李禹阶:黄老学说:法家之东方“别派”与另类的“汉承秦制”但却认为战国时代形成的黄老学说不仅崇尚“道法”而且从本质上看“道”仅是为论证“法”“刑”合理性的理论基础“法”“刑”之治才是其核心内容从根本上说系法家的一门“别派”进一步言之黄老学说并不完全等同于西秦商鞅等法家人物思想而是受到三晋法家影响的东方“别派”这门法家东方“别派”尽管在理论上与西秦法家有着重要区别但两者却具有最基本的共同点即都是为建立君主大一统集权政治服务都主张以“法”治国 更重要的是黄老学说在“汉制”建构过程中并没有在法、儒之外另拓第三条道路而是走上另类的“汉承秦制”之路从而导致西汉前期政治制度的建构异常错综复杂一、黄老学说:战国东方齐地的“刑名”之学黄老学派在战国时期假托黄帝、老子之言并以其为指导思想尊崇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学说创始人其代表作有黄帝四经老子 黄老学派中的“黄”主要是指称黄帝的“刑名”之说“老”则是指道家经典老子 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极具价值的古代帛书 而在这批出土帛书老子甲本卷后、乙本卷前附有 篇古佚书 经法十大经称道原 唐兰经过考证认定这 篇古佚书即为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黄帝四经四篇”是佚失已久的黄老道家的重要经典关于黄帝四经的成书年代根据史记记载:“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 著书二篇号曰申子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 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史记 又载:“慎到赵人 田骈、接子齐人 环渊楚人 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司马迁认为黄老之学应晚于老子可能与庄子同时而早于慎到、申不害、田骈、韩非等人 唐兰据此考定认为:“(四篇帛书)至晚总是在公元前四世纪的初期就已出了其上限不能超过杨朱时代其下限不能延伸到申不害时代应该是战国前期之末到中期之初即公元前 年前后”陈鼓应基本认同唐兰的观点 从黄帝四经内容看它应该是反映了战国中后期黄老学派中多人的思想是黄老学派前后延续上百年中思想学说的结集其思想应始于战国中期而不晚于战国后期的荀子、韩非时代而司马迁史记认为黄老属于申子、慎到等人之前存在的“刑名法术之学”并且申不害、慎到、韩非等战国中后期的法家人物皆“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可以认为至少以西汉中期时人的观点看黄老思想既与刑名法术之学相关同时也是战国法家人物在刑名法术上所本之学 从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代表黄老学说的黄帝四经的思想内容上看黄老之学虽在本体论上取法道家但和老子、庄子等人的思想已有很大区别带有明显的以“道”喻“法”、“法”“道”结合的特点而从先秦古籍的有关记载看老子传本在战国期间有两种不同版本:一种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这当是道家传本比如老子论述道德就是把道摆在第一位把德摆在第二位再比如庄子论述道德也是把道摆在第一位把德摆在第二位 另一种则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当是法家传本比如韩非子的解老首先解德经第一章解道经的文字则放在后部 之所以出现两种版本是因为道家更重视“道”为中心的宇宙论和本体论所以把道经放在前面而法家则更重视政治论与人生论故将德经放在前面这应该与黄老学说以“道”喻“法”倡导“刑名”的思想体系构成有关 故司马迁所谓“慎到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韩非者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皆为秦汉时人的认知 故当时人称“黄老”学说将代表刑名之学的“黄帝”之称放在前面而“老子”称谓则在其后 这种学派称谓并不是随意形成的而是与其学派的思想体系结构相关的黄老学说虽然倡导“刑名”但是在一些具体的治理思想上与商、韩等法家人物仍然有别故在战国时并没有真正受到各国君主与法家人物的重视主要是作为一种以“刑名”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在东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方齐国等地尤其是诸如稷下学宫等学人中流传 从文献与出土材料看春秋战国时代的“黄帝”作为一种学说称谓并不是以“老子”的“道”为基本内容而是以实行刑名法术的“霸”为核心 齐桓公是最早的春秋五霸霸主也是春秋战国时期齐人景仰的先王 齐人为附会其先祖先王之业绩故以黄帝为先圣例如古器铭陈侯因铭记载:“其唯因扬皇考昭高祖黄帝迩嗣桓文”该铭文记齐威王宣扬田氏的最早祖先是黄帝并要上继黄帝下承齐桓、晋文之霸业这说明黄帝学说在齐国流传久远并与齐人之霸业思想密切相关 事实上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上古传说、神话中齐田氏就与黄帝之血脉、王业代代相继如史记陈杞世家记田齐之先祖:“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 舜已崩传禹天下而舜子商均为封国 夏后之时或失或续”而史记五帝本纪亦记载:“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黄帝崩葬桥山 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虞舜者名曰重华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故丁山论曰:“是舜为黄帝八世孙陈为舜后亦即黄帝后陈侯因正黄帝之远孙也”据中国上古之传说舜系东夷之人正可与田齐有着先后渊源的依据 这种黄帝与东方齐国君主的世系关系虽然多为附会之论但也可看出春秋、战国时代东方齐人的一种以“刑名”为主的霸业思想正因如此司马迁著史记就认为“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而战国著名法家人物韩非的“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故此史记把老庄、申韩合为一传认为“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 著书二篇号曰申子”这也是汉代人最早提到“黄老”和“刑名”关系的老庄学派本为战国时位于东方的学派所以两者相互结合兼杂“道”“法”也不是不可能的 郭沫若曾曰:“黄老之术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的”说明黄老之学生于东方之齐直至战国中后期都在齐人中有着重要影响可以说是齐国政治哲学的重要学派 这一学派由于基本秉承法家刑名之学因此在齐国政坛上亦有着重要影响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 环渊楚人 皆学黄老道德之术”这些人广为著述“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著焉”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等都是在战国时与“黄老”传习有关的学者甚至担任过稷下学宫祭酒一职的荀子也是如此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中“宋子十八篇”条下班固注云:“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故有学者认为荀子亦应归属于具有黄老思想背景的学人 郭沫若认为齐国“黄帝”学的兴盛可能与田氏为论证其取代姜齐之合法性而刻意抬高黄帝地位的历史现象有关 齐地濒临大海故神仙之说盛行尤其在战国时代有邹衍阴阳五行学说的宏谈大论而当时道家思想在齐楚之交的东南之地流传甚广故黄老之学继承老子之言作为本体论思想以“天道”论人事可能与战国时期的楚地有关例如楚简中慎子曰恭俭太一生水恒先三德凡物流形等篇章都在一定程度上与黄老之学有联系故有学者认为楚简文献和这两种道论、政论之间存在必然的关系有着共通的思路 在齐闵王时期稷下学宫走向衰弱时位居长江中下游的楚国等也顺势接纳了一些来自稷下学宫的学者“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而学“黄老”的田骈前去的薛地处于齐楚之间在战国晚期成为楚地 大约楚国疆域至战国中期已发展至山东南部区域 因此在黄老学说所流行的战国后期“楚地”亦已包括江淮一带的东南部区域这段史料曾有学者进行详细讨论认为是荀子用“黄老意”来“道宋子”参见苗润田释“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孔子研究 年第 期白奚“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正解中国哲学史 年第 期尽管上博简慎子曰恭俭一篇有残缺但是它却是考察慎子及其思想的重要文献之一而慎子在史记中被归入战国时期“皆学黄老道德之术”的学者因此可将此篇置于黄老之学文献背景下进行研究 第 卷 李禹阶:黄老学说:法家之东方“别派”与另类的“汉承秦制”其中一部分则与齐地相邻故史记楚世家正义引齐记:“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从当时地理形势看黄老之学应该与中原东部地区的齐地及其东南部地域的淮北地区(楚地)相关黄老思想之所以形成于战国中期的齐地既是战国大变革中“天下一统”思潮的产物也是兼并战争中崇尚“力道”思想在政治哲学上的反映 在战国中期不仅是儒、道、法、阴阳、纵横等各学派既斗争又融合而且各学派内部也在不断地分化、融合如韩非就曾对儒墨两家显学分析道:“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而在战国至两汉时期假托先王、圣贤名义著书博名是一种学术风习如成书于战国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就是古代医家假托轩辕黄帝而作与黄帝四经有异曲同工之处为什么说黄老学派是法家之东方“别派”呢?事实上法家虽然实现其政治主张于西秦但是法家思想却起源于韩、赵、魏三晋之地 三家分晋本来是春秋时代卿族政治发展的结果但是通过分晋而建国的韩、赵、魏三家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旧世族体制和卿族政治的弊病为了避免重蹈卿族政治尾大不掉的覆辙他们厉行改革旧制开始建立以君主集权为核心的新型国家体制将过去封君的封域、治权逐渐收归国家比如在魏文侯时已不再对异姓大夫新设封邑旧的世族、封君也仅是食禄而已 它使战国时代韩、赵、魏诸国的官僚体系渐趋于系统化、专门化、流官化 史载魏文侯让李克卜相标志着官僚制度在战国初期的魏国己经兴起 同时李悝的变法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直接打破了春秋时执政之卿“出总戎徒入秉国钧”总揽大权的体制在事实上重新创立了一种“国家本位”的新型政治体制 商鞅曾经在魏国为魏相门客他入秦变法的诸多举措学自三晋由于西秦地处边鄙华戎杂居环境艰苦加上秦统治集团东向出关称霸的强烈愿望故商鞅在西秦变法比三晋既更加全面亦严苛有加 商鞅变法中对世卿世禄制度的摧毁对基层社会结构(编户齐民制、连坐制)的重建实行军功爵制采取严刑酷法等为秦国建立了系统的体制重构与社会整合的法则应当说商鞅在秦国所实行的“彊国”之策比三晋更深入、更严苛战国时代激烈的兼并战争以及法家人物广泛而频繁的说王、变法活动使以“国家本位”为基础的变法思潮波及所有战国七雄 齐国作为濒临海洋的鱼盐富庶之国不仅农业与渔盐之业发达商品经营也十分活跃 齐国政府为了军赋、税收采取了更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措施例如田齐政权就通过减免关税、建立完善的驿传制度等措施来提供优质营商环境再如文献记齐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 临淄之途车彀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其“家殷人足志高气扬”的富足与自由风气与西秦等国相比真是千差万别!这种经济社会的特征注定了齐国的改革不能像西秦那样使国家全面进入战争军事轨道这就使齐国的改革只能根据其现实国情走上一条与其他各国不一样的道路 这种生业环境使东方齐国与三晋、西秦的制度改革颇为不同 齐国虽然没有重用法家人物进行大规模改革但是由于田齐与三晋一样也是由卿族政治发展而夺取政权的国家故田齐政权亦十分注重建构以君主集权为核心的官僚政治体制这使三晋法家的“国家本位”思想在齐地有着深刻影响 齐国与三晋、西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更加注重农战与工商的结合更具有自由、开放的风气故齐地王霸、刑名之学更带有开放、温和、术势之治的特征 史记载:“慎到赵人 田骈、接子齐人 环渊楚人 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这些学者都曾论学于稷下学宫慎到更是法家“势”派的代表人物而申不害以黄老为基础创“术治”之学想来也与齐地有着重要关系 荀子作为韩非子与李斯的老师曾游历三晋、秦、齐对西秦的政治、文化制度大为赞叹其后在齐国稷下学宫讲学传道 应该说荀子思想中的法家观念对齐地刑名、王霸思想的传播也有着重要作用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黄老之学从形式来看表现为两个方面即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道”论和托名黄帝的刑名法术之“法”论但是其核心却是继承三代政治文化传统维护战国中后期“国家本位”的“法治”理念创建一种新型政治等级制度模式 这种理念即战国诸子所主张的“王制”理想其政治等级结构是以秦为代表的王权与编户齐民组成的一元化社会等级尊卑制度因此黄老之学从本质上看是战国时代士人希望停止战争、社会安宁的一种对天下、对国家的认知既寄托着对大一统时代的美好期待也有着强调刑名、王霸、君王权术势的阴鸷的一面 在战国激烈的兼并战争中由于这种理念不如单纯强调“霸道”的商、韩法家学说那样地崇“法”重“刑”因而并未被诸子列入法家学派的主流但是它所反映的“道”“法”相杂的思想却对战国时代法家学说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二、黄老学说的法家“别派”思想解析黄老学说作为东方齐地的刑名法术之学一方面传承了三晋法家思想另一方面由于东方齐地政治、经济的差异而形成自己的特征即在治国理政上与西秦穷僻之地有着极大差异 这种差异既表现在哲学观念上的宏远疏阔也表现为社会治理中的宽严兼济 黄帝四经作为黄老学说的代表性著作共有一万一千余字其内容包括经法十大经称道原 篇 它的基本精神就是反对周代王权与治权相脱离的分封制以维护王权与治权相结合的君主集权权威及一体化的尊卑等级制度为目的 这些思想我们都可以从黄帝四经的探寻、分析中获得解答(一)黄老学说以“道”为本体以“天道”论人间等级尊卑与道家一样黄老学派也是以“道”作为最高准则和范畴 它认为万物的本原是“道”“恒无之初迥同大虚 虚同为一恒一而止 湿湿梦梦未有明晦 神微周盈精静不熙 古(故)未有以万物莫以”一方面在天地混沌之初“道”神妙变化充塞着整个宇宙精光静静的流洒 它没有始因而生存于万物之中也没有因由“虚无刑(形)其裻冥冥万物之所从生”另一方面“道”又是“天弗能覆地弗能载 小以成小大以成大 盈四海之内又包其外”这种认识显然源自老子的“道”论按照黄帝四经的说法这些由“道”所形成、主宰的规律既包括自然界万物之“性”(本质)也构成人类社会的规范、制度和法则“一度不变能适规(蚑)侥(蛲)鸟得而蜚(飞)鱼得而流(游)兽得而走 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在崇“道”尚“无”的基础上黄老之学提出了循名究理的方法论 司马迁作史记把老庄和申韩合为一传曰:“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 著书二篇号曰申子”又说黄老学派“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归本于黄老”说明黄帝四经对名实关系十分重视 黄帝四经中所谓循名究理、循名责实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通过对现象的认知而逐渐达到“道”的内涵 战国“名实之辩”表面上是学术、概念之辩其实是战国百家学派如孔、墨、孟、荀、韩非以及名辨学派的惠施、公孙龙对自己政治理论的表达、阐述是对政治哲学和治国理念的不同见解之争 黄老学派极尽于循名究理、循名责实的探讨是为自己的政治见解作哲学理论的铺垫 故黄老学派十分重视循名究理的推演认为纷纷扬扬的各种学说只要按照循名、督实、察理的顺序进行是非曲直自然分晓 黄帝四经名理专门对此有着研究认为“天下有事必审其名 名循名廐(究)理之所之是必为福非必为衤 才(灾)审察名理冬(终)始是胃(谓)廐(究)例如荀子王制篇认为“王者之论: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 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析愿禁悍而刑罚不过”等可以认为黄老学说初步表现了荀子等人的“一统”“圣王”“王制”思想 参见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 第 卷 李禹阶:黄老学说:法家之东方“别派”与另类的“汉承秦制”理故能循名廐(究)理 刑名出声声实调合祸衤 才(灾)废立”唐兰曾评价黄帝四经与老子的关系曰:“老子只讲道而这四篇既讲道又讲法所以第一篇就是经法是表面上用道家的一些话而实际说的是法家的观点”故唐兰认为黄老学说“是讲道法、主刑名的新型法家”唐兰主要是进行文本考释其对黄帝四经所载新型法家之思想并未再作深究 但是从黄帝四经可以看出黄老学派正是以齐人向往的霸业先圣黄帝为中心的讲求霸道的东方法家的别派特别是它将“道”看作是宇宙最高本体及规律并且在“道”“法”相融的学术架构中形成了与儒家不同的“自然人性论”即性恶论 可以说这正是从“道”论角度上弥补了商鞅“人性恶”政治哲学的理论缺陷并为战国后期法家韩非的“人性恶”及“治法”理论奠定了基础 正如韩非子中有解老喻老两篇以此来论证其“人性恶”以及“自然天道”观 因此虽然黄老学说讲“天道”看似宏阔辽远但是其核心却是以“天道”来论证“刑名”等核心观念这正与商、韩倡行的刑名思想暗合(二)强调尊卑贵贱制度(礼)是天(“道”)赋予人间的规制在“道法自然”的原则指引下黄老学派提出了顺天循则的观念 有学者认为:“道生法可以说是黄帝四经的总纲说明了法的来源、法的依据也表明了法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 正因为法是由宇宙之大道来的是宇宙大道的派生物所以它有资格作为治理天下的绳”故黄帝四经主张“道”产生万物“故同出冥冥或以死或以生或以败或以成”主要是强调社会治理、制度建构都应按照这个自然之道来作为“天建【八正以行七法】明以正者天之道也 适者天度也 信者天之期也”天道本身的命数决定了事物的必然性统治者治理国家有“度”即是顺应“天道”在黄老学派看来天的精神与人类社会的精神是一脉相贯的因此统治者在进行社会治理时要顺应天道自然的法则做到人道与天道相符合:“人主者天地之也号令之所出也之命也 不天天则失其神不重地则失其根”黄帝四经通过对“天道”阴阳概念的发挥论证“天道”、阴阳与社会贵贱等级制度之间的密切联系:“凡论必以阴阳大义 天阳地阴主阳臣阴 上阳下阴 男阳【女阴父】阳【子】阴 兄阳弟阴 长阳少【阴】贵【阳】贱阴 达阳穷阴”它包罗了人世间的君臣父子夫妻关系并认为可以阴阳来划分其上下尊卑这实际上已经有着后代“三纲”之萌芽 对于天下众生来讲黄老学说认为:“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立(位)畜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但是另一方面阴阳、贵贱、祸福又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极阳以杀极阴以生是胃(谓)逆阴阳之命”所以从“天”之常道看君尊臣随、父贵子贱的主次、尊卑名分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三)推崇“刑”治主张刑德相兼黄老学说主张在理朝治国上君主要确立一个政治上的重要维度即建立一种适度的君臣、君民关系做到“德治”“法术”的和谐统一 黄老学派认为真正的王道是以圣人的智慧为主无为而王黄老之学把老子的“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无为而治”学说发展成政治实践的治术、权术如黄帝四经就写道:“天建【八正以行七法】明以正者天之道也 适者天度也 信者天之期也”天道本身的命数决定了事物都具有必然性 黄帝四经又说:“刑(形)恒自定是我俞(愈)静 事恒自施是我无为 静翳不勤来自至去自往”在中国上古文化中以“无为”治国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思想且源远流长 传说中作于尧时的击壤歌有云:“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而诗经兔爰有云:“我生之初尚无为”这是最早使用“无为”的文字经过周代的发展“无为”成为与刑治相辅相成的治世方法 老子提出政治上的无为思想使事物保持其天然本性而不人为做作目的是达到“无为而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无不为”的“有为”境界 孔子则主张将“无为”用到国家、社会的治理中 论语卫灵公云:“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先秦诸子虽学派不同所向往理想社会秩序也有差异但是在“无为而治”即“有为”与“无为”相辅相成治理世道方面却是有着共识的道家出于史官故老子一书多主张以历史经验教训为“治道”的辩证思想 可是老子书本身并未提出君臣治国如何才能“无为”的具体的治法、权术只是提出了崇尚天道(自然法则)和自然无为等较抽象的认识 黄帝四经则对“无为而无不为”进行了新的阐释:“圣人正以侍(待)天静以须人”意即圣人(君主)治理国家只需静候天道而持守之就可以了“黄帝曰:吾既正既静吾国家愈不定若何?对曰:后中实而外正何【患】不定 左执规右执矩何患天下?”因此“无为”只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方法这种进攻策略只不过披上了一层“如水形”的示弱的权术外衣罢了 正是这种内张“法”“刑”而外示宽柔的方法构成了与西秦商、韩法家人物严酷的崇“法”重“刑”思想的重大差异(四)以人性恶为基础的崇“法”重“刑”法家的理论基础即人性恶并由此形成其“重罚”“刑治”的治世方法 过去学界对黄帝四经人性论研究尚为薄弱但是这个问题近年来已引起一些学者的重视 实际上黄老学说对人性论有着深刻的研究 它认为人性源于自然有生物界的动物性及对物质的无尽占有欲而延伸到社会层面由于人欲的无止境故朝廷大臣、官吏对权力的渴望也是无休止的因此君主应该操持深藏无为、按法而治的原则化繁为简以无为治群臣 为此黄帝四经对于为什么要实施法治进行了分析它指出:“生有害曰欲曰不知足 生必动动有害”而要防止这种事情发生唯一方法就是使用能够遏制人性欲望的统一法律、刑赏去处理人性之恶故必以“法”治之这也正是商、韩“法治”说的基本理论 而黄帝四经在人性恶基础上将“法”提高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提出“道生法 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的理论 在黄老学派看来“法”是至高无上的“道”所派生的自然也就被赋予了宇宙、天地的属性“人主者天地之也号令之所出也之命也”为此黄帝四经吸收了先秦法、道各家刑德相依、“道法自然”的主张认为天地有阴阳而人间有德刑“春夏为德秋冬为刑 先德后刑以养生 姓生已定而适(敌)者生争不谌不定 凡谌之极在刑与德”这里黄帝四经所说的“德”主要是指秉承“天道”之“人道”:“天下太平正以明德参之于天地而兼复(覆)载而无私也故王天王天下者之道”由此我们看到黄帝四经虽与老子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社会治道上却表现出了与法家思想相符的积极“入世”形象黄老学说虽然为道家的“无为”思想保留了理论空间但是它却是以“天道”“天德”去阐明强化王权刑德相兼明确君臣之分建立等级尊卑的社会制度 所以黄老学说的主流仍然是法家的法治主义而在手段上却是希望通过君主“无为”化繁为简寻求一种可以稳定社会的操作方法与治理措施(五)君主的“王术”与权道在春秋“不义战”中老子要求休兵止战回到“小国寡民”时代而黄老思想诞生于战国中期属于“大一统”曙光初现时的政治哲学它已明确意识到历史退却的不可逆性希望从顺应“天道”、刑德相兼的角度去达到休兵止战、“一统”天下的目的 正如战国中期的变法思潮一样黄老学派认为当时最好的止战休兵方法是废除周代分封制体现的“王权”与“治权”分割的多元政治体制而建构一种王权与治权相合一的新型君主集权国家 为此黄帝四经对君主的核心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阐释:“人主者天地之也号令之所出也之命也 不天天则失其神不重地则失其根 不顺【四时之度】而民疾”在黄老学派看来君主需要“以一制万”“以一统万”在“一统”条件下达到以君主之智、力而驾驭群臣的局面 关于“以一制万”黄帝四经提出了“圣人正以侍(待)天静以须 第 卷 李禹阶:黄老学说:法家之东方“别派”与另类的“汉承秦制”人”等诸多举措 从本质上看“以一制万”体现了黄帝四经与法家商、韩“一统”“刑治”的相同点 这表明在当时对大一统的憧憬中黄老学派主张这种帝制新政体应该是君主一人至上的集权体制这正与韩非所倡导的“君主本位”异曲同工如何“以一制万”呢?黄帝四经为此提出了以“王术”为中心的权、术思想主张“然而不知王述(术)不王天下 知王【术】者费少而有功”从黄帝四经诸多言论来看他们主张的“王术”本质上就是商、韩法家所倡导的君主驾驭群臣之权术、阴术 例如黄帝四经倡扬破除党派别门“党别【者】内相功(攻)党别者”强调“凡观国有六逆:其子父其臣主虽强大不王其谋臣在外立(位)者其国不安其主不悟则社稷残 其主失立(位)则国无本臣不失处则下有根【国】忧而存凡观国有大(六)顺主得【位】臣(辐)属者王”这里说的“六逆”“六顺”实开中国古代君主集权的“术”治先河与战国末期韩非倡导的“权术”之治完全同样 韩非认为君主身边的后妃、夫人、贵戚、亲信、侍卫等“六奸”均是君主集权之大患“乱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显贤”客观地说黄帝四经的“王术”与韩非子“权术”思想遥相呼应一脉相承 在战国中后期“大一统”趋势初现黄帝四经对于君主“王术”的重视既反映出其对未来政体的期待也表现了其对君主集权复杂性的认识因此我们并不能随意揣测其主观“恶意”成分 在战国中后期大一统趋势下各诸侯国公族、母族中权臣(包括战国四公子等)的纷纷出现不论是法家韩非抑或黄老学者都认为这将会极大地危害君主集权的国家体制并非“利天下”之举 由此我们既可以看出黄老学说与法家权术思想的相通性也可看出黄老学者在“一统”新趋势下对新政体君臣关系的忧虑 除此之外黄帝四经也表现出对中央集权制下君主品德不良、权力滥施的忧虑故十分强调君王的自我修养与慎用权力“然而不知王述(术)不王天下 知王【术】者驱骋驰猎而不禽芒(荒)饮食喜乐而不面(湎)康玩好好而不惑心俱与天下用兵费少而有功”黄老学说强调君主道德修养的必要性这一点无疑与李斯等人的思想有所不同黄老学说在战国时代主要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在齐稷下学宫及学人中流传 但是它作为一种国家建构学说既表现出对大一统“帝制”趋势的欢迎强调主尊臣卑与治国实践中的“法”“术”“势”同时它也显示出对大一统君主集权体制的忧虑预见到君臣关系的危机和对君主权力制约性问题 故我们对它的思想影响并不能低估 实际上稷下学人关于“术”“势”的认识构成战国后期法家的“法、术、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思想既强调齐人心目中的“霸业”先祖黄帝之“王业”“权术”也强调“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显然这对于战国时代一心期望富国强兵、并吞天下的各国诸侯来说是矛盾且难以实现的所以黄老学说的整体思路在战国时代遇冷也是有其因由的三、刘邦的新“秦制”与黄老学说的另类“承秦”实际上早在汉初刘邦君臣就建国体制的讨论中就表现出继承秦制却又对“秦法”苛暴辅之以宽松政策的治国理念这正与东方齐地的黄老学说有相通之处 故黄老学说正式登堂入室虽是曹参入汉廷代萧何为相时但是黄老之学的法家“别派”思想宗旨却与汉初制度建构中的“汉承秦制”有莫大关系事实上汉初的“汉承秦制”是一个不以刘邦集团主观意愿所决定的政治演进过程故有学者指出秦末反秦战争中刘邦集团曾经历了一个由“楚制”向“秦制”的转化 应该看到在秦统一六国的战争中秦军的残暴使楚人对秦怀有极大的仇恨南宋吕祖谦曾曰:“秦灭六国其后天下亡秦祸端亦起于楚之遗民 盖其灭楚亦是逆人心之大处”在反秦之始楚国最早兴起义兵 反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秦首义之人陈胜以及项羽、刘邦等义军首领皆由楚地而起在反秦战争中形成以楚人为主构成反秦的主力军“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雠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由于反秦初期的义军大都为楚地人故他们军中上下随乡俗、习楚风、晓楚语、尊楚制并用楚国兵法来统属、约束部众 陈胜起兵初称“大楚”为王后乃号“张楚”可见义军利用旧楚制度已成势所必然 项羽起兵“项氏世世为楚将于楚制自有家传渊源 楚旧制中诸多职官皆见于项氏所立制中”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刘邦所统汉军很快由楚制改变为秦制 实际上秦亡后刘邦与项羽争雄其所走路径正好是重新经历了一次旧秦由关中而兴并由西向东征讨六国、统一天下的循环轮回 汉军蛰伏关中以旧秦地作为其征集人马军粮的根据地使汉政权在制度设计上不得不利用秦旧制以治理秦人 罗新认为“萧何治理关中巴蜀使用的仍然是秦的那一套 一来秦地非秦制不能治二来萧何本人对秦制驾轻就熟”所以在刘邦军西入关中建立汉国其地域正是旧秦的根基之地属于秦政治、文化的传统旧域 萧何必须因地制宜以秦人熟悉之秦制治秦地 这使刘邦集团的制度设计逐渐脱离楚制转而仿效秦制汉军入据秦地后因应秦王朝旧制因秦人之俗以秦人之力来支持战争由此形成最初的“汉承秦制”的制度框架不过汉初所继承的“秦制”已非彼旧“秦制”而是在对旧“秦制”有所损益下实行的新“秦制”这其中就采取了着诸多宽严相济的做法 从秦统一六国后的政策和措施来看其弊病主要表现为 点:其一在秦统一六国后其统治思想及相应政策并没有及时从战时轨道向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转化而是仍然依靠秦战时治理手段更加盲目地相信强权、暴力乃至自身主观作用 秦王政二十九年(前)登之罘山即刻石称“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箸纲纪义诛信行威燀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迷信于“义诛信行威惮旁达莫不宾服”的以“力”逞强的有效性 其二这种统治思想使秦在统一全国后并没有立即休战息兵而是进一步强化劳役、赋税致使民不聊生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初并天下“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等措施颇有偃武修文之势 但由于秦代君臣无所节制的贪欲与权力欲这种大势并没持续多久随之便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大兴土木、征兵戌边的活动 这不仅打破了全国民众对“天下定于一”便可休战息兵、解甲归田的理想随之而来的反而是更大规模的苦不堪言的劳役与边战 其三从社会思想意识看秦国长期采用法家思想治国使人们重“利”、重“力”而忽略社会伦理规范、信念并形成秦统一后空前的以利相竞的风尚 秦丞相李斯由小吏而出将入相其心理态势是:“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他在二世督责时恐祸及身乃阿二世意曰:“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本来秦以二十等爵的军功制摄取富贵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可是当其片面强调重“力”而忽视道德伦理的作用时就使秦帝国上下容易形成刻薄寡恩、重刑酷法、以利相竞的不良风气秦帝国在统一后并没顺从全国民众休养生息的愿望反而严加督责 刘邦入关中后顺应秦地实际所实行的秦制其实与秦王朝的政治、法律制度有很大不同 刘邦在军队西入关前楚后怀王曾与诸将议曰:“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 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这里暗含了一个历史的启示即旧秦地民众对“秦政”的好感已然消失刘邦只能以仁厚“长者”治民以宽厚仁治攻心 刘邦入关后即“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余悉除去秦法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可见刘邦、萧何所继承之“秦制”已然非彼“秦制”而这种以宽柔、温和著称的新“秦制”正是汉初刘邦君臣建构国家制度的基础 第 卷 李禹阶:黄老学说:法家之东方“别派”与另类的“汉承秦制”正如前述黄老学说是战国中后期兴盛于东方的法家别派它虽倡“道法”但关心的却是在大一统形势下如何治国理政的问题 西汉初年刘邦君臣曾对汉代建制问题进行过比较深入的讨论 在这场讨论中陆贾新语体现的“道”“法”相兼的治理思想为刘邦君臣所称道 鉴于秦二世而亡的教训陆贾极力主张在治政大务上必须废秦弊端采用新的治世方法 他一方面主张皇权与治权相结合的君主集权的一体化治政方式另一方面他又援儒学“礼”“义”于“秦制”的官僚政治中在承继秦制基础上辅之以“仁政”“无为”的儒、道思想 陆贾将法家以“法”治世的治国策略与儒家“仁”“礼”、道家“无为而治”思想加以融通成为其政治制度建设的基本构架在汉初诸事草创的时期刘邦君臣更注重利用陈法对现实政治秩序的构建来维护社会的稳定于是萧何采取了一种简便而实用的方法继“秦”又辅以宽“法”的治理方式 朝代初兴汉初的整个行政、制度层面的主流仍然是以“继秦政”之文法吏以旧制履职 刘邦、萧何履行的宽严相济的新“秦制”正与黄老学说的“王制”思想相合 黄老学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虽然是在曹参为相的时代但是其思想中的契合因素使黄老学派登上政治舞台并不完全是偶然 史记曹相国世家记曹参为齐相“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这种做法应该是得到刘邦、萧何默许的后来曹参入汉廷代萧何为相清静无为一遵旧制虽然为时仅 年却基本奠定了汉代前期政治、法律的制度基础即所谓的“萧规曹随”因为黄老与刘邦、萧何治理思想的暗合使之在“汉承秦制”中另辟蹊径 据史记乐毅列传记载:“乐臣公学黄帝、老子乐臣公教盖公 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尽管这个黄老之学传授世系的准确性已无所考证不过曹参第一个正式提倡黄老之学并加以政治实践却是无疑的 曹参担任齐相一反汉初军功将相起自匹夫、身居高位的粗野与蛮横作风循守以“马下治天下”的思想在东方齐地这个文化气氛浓厚地区招纳贤才礼贤下士 据汉书蒯通传:“至齐悼惠王时曹参为相礼下贤人请通为客”蒯通向曹参推荐齐士曹参“皆以为上宾”这当中自然有承稷下之风熟习黄老学说之士 又据史记曹相国世家曹参任齐国相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之策 当时齐国故旧儒者以百数然而人人所说不同最终曹参采用了盖公“贵清静而民自定”之学 所以曹参用黄老术治齐是在诸家学说中有所选择的这种选择既循守了汉初萧何为相时所继之“秦制”要义又适合了当时齐地民众渴望“清净”“无为”和与民休息之情由于黄老学派本质上是法家的东方别派学说故当时关东地域如齐、楚等地对西秦法家重刑、严酷的治理手段甚不适应因为关东六国的宗法血缘制与旧风俗显然与秦制中废除世卿世禄、家庭父子“别居异财”有着巨大差异 要弥补这种东西文化、风俗的差异最好办法就是在“汉承秦制”基础上灵活采用使全国吏、民尤其是关东吏、民都能够接受的宽严相济的政策而黄老学说正是符合这种需求的理想的治理思想故曹参“相齐九年齐国安集”据史载萧何与曹参素有瑕疵但是却不顾私人恩怨积极推荐曹参为相 曹参入汉为相后把这种治政学说带进了汉王朝的治理实践中在朝廷中影响甚大 据史记曹相国世家记:“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 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 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可见曹参为汉丞相基本上是按照萧何的遗规并没有作出多大变更 曹参为汉相国带入黄老学说理政而被称为“萧规曹随”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主要包括两方面含义:其一曹参所实行的黄老学说与萧何的治国理念有相互契合之处 曹参所践行的黄老治国理论正暗通萧何治政思路否则就不能解释曹参“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的依循 其二萧何虽然以宽松政策补“秦法”之不足但是萧何执政定制缺乏为其制度合理性辩护的理论学说 黄老学派虽然自为一家但它毕竟是以“道法”为核心的具有政治哲学意义的理论学派且又加上东方特色可弥补汉初“汉承秦制”中制度草创之不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足 萧何临终前极力推荐与自己并不交好的曹参为相可见萧何对其在继承、改造秦制的基础上创建“汉制”并延续下去的重视 而黄老学说也在其时登堂入室在西汉朝廷中得到发展特别是从汉文帝和汉景帝的几十年时间(前 前)黄老学派成为朝廷显学黄老学说成为西汉前期显学应该还得益于它的 个理论特点:其一它以确立君主集权制为中心却又避免了法家以酷法理政的历史教训 贾谊在过秦论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秦社会控制失效的关键原因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黄老学说欢迎新的大一统“帝业”倡导君主集权政治及以宽柔之“法”治国适应了正在摸索的帝制时代的治国需求从而得到汉初君臣的重视 史记儒林传 称“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汉景帝即位后“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所谓“刑名”即等级尊卑与法律制度、治理思想与社会实际的统一 而文帝、景帝的“好刑名”在历史上又往往与黄老学派相联系这是因为黄帝四经的根本落脚点在于树立“王道”权威建立大一统下的帝制时代新秩序这显然迎合了西汉前期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