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作用下大学科研人员产学合作模式选择的扎根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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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作用下大学科研人员产学合作模式选择的扎根研究第一作者简介：张慧颖（1967——），女，山东寿光人，管理学博士，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博士生导师，教授，研究方向：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政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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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作用下大学科研人员产学合作模式选择的扎根研究第一作者简介：张慧颖（1967——），女，山东寿光人，管理学博士，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博士生导师，教授，研究方向：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政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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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作用下大学科研人员产学合作模式选择的扎根研究第一作者简介：张慧颖（1967——），女，山东寿光人，管理学博士，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博士生导师，教授，研究方向：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政策创新。
基金项目：高校知识产权运营机制研究，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研究基地2013年度专项研究任务（ZX130402）；天津市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路径研究，天津市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计划专项(13ZLZLZF08900).

张慧颖 连晓庆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天津 300072）
摘要：通过对大学科研人员的深入访谈，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探索性地构建了对大学科研人员产学合作模式选择产生影响的直接制度和间接制度；研究发现，直接制度在大学科研人员的产学活动中发挥的效应为零，与直接制度相比，间接制度对大学科研人员的产学活动的影响更为明显。结果表明政策制定者需要进一步疏通政策的传导机制，强化政策的执行力，进而提高大学科研人员产学合作的积极性。
关键词：直接制度；间接制度；大学科研人员；产学合作模式
0 引 言
当前，大学和产业之间的合作已成为世界各国推进经济发展，实现技术创新的重要驱动力，但大学和产业之间的合作归根结底为大学科研人员和产业之间的合作，如何提高大学科研人员和产业合作的积极性不仅成为国家关注的焦点，也成为当前学者研究的重点。从国家角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产学合作的法律、法规，虽然政策的初衷旨在促进大学和产业的合作，但到目前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可见制度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所以，研究制度对产学研合作的影响对于更好地完善产学研合作制度，加强其针对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从学者研究角度，对制度的研究主要有面向制度主体和对象的主观研究方法和面向制度文本的客观研究方法两种范式[1] ，但不论是采用主观研究方法还是客观研究方法，多是侧重对某一具体类型制度的探讨[2][3]，或就制度内容进行分析、或评价某一类型制度的实施效果，而忽略了不同制度共同作用后的效果；同时，在探讨制度对具体某一领域的影响时，较多关注宏观层面[4]（产业）和中观层面[5][6]（大学、企业、科研机构），“制度因素对微观个体的影响”的研究还是一个“黑箱”。本论文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尝试性的构建在多种制度共同作用下的大学科研人员不同产学合作模式选择的理论，对于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提高大学科研人员产学合作积极性，完善产学合作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相关研究评述
制度是产学研合作的支撑，是产学研合作发展的保证与推动力，但由于制度约束着人们的偏好、目标及行为方式，因此对大学科研人员来讲，既受到制度的制约也受到制度的引导，这就使得大学科研人员需要不断调整自身的行为方式符合其所处的环境，具体到产学合作过程中，大学科研人员对产学合作模式的选择是其对自身周围环境进行权衡之后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我们从现有的影响大学科研人员产学研合作模式选择的制度因素进行了详细的整理。
1.1对产学研制度的梳理
通过对现有的正在发挥作用的制度、政策的查阅以及对和大学科研人员产学研活动相关的制度进行梳理后，选取了所有影响制度中有代表性的制度进行论述，我们发现当前能够影响大学科研人员产学研活动的制度主要有激励制度（表1）、与国有资产管理相关的制度（表2）、人才评价制度（表3）以及职务发明权属制度（表4）。
其一，激励制度主要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科技部、教育部等部门联合颁发的《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科学技术部、财政部等部门联合颁发的《关于促进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的若干政策》和《国家技术创新工程总体实施方案》，财政部、国家税务局联合颁发的《对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关股权奖励个人所得税试点政策的通知》，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以及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发布的《天津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和江苏省科技厅、教育厅、南京市委政府发布的《深化南京市国家科技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建设打造中国人才与创业创新名称的若干政策措施》，这些制度中涉及到与大学科研人员产学研活动相关的内容主要体现在税收优惠、经济奖励和股权激励上。
表1 对大学科研人员产学研活动产生影响的激励制度
表1 对大学科研人员产学研活动产生影响的激励制度
发文机关
名称
与科研人员产学研活动相关的内容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
税收优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税收优惠和经济奖励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
经济奖励
科技部、教育部等
《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
经济奖励
科学技术部、财政部等
《国家技术创新工程总体实施方案》
经济奖励
财政部、国家税务局
《对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关股权奖励个人所得税试点政策的通知》
股权奖励
教育部
《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
经济奖励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天津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
经济奖励
江苏省科技厅、教育厅、南京市委政府
《深化南京市国家科技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建设打造中国人才与创业创新名称的若干政策措施》
鼓励科研人员在职创业，收入归己
其二，与国有资产管理相关的制度主要有：由财政部牵头的与教育部联合颁发的《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暂行办法》、《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行办法》，由教育部牵头的与财政部联合颁发的《教育部直属高校、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和处置行为管理授权审批暂行办法》，涉及到的与大学科研人员产学研活动相关的内容主要有国有资产的使用、管理、监督和处置等问题。
表2对大学科研人员产学研活动产生影响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
表2对大学科研人员产学研活动产生影响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
发文机关
名称
与科研人员产学研活动相关的内容
财政部、教育部
《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国有资产使用的原则
财政部、教育部
《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国有资产的管理、监督
财政部、教育部
《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行办法》
国有资产处置程序
教育部、财政部
《教育部直属高校、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和处置行为管理授权审批暂行办法》
国有资产使用和处置程序
其三，人才评价制度对大学科研人员产学研活动的影响主要有职称晋升制度和考研绩效考核制度。具体有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部门联合颁发的《关于促进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的若干政策》，国家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此外，各大学也遵循国家政策精神，依据自身情况制定了相应的规章、条例，如天津大学发布的《天津大学院级单位专业技术职务评价体系汇编》，南开大学发布的《南开大学教职工绩效考核工作指导性意见》，涉及到的内容主要有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标准、科研人员职称晋升标准以及科研人员绩效考核标准。
表3对大学科研人员产学研活动产生影响的人才评价制度
表3对大学科研人员产学研活动产生影响的人才评价制度
发文机关
名称
与科研人员产学研活动相关的内容
发展改革委等
《关于促进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的若干政策》
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标准
国家教委等
《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
科研人员职称晋升标准
天津大学
《天津大学院级单位专业技术职务评价体系汇编》
职称晋升考核标准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教职工绩效考核工作指导性意见》
对科研人员的绩效考核
最后，职务发明权利归属制度以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职务发明条例》为代表，它界定了高校科研人员职务发明的权属归属问题。
表4对大学科研人员产学研活动产生影响的职务发明权利归属制度
表4对大学科研人员产学研活动产生影响的职务发明权利归属制度
发文机关
名称
与科研人员产学研活动相关的内容
国家知识产权局
《职务发明条例》
职务发明的权利归属
通过上述对影响大学科研人员产学研活动的制度进行梳理后发现，首先，在制度分布格局上，既有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省部级层面的中观政策，又有学校层面的微观性的规章或条例，制度分布格局较为全面；其次，从这些制度的功能来看，主要有激励、规制和引导三种类型，那么这四种类型的制度在大学科研人员产学研活动过程中交互产生的效果也是值得考虑的重要问题。
1.2产学研合作制度效果的研究
综观以上的各项制度，按照制度对产学合作活动作用的距离，分为了直接制度和间接制度。直接制度指国家颁发的直接针对产学研合作的政策，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和《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此类制度对大学科研人员的产学研活动产生的影响是直接的，主要体现为激励制度（表1），从制度的设计看，应该是激励大学参加产学互动，但是有研究者指出，目前的现状为奖励政策不配套、利益分配得不到保障以及股权激励不到位等问题[7][8]；间接制度指国家发布的不是具体针对产学研活动领域的一系列制度、法规，如《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职务发明条例》等，具体有国有资产管理制度（表2）、人才评价制度（表3）和职务发明的权利归属制度（表4），这些制度是从不同角度针对特定目标而设计，客观上对产学活动发生着干预的作用。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对大学科研人员产学活动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成果作价入股时的程序、科研成果收入后上缴国库的比例、国有资产对外投资评估备案等，有研究者指出国有资产使用时的审批手续过于繁琐[9][10][11]；人才评价制度主要指高校现有的职称晋升机制和科研绩效考核机制，被认为抑制了大学科研人员产学活动的积极性[12] [13] [14] [15][16]；职务成果权属制度界定了职务发明成果的产权归属 [17]。
1.3对产学合作模式的研究
当前学者对产学合作模式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单一的产学合作模式的研究，主要有学术咨询[18][19]，合作研究[20]，学术创业[21]等模式，也有分为技术转让、联合开发、委托开发和共建实体四类[22]；另一类将产学合作模式按照设定的标准分为正式模式和非正式模式进行研究，如Pablo D`Este和Markus Perkmann等人从组织间关系的视角将产学合作模式分为正式产学合作模式和非正式产学合作模式，其中正式产学合作模式包括专利许可、专利转让、学术创业，非正式产学合作模式包括和企业的合同研究、合作研究以及学术咨询[23]；Albert N.Link，Donald S从法律层面的产权归属视角考虑，认为正式的产学合作模式为许可协议、研究合作项目、基于大学的学术创业，非正式的产学合作模式主要体现为技术知识的流动，包括技术咨询、和产业科学家合作出版物、咨询等 [24]。其中Pablo D`Este和Markus Perkmann对产学合作模式的分类标准对本研究有启发性，本论文采用Pablo D`Este和Markus Perkmann对产学合作模式的分类为依据。
综上所述，虽然我国颁发了诸多促进大学科研人员产学研活动的制度，制度供给内容也较为全面，并且我国学者对制度在大学科研人员产学活动中产生的效果也进行了研究，既有对产学活动产生直接影响的制度，又包括对产学活动产生间接影响的制度，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关注的是单项制度对大学科研人员产学活动意愿的影响，没有考虑到在大学这一整体大环境下，各种制度是交互生效、共同作用于大学科研人员。本论文以大学科研人员为调查对象，通过实地访谈的形式，探索在多种制度共同作用下他们对产学合作模式的选择，这也正是本文的立意与价值所在。
2 研究设计
在研究内容设计上，以直接制度和间接制度的分类为依据，以Pablo D`Este和Markus Perkmann对产学合作模式的分类为标准，而后设计访谈提纲进行访谈；在研究方法上选取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作为本论文的研究方法。
2.1 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作为质性研究方法的一种，因其对事物本质的探讨得到了管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领域学者的认可。作为一种探索性的理论建构方法，其通过自下而上的归纳法构建出关于某一领域的实质性理论，基本思想为“持续比较”和“理论取样” [25]。由于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是一种探索性的构建理论的方法，尤其适合那些缺乏理论解释或现有解释不足的研究，而本论文关注的问题在目前还是一种探索性研究，因此，选取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进行解释最为合适。
2.2 数据收集
本文严格遵循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实质，通过访谈的形式收集第一手资料，访谈对象以大学科研人员为主，同时为确保最终访谈结果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又对大学中负责产学活动的部门负责人进行了深度访谈。本次受访人数共7人，其中高校科研人员6人，每人访谈1次，大学产学活动部门负责人1人，访谈4次，访谈时间共计约270分钟（表5）。访谈结束后，对访谈内容进行整理，整理出约3000千字的文字材料，约150分钟的录音时长，最终生成访谈内容文本，对访谈内容的整理以受访者原话为依据，不添加研究者个体的任何语言。
表5数据来源
表5数据来源
访谈对象（人数）
访谈次数
访谈时间
高校科研人员（6人）
1次/人
160分钟
产学活动部门负责人（1人）
4
110分钟
2.3 数据分析
根据访谈内容整理成的文本，借助质性分析软件ATLAS.ti对访谈的文本内容进行逐级编码，且在编码过程中严格遵循“理论取样”和“持续比较”的程序，确保整个编码过程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1）一级编码
首先，对访谈中收集到的资料进行详细阅读，其次，根据受访者原话对其进行编码，从语言层面和语境层面寻找本土概念，同时关注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最终发现51个能够表征原始资料的本土概念，后通过本土概念与原始资料的不断比较分析，剔除和本研究问题不相关的概念，同时将表达相同意思的概念进行归类，最终确定了36个本土概念（表6），每个本土概念都用相应的英文标识码进行显示，如，国有资产监督用引文标识码a11表示。
（2）二级编码
根据一级编码阶段生成的36个本土概念，寻找概念和概念之间以及类属和类属之间的关系，最终生成了5个核心类属和9个次要类属（表6）。
首先，根据本土概念生成次要类属。在这一阶段，经过反复比较与确认，因“国有资产监督”、“国有资产流失”表明的都是关于国有资产管理方面的内容，因此将其归到其上位概念“国有资产管理”中，相应地将“程序”、“手续”、“上缴利润”、“申报时间”归到其上位概念“国有资产使用”中，在此形成了两个次要类属 “国有资产管理”和“国有资产使用”。依次分析，由于 “成果数量”、“项目级别”、“项目数量”、“获得项目”、“发文章”、“评价标准”反映的是当前高校的科研评价指标，将其归为上位概念“评价指标”中，而“科研绩效考核”、“教师评价”、“教学评价”、“科研绩效”、“科研考核”、“科研考核比重”、“职称晋升”考察的不同的评价类型，故将其归到上位概念“评价类型”中，在此形成的两个次要类属为“评价指标”和“评价类型”。因“职务成果发明人”、“专利发明人”、“成果发明人”表示的是“成果发明人”这一概念，“专利所有人”、“专利所有权人”、“成果所有人”，“知识产权处置权”、“专利转让”表述的同为成果权利约束方面的概念，因此，相应地将其归为两个次要类属 “成果所有权”和“成果处置权”中。“个人携产权创业”、“专利转让”、“知识产权转化”均为正式的产学合作模式的类型，故将其相应的归为次要类属“正式产学合作模式”这一上位概念中，“合作研究”、“横向项目”、“合同研究”、“纵向项目”均为非正式产学合作模式的类型，将其归为到次要类属“非正式产学合作模式”这一上位概念中。最后的本土概念“奖励细则”、“物质奖励”、“积极性”均表述的是关于激励层面的内容，故将其归为上位概念“激励机制”中。至此，经过构建概念和类属之间的关系，共形成了9个次要类属。
其次，对生成的9个次要类属和访谈生成的文本内容进行反复比较分析，并同时进行类属之间的比较和分析，最终生成5个核心类属，其中，核心类属“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包含“国有资产管理”和“国有资产使用”两个次要类属；核心类属“科研人员评价机制”包含“评价指标”和“评价类型”两个次要类属；核心类属“科研成果权属机制”包含“成果发明人”和“成果所有权”和“成果使用权”三个次要类属；核心类属“产学合作模式”包含“正式产学合作模式”和“非正式产学合作模式”两个次要类属；最后的核心类属是“激励机制”，鉴于资料本身呈现的原始状态，核心类属“激励机制”下面并没有可以相联系的次要类属，因此，表6中不再体现相应的次要类属。核心类属之间呈现的是一种平行关系，核心类属和次要类属之间是一种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次要类属和本土概念之间也是一种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
表6二级编码过程中形成的概念与类属之间的关系
表6二级编码过程中形成的概念与类属之间的关系
核心类属（5个）
次要类属（8个）
本土概念（41个）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a）
国有资产管理（a1）
国有资产监督（a11）、国有资产流失（a12）
国有资产使用（a2）
程序（a21）、手续（a22）、上缴利润（a23）、申报时间（a24）
科研人员评价机制（b）
评价指标（b1）
成果数量（b11）、项目级别（b12）、项目数量（b13）、获得项目（b14）、发文章（b15）、评价标准（b16）
评价类型（b2）
科研绩效考核（b21）、教师评价（b22）、教学评价（b23）、科研绩效（b24）、科研考核（b25）、科研考核比重（b26）、职称晋升（b27）
科研成果权属机制（c）
成果发明者（c1）
职务成果发明人（c11）、专利发明人（c12）、成果发明人（c13）
成果所有权（c2）
专利所有权人（c21）、成果所有人（c22）
成果使用权（c3）
知识产权处置权（c31）、专利转让（c32）
产学合作模式（d）
正式产学合作模式（d1）
个人携产权创业（d11）、专利转让（d12）、知识产权转化（d13）
非正式产学合作模式（d2）
合作研究（d21）、横向项目（d22）、合同研究（d23）、
纵向项目（d24）
激励机制（E）

奖励细则（e1）、物质奖励（e2）、积极性（e3）
（3）三级编码
三级编码阶段主要以二级编码阶段建构的核心类属为依据生成相应的构念，在这一阶段，围绕研究问题生成的构念视为研究的结果，本论文共形成了四个构念。
构念之一：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对大学科研人员正式的产学合作模式具有抑制性
在探讨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对大学科研人员产学合作模式的影响时，“国有资产使用时的程序繁琐”、“申报时间太长”、“国有资产流失”成为受访者们谈及最多的问题，相应出现的频次为8次、 6次，和5次。受访者们普遍认为现有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的规定成为了他们进行专利转让、和创办企业的严重“绊脚石”，“程序繁琐”和“申报时间太长”很容易导致一项前沿专利的失效，使其措施最佳的转化时机，而“国有资产流失”很容易担上法律责任。我们同样以受访者原话进行回答，科研人员认为“自行实施科技成果转化的高校教师非常少，主要原因在于在实行成果转化过程中的程序很繁琐，同时还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危险”，产学办公室负责人提到“当前高校的产学研合作模式主要是和企业的横向项目合作，比如说合同研究，不愿进行创业是因为自己虽然是成果发明人，但是成果数属于国有资产，个人实施国有资产的转让需要经过很多程序，而且，转化成功后还需要每年上缴一定比例的利润，还时刻受到国有资产管理单位的监督”；
因此，在现有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下，高校科研人员进行正式产学合作模式的积极性受到了阻碍，但对非正式的产学合作模式却没有产生影响。
构念之二：科研人员评价制度对大学科研人员非正式的产学合作模式具有促进作用
科研人员评价制度包括职称晋升和科研绩效考核制度，职称晋升是大学科研人员实现学术职业发展的重要目标，科研绩效考核则是实现其学术职业发展目标的阶段性成果评价环节。在访谈中我们获知，当前许多高校都已把横向项目的数量或额度囊括进了对科研人员的评价中，将其视为科研人员职称晋升和科研绩效考核机制的一项重要指标，并且6位受访者同时表示，把横向项目纳入考核机制无形中加剧了科研人员的科研压力，使其需要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达到职称晋升的条件和科研绩效考核的目标，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大学科研人员非正式产学合作模式积极性的提高。在谈到科研人员评价制度对大学科研人员正式产学合作模式的影响时，仅有一位受访者表示“高校的人才考核评价体系，如职称晋升和科研绩效考核没有把老师参与正式产学合作作为其中的一个衡量指标，从而抑制了老师参与正式产学合作的积极性”，由此可知，科研人员评价制度在大学科研人员的非正式的产学合作模式中发挥的作用更大。
构念之三：科研成果权属制度对大学科研人员正式的产学合作模式具有抑制性
科研成果权属制度主要指高校科研人员职务发明的权利归属制度。在访谈资料中，“成果发明人”、“成果所有人”、“成果使用权”全部受访者都有所提及，出现的频次均为7次，可见此问题也是大学科研人员关注的焦点。我们同样以受访者原话进行解释，“我国高校教师不愿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原因主要是高校科研人员属于职务成果发明人，不属于成果所有人，不具备自行处置成果的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高校科研人员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老师的职务发明很大一部分属于国有资产，使用国有资产会牵涉到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所以很少转化职务发明”。由此看出，在职务发明中，权利束中多主体交互存在，，并且伴随国有资产管理的问题，职务发明的这种双重属性使得高校科研人员不能也不敢将职务发明进行转化。
构念之四：激励制度在大学科研人员正式产学合作模式中发挥的效应为零
在访谈中，涉及到激励制度对大学科研人员正式产学合作模式的影响时，受访者谈到最多的是“物质奖励”问题，6个受访的科研人员一致认为他们参与正式的产学合作模式并不能获得应有的物质报酬，我们从受访的科研人员视角和产学部门负责人两个视角进行解释，受访的科研人员认为： “学校并没有明确的成果转化的条例，更不用说实际的物质奖励了，就算有一项成果转化了，老师也没有获得什么奖励，所以很少有老师进行成果转化”；此外，产学部门负责人也从更高的角度给出了解释“纵然国家和省部级发布了许多鼓励高校老师产学合作的政策，但是，现实中的多数基层高校并没有制定相应的规章或条例，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老师参与成果转化的积极性”。由此可知，现有的旨在促进产学研合作的激励政策在实践中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它们作用于大学科研人员的效应为零。由于激励制度创建的目的直接指向的产学研合作，因此其对大学科研人员非正式产学合作模式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相应地在访谈中几乎没有受访者表示该制度对其有任何影响。
图1显示了本论文完整的扎根理论编码过程，图中小写英文标识码代表表6中相应的编码，大写英文字母A表示的构念之一，即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对大学科研人员正式的产学合作模式具有抑制性；字母B表示的构念之二，即科研人员评价制度对大学科研人员非正式的产学合作模式具有促进作用；字母C代表构念之三，即科研成果权属制度对大学科研人员正式的产学合作模式具有抑制性；字母D代表构念之四，即激励制度在大学科研人员正式产学合作模式中发挥的效应为零。图中箭头所指方向表示的是编码与编码之间存在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如，编码a包含编码a1和编码a2。
A
a1
a2
a11
a12
a21
a2
a23
a24
a
c
C
c1
c2
c3
c11
c13
c12
c21
c22
c31
c32
D
d1
d1
d1
B
b
b1
b11
b12
b13
b15
b16
b14
b2
b26
b21
b22
b23
b24
b25
b27

图1“制度作用下大学科研人员产学合作模式选择”的扎根理论构建流程图
3 结果讨论
在形成四个构念的过程中发现，在大学这一整体大环境下，科研人员选择哪一种产学合作模式受到四种制度的影响，分别是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科研成果权属制度、科研人员评价制度和科研人员激励制度；其中，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和科研成果权属制度对大学科研人员的正式产学合作模式具有抑制性；科研人员评价制度对大学科研人员的非正式产学合作模式具有促进作用；激励制度在大学科研人员正式的产学合作模式中发挥的效应为零。
3.1间接制度和大学科研人员产学合作模式选择的相关性较强
首先，“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对大学科研人员参与正式产学合作模式具有抑制性”，这一点与赵捷，邸晓燕[7][8]的结论相同；科研成果权属制度对大学科研人员参与正式的产学合作模式具有抑制性，这一点与黄伯云[9]的观点一致；但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这两种制度虽然对大学科研人员的产学合作活动的影响是间接的，但这一间接制度却和大学科研人员产学合作模式选择的相关性最强，这成为了我们的一个新发现。其次，“科研人员评价制度对大学科研人员选择非正式产学合作模式具有促进作用” 这一结论也是本论文的新发现。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这些间接制度的上下传导机制较为完善；不论是国有资产管理制度还是科研成果权属制度抑或是科研人员评价制度，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都能够传导到高校，而高校也紧密跟随国家政策适时出台与执行相关的条例，如国家教委等部门联合发布了《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后，天津大学也结合自身实际出台了《天津大学院级单位专业技术职务评价体系汇编》，其中，某学院规定“科研人员横向单项科研项目实到可提成经费不低于30万元”作为副教授晋升教授的一项必备条件。基层高校很好地落实了国家政策，使得大学科研人员在政策的指引下导致了相应的行为倾向。
3.2直接制度和大学科研人员产学合作模式选择的相关性较弱
直接制度主要指激励制度，其创建的初衷旨在加强我国的产学研合作，但其在实际中发挥的效应却为零，这成为我们研究的又一个新发现。我们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探讨这种零效应的原因。其一，激励制度的传导机制不完善。通过对现有的促进产学研合作的政策分析，我们发现，政策发布者主要体现在国家层面和省部级层面，相当多的基层高校并没有相应的促进产学研合作的规章或条例，政策的传导机制受阻，相应的失去了执行力。其二，政策的执行力较弱。大学科研人员是政策直接指向的受体，但同时大学科研人员作为大学这一学术组织中的一员，追求学术职业发展是其首要目标，而学术职业发展的终极体现便是学术职位的高低，职称晋升和科研绩效便成为最重要的衡量依据，但是在产学研合作制度中，国家发布的和大学科研人员学术职业发展相关的制度并没有发挥效力，如，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颁发的《关于促进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的若干政策》中明确提出“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在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中，要将科研人员开展自主创新产业化情况作为重要的评价内容，引导、支持科研人员积极投身于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活动”，但在实际中，诸多高校并没有把这一要求纳入到对科研人员的学术职业发展评价中。如此就使得原本应该发挥作用的直接制度在实践中丧失了效力。
4 政策建议
虽然运用扎根理论建构的“四个构念”是对“制度对微观个体作用”研究的一个初步探索，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实现科研人才的精神价值追求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对于完善我国现有的产学研制度创新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从国家层面来讲，疏通政策的传导机制尤为重要，要使政策真正“落地”。这就要求一项政策发布后，不能仅仅停留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必须传输到政策的执行单位——高校，让政策“落地生根”，只有中央和地方的产学研政策在不同层次上相互衔接、补充、配合，才能使产学研政策真正发挥应有的效应。第二，从高校层面来讲，其作为政策执行的主体，必须要紧密跟随国家政策方针，结合自身情况及时制定与国家政策相契合的规章或条例，充分执行政策效力，不能仅仅停留在“一纸空文”上。此外，本论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性分析上，后续将会通过实证的方式进一步检验现有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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