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公益中的组织间共同创新与目标控制--以乐捐平台月捐项目为例.pdf

17 互联网公益中的组织间共同创新与目标控制互联网公益中的组织间共同创新与目标控制*以乐捐平台月捐项目为例赵文聘 宋程成 乔丽楠*【摘要】互联网公益天然是一个多元主体互动的场域,主体互嵌、多维赋能、目标控制,是互联网公益组织间合作并共同创新以面对技术更迭的可行方式。互联网月捐是公益组织与乐捐平台合作推出的一种创新公益项目,展现了主体互嵌下的月捐合作、多维赋能下的月捐开展、月捐开展中的一致性控制等实施过程,清晰地呈现了多元主体共同创新的推动框架,并展现了不错的功效。但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主体嵌入约束力不足、多维赋能功效弱化、控制手段失灵、创新乏力等难题,需从制度上赋予组织间嵌入合法性和约束力,营造多元赋能赋权的公益氛围,推动一致性控制机制不断创新,激发各主体的能动性并有效约束各主体,促进其履行职责,进而使互联网公益领域产生更多有益创新。【关键词】互联网公益;月捐;退捐;公益契约*国家社科基金 2021 年重大项目“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研究”(21&ZD184)。赵文聘,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发展研究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宋程成,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乔丽楠,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生。C中 国 非 营 利 评 论hina Nonprofit Review18 一 问题的提出互联网公益形式日益多元,与传统社会公益形式相比,互联网公益大大提升了社会公益参与的便捷性、可及性和透明度(徐家良,2018),具有共享性、开放性、交互性及多向连通性特征,以及促成多元主体间开展合作的天然品质。民政部构建了统一信息平台(慈善中国网站),并依据法律授权已经遴选出 30家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服务平台,这些平台和各种纽带型组织如慈善联合会等在号召组织参与、组织协作、推动项目上线开展上具有突出优势,在促进组织协同合作、信息交流、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着枢纽性作用。当前随手公益、人人公益、合作公益等社会公益新局面出现,社会公益实践日益丰富,社会公益主体日趋多元。我国互联网公益以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服务平台作为基础依托,体现出合作化发展特征。互联网平台一方面作为信息交流平台,解决了公益市场中供应方与需求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另一方面作为资源链接平台,促成了各方诉求资源与供给资源的对接,降低了跨界合作成本(王爱华,2019)。相比于单一主体的公益实践样态,多元主体合作的方式能够链接资源、彼此赋能、共同创新,有力地支持公益行业发展。但在约束机制无力、目标一致性得不到贯彻时,多元主体合作同样面临巨大挑战。互联网公益实践中,多元主体合作往往会遇到关系松散、合作艰难等困境,也经常陷入能力提升缓慢、创新不足的尴尬境地,同时又饱受价值偏离、冲突矛盾和合作约束机制乏力、偏差行为频生的滋扰。互联网公益天然是一个多元主体互动的场域,既有着最活跃的资源,又面临众多考验。多元主体之间如何有效合作?如何避免偏差行为,通过组织间控制实现良性发展?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理论和实践的回应和解答。二 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福利多元主义主张社会福利应该由公共部门、营利部门、非营利部门和家庭社区等多元主体协同供给(林闽钢,2002),鼓励架设多元福利提供者的框架(彭华民、黄叶青,2006),公益领域的多元合作也是大势所趋,但“多元”19 互联网公益中的组织间共同创新与目标控制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互联网条件下需要“多元”参与来共同促进公益健康创新发展。共同创新是一种使用新技术与客户等外部资源共同创造价值的趋势(Romero&Arturo,2011)。这种新的创新范式将各种来自内部和外部资源的新思想和方法集成到一个平台,以产生新的组织和共享价值(Saragih&Tan,2018)。每个合作伙伴也可能拥有自己的合作伙伴组织网络。共同创新的平台可以在产品、用户、价值、效率和模式上进行价值创造。共同创新是一个平台,各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新想法或方法被应用,为包括消费者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新的价值或体验。共同创新平台建立在思想融合、协作安排和与利益相关者共同创造经验的原则之上,核心要素包括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和共同价值创造(Lee,Olson&Trimi,2012)。共同创新可以促进社会改革,为利益相关者创造共享价值。依托于互联网技术的互动如线上社群被视为促进共同创新的最有力的方式之一(Bugshan,2015)。越来越多的主体通过线上媒介促进共同价值创新(Raasch,Herstatt&Lock,2008)。(一)共同参与中的主体互嵌Polanyi 等在 1944 年首次提出嵌入性概念并将其用于经济分析中(Polanyi&MacIver,1944),经过 Granovetter(1985)等学者的拓展,嵌入性已经成为一个分析经济社会的关键视角。嵌入被用来形容多主体的彼此衔接与互动(王名、张雪,2019),能够使得各主体能动性提升,形成赋权(纪莺莺,2017)。在主体互嵌下,各主体既是独立运作的系统,又嵌入其他主体中(符平,2009),进而各主体产生了一体化的倾向(刘世定,1999)。已有研究表明,嵌入性直接影响组织间合作(Lee,et al,2004)。主体互嵌反映的是主体建立合作、社交网络(Hagedoorn,2006)。主体的资源可以跨越主体之间的边界,主体可以嵌入主体间的资源和例行事务中,因此,主体互嵌能够共享特定的资产、知识,互补资源与能力并促进有效治理;此外,主体间合作经验积累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促进建立信任关系,故而有助于消弭过高的交易成本(Dyer&Singh,1998)。主体互嵌能够自我强化,这是因为主体受合作主体不断重复的关系的影响,在复杂现实中,在有限信息决策下,为了降低建立合作关系的搜寻和筛选成本,主体倾向于与既有合作主体进行合作(Chung,Singh&Lee,2000)。数字平台重塑着各个行业(Drewel,et al.,2020),链接各方主体和资源C中 国 非 营 利 评 论hina Nonprofit Review20 (Parker,Van Alstyne&Jiang,2016),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服务平台既是公益实践的重要主体,又在创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多元主体参与的窗口,公益行业也因平台发展再焕活力。平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发布工具,互联网公益联动着多元主体,例如非公募的公益组织通过寻求与公募机构的合作,获取在互联网公益平台上开展募捐活动的资质,多方在这个过程中联动。不同主体的角色也在时刻转化,公众、公益组织、公益平台,从捐赠者、受助者、监督者,到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服务平台、社交媒体,呈现线上线下联动的面貌。互联网公益合作共同创新,有赖于合作各方在互联网公益平台完成深度互嵌。(二)共同创造中的多向赋能共同创新是各方主体通力合作共同创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方会在一定程度上互相赋能。赋能一方面强调赋权增能(empowerment),即侧重于主体资格和权力,是一个积极的、参与性的过程(Rappaport,1987),通过赋权,个人、组织和社区层面都能获得更大的控制、效力和社会福祉(Solomon,1976)。赋权是创造性地分配权力,当更多主体共同分享信息、知识和责任时,总体权力会增加,所以赋权是一种非零和博弈;赋权所涉及的既包括正式权力,也包括非正式权力(雷巧玲,2006)。以往,赋权理论通常局限于个人研究,但已有研究关注到组织层面的赋权,其包括组织内、组织间和组织外的赋权(Peterson&Zimmerman,2004)。其中,组织间的赋权包括组织可以获得其他组织的社交网络(Gulati&Gargiulo,1999)并参与联盟活动(Foster-Fishman,et al.,2001),这能够促进组织间合作(Baum&Oliver,1991)与资源获得(Zimmerman,et al.,1991)。赋能另一方面则强调促进提升主体行动能力(capacity building),即侧重于主体的能力建设。李长文认为,我国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的特点与时代背景紧密贴合,有本土化、规范化、专业化等特质,且多元主体间合作是公益组织能力建设中的活力因子(李长文,2013)。赋能蕴含着数字时代组织变革和创新的潜在能量与前进方向,赋能在主体间的建构需要满足一些必要条件,如平等的关系、创新精神、有强大支撑的平台以及良好的合作机制(罗仲伟等,2017)。赋权与赋能二者相辅相成,“能”代表着主体的行动能力,而“权”暗含着行动的空间,赋能更具有战略性和持久性,有助于根本性扭转主体的生存状态,拓展主体的行动能力(孙中伟,2013)。互联网条件下,传统意义上的公益事业边界变得模糊,跨界合作较之以往21 互联网公益中的组织间共同创新与目标控制更为常见,特别是遇到特殊事件的时候要求公益组织不断地从外界寻找资源。与其他组织的联合与合作将会拓展和优化已有的公益组织资源配置结构,根据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公益组织打破边界,做出更协调、更迅速的反应。这有助于战略联盟、协作网络的建构,组织间建立通畅的信息传播渠道,共享信息。互联网时代,公益领域形成了公益组织间的合作、公益组织和公共部门的合作以及公益组织和企业的合作等多种新合作方式。公益合作中的赋能是多向的,既有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服务平台对公益组织的赋权赋能,又有公益组织对平台的赋权赋能。平台通过筛选、审核等,赋予公益组织在互联网公开发布信息、募捐筹款的资格,又通过各种培训、咨询和业务指导,促进公益组织的能力建设。公益组织通过加入平台进行活动,为平台的影响力和品牌建设进行赋权,而公益组织中的优秀运营案例,则可以为平台提炼、总结经验进行赋能。同时,公益组织其他主体之间也互相赋能,包括具有公募资格的公益组织通过组织间合作赋能不具有公募资格的公益组织,还包括公共部门对公益组织的赋能,以及公益组织对具有公募资格的公益组织和公共部门的支持等。(三)共同价值下的目标控制共同创新中各方为达成最终的一致目标,需要在共同价值的基础上对彼此的行为进行控制。创新的主要功能是为组织及其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如果一个组织只对追求自己的目标感兴趣,而不考虑与利益相关者的共享价值,它就不会长久存在。控制是组织为达成其目标而从事管理和支配的一种约束性机制(Clegg,1981)。在组织间合作中,控制则表现为组织为了与其他合作组织达成共同目标并实现预期效果而创设条件以激励彼此更好地产出(Dekker,2004)。正因组织间的合作建立在复杂的组织间互动上,所以,控制机制的出发点是更好地促进组织间的协调和创新,有效的控制机制在良好的组织间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Das&Teng,2001)。一般来说,控制机制通常可以划分为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两种。在正式机制中,主要的控制策略包括技术机制、法律机制和管理机制;在非正式机制中,则涉及信任机制、互动机制等控制策略。这些控制形式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如图 1 所示。需要说明的是,不同的控制机制和策略,可能蕴含于同一个具体的实践活动中,也就是说,控制机制的实现方式并不是排他的,不同控制形式之间可能会有叠加与重合。互联网公益中的正式控制可以是平台对公益机构组织行为的管理、监督所产生的客观约束和激励,C中 国 非 营 利 评 论hina Nonprofit Review22 非正式控制可以是更广泛且更含蓄的互联网公益文化传播和构建互联网公益行业导向的过程。复杂网络研究者提出了基于可信第三方同意调度的行为一致性控制策略,其中同步记录、信任第三方评估机制、数据信息凭据的可信度和有效性、有效身份识别机制是关键。由于互联网技术急速发展,各种互动样态迭代不可预期,此时,线性控制框架可能会因其简单僵化,不能随实践发展调试而掣肘共同创新。架设在复杂体上的一致性控制可能是一个有益的思路。多元合作中的共同创新目标达成,需要通过特定的机制使得共同参与的各方实现互嵌,形成更加密切的互动关系,进而需要通过向彼此提供支持、释放资源,来进行互相赋能以实现共同创造过程。当然,共同创新中的各方主体都有各自的目标和方向,可能会产生离心力,使得创新过程偏离预定目标,因此需要一致性控制手段来控制各方行为,以实现共同创新目标。在互联网公益发展中,多元主体的合作是必然的,而在互联网公益合作当中,同样需要通过约束性的主体嵌入、互补式的彼此权能赋予和一致性目标的控制机制,促进共同创新和公益目标实现。近年来,互联网公益聚焦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聚焦各种困难群体、特殊群体的服务需求,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重要贡献,更在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展示出深厚的公益共同价值。如何在互联网公益合作中贯彻公益共同价值,避免诈捐、骗捐的乱象,合理利用技术赋能,同样涉及控制机制问题,需要通过主体互嵌、双向赋能、目标控制来引导共同创新方向,真正做到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实现共同价值(见图 1)。当下互联网娱乐化、消费化、去行动化的特图 1 公益合作创新控制机制运行框架23 互联网公益中的组织间共同创新与目标控制质,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公益。正如 文化纵横 杂志在 2018 年“再造公益”专题中指出的:“当社会正义的议题被简单消解为技术官僚的治理问题,公益事业的发展也就可能沦为娱乐明星们的一呼、一哭或一条微博。”在互联网公益共同创新中,各方主体尤其是公益组织的权限、“竞争”的正当性、合法合规的执行流程以及合理透明的执行结果等,都是公益推进过程中需要审视的问题,当然也是一致性控制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三 案例分析:互联网月捐项目中的合作创新月捐,每月捐款的简称,是公益组织与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服务平台合作推出的一种创新公益项目,互联网公益中多元主体合作的新兴活跃场域。以往多以单次捐赠为主流,月捐通常为按月定期捐赠,主要以互联网为媒介,通常是小额捐赠,捐赠者授权支付渠道自行扣款或者捐赠者定期主动操作进行捐赠,即可进行持续捐赠,月捐具有小额、定期、定额的特点,旨在通过持续性的捐赠,支持公益项目和公益机构的长期运转。(一)案例来源及分析方法简介本文案例分析材料涉及平台月捐退捐总体情况的数据和深度案例的数据。月捐总体情况数据来源于乐捐(文中均为化名)、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服务平台(民政部指定平台之一),主要涉及 138 个使用乐捐平台上线的月捐项目,包括项目的活动信息、机构信息、业务情况信息等多个维度,数据起始时间为2018 年 1 月 1 日,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在数据处理上,本报告涉及的数据为乐捐平台后端系统直接自动导出并进行了相应的脱敏处理。对于无法直接导出的信息,则依据人工筛选标记手动进行处理。深度案例数据则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和开放式访谈、参与式观察获取。(二)互联网月捐项目实施过程分析第一,主体互嵌下的月捐合作。主体互嵌是月捐的合作形式,慈善法 第 26 条规定,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基于慈善目的,可以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本文涉及的乐捐平台数据,均为笔者根据乐捐平台项目数据统计所得。C中 国 非 营 利 评 论hina Nonprofit Review24 由该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并管理募得款物。非公募的公益组织与公募公益组织合作,通过认领等方式获取在互联网公益平台上开展募捐活动的资格,并通过策划月捐项目开展月捐。月捐活动的运营,既需要互联网公益平台、公募机构和公益组织的通力协作,又离不开捐赠人的持续信任,这就形成了互联网月捐项目中主体互嵌的格局。不是所有开展月捐的公益组织都可以成功推进月捐项目,各主体首先需要有效地嵌入,方能上线和运营月捐项目,获得筹款。这种互嵌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协议互嵌,按照法律规定,非公募公益组织不能单独开展公开募捐,其项目需要得到公募公益组织的认领,方能获得线上公开筹款资格,因此乐捐平台上的月捐项目,除少部分为公募公益组织单独开展外,大部分都是通过公募公益组织认领非公募公益组织项目的方式开展的联合募捐。“我们认领非公募组织的项目也挺谨慎的,一般只接受跟我们合作过的伙伴的申请,要非公募机构提交营业执照、已有项目情况、月捐项目初步方案等材料,我们会进行背景调查并对负责人访谈,看看他对月捐的认识,评审后签一个简单的协议。”(20201223,A基金会发展部负责人 G)二是运营互嵌,认领协议签订后,具有公募资格的公益组织需要备案月捐项目,然后在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服务平台上开展公开募捐,“我们会审查发起月捐的组织的资质,并让他们提供详细的月捐运营方案”(20201225,乐捐平台传播部负责人 S),平台需要审核通过发起月捐组织的项目文案,进行展示并利用推广工具将项目向社会推广,“我们乐捐平台会将捐赠人的信息和数据全部开放给发起月捐的组织,协助组织维护捐赠人”(20201225,乐捐平台传播部负责人 S)。“捐赠款项是进入我们账户的,我们来给捐赠人开具捐赠票据,我们也会跟非公募组织一起开展拓展新捐赠人的活动。”(20201223,A 基金会发展部负责人 G)三是责任互嵌,月捐项目开展后,合作各方需要共同承担相应责任,包括共同确保捐赠人捐赠的款项使用得合理合法,符合月捐运营方案设计,确保捐赠人个人隐私不被泄露,共同开展捐赠人维护工作,及时向捐赠人和社会公开月捐项目实施情况。当前在互联网公益合作创新中,存在公募机构与非公募机构之间的合作协议、公募机构与平台之间的合作协议、捐赠者与公募机构间的捐赠协议、公募机构(执行方)与受赠者之间的协议、捐赠者与平台之间的权责协议、指定平台与指定部门之间的协议等多种协议,由此初步形成了公益契约环境。月捐项25 互联网公益中的组织间共同创新与目标控制目各主体间的深度互嵌是实现组织间合作的前提,是赋能共创的有利基础,同时在主体互嵌中蕴含着控制机制,又增能共同创新,各方通过协议互嵌跨越主体边界,通过运营互嵌深度融入彼此的资源和事务中,并共享经验和知识,通过责任互嵌不断磨合,凝聚提升信任关系。第二,多维赋能下的月捐开展。在互联网月捐项目中,公募组织对非公募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服务平台对月捐运营方等会从各个维度进行赋能,合作各方之间会通过技术、数据、信息、知识甚至人员等方面的共享,实现互相支持。一是技术赋能,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服务平台对技术及其应用更为专业,乐捐平台通过搭建月捐技术框架、架设月捐运营思源操作系统、提供月捐相关功能和服务为公益组织进行技术赋能。月捐思源(化名)系统是乐捐平台提供的有效管理工具,能够帮助月捐发起者吸引捐赠人的持续关注,维系其信任。公益组织通过运用乐捐平台提供的系统,可以更高效地进行捐赠人维护和项目管理,思源系统能够帮助运营月捐项目,管理月捐人,并通过不同工具让营销传播更加精准,让捐赠关系更有黏性。而对平台而言,公益组织的使用可以促进系统和技术升级,产生月捐项目的基础数据,便于其进行趋势分析,更有针对性地拓展服务内容,提升平台服务专业度和行业影响力。“乐捐平台的系统是免费向我们开放的,上手比较快,用起来也便利,有很多功能比如项目信息反馈提醒等都是项目运营中需要的。”(20201227,B 公益组织月捐项目负责人 D)从乐捐平台数据来看,开通思源系统的月捐机构平均退捐率低于没有开通思源系统的月捐机构,并低于月捐总体的平均退捐率。二是运营赋能,在月捐项目运营中,“A 基金会提供了月捐顾问,月捐顾问指导我们设计月捐运营方案,我们还申请了他们的 U 泉计划,获得了资助,我们的项目很顺利过审上线,效果也不错”(20210106,C 公益组织负责人 K)。公益组织月捐项目中的优秀案例,也成为乐捐平台推广月捐业务的典型,发挥行业引领作用的重要抓手。“我们有些项目组织方做得非常好,月捐留存率很高,退捐率很低,他们也很愿意分享经验,我们就搭建了平台请他们分享经验给想要开展月捐的机构。”(20201225,乐捐平台传播部负责人 S)三是资源赋能,主要是互联网月捐项目合作各方会将自身所具备的资源赋予彼此,这里的资源一方面是捐赠人资源,一方面是公益伙伴资源。互联网月捐项目开展的核心是捐赠人的获取和维护,乐捐平台与C中 国 非 营 利 评 论hina Nonprofit Review26 实施月捐项目的公益组织共享捐赠人并共同进行维护。“捐赠人可以说是(公益)机构最宝贵的财富。我们的平台和其他平台不一样的,我们的捐赠人是直接给到机构(公益组织)的,他们可以自己维护自己的捐赠人。”(20201225,乐捐平台传播部负责人 S)通过与乐捐平台合作开展月捐,公益组织链接到 L公益平台的社交网络中,成为大的公益合作网络中的一员,能够依据自身需求发展公益合作伙伴,自身得到资源赋能。在此过程中,乐捐平台也扩大了捐赠人队伍和合作网络。四是影响力赋能,月捐是互联网公益的新生样态,往往因捐赠者具有陌生感而难以推进,公益组织在拓展月捐的同时,也产生了行业影响力。月捐的发展需要公益组织间的赋能以及行业赋能,以提高月捐的覆盖度、增能月捐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我会在水滴筹、轻松筹看到触动自己的求助人时去捐赠,但一开始我不理解,不太能够接受月捐,觉得自己一下子去绑定,然后每个月还会被自动扣款,不是自己主动捐的,感觉这种形式非常不舒服,后来参加了几次乐捐平台和 A 基金会组织的评审会、分享会,我觉得还不错,挺有意义的,后来就开始了月捐。”(20210118,捐赠人 T)通过技术赋能、运营赋能、资源赋能、影响力赋能等多维赋能,互联网月捐项目中的合作各方间建立起了平等的关系和良好的合作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既有捐赠人获取、维护方面的赋权,又有项目设计能力、运营能力等方面的增能,提高了合作各方主体的行动能力,助推了互联网月捐项目的顺利开展。第三,月捐开展中的一致性控制。由于互联网月捐项目是新事物,社会公众的接受度还不是很高,合作各方之间的合作模式、项目具体运营方式、项目成效如何有效展现等方面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月捐项目初始目标的达成就迫切需要合作各方通过各种方式开展一致性控制,乐捐平台中互联网月捐项目合作各方,共同探索了一些控制机制(见表 1),来确保月捐目标的达成。表 1 乐捐平台中互联网月捐项目的控制机制控制类型控制策略实践形式正式技术思源系统法律签订合同管理按期反馈,宣传形式,筹款流程非正式互动和信任机制评分机制,日常联系交流、慈善晚宴等活动27 互联网公益中的组织间共同创新与目标控制一是技术控制,乐捐平台对上线的项目有明确的反馈要求,在平台提供的思源系统中明确了各方面要求的具体参数,包括:1.形式要求,包括标题字数、图片拍摄手法、格式等;2.反馈要求,不同阶段有不同反馈,包括项目日常反馈、结项反馈;3.内容要求,包括项目执行准备、执行时间、执行人员、执行进展、善款使用去向/明细、执行结果、执行中的故事等;4.时间要求,当天项目执行后反馈,禁止集中发布项目反馈,若因为客观因素不能及时反馈,可以申请将累积下来的反馈内容整合到下一次反馈中进行提交。乐捐平台希望能够通过严格的技术控制措施,来规范互联网月捐项目设计、项目执行、项目反馈等行为。二是法律和管理控制,法律控制主要体现为背景调查,合作协议、捐赠协议等法律文本的运用,管理控制体现在对月捐项目文本提交、按期反馈、宣传形式、筹款流程等方面的控制,例如乐捐平台对月捐项目按照上线文案框架进行审核,要求文案结构完整、条理清晰、图文并茂,能吸引报名人/捐款人的注意,易阅读,无错别字,格式统一。上线文案框架是指导公益伙伴在乐捐平台发布筹款项目、月捐项目的文案指南。三是互动控制,在乐捐平台中,形成了互动式的月捐项目评分机制。乐捐平台开发了评分机制和评分系统,在捐赠者评价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加权处理,进而得出评分。捐赠者可以在平台对项目进行星级评价,星级评价依据公式转化为项目评分。用户评分计分规则参考 IMDB 所使用的贝叶斯平均计分算法。公式为 WR=v/(v+m)R+m/(v+m)C,其中 WR 为得分,v 为当前项目打分人数,m 为最小人数,R 为当前项目平均分,C 为一个定值。评价的同时可以留言,凡是浏览项目页面者均可见,这是平台针对捐赠者与项目执行机构、平台方以及其他潜在捐赠者的互动反馈机制。项目评分会较为突出地展示在首页,为捐赠人提供参考。四是信任控制,信任是一种广泛的、非正式的控制机制(Reed,2001),组织间通过长久的合作,方能积累对彼此的信任。信任的来源是本身的能力建设、既往较为成功的合作经验和深入的了解。而信任约束机制则是通过日常交流和行业内交流分享会等非正式机制展现的。“我们也是选择可靠、有能力的组织给它们开展月捐。我们不会一上来就推月捐(给公益组织),我们也是需要至少合作过,了解情况,才会给它上线月捐项目,对于不靠谱的我们也会强制下线处理。”(20201225,乐捐平台传播部负责人 S)“我们选择乐捐平台也是因为他们做得比较好,很专业,还有赋能工具包。”(20210201,C 基金会负责人 H)月捐项C中 国 非 营 利 评 论hina Nonprofit Review28 目各方都会选择值得信任的伙伴开展合作。分析乐捐平台的数据可知,平台上线月捐项目的文案比较规范,上述控制机制提升了月捐项目的运营效果,例如对反馈频率和月平均退捐率进行分析可知,当按照技术要求反馈次数超过 2 次时,平均退捐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月捐面向社会大众,门槛低、捐赠额度小、捐赠途径便捷,是一种长期、长效的筹款方式。特别地,月捐深度链接了捐赠人对于公益项目、公益组织发展的长期关注,使得月捐不仅产生了简单的捐赠额积累的公益加法效应,而且带来了扩大公益社会支持、促进行业持续发展、凝聚公益资源、创造良好风尚的公益乘法效应。2018 年至 2020 年,乐捐平台月捐项目共募集到款项 1027.56万元,平均每年筹得 342.52 万元。月捐,作为吸引公众筹款、扩大个人捐款范围的代表,为公益组织寻求财务的可持续性,为更多的受益人提供帮助,并在更大范围内获得社会对其社会公益事业的认可,提供了一个选项。(三)从退捐看月捐项目共同创新的难点月捐项目共同创新成效还可以从两个有代表性的纬度显示出来,一是项目持续度。从乐捐平台的数据看,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0 日,138 个月捐项目中还有 95 个仍在继续筹资,其他项目因为各种原因中途取消下线,其中有 2 个属于结束合作,7 个未达到公募基金会合作的最低要求,还有具体实施方主动要求下线的,主要是由于运营能力较弱、月捐合作不理想、与公募方结束合作等。138 个项目平均持续时间 18.5 个月,最短 1 个月,最长达到了 56 个月。二是月捐退捐率和留存率。月捐退捐,指捐赠人在月捐过程中的解约行为。月捐退捐率,指退捐的捐赠人在签约的总体捐赠人中的占比。与月捐退捐率相对应的是月捐留存率,指持续签约月捐的捐赠者在签约的总体月捐捐赠者中的占比。退捐率、留存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直观反映出月捐项目共同创新的成效。从乐捐平台数据来看,138 个项目的平均退捐率达到 41.03%,退捐现象在几乎所有的项目中都有发生,而且平均退捐率相对较高。从以上情况可以感知,月捐项目共同创新依然面临不少难点。上述下线、退捐等情况的出现,有捐赠人的原因(本文暂不讨论),但从月捐合作各方的角度而言,也存在不少短板和不足。该数据为笔者根据乐捐平台项目数据统计所得。该数据为乐捐平台提供,中途取消或被下线后的月捐项目不再继续筹资。29 互联网公益中的组织间共同创新与目标控制第一,月捐项目共同创新中主体嵌入约束力不足。公募公益组织对非公募公益组织、平台对于公益组织和月捐项目的审核并不具有强约束力,且平台、公益组织都是双向选择,各方违约所带来的沉没成本并不高,在互联网月捐项目中,主体互嵌的基础并不牢固,对于发起月捐的组织来说,可以选择在乐捐平台上线,也可以选择其他平台,造成各主体的可替代性较强,互相合作的约束力不足。第二,月捐项目共同创新中多维赋能功效弱化。尽管平台对公益组织所开展的月捐项目有技术、运营、资源等多方面的赋能,但在月捐项目的实际运作中,公益组织还是高度自主的,无论是运作还是维护都需要依靠公益组织自身,这意味着如果公益组织缺乏学习和践行精神,月捐的实际运作就会陷入共同创新失灵的困境。以月捐运营为例,“我们会要求它(公益组织)做好运营反馈,参加我们组织的捐赠人联动活动,如果它不反馈、不参加,我们会提醒,但是它不去做我们也没有办法”(20201227,乐捐平台月捐项目负责人 T)。由于平台对于公益组织项目执行并没有具有实质效力的约束机制,公益组织可能出现不按期反馈的情况,进而造成月捐项目运行效果差,退捐率高,甚至只能被迫下线。第三,月捐项目共同创新中控制手段失灵。月捐运营的技术控制约束是有边界的。月捐的各种控制仅局限在平台系统内部和合作各方之间,控制失灵的典型偏差行为有利用微信虚假宣传诱导公众捐款。“就是它微信公众号引流的文章特别戳人,煽情,但是打开链接跳转到我们平台是另一个不相关的项目这个是系统监测不到的,它在平台上放的就是合规的项目,我们是月捐人打电话问才发现的(项目和微信宣传不一致)。”(20201227,乐捐平台月捐项目负责人T)对于平台覆盖外的,公益组织在策划、宣传和实际运营月捐方面的技术控制约束则是微弱的,易造成公益合作控制失灵,诈捐、骗捐等恶性公益事件风险增加。互联网月捐的合作创新是一个新事物,需要持续努力。要想实现月捐筹款项目运营成功,实现低退捐率,公益组织就要意识到这一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相反,是一项长期工作。公益组织应将月捐筹款纳入长期战略,并将这种筹款模式作为日常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需要各方在主体嵌入、多维赋能、一致性控制等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提升项目的规范性、吸引力和公信力。C中 国 非 营 利 评 论hina Nonprofit Review30 四 结论和思考主体互嵌、多维赋能、一致性控制,是互联网公益组织间合作并共同创新以面对技术更迭的可行方式。互联网公益中有多元主体,各主体各有专长,在未来的发展中,共同创新是共同进化以面对挑战的有效途径。然而,在现行公益合作中,主体互嵌的联结程度不足,多维赋能的功效有待提高,一致性控制机制仍有待加强,现行风险防范、责任追溯有所局限,偏差行为常有发生。对此,应从制度环境上加强赋予组织间嵌入的合法性;营造创新的多元赋能赋权氛围,使得多元赋能更加均衡;此外,一致性控制机制本身也需要不断创新和与时俱进,激发各主体的能动性并有效约束各主体履行职责,促进公益产出,匡正公益价值。第一,改善公益契约精神和环境,增效主体互嵌。在互联网公益实践场域中活跃着迥异而存在互补性的多元主体。互联网公益的丰富实践表明,组织互嵌能够加深组织间的信任,减少组织间合作的成本,加强并提升组织间合作的深度与效能。主体互嵌的基础是制度环境,为更好地促进互联网公益组织间合作,应从制度环境上加强赋予组织间嵌入的合法性。首先,建议明确更多的协议运用场景,提升全社会公益契约精神,例如建议 慈善法 第 24 条增加“募捐方案应当包含主要权利义务条款”、第 26 条增加“联合募捐应签订书面协议”内容。其次,在公益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应当加强智能合约规范应用及条款备案管理,例如在月捐等产品中推出并规范智能合约场景。再次,建议设立社会公益争议解决中心,并引入法律援助和公益诉讼,发挥民间监督和纠纷化解的力量。最后,建议增加柔性的规制措施和手段,例如将公益组织、捐赠人、受益人等守约、违约记录归集到信用平台上,为开展联合激励惩戒提供依据。第二,丰富多元赋权赋能机制,鼓励多元合作创新。创新是互联网公益长远发展的助推器。互联网公益既面临着技术手段的不断迭代创新,如区块链、5G 技术,又在其发展中切实创新着公益组织方式与实践方式,如月捐。在互联网公益组织间合作中,需要继续丰富多元赋权赋能的形式,并增益创新效能。对此,互联网公益主体必须增进自身学习能力,面对最新技术的挑战,不断发31 互联网公益中的组织间共同创新与目标控制展。一是通过技术赋能、运营赋能、资源赋能、影响力赋能等多维赋能,建立起良好的合作机制。二是在多维赋能下促进项目设计、运营等方面的增能,提升公益主体的行动能力,为互联网公益扩大社会影响、营造社会正能量奠定基础。第三,增益目标控制和行为约束机制,确保公益价值实现。互联网公益,归根结底是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构成。因此,互联网公益实践必须抓住其公益本质,通过控制约束机制激发各主体能动性并促进公益产出,匡正公益价值。对此,一是与时俱进,调适互联网公益的一致性控制约束机制,以公益为最终目标,合理利用技术手段避免滋生违背公益规范价值的偏差行为。二是增进一致性控制约束机制的激励作用,合理有效的一致性控制约束机制服务于公益产出,有利于促进公益增长。三是增进一致性控制约束机制的有效性,充分约束各方主体,规范履行公益责任,践行公益价值。本文探讨互联网公益中的组织间合作机制,以期为主体多元、价值多元的互联网公益发展提供一个有益思路,促进互联网公益平台发挥更大效能,并促进互联网公益的良性发展,为公益样态提供有益启示。参考文献符平(2009):“嵌入性”:两种取向及其分歧,社会学研究,第 5 期。纪莺莺(2017):从“双向嵌入”到“双向赋权”:以 N 市社区社会组织为例 兼论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浙江学刊,第 1 期。雷巧玲(2006):授权赋能研究综述,科技进步与对策,第 8 期。李长文(2013):我国非营利组织能力建设发展的历史回顾与思考,宁夏社会科学,第 4 期。林闽钢(2002):福利多元主义的兴起及其政策实践,社会,第 7 期。刘世定(1999):嵌入性与关系合同,社会学研究,第 4 期。罗仲伟、李先军、宋翔、李亚光(2017):从“赋权”到“赋能”的企业组织结构演进 基于韩都衣舍案例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第 9 期。彭华民、黄叶青(2006):福利多元主义:福利提供从国家到多元部门的转型,南开学报,第 6 期。孙中伟(2013):从“个体赋权”迈向“集体赋权”与“个体赋能”:21 世纪以来中国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路径反思,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 期。C中 国 非 营 利 评 论hina Nonprofit Review32 王爱华(2019):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公益跨界合作:过程、机制与风险 以腾讯“99 公益日”为例,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第 1 期。王名、张雪(2019):双向嵌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自主性的一个分析框架,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 期。徐家良(2018):互联网公益:一个值得大力发展的新平台,理论探索,第2 期。Granovetter,M.(1985),“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Baum,J.A.C.,&Oliver,C.(1991),“Institutional Linkages and Organizational Mor-tality,”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Bugshan,H.(2015),“Co-Innovation:The Role of Online Communities,”Journal ofStrategic Marketing 23(2).Chung,S.,Singh,H.,Lee,K.(2000),“Complementarity,Status Similarity andSocial Capital as Drivers of Alliance Formation,”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1(1).Clegg,S.(1981),“Organization and Control,”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Das,T.K.,&Teng,B.-S.(2001),“Trust,Control,and Risk in Strategic Alli-ances:An Integrated Framework,”Organization Studies 22(2).Dek