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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的特征及其启示（上） 摘要：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是在中国救亡图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被动适应和主动推动社会变革的产物。时代变革、制度变迁和知识人身份转变构成了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形成的关键因素。在此时代背景影响下，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呈现出数量少能量大、双重文化背景、自由独立人格等特征。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的特征启示我们：时代使命是教授群体价值实现的前提、多元文化背景是教授群体学术创新的沃土、现代大学制度是教授群体独立人格的保障。关键词：大学教授群体，特征，启示，近代中国马克思说过：“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既是主动推动近代中国大学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同时，他们。又是近代中国教育制度转型和知识个体价值选择的共同产物，即特殊的历史时空造就了极具影响力的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探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大学教授群体的出现及其特征，既有助于澄清对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的模糊认识，也可以揭示近代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变迁过程中知识精英群体与社会发展之间互动的历史细节。此外，我们探讨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的特征，还试图批判地继承这一群体形成的优秀基因，对造就当今新一代极具影响力的中国大学教授群体提供一点启示。一、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形成的背景“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环境与遗传的产物。”2与近代中国大学产生和发展息息相关的大学教授群体的形成，也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环境及传统教育遗传有不解之缘。近代中国大学是继承西方文化的机构，西学东渐催生了近代中国大学，同时也促使大学教授成为一种新职业。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是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教育制度转型和知识个体价值选择的共同产物，即特殊时空造就了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一）时代变革是催生婆变革是近代中国的主旋律。在近代中国国势衰微、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教育救国”“学术救国”成为有识之士倡导的国家自强之路和救国良方。在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教育救国的时代主题和使命。西学东渐将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推向了中国历史的前台。这一特殊时空为中国大学教授群体的形成注入了一种特定的历史基因。鸦片战争促使近代中国社会发生了两千年未遇的时代巨变。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开始，“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3有着几千年辉煌文明的中华帝国被无情地卷入资本主义世界性的大潮之中。中华文化被迫面临西方文化的入侵和挑战，并开始主动引进和吸收西方文化，西学东渐就是这种文化碰撞的主要结果。“所谓西学东渐，泛指西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各种社会政治学说自西徂东、敷布中土的过程。它一方面表现为西学向中国的辐射与渗透；另一方面，表现为中国吸纳和消化西方文明，逐渐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4196在作为对西方文明挑战的被动回应的社会变革过程中，为了救亡图存，中国渐次进行了三次学习西方的西学东渐运动。从清末到1949年的几十年间，救国之道从师夷长技到洋务维新，西学东渐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日渐深入。西学东渐催生了近代中国大学教授这种新职业。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过渡性的知识分子，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怀抱着“教育救国”“学术救国”的理想，担当起了民族救亡和文化启蒙的双重历史使命。因此，“时代变革的巨大推力扮演着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催生婆的作用”。5（二）教育制度变迁是直接推动力近代中国大学基本上是在政治动荡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这一特殊的历史时空使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演进无法遵循中国教育内在的发展逻辑和连续性，而表现为与政治的同步性。在这种情况下，近代中国的大学教育不再是“古代高等教育的自然延伸和发展，而是在西学东渐潮流的冲击下，在中国近代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基础上被动从西方国家引进，并逐渐发展起来的”。6近代中国大学的产生与发展为中国大学教授群体的形成与演变提供了最基本的平台。西学东渐不仅催生了近代中国大学，而且影响了中国教育制度的变革。要实现“教育救国”，在当时，有识之士的共识是必须首先改革中国传统的封建大学教育，引进西方近代的资本主义大学教育。清末民初，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新的举措，标志着中国传统大学教育制度的退出和近代西方大学制度开始建立。“1903年癸卯学制的颁布实施标志着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开始确立，癸卯学制也是19041911年间清末教育的法规。”7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更标志中国传统大学教育制度的彻底退出。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为近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制度基础，推动了大学教育的快速发展。西学东渐不仅促使中国建立起近代大学教育制度，而且还为近代中国大学注入了现代西方大学精神文化的基因。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大学文化的影响，孕育了五四前后北京大学的改制行动。北京大学的改制是民国时期大学教育的一场深刻革命，它冲破了封建教育的桎梏，发扬了民主科学的精神，成为大学革新的先导和示范，也标志着现代西方式大学文化在中国的真正确立。此后的中国大学才真正成为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并逐渐形成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大学精神和文化传统。西方式的大学制度和文化的建立，为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的形成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也正是这种时势才使得大学教授的人数大增，逐渐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三）知识人身份的转变是关键近代中国大学的产生虽然为大学教授群体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基本平台，但是并没有论及大学教授群体产生的具体来源。笔者认为，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是教育制度转型和知识个体价值选择的共同产物。从具体的来源看，则与科举废除后士人的身份转换以及留学生回归后的职业选择密切相关。“如果说近代中国社会的确存在所谓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话，科举制度的废除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体制变动之一。”8光绪31年（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是中国部分读书人由传统的士绅转变为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的关键性历史事件，同时也是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中国传统的制度体系中，科举制度并非只是一项教育制度，而是整个儒家化的政治体制的核心制度设计。从社会结构和功能方面看，“从汉到清两千年间，士在文化和政治方面所占据的中心位置是和科举制度分不开的。”9清末废除科举几乎被一致认定为培养国家需要的新型人才的重要步骤。“以废除科举制度为核心的教育制度的改革，一方面它使得以儒家为支撑的上升通道被堵塞；另一方面，随着教育宗旨、教育内容的改变和学校体制的建立，儒家的固有的制度化传播方式也告终结”。10科举废除，以绅士为核心的儒家精英群体逐渐分化瓦解，其分化瓦解的主要形式是身份转换。“士人在政治、文化等领域逐渐从中心走向边缘，成为自由浮动的知识分子。”11大学教授群体就是士人边缘化的结果：他们脱官场、商场功利之胎，换自由平等独立之骨，以文化创造与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从高居庙堂为帝王师转变为职业化的知识分子。随着科举制度的衰落和废除，留学成为最直接的上升性途径，不仅可以分享原先只有通过科举才能获得的功名，同时也借此获得许多新兴行业的就业机会。留学生群体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的地位极为特殊。在中国人日益失去对自己的文明的信心时，留学生的身份在一段时间内几乎被赋以神话色彩。人们认为：“中国人如果想要保全自己的国家，惟一的道路就是学习西方的知识，而谁能完成这个重任，只有那些在西方受过教育的人。”12因此，留学生成为晚清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谋求现代化的重要媒体。“在不断吸纳西方先进文化和批评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新陈代谢过程中，留学生群体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历史的排头兵”。4750当时的留学生回国后更多的是选择在高校工作，逐渐成为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的主体。总之，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从无到有，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可以说，近代大学教授群体是知识分子被动适应时代变迁和主动抉择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从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的形成背景可以看出，动荡的时局变迁、教育制度的改革以及知识人身份的转变，始终影响着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的形成及其特征。二、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的特征近代中国特殊时空坐标催生了极具影响力的中国大学教授群体。即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决定了中国大学教授群体的形成，同时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的特征也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时代烙印。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有共同的教育背景、共同的学术信念、相似的经济地位、一样的爱国热情和报国之心，他们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的少数知识精英分子。笔者认为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具有三个重要特征，即数量少能量大、双重文化背景、自由独立人格。（一）数量少能量大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是很少的一部分人，即使在人数最多的1947年也不过9000人左右，13所以我们既不能把大学教授作为一个阶层看，更不能作为阶级看，而应当把它视为一个特别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当时中国四万万同胞中，人数不足一万的大学教授群体只占人口总数的百万分之二十五。然而，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的影响却不小，他们不仅在中国教育界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而且其中的佼佼者对中国文化界、政界以及社会各界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推动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发展。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的来源主要有二：一是从传统经生、儒士脱颖而来的知识分子。同科举制度下产生的八股士类相比，这些人已经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新思潮、新学理的洗礼。一个典型的事例是1910年在大学堂就职的18位“经文科”教员中，出现“3位留学生，其中2位兼有进士出身，2位翻译林纾、陈衍均为举人”。14其他教授如辜鸿铭、屠寄、林启、汪凤藻、罗振玉等人在当时大都算得上是开明官僚和改良派分子。可见京师大学堂的中国教习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兼具旧学和新知。二是19世纪下半叶创办的各类新式学堂所培养出来的新学生群体以及近代中国留学生群体。关于以留学生为主体的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的特点，田正平先生曾经有一个精辟概括15：第一代留学生群体出生于19世纪7080年代，以留日归国学生为主体。其代表人物如蔡元培、范源濂、黄炎培、蒋维乔、陈宝泉、高步瀛、胡元俊等。这批人在民国肇始、革故鼎新的历史大变革关头，运筹帷幄、大刀阔斧，积极领导了废除封建教育制度、创建资产阶级教育体系的伟大实践。第二代留学生群体是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耻辱和维新运动的思想启蒙中度过自己的童年、少年时代，在20世纪初年的兴学热潮中完成初等、中等教育；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留学潮流的转换中远赴欧美，特别是美国留学。其代表人物如蒋梦麟、胡适、郭秉文、陶行知这批人年龄大多在25至35岁之间，出国留学少则两三年，多则五七载，师从名家，学有专长，受过全面的西方教育熏陶和科学方法训练，取得了学士、硕士、博士等较高学位。总之，从根本上说，在“揖美追欧、旧邦新造”的历史环境下，融旧学新知于一身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完成了角色的转移，即由传统士人将“科举入仕”作为实现人生理想之路，转向将思想启蒙作为自己的社会责任，以实现思想、学术、教育、文化的独立，成为了具有独立自主精神的自由职业者。从具体家庭出身来看，近代中国大学教授大多数来自经济条件好、文化底子厚的家庭。有学者对1909年到1929年的36名留美生的家庭履历抽样调查显示：“出身知识分子、商人、士绅、官吏、企业家者有32名；其余4名分别为农民、工人家庭，这种填写显然有些含糊，但肯定不会是贫下中农和一般穷苦工人，而是来自比较殷实的家庭”。16近代的留美生十之八九有家学渊源，北洋和民国时期的留美生，还有不少是老留学生、大学教授或文化名人的子女，他们的文化基础自然会厚实一些。当然，优越的家庭并不能保证其子女就一定优秀，贫寒子弟出人头地者比比皆是，但在考察某人的文化构成时，忽略其家庭文化的影响是不科学的。总之，这些身居动荡的转型社会的留学生出身的大学教授群体，虽然年龄有差异，家庭背景不同，但大多数都来自“书香门第”，他们可以说是继承了精英文化传统的社会群体。总之，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在专业上有固定的研究方向，在社会上有影响，在政治上有追求，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发挥着自己特有的职能。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扮演着教学科研的职业角色，还承担着教育救国和民主启蒙的知识分子使命。（二）双重文化背景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既脱胎于封建社会的“士大夫”阶层，又主动向西方大学教授的专业化学术职业人接轨，因而带有中国古代的“土”和西方专业学术人员的双重特点。他们的教育背景是中国历史上仅见的传统与近代新式教育参半、新旧学问兼备、中西文化影响集于一身。这表明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是一个特殊历史时空的产物，具有不可复制性。就文化资源来讲，受中西文化交汇和中国传统文化分化与转型的总体趋势所制约，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大多具有中西文化融合的知识背景。以留学生为主体的中国大学教授群体既受旧中国固有文化的熏染，又可以从西方文化中获取营养，往往是传统中不乏现代，现代中又注入了传统。不过从发展趋势上看，基本上受到的是逐步向现代迈进的“亦中亦西”的新文化的陶冶。在中国近代，西方文明传人，要了解它，需要有个根底，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大学教授群体力求将祖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精华融合起来，创造适合于时代发展需要的中国新文化。基于这样的历史责任，教授们在教学和科学研究活动中必然也体现出中西贯通的特征。教授们在讲课和科学研究中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索中西融合，创建中国新文化的道路。这正是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和学术开拓精神。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在中西文化的结合中并非尽善尽美，有得有失，但是这种体现了时代精神和学术开拓精神的探索是很有价值的。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的生活方式也兼具东西文化特点，他们在生活内容、生活态度和生活价值等方面所具有的中西融合的特征，表明他们不仅是抽象的学术代表，而且往往成为社会新观念和新风气的引领者和实践者。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带有西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性质，他们过着优裕的中产阶级上流社会的生活，他们在日常生活方式中实践着人生追求和道德操守。这体现了他们作为真正的精神贵族和道德示范者的社会角色的现实功能和重要意义。（三）自由独立人格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既不能彻底摆脱中国文化的遗传基因，也崇尚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和民主制度，“科学与民主，可以说是这一代教授的不朽魂灵”。17而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正是大学教授群体追求科学与民主在具体教育实践中的体现。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是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孜孜以求且奉为神圣的人生理念。这个群体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精神魅力。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所撰碑文赞美王氏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而死。其辞曰18：人类之不同于禽兽者，以其能思想之特长。能思想矣，而不能自由焉，不能独立焉，则又何以异乎牛马而冠裳。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勿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王国维在遗书中也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19之语。陈寅恪先生在他最后的几年中，能在孤独中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他一生的行事原则是一致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当时即指三民主义），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20则大学教授有了独立人格，才能做到思想自由，才能勇敢追求真理、自觉捍卫学术自由，保持求真创新的个性，在社会上充当正义公正代言人的角色。由于近代中国整个社会和大学之间对于教授的评聘有较为严格的学术标准，这使获得教授资格的人天然地具有充足的自信。这主要表现为大学教授对学术职业人身份的充分自信和对做官发财的鄙视、对强权不屈服的独立人格。可以这样说，思想自由是治学的灵魂，没有思想自由的治学理念，不可能有真学问，而没有同行认可的学术水平，独立人格也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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